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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某一种社会制度比现有的好，只是解决了未来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到另外一种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动力学问题，通过怎么样的路径才能达成，路径有很多种，哪种最节约能量。
这个比方类似于化学上的合成方法，首先某种分子结构能量低，能够稳定存在，确定合成的目的，然后则是研究合成的路径，解决现有材料合成目标物质的动力学过程。石墨是碳元素，软而黑，钻石也是碳元素，最坚硬的美丽宝石，人类已经探索了一百多年，怎么从把
石墨转变成钻石，要用高温高压，耗费巨大能量作为手段，现在虽然可以合成小颗粒工业钻石，离宝石级别的钻石尚有距离。
探索社会改良也是类似的科学探索，只是这种实验的代价是流血，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代表了乌托邦主义的失败，也是暴力手段的失败，但是共产党社会动员的方法，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在前文里面提到，当奴性不反抗已经成为奴隶群体自保的手段时，共产党如何破局？
人大都理性自利，社会改良则是类似于公共产品的东西，你不掏钱不冒险也能享受成果，如果人人都只想搭车，革命不就散伙了？
共产党的先天优势，是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方兴未衰，这是灵魂，实际则是一场宗教运动，共产主义就是先验的上帝，真理，领袖是先知，人间天国就是人类的救赎，武装斗争则是圣战当年的仁人志士相信这个东西能救国救民，才毅然投身共产革命，理想主义者过去为忠诚，宗教，真理赴汤蹈火，入共产圣教就可以盲从先知，不择手段，粉身碎骨只为共产主义成功。
共产主义是入世到极致的宗教，它对未来的乌托邦社会有一整套说法，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按需分配等等。老百姓是奴性不错，对“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已经有了充分的抵抗力，共产主义运动却给了从来都没有的美好许诺，奴性并不代表完全甘愿被奴役，如果看到希
望，共产党和过去的造反头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的人造反只为自己富贵，而共产党真的为老百姓打天下。 奴性的破局，关键在共产党那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
如果要破今天的奴性的局，则必须重新组织一套意识形态，一套新的革命许诺，和历史上所有造反派不一样，和最近的共产党尤其要不一样，共产党给奴隶们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了，所以极左派是没有前途的。
怎么对付搭车心理？
人人搭车，革命就只剩下几个理想主义骨干，这种小规模的骨干未必就没有作为--历史上这样的精英骨干组织搞了不少极端手段，绑架暗杀爆破，确实有时候也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共产党的目标不是这种小规模恐怖团体，共产党必须搞一场社会动员，少数理想主义
者是领导，种子，革命生根发芽，必须带动广大的旁观者加入，这样雪球越滚越大，党组织根据地才能遍地开花。
社会中公共产品的悖论要靠政府来解决，革命中如何让搭车的上车，则要依靠革命组织方法。
中共是苏共的徒弟，党组织怎么建立，发展成员，运行，怎么传递情报，绑票暗杀都由苏共或者说共产国际手把手教。城市活动的地下党即是宗教组织，也是公司，不过这个公司运行的目的不是利润。党组织的活动一方面是寻找经费，合法或者非法的经营活动敲诈勒索
，1930年之前城市活动的主要经费则来源于共产国际，顺便说一下，中共老师布尔什维克不仅不忌惮接受德国马克，也善于打劫银行，斯大林本来就是个劫匪。
党组织的另一方面的活动就是怎么把这笔钱花出去，地下党也是一种谋生手段，收入不低于产业工人，高层还可以包养情妇，天天下馆子。党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活动，有时候这种活动是看似无聊的，高风险的接头，聚集开会，发传单，但是无论压力多大，这种活动不
能停止，这是共产圣教的祈祷和教会聚会，保持宗教凝聚力的诀窍。地下党就像蘑菇，蘑菇的"根“的菌丝遍布地下是看不见的，一旦条件合适，比如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武装工人组织城市暴动是地下菌丝体上长出来的蘑菇，如果条件不合适，广州起义，南昌起
义失败以后，菌丝就继续蛰伏地下，虽然不长地上蘑菇，地下菌丝的生长也不能停止。革命组织就像蘑菇这样的生命体，壮大时是新生的菌丝多于老死的，缩减时则是新生少于老死的，革命组织的生命就在于不停的活动，一旦停止，就意味整个生命体的死亡。
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中央仍然坚持在上海活动，第一原因是租界银行可以兑现共产国际的支票，第二则是城市斗争是当时中共观念中的唯一正当的活动方式，当时农村虽然有菌丝生长，中共中央却不认为农村这种培养基能孵育出共产大蘑菇。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共的创举，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农村是经济上，政治上几乎隔离于城市的，共产主义菌丝找到了合适的培养基。共产党的上山只是权宜之计，断了共产国际的经费，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方法。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但穷山恶水不养人，所以没待多长时间
就到瑞金去了。江西南部的农村没有经过大的革命和战乱，民间财富没有被消耗，这就是江西苏区的生存基础。首先把地主老财家里的元宝大洋挖出来，武装壮大队伍，然后控制稳定的地盘征税，吃完了财富存量再吃增量。土改的目的或许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耕者有其
田，实践中则是农村动员的方法。先培训少量积极分子--常常是农村里游手好闲的赤贫户，二流子，用阶级斗争武装起来，破除宗族，邻里观念，一个村里里哪家富，哪家有余财是瞒不住本村人的，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红军的军费就有了着落。红军路过的地方也常常用
直接勒索的方法要钱，留下白条一张，三反五反时就有地主拿出徐向前亲笔的收据以证明曾资助革命以免一死。如果在红军能稳定控制的地方，则可以土改，江西苏区的土改是激进的，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所以富农地主都跑到城里去组织还乡团了。土改通常不提
高农业产量（经济学问题，这里不详述），但是可以起到土地重新丈量，核实税基的作用，同乡宗族隐瞒田产是普遍的事情，但是少量本村的积极分子可以把这些田产都挖出来，历朝历代丈量土地的难题，被共产党轻易攻克了。到这里解释了红军是怎么挖财富存量，而
且为什么挖得比其他的割据武装要多。国民政府的统治从来没有倾彻到自然村以下，而共产党通过土改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大小的地盘，一个普通的军阀只能动员5万兵，而红军可以动员10万20万兵。这是组织的技巧，意识形态的伟大之处，国民党式的动员类似于燃
烧，化学反应，只涉及原子以上的结构，而共产党式的动员则是原子裂变。 共产党的赢，国民党的输，关键不在人心，而在能不能动员人力，物力。
江西苏区是依靠农村财富存量生存的，当国民党集中力量围剿，苏区无法继续扩张的时候，培养基的养分被共产菌丝吸干了，怎么办？ 苏区有没有能够依靠征税来形成连续的现金流？ 瑞金苏区失败了，土改激进到一年分几次地，彻底破坏了农业生产，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苏区的土地已经大量抛荒，土地产权如果不稳定，谁能安心种地。第五次反围剿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经济源头的失败，即使换毛主席领导，也无回天之力。到陕北之后的共产党不像瑞金苏区时那么激进了，除了继续进行农村动员，也不放弃一切财源，包括与日
占区交易鸦片。
前面解释了共产党的生存壮大取胜的基础---宗教圣战组织和原子裂变式的农村动员方式，这告诉我们共产党的经费，革命者的薪金是怎么来的，但是仍然没有解释旁观者为什么要上革命的车？ 赚钱生存的路子很多，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八路红军几乎是不发饷的，为
什么滚雪球般越滚越多？
打个有趣的比方，共产主义革命是辆车停在路边，车上车下都有人在招呼，加入我们吧，救国，抗日。路人甲看车很漂亮，人也很热情，停下来加入“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突然车上的人一喊，大家看脚下，白线内和踩到白线的都算上车了，路人甲路人乙低头一看，
正踩在模模糊糊的白线上，这时候警察来了，路人甲乙慌忙中上车逃走。
共产党有很多边缘组织，主题可以是抗日的，搞学术的，文学的，或者讨论风花雪月的，工人识字班，当然包括工会，不接触不知道底细，出于感兴趣接触或者亲朋好友介绍，不小心在家里放了几份进步报刊，或者写了几篇文章印了铅字，或者有意无意被国民政府的暴力机关找了麻烦，这时候就有人告诉你，你已经入伙，没有退路了，然后就是培训洗脑，正式加入共产圣教。虔诚到一定标准的人则会继续拉亲朋好友好友入教，发展下线。如果是刚刚加入共产党边缘组织的人被军统中统查获，悔过书中一定会写：误交匪人，误读匪书，一时失足，终身悔悟，这样的话。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青年加入救国，或者抗日的任何组织，都有一定几率上共产党的车。台湾大特务古正文，当年的北大爱国学生，为了抗日救国，一开始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被俘才投入军统，更多的人一开始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就再没有出来。电视剧《潜伏》
里的爱国青年余则成，一开始偶然加入了军统的学习班，按照共产党的观点，这是有抱负的失足青年，当然是要挽救的。争取余则成有几条路线，一个是他的上司，师傅吕某，地下党军统双料谍，这条线还没有启用吕就被日伪特工杀害了，另一条线则是他的女友左蓝，
新华社记者，地下党员，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会不知道余几乎半公开的军统特工身份？爱国青年余则成对左蓝感情可能有十分的真实，但是左蓝女士心中是几分爱情几分革命事业？利用感情发展新信徒，这种事情共产党做得，今天的基督教会也屡见不鲜。余则成
被女友拉下了水，如果他没有--还有第三条第四条线出来争取他。余刚下水时还是觉悟不高的没有退路的小白，革命为爱情；后来则发展成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为共产主义。
共产党在农村也是类似的手段，甚至更简单些，积极分子带头打了土豪，银元充军费，细软归积极分子，钉耙锄头被子衣服一些余粮分给农民，有条件则分土地。共产党员召集农民开会：“农民兄弟们，你们已经没有退路啦，地也分了，浮财大家都拿了，地主挨了你们每个人的鞭子，还乡团不会放过你们的，加入红军吧，保卫苏维埃，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 除非跟着地主逃走，农民没有不参与的选择。
集中营劳改营中的一种常用反抗手段就是，一个两个积极反抗分子制服一个看守，然后让旁观的囚徒每人都来打一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反抗团体。 这就是共产党的手段，用尽一切办法让旁观者上车。
共产党有绝妙的拉人入伙的手段，又怎么样保持党员的忠诚？
完全理想主义革命者的忠诚是可以信任的，但革命队伍壮大必须有多数理性人的参与。国民党显然有更多的荣华富贵可以许诺，怎么才能防止党员的理性出卖？共产党作为宗教组织，有能力培养远高于正常比例的死士；共产党同时又是世俗的政治组织，当然不会放弃世俗的手段。 共产党对叛徒的惩治手段类似于黑手党。黑手党的忠诚要靠微观上的超级暴力来维系，就是远远超过政府专政机关的暴力。某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对警察招了供，当天晚上全家死绝，女性全被奸杀。这种事情警察做不出来，只有法西斯的超超级暴力才打压住了黑手党。
顾顺章案可谓惩治叛徒的典范。这是博讯上的海棠村掘尸案：
『周恩来于获悉顾顺章遭捕自新后，立即指挥原任顾之助手红队科长王世德（化名王竹友），将其全家八口岳父母、 妻子、内弟等全部勒毙，埋尸于法租界爱棠村十一号屋内灭迹。不料于顾案发生四个月后，即一九三一年八月，该王世德亦为调查科捕获，经供述上项
情 事，当由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置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因此事为新闻界所悉，消息传布出去，致发掘工作进行之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 一尺的挖下去，
于种植花草毫无痕迹之院内，深掘至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之全家大小八具尸体 ，全市为之震惊。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继续从事发掘，结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大多数是共党所谓动摇或叛变份子，由周
恩来命王世德等所杀害的。』
全家灭口，就地埋尸，这种事当时的中统大概也做不出来，周恩来放过了顾顺章家的一个十二岁小孩，结果这个小孩子几个月后在大街上认出了王世德，导致王世德被捕，埋尸案才得轰动全国。一个小孩子坏了事，究竟是谁在报复谁，就像巴以冲突一样难解难分。前
面提到的电视剧《潜伏》里面也有追杀叛徒情节，”绝不能让顾顺章的教训重演。” 主角余则成的红颜知己晚秋知道了主角身份，余的地下党联络员第一反应就是灭口，这时候余自己担保，以威胁到整个地下交通线的代价送晚秋去延安，真实世界中的晚秋10个有8个都得
无辜送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忠诚的代价是一条命，不忠诚的代价则是是全家老小。
共产党曾经不择手段的解决了革命的动力学问题。这篇文章主要集中于解读共产党如何动员，如何破奴性这个僵局。社会改良如果仅限于少数积极分子，很难成功，如何让理性的搭车者，旁观者参与，动员社会潜力，发展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运动，共产党是今天的改
良者的老师。共产党的某些手段是今天所无法接受的，我反对这些暴力手段，写出来只是为了把问题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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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7-2009 19: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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