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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郭宇宽:从“唯一标准”到“普世价值” [打印本页]

作者: bridged    时间: 1-22-2009 19:16
标题: 郭宇宽:从“唯一标准”到“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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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几段值得看

发信人: muffin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信区: square
标  题: 郭宇宽:从“唯一标准”到“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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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3 09:42:29 来源: 金羊网(广州) 网友评论 15 条 点击查看

    *   从“普世价值”的争论回顾“唯一标准”的争论,历史已经跨越了30年,但从两
场争论当中却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作者:郭宇宽,资深媒体人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是2008年中国新闻界乃至整个媒体界最重要的争议话题。这场争论引
起了中国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普世价值”这个话题像是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混沌中的
中国社会分裂为两个清晰的水火不能交融的立场阵营。这个场景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30年前
那次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对这两场争论的文字表象背后所蕴含
的潜在逻辑和时代情绪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有更深的理解。

2008年:“普世价值”使一批人气急败坏

梳理“普世价值”争论发展的脉络,最早是在藏区骚乱事件以后。4月3日,长平以英国《金
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他
问道:“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
,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他也批评了攻击CNN的中国网民视
野的片面性:“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
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
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
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他
还提出了建议,“ 达赖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
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普
世价值”一词,只有一次。他指的是一些情绪激动的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
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如中华网等网站上一些网民的批评甚至谩骂,被一些人士称为汉奸言论


4月4日,中华网网友“杀尽民独轮”发帖“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
势力的国内代表人”。文中逐一批驳长平的观点,拉开了论战序幕。(以下的“南都”即网
友对《南方都市报》的简称)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天南逸雄”发帖“《南方都市报》的反动是有历史根源的”,同时称
《南方都市报》的“同伙”“天涯杂谈”发表了一篇攻击中华网爱国者的文章。

4月5日,中华网网友“南都”,自称是“南都”的一分子,发帖“《南方都市报》并非全是
汉奸!——让我们重拾毛泽东思想”。此文写道,工作可以再找,汉奸却是一辈子都不能当
的,“南都”到底是不是汉奸报纸,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并附帖发表了个人对西藏事件的
评论。

4月5日,天涯网友“中华新青年2007“发帖“用心险恶:中华网恶毒攻击《南方都市报》是
反华媒体”,作者表示,“向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南方都市报》致敬!”

4月6日,中华网网友“一怒冲冠”发帖“《南方都市报》,‘普世价值’不可以凌驾于民族
统一之上!”,继续批驳长平的文章“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中华网网友
“天下无双lost”、“骑牛看股”分别发帖“伦敦:藏独欲劫持奥运火炬!对此‘南都’和
长平有何评价?”、“奥运前夕南方都市报鼓噪罢工意欲如何?”。

4月7日,中华网友“empty”贴出“呼吁大家别再买南方都市报”,号召中华网友不要买“
南都”报纸。[1]

至4月11日《北京晚报》署名“文峰”的作者(据内部人士透露,此人为《北京日报》社的
一位社领导),在第16版头条“今日快评”栏目发表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将
长平的身份和南方报系联系起来。该作者表示:“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
,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
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他同时也批判了普世价值及其倡
导者:“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
,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
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
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时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
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
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
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2]文中一共8处提到 “普世价值”,可见作者
对“普世价值”一词的反感程度。

4月12日,长平在网上发出声明“我不是你们的敌人”,称“文峰”的一些指责是扣帽子和
无中生有:“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这样‘讲道理’的。比如他说:‘在一些所谓要求普
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 ’然后对此
进行批驳。请问我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愚蠢的‘凡是’论?事实是:我无数次在文章中指出西
方的问题,谈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多次对激烈批判西方偏见的乔姆斯基、萨义德
等学者表示赞赏。又比如,文峰先生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
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我还真是没听说过这家周报这样标榜自己,文峰先生
能否拿出证据来?当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经你加工过的证据。”

在长平和《南方》报系的低调应对后,这场争论渐渐淡化,除了一些不依不饶的批评,一些
帖子依然挂在网上,但讨论逐步归于平静。

重新挑起这个话题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那时,中国几乎所有传媒都迅速
而自觉地关注这次灾情,《南方周末》在5月22日刊登了一篇署名“《南方周末》编辑部”
的评论员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再次提到“普世价值 ”。文章认为,救灾
中“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文章还指出:“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
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
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
篇文章又点燃了关于普世价值争议的导火索。

6月6日,《北京晚报》再次发表评论,一个署名“东方明亮”的作者的“普世价值不得乱套
”批评了“《南方周末》编辑部的先生们”。作者认为:“在《南方周末》的眼中,奋战在
抗震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公民们,他们所做的一切,原来是由于‘普世价值’的作用”;作者还在文尾提出了质
疑,“请教《南方周末》的高人:如果是普世价值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汶川地震中英勇
救人的感人情景,作为对比,美国大兵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后乘着装甲车全副
武装地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布兰科说,‘这批士兵都有配实弹的M-16突击步枪
,他们会非常乐意在必要情况下开枪。’那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用M-16‘救灾’
的壮观场面呢?又是什么价值造就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南斯拉夫屠杀平民百
姓的战争罪行呢?而让美国鬼子用高精度炸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又是什么样的
‘普世价值’呢?”此文9次提到“普世价值”一词,再次体现出作者对这个词语的高度敏
感,而且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方周末》。

同时,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批人,在网上借助博客和论坛(以“乌有之乡”为代表),
发表了数十篇批判南方报系及其编辑记者的文章,如“《南方周末》舞‘普世’剑,意在沛
公”,“‘记者无国界’与《南方周末》内幕”,“过而不改,恶莫大焉——司马南致《南
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萨科奇为什么不兑现普世价值承诺?”……[3]他们的
行文风格及内容与“文峰”和“东方明亮”基本一致。

网上也有一些支持普世价值立场的发言,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如徐友渔、张鸣、信力健等都发
表了言论,但双方并无直接交锋。[4]

当讨论渐渐归于平静的时候,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
所谓‘普世价值’”。该文指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鼓吹西方
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把它那一套所谓
“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权”强加给我们的图谋,而坚持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价
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这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国内外某
些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说,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我们的同志自然不应把“普世价值”
当做时髦用语随声附和……我们要注意同用“普世价值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
向划清界限……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那种把“
淡化意识形态”宣扬为“普世价值”的主张和倾向,认清它的严重危害,清除它的影响。
[5]其他媒体对此文并无回应,网上对此有所批评,但并不热烈。也许是觉得这样争论下去
过于乏味,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了,不过双方似乎都没有人表现出
被说服的态度。

1978年:“唯一标准”让一批人怒火中烧

如果把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与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比照,
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
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3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的最高宣传权威)发表了社论“学
好文件抓好纲”。社论一发表,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是中央最新的工作方针。此社论提出了
这样一个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
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
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
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
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然,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
”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5月13 日,有16家报纸转载此文。到5月底
,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
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6]

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遭到一位中央领导的严厉指责。根据胡绩伟的记录,对胡
的指责的大致内容是:“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
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
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
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
。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
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
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
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
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
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
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
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
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
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
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
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
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
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
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
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最后邓小平的支持为这次争论定了乾坤。6月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
他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
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
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
还在各个场合表达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虽然6月15 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
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邓小平6月2 日讲话之后,特别是邓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两场争论的异曲同工之妙

从“普世价值”的争论回顾“唯一标准”的争论,历史已经跨越了30年,但从两场争论当中
却依然可以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两次争论都貌似哲学讨论,而实际上哲学含量极低。中国之外的哲学学者面对这样的
讨论,或许会哑然失笑。假如不对中国当代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局外人根本无法理解双方实
际争论的目的是什么?而参与这两场争论最热衷的人,也往往并不是真对讨论命题的哲学含
义感兴趣的专家。显然,广泛的社会参与意味着背后长期积累并爆发的社会情绪。在“唯一
标准”争论中提出质疑的一方,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政策作出反思;而另一方
则代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群体,或无条件拥护毛泽东路线的群体。而在“普世价值”的
争论中,一方代表着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有较多追求的观点,另一方则
把这种要求视为对执政党和现有体制的敌意。

第二,双方都是自说自话,而不是彼此就观点本身辩驳。尽管局外人可能听着会觉得很糊涂
,甚至莫名其妙,但局中的双方都很清楚自己要挑战和捍卫的是什么。两次争论中都有一方
非常敏感地把批判对象和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加以总结。比如,在“真理标准” 讨论中“
凡是派”如此概括:“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
,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而30年后反对“普世
价值”的一派也用相似的论调批评对方:“其逻辑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为‘普世
价值’而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借把全盘西化奉为‘普世价值’而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这里触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显然,两次争论都不是在学术
层面按照符合逻辑的讨论规则相互交锋,而是各自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两次争论都有一方
表达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反思和批评,而另一方则表现出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高度认同。
应该说,这类争论的目的是“站队”与表态,并非学术和理论的探讨。

第三,两次争论的立论在哲学层面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没
有错,但若说成是“唯一标准”,则显然值得商榷。在哲学层面上,是否存在着“普世价值
”或者需要提倡“普世价值”,其实也是值得推敲的(见笔者分析老子与孔子,卢曼与哈贝
马斯的分歧)。两次争论的立论方都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观点时,起初并未明确表示应当“停止批邓”,而关于否定“两个凡是”的看法也
是到后来才逐渐清晰的;同样,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尽管在哲学意义上主张“要推广
普世价值”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它却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倾向
,它隐含的潜台词是把尊重人权和生命,乃至民主、宪政和言论自由这些国际普遍尊重的价
值观念在中国推广普及。这种主张的指向,其实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悲剧之际,非常清晰地对
中国过去灾难中一些违反人道、新闻自由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的反省。

熟悉中国现实的人都会理解,这种主张当然是有的放矢的,它所针对的是众所周知的一些“
左”的陋习。例如,在地震灾难发生后往往会按惯例压制新闻报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
发生7.8级地震,到了1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表新华社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
灾民众,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震斗争”。这则消息只笼统地说,“昆明以南地区发生
一次7级地震”,对具体地点和灾情却只字不提。时隔30年后,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和财产
损失情况才被披露出来。又如,宣传上往往把救灾政治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后
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
神抗震救灾”的新闻;8月27日又发表了“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9月7日再发表 “
抓批邓促生产”。而在海通地震后,媒体报道的不是灾情和真实的救灾情形,而是“省革委
会派专人专车,星夜兼程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泽东画像送到灾区群众手
中。”再如,当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政策上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谢绝英、美、日等国包括联
合国的善意援助,单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8]

遗憾的是,对于“文革”和极权体制的深度反思,在中国当下依然是禁区。因此,对于“文
革”中极左思想的余脉作直接的批评,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事实上,借传播普世价值的名义
,相关说法实际的指向是批评极左的、违背人类文明潮流的价值观。这自然是一层不便捅破
的窗户纸;而一些人跳出来反对这种反思时,也同样不把这层窗户纸点破,于是就造成了这
类讨论的暧昧性。30年前把实践说成是“唯一标准”,和 30年后把人权,新闻自由等说成
是“普世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的微妙,有待人们去慢慢品味。“唯一标准”的
争论最终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告终;关于 “普世价值”的争论,眼下并没有明朗的胜负。从
30年前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争论也许正预示着历史转折的下一个十字路口的到来。

【注释】

[1]千龙网编辑,“长平论战“始末。
http://society.qianlong.com/4330/2008/04/17/3522@4401540.htm.

[2]文峰,“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北京晚报》,2008年4月11日。

[3]见司马南的博客。

[4]博客中国编辑,“普世价值之辩”,2008年。

[5]冯虞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人民日报》,2008年9月10日。

[6]童青林,《回首197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7]以上内容引自童青林,《回首1978》,出处同上。

[8]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7月号。(原题《意识形
态争论的30年循环》)(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 (本文来源:金羊网 作者:
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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