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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调查组要来了

11-14-2011 12:48| 发布者: Fenlix| 查看: 560| 评论: 0|原作者: bri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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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南方周末》:调查组要来了(全文)——(此文被删减多次,好不容易才找到,南方周末真不容易啊,狭缝中求生存)
来源: 林关亮的日志
时间:2011-11-05 15:08:30  作者:王刚 周夏中



核心内容:

访民江献兰被居委会干部拦住,她以为又要关学习班,却被硬塞给一万块钱。不少泗洪访民在今年5月有类似经历。原因都一样: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来了。


提要:

访民江献兰被居委会干部拦住,她以为又要关学习班,却被硬塞给一万块钱。不少泗洪访民在今年5月有类似经历。原因都一样: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来了。

在泗洪,信访学习班被称为“那个地方”:体罚、饿饭和挨打是主要学习手段;“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是办班口号。当地信访官员私下估计,从2005年开始,“每年都要关两三百人”。



泗洪县大楼社区入口。大楼社区是众多访民被关押的地方,中央及省里调查后此地被废弃,但看门老人对陌生人的造访仍很警觉。 (周夏中/图)

内容:

江献兰也算泗洪县一个名人。即使走在菜市场也有人能认出她,认得她就是那个家里房子被拆了、让干部和自己都分外痛苦的访民。

但2011年5月,居委会干部在菜市场围住江献兰,说出的话却让她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她以为又要被关起来“学习”,2008年,因为不停地上省里和北京上访,她被关进一个叫“学习班”的地方,“学习”了11天。江献兰心一横,对干部们说:“你关吧!”

对方却堆着笑嘘寒问暖:“江大姐,看你困难,我们给你申请了一万元。先给你置办个家具。”

江献兰几乎是在半震惊半晕厥的状态下收了钱,她为拆迁补偿的事上下折腾了几年,一分钱也没见着,今天,这些曾经把她送进学习班的人,却主动送钱来了。

钱不是一次给完的,先给了6000元,干部们说,还有4000,过几天送到。当然,拿钱是有条件的。

清醒过来的江献兰后来才弄清楚,不是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而是泗洪学习班的情况终于被访民们捅到了国家信访局,中央和省里的调查组要到泗洪来了。

在泗洪,还有不少访民跟江献兰一样经历了类似场景:曾经关过学习班,被干部们截住,许诺给钱或直接给钱。当然,发生的原因都一样:调查组要来了。



江献兰拿到的汇票兑换尾单。此兑换单账户与户名均非江献兰,但江凭借居委会告知的密码,未使用身份证兑取。接受调查组调查后,江再收到了居委会支付的四千元现金。 (周夏中/图)

“你还添乱”?

江献兰的出名,完全得益于她身后那个群体——访民们。 最初的访民来自超生游击队,2000年以后,随着泗洪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拆迁户成了访民的主体。

按照国家信访局的调查,访民绝大多数是中年人,以女性为主,上访时间在1至3年左右。从文化程度上看,多属中专以下学历;70%来自农村和小乡镇,尤其以东部和中部为多。

江献兰完全符合这些特征。仿佛这个身份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中年女性,来自中部省份,文化程度也不高。她从县到市再到省,最终再到北京,上访三年,最终成了当地访民的典型代表。

江家被拆是在2008年春节,正月十六,一家人去徐州送儿子。刚出门就听说家里来了拆迁队,急忙往回赶,离家两里地就已经戒严了,“全县的制服都出动了。还有人戴着头套。”

等江献兰最终跑到家跟前,“284平米的大房子”只剩一片废墟,跟地震过一样。“连一根针都没有拿出来。”

后来,县里的领导也承认是工作失误,跟江献兰一家没有谈过就扒了她家房。毕竟,“城市化那么一刀切,总有割错肉的地方”。城市化一刀切割错肉,疼在江献兰一家身上。自此,江献兰成了祥林嫂,走哪哭哪儿,见人就说,我家破了,我连一根针都没拿出来。

江献兰哭着跑去找拆迁办,找法院,找县长,干部们起先态度都诚恳,拆错了,政府也有错,你等着,给你研究着办。这一等,从开春等到了秋后,干部们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你江献兰总哭着鼻子闹,你这是得理不饶人,不给政府面子。

在拆迁办,干部们开始烦她,“别人来都脸上带着笑,就你,你每次一进门就哭。”在法院,一个女干部跟她说:大姐,你的遭遇我同情,但你这是历史的牺牲品。懂吗?江献兰不懂,为啥历史单单牺牲我。女干部叹口气,调解不通,我给你指条路,出门左手找信访。

拆迁办主任叫朱金波。后来也给江献兰逼急了:你江献兰到处哭诉,哭得县里常委们都闹心,不是说了正在研究嘛,你看你把政府给逼的!

这句话让江献兰受不了,第二天就拿着汽油瓶子去了拆迁办。拆迁办的干部见多识广,处乱不惊,稳住她说:你这个事情现在性质变了,你拿汽油,你这属于刑事案件了。

最终,自杀未遂。江献兰上了北京。这个主意是法院那个女干部给她出的,此前江献兰根本不知道还有上访,还可以去北京击鼓鸣冤。

在国家信访局大厅,还不待排到跟前,泗洪驻京办的人就认出了江献兰。为了她这个事,甚至来了个泗洪信访局的副局长裴勇。江献兰至今觉得裴勇是个好人,她记得那一幕,每句话都说到她心坎里,“大姐,政府对不起你,我来代表政府接你回去。”

裴勇当时拍着胸脯跟她说,“你走后,县里常委连夜开会,这一次,保证你满意。”另外,你这是越级上访,来北京是给国家添麻烦,国家多忙呀,你还添乱。

江献兰也觉得自己像个不听话的孩子,国家刚忙完奥运,不能让北京的领导为了她这点事儿费心呀。于是她认错,“你带我回去,只要给我解决问题,然后我自己去学习班。”

江献兰早就听说过泗洪县有学习班,专关他们这些不听话往北京乱跑的人。按照当地一位信访官员的私下估算,信访学习班“每年都送进去两三百”。

政府派了两部小车来北京接江献兰。裴局长说:“你看政府为了你花了多少钱,两部车,都花了好几万。”还有两个女孩子陪着她,跟她宽心,跟她讲回去的好日子。

回到泗洪已经是秋末的一个夜晚,凉已经渗入了骨头。车进了县城,刚停下就上来几个穿迷彩戴黑袜套的小伙子,等江献兰明白过来,人已经到了上访学习班——卫生旅社。

“那个地方”

进了学习班,江献兰才发现原来这里不是学习的地方。她原以为,可以利用学习班的机会,好好学学《信访条例》。但让江献兰愤愤不平的是,她就是去北京走了一趟,在国家信访局连号都没登记,却最终享受的是劳改犯的待遇。

学习班里的待遇是白天写检查,晚上罚站、面壁、蹲马步、端水、端凳子,这些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例行处罚。

按照泗洪县的信访学习班的办学口号:“学习班年年办,月月学,天天站”、“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

根据当地一位信访官员透露,泗洪县的学习班,早在2000年前后就开办了。随着拆迁问题越来越多,泗洪人频频进京上访。在省际信访工作交流中,泗洪县从福建省信访官员处发现,截访后给访民办信访学习班,让访民学习国家信访条例,效果不错。

这位官员解释,当时福建办信访学习班,是把“无理上访的、无理取闹的、经过确认的,抓回来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教育”。2005年前后,泗洪县决定效仿福建开办信访学习班。“但是学着学着就走样了……不论有理没理,只要上访,不分青红皂白逮回来就打。”于是,“黑监狱”之名让当地访民闻之色变。在私下里,访民们称学习班为“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起先在泗洪几乎每个乡镇都有,2007年前后,“那个地方”开始集中,青阳镇的大楼社区或者关江献兰的卫生旅社。

在那个地方被改造了11天,就在江献兰神经崩溃到连自己名字都混沌的时候,这一天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跟江献兰开始讲政策摆道理,你知道什么叫制度吗?制度就是把你治到不敢上访的程度。

这是江献兰在学习班学的第一条知识。

第二条:你这是越级上访,在县里闹,还去北京闹,县里的人都被你丢了。国家那么忙,你还给国家添乱。你还拿着汽油去拆迁办,你知道这形势有多严重吗,这属于刑事案件,已经移交公安了。

第三条:你就是告到哪一级,最终还是要我们泗洪来处理,你得罪了县里,我们就不处理你能怎样?

另外:你妹妹被我们拘留了,她整天给县长打电话,她欺人太甚。最后,拿出一张协议书,拆迁所有赔偿28.5万,签了字,放人。

江献兰最终签了字。她在保证书下面写,我无条件投降了,你现在给我10块钱,我也签字!

那些人

从“那个地方”出来,江献兰认识了好多和她相同遭遇的人,他们都因各自的不平去北京上访,最终都被抓回“那个地方”改造过。

大家互相交换着彼此的经历,江献兰心里稍稍舒服了些,看来历史的牺牲品不止她一个。

比如,虞宏伟是个做生意的,因拆迁上访,被关了23天;汤梅,开化妆品店的,因拆迁上访,被关13天;陈建国,泗洪绿化委副主任,因拆迁上访被关24天;王庆奎,泗洪百货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因拆迁上访被关24天;江彦君,因下岗问题上访,被关20天;王淑英,因拆迁上访被关90天。

2009年9月22日,虞宏伟和陈建国、王庆奎、许友生四个人结伴去北京上访。因为是国庆期间,成群结伴赴北京,性质尤其恶劣。

刚到北京的那天下午,连北都找不到,他们四个就被泗洪县派来的人塞上了车,连夜押回了泗洪。在“那个地方”四个人被关了24天。

刚进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像个黑店,有一道沉重的铁门。一个年轻人问他们,哪个是党员?陈建国兴奋地抢答:我!他以为这里的都是无知群众,党员自然网开一面。

话音刚落,皮带就落在了他脸上。听声音还是个孩子:“你是党员?叫你不听党的话,叫你不听党的话!”陈建国喊:“我是干部。”那个孩子说:“干部还不听话?!”打得更凶了。

打完后,他们四人被分别关押在四间平房,看守共有18人,每四人24小时轮流看管一人,另有二人是小头目。

进学习班的头三天,不给饭,不让睡。要么鼻尖抵墙,靠墙罚站,要么双手端盆水,“水不能洒出来,每洒一次,多加一杯。”

每天晚上,看守们都要吃大碗面当宵夜,吃得声音尤其响。虞宏伟说,这是他们最难熬的时候。

看守们泡好了面,拿着报纸将香味往墙角站着的人扇。“虞宏伟,香不香?”看守问。“还可以。”虞答。

看守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不说实话,饿一周了,能不香?”虞宏伟低声下气地说:“香,真香!如果你把面给我吃,出去后我一千倍报答你。”

看守开始大口吃面。面条吃到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看守又说了,我知道你是生意人,想不想吃?虞点点头。看守低头照着碗里吐了口口水,然后走了。虞宏伟沉默了半晌,端起了碗。

熟知内情的人透露,学习班看守的工资是每人每天50块钱,外加每人每天两包南京烟。除了基本工资,吃喝另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一般最后都要落到学员头上。

只要是有工作单位的信访学习班学员,其单位都会被索要一万到数万元。

虞宏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与王庆奎、许友生、陈建国四人被关押后,共被敲诈了近五万元,“如果三天里能把我们都拿下——同意签保证书,除去基本工资后,余钱等于都是奖金。”

陈建国称,自己的单位被索走2.8万元,“这笔钱绿化委出了一部分,农林局出了一部分。”家住青阳镇三里村的路成明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他没有公职。他明白,被关押的13天,产生的生活住宿费,最终会从拆迁补偿中扣除。

“那个地方”可以关人的特殊功能,也使出钱请学习班抓人成为可能,于是“那个地方”的阴影不断扩大。

供职于泗洪县某机关的冯传军,因讨薪赴京上访,被关过45天。冯传军后来听单位的人说,为了让他听话,把他关进“那个地方”,单位花了“好几万”。冯传军后来找人做担保,才被放出来。

他在保证书上写:今后不再上访,不再找单位讨薪。

当地一位官员见证了泗洪县信访学习班近六年来的发展过程。他估算学习班里关押过的访民,“每年都要关两三百人”。

“我曾跟领导汇报过,我觉得我们实在对不起老百姓。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地对待老百姓?他们就是因为想要一点拆迁补偿。”这位官员私下这么说。

2009年10月1日下午,该写悔过书了。每个人都在纸上写,我错了,不给钱我也签字,都是自愿的。

江彦君是个颇具浪漫主义精神的工人,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总往外面丢纸条,希望遇到好心人能够来搭救他。可最终却等来了一个蓝制服,跟他说,这次不打你,去罚站,去端水。

10月14日,虞宏伟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了字,并被要求另加一句“保证没有逼迫签字”。此外,还要写一份学习心得,称学习班里学的都是信访条例和法律知识。在附带的问卷调查中,对于饮食、休息、体罚都有选项调查,当然,每一项都只能选“满意”。

学习班的办学口号至此得到体现:“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

从“那个地方”待了23天,虞宏伟瘦了22斤。“毕业”后的第四天,虞宏伟找到县拆迁办,希望县里能兑现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补偿一半拆迁面积。不料拆迁办却说不同意该方案,补偿协议上只是你签了“同意”。

虞宏伟也绝望了,和江献兰一样,他觉得自己的遭遇,只有找北京,只有给国家添麻烦了。

他开始在网上发帖,详细讲述自己在学习班的经历。很快就接到泗洪县信访局的谈话通知,称虞,“不听话出尔反尔”,如果继续发帖,后果“自己想”。

访民们开始明白,一个人是孤独的,抱作一团才有群体的力量。他们开始不断地学习收集法规、摸政策看新闻,上网发帖子,并集体往北京跑,把“学习班”的情况向国家信访局反映。用泗洪当地官员的话说,上访者的手段变化了。

2011年4月,好消息来了,“学习班”的情况终于惊动了国家信访局,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对此批示:“要求严肃处理”。

5月,中央信访巡视组和江苏省信访局来到泗洪调查“那个地方”的事儿。

调查组来了

听说“钦差大臣”要来了,访民们都欢欣鼓舞。

但眼看要过了5月,还是不见动静。这一天,江献兰的包保户突然找到了她。

所谓包保户,是泗洪当地发明的一种类似保甲连坐的乡村办法。由于江献兰这些上访户是县里头的名人,没事上蹿下跳的,往省里北京的跑,于是县里把他们交给各自的社区居委会,6个居委会工作人员盯一个人。人盯人,出了差错,访民去了南京、北京的,就拿包保户开刀,给处分,年底奖金告吹。

2011年由于江献兰接连跑了几次北京,负责她的包保户更是苦不堪言。江献兰倒是挺内疚的,都是隔壁邻居的,为了我的事,让他们连坐,江献兰在社区也抬不起头。

这一天,包保户主动找上江献兰,让她颇为意外。这些干部,没事不登门,要嘛是过年过节慰问你,要嘛就是要关你。江献兰吓得四处躲,包保户一直撵到了菜市场。江献兰心一横,你关吧!

对方堆着笑迎上来,一张口就嘘寒问暖的,江大姐,日子过得怎么样,听说你家里现在连床都没有,看你困难,我们给你申请了一万元。先给你置办个家具和床。

江献兰觉得自己昏了,要嘛就是太阳从西边升了。她不明白,以前自己撵着找政府要钱,没门;如今,钱却主动送上了门。

江献兰挺感动,感动之余又有那么几分戒心。不会是要开两会了吧,她问。要不就是调查组真的来了?

包保户笑,说大姐果真聪明人。说罢,一张汇票就掏了出来。这是6000,你先拿着,只要不说学习班打人,剩下的4000过两天就送来。

江献兰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委屈哪能用1万块钱化得开。但包保户的话很诚恳,大姐你不收可以退给县长去,我们老邻居的摊到你这么一个名人,我今年年底的奖金都没了。

第二天,江苏省调查组的人就找到了她。约见的地方就在泗洪县信访局,那个她曾经自杀过的地方。

江献兰一踏进政府的门就开始哭,调查组的来人是江苏省信访局的一个调研员,岁数比她大,懂的道理也比她多。一上来就跟她拉家常,说大姐,你是很坚强,你是个好母亲,你的苦日子就要结束了……

但不管调研员问什么,她只说一句话,“在信访学习班受到过非人的待遇。”剩下就是哭,她觉得自己的眼泪已经诉说了一切。

江献兰没详细反映问题,最终成了访民眼里的叛徒,骂她“只会哭,没有主见”。不久,她收到了剩余的4000元。

调查组总共接见了三四个人,另一个访民许友生也“当了叛徒”。许友生是被居委会的人直接从路上接走的,在路上,对方跟他说,接受上级调查,只要说不打人,就有一万块。

还是那个江苏省信访局的调研员接待的许友生。调研员问:“上访对不对?”许有生,答:“不对。”调研员摇摇头:“不对,要《信访条例》干嘛?”

接着问:“有没有挨打。”许说:“没有,就是连续五六天站着不让睡觉,面壁顶脸盆,头上好像顶着一个一百多斤的大锅,根本站不住。”

再问:“吃的呢?“许答:“我表现好,就有红烧肉吃。”

怎么叫“表现好”?答:“就是承认上访不对,拆迁要响应政府号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调查过后,许友生至今也没拿到居委会承诺的一万块钱。他说,他不是见钱眼开的人,也不是叛徒,但“面对来调查的人,也不能讲对政府过于坏的话”。

江苏省信访局到泗洪调查前,访民王淑英也被许诺了两万块钱,但被她明确拒绝。她说:“我在学习班里受了那么多打骂,两万块钱就让我改口说好话,我不是傻子。我要继续告状。”

最终,王淑英未能进入江苏省信访局的调查范围。

70岁的老汉付存久是参加江苏省信访局调查中的异类,他被直接带到泗洪县信访局参加调查,之前并未有人要给他封口费。付存久告诉记者,他在调查全程中均实话实说:“最残忍的是他们让我盘腿坐地上,然后四人将我抬起,双手一撒,将我往地上摔。”

付存久说,调查组只问了他20分钟。而江献兰和许友生参与调查的时长均接近一个小时。

泗洪县青阳镇信访办主任仲玉辩解说,中央调查组的人到泗洪后,想见谁就见谁,他们并没有组织访民,更不可能收买访民。

而虞宏伟眼巴巴地盼着调查组来泗洪,但调查组来了后,当地政府却没安排他去说。在“那个地方”待了24天,自此给虞宏伟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这两年,他从不用脸盆洗脸,更不能容忍有人在跟前吃大碗面。

9月24日,他气不过,从江苏开车到北京,说要去找记者。但回去不久,他就失踪了。

10月31日,泗洪县委书记徐德解释,虞宏伟开车去北京属于组织上访,另外他还有骗贷问题,判三年肯定是没问题。

截至本文发稿,根据泗洪官方的解释,虞宏伟已被送回家取保候审,而且还说了一句话:“再也不去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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