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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prp 时间: 10-23-2009 20:44
标题: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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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二）
芦笛 @ 2009-10-23 17:19 阅读(645) 评论(1) 推荐值(27) 引用通告分类: 未归类
前文贴出后，争议颇大，若干网友指出，俄罗斯文化灿烂辉煌，并不是我说的那么不堪，不能将人家称为野蛮国家，有的网友则引用秦晖教授关于斯托雷平改革的论述，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肮脏的进步”，似乎是后来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要答复这些问题，恐怕远远超出了我的学力。但不管怎样，还是尽力而为吧，好在这儿不过是论坛，并非学术刊物，胡说八道是允许的，只要不是太邪乎：）

关于“野蛮国家”之谥，我自觉已经在前文说明白了。其实诸位用不着来说服我俄罗斯文化是何等灿烂辉煌，那是我少年和青年时代唯一能接触的东西。我不但看过所有翻译过来的俄罗斯文学大师们的巨著，就连俄国在蛮荒时代（19世纪以前）写的前文化作品，我也曾系统攻读过。此所以我后来曾厚颜自吹，如果我的俄文好，完全可以去拿一个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因此，在这点上我与诸位并无什么分歧。

我想告诉诸位的，不过是一个事实：有两个俄国，橱窗俄国与农村俄国，而诸位只看见了那个橱窗里的俄国。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在国会发表演说，留下了世代传颂的名言：

“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has so much been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直译是：

“在人类冲突的战场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欠了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情。”

有趣的是，若用英文表达，它一点都不蹩嘴，而用中文表达则成了绕口令。这是什么原因？留待吴耐去研究吧。

这话是什么意思涅？不列颠空战是在英国上空争夺制空权的战争。如果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空军，则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去解放台湾，而英国根本抵挡不住。因此，全民的一线生机，就系在一小撮空军儿郎身上。这种先例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我看俄罗斯文化也就是这么回事，从未见过哪个别的文盲国家靠一小撮贵族创造出一种如此精致绝伦的文化来，以致它掩盖了无边的茫茫大荒，造成了普遍错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个文明国家。

实际上，走出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几个文化橱窗，您见到的只会是那个生活在中世纪的贫穷愚昧野蛮的农村俄国。它的社会基本组织方式非常像中国，然而比中国还落后万倍，那就是村社（Мир）制度。

村社制度是从13世纪就传下来的俄国民族遗产，是标准的俄国生产与生活方式，得到政治上两极的一致喝彩，它不但被沙皇视为沙皇制度的柱石，而且被革命党人视为俄国的特殊优越性与未来希望所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吊诡现象，在其他国家还似乎不曾有过。

那么，村社是什么玩意涅？俄国的土地分为私有与国有两部分。私有土地属于贵族大地主，大地主拥有大批农奴（称为“灵魂”）替他们耕作。农奴和公社社员一样，都没有人身自由（不是说像苦役犯一样戴着脚镣手铐干活，而是不能离开居住地），一生交给农奴主安排，栽种领主的土地，干活所得的1/3要交给农奴主（好像比公社社员待遇优厚些）。其不如公社社员的地方，乃是不能自由婚嫁，婚姻必须由领主决定。农奴的子女世世代代是农奴，绝无希望变成自由人，这点与公社社员也一样。

国有土地则有两类，一类直接属于沙皇，也由农奴耕种，另一类则由所谓村社耕种，实际上为集体所有。村社是农民的共同组织体，由德高望重的长老实行家族统治，决定社区内的一切公共事务，很像咱们的宗法统治。它与后者的区别，只在于咱们的家族虽然也有共同的族产，但族人仍然可以自由购买田地。村社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种原始社会的共耕组织。土地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集体。村社把土地均分给每家农户耕作，各家有土地使用权，但并无所有权。过上一段时间，村社就要把分给各户的土地收回，重新分配，这目的是为了避免贫富分化，确保大伙儿一样穷。

村社文化（或更准确地说，是无文化）的特点，乃是它惊人的稳定、封闭与保守。对绝大多数村民而言，村社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万事不求人，根本没有与社区外的人交通的必要，一切都自给自足。老帮菜大概还记得《列宁在1918》上那个去跟列宁找“农民的真理”的“富农”吧？记得他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城市供给，你们不给我们洋布我们穿土布，不给我们皮鞋我们穿草鞋，而我们若不给你们粮食你们就得饿死。于是伊里奇大怒，质问道：难道你今天来，就是代表农民向我们宣战么？农民当然抵挡不住布尔什特（bullshit）的快枪，在饿死泰半后自然屈服了。

这位“宣战”的老农说的其实就是俄国革命前的基本状况，农民与古代中国农村一样，穿的是自织的土布衣服，不过不是穿草鞋，而是野蛮毛子特有的用桦树皮制成的树皮鞋。村社有自己的铁匠铺，负责修理制造农具。农民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互通有无，与市场经济彻底绝缘。据说直至18世纪末，俄国还没有面包的交易。中国再落后，也不曾到这个地步吧？说这种国家是野蛮国家，哪有什么夸张不实之处？当然，小衲他岳父母那些前嬉皮士坚决不会同意：）

不夸张地说，村社就是俄罗斯之魂，它哺育出了俄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彻底堵死了个性解放标新立异的一切空间，使得他们养成了崇拜并无条件服从尊长的天性。沙皇既是他们的大家长（所谓“小父亲”——毛子用的昵称），又是活在世间的上帝。这种原始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将俄国卓有成效地冻结在中世纪。

这儿顺便解释一下，所谓集体主义似乎被国人视为好东西，上次记不得是老哈还是老泉追究过这问题。集体主义价值观，就是认定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相对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渺不足道，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无条件牺牲。被西方视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权利，在俄国、纳粹德国、中国和日本等国百姓看来一钱不值。这就是专制制度乃至极权制度在这些国家盛行的基本原因，也是它们在英美毫无感召力的原因。

其实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极端的集体主义，其共同点便是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为了集体的长远福利，独裁者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去对个人干出一系列西方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如今的俄罗斯，集体主义仍然是主流价值观。中国就不必说了，许多识字分子包括八九学运的参加者（如本区网友卡城老李）都坚定地认为，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是可以杀掉一部分人。而如今的俄国青年也对着西方电视记者坚定地说，俄国恢复往昔的大国尊严才是最重要的事，个人的自由可以后一步解决。普京也承认：

“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我们且不去回答这样做是好还是坏。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视。”

俄国若没有村社，中国若没有宗法统治，很难设想两国会形成如此执着持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无法理解为何俄国人与中国人都有同样的“社会主义热情”。两国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都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这种相似似乎不是偶然的。

类似地，俄国人以“追求真理”为执拗传统，但俄语的“真理” Пра?вда? 其实来源于基辅罗斯君主“伟大的弗拉基米尔”制定的第一部法典Правда Роусьская，因此并不是西方truth的等价物，而是一种由统治者主观规定的行为规范，这与中国人的真理观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离开两国共同的文化背景，似难解释这种雷同现象。

其实沙皇与革命家赞扬村社都没错，他们看到的其实是同一个“优点”。村社文化训练出来的个体毫无个性与自由，使得大多数国民养成了绝对服从权威的奴性，它们的确构成了沙皇专制统治的精神柱石。但反过来，国民的奴性也为一小撮意志如钢的革命家提供了广阔的冒险天地。正如俄国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特卡乔夫准确观察到的那样，俄国的革命必须由一小撮精英使用恐怖手段驱赶奴性十足的大众去进行。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人长期流亡国外，只是在二月革命后才匆忙回国。在夺取政权后，他们在广大基层完全没有什么根基，全靠那精英党采用恐怖手段强迫广大人民乖乖就范。这与中共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我党在夺取政权前，毕竟还在广大华北农村实行了有效控制。

这种原始生活方式最大的优点，是为一个孤立系统提供高度的稳定性，正是陆放翁所谓“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但若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它立即就要因与其他制度比较而出现生存危机。因此，俄国在近代遇到的挑战与危机，与中国非常之相似，而它的命运更是与中国相像到极点——两者都是统治者改革找死。不改革，则无法与西方强国竞争；一改革，则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魔鬼从胆瓶中放出来，直接造成了专制君主的速死。它们留给后人的教训，便是令人丧气的“不改革可以苟活，改革则导致速死”。Believe me, I hate what I’ve just said, but that was what I observed。

网友贴出了秦晖教授的有关评论，我不是很同意，觉得秦教授有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意思。当然他的苦衷可感，但似乎不能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穿凿历史。当然，我对俄国历史远不如秦教授及其夫人熟悉。不过据我的一点道听途说，俄国的改革史似乎并不是如秦教授说的那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斯托雷平要比邓小平、朱镕基等同志高得多。两者之间似乎不是个简单类比的关系。

前文已经介绍过，俄国近代的改革，是亚历山大二世启动的。在登基前，亚历山大二世就曾到欧洲考察过，知道俄国与欧洲强国的巨大差距。1853-1856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俄国与土耳其、英法等国开战，是为“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使得俄国体制的弱点暴露无遗，因而直接启动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内政改革。他不但将工业引入俄国，启动了俄国的工业化，而且还察觉，农奴制度与资本主义不兼容，俄国若要富强，就必须走资，而要走资，就必须解放农奴。在这点上，这位改革皇帝的决心可谓前无古人——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都知道农奴制度的落后，但都不敢动那俄罗斯的命脉，亚历山大二世却毅然动了，于1861年发布了农奴解放命令。

关于这场改革，至今在西方还各说不一，争议很大，秦教授似乎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我认为责之过苛。改革必然都是不彻底的，必然有着各种弊端，只能看其大致走向是否符合国家进步的大方向。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还是斯托雷平的改革，都是俄国走资的前提。不进行这两场改革，则俄国根本无望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而迅速富强起来。俄国和晚清的区别是，俄国不改革也能苟安下去，只是不能如意扩张，而晚清不改革就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更有主动精神，更值得肯定。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方案是，让农奴既获得人身自由，又能得到一份土地。这设想本身倒很周全，盖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是给农奴以自由，却不为他们提供生活手段，则解放的农奴只会饿死。如果要把地主的土地强行分给他们，则不但侵犯了私人产权，还要引来贵族的强烈反抗，很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到最后谁也没好处。因此，他的方案是，农奴无条件地获得公民权，变成自由人，从此可以自由安排婚姻大事，购置产业，有权去做买卖，等等，不必再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就是说，农民不必交赎身费，就能从领主的财产免费变成自由人。这严格说来也是国家对私产的侵犯，不过是一种人道的侵犯。

但被解放的农奴要获得一份地产，就必须靠自己买了。买的方法是，农奴个人交1/4的地价，由国家代付3/4。国家代付的款项，由农民以纳税方式，在49年内还本付息赔清。被解放的农奴被组织入村社，实行连环保。他们自己花钱买来的土地属于村社。但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份地卖给村社，到城里去打工。

以上规定适用于私有农奴，亦即原来给领主种地的农奴，不适用于领主的家奴（所谓household serf），也就是那些不种地为领主干家务的仆人。他们得到的只是自由身，却无权分到土地。1866年，为国家所有（也就是为沙皇所有）的农奴也得到了解放，他们分的地要比私有农奴的好得多，盖没有地主捣鬼。

这方案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如同一切改革一样，它必然要被既得利益集团钻空子而发生流弊。这流弊便是，地主当然只会把坏地卖给农民，把好地留给自己。而且，他们怕农民成了自耕农后便不租种自己的土地，于是在卖地时便有意造成农民的地与自己的地犬牙交错的状况，迫使农民为了耕作方便，不能不向地主租地，使得自己的土地能连在一起。沙皇的农奴则没有这种特殊问题，因此得到了较好的待遇。而最糟的则是那些不种地的家奴，他们得到的只是自由身，却没有养活自己的生产资料。

许多人把这场改革视为地主对农民的赤裸裸的掠夺。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地主也没得到什么好处。这场改革的特点，是它得罪了所有的人。亚历山大二世以为他这方案面面俱到，能同时获得地主与农奴的感激，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从地主那边来说，改革使得他失去了大量土地，换来的只是国家支付的一堆债券（国家不用现金而是以国债方式作偿还手段）。当他卖出那债券时，常常发现它们已经大幅度贬值了。为了维持原有的奢侈生活方式，地主便被迫出卖土地以弥补亏空。

从被解放的农奴那边看来，他获得的自由只是一种潜能（potential）而不是实惠，而对习惯于作奴隶的人而言，实惠重于空洞的自由。更何况为了这抽象空洞的自由，被解放的农奴必须缴纳沉重税收，以偿还地价。那地价明显估计过高，因此常常使得农民在卖出谷物纳税后两手空空。于是农民们当然要怨声载道，油然而生“今不如昔”之感，觉得过去当农奴种的地比现在的还多还好，收入还高，解放倒把他们弄穷了。

因此，改革反而激起了广大农民与地主对政府的不满，骚乱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开明政策打破了身份制度的藩篱，使得许多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有机会读到过去无法看到的自由主义的读物，于是便哺育出了一批平民革命分子，恐怖主义的祖宗。这些人的蠢动，逆转了俄国的进步过程。亚历山大二世本来已下定决心实行宪政，却被民粹党人暗杀在大街上。那其实也是他自己找死。杀手投掷的第一个炸弹只是炸伤了他的卫兵，他不赶快逃跑，却下车去察看卫兵伤势，以示欧洲君主的胆量。哪知恐怖分子安排的是连环杀手，一击不中再来一击，于是老亚就被第二个炸弹炸上了西天。宪政也随着他的死亡烟消云散。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有个弊病，那便是它并没有解决村社那烂污制度问题。斯托雷平的改革就是瞄准着这大锅饭而去的。谁都看得出来，村社把农民捆死在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原始世界中，使得市场经济无可能产生，农民既不可能通过良性兼并土地变成资本家，也不可能因破产而流入城市去做无产阶级。要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必须打破这实行了几百年的大锅饭制度。

斯托雷平的土改内容我已经在前文简介过了。那主旨就是“允许土地私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秦晖教授引用斯托雷平本人的语录“助强凌弱”，认为那是“肮脏的进步”，是国家对农民的赤裸裸的掠夺。我不这么看。斯托雷平确实说过那话，但他的原意是要打破大锅饭，意思是国家必须扶持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为了鼓励农民的创业精神，他规定农业银行必须向那些退社单干的农民发放他们能够支付的贷款，鼓励他们创办大规模的现代农场，在农村引入纯粹的经济合作体——合作社，以取代村社那种宗教政治经济合为一体的原始怪物，还提倡发展农业教育，引进新的农业技术。最主要的还是，他废除了被解放的农奴欠下的国家代偿债务，使得农民从不堪承受的重税下解放出来。将这些改革措施视为类似朱镕基实行的“改制”那种由权贵对普罗大众的赤裸裸地抢夺，我认为有失公平。这两者之间实在没什么可比性。
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引出了迅速的经济繁荣，但他触犯了俄国的命根：村社那个均穷主义（亦即一般所说的“共产主义”）象征，于是便走上了亚历山大二世的道路，在基辅歌剧院身中两枪。凶手伯格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гров）既是社会革命党人，又是沙俄秘密警察局特务。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俄国那种下流国家，改革派必然两面不是人。而俄国与中国之下流，正在于它们都容不得和平改革，要“一步到位”，最后闹出个空前横暴专制的极权制度来，从此天下太平，万籁俱寂。

说到底，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是谢德林寓言里的那个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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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hlii 时间: 10-24-2009 11:47
标题: Re: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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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混着历史说假话。真话假话混在一起的一个糊涂蛋。历史学到这个份上，只能说脑子不好使。对俄罗斯的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批评是对的，
但一套什么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列宁有蒙古人血统之类的种族主义鬼话，和那些热血汉奸一样的错谬。共产主义，纳粹主义，都是从德国产生，并且建立起来。那么德国算什么人种，是否“欧洲国家”呢？把德国骂成“野蛮生番”就算一种历史批判吗？

所谓“西方”，本身是个伪概念。当年希特勒骂的就是“西方”，而如今德国却成为“西方”的重要成员国。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野蛮的俄罗斯“反世界”（二）
: 芦笛 @ 2009-10-23 17:19 阅读(645) 评论(1) 推荐值(27) 引用通告分类: 未归类
: 前文贴出后，争议颇大，若干网友指出，俄罗斯文化灿烂辉煌，并不是我说的那么不堪，不能将人家称为野蛮国家，有的网友则引用秦晖教授关于斯托雷平改革的论述，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肮脏的进步”，似乎是后来革命爆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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