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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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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1-2021 03:57: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
陈纯 (@byron808) 2021-1-30 from Matters
当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写《什么是民粹主义?》的时候,他大概还不会想到,作为他书中民粹主义政客之代表的川普,后来会和他的支持者弄出这么一出“六国大封相”。2020年美国大选,川普在被拜登击败后声称选举出现严重舞弊,在六个州的最高法院对川普团队的诉讼请求作出撤案处理、联邦最高法院先后拒绝宾州德州挑战大选结果的请求、佐治亚州和威斯康辛州重新点票结果照旧之后,他依然大呼“我们的选举被人窃取了”。2021年1月6日,在即将确认选举结果的国会山,集结在外的川普支持者冲进这座美国国会的所在地,最终以四个闯入者身亡和一个警察殉职收场。这是美国的至暗时刻。



米勒说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永远的阴影”:“古代雅典没有民粹主义,雅典也许会有煽动家,但是没有民粹主义,因为后者仅在代议体制中存在。”如果米勒的论断是正确的,那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似乎不太可能出现民粹主义,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代议制。如果民粹主义不可能出现在没有代议制的国家,那关于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研究,似乎就是一种学术上的概念误用。本文主要从以下问题展开:当下中国是否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我想证明,米勒对民粹主义与代议制的关系的论断,不完全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因为米勒所归纳的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中国已经出现,通过对米勒的民粹主义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中国当代民粹主义生发的土壤。



然而,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绝对不是对西方民粹主义的复制,而是具有极其独特的根源和形态,它们在近两年的国内外巨变中,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我们想追问的是:这种民粹主义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中会有哪些可能性?自由主义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本文将丸山真男对法西斯主义的剖析,对中国的民粹主义走向作一点推演,以警示未来的政治发展可能存在的风险。



米勒对民粹主义的定义

   

正如米勒所说,“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成文的信条,而是一类不同主张的集合,这些主张拥有着内在的逻辑。” 1 尽管民粹主义存在多种表现,如反建制、反精英、仇富、排外等,但米勒认为这些并非民粹主义的核心。它的核心主张和主要特征,应该是一种“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即认为“政治共同体不应再分裂,人民有可能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全体人民有可能拥有一位真正的代表。”2



民粹主义者往往宣称,只有民众的某一部分才属于人民,这意味着他们往往将一部分公民排除出“人民”之外,比如对于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自由派精英和少数族裔都不应该被包括在“人民”里面。这样的区分蕴含着某种道德上的对立,即一边是道德纯洁的人民,另一边是腐败的、堕落的精英及社会的寄生虫。人民永远是高尚的,人民永远不会错。3  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存在一种单一的、公共的利益,人民永远能够辨别、期待它,政客或政党(可能性较小的是一场政治运动)能够毫无保留地通过政策来贯彻这种利益。” 4 也就是说,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人民的构成、人民的德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人民以外的人,则无法辨别出来。



有论者认为民粹主义比代议制民主更接近真正的民主,但实际情况是,民粹主义者是基于他们对“人民”的定义,来猜测“人民的意志”的,并不推崇公民的政治参与。相反,在他们看来,现实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如选举与投票等,并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尤其是当他们选战失利的时候。他们总会声称,在某个地方,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要么不敢发声5,要么投了票但没有被计算在内(如这次川普的某些支持者所说),由于这些人的存在,选举的结果就不能算是公正的,这也就无怪川普会振振有词地说自己的选举被“窃取”了。正因为民粹主义者这种对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现实的政治参与机制的机会主义态度(不一定是反对,尤其当他们自己获胜的时候),民粹主义者所宣称的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也就是无法证伪的,这就可以将民粹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区分来开,后者主张通过选举等正常机制的结果来检验政党和政客所宣称的代表权。



在民粹主义政治中,民粹领袖与“人民”,往往处于一种庇护和崇拜的关系。“真正的民粹领袖恰好是“我们”(平凡的民众)的反面”,“必须富有领袖气质”6。反过来,当权的民粹主义者常常对于民众采取一种“看护人”的态度。 7 尽管如此,ta“在某种意义上必须与人民的‘实质’产生直接联系,最好还要与人民之中每个独立个体的‘实质’产生联系。” 8 这里所说的“直接联系”,意味着民粹领袖要尽量少地倚靠政党或媒体等中介来与民众进行对话。在网络时代,这样的“直接联系”在技术上变得更具有可行性,比如被戏称“推特治国”的川普,在他的支持者看来,川普的推特在很大程度上比他的任何官方场合所做的演讲要更能反映他的真实想法。



当代中国是否存在民粹主义



米勒本人明确断言,民粹主义只在代议制中存在,但他在书中并未作出详细论证。同情地理解,这里面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只有在代议制国家,民粹主义政客向民众作出的许诺才有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换取他们在选票上的支持以执掌政权,而在不存在代议制的国家,在野者想要挑战掌权者,一般都是通过其他手段,比如政变等。其次,只有在代议制国家,我们才可以说民粹主义者自称代表人民的主张无法被证伪,因为不存在代议制的国家,一般也不存在能证实或证伪这种代表权主张的现实机制。最后,只有在代议制国家,民粹主义者上台以后才会以大肆推行大众恩庇政治,因为在不存在代议制的国家,掌权者没有几年后会被选下台的担忧,推行大众恩庇政治可以收买人心,但是对于他们维持长久统治帮助并不明显,在这样的政权,小范围的裙带关系比大规模的恩庇政治更为常见。



在简体中文的学术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民粹主义”的论文。然而这些论文重复度较高,且存在篇幅上的限制和意识形态上的顾虑,未能提出更具系统性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用的定义,与米勒的定义相去甚远。在这些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两个特征是“反体制”和“反精英”。比如在程同顺和杨倩的《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一文中,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进行了概括,其中的一个是:“在对平等的追求上,要求绝对平等,反对一切等级关系,坚持反精英、反体制和反权威的社会批判立场。” 9 在周庆智的《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一文的第三节“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形态”,第二和第三个表现形态就是“反精英主义”和“反现行体制”。 10



按照米勒的说法,尽管民粹主义者时常有反体制和反精英的倾向,但这两者并非民粹主义的核心:“民粹主义不介意代议制,只要他们自己是代表,同理,他们也不介意精英,只要他们自己是领导人民的精英。” 11 这个说法不能直接套在中国,但从中国网民对一些社会话题的反应来看,将“反体制”和“反精英”作为主要特征,可能并不能筛选出一个有确定外延的的群体,更别说要将他们定义为“民粹主义者”了。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中,某些地方政府或者某些部门时常因为处理不当遭到民众的批评,但这并不能说明民众里的某一部分人有“反体制”的倾向,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批评针对的是具体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而不是中央政府,更不是整个体制。近两年,网上甚至出现了将“反体制”等同于“不爱国”的潮流。网民对精英的态度,也常常随着一些别的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几年前,马云在网上被称为“马爸爸”,甚至被一些人供奉起来,以保佑他们发财,但这两年,在B站的弹幕上,他突然又被骂作吸血的资本家。而对于另一位企业家任正非,自始至终,大部分网络上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如果将“反体制”和“反精英”作为主要特征,那符合这两个特征的,更有可能是反国家主义的左翼(在中国极其稀少),而不是民粹主义者。



如果说“反体制”和“反精英”不能作为当下中国民粹主义者的主要特征,那似乎难以找到可以被明确地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群体。事实上,这样的群体已经出现,那就是这几年甚嚣尘上的“小粉红”。有的人认为应该将小粉红定位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这种定位固然没错,但“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不能覆盖“小粉红”的所有内涵(不仅仅是年龄上的问题)。恰恰是米勒对民粹主义的定义,能够很好地应用在小粉红身上。这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正是“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



民粹主义者的“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并非说只推崇一种单一的价值观(当然,可以说他们将“爱国”作为一种排他性的价值观来推崇),而是说,他们认为,“人民”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或者说,他们将一部分人排除在“人民”之外。这部分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人,也就是小粉红所说的“恨国党”。而且,一方面由于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执政党经常被等同于“国家”,另一方面小粉红对中国共产党有高度的认同感,所以他们说的“恨国党”又包括那些惯性对中国体制提出批判的人,即所谓的“公知”。小粉红针对作为文化精英的公知,看起来像是“反精英”倾向的一种体现,实际上,他们对政治精英普遍持有正面的评价,而对商业精英的态度,则与整体的风向有关。前面说到马云从“马爸爸”到“吸血的资本家”,除了因为马云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提出“996是福报”,和体制本身对马云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小粉红”与体制的亲缘性。而任正非之所以在网上的评价主要是正面,不仅是因为他和体制的关系比马云要好,而且还因为华为在一些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让许多国人感到骄傲。如果说有一些精英是小粉红确切地反对的,那除了中国语境的“自由派精英”,还有北美语境的“自由派精英”,后者即简体中文世界常说的“白左”。





小粉红同样认为,(中国)人民在道德上是高尚的,而“公知”是堕落的,人民都爱国,而公知是恨国党。人民的判断力是准确无误的,这种判断力体现在他们意识到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也体现在他们善于发现群众里的坏人,所以小粉红对“锄奸”乐此不疲,他们热衷在公知的微博,甚至翻墙去后者的Facebook寻找“恨国”的证据。同时小粉红也认为,(中国)人民有着统一的利益,那就是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誓死捍卫这些利益就是人民意志之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港独”能够激发起他们深切的痛恨。在小粉红看来,只有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面所说的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人民的意志才能得到贯彻。中国共产党比罗伯斯庇尔更有资格说,“我就是人民。”



与西方的民粹主义者一样,在公共参与方面,小粉红也是持消极态度,但前者并不全盘否认代议制,而小粉红则对这种“西式民主”有着近乎生理上的厌恶。不仅如此,他们对民众能否理性地参与公共讨论都十分怀疑,而公共讨论正是公共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位在欧洲留学的深圳女生,在德国街头用英语和反送中运动的支持者辩论,她骂他们是港独,想要分裂中国,视频在新浪微博上赢得一片喝彩。然而在李文亮事件中,这位女孩却认为民众之所以那么愤怒是因为“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带了节奏”,政府应该适当限制表达的渠道,否则国家将会陷入混乱。12



与此相关的是,在小粉红里面,也存在明显的领袖崇拜,但他们崇拜的对象暂时还不是某个横空出世的民粹主义领袖,而是逝去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以及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一直存在,但以往崇拜毛泽东的都是经历过毛时代、怀念毛时代的中老年人,但近年,毛泽东崇拜在年轻人里有复兴的趋势。这里面有些属于持进步立场的左翼青年,他们想借助毛泽东的符号来重振左翼议程。但小粉红崇拜的是毛泽东的领袖气质,崇拜他从白手打下江山,还有魄力在晚年对自己建立的体制发动革命,崇拜他敢于对外强硬,在朝鲜半岛和美国人打成平手,又和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还有一些小粉红,将这种领袖崇拜转移到习近平身上。虽然和毛泽东相比,习的领袖气质并不明显,但他有着亲民的一面,这种亲民又不像江泽民那样带着小布尔乔亚气息。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习大大”。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西方的民粹主义者和中国的小粉红都有一定的“反叛性”,那他们反叛的对象是一致的,那就是西方的政治社会建制。这或多或少和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所谓的“普世价值”)控制着世界舞台的话语权有关,小粉红尽管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下长大,但他们明显地感知到另一种更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自由派(或广义的反国家主义者)有“反体制”的特征,但他们在本质上却和西方的民粹主义者不太一样:尽管中国的自由派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站在弱势的民众一边批评政府,但他们很少提到“人民”,更不会自认为是“人民的真实代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边缘化的,也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一小撮”和“少数派”;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普通民众里面缺乏影响力,在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里面倒是可以找到更多的同情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将“反体制”作为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一种错位。



一种修正后的民粹主义理论



我们回到米勒的那个论断:即便小粉红同样具有“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的特征,但中国不是一个代议制国家,小粉红的活动主要是在网络上,他们暂时还没有成型的组织,也没有出现一些公认的具备民粹领袖特征的领导人,而且他们也不对现政权提出挑战,那用“民粹主义”去定义他们,是否也是一种错位?



对于这个疑问,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首先,尽管小粉红现在的主要活动只是在网络上,但已经出现向现实延伸的趋势。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爆发后,舆论的战火很快就烧到了大陆,一方面,简中自媒体出现了大量针对香港运动的假新闻,另一方面,网上针对“港独”(在大陆的语境下,指所有支持反送中运动的人)的举报和人肉迅速蔓延到了线下。这种举报在港漂圈和留学圈尤其严重,有些支持反送中地大陆人在自己的Facebook和Instagram发表相关言论,很快就被认识的小粉红截图,这些图片不仅被举报到了当局那里,而且也在微博和朋友圈流传,当事人的信息被大量公开,学业、工作、和家人都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2020上半年新冠疫情肆虐,围绕着李文亮事件和方方日记,社会的撕裂状态又一次暴露无遗。在“递刀论”被定调后,小粉红又迅速展开猎巫行动,这次针对的是支持方方的声音,主要的受害者是他们眼中的“公知”。比如湖北大学的梁艳萍和海南大学的王小妮,因为支持方方,被小粉红挖出一些批判体制的言论,遭到自己所在学校的处分。尽管小粉红还没有在现实中动用暴力,但他们的攻击已经不是简单的“网暴”,而是能够产生巨大的现实伤害。



其次,中国虽然没有代议制民主,但却具备“民主社会”的某些重要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和平等意识。当说中国人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和平等意识,我们并不是指中国事实上由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多方面都比较平等的社会。这两种意识,一方面奠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在其革命进程中有意树立起来的。1949以前,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动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工作路线。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3 在另一篇《论联合政府》中,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14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事实上的一党专政,但中国共产党公开宣称自己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解释道: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结合起来”,“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15



在建国前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土改,魏昂德在《脱轨的革命》中写道:“在摧毁了原有权贵的框架后,共产党让贫苦的农民参与到政治中来,这些人变成了土地改革中的活跃分子,在接受训练和学习教条以后,又成为新一代的农村管理层。重新分配土地、均分财产以后,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同时也打破了世人曾经对它的怀疑。” 16 在城市,“在国民党时期统治地方的有产精英力量被彻底摧毁。国民政府时期猖獗的农村盗匪、有组织犯罪和政府腐败的情况稳步受到控制。秘密结社和地下教门被压制,无处不在的贩毒和性交易得到有效遏制。” 17 “旧社会的剥削阶级”以及与其相伴相生的社会土壤都被清除殆尽。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在城市里建立了单位制,提供终身就业和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和养老金等福利。



毛时代的文革,在某种程度上又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和平等意识提供了新的想象。这种新的想象,即所谓的“大民主”。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中对这种“大民主”有过描述:“‘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也包括稍后出现的所谓“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短暂出现,这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60年代晚期以“三结合”的形式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这一政治形态包含着公社运动的各种因子,如将工人、农民、学生或士兵的代表选入各级政府和党的领导机构,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分批、定期地深入乡村和工厂从事社会实践,等等。” 18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本质,上述自治实验和群众改造国家机器的尝试几乎都是昙花一现,对于后续的政治制度发展也没有产生可见的影响,但它们可以从侧面反映,老百姓确实没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只要有机会,就积极地参与到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来。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崛起,单位制逐渐解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分化明显,但这两种意识并没有消失,反而和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互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意政治”。19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中共内部的学者俞可平认为,改开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两会”、“内参”、“政治教育活动”、“信访”、“听证会”、“恳谈会”和“网络问政”等影响决策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处理机制。在国际学术界,这种“民意政治”被称为“威权反馈”(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在《威权反馈的来源:一场在中国的田野实验》一文中,几位学者提到:在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县政府会对公民在网上表达的要求进行反馈,越有可能出现集体行动的情况,越有可能向上级政府告状的情况,县政府的反馈性就更强。20



然而正如俞可平所说,这些机制,无论是民意的表达机制,还是民意影响决策的机制,都不太规范,前者缺乏足够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后者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即便如此,“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和平等意识,依然通过这些机制得到保留。这两种意识虽然不像代议制一样,能让民粹主义者向“人民”进行动员,以带来实际的政治利益,但它们也和代议制一样,可以成为民粹主义成长的土壤。米勒对民粹主义存在的条件的分析,或许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指责。



当下中国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研究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简中文献都有对其根源进行分析,然而这些分析都无法解释近年小粉红的崛起。在程同顺和杨倩的文章里,他们认为当前的民粹主义是“人民权利意识增强但又不成熟的产物”;在周庆智看来,中国民粹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在于“民族主义史观”、“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社会流动阻塞”、“政治腐败”、“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而刘小龙的《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进态势及其治理》,则将民粹主义的泛滥归因于“新左派”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的营销和匿名网民数量的大量增长。 22 虽然有的学者侧重于从客观环境的变化找原因,有的学者侧重于从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找原因,但是其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而且,这些归因都与他们对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的判断有关系,越是认为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和“反精英”,就越有可能将其根源追溯到与之相关的原因,不管这种原因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我们前面说过,“反体制”和“反精英”并非当下民粹主义(小粉红)的主要特征,“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才是。这种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为什么会在这几年强势出现?除了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找原因,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政治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如我在《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里所说:粉红狂潮,归根到底是一种“虚无主义狂热”。 22 这种“虚无主义狂热”,是由两个因素造成。从大的趋势来说,中国体制在改开以后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表面上的意识形态挂帅和内里的意识形态真空形成强烈反差,极易培养民众的犬儒主义,而犬儒主义正是虚无主义的庸俗形式。从近几年的政治风向来说,公民社会被极力打压,不同的声音在消失,具体表现为:曾经推动公民社会运动的组织如公盟、传知行被强制解散,领导人许志永、郭玉闪均被判刑;以709律师为代表的维权律师集体被捕入狱;《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对体制外公益组织一剑封喉;党媒内部进行了意识形态整顿,党外媒体、自媒体、大V受到严厉审查,一批自由派大V被约谈,并在封号以后销声匿迹;国家对宗教组织和传教活动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并出台《宗教事务管理条例》,逮捕了一些拒不合作的宗教人士;在性别和劳工等议题上比较活跃的行动者,受到当局的频繁骚扰和严密监视,严重者甚至遭到拘禁。 23 这些政策和行为的结果,是体制外的意义空间和价值实践被压缩到极致,所谓的“私域”,只留下市场经济所需的最小程度。这就产生了“强制性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狂热,正是由犬儒主义和强制性的虚无主义转化而来的,其背后是人作为政治动物,他们那种对在公共场域实现意义建构的渴望,难以通过正常的公共参与得到实现,其能量只能在不被禁止的领域加倍爆发出来。



这种“虚无主义狂热”,恰好与“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形成呼应。正因为其他的内在价值都被驱逐和边缘化,“爱国”成为唯一正确的价值,民粹主义者(小粉红)便经由这个价值建构起自己的群体身份,将那些他们认为“恨国”的人排除出去,并将其贬斥为道德上的贱民。与此同时,“爱国”作为一种超越于体制的价值,也为小粉红的存在提供了稳固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有时甚至不依赖于体制的承认。米勒说“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是民粹主义者的主要特征,但他本人并未阐明何以西方的民粹主义者会具有这样的主要特征,而我们的分析,将小粉红的“虚无主义狂热”与“道德化的多元主义”联系起来,并且能解释清楚“虚无主义狂热”产生的原因。通过这样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将米勒的民粹主义理论充分地中国化。



小粉红尚未有自己的组织,但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模式。讽刺的是,这种组织模式是从一个原本去政治化的团体——“饭圈”那里习得的。所谓的“饭圈”,即追星的圈子,她们的出现,与在近年中国娱乐行业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百度贴吧上很早就有各个明星或偶像团体专属的贴吧,其后,各种选秀节目发明了网络投票,微博顺应趋势开发了热搜、超话和打榜等功能,饭圈的一亩三分田就此成型。这样一个团体看起来正像是小粉红的对立面,一边是娱乐至死,一边是上纲上线。然而娱乐和政治,在中国是以一种极其奇特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在这里,政治对于一切事情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明星当然也不例外,任何一个艺人,只要被当局及其媒体代表(比如人民日报)有针对性地批评,ta的演艺生涯便告终结(“糊了”或“凉了”),饭圈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她们不得不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哥哥刷“政治正确”,以求得官方的表扬,或至少不要批评。她们对于政治的态度,一开始是谄媚式的迎合,后来就是内化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814饭圈大团结”。2019年8月14日,各种饭圈后援会以“阿中哥哥”的名义,联合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集体出征,主要战场是Facebook和Instagram。为了翻墙和进行海外宣传,她们专门设立了技术指导、美术组、文案组和翻译组,并得到了上次出征的队伍——“帝吧”的鼎力相助。在这次出征中,她们目标明确、动员迅速、分工细致、纪律性强,对Facebook和Instagram进行屠版、控评、反黑,就像她们平时为她们自己的“哥哥”(指她们的偶像)所做的那样。



在2019年夏天和2020年春天,我们发现在饭圈常用的一些攻击方式被大量的小粉红用来攻击“恨国党”。这些攻击方式包括网暴、人肉和举报。公平地说,这些攻击方式和社交网络的互动方式、相关法律的漏洞和中国政治的特点有关,但相较于其他群体,饭圈对这些攻击方式的使用更为频繁(这一方面是因为网络上的话题越来越“去公共化”,于是娱乐这种完全不敏感的内容也渐渐成为舆论的战场,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是饭圈运作模式的特点)。比如说,如果有人发微博攻击自己的偶像,她们会一拥而上,在该微博的评论下反击,还会发私信对该博主进行谩骂。更进一步地,她们会人肉出该博主的学校和工作单位,并在微博上艾特(@)该单位,指责他们为何不好好管教自己的学生或雇员。情况严重的话,她们很可能会挖出该博主的言行里那些触犯习俗道德或中国政治禁忌的内容,并向网警等有关部门进行举报。这一套攻击方式被完全复制在这两年针对“港独”和“恨国党”的讨伐之中,可以说,在组织和动员方面,饭圈成了小粉红的老师。



无独有偶,饭圈内部的组织模式,确实也是等级制明显。抛开“BP(白嫖)粉”和“路人粉”,粉丝群体里能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粉头”和“普通粉”。“粉头”相当于粉丝群体里的意见领袖,他们数量极少,与偶像的亲密程度高,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可以定义什么是对偶像的“黑”,甚至可以制定应援会的内部规则。而“普通粉”则更多沦为“数据女工”,除了每日的例行事项,比如超话签到、在营销号下控评、带话题轮博、跟着反黑组举报不利言论,还有时常需要“氪金”的“打榜”。24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这种阶层的产生很多时候是一种“理性”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果,粉丝也可根据追星体验和自身情况调整自己所在的阶层25,但等级制造成的后果,却并非总是理性可控的,比如肖站粉丝举报AO3,最初就是由几个“粉头”发起的,可见“粉头”在饭圈具有的动员力有多强,而这种动员力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组织赋予的。



小粉红和饭圈,并非两个完全异质的群体,而是有相当大的重叠。饭圈中有不少人,不是迫于政治正确而参加“出征”,她们本身就认同“国家面前无偶像”。这也和我们前面对“虚无主义”的分析一致:追星和爱国,都是“强制性的虚无主义”的结果。国家将大部分能为生活赋予意义的内在价值打压下去以后,不触犯政治禁忌的活动,除了不涉及政治的(追星),就只有绝对政治正确的(爱国)。而“强制性的虚无主义”所产生的“虚无主义狂热”,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便在这样不涉及政治的饭圈话题中,粉丝也时常会做出歇斯底里的行为。





丸山真男的法西斯学



米勒说,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应该被理解为民粹主义运动,尽管民粹主义不一定会呈现为种族主义、对暴力的美化和激进的“领袖原则”。 26 如果法西斯主义是民粹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那丸山真男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对我们就有一定的启发,这些分析不仅能展示出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亲缘性,而且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



像米勒一样,丸山也列举出法西斯主义共通的精神倾向和思想模式:



1) 本国或本民族至上主义的倾向(总是喜欢表现为受害妄想,或是挫折感,即被自己小瞧的“敌国”掠夺了好处。);

2) “自然的”优越者支配这一观念(由此产生人种差别和喜欢将人际关系按阶层划分);

3) 对大众潜在的创造力和理性的思考力抱有极大的怀疑和蔑视(只把大众当作操纵的对象,所以宣传煽动一味地追求低趣味和欲望的刺激以及感情上的共鸣);

4) 轻视妇女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将妇女关在家里生儿育女);

5) 较之知性和理论,更重视本能、意志、直观、肉体力量;

6) 对一般的进步观念冷嘲热讽加以否定;

7) 赞美战争,嘲笑永久和平(与后三点均相关,将社会科学视为无用的或危险的,只“尊重”自然科学,而且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27



同样的,如果说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是“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那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主张,应该就是“战斗性的反革命”。跟“反多元主义”一样,这里的“反革命”也不仅仅是其字面上的意思,法西斯主义并不反对那种“颠覆政权”意义上的革命(毕竟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就是这样上台的),它反对的是那种进步主义的、平等主义的革命,乃至于反对一切的进步主义和平等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形态,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丸山真男发现,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像意大利、德国那样带有法西斯“革命”的性质,法西斯主义运动没有以大众组织形式从外面占领国家机构。“来自下面的法西斯的动向——即激进的法西斯运动的每一次痉挛般的发作反倒成为一种契机,更加促进了来自上层的法西斯化。由统治阶层内部进行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军部官僚为中枢,以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能动力为跳板,一步一步地确立了自己的霸权。”28



根据丸山真男的划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期,从大正八九年(1919-1920)到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1931年),可以称作“民间右翼运动的时代”。第二阶段是成熟期,从满洲事变到“二二六事变”(1936年),可以称之为急进的法西斯主义的全盛期。第三阶段是比较长,从二二六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可以称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完成期”。丸山真男所说的,正好介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以二二六事件为转折点。29



二二六事件是一场失败的兵变,由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层的“统制派”进行刺杀而起。最终政变失败,参与者被宣布为“叛军”,多人被判死刑,军队内的皇道派势力被统制派和反皇道派联合一举压倒。并未参与什么直接行动的北一辉、西田税也被判死刑,而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正是二二六事件的思想指南。



吊诡的是,统制派在压倒皇道派以后,自身竟法西斯化了,“军部和官僚、财阀的勾通一气的体制得以强化,开始走向正规、完善的法西斯主义。” 30 丸山想追问的正是:为什么在日本,民间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没能取得实权?为什么法西斯主义革命没能成功?答案在于:“法西斯主义进行过程中,‘来自下面’的要素的强弱是由其国内的民主主义的强弱决定的。换言之,不经过民主主义革命之处,就不可能产生自下而起的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31



丸山认为,意大利和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均已经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一战后,两国议会里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意大利的社会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成为了第一大党。在议会外,意大利的工人“占领工厂和生产管理的风潮四起”,而德国更是爆发了由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法西斯运动和纳粹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保障了结社自由和政治自由,而他们也从左翼的群众运动中汲取了经验,发展出了自己的组织运动模式,另一方面,“软弱的民主政府”又没有能力应对阶级斗争日趋严重的问题,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向资产阶级承诺,他们将以铁腕彻底消灭“红色威胁”(Red Threat)。反观战前的日本,既没有完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也没有成规模的阶级斗争。明治以来形成的,无非是“寡头体制”,而满洲事变前,日本真正的无产阶级较之中小工商业者及薪金阶层人数要少得多。 32 这就使得日本“自下而上”的法西斯运动完全达不到意大利和德国的程度。



丸山说自下而上法西斯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在完整的民主制度(“经过民主主义革命”)之上,这和米勒说民粹主义只可能出现在代议制国家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换个角度说,法西斯主义运动或民粹主义运动,依然可以出现在尚未建立完整代议制的国家,比如二战前的日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米勒对民粹主义与代议制关系的论断过于“西方中心主义”。



丸山认为,不可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形态与其发展速度混同起来。一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跟它的发展速度没有必然关系,后者是由“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国际间对立的激化程度和快慢”所决定的, 33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越有发生革命的危险,与其他国家关系越紧张,它的法西斯主义就发展得越快。但是,即便一个国家在客观上没有发生革命的危险,但它的“统治阶级或追随他们的小市民阶层”在主观上判断革命即将发生,那同样也有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这种“对‘异质性’因素的感染或侵蚀极度敏感的反应”,一般来说,会出现在“较高程度地保持生活样式或意识形态的同质性的地方”。丸山意味深长地说:“若以此逆推,在这种社会,当革命势力以及意识形态因本身‘本土化’失败的时候,就会认为革命势力是‘外来的’,原本就不适合本国的生活方式。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对立逐渐激化,不仅是统治阶层,就连市民大众的恐惧感也会不断扩大深化,反倒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内强制性一体化开辟道路。”34



值得一提的是,丸山认为法西斯主义与“虚无主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西斯主义的“虚无”体现在它的主张和口号的公分母只有“反共”和“反犹”这些否定的、消极的要素,面对各种社会矛盾只会用“反革命”和“战争手段”来处理。“反对势力的镇压机构,其本身即是自我目的,一旦一党专政确立,意识形态上也就永远持续。到最后维持战争体系再生产成了唯一至上的政治目的。”35





结语:自由主义如何应对民粹主义?



尽管我们不认为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已经演化成法西斯主义,但丸山对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倾向和思想模式的七点概括,应用在小粉红身上似乎并不违和。将小粉红称为“战斗性的反革命”,也无甚不妥,这里的“革命”,主要不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体制内外一直在捕风捉影的“颜色革命”。自由主义本土化的失败(不管是在近代还是改开以来),确实让一些人坚信,自由民主制度确实不适合中国(对应丸山所说的“如果革命无法本土化,革命就被视为外来的”)。但这种“搞颜色革命”的控诉在近年来已经不只用来针对自由派,国内任何的进步议程,不管是女权还是劳工,都常常被怀疑背后有“境外势力”的操纵。更巧合的是,当丸山说这样的“极度敏感性”,更容易出现在“较高程度地保持生活样式或意识形态的同质性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倒吸一口凉气:考虑到这两年国内外的形势以及国人的态度,中国的民粹主义在不远的将来加速法西斯化,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从杞人忧天的角度,当下的危险有两种,未来的危险有一种。《粉红狂潮》里说:“如果这场运动持续下去,未来一定会有比小粉红更具‘自觉性’的野心家,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冒出来,接过运动的指挥棒。” 36 “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比民主革命更有可能。如果要出现,应该是发生在执政党因为某些国内外变故元气大伤,对社会的控制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时候。这种时候,不仅中国的民粹主义会加速法西斯化,而且他们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一定比自由派更强。相比之下,“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倒是更有可能,彼时军队在系统里地位上升,国家对社会实施全方位的控制,经济模式开始向战时经济演进。即便上述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而且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中国建立起了自由民主制度,那民粹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依然是个可怕的对手,除非立宪之初就将此类政治组织予以限制,否则没有任何历史经验能保证,自由主义一定能在民主制度下战胜民粹主义。



回到当下,一定会有人认为上述的危险是被夸大的。这样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毕竟丸山当年预言美国将通过麦卡锡主义走向法西斯化,最后也没有发生。国内外目前关于小粉红的定量研究尚不完善,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着相关的组织,如果有,数量有多少,在目前民间的意识形态中,如果说跟小粉红的观念比较接近的,有工业党、入关学等,但要说类似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似乎还没有出现。在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l Relations上,有一篇《中国特色的右翼民粹主义》值得一提。该文研究了“知乎”上的1038个回答,发现中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网民”,十分擅长借助西方右翼民粹话语来攻击自由民主制度和“白左”。作者认为从这些“回答”和“评论”中,可以识别出相当清晰的“种族的民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和“现实主义的威权主义”(realist authoritarianism),而这两者在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者里面同样显著。37



知乎上的“人生赢家”,和“小粉红”这两个群体有多大重叠,我们暂且无法下一个准确的判断,但两者的观念大部分是兼容的,至少存在着以下共同点:1)支持强权政府;2)拥护中国共产党;3)认为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4)反对西方在国际事务上的霸权,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普世价值);5)认为西方人普遍存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如果说“人家赢家”和“小粉红”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上给人的印象有何不同,那可能是阶层(知乎用户普遍学历和收入要高于中国互联网用户平均水平)、年龄(小粉红普遍被认为是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议题(知乎用户讨论国际政治议题更多)和情绪(知乎用户爱用“理中客”的口吻,小粉红似乎更爱用激烈的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但两者之间似乎不存在实质的身份流动上的障碍。如果能证明中国的民粹主义者(小粉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右翼民粹思潮的影响(在上述研究中,作者并没有将那些知乎用户明确地称为“民粹主义者”),那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或许也可以放在全球民粹主义运动的脉络下去讨论。



米勒在《如何对待民粹主义者》一章,对支持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做出了如下的建议:



首先,不去明确明确地界定谁是政治体的一员,谁不是其中一员,这个问题应该是民主论辩的对象,而不是基于某些不变的标准之上的一劳永逸的决断,现存的共同体成员与希望加入的成员都应有发言权。

其次,不要去排斥民粹主义者(排斥也没有用),只要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例如不煽动暴力),其他的政治势力就有某种义务与他们接触。

再次,识别真正的民粹主义者,并将他们与那些同样批评精英却并不使用以部分代替整体的逻辑的政治势力区分开。

最后,对左翼阵营选择性地利用民粹主义者所塑造的形象来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策略,也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存疑。38



虽然这些建议对于中国的自由派乃至于所有进步主义者都有或多或少的裨益,但它们并不具有紧迫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这两年的政治变局中学到的首先应该是,进步主义的叙事从未像今天这样狼狈,在统治者以外变得如此没有说服力(在统治者那里是从来就没有说服力)。对于那些致力于实现民主中国的人来说,未来不管发生任何变数,挑战都远远大于机会。在他们面前,一边是惯于实施压制的国家机器,另一边是数量越来越庞大的狂热民粹主义者。而自由派这边,他们的困境有如下的方面:



1) 自由派内部对中产精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指望,即便现在“中产推动民主”的幻想已经破灭,还是指望他们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孵育未来公民社会出一份力,指望他们成为可能出现的动荡中稳定社会的力量。39 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缺乏这样的担当,他们里面有不少甚至已被西方的右翼民粹思想所俘虏。

2) 在过去的几年里,自由派里有一批头脸人物,完全无视民粹主义潜藏的反动因素,狂热地拥抱“川普主义”,甚至将国会山骚乱比作新时代的“莱克星顿的枪声”。自由主义的内部分裂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3)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政府在应对上前后矛盾,方寸大乱,美国政治制度的漏洞暴露无遗,以至于国内出现近2600万的感染,40多万的死亡(截至2021年1月底的数据),“民主灯塔”黯淡无光,自由主义也一并蒙尘。



这一些困境,再加上自由主义人员凋零(许多人身陷囹圄)、在年轻人里影响力日渐下降,自由主义与中国未来的关系,几乎要接近“毫不相干”了。自由主义最大的优势,是它和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比如科技)的联系:这些成果的再生产,需要一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后者与自由主义的价值更亲近,而与民粹主义有较大程度的对立性;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优势,与改开四十多年来形成的“公共文化”相关,这种公共文化有一部分朴素的自由主义观念,比如尊重财权、崇尚法治、个人主义等。自由主义者最自豪的两个法宝,是“启蒙”和“说理”,这个在和平年代是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考虑到自由派在一些媒体也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确实能怀有希望,但如今“乱世”将临,形势未必会给予自由主义者足够的时间。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自由主义危机空前,困难重重。我以前写过“反国家主义联盟”,那时的想法是希望能推动一些进步变革的发生,现在没有这样的奢望,只求能抵挡住体制内和体制外极权主义的全面冲击。自由主义要想有一线生机,必须抛开对中产阶级的迷信,抛开性别主义的偏见,抛开对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执念,与所有进步的力量相结合。也只有这样,中国才有望走出“权贵威权还是民粹极权”这两个“糟糕和更糟糕”的选择。



注释:

1 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页14。

2 同上,页26。

3 同上,页31。

4 同上,页33。

5 同上,页35。

6 同上,页42。

7 同上,页39。

8 同上,页45。

9 程同顺、杨倩:《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16第3期。

10 周庆智:《当前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政治含义》,《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1 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页38。

12 关于该女生的视频和言论,均来自新浪微博“雅伦Yalun”。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2008年,页899。

14 同上,页1094-1095。

15 同上,页1475。

16 魏昂德,《脱轨的革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63。

17 同上,页84。

18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页14。

19 俞可平:《民主还是民粹——中国的民意政治》,《南国学术》,2014年第1期。

20 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Yiqing Xu (2015)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0(2)

21 刘小龙:《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进态势及其治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

22 陈纯,《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纽约:世界华语出版社,2020年,页231。

23 更进一步的论述,可以参考陈纯,《新冠疫情下的饭圈与公民社会的回光返照》,发表于区块链平台matters。

24 芋泥,小哥:《饭圈就是场集体PUA》,https://mp.weixin.qq.com/s/LH4i01aYdXGydPuzx8INWw

25 马志浩,林仲轩:《粉丝社群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阶层形成》,《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26 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页121。

27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页321。

28 同上,页61。

29 同上,页27。

30 同上,页65。

31 同上,页69-70。

32 同上,页71-73。

33 同上,页316。

34 同上,页274。

35 同上,页322。

36 陈纯,《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页234。

37 Chenchen Zhang (2020) Right-wing Popu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ntity, otherness and global imaginaries in debating world politics onlin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I): 88-115.  

38 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页103-128。

39 陈纯,《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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