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 BBS

标题: 黄永胜之子:父亲没料到毛泽东下手这么狠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6-2-2018 21:58
标题: 黄永胜之子:父亲没料到毛泽东下手这么狠
记忆丨黄永胜之子:父亲没料到毛泽东下手这么狠

新三届  2017-12-06
作者 黄春光


作者简介
黄春光,湖北咸宁人,1943年出生于晋察冀根据地。文革前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1968届毕业生。文革中曾担任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 的第一任司令。后入伍,先后任参谋、副科长、副团职副主任。其父黄永胜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长后,黄春光耳闻并接触了文革前期军队高层的一些情况。

         “九一三”事件后,黄春光被作为重大嫌疑人关押四年。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视角,对人生和亲历、亲闻、亲见的一些历史片断做一回顾;同时参与访谈中的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为插话收录其中,对研究那段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章摘录于米鹤都所著《光环与阴影——回忆与反思》,黄春光口述章节。


黄永胜上将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年。当时都是父母带着,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从晋察冀到延安,从延安到东 北。战争年代,条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军中我还差点被丢了,所以父母对我挺偏爱的。这事连周总理都知道。又因为我是长子,还经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父母对我也很信任。

男孩子嘛,对政治也总是比较感兴趣,父亲也愿意跟我谈一些事情。即使父亲不说,母亲也跟我说一些。1980年代初,父亲在青岛期间,我又跟他核实了一些历史情况。父亲当年写给我的信,后来的谈话录音我都保留在身边。从我父亲进京任总参 谋长,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牵连,父亲及家庭的命运像被迎空抛起的一粒石子,划出一条直上直下的轨迹。

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清楚地看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实的真相。我将这段往事以我的见闻为主,谈谈那些年从部队这个角度发生了些什么。邱路光也了解不少这段时期的事,我们互相可以印证。

父亲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没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最 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让吴法宪来负责。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 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亲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我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 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

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 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

接着,吴法宪就陪着我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我母亲去 京西宾馆。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 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 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这是毛最嫡系的人。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

毛通过 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 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儿。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 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 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到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九大时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签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 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

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 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条红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

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

实际上有一阵,总部和各 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坚决顶住,没有让这些人得逞;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持着这一条红线。



当总长时期的父亲和我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 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的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之后,中央决定我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

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 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 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 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妄图把军队搞乱。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邱路光插话:林彪不是不愿意和江青打交道,准确地说,他是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儿,他愿意谈;至于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顿饭什么的,想都别想。罗瑞卿主持工作的时期,林彪就是这样。陈小鲁给我讲过一个事,很客观地反映了林彪的这种个性。陈毅原来是林彪的上级,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谈完话 林彪跟陈毅说:我这个地方可没有饭给你吃。林彪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善于与人交往。但他善于思考,言简意骇,善于抓纲。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么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他从不会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地去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吴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 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林彪与其“四大金刚”

文革前,我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 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她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

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会鸣笛,江 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了笛。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最后,只要江青住在那 里,珠江干脆就禁航了。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汽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呀!

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侍候,其它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 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或者说特别拥戴,怎么说都不为过吧。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 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边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于他们的政治关系就更不了解了。

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 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 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她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 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 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 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他看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四大金刚”在城楼上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 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为此还拍了桌子。

邱路光插话:黄永胜刚当总长的时候,我从部队回来去看他。那次他刚起床,在院子里做操。我的小名叫胖子,他突然对我来了一句:胖子,你反不反对中央文革呀?总长那么严肃的人,军队的领导人,冒出这么一句话,我就不敢回答了。你知道黄永胜怎么说?他说:反也不要紧嘛。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儿笑。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 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3000人呢。多年来,他对毛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 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流下了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江青为什么在党内、在文革中能变成这样,是值得深思的。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也非常不耻。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和江,外人只知道他们是夫妻,没人知道他们感情的好坏,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更缺乏了解。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对于江青霸道的禀性,至少主席是早就知道的。让陈伯达当中央文革的组长,明知道江青不会听陈的,那不就是将大权交给江青嘛!是不是觉得她这个角色是必须的,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先锋作用?

江青到处打击干部,到处搞特殊化,主席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说?有时批评江青几句,甚至让她检讨,是真心批评 她,还是她闹得太不像话了,不得已而为之呢?主席又是怎么想的呢?在我看来,主席就是利用江青在文革发动时冲锋陷阵,自己在后面。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实际受了他的骗。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叶群与“四大金刚”

九大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我爸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 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 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

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时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 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适合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 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 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最后的政治局名单,是既有江青也有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主席却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政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间的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总理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 坚定地支持总理。

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理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同桌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儿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是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转圜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只能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的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

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转圜。只要黄、吴、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满意。

说起总理的为人, 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

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 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 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根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 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由于要准确掌握邵华的排卵期,所以把邵华安排住进了 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

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授精。那时期,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 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授精也没有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 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周恩来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来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毛泽东与林立衡

夫子和“宦官”

在 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 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 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父母 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 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儿说啊,只能跟林这边儿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他们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呀?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 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 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及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 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 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 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汪东兴这个人,父亲的评价,“他就是一个宦官”。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当时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 秘,是毛泽东的重臣近臣,怎么会去看宦官呢?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她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 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他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

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我父亲和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 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激。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 会。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我妈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 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九大的确是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表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 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大家说到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一个倾诉者,找一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 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那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叫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呀!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 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邱路光插话:当时,汪东兴是诚心诚意要传达这个消息的。但是,主席是不是真有这个想法?实际汪东兴并没有完全看透。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主席不知道变了多少次。一会儿说让董老当,陈永贵也可以当;一会儿说,工农兵可以当;一会儿又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说让他当国家主席,是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等等。



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儿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除毛之外的四个常委都表示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

。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 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 “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

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有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是现成的。

可见8 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所以,后来把设国家主席作为 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实在是无稽之谈。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 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和他谈了很长时间,晚饭后三人一起去了主席的住处,又谈了很长时间。但 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

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当时,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 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对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着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 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真正引起他的愤怒。他 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 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找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受审时的黄永胜

九一三之前的我

九 一三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 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

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班。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 什么事儿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

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 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也没报。我没有见到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了事,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后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空军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 怎么办?有的说:赶快去报告XX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XX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

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 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时间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毁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报。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处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战备,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呦,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快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生了什么。

邱路光插话:直到9月17号那天,总理往我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到小茶几上,那时候的电话没有免提功能,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嘴里不停地 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这样,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到了以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 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哟!父亲心里有数,但他确实还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欢迎光临 一路 BBS (http://www.yilubbs.com/) Powered by Discuz! X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