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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驳斥这种腐败有利论，因为已经过时了。
僵化的制度需要腐败软化，当腐败已经成为制度时，腐败还有利吗？
腐败有利论应当局限于计划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国营电视机厂有个计划产量，但是市场需求大于计划，如果向上申报修改计划提高产量，手续烦杂，反应慢，可能等计划批下来，市场已经萎缩了。而且计划内的产量提高只能卖计划内的价格，对工厂的利益提高有限，腐败润滑剂应运而生，工厂决定擅自提高产量，这个产量不申报计划，按照市场价格售出，工厂得利。为了换取主观官员的合谋对上隐瞒，贿赂主管的官员每人一台电视机，小心一点的官员不敢收电视机，或许敢收一张电视机票，这等于电视机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值。 在这个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让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工厂得利，工人可以多发奖金福利，官僚拿到了电视机，消费者买到了紧缺的电视机，三方都很高兴。八十年的私营经济是类似的效果，市场的需求国营经济不能抓住，制度上不允许发展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可以通过贿赂官僚，换取掩护，比如私企顶个红帽子。 在这个阶段，腐败是有利的，秦晖也描述过改革开放早期各阶层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最优。
在87年-88年左右官倒盛行的时代，帕累托最优过程停止了。微观是这样的情况，当主管轻工业的官员尝到了腐败的甜头之后，随着这种腐败润滑的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贿赂日益普遍，以至于形成了权力的市场价格，我们知道价格是由供给需求决定的，一开始收取电视机是偶然行为，收一台2台也是偶然的，后来官员们发现了工厂的利润空间，权力的价格就上升到工厂的边际利润为0的平衡，而工厂则会提高价格，直到消费者的需求达到新平衡。当权力寻租日益普遍後，工厂和消费者的福利都受了损失，官僚得了益。权力的市场又是不对等的，电视机厂认为官僚的权力太贵，官僚可以威胁强制电视机厂购买，电视机厂的边际利润为负，仍然不能停止付出权力租金。官倒为什么被痛恨，除了妒忌之外，官僚确实侵占了其他所有的人利益。自此以后改革就踢到了铁板。
楼主的分析在一个生产周期内是没有问题的，官僚腐败相当于加税，官僚的高消费也相当于政府采购，如果在多个生产周期内，问题就出来了。加税其实是挤占了企业主和劳动者的收入，这收入要用于再投资和消费的，政府税收的投资消费效果不如民间的消费，这已经是经济学的普遍共识。 官僚的腐败收入因为不合法，不见光，倾向于外逃或者藏匿，再投资和消费效率更低于政府的合法税收，所以腐败比高税更糟。 这部分贪腐如果留给企业主，企业主会留给产业升级，规模扩大，留给劳动力则扩大内需，提高劳动力的再生产，无论如何都比外逃好。
退1万讲，如果肯定腐败合法，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是高薪养廉，雍正就用过这招，这样的话官僚的高收入成为个人合法收入，再投资和消费效率高于等额的政府高税，不考虑社会效应，见光的腐败要好于不见光的腐败。但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精英和平民的利益如何平衡？原来的这部分收入应该是企业主和劳动力分配的，至少有一部分分到劳动力，现在全归了官僚社会精英，加剧了收入不平衡。 而且企业主和劳动力的分配比例应当是基本权利对等的情况下互相谈判来的，现在企业主额外拿出一份来购买权力，权力就可以约束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比如限制独立工会，甚至掩护企业主限制劳工人身自由。最极端的情况比如山西黑砖窑。我判断官僚的腐败即使合法变成高薪养廉，也造成了分配向社会精英倾斜，不管短期效率如何，长期一定有伤害效率，甚至造成社会动乱。
【 在 posteriori (post) 的大作中提到: 】
: 自习室对面坐一读经济学的哥们，我说中国政府腐败（corruption，语境里基本理解为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很严重，完了他给我说了两点腐败的好处：
: 1，如果商人的钱不用于行贿，那就是再投资。本地投资饱和，这些钱就会投向国外，造成资本流失。官员的腐败所得多半都用来消费，而且多半是在本国消费，这对促进内需有利；
: 2，发展中国家，高薪养廉不可行，低薪的话，官员就没有动力，不办事。受贿所得是他们积极的投入到经济工作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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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16-2009 21:4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