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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南中国集体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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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11-2019 01:03: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南中国集体抗旨|大象文摘
2018-10-15 22:08
文章来源:谌旭彬|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以个人权位为决策依据、以操弄民意为实现手段,不惜以千万普通人的身家性命为代价……这是1900的中国,所发生的故事。

四次御前会议

1900年6月16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

讨论的主题有两个:

(1)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

(2)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

这两个主题,其实二位一体。如果剿义和团,则必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与八国联军战。

皇帝在会上显得很烦躁。

他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

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

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

“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

“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次日,也就是6月17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皇帝与主和的大臣再次成了会议的焦点。

皇帝说:用人心来抵御外侮本来就是空话,更何况义和团是乱民,皆乌合之众,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民心,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呢?——“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会场气氛让太后很不高兴。她刚刚看到了端郡王载漪送来的洋人要求自己归政皇帝的“照会”。当然,她并不知道,照会是伪造的。载漪作伪的目的,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激化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他正期待着自己的儿子被册立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

于是,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太后完全否决了皇帝的态度。她愤愤然说道:

“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又说: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

在电报里,这些帝国的砥柱老臣表明了自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

“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6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

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

太后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

“此话早厌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

太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但会议的结果并不理想,主战的呼声虽高,主和的人数也依然庞大。

太后明白,此战前途未卜,除非将绝大多数朝臣一并绑架到战车上,否则战败后,自己将无法避免引咎归政的政治命运,而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的,亦正是为了抵御列强要求自己“归政”的政治压力。

在对大多数朝臣的绑架未完成之前,太后决定暂缓宣战,同时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国使馆交涉,阻止八国联军进入京城——如果交涉成功,联军答应不入京城,自无法对自己施加归政的压力;如果交涉失败,则王文韶等人将不得不赞同对外宣战。

皇帝则把希望寄托在了荣禄身上:

“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

6月19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入京城,太后似乎觉得自己仓皇“归政”的凄凉命运马上就会变成现实,迅速又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

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强行作出了与洋人决裂(并非宣战,所谓的“宣战诏书”仅是内部动员诏书)的决定。会上,太后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老太后命令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史载:皇帝当时脸色白如死灰,不顾君臣尊严,离席上前抓住许景澄的手,求“更妥商量”,太后厉声呵斥:“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作过多年驻外大使,因太过了解这一决定的后果,也是神情恍惚,竟至于“牵帝衣而泣”;太后对这种哭哭啼啼的气氛很不满意,厉声呵斥:“许景澄无礼!”……

21日,太后发布内部动员谕旨,其中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壮语。

南中国集体抗旨

在义和团这个问题上,地方督抚与朝廷之间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得知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并正向北京蔓延的时候,张之洞曾急电荣禄,催促他对这些“乱民”格杀勿论。张在电报中说:支持义和团,只会挑拨清政府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渊。

山东巡抚袁世凯,面临的局势比张之洞要复杂百倍——义和团正在他的辖区内如火如荼,如何处置义和团,既关系到他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关系到帝国的未来前途。前者要求他支持义和团,后者提醒他不能支持义和团——于是,袁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智慧”——他在各州县张贴布告,鼓励义和团“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现在都去了京津地区与洋人作战,真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该赶紧北上,不可再在山东逗留。凡逗留山东境内者,都将被当作乱国的匪徒抓起来。

决定与洋人决裂的前一日,朝廷还曾接到两广总督李鸿章的电报。电报中说:

“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

在剿灭义和团与抵抗八国联军之间,李鸿章选择以前者为先。

内部动员谕旨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且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

朝廷的“动员”和“招抚”电报,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盛说:朝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眼下,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为今之计,须要保全东南地区,各省督抚必须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盛也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急电,提出“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处置建议。

这些电报,勾勒出了庚子年“东南互保”的雏形:

(1)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

(2)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定“和平条约”。

盛的急电,得到了接电者的积极响应。但他们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朝廷已经颁布了“动员诏书”,地方督抚没有外交权,如何以条约的形式与列强维持和平局面,在操作上成了一个死结。列强也对督抚们是否有决心和能力来违抗朝廷的旨意,以维持南方地区的和平局面,缺乏足够的信任。

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宣布朝廷的“动员诏书”是伪诏!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与列强为敌,是因为内部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动员诏书”并非皇帝本意。

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回电中,对此办法深表赞同。电文中说:

“俄据榆关不确,……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

他还希望,盛将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和张之洞。

李鸿章的态度,为“东南互保”一锤定音。据《庚子国变记》记载:

“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

6 月26日,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派代表参加,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了“东南互保”条约。

美国驻上海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该协议使得外国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和平。

但列强的担心并未消失,毕竟清帝国的外交权掌握在北京手里。严格地说,这个协议没有合法性。会议当天,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弗格森还问他:

“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

议定协议后的第三天,一直秘而不宣的朝廷“动员诏书”在上海正式公布,舆论哗然。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张之洞,请他们坚持原议。刘、张二人表态:

“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

刘、张二人还致电各督抚,请予支持,以扩大互保范围,获得颇多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走得最远,他表示要与俄、美、日等6国按照《东南互保条款》的精神,订立一个《福建互保协定》。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犹疑

广州。催促李鸿章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的时候,荣禄电报里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辈子灭火员的李鸿章,这一次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帝国的航船无疑已经严重偏向,但他还不能确定,这种偏向,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更换船长和舵手的程度。

北上之前,他决定先见一见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试图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时候,在中国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

这场密谋涉及到的三个美国主角分别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pethick),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h.wilsi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j.w.foster)。时间是1894年9月。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其幕僚刘学询与孙中山的书信往来,得到了他的默许。当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

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在香港靠岸时,卜力已在码头上等待。在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里,卜力分析:反满起义预计近期将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且希望在取得一定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与广州的李鸿章类似,坐镇湖北的张之洞也心境萧索。

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与一箩筐西方强国决裂,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寒心。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相比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问题上的犹豫再三,张之洞走得更远。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而且还为此积极进行了实践运作。

甲午前后,日本曾派遣大量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侦查中国的军政民情。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庚子年,宇都宫太郎回到日本参谋本部工作。他身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一些章节,披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试图抛弃清廷、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组建一个新政权的秘密用心。

庚子年春夏之交,张之洞长子张权,率领众多张之洞湖北系部队武官(随行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不过当时他叫做黄轸)前往东京,明为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实际上亦负有运作此事的目的。

这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考察团的日本之行,并未得到清廷的批准,它是张之洞的私人行为。当幕僚钱恂向宇都宫太郎坦承张之洞有组建新政府的用心时,张权已经在日本活动了一个多月。”

张权考察团抵达日本,正值朝廷盲目自大,慈禧血涌上头,与列强决裂。在张之洞看来,清廷极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张权此时紧急赴日,显有未雨绸缪预留退路之意。随后,八国联军入京、慈禧仓皇西遁,老糊棚匠李鸿章入京善后,张之洞亦授意钱恂,委婉地向日方透露了自己不排斥建立新政权的立场。随着李鸿章的议和渐有眉目,慈禧也准备返回京城,大局将定,张之洞亦命张权一行人等自日本返国。

合法性丧失殆尽

其实,1900年的“南中国集体抗旨”,并不仅限于地方督抚。

这年夏天,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发表了《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文章宣布: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造成“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已沦为“无国无主之民”,当务之急,是“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

稍后,又有“中国议会”在上海成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推举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的十二条秘密宗旨,可归结为十个字:

反对清政府,建立新政权。

太后保住了她的权位。但在这些人眼里,清廷的执政合法性,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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