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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国的集权统治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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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话是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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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89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是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主流意识。而后者,正是执政者通过枪杆子的威慑和财富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经 “**”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 在 lihlii (立里) 的大作中提到: 】
: 还“达成了这么一个妥协”了。如果可能,希望你能仔细再读读为好。
: 如果你再读一遍,得到的结论还是“袁剑说”如此这般,我也没办法了,
: 密切注意,前方有傻逼,撤~
: 【 在 ksyrium 的大作中提到: 】
: : 呵呵,早就看过了,总的来说袁剑说了这么两件事情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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