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 BBS

标题: 程巢父:刘半农与胡适之间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6-2-2009 14:56
标题: 程巢父:刘半农与胡适之间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作者:不降斋 | 评论(0) | 标签:程巢父, 刘半农, 胡适, 陈四益, 乱言未能成一笑

刘半农与胡适之间——就陈四益《乱言未能成一笑》一文提出实证

程巢父

  

  缘 起

  2000年10月,上海的周劭先生写了一篇《章太炎与刘半农》,刊登在12月30日的《文汇读书周报》 “书人茶话”版上。这个栏目的设立有多年了,意在“啜茶闲话”,其风格偏重轻松性的知识趣味类随笔小品,但它吸引了大量海内外的学者文人为之撰搞,成为大陆“掌故散文”唯一的一畦园圃。周劭先生不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实际上是一位才子型的文人,一贯为文随意,加之晚岁年事已高,更是慵于核书,故其《章太炎与刘半农》一文颇多纰漏,以致引起家属抗议。2001年元月20日,同报同栏又刊出止庵先生的《关于刘半农》一则短文。我当时客居苏州,觉得止庵文所据资料有限,便就迁苏所携之有关材料写了《刘半农留学巴黎》一文,详述半农留法经过。因我不是名家,报纸吝惜版面,以文长未登。迄2月10日,同报“争鸣”版又登出陈四益先生的《乱言未能成一笑》,对周劭先生批评得很严厉。但他的批评文章也有不确切的地方,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商榷性的文章。但当时的报纸主政者以陈四益先生名高,不宜对其文章提出异议(这当然与陈先生本人无关),故对我的文章未予理睬。到了七月份,主编褚钰泉先生又写信向我约稿,我除了应约撰写其他文章外,又将此文补寄了一份给褚先生。我对此文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处处以真实有据的史料以证实刘、胡的关系,没有虚言或揣度的成分。再则,胡适既然奉行明朝人吕坤的道义观念:“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他为戴震被诬关于《水经注》的窃案,投入了整个晚年精力,耽误了一部《中国思想史》的撰著;我们也应承担为他“辨冤白谤”的义务,澄清他瞧不起刘半农没有留学的冤枉。因为周作人是他们同辈人中的知交,他的说辞是有相当分量的,不予辨清,则后世读者极易信以为真以致随声附和。其次,任何报刊,不给予每个作者以平等的争鸣权利,也是不利于学风的醇正的。故为当事人计,为学风计,均有对此具体事实辨析澄清的必要。是为缘起。  

  

  我先来就刘半农、胡适的关系举出一些实证,以求教于关心刘半农身后消息的朋友。

  陈先生说:“刘半农是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周作人说他的博士是胡适促成的,事出有因……但他天分既高,又能苦读,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他是要以这博士学位来回击所谓英美派绅士的,怎肯像《围城》中方鸿渐那样的公子哥儿,随便弄一个假文凭充数呢!”陈先生此说在征引知堂说辞时还稍加了一点发挥,其实他上了知堂的当了,对知堂之说确信无疑,欠稍加辨析之功。我们来从胡适与刘半农的关系上梳理一下就知道是与非了。

  1917年 5月1日《新青年》三卷三号出版,胡适在美国读到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日记中记:“(刘半农)论韵文三事:(一)改用新韵。(二)增多诗体。(三)提高戏曲之位置。皆可采,第三条之细目稍多可议处。其前二条,则吾所绝对赞成者也。”这是胡适认同于刘半农观念论点最早的记载。半农作此文就是受了胡适年初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感染而发。后来钱玄同在致半农的信中说:“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这封信写于1917年11月21日,以《新文学与今韵问题》为题,发表在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还附有半农 11月28日的答信。其时半农到北大预科任教员已有半年。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长北大后,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夏元漂(浮筠)为理科学长,沈尹默为预科主任,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后来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里说: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樵、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这说明半农与胡适不仅在文学革命上是同志,而且在“以新方法整理国故”方面也是同调的。蔡先生另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里也说: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授,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的评论,应是权威性的。半农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一接受新思想,便迅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一员,因此1918年1月间的《新青年》编委会的改组,他也参与编辑工作。

  1918年8月23日,胡适在《你莫忘记》诗的自序里写道: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他。前天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觉与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丢了的修改一过,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

  

  此诗发表在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4期上。这表明胡适是很看重半农的,彼此也是融洽友好的。而且半农也是新诗的倡导鼓吹者之一,并且勇于勤于从创作上“尝试”和实践,从翻译上引介,从理论上阐发(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亦常有作品刊于《新青年》。他当时与胡适可谓文心契同了。

  胡适后来在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里说:

  

  ……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

  这一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第一,是白话的试验。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方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同时沈尹默、周作人、刘复等也加入白话诗的试验。这一年的作品虽然不很好,但技术上的训练是很重要的。(此文写于1922年3月3日)

  

  此可见半农一直居于文学革命的主流地位。一个被自己所看不起的人,是不会被自己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一再提到和表扬的。此属人性之常。

  1919年2月,北京大学选定刘复等六位教授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4月21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刘复、钱玄同等35人为会员。23日半农向大会提交《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获大会通过。这个《议案》是由胡适、刘复、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共同列名提出的,由半农起草。同年11月29日夜,胡适将他做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加以修正,列提议人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等六人,上呈教育部颁行全国。在《议案》(三)“理由”中说:

  

  用标点符号的本意,只是要文字的意思格外明白,格外正确。……

  因此我们想请教育部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使全国的学校都用符号帮助教授;使全国的报馆渐渐采用符号,以便读者;使全国的印刷所和书店早日造就出一班能排印符号的工人,渐渐的把一切书籍用符号排印,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的普及。这是我们的希望。

  

  此议案旋即于1920年2月以教育部训令第53号公布。这就是二十世纪全国通行标点符号的开始,我们这若干代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这些都说明半农是新文化运动诸多方面的参预者和倡导者,是“十项全能运动”的健将,与胡适配合默契,可算得此呼彼应,同行并进。凡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项目,他几乎都参预了,胡适也从不忘记他,轻忽他的作用和建树。

  1919年12月17日,半农出席北大校庆二十二周年纪念会,在会上作《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1920年1月,他又被推举为“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2月7日,他就携妻女赴欧洲留学去了。从以上梳理出的经历来看,胡适绝对不可能是“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促成”他“往外国留学”的“英美派绅士”之一,或甚至是主要促成者。胡适没有这样势利看人的毛病和习惯。他在人际关系上秉持“不争”主义(留学时确立),富有容忍精神,以宽容胸怀对待一切人。他待友诚挚,为人厚道,有意见或看法都是坦诚表达,从未对任何人有“明嘲暗讽”的矫情之举。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朋友要在有疑处不疑”。他是从传统文化精粹中陶养出来的接受了西方文化洗礼,深谙西方思想精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卢沟桥事变后,政府召集“庐山谈话会”。国难当头,胡适在教育组发表意见,第三点是:天才救济。关于升学,主张恢复从前同等学力的规定。这意思就是说不能唯文凭主义,要给天才以救济和扶持,给天才留一条出头和成长的路,就是允许同等学力者参加各级考试。这体现了胡适的人才观。他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还强调“恢复从前同等学力的规定”,由此可以反观他对当年没有学历的天才的刘半农会持什么态度。他的老师王云五就没有学历。他在 1921年7月23日的日记里记道:

  

  十一时,访王云五先生(之瑞),谈了四个钟头,他曾教我英文。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天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1923年5月30日的胡适《日记》记:

  

  昨日洛声信上说,一涵接了一个妓女来家做老婆。洛声的口气似不以为然。故我今日写信给冬秀,请他千万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劝他善待此女。“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他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他,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的男女同胞。……”一涵住在我家一院,我怕冬秀不肯招呼他们,故作此信。

  

  胡适1921年春给半农寄去《新青年》,半农半年没有回信。9月15日,半农从巴黎写信给胡适,说:

  

  听说你害了多时的胃病,近来看报,说你到上海考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知道是病好了:这是个可喜的消息。

  

  关心之情,跃然纸上。他说:

  

  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

  

  半农长胡适半岁,都是北大“卯字号”属兔的,二人已亲密到不拘行迹的地步了。他又向胡适叹苦经:

  

  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是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高鲁还逍遥自在,做他的官,领他的俸。我身间有几个沙,便买支面包吃吃,没有便算。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这是件不了的事,另有详信在夷初处,请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吧!)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出力帮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个《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想来你不久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万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当面说过,他很赞成。但他虽赞成,还要经过种种的会。所以我要恳求你,也替我卖些气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议,我真感激不尽了。

  你能写个信给我么?我给你请安。

  夫人公子等均问好。

  弟刘复

  九月十五日

  

  这封信实在是友情亲密语气亲切的表示。半农是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如果他真是因胡适“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才“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事隔年余就对胡适写这样一封信,那他就成了没有血性、低三下四的矫情小人了。以上这些实证都与知堂所说相左,是信这些证据,还是信一位八十老人的回忆,对此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择之。现在的分岐点倒不在于半农是“憋着气”出国留学的,而在于所气的对象是哪些人。我倒获得一点旁证,就是北大对此倒有另一种说法。邓广铭先生在《胡适在北京大学》一文中说:

  

  那时候,蔡先生虽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际上弥漫在北京大学师生间的学术气氛仍然是保守势力占优势。对于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特别是对于提倡白话文,年方二十六岁的胡适先生是抱有极大的怀疑态度,甚至根本是瞧不起的。例如当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字、音韵等课程的刘师培和黄季刚等人在教员休息室内造成一种气氛,总是对新派的学人和学说都极尽非笑和轻蔑之能事。胡先生的白话诗中有两句是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因此黄季刚等人就把胡戏称为“黄蝴蝶”。据说当年刘半农先生之所以去法国专攻音韵学,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之故。

  

  邓先生是北大出身,又任过傅斯年、胡适两届校长办公室秘书,接触面广,此说绝非子虚乌有。我们后人今天判断此事,倒不妨把邓先生的说法看成“促成”半农留学的因素之一或主要因素之一,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但胡适是绝对不会参预“明嘲暗讽”之事的。叶公超先生说,“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绝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深夜怀友》)我以为这才是对胡适性格最准确也最公允的描摹。

  我数去数来都数不出1917年夏迄1920年1月半农出国期间除了胡适还有别的“英美派绅士”在北大。陈源尚未来,蒋梦麟、王世杰似略晚(?)。王来是1920年秋。那么知堂为什么要那样说呢?我检索了迄今收知堂文最多的钟叔河先生编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此说始自1949年3月22日刊于《自由论坛晚报》上的《刘半农与礼拜六派》一则短文:

  刘君初到北大还是号半侬,友人们对他开玩笑,说侬字很有《礼拜六》气,他就将人旁去了。可是在英美派学者中还有人讥笑他的出身,他很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在民八之后他决心往欧洲游学……

  

  这时还没有直指胡适。后来在1958年5月17日刊于《羊城晚报》的《刘半农》一文,才指明是胡适:

  

  不过刘半农在北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预料教国文和文法概论,但他没有学历,为胡适之辈所看不起,对他态度很不好,他很受刺激,于是在“五四”之后,要求到欧洲去留学。

  

  再以后就是应曹聚仁之约,为香港报纸写《知堂回想录》,所说如陈四益先生所引。他在49年以后的报刊文章,多是为生计而为之,写得都很随便。至于他为什么要往胡适身上说,因当事人都已故去,在找不到旁证说清原因的情况下,就只得存疑了。另外,还有几通文献,也是胡适与半农交谊挚厚的有力佐证。

  

  赵元任为中央研究究院同人作的白话祝寿诗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我们且别说带笑带吵的话 我们也别说胡闹胡搞的话

  我们并不会说很妙很巧的话 我们更不会说“倚少卖老”的话

  但说些祝颂你们健康美好的话 这就是送你们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话

  适之老大哥、嫂夫人四十双寿 拜寿的是谁哟?

  一个叫刘复 ……

  

  以下还有赵元任、陈寅恪等十五人署名。原诗由毛子水写成寿屏八幅,挂在胡宅寿堂里。第一名就是半农。这是在半农归国五年后的一次活动,透露着浓郁温煦的人情美,不是奉行斗争哲学的人有福气享受的。这至少可证半农对胡适并无成见。

  在半农遽逝(7月14日)之后,其门人、助手白涤洲写了一篇《悼刘半农先生》的文章,登在7月22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10号上。如果不是胡适立即约稿,白涤洲在丧师之恸的心情下,哪会在二日内写成此文(文末署“7月16日倚装写”)?很显然,胡适是临时撤掉了其他的稿子,作了应急处理的。白涤洲交稿迄印成出版,仅有五日之期,足见胡适对半农的友情。他自己大概来不及写文章,便在“编辑后记”中写道:

  

  七月十四日北大教授刘复先生死在北平协和医院。他的病是“回归热”,加上黄疸病,又因心脏不强,就至于无救。回归热的病菌,在内蒙古一带,往往由蚤虱传染,土人称此病为“蒙古伤寒”。刘先生此次冒大暑热,到绥远调查方言,搜集歌谣,直到百灵庙,途中得病,他还扶病工作,可说是为学术尽瘁而死。我们感谢他的旅伴白涤洲先生(北大研究院语音实验室的助教)在百忙中给独立评论写这篇哀悼的文字。刘复先生,号半农,江阴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死时年仅四十四岁。他的著述甚多,最近编《半农杂文》第一集已印成,日内在北平出版,他已不及见了。

  一周后,即7月2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11期上,他又再登魏建功的《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一文。仍在“编辑后记”中交待:“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他这篇回忆刘半农先生的文字,可以和上期白涤洲先生的《悼刘半农先生》参看。这又是胡适的约稿。

  北京大学为半农逝世举行追悼会,胡适送的挽联是: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夥,如今又弱一个;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

  

  在追悼会上,胡适又报告一段旧事:

  

  “我与半农为以前‘卯字号’人物,至今回忆起这段故事,令人无限伤感。缘半农与陈独秀、林损及我皆为卯年生,我们常和陈独秀、钱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面一间屋里谈天说笑,因此被人叫作‘卯字号’人物。‘属兔’,陈独秀先生比我们大十二岁,即是比我们大一个卯字,他们叫他做‘老兔子’,叫我和半农、林损诸人为‘小兔子’。现在我们‘小免子’的队伍,逐渐凋零了。……”后来他说到半农学术的成就和病死的情形,叫人当场痛哭。……(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页三九)

  

  胡适一生在学术文章中只要提到半农,都是称“刘复先生”或“刘半农先生”,谈话中则称其字“半农”,从无丝毫轻蔑的意思。1947年10月2日夜半,他写《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一文时说:

  

  前些时,我偶然翻看亡友刘半农影印的金圣叹批本《水浒传》(民国二十三年中华书局发行)……

  

  据这些刘、胡交往中的事实,我们还能坚信知堂的说法么?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0个评论

--





欢迎光临 一路 BBS (http://www.yilubbs.com/) Powered by Discuz! X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