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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Faith

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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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0:34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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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谁给罚出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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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你说尽管早已知道了尼克松因“水门案件”而下台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事件所引发的制约权力的“收银机”运作过程,还是非常感兴趣。你在等着我讲完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整个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美国“收银机”。一旦按下第一个启动按钮,它的各个部件就互动地一步推一步地在向前走,在一个出问题的部位绕上一道又一道的蛛网,然后逐渐解决。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机制也是很新鲜的一个玩意儿。你已经看到了,司法和立法两大部分正在对“水门事件”进行最后的冲刺。这时,作为另一道外部保险机制的新闻界,正以他们习惯的操作方式,进行无孔不入的全方位调查。你几乎可以把他们称作是一支“野战军”。首先,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无法迫使任何人告诉他们任何与案情有关的内容,除非被采访者自己愿意这样做。
  新闻界也无法把任何他们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召来,因为在他们手里,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听证会这样的有效手段。确实有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这一类的好事,可是,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他们的采访对象的手里的。是别人有话要说,把他们给招了去,而不是相反。但就连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都是重要的,他们会在这样的时刻,急急地抓紧每一分种提出问题,可是,人家不仅常常以“无可奉告”一口回绝,甚至可以一甩手拔腿就走了。你也不能如法庭国会那样给他定个什么“藐视罪”。因此,看上去新闻界是最没有“实权”的一支结构外的“野战部队”。
  然而,在美国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敢于把新闻界不放在眼里。因为这支“野战军”有不计其数的具有良好职业训练的记者队伍,而且他们习惯于独立作战,几乎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因为凡是不具备一定新闻素质的,都早已被淘汰了。这些记者虽然没有什么特权相助,可是,他们在职业正义感和新闻业的竞争等等动因的驱使下,会把一个常人的能量发挥到极限。发掘出天晓得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内幕新闻。再说,他们一个记者一个智慧,对于他们没有什么禁区和局限,他们能找出什么就找什么,别看有些东西看上去只不过是鸡零狗碎,但是,没准这些记者的共同努力凑在一起,就能拼出一张“先遣图”来。
  这一次,就是在尼克松“水门案”的紧要关头,新闻界又一次全面出击,造成了意外的效果。首先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开展了对尼克松减税问题的调查报导。这是尼克松曾经把自己当副总统时的私人文件捐出,换取了五十万美元的减税。这家报纸还报导了尼克松曾经花了公众的一千七百万美元,用来装修和警卫他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的私人住宅。这虽然与“水门案”无关,但是对于尼克松的信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
  同时,“华尔街日报”又雪上加霜,对尼克松的副总统阿格钮受贿以及偷漏收入税的情况进行了报导。这在美国民众中又引起一阵强烈反应。在司法部检察官对一系列证据的调查之下,副总统阿格钮很快看清,如果他顽抗下去,也将面临无法逃避的弹劾,他最好的出路,只能是以辞职认罪交换宽大处理。于是,他很快放弃了挣扎,仅仅在 “华尔街日报”向公众披露的两个月后,他就向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交了一封辞职信。然后来到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以认罪交换了“三年徒刑缓期执行以及一万美元罚款”的宽大处理。
  尼克松的录音带问题还在僵持。但是,尼克松从大陪审团的宣告中,已经知道自己面临触犯众怒的危险。他无法忽视站在那23名普通陪审员身后的全体美国人民。因此,在8月15日他又一次在电视里发表声明的时候,提到录音带时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持“行政特权”力争的强词夺理,而完全是透着和美国人民商讨,试图取得谅解的低姿态。
  尼克松在这次电视声明中向公众表示道歉,他直视着摄像机说,“我很遗憾这一切的发生”。并且,尼克松第一次表示,国会参院对有关他的指控进行调查,“我没有意见”。在录音带的问题上,他竭力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情,把话都说到了这样的份上,他把自己和助手之间的谈话录音,比作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私房话,因此要求大家允许他将录音带持为己有。当然,尼克松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能够守住这条最致命的防线。
  这时,几乎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遇到这样重大的 “宪法性”问题。如果双方不让步的话,那么,就只有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等待持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出来给出一个判决。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这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宪法解释问题,这已经是一个宪法危机。
  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新任的宪法顾问才发表了一番他的法理性的思考。这位宪法顾问也是来自一个大学的法学教授。根据他对宪法的理解,同样是根据权力划分的原则,他觉得,如果司法分支强制这个国家的总统,将会毁了美国的总统地位,即毁了行政分支的宪法地位,从而动摇美国的国家制度。那么,如果检察官要坚持强制总统服从法律程序,如何解决这个僵局呢?他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服从法律,法庭能做的就是解散检方,也就是法庭不接受对总统的指控。
  同样来自大学法学讲坛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听了这番法理推论之后,他发表了一个短短的声明。只有尼克松总统明白这个声明沉甸甸的份量。考克斯说,总统所永远不能解散,不能中止的是大陪审团。因为大陪审团代表人民,人民有权得到每个人的证据。
  尽管大家知道,此事是必闹到最高法院不可的。但是,按照司法程序,还是必须由地方法院先判决,然后再一级级上诉。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防止一场宪法危机真正发生,不论是法官西里卡还是上诉法院,都尽可能地作了局部让步的努力,使得变通的方式有可能被尼克松所接受。
  这些变通的方法,主要是如何尽量缩小录音带的审听范围,甚至如何由第三方审听录音带,再将其变为可由法庭审阅的书面记录,等等。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被尼克松所接收。这时,尼克松的周围又有了一批象宪法顾问,“水门事件”顾问等等这样的新任顾问。尼克松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参考他们的意见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看来,不论尼克松的口气是硬是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新顾问们给他制定的基本上还是 “顶”的方针。
  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么,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尼克松在他的新顾问们的推动下,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作出了一个利用职权与法律顽抗的大动作。这使得他被弹劾的命运再也不可逆转。尽管尼克松在避免被弹劾的问题上,可谓费尽了心机。
  当尼克松的副总统被迫以辞职交换法律宽大的时候,尼克松处心积虑地挑选了众议员福特作为副总统的替任。在一般人眼里,福特不象是一个做总统的人材。尼克松之所以在当时挑选了福特,就是为了使国会在考虑弹劾的时候有所顾虑。因为一旦尼克松被弹劾成功,他的副总统就将顶上来做完这个总统任期。
  如果福特比较软弱,看上去不能胜任总统职务,也就意味着美国将有一段时间出现 “总统危机”。那时,美国对内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事务执行者,对外也将缺少一个决断的外交事务领导人。这对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从外部形势来看,还处在冷战的危险期。从内部来说,美国刚刚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和转变,急需一个安定的环境完成社会过渡。所以,尼克松作出这样的副总统安排,就是希望国会将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敢轻言弹劾。
  那么,尼克松到底做了一个什么大的举动呢?
  他想除去他的心腹之患。
  当时,尼克松确实万分恼火。因为,再三使他感到难堪,在司法程序上一步不让的那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尼克松行政体系之下一名“下属”。如果不是独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也不可能主动出一张传票,要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考克斯在上任之后,没有一刻表现出他是尼克松的“下属的下属”,相反,他始终保持一个克尽职责的独立检察官的形象。
  这时,上诉法院的判决也已经下来了。判决对尼克松很不利。尼克松按法定程序,还有一周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尼克松向独立检察官摊牌了。因为录音带是独立检察官提出来要的。如果检方坚持,法院一级级都按这样的趋势判下去,尼克松就非常被动了。因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强迫检察官放弃或改变他对法庭提的要求。
  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告诉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要他接受白宫的条件,把交出录音带改为交出根据录音带笔录的谈话提要。否则,请独立检察官辞职,或者由司法部长解除他的职务。他们给了这个最后通谍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考克斯的回答也很漂亮,他说,他也希望避免冲突和对峙。但是,他不能违背参议院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他所作出的承诺。
  看来,不论是让独立检察官屈服,还是让他自己提出辞职,都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独立检察官的这个回答,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早有预料。因为这么一来,一个球两边一踢,最后还是要落到了他的手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权从理论上来说,只能落在司法部长这里。既然如此,现在解职权也必定要落在他手里。如果他这样做了,应该说,也无可非议。因为,在政府的行政系统里,司法部长是总统的下级,他即使解除了独立检察官的职务,也不过就是执行了自己的上级,总统的命令。
  但是,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当然很清楚,他有一个作为司法部长的职业道德的问题。他今天之所以具有解除检察官职务的权力,是因为他正巧站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逻辑悖论的交点上。他是美国的行政系统中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最高官员。他除了必须面对总统的命令,还必须面对法律,面对历史,面对良心。所以,他的选择十分简单,他轻轻放下落在他手里的那个球,冷静地对总统宣布,他辞职了。在辞职信中,他提醒尼克松总统,不要忘记,在当初给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任命书上,规定了司法部长“不能推翻,不能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
  一开始,尼克松的顾问还以商量的口气,请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是否考虑先解雇考克斯再辞职。他提出当时的中东危机,要求司法部长解雇独立检察官,给美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司法部长断然拒绝。接下来,黑格则毫不客气地给司法部长来了一个电话命令,“解雇考克斯。”司法部长提出要求约见尼克松总统。
  在会见尼克松之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见到了黑格。黑格再一次向他提到中东危机。他说,美国正在就中东危机与苏联谈判,“水门事件”一直在让苏联看笑话,弄不好就会让苏联人在谈判桌上占上风。理查德森不为所动。当他走进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的时候,尼克松总统手里也只有这一张相同的牌。“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
  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么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当黑格再一次给理查德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反问黑格,既然中东危机如此紧要,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延迟几天解雇考克斯呢?当过军人的黑格将军,其回答颇具军队风格,后来在美国众所周知,他说,“你的总司令给你下了一个命令,你别无选择。”理查德森严丝合缝地接了一句,“除非我辞职。”
  当晚,抢在司法部长宣布辞职之前,白宫宣布他被解雇了。这一做法显得十分卑劣,他们不让他以辞职的形式离任,一心想毁了他的政治前程。尼克松曾恨恨地对黑格说: “我们除了在他屁股上踢一脚以外,不欠他什么东西。理查德森必须解雇,我可不想看到他回到印第安那再去竞选参议员。”
  至于整个风波的中心人物,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他此刻的心情几乎只能以“悲愤” 二字来形容了。因为,这绝不是一件“上司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的简单解雇事件。这是一个被法律追踪调查的特殊罪犯,利用手中来自人民的权力,试图开除一个代表法律和人民对他进行调查的检察官。这就等于是一个正在抓一帮江洋大盗的警察,让这帮江洋大盗给解除了警察的职务!
  这不是他一个独立检察官考克斯个人的职位问题,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这样凌驾于法律,凌驾于人民,这个国家整个的根基就都会动摇了。因此,考克斯在这场风波一开始的时候,就郑重地对自己手下的一套班子说,如果他被开除了,不论总统怎么干,你们也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在考克斯从电话中得知司法部长将为他的缘故而辞职时,他冷静地作出了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决定。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做法。哪怕你尼克松是总统,考克斯只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官,但是,当你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人民给你的权力为所欲为的时候,考克斯并不是一筹莫展的,他可以直直地走向公共讲坛,站在全美国的电视机前,让所有的老百姓知道真相,让大家来评评这个理。
  新闻发布会上的考克斯,显得谦恭而文静,仿佛是在给周末待在家里的平头百姓上一堂课。他说,我可以保证,我不是故意在和美国总统作对。我甚至担心,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是不是错把虚荣当作了原则。我希望我没有。最终我决定,我必须坚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在司法部长理查德森提出辞职之前,司法部副部长已经表示,如果要逼他就范,他也做好了辞职的准备。因此,随即,司法部副部长也因同样原因辞职。
  剩下的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鲍克。他曾经对理查德森表示,他只是在理论上同意总统有权解除手下一个检察官的职务,因此如果总统下命令,他会同意签字解雇考克斯。但是,他不想让别人以为他是个贪图高官的“贪生怕死之徒”,签完解职令,他也会要求辞职。理查德森在自己离任之前,劝阻了鲍克的辞职。他要为司法部留下一个看家的。
  就这样,在尼克松总统的命令之下,鲍克签署了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解职令。
  这一解职并没有就此划上历史的句号。这一“强盗解雇警察”的“解职”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在此后作为一个案子上了法庭,并且经过了颇多上诉的周折。直至最高法院终于否决了鲍克签署的解职令的合法性。但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当时看来,尼克松还是达到了自己一除心头隐患的目的。
  权力看来还是十分管用的,就看你用不用了。权威并施之下,讨厌的独立检察官考克斯,还有堂堂司法部长理查德森,不是都乖乖地“走人”了吗?至少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新顾问们,感受到了权威的力量和成功的快感。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宣布,“水门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于今晚八点左右解散”,它将归还司法部。黑格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去封闭前独立检察官和两名前司法部正副部长的办公室,一副大获全胜的派头。
  黑格的担心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克斯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抢在几天前已经开始保护所有的调查文件。他们先租了一个银行保险柜,专门保存他们与白宫的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尽可能地复印了大量文件,分散到每个人家中“自行保管”。
  考克斯被解职的这天晚上十点,也就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之后,考克斯的副手把记者们招到办公室的图书馆,他向记者们说,“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被解职的前独立检察官考克斯本人,在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对美国人民持有信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继续成为一个法制的政府,还是成为一个人治的政府,这必须由国会,也就是最终由美国人民来决定。”
  在此之前,国会也已经通知白宫,参院调查委员会不接受白宫以“谈话提要”替代录音的要求。
  相对而言,尼克松们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由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是传统的老兵节,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因此,这是一个长周末,连放三天假。每个人在这样的时候,通常是轻松度假,国会也在星期二才会上班。
  但是,历来以散漫著称的美国人,就在这个轻松的假日里,从全国各地打来抗议电话。这些电话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地区的电话公司,通常一天给国会转接约三千通电话,可在这个星期天上午,他们转接了三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在星期二以前,已经转接了高达三十万通打向国会的电话。电话公司不得不修改计算机参数以适应新的需要。人们估计,共有三百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
  在白宫门外,有一个孤零零的抗议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鸣响喇叭,要求弹劾”。当时,白宫门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还没有关闭,这是一条非常繁忙的交通要道。结果。过路的汽车纷纷响应,白宫门前一片汽车喇叭声。此后的两个星期。尼克松一直待在平时只有度假才去的戴维营。
  一年前还是支持尼克松再任总统的美国劳工组织,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会,如果尼克松不辞职就弹劾他。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则宣称,白宫的行动是破坏了已经建立的司法程序,所以他公开呼吁国会采取适当行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形成对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强烈的不信任,弹劾总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这时,白宫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的一周期限已经到了。但是白宫却没有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上诉的焦点是,白宫是否应该应检察官的要求,交出那九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尼克松们已经自以为聪明地抢先一步,利用行政系统的权力,在法庭的竞技场上,一脚把检察官干脆踢出了局。
  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那个“交出录音带”的要求本来就是检察官提出的,现在,检察官应该带着他的“球”一起滚出局去了。白宫自然也不必再去上诉,然后胆战心惊地等候最高法院作什么判决了。他们现在可以在固执的考克斯缺席的情况下,和法庭或者考克斯的后任,谈谈新的条件了。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眼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就在这时,法官西里卡收到了来自白宫法律顾问的一份书面陈述,说是白宫打算提供由第三者整理的录音提要。这个架式活象是被告给法庭的一份通知,通知法官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盛怒的法官西里卡立即起草了一个命令,要总统出示理由,讲情楚为什么总统这样做就不算藐视法庭。同时他通知白宫律师,他认为总统是在违抗法庭命令,如若星期二还不交出录音带,他将找总统算帐。他打算如果录音带交不出来,他将判尼克松总统每天罚款两万五千至五万美元。
  同时,法官西里卡把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同时召到法庭。这两个大陪审团,一个是为 “水门事件”闯入案而建立的,另一个是由前一个案子的案情发展后,导致新的立案而建立的。前者的案子虽然已经起诉,但是,由于最近一系列的发展,仍然需要这个大陪审团存在,并对新发展的案情是否需要调查和起诉作决定。
  在法庭上,神情严峻的法官西里卡,向陪审员们重读了他们曾经作过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明白,任何人都不能玩法律于掌股之间。他强调,大陪审团依然存在,依然工作。他对陪审员们说,你们没有被解散,你们也不会被解散,除非本庭在法律的授权之下解散你们。他庄重地宣布,“法律自会处理目前的形势”。
  国会一开会,弹劾的动议就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弹劾在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呢?这是一种属于政府的立法分支范围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你也许要问,刑事诉讼这类的事情不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吗?怎么会跑到立法分支的国会去了呢?是的,在刑事诉讼中,弹劾是唯一的例外。它的起诉对象只限于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即使司法分支的机制失了灵,被某位政府权势官员控制或者破坏了,他也休想因此逃避法网,在国会还有一个“法庭”在那里等着他呢。
  由于弹劾只针对政府官员,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很明显,它只是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这个制约机制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法里也有。弹劾的做法源于英国,这曾是当年英国的议会除去国王宠臣的有效手段。当年的英国,弹劾案一旦成立,被弹劾者不仅可以被判处罚金,甚至还可以判入监狱,甚至判处死刑。这种英国式的弹劾,是英国国会长年累月与王室冲突的历史产物。随着这一冲突的缓解和消失,弹劾在英国的使用就日渐衰落。从1806年起,英国就不再使用弹劾诉讼。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的弹劾,与英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由民主程序产生政府各个分支的国家。因此,它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历史重负和社会转型的严重政治冲突。美国人借用弹劾这个程序,只是用它以防万一,只是相当于在制约政府权力的“收银机”上,再加上一重保险机制。因此,美国的弹劾也没有必要呈现杀气很重的面貌。在美国,如果一个弹劾诉讼成立,也就是判定被弹劾对象撤职,没有更重的处罚。因此,美国的弹劾更少“法庭”的味道,而更多一些权力制约的意思。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很少发生弹劾案。也许,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官员产生方式的缘故,使得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和民众很少发生无法解决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收银机”设计比较完善,也就很少发生非得动用这个“保险机制”不可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上,虽然宪法规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程序,但是事实上极少使用。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历届美国总统中,被国会提出弹劾动议的,只有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一人,他在最后一刻还是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因此,对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弹劾动议,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对总统的弹劾程序的启动。
  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并不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作出表什么态,投什么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是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党性”的。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哪一个党派的,他们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否则,他们要这样的议员干什么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和党派观点密切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会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观点。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时时表现出他的“党性”,这个议员将很快被他的选民所抛弃。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推出来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象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福利改革等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在众议院的弹劾程序开始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到最后,由后来被替补为副总统的福特,代表众议院中的共和党员表示,他们同意此事授权给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按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要尼克松不交出录音带,他们也不会支持尼克松。
  就在这同一天,已经被解职的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在司法部的大厅里,面对电视记者召开了一个告别会。当然,尼克松们一心指望理查德森乖乖地离开,不要再多嘴多舌。可是,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和从来就无权无势的平民,新闻媒体,这是社会保留给他们的唯一的讲坛。这个讲坛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
  理查德森没有多说什么,一切似乎还算平静。只是在最后,他对着电视机前的民众说,如果他是考克斯,他也会这样做。他希望还会出现另一个尽职的特别检察官。当他被记者问到尼克松是不是应该被弹劾的问题,他回答说,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来考虑的问题。作为前司法部长,他强调说,“我没有理由认为总统就可以违抗法庭的命令。”
  司法部指定的检察官和所调查的对象白宫高阶层官员发生矛盾的话,白宫是上级,检察官是下级,水门一案所暴露出来的这一漏洞,引出了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此法案规定司法部长在发现行政部门高官有违法行为时,可以要求由联邦法庭来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从事调查起诉。这个法案保护了特别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他或她不是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命,而是联邦法庭任命。司法部长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撤除这一任命,这一保留给司法部长的权限以显示起诉权限的原本归属是行政分支。这一法案使得行政分支高层的犯罪容易被起诉。不过这些已经是水门一案的后话了。
  尼克松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必须再一次考虑何去何从。
  法官西里卡规定的期限到了。星期二下午,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法官西里卡照例坐在上面,面对着法庭的较量双方。在法官对面,一侧坐着白宫的律师们,另一侧,独立检察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的十一名助手全部到场,坐在检方的位置上。
  法官西里卡宣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肯定了地方法官西里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的命令。然后,他转向白宫的律师,问道:“总统的律师是否打算现在就代表总统答复法庭的命令?”
  这位律师走到话筒前,回答说“法官陛下,我没有打算作出一个答复,不过,我被授权声明,美国总统将完全执行上诉法院8月29日的命令。”全场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的喘息声。法官西里卡威严地阻止了那些想悄悄溜出去发表头条新闻的记者。然后,他几乎是不相信地问道,“你将服从我的决定?”律师又一次回答说,“不折不扣,全部执行。”
  迫于美国人民的压力,尼克松总统终于承认了不可阻挡的大势。他作为美国政府权力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长官,按照美国宪法制约与平衡的原则,承认了司法分支的监督权。他不仅同意了让刑事司法系统取得有关他的证据,同时,面对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检察官。
  这名新任检察官叫加沃斯基,他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也曾经是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时的军事检察官。他是一名民主党人,却一向对尼克松十分友好。因此,看上去,尼克松似乎是在这个位置上除去考克斯之后,安排了一个对他更为有利的人选。但是,尼克松应该很快发现,他所遇到的麻烦,几乎与“人选”问题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似乎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光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循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禀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加沃斯基上任之后,大家很快看到,他所表现的独立性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差。同时,他还继续任用了考克斯留下的全班人马。
  原来考克斯的这一套班子,也曾担心这个新上司和白宫的关系太近。但是他们很快看到,他是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尽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国家利益” 为重,要“爱国”。然而,这个新任独立检察官一边和黑格周旋,一边从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同时,在吸取了他的前任考克斯的教训之后,国会对加沃斯基进行了职位保护。此后,如果没有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派的一致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开除这个独立检察官了。
  然而,事情并不因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盘录音带就结束了。首先是,尼克松的律师在回答法官,他们将“不折不扣,全部执行”法庭命令之后,交出的录音带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是有两盘录音带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录音带中,有一盘被擦去了十八分钟。为此,法庭展开了冗长的听证调查。白宫的有关工作人员都被传到法庭作证。这些被传来的证人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黑格了。
  对于那已经消失的两盘录音带,各个证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说可能是录音带用完之后没有及时换新带造成的,也有的说,有时一些高层官员借去听,没有很健全的记录制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谁借走了没有归还。总之,这两盘录音带再也没有被带上法庭。
  至于那消失的十八分钟,是一名白宫女秘书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擦去的。她跟随尼克松做了几十年的秘书。她原来以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带子里头,因此,在法庭上态度十分傲慢。当检察官问她,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录音事故时,她答道,“用我的头脑。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东西。”,“我认为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样倒带,怎样放音。”
  可是,当她再一次被叫到法庭上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被她擦去的录音带已经在法官手里,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她最后不得不自己请了一个律师。而且,这位秘书是所有的证人中,唯一要求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的。你一定还记得,在去年给你的信中,我详细介绍过这一条。就是说,根据“第五条”,法庭不能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遇到必须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第五条”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秘书说,她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录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她最终也没有被起诉。但是,这十八分钟消失的录音和那两盘不知去向的录音带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至今无法消除心中深深的疑惑。
  不管怎么说,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法庭手里总算有了一部分录音带。即使是这几盘不全的录音带,都使检察官在按下放音开关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毕竟,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起诉者,猜测总统有可能涉及犯罪和听到证人指证总统犯罪,是一回事,因为这都是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总统的犯罪罪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检察官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宁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死死保住那几盘录音带。前白宫顾问迪恩在国会的证词,现在都被录音带的出现所证实了。他们不仅听到尼克松在录音中与亲信谈到要搞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对于将来法庭上的宣誓作证,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对海尔德曼说,“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记得了,我回忆不起来,我没法想起来。就只回答我想不起来了。”
  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听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脸涨得通红说,“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合众国的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做伪证!”听完录音之后,作为一个以前曾经在长时期里支持过尼克松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后沉痛地说,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我也料到会面临许多困难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些都还不至于要动摇总统。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总统深陷于这个案子,已经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时候了,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带着总统的一盘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谈到要筹集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他约见了黑格将军。也许,他想让这个并不知道全部内情,却显得十分自以为是的白宫幕僚长清醒过来。但是,黑格还是坚持认为尼克松是清白的。加沃斯基面对执迷不悟的黑格,只能请他代为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他再一次对他说,你错了。“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许真的因为是蒙在鼓里,表现得糊涂而又“愚忠”的黑格后来又打电话给这位独立检察官。他象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对加沃斯基说,总统在录音中的那次谈话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不能认定是一个“罪行”,因为按照法律,必须有行动才能把一个“阴谋”认定为一个罪行,光说说是不算犯罪的。
  也许,这个电话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白宫幕僚长黑格确实不在罪犯之列,他此后也确实没有被起诉。因为这次他又错了。尼克松就不会这样想,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是有行动的,那天谈话之后,就有过一个装着“堵嘴钱”的信封,被扔进了前白宫顾问亨特的律师的信箱。所以,在1973年圣诞来临之际,尼克松总统终于听从了独立检察官的忠告,为自己聘请了波士顿名律师克莱尔,为他所涉及的“水门事件”作刑事辩护。
  这时,对于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进行监查的所有机制几乎都已经开动了。它们都按照自己的程序,各自在进行自己这一部分的功能运作。
  新闻界这一方面,对于总统财务方面的追查一直没有放松,这使得尼克松总统公布了他的财务状况,以图洗清自己。并且最终补交了43万美元的税款,这是为那笔“副总统文件”的“不正当扣税”造成的。白宫说,这几乎已经掏空了尼克松的积蓄。
  司法分支这一部分,尽管尼克松的新任律师,暂时拒绝了独立检察官在进一步调查中,要求总统再交出22盘录音带的要求。尼克松也拒绝了大陪审团要求他出席秘密听证会的要求。但是,根据已有的录音带,已经足以让大陪审团对尼克松定性。1974年的2月 25日,大陪审团以19对0的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欺骗美国并且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大陪审团同意特别检察官将理查德.尼克松认定为一个“不受起诉的共谋者”。
  尼克松在司法系统的免于起诉,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分支国会的“弹劾”这个特殊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在大陪审团作出以上认定之后,法庭立即开庭,宣布了大陪审团的建议,当庭将司法分支已经获得的全部证据,包括那几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全部移交国会的司法委员会,让他们“用作诸如弹劾的适当程序。”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落到了立法分支手里。国会的刑事诉讼弹劾一经开始,就非常严肃地声称,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拥有获得有关弹劾案件的全部证据的绝对权力。4月1 1日,国会发出要求40盘新的录音带的传票,并且警告尼克松,如果他拒绝的话,弹劾尼克松的第一条罪名,就将是“藐视国会”。
  这时,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和国会司法委员会,分别对尼克松提出的要求新的录音带的压力,越来越大。尼克松决定作一次最后挣扎。他先是又一次提出只交出这些谈话的提要,然后决定,将删减后的46次谈话公开出版,以换取美国民众的谅解,使他们相信,他没有更多的罪行。他说,这些经过编辑的记录,“将一劳永逸地证明,我所知道的和所做的,完全就是象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一样。”尼克松很清楚,尽管看上去他面对的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的调查,实际上,他真正面对的,是站在这些调查机构后面的美国人民。
  于是,真的出版了这样一本大如电话号码本一样的特殊的“书”,而且一时还真的成了“畅销书”。在书中,多处标着“此处删去多余谈话”,不久这句话就成了老百姓嘲讽的口头语。美国的老百姓是很难蒙住的。本来,尼克松试图使大家看了这本“洁本” 谈话录之后,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质性内容,就对他失去追究的兴趣。
  但是,这本书给美国民众造成的刺激,恰恰不是内容,而是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总统的基本态度和行事风格。也就是说,人们最吃惊的是,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居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至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幸而相反,他们只看到一个急于摆脱困境甚至于不择手段的小人。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被删去的“多余谈话”一定是一些更见不得人的东西。
  独立检察官和国会并没有因为这本“洁本谈话录”的出版,就放弃他们的要求。这时根据调查的进展,他们对录音带的要求已经分别为64次和42次的谈话录音。这时,尼克松的新任律师克莱尔提出,至今为止,尼克松本人并不是被控诉者,所以在法律上要求这些录音带没有足够理由。此刻,独立检察官向他出示了大陪审团的判定,显示了尼克松是“未被起诉的共谋者”,克莱尔顿时哑口无言。因为在美国,整个司法程序中,作为人民象征的陪审团,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录音带的争执,又一次被白宫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但是,这一次,这位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毫不犹豫地越级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5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 “水门案件”的官司终于在案发两年之后,到达了最高法院。
  同时,国会的弹劾程序并没有停下来。按照美国宪法,弹劾程序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众议院提出建议并且认定罪名,这一个阶段很象是司法程序中的大陪审团的作业,整个阶段是不公开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民众无法知道进展情况,就连尼克松也一点吃不准形势的走势怎么样。
  弹劾程序的第二步,就有些象法庭的审理过程。先是公开的出庭作证,然后是参院投票。通过弹劾案,必须在参院里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所以,尼克松还是对参院听证投票的这一个阶段,寄了很大的希望。他只要在一百个席位中获得三十四票的支持,就算是逃过这一劫了。一百年前,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以一票之差,安然逃脱的。毕竟,国会里还有那么多共和党人,尼克松至少可以试试看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
  你一定还记得我前面说过,在美国国会里,是非常忌讳“党性”二字的。因此,此刻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担心的,就是弹劾共和党的尼克松被指责是“党派行为”。所以,他们让足够的明确证据取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使他们也坚信这是一个超越“党性”的维护宪法的行为。
  而从尼克松这一方来说,正好相反,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共和党议员相信,这是民主党人的“党派夺权”行为。使得共和党议员转而支持尼克松。
  因此,证据的可靠性就成为一个关键。只要证据可靠,共和党议员即使真的“党性” 十足,也不至于会冒天之大不韪,站出来维护明显在践踏法律的尼克松总统。因为参院的弹劾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甚至由电视转播的。选民们都在看着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如何代表人民说话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在弹劾的第一个阶段,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罗迪诺主持,他和法官西里卡一样,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由于确凿的证据成为弹劾的关键,所以,他和助手道尔非常谨慎地召集了四十多名律师,在新的录音带还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先开始分析手中已有的证据。在这四十多名律师中,有一个当时才二十六岁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希莱利.罗德曼。她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
  直到五月份,第一批整理好的证据才交到38人的司法委员会手里,他们全是清一色的律师。道尔在调来做国会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助手之前,应该说,他也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他是行政分支司法部下的一名检察官。他的工作非常仔细,他不仅注重那些涉及定罪的录音,还注重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处在行政分支权力中心的尼克松在白宫的行为模式。道尔不仅给委员会播放了录音,还指出尼克松所出版的“洁本录音记录”中,故意删除了一些危险的谈话。
  在听了第一批录音之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 147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断然拒绝了。
  由于国会弹劾程序的开始,原先国会的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结束了他们的工作,并在最后的报告中谴责了尼克松。七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委员会公布了四千页的证据,其中有尼克松的八次谈话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与尼克松自己公布的记录不符。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尼克松是故意地删除了对他不利的内容。
  国会的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让委员会内主张和反对弹劾的两种意见,公开向美国民众表明他们的观点,对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中,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但是,在电视辩论之前,原来反对弹劾的委员,一个接一个地转变了立场,尼克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在辩论即将开始之前,最高法院以八比零(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先由总统提名任命,由国会通过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旦当选之后,除了国会有充分理由进行弹劾之外,他的任命就是终身的。所以,虽然总统“有权”任命大法官,却不是一定“有机会”任命大法官。因为在总统的任期内,完全可能没有大法官退休。
  尼克松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他在任期内,居然出现了任命四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地位在美国是非常高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神圣的。他们本身当然也有基本观点倾向的不同,例如有的大法官更倾向保守派的观点一些,有的大法官则更倾向自由派的观点一些。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手中的案件的判断理解。但是,他们可以说都不会落到屈服于或者倾向于某个权势人物,因此就对他网开一面的地步。
  我相信这不仅和国会及民众的监督有关,一定也和这个职位的职业神圣感有关。就像独立检察官一样,整个社会就有这样的气氛和压力,到了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他都会立即感觉到这个头衔沉甸甸的份量和民众灼灼的期待目光。这样的职位,和行政官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行政官员很容易产生政客一类的人物,但是,大法官这样的位置却通常不是产生政客的地方。
  因此,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最高法院的唯一一次插手,它的结果是公正的。尽管九名大法官其中有四名出自尼克松的任命,使他总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表决结果至少出现两种不同意见。可是,事后想来,谁都觉得,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投票结果是极其正常和自然的。
  尼克松还曾希望,最高法院至少把他的录音带分别处理,例如,判定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材料允许他保留。也就是说,尼克松希望“国家安全”这顶保护伞,至少还可以为他抵挡一部分威胁。但是最高法院的意见非常明确,什么该交出来,什么不必交出来,这一切都由法官西里卡决定。最高法院裁定:总统显然享有行政豁免权,但是,这种豁免权不可以压倒刑事司法的法律既定程序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总统能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是自从“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们与整个权力制约机制抗争和挣扎的焦点。也是美国历史上,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试图曲解美国宪法精神,向整个由宪法所规定的制度挑战的突破口。但是,“收银机”整个机制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院手里。因此,最高法院判定,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是从根本上为这场历史性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是的,最高法院从理论上宣布了尼克松的彻底失败。但是当时,真正的明眼人并不因此松下一口气来。他们知道,美国宪法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来到了。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因为,此时,尼克松已经被最后摊牌了,已经被从理论上宣告了失败。那么,接下来,尼克松会怎么办?
  尼克松完全有可能破罐子破摔,干脆公开对抗。理论归理论,理论上他必须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就向法律低头。可是,如果在实际上他不服从,你又有什么办法?他还是总统,还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同时,你不要忘记,尼克松总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最高法院,只有全美国承认的,在理论上最有权威的九名大法官。他们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一兵一卒。
  因此,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尼克松总统打算对抗,将会发生些什么?如果尼克松就是抗拒法庭,法官西里卡派一个法警去白宫逮捕总统吗?总统拒捕又怎么办?理论上,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国会也只有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几百个议员,如果总统抗拒国会的弹劾,命令武装部队保卫白宫,攻打国会,又怎么办呢?
  这是整个“水门事件”发展到最后,最千钧一发的时刻。
  你不要以为,这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就一定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在不断完善中的制约机制,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产生危机的。对于这最后关头的抉择,军界和白宫也有所感悟。当时行政分支的国防部长,曾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任何来自白宫有关的军事命令一定要经过他的手。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历来只是行政系统的一名文官,既没有军权也从来与指挥军队调动事宜无关。美国的国防部长与军界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所以,这个非同一般的信息,立即引起了美国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强烈不满。
  白宫幕僚长黑格,出身军界,虽然转向了文官系统,一直还保留着将军的称号,同时还是白宫的当家人。对尼克松忠心耿耿的黑格,当时也想到,尼克松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有服从和抗拒两种选择的可能。如果是后者,白宫和尼克松的安全则顿成问题。他将有可能面临法警带来的搜捕状。于是,作为一个前军人,他本能地提出,有必要调82 空降师围住白宫保卫总统。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聪明绝顶的犹太裔国务卿基辛格,只轻轻一句话,就永远打消了白宫有可能冒出来的类似念头。基辛格说,坐在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
  最高法院裁决的八小时之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一个简单的声明,化解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宪法危机,也使得人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回味无穷。
  两年前,当尼克松去世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里举行的葬礼的全过程。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们,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葬礼,并且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他的怀念和尊重。我想,就凭着以上的这个声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无愧于这样的尊重的。
  不论尼克松犯了多少错误,在最后一刻,他表现出他依然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个民选领导人。他公开向美国全体人民宣告,他愿意认同宪法,服从法律,服从人民。而且,正是由于前面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完全了解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和结果,他的服从才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尽管尼克松知道,他将永远失去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一切,甚至面对一个使他感到十分屈辱的下场。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而没有最后一次错误地使用人民交到他手中的权力,去做最后的抗拒。毕竟,在世界历史上,人们看到过许多同样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在类似的情况下,都本能地选择了抗拒到底。
  不论他当时是出于无奈,还是真正地有所醒悟。他毕竟在最关键的时刻,表现出了他到底还是一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的总统,他向宪法低下了他骄傲的头。我们不可能忘记,在这个时刻,尼克松毕竟还是美国的三军统帅,是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个人。
  尼克松的声明刚刚读完,电视台的国会司法委员会的总统弹劾问题辩论会,就开始实况转播了。这个公开辩论会持续了六天。尼克松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算他在州一级之前的任职,仅仅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的职位上,他已经待了整整十三年半。因此,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在政界有了许多相处多年,感情很好的同事和朋友。就在眼前的这个国会司法委员会里,也有很多尼克松的老朋友。但是他们也无法不承认,他们确实为尼克松的滥用职权,妨碍司法的行为感到愤怒和不安。
  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共和党议员说,“多年来,我们共和党人宣布要反对其他党在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中的腐败和不轨,可是,水门一案却是我们自己的耻辱。”
  在国会中显得鹤立鸡群的黑人女众议员,芭芭拉.乔丹,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讲话。她说,在当初,美国宪法的第一句“我们,美国人民”是不包括她和她的种族的。但是今天,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州法官,以一个黑人女议员的身份宣布:“我对宪法的信任是完整的,全部的,彻底的。在有人对宪法进行损害,限制和破坏的时候,我不会坐在这里袖手旁观。”去年这位黑人女议员逝世以后,我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当年她发表这番声明的镜头。
  1974年6月27日,国会司法委员会对如下第一款决议进行表决:“由上所述,理查德. 尼克松的所为与人民对总统的信任相违,与一个宪法政府的行为相反,是对法律和正义事业的极大不公,伤害了美国人民。因此,由于其所作所为,理查德.尼克松应予弹劾和审判,并撤除其职务。”
  这是国会司法委员会在调查结束之后,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此后还必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根据弹劾程序作出正式判决。
  在此之前,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尼克松回到家里,和他的亲人们商量,也从他们那里获得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同时也和基辛格和黑格商量之后,决定辞职。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辞职。这里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以及女婿。这名女婿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儿子,就是那个后来试图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所反映的美国制度运作,而被毛泽东一句“这是假的”就给弹回来了的小艾克。
  8月20日,众议院以412比3票正式投票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的报告,由于尼克松的辞职,参院的弹劾程序就没有必要了。尼克松下台以后,福特副总统按照宪法程序,接任了总统职位。因此,如果说,每一个美国总统都是全民直接投票选上来的,这句话是不确切的。福特总统就是一个例外。他是在副总统和总统相继辞职的历史巧合下,没有经过全民选举当上的美国总统。
  9月8日,新任的福特总统宣布了给予尼克松的豁免,宽免了尼克松“在总统任期内已犯下的或可能会犯下的于美国不利的罪过。”一劳永逸地免除了对尼克松有可能发生的一切追究。美国民众也感到,这个赦免是公正的。对于尼克松来说,大家觉得,他因为自己的过错所受到的惩罚已经足够了。正如尼克松自己所说,“我是以如此错误的一种方式在处理水门事件,它将成为我的余生中每天都要背负的重负。”
  尼克松的故事我想就在这里结束了。让我们都“消化”一下。歇一段之后我再继续给你写下去。今年的美国大选尚在拼搏的最后阶段,但是,我想,你看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一定不会责怪我介绍“大选”,跑得离题太远了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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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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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婴儿潮”的总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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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本来打算停一段日子再给你去信的,但是,你的来信促使我又提前动笔了,因为你的信中提了不少问题。首先,我很高兴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求我介绍今年的美国大选,我却先向你讲了一个二十年前的美国总统故事。实际上,这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而来的。对一个完整的“水门事件”的了解,使我一下子对于美国的大选有了比较本质的认识。至少,这一来,知道美国总统“是什么”了,也了解了他在美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中的准确位置,以及他和其它两个权力分支的关系了。因为“水门事件”是了解这些问题的一个捷径。然后你再去看总统大选,也就能从“看热闹”,渐渐过渡为“看门道” 了。
  你在信中说,我的介绍显得“嘎然而止”,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知道“水门事件”在结束之后,“后来怎么样了”。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辞职之后,当然就不是总统了。但是,并没有任何人,不论是政界还是百姓,打算对他进行“穷追猛打落水狗”式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除了逐步从心理上调节恢复,又开始一般退休总统的十分繁忙的生活。
  那么,他忙些什么呢?他和其他的离任总统一样,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了总统纪念图书馆,里面除了总统的各种纪念物品之外,存放了大量他在任职时期的私人文件,以供人们查阅。他也和其他离任总统一样,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看上去,他不论从待遇到生活状态,确实都和别的离任总统一样。
  只是,在他的纪念图书馆里,一直在播放尼克松回答人们提问的录象,在这些谈话里,尼克松也坦率地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各种问题。尼克松告诉来到这里的好奇的人们,他最大的教训就是,犯错误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掩盖错误”。
  当然,尼克松离任后所写的回忆录,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水门事件”。由于人们都对尼克松自己的解释和辞职后的反思很感兴趣,所以,我相信,他的回忆录也使他比别的总统得到了更多的稿费收入。
  这里实际上也反映了一些在美国十分重要的现象。首先是,美国退任总统的生活都是优裕和丰富的。他们的退休金与商界大总管的薪金相比,当然显得十分微薄。但是,已经足以维持一个安乐的生活。他们也出席一些社会活动,以写书和演讲等等取得收入和调节生活节奏。同时,美国人极为普遍的对大自然的热爱,政治人物也绝不例外。对自己庄园里的山林河流,花草树木的迷恋是朝野不分的。这些“收拾山河”的工作就耗费了许多退休政治家的精力,也平衡了他们很大一部分心理状态。
  在中国时,我就听说过报导美国前总统卡特,退休以后自己喜欢做些木工活儿。当时觉得他非常特别。尽管卡特确实是一个十分平民化的总统,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不论是哪一个退休政治家,如果说喜欢做园丁,喜欢做木工等等,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在美国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除了说明这是一个正常人之外,并不说明什么特别的问题。
  至于一些年富力壮的退任政治家,则往往选择在从政界退下来之后,继续他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的事业,或者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他当时是世界银行的总裁,不论是论地位论收入,都绝对不在美国国防部长之下。当肯尼迪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唯一考虑的因素,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为他的理想和国家作出一些贡献。不幸的是,他错误地卷入越战,越真诚陷得越深,由他自己亲手铸成了许多大错。直到去年,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和追悔。“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已经苍老的声音沉重地响在多少美国人民的心头。从政治中退任之后,他继续做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对他来说,从政几年只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经历。
  也就是说,在美国总的来讲,生活的选择非常多,这对于上上下下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上层人物的有些选择方向和普通人不同。但是,那种本质上的多样化都是一样的。这些看上去和政治制度毫无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对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和平政治交替权力交接,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美国很容易做到拥有一个面积较大的私人庄园的事实,以及美国人普遍的迷恋大自然,“忘情山水”的性情,这些看来与政治离题万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都使得政治家更容易还原为本来意义上的常人,而不是异化成一离开政治官位,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政治动物。而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都必须具备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再者,我们看到,美国民众所关注的,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运作机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与他们的基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如果违背了与公众的契约,大家会尽一切努力使他离任,以维持这个政府运作机构的正常状态。然而,这并不说明公众的关注点,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个人身上。任何一个犯罪的官员,当他一旦卸下他的职务,也就是当他的个人行为不再成为公众利益的威胁的时候,大家立即一哄而散,各忙各的去了。谁也不会认为,还有什么“痛打落水狗”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兴趣。
  剩下的事情,公众会交给这个制度去操心。如果离任官员有法律不能赦免的罪行,自有司法去处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会见报,但是,看的人也就是一翻而过,兴趣缺缺。如果离任官员已经得到赦免,那么,对于他离任后的新生活,大家只会说一句“祝他好运气”,希望他尽早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民众对政治家也更容易以对常人的眼光相待,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政治家们竞选的时候话太多了的缘故。总之没人会把他们当作“超人”。
  谁都知道,尼克松赦免以后的生活待遇,实际上比一般平民要优裕得多。然而,全美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尼克松的被赦免和他此后的生活待遇,都是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都没有超出人民与政府当初定下的契约的限度,这是大家早就认可的,所以也就心平气和。
  那么,作为对手政党的民主党是否就可以借此机会“追杀”尼克松,趁机夺过大权了呢?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明这里的政治家通通“心慈手软”。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民主党,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出来。因为宪法规定了,总统下台之后,只可能由同是共和党的副总统接班,任何人如果试图改变这一点,那么,他就是在冒着和尼克松同样的违宪风险。再说,他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与其冒大的风险去“夺权”,还不如正常去竞选,反正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并不是失去一个机会就“时不再来”。
  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注重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么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 “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
  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
  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维持了这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正因为尼克松就是尼克松,在他的这场“水门事件”中,牵涉到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既然这不是什么政党的整体行为,所以,站在对立面的政党也无法以“水门事件”为理由,去试图摧毁整个共和党。这样,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党间的恶性追杀。
  至于尼克松,下台以后可以说一天也没有担心过任何报复性的“追杀”。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他的自由。辞去总统,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受宪法保护,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依然可以在政界活动,甚至寻求“东山再起”,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他如果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他也就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去寻求公正。
  尼克松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
  “水门事件”是以刑事案结案的,所以,除了尼克松被新任总统福特以宪法授予的特赦权予以豁免之外,其他涉案者当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惩罚。除了水门大楼的直接闯入者之外,还有那些涉案的行政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仅仅是参与了“掩盖”,成为“妨碍司法罪”的罪犯。
  尼克松的秘书查平,被判了8个月刑期。白宫特别顾问考尔森,刑期7个月。海德曼,尼克松的前任白宫幕僚长,坐了18个月牢。尼克松的总统法律顾问迪恩,只关了4个月,这是他向检察官交代整个案情换取的较短刑期。从他的涉案程度来看,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厄理其曼,尼克松的总统国内政策顾问,也是“管子工”的负责人,判了18个月。厄理其曼的副手克劳格,“管子工”成员,判了4个半月。
  卡姆巴哈,尼克松的私人律师,曾参与筹集“堵嘴钱”,为此坐了6个月牢。前司法部长克雷迪斯特,就因为“水门事件”案发后,李迪找上门来要求通融,他虽然拒绝,但身为司法部长知情不报,也坐了1个月的牢。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刑期为19个月。米切尔实在没什么可叫屈的,身为前司法部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知法犯法。米切尔的首席顾问拉鲁,被判了5个半月。
  白宫“管子工”成员李迪,刑期52个月,在这个案子中,李迪是刑期最长的。我前面已经几次提到,不管多么混,他确实是这些人中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所以,自始至终,他信守诺言,拒绝交代案情。因此,法官西里卡看来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量刑范围内,给了他一个较长的刑期。
  白宫顾问亨特,就是“水门案”发生的那个晚上,和李迪一起守在旅馆指挥,又一起匆匆出逃的家伙,被判了33个月。麦格鲁德,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副主席,刑期 7个月。麦格鲁德的助手,刑期30天。赛格瑞缇,为尼克松在竞选中的违法举动出主意者,刑期4个半月。
  但是,这些涉案人在刑满之后,也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正如我前面告诉你的。 “水门事件”的现场指挥李迪,现在成了这里数得上的保守派“谈论节目”主持人,崇拜他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他照样在他的电台节目里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准时准点,一天不拉。在他的谈论中提到水门事件时,他仍为他是当年唯一信守诺言死不开口的人而颇感骄傲。这样的“名嘴”都是高收入,说他日进斗金大概也并不过分。
  在“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又在最后“丢卒保车”,离尼克松而去的法律顾问迪恩,后来在洛杉矶步入银行界。
  “水门事件”中李迪的直接上司,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麦格鲁德,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成了肯塔基州莱克辛顿市的一名神职人员。
  白宫“管子工”小组的头头厄理其曼,不知是不是受到“管子工”小组那些秘密行动的启发,他开始写侦探小说。期间还受邀为一个冰淇淋的公司做过广告,但是广告播出后冰淇淋的销量反而下降,所以很快就停播了。
  ……
  所以,当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以总统辞职而过去之后,一切迅速归于平静。没有引发政治搏杀,没有社会动荡,涉案人员除了依法接受刑事处分,也没有受到报复和来自反对党的政治迫害。什么也没有发生。
  因此,你的问题实际上很切中要害,尼克松下台的“以后怎样”确是观察这个系统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使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此以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宫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
  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当然,在美国的教科书里,也非常自豪地向一代代的年轻人介绍他们的建国之父,介绍一些美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总统,例如华盛顿总统,林肯总统,罗斯福总统,等等。但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概念在尼克松之后被大大加强了。此后,新的总统上任,美国人几乎很少再会把“伟大”这个形容词,与现在的“总统”联想在一起。相反,倒总是对总统时时充满警觉。
  因此,尼克松以后的年月里,美国出现了一些描述白宫阴谋和政府行政机构阴谋的电影和小说。在这些文艺作品的结局里,那些揭露阴谋的英雄也总是走向国会,司法和新闻界。有的电影整个情节充满惊险曲折,它的结尾却非常简洁,就是揭露阴谋的英雄主角走进国会听证会,坐下,然后起立宣誓,“我说的都将是真话”,电影就结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反映了美国人对总统和白宫的不信任,还反映了通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他们对于这个制度反而增强了信心。他们相信,一旦“平衡和制约”的监督机制启动,他们就可以放心了,电影就可以结束了。
  现在,我真是该回到克林顿总统的再任竞选上来了。
  要谈今年的大选,我们不得不先简单谈谈克林顿1992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情况和已经接近任满的四年总统生涯。因为今年是克林顿寻求连任的大选年,他的竞选成功与否,和他前四年各种表现息息相关。
  克林顿是在1992年的大选中胜出的。那年大选,确实也很特别,因为除了克林顿和寻求连任的布什总统之外,还冒出一个不速之客佩罗,形成一个难得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佩罗刚出来的时候,作为亿万富翁,宣称要全部用自己的钱竞选,以维持独立性。他又是无党无派,使选民感到耳目一新,风头很盛。但是,三足之鼎的佩罗一足,终究还是短了一截,竞选中几次“过招”之后,就让人越看他越不象个总统。
  举个例子,今年我为了更好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开始上学。我的“公共演讲课”的老师,提起佩罗就笑着说,佩罗的演讲风格,从专业眼光来看,真是“可怕极了”。竞选,竞选,一多半就是在说服选民投你的票。一个演说风格“可怕”的候选人,要当美国总统是很难的。当然,佩罗没当上总统,原因还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因素罢了。
  所以,四年以前,别看出了三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实质上与往年的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的角逐还是发生在共和党的布什和民主党的克林顿之间。那一年竞选,选民的情绪要远比今年激动。为什么呢?
  在共和党的里根做满两任八年之后,布什又接任了四年。就是说,当时共和党已经连续执政了12年。以最简单的话说,共和党能够连续执政12年,总有它的道理,也总有它的选民基础,在竞选时也就有它的“惯性”。所以,要中止这个惯性状态,也要花一番不小的力气。当时民主党就推出了年轻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和高尔。与12年来的共和党高龄总统相比,他们显得朝气蓬勃。
  但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优势和劣势永远是象一对双胞胎一样一起出现的。年老当然容易和体弱,精力不足这样的状态联想在一起,但是,也使人想到经验丰富和办事沉稳。年轻当然显得有创意,但是,也给人一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
  四年前布什最终离任的原因,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求变的心情有关。当初高龄的里根之所以能够连任成功,和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关。而里根时代的经济繁荣多多少少有点 “虚假繁荣”的味道。因为在这个时期,他的繁荣是和高国债联系在一起的。表面是繁荣了,但是政府赤字创下吓人的记录。
  所以,里根的后任布什颇有点代里根受过的味道。经济过热之后的冷却,让过惯了里根时代好日子的美国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虽说,连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布什总统在改善美国经济方面实际上颇有成效,经济在布什时代已经复苏。但是,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仅经济恢复本身需要一段时间,民众对于经济复苏的感觉都是慢半拍的。一个总统任期只有四年,这半拍一慢,就把布什的总统连任给耽误了。
  当时,有许多民众都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不满,对于把政府的执行机构一摊再留给布什感到没有耐心。于是,克林顿就打“变化”牌,攻击布什经管期间的现状,宣称在他的手里,美国将发生变化。说实在的,并不是大家相信了他的种种宏伟规划,而是美国人对于总统一向的态度就是,干好了就再干一任,不行就再换一个试试,总统本来就是大家推出来的大总管嘛。
  所以,在1992年的大选之前,选民相对来说比今年大选更情绪化。一方面是一批希望布什下来的民众很积极要去投票,以达到“换一个试试”的目的。我的朋友萨琳娜以前到大选年都是弃权的,“选谁都一样,没一个我喜欢”。但那一次却早早地就宣称,要动员她的父母兄妹都投克林顿的票,其理由就是她贴在她的汽车上的一句口号,“不要再给布什四年”。另一方面,支持布什总统而不喜欢克林顿的人们,越是意识到布什连任岌岌可危,也越是要积极投票,以防克林顿上台。
  看来,人们“求变”的心理还是占了上风。因此,不到五十岁,给人感觉象征着新一代的克林顿,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白宫。后面我还想谈谈,除却这些表面的因素之外,从整个美国社会的更新换代来讲,这个结果,还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那么,此后的四年,这位克林顿总统当得怎么样呢?在克林顿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一个共和党人就预言,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克林顿从一个什么“门”给送出白宫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凭克林顿的行事作风,很容易就会捅出类似“水门事件”这样的漏子来。到时候,他就该象尼克松一样下台了。
  这是不是反对党毫无根据的一个恶意猜测呢?我觉得也很难这么说,因为这个“预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大概也是被人们称之为“某某门”的故事发生得最多的了。
  为什么一开始人们就能作出这样的预测呢?这必须从克林顿与其他总统所不同的地方说起。
  克林顿是第一个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美国总统。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士兵们都回到了家乡。之后,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高出生率的时期,称之为“婴儿潮”。克林顿就是这个“婴儿潮”中卷来的一个。而布什总统,正是当年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一个老兵,在美国这几乎就是英雄的同义词。他们完全就是“父辈”和“子辈”的关系,他们活活就是象征着两代人和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曾经谈到过,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国,可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六十年代,正是“婴儿潮”这一代人进入青春,思想风格形成的年代。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好也罢,坏也罢,他们自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明显地有别于他们的父辈。如果你能够给布什总统所代表的这一代美国人作出一番描绘的话,你却很难描述评判这个“新一代”,因为,如果说他们有特点的话,他们的特点正是“多元”。
  但是,恰恰是一个“婴儿潮”的产物,那个从老一代美国人眼中可谓是“一场混乱” 的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克林顿,不用放大镜,顺便就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的克林顿,在竞选中击败了二战英雄的布什,入主白宫。不论怎么说,这场竞选的结果在美国确实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克林顿不是自己走进白宫去的,他是被美国选民选进去的。因此,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一茬茬的“新一代们”,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他们,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接替“老一代”。随着时间的行进,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手中已经都握有了自己的一张选票。你无法无视他们的存在。
  克林顿和布什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不论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有多少弱势,在一个老的时代基本过去之前,克林顿是休想与之匹敌的。例如,克林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尝试过大麻的滋味。所以,当时,质问克林顿是否抽过大麻,成为共和党在竞选中对克林顿进行丑化的一大热点。
  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大麻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一些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美国朋友曾经对我们说,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上一个教授家拜访,他请你抽一支大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完全就跟抽一支烟一样,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自从大麻在美国被宣布为非法以后,就提升到与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等而视之的地位。吸大麻,销售大麻和种植大麻,等等一切与大麻相关的行为,就成了与毒品相连的重罪。这里说的大麻,是一般的传统大麻叶。据说现在有专门培育之后,毒性非常大的新品种,那不在我现在谈的范围之内。
  在美国,就是这样,它是以法律为基准的。一旦宣布为禁品,就真的成了碰也碰不得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一旦立法通过,你就只能执行了。理解不理解都得执行。警察是行政分支属下的,与立法无关,他们的任务就是执法。法院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当然与立法也无关。与这两个部分都是没什么可争的。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唯一的办法是向立法分支去呼吁。但是在立法改变之前,只能先按此执行。
  然而与其它的违法毒品相比,大麻的地位始终是最具争议的。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每年都提出报告,建议立法机构考虑使大麻合法化。为什么呢?根据他们的报告,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大麻是会使人上瘾的。适量的大麻也不会比香烟更为有害。当然,任何东西,如果你过量使用,对身体都会有害。因此有大量反对毒品的美国人,也呼吁大麻合法化。
  在西方世界,对大麻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个人如果种植或拥有个人使用剂量的大麻,也是合法的。这里,人们最耿耿于怀气不过的,就是既然烟草可以是合法的,那么为什么大麻就一定要是非法的呢?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传闻,说是之所以大麻被宣布为非法,那是香烟公司在国会游说的结果,是他们害怕大麻的流行会夺去香烟的市场,所以才夸大了大麻的危害,说服国会立了这个法。
  立了法之后,美国执法人员对于大麻的态度就是一刀切了。为这个法律,美国人也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美国的监狱里,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犯人是与毒品有关的。其中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大麻而给关进来的。所有与大麻有关的侦察,审判,关押的费用,当然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住在乡下,这里的人都拥有大量土地,也有不少人在很多年前种过大麻。我们就经常看到警察专门监查大麻种植的直升飞机,飞过我们的上空。花在禁止大麻上的人力物力确实是很大的。这也是很多人反对把大麻列入毒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如果大麻合法的话,很多年轻人就不必待在牢里了。
  正因为大麻存在这样的争议,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和一般年轻人反而都偏要吸两口大麻,以表示自己的“反叛精神”。我问过我所有的年轻朋友,还没有碰到一个宣称自己一口大麻都没吸过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吸得非常少。只是在聚会的时候,点上一支大麻烟,每人吸上一口两口。这点剂量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似乎只是在作出一种“姿态”。表示自己对一个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法”的反对态度。只是这种形式的“反对表态”可不能让警察看到,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就看到过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自由撰稿人,在自己家的室内用花盆种了两棵大麻,被警察找上门来。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房,没收了作为“犯罪工具”的两盏用于植物光照的灯,两棵长得一人高的大麻当然也被没收了。种这样两棵大麻,最高刑期可达十年。
  在这种有争议情况下,美国以大麻叶为图案的衣服和饰物也就随处可见了。卖大麻叶标志的商品,这在美国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在合法地表示一种态度,当然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最近,在美国有两个州立法,开放医用大麻。因为大麻和鸦片一样,适度使用都有一定的医疗效果。但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州立法,看作是大麻合法化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大麻的药效并不是今天才被人们发现的。过去在美国占优势的主张,就是宁可拒绝大麻的药效,也要绝对封杀。
  这是因为,鉴于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美国当然有一大片舆论是坚持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的。“禁止”就意味着“绝对禁止”,不容许任何借口和通融余地。大麻既然已被法律置于毒品之列,当然就不能再让它“死灰复活”。否则,打开一个缺口,没准其它毒品也会趁机一起跟出来。这种看法倒也不是过虑,因为在美国是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呼吁解禁所有毒品的。
  在美国毒品问题还相当严重,又存在很多争议的情况下,大麻首当其冲成为争执的焦点。对大麻的态度也成为政治人物竞选时十分头痛的问题。严格禁毒肯定在今天的美国是得大多数人心的。但是对大麻的态度却是很具“技巧性”的。因为对大麻问题持两种态度的民众群,他们的数量是在变化的。所以,竞选时一般候选人都对禁毒表达一个坚决的态度,而尽量回避对大麻争执。
  在克林顿与布什四年前的竞选中,敏感的大麻却偏偏被推到了前沿。这是因为共和党当时看着这么一个新生代的克林顿,大概也十分奇怪。他和以往的竞选者不同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可以攻击的缺点是那么多。他们当然一定也注意到了克林顿作为“婴儿潮”一员的背景,这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说是自己没有吸过一口大麻,肯定会被人怀疑是一个撒谎者。所以,“大麻问题”就成了共和党的竞选突破口之一。
  于是,问题被提出来了:克林顿先生,你抽过大麻吗?
  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克林顿赖帐,断然否认自己吸过大麻。他不仅会被最蔑视“撒谎者”的美国人所抛弃,弄不好,他的“懦弱”还会被本来应该是他的支持者的一些同代人所看不起。也许,看到克林顿这样的“背弃行为”,一怒之下,他当年的那些同学伙伴,还会从不知哪个角落里跳出来向公众作证,证实他们亲眼看见克林顿抽过大麻。如果真的引出这番热闹,大麻不大麻都已经不重要,克林顿的施政纲领也会被忽视,混战之中,克林顿就只有穷于应付的份了。
  如果克林顿说他吸过大麻,那么,共和党显然也有一大堆攻击性武器在哪里等着他。他们会告诉广大选民,大麻是什么?大麻是毒品。一个总统候选人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吸毒者,你还打算指望他以积极态度为这个国家扫毒吗?更何况,你们能够信任一个吸毒者做你们的总统吗?再说两个人竞争的时候,贵在一个对比,难道你们能够想象布什总统会吸毒吗?这么一比,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形象马上就显得反差更大了。
  为了大麻,克林顿的确伤透了脑筋。他很想回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那么,不论是对手党,不论是新闻界,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民众,都不会让他绕着过去。
  终于,克林顿出来给这个吃力的问题作出了一个回答。他承认,他在年轻的时候试过抽大麻,他吸了,但是没有把烟吞下肚去就吐出来了。他说,这个尝试使他发现他不喜欢大麻,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回答显然不是完美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幽默的。从此,克林顿抽大麻却没吞下去,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笑料。但是,他到底逃过了一劫。
  毕竟,他是变相地承认了自己有过抽大麻的尝试,其次,多数人也相信,他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当时的风气之下,浅尝即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基本说了实话。笑料归笑料,克林顿的大麻风波,也就这样在人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可是,克林顿的“婴儿潮”特征还不止于大麻。同时被端出来的还有“逃兵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是困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越战。二次大战归国的士兵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而越战的状况第一次使得美国的年轻人,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惑。
  他们从服从国家的号召,到心里充满疑虑,直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向反战的立场。越战在美国是一个大历史课题。我也不可能在这里三句两句就把它讲情楚。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越战在美国也是一个容易使人冲动的敏感话题。顺便提一下,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地带的越战纪念碑,它的设计者是当时才21岁,还在建筑系念书的一个娇小的华裔女孩。
  她曾经谈到她的纪念碑设计思想的产生。她在设计之前先去看了即将安放纪念碑的现场。她站在那里,想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和失落。她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尖锐的痛苦虽然随着时间逐步减轻,但是从来没有被治愈。她突然产生一个象征性的构思:用一把利刃剖开大地,而随着时间的逝去,凄凄芳草将会医治创伤。
  因此,越战纪念碑的位置是切入地下的。这是一座黑色的刻满了阵亡士兵姓名的花岗岩挡土墙。每天大量的参观者中,还有阵亡者亲属和战友前来探望。他们用铅笔在纸上拓下阵亡亲人的姓名,在姓名前,放下一束花,一件纪念品和非常令人感动的几句话。很多人留下的纸条写着,欢迎你回家。一个老兵带来一瓶啤酒,留下一张纸条,写着,这是我们当时在战场上最想喝的啤酒,今天我给你带来了。有人留下了一双当年的旧军靴,也许里面有一段战场上的故事。所有这些留在纪念碑前的物品和纸条,每天纪念碑的管理人员都会收起来,所有的东西都被妥善保存。
  我记得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个纪念仪式上,那个叫做玛雅的华裔女设计师在讲话中说,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在美国的近代史上,确实从来没有一个纪念碑,掀起那么多人的感情波澜。
  当然,阵亡将士的生命在牵动大家的心,但是,远不仅如此。在这个纪念碑设计征稿的时候,就明确要求,这个纪念碑对于这场战争本身不作任何评价。可是,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些活着回来和没有回来的美国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一样,他们是怀着崇高正直的理想,怀着要帮助别人的善良信念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越战以后,美国这一代年轻人遇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精神危机。这场战争不仅有着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价值观的失落和重新寻找。由此引起的争执,讨论,反思,至今没有停止。当我在冬日暮色苍茫时来到纪念碑前,我看到一位牺牲士兵的妻子留下的鲜花和字条。这位女士至少应该五十来岁了。夜幕下还有公园局的三位职员手持厚厚的名册协助人们找到碑上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我在那儿久久停留。没有任何一个纪念碑给我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这是超越政治,超越国籍,超越文化背景的灵魂洗涤。我这辈子只有站在这个纪念碑前的一霎那,相信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是有可能的。
  这场战争不仅造成了两代人的争执,也分裂了同代人。那些从战场上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老兵,他们中虽然也有人加入了国内的反战行列。例如我的朋友,黑人画家莫利斯,就是一个越战老兵。他就是持坚决反战的态度的。但是,仍有很多越战老兵,回家以后无法与反战的同龄人沟通。总之,这场战争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都显露出其浓厚的悲剧色彩。
  美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适龄青年除了主动要求参军的之外,如果需要而被征兵,也是履行公民义务。拒服兵役是违法的。在六十年代的反战集会中,有不少年轻人焚烧兵役证,也属违法行为之列。可是在那个时候,抗议的浪潮之中,群情激忿之下,很多人是宁可受法律制裁,也无法抑制自己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情来。那么,这和克林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克林顿当时也在服兵役的年龄。那么克林顿去烧征兵证了吗?没有。他好象是没有那么冲动。他也是反战的,至少他不想去越南。他只是采取了一个合法的,或者说更为聪明的做法,他干脆离开美国,跑到欧洲去读大学。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做的。而且,在国外读书期间,他还参加和组织了反对越战的游行。
  对于从二次大战的战场上回来的老一代美国战士来说,这无疑就是逃服兵役的怯弱行为。尽管在法律上无可挑剔,但是,他们虔诚地相信,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偷偷溜走,无论如何不算是一个合格公民。可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很矛盾,他们也想成为英雄,至少不是懦夫。然而,这是越战。这是一场如此有争议的战争,甚至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他们尊重每一个在越战流过血的士兵,他们同样尊重焚烧征兵证的反战者的勇气,也许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青年克林顿躲避越战出走国外的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与老一代相比,对当时逃避越战的人,会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对于反对越战的行为,也会取更为赞同的态度。
  因此,在这一点上,布什和克林顿又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二战英雄,而另一个却是逃避越战的年轻人。
  克林顿还让人十分起疑的就是他的私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的故事,从婚外恋到性骚扰,应有尽有。尽管克林顿本人一口否认,可是一般民众对这些故事虽说并不全信,也不能说一点不信。人们一般的做法,是把报纸上的这些故事打一个折扣之后接受下来。在这方面,克林顿给人的印象肯定不是完美的。
  而布什的家庭生活给人一种老年夫妇特有的相依相扶平稳温馨的感觉。布什夫人由于一种慢性病,看上去比正常同样的年龄老得多,甚至看上去比布什总统更衰老一些。当在布什就任总统期间,他的夫人芭芭拉却仍然被评上最受美国人喜爱的妇女。
  克林顿的夫人希莱利,至今为止,在美国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人。希莱利完全是新一代职业妇女的形象。她和克林顿同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我在前面提到过,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参与过司法部门调查尼克松的材料分析。毕业以后,她作为一个律师的成就甚至高于克林顿。因此,在克林顿刚刚开始竞选的时候,甚至打过“选一个,送一个”的口号。
  因为,美国的总统夫人在传统上总是总统的私人秘书,却不拿工资。当时,年轻的克林顿希望塑造一个未来总统夫人能干助政的新形象,开一代新风。可是,他们很快收起了这个“买一送一”的竞选口号。他们发现,在这个方面,美国人还远没有这么“新潮”。美国人似乎仍然希望第一夫人就是第一夫人,不要在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出来越俎代庖搅混水。
  在1992年的竞选中,事实上希莱利和他们12岁的女儿,着实帮了克林顿的大忙。他们时时出现在克林顿的身边,表现一个家庭的支持。那年克林顿出来竞选,一个重要的竞选口号是重建美国的“家庭价值”。而报纸上有关他的故事和反对党的攻击,使他的这个口号很容易显得虚假和尴尬。可是,不管别人怎么攻击,夫人孩子扎扎实实站在身边的效果,比什么反驳都要有力。为了加深印象,克林顿还在演说中深情地回忆女儿出生带给他的激动和喜悦。使得民众相信,即使他曾经出轨,那也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总之,无需作多么深入的了解,匆匆一蔽,你就可以看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风格是多么地不同。布什总统在选民面前几乎是一个道德完人,而克林顿却带着各种动荡和变化的时代留给他的印记。
  当然,总统竞选,应该说选的是各自的理念,施政纲领,等等。而人们也常常说,各个大的利益集团也都尽量游说和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出一个总统来。但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全民直选方式,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最大力量。没有人能够去左右美国这样分散的,庞大的,变化多端的民众群。在这些一个个的百姓来到投票箱前的时候,他所最关心的,是你所选定的治国政策是否符合他的利益,还有,他要对候选人有一个基本的信任,至少没有什么特别令他反感的地方。这也是共和党把攻击克林顿的“品格问题”,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的原因。
  在美国的总统竞选中,还是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原则,就是认同“正面竞选”,而不鼓励“负面竞选”。就是尽量以正面宣传自己的政见和施政纲领赢得选票,而尽可能避免以攻击对方的方式竞选,尤其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是很不得人心的。否则,竞选成了一场互相攻击的混战,就失去意义了。
  但是,以对一个美国总统传统的品格要求去看克林顿,他的毛病够多的了。而在这方面布什有着绝对的优势,所以,共和党无论如何不想放弃这样一个对比的效果。可是,正因为美国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所以,在布什出来作竞选演说的时候,尤其在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候,他们对于克林顿的品格问题的质疑还是非常温和的。有些问题,例如克林顿的私生活问题,甚至是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因为如果布什摆出过分的攻击姿态,那么,他就很可能适得其反,反而把自己的形象给毁了。
  也正因为有“正面竞选”的原则,因此,美国的大选热闹归热闹,却始终是有限度的,有一定的文明规范在那里暗暗起作用的。所有的候选人都暴露在受过文明教育的公众面前,维持自己起码的风度,是被公众接受的基本起点。
  在1992年的竞选中,布什总统最终没有成功。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里根时代留下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克林顿的策略是在展现一个可能的变革的前景。同时,克林顿提出一些大胆的,但是确实是民众所关心的改革,例如医疗制度改革等等。但是,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并不是美国的政策分析,你知道,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如果你要了解美国的国内政策,你也可以在中国找到大量的资料。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是从美国大选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美国社会状况。
  从克林顿战胜布什上台,这一结果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较量,还反映了战后新一代,已经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而共和党在整个竞选中的策略,反映了他们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反应足足慢了一拍。
  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的交替是一个缓慢的,复杂的过程。在漫长的岁月中,老一代的人数在逐步减少,新一代也在逐步分化,各自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观点。有承继前人的部分,也有抛弃前人的部分。只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就是美国在变化之中。
  如果说在多年以前,这样一个克林顿很可能根本无法让人们接受,在他的“品格前提”下,人们甚至没有兴趣去了解他提出了什么政策。那么,在今天,人们却有可能因为对克林顿的“品格”指责,反而觉得布什总统不够宽容,甚至落伍了。
  例如,在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布什总统提到克林顿在越战期间跑到国外,并组织反战示威的问题。他提出至少克林顿应该对大家认个错。可是,克林顿干脆当场直率地宣称他反对这场战争,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这个国家。这样的对话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在大多数听众眼里,布什总统肯定没有能够占上风。
  新一代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赞同这样的观点,选总统是在选一个理念,而不是选一个完人。当然,如果克林顿现在还抽大麻,家庭不和,那么,在现在的美国,他还是绝对不可能入选美国总统的。但是,新一代的美国人承认,他们会考虑选一个虽有过错失但已经纠正了的人,做他们的总统,如果他的理念能够基本被他们所接受的话。
  新一代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也越来越渴望在最稳定的传统的政治上层,出现一些新鲜的感觉,出现一些“新思维”。他们很难仅仅满足于传统的说教。克林顿和高尔来自底层,十分平民化的风格,很得罪了一批“看不惯”他们的美国人,但是,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这一代美国人选了克林顿当总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放心。他们只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试试能不能如他在竞选演说中讲的那样,把这个国家管得更好一些。如果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品格真的发生问题,他们知道政府还有两个分支在监管着总统,情况并不是处于失控状态。他们选的毕竟是个总统,而不是一个皇帝。
  那么,接下来的四年,克林顿是怎么度过的呢?
  今天已经太晚了。下次再接着写吧。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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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1:52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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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总统先生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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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我再接着上封信写下去。谈谈克林顿这四年的总统生涯。
  你在上封信已经看到了,克林顿总统确实在各方面有别于他的前任,你甚至可以说,再向上追溯,也很难找到象克林顿这样,在当选之前就暴露出种种毛病,在当选之后又麻烦不断,以至被小民告进法院,缠上民事诉讼案的。四年之后,当他再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都说,克林顿看上去苍老得多了。
  克林顿之所以会被预言,不用多久就要踏进类似“水门”的什么“门”去,我想,这和人们对他的时代印记的判断也是有关系的。他不是来自一个作风严谨,价值观念非常稳定的时代。虽然,大多数的美国人宽容了他的种种弱点,但是,他的弱点并没有消失。你可以从他身边的一群白宫顾问中看出点端倪来。你也许说不出什么准确的东西,可是那一大群年轻而略显得浮躁的顾问们,总使人有一种放不下心来的感觉。
  在介绍尼克松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白宫顾问是总统的小小特权,是他可以自己作主安排的小班底。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事业旅途的一条捷径,所以一些雄心勃勃,或者说野心勃勃的聪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雄心和野心在英语里是一个单词,这样的语言安排好象还是很有道理。
  他们走向这条路的方法,一般都是助选。就是在总统还不是总统的时候,出谋划策,拼命设法把总统给推上去。也就是在尼克松争取连任的时候,那些在“总统再任委员会” 里干的类似角色。当然,助选本身是竞选的正常过程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的弹性非常大。你可以是一个为自己和政党的理想奋斗的正直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满脑瓜私欲的投机者,或者是介于二者之间。由于这个位置潜在的“高效益”,所以,心怀鬼胎而来的也不止是一个两个。
  最终,整个竞选和此后白宫的风格,总统的个人风格还是决定因素。克林顿在第一任期时的白宫,给外部的感觉肯定不是作风严谨的。这种氛围就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所以,反对党发出预言之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那里等着克林顿的顾问们,把他给送出什么“门”去。
  应该说,他们的盼望并没有完全落空。对他们来说,克林顿的白宫“捷报”频传。现在,当克林顿又在面临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们扳着指头数数,真是可以数出一连串的已经被称之为“门”的白宫疑案。
  记得在克林顿上台不久以后,就冒出一个“旅行门”来。
  在白宫有一个旅行办公室,专门负责总统出访期间随行人员的各种旅行安排。这是事务性的非常繁杂的工作。他们要和大量的商业性机构打交道。过于琐碎的安排细节使他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都自己去联系,所以,他们把一些业务就包给一些商业性的服务公司去做。
  在我第一次到华盛顿去的时候,看着一幢幢的政府机构办公大楼,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他们可真是养活了多少人啊!我并不是想到大楼里被政府工作养活的工作人员,而是想到,围绕着这些大楼,一定还养活了许多商业性的小公司。因此,象白宫旅行室的官员,他们手里掌握的岂止是大量业务,在那些小公司眼里,这个旅行室根本就是捏着他们的生命线。
  在美国,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政府机构是不搞经营的。别说小小的旅行业务,就是发一个火箭上月亮上去,也不是什么美国政府经营的重点工程。它的全部零件都会向各个私营公司定制,所有的业务还是都落在私营公司手里。
  此类的公私交接点,一直是许多国家感到头痛的地方,连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同样不能“免俗”。日本南韩等都是频频爆出这类丑闻的国家。回首看去,在美国倒是确实很少有这一类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美国政府机构的浪费问题,远比它的贪污腐化问题要严重得多得多。这肯定不是因为美国更能够瞒得住什么丑闻,因为根据这里新闻状况,如果有问题的话,这里是世界上最瞒不住的国家之一了。
  那么,美国人是怎么做到一个甚为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的呢?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这样的廉洁是靠公务人员的高薪维持的。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因为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挣的够花了,也就不想受贿了。可是,又觉得这种说法并不能解决我的疑问。因为,高薪再高,也无法和意外横财的数量级相比。而且,挣薪水是辛辛苦苦,长年累月的事情。一劳永逸的收获肯定还是非常吸引人的。要不,怎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公务员买彩票呢?
  来到这里以后,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前面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大错。政府公务人员确实有一份十分稳定的生活。工资并不是非常高,甚至工资还低于相同类型的私营企业的工作。但是,收入是有保障的,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总之,第一,有了这样一份工作之后,绝对不会因为穷急眼了要去铤而走险。第二,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还是很想好好工作,保住这样一份工作的。
  但是,这并不是政府机构基本廉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制约机制”。九九归一,还是那只聪明的“收银机”阻止了伸向钱箱的手。“平衡和制约”的机制,不仅象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监督并且限制了最高层权力不被滥用,同时也保证了各个层次的权力都不被滥用。规章制度的严格,监督的完善和司法的健全,使得想大吞一口油水的人很难下咽。
  回想起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想想我们来到美国以后,被新闻界揭露出来,在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拿黑钱的重大案件,主要倒是几桩中央情报局雇员一仆二主,做双重间谍的案子。在情报系统,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人员倒是相对有机会偶尔游离于制约机制之外的。只要失去监督或者监督一松,尽管这样机构的工作人员相对还经过更严格的挑选,也接受过更多的“思想教育”,但是,“人是靠不住的” 这样一个特性还是会很快显露出来。
  我们再回到白宫的旅行办公室。这样与政治政党毫无关系的事务性机构,在白宫换主人的时候,往往是不动人马的。不论是哪一党当政,他们还是做着同样的工作,为轮番上台的总统安排旅行事宜,所以,他们都是白宫的老雇员了。其中甚至有的人在肯尼迪总统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这里工作。但是,在克林顿上台之后不久,这个办公室一下子被解雇了包括主任在内的七名雇员。解雇理由是这个办公室的财务作业不合规定。
  这是比较婉转的说法,它的潜台词有可能是简单的违反财务制度,也有可能是损害了公众利益,因为政府的钱都是民众的税金。还有可能是他们以权谋私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在美国绝对就是“经济大案”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政府的工作一般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哪个不想有从此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更何况那些工作时间已经很长,有的也一步步升到了主管位置,谁不希望就此工作到退休,有个完美的工作经历。因此。对于他们七个人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你也许注意到了,这一次可不是由政府行政分支以外的监督机构提出的问题,这是白宫在向自己的手下人开刀。记得克林顿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许诺过,他上台以后,美国将拥有最廉洁的政府行政机构。那么,克林顿是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因而严察部下呢?
  白宫出了这样的“经济大案”,当然马上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谁知道,这被解职的七名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连声地在那里喊冤。他们反过头来象是要“倒打一耙”,指责克林顿所主持的行政分支,因滥用权力才把他们免职的。这样,大家也一下子糊涂了。
  事情发生才两个月,参与解雇七名旅行室雇员的白宫顾问,也是克林顿童年好友的弗斯特,突然在白宫开抢自杀。尽管从他的遗言和种种迹象看,都显示他是因为承受不了紧张和压力,厌倦生活而弃世的。可是,就算弗斯特的死因确是如白宫所宣布的那样,他至少是死得也太不是时候了。他死在这个节骨眼上,能让人不起疑吗?胆小的猜测弗斯特是因为参与某个阴谋“畏罪自杀”,胆大的干脆怀疑他是让白宫给“干掉了”。顿时乱作一团。
  白宫顾问弗斯特的死,给本来就很有争议的白宫旅行办公室解雇事件,罩上了一层几乎是凄凄惨惨的疑云。尽管当时有关那些旅行室雇员的行为调查还没有得出结论,大家已经倾向于从“白宫阴谋”,或者至少是“白宫滥用权力”这样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件了。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报纸上成了“旅行门”。这时,距克林顿上台刚刚还不到半年。
  这个时候,克林顿的白宫一方面竭力澄清弗斯特的自杀是一个孤立的个别事件,与白宫的各项操作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又宣称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主任戴尔有盗用公款的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已经猜到下一步会怎么样了。是的,就象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一样,终于引发了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和监督委员会对白宫的正式调查。
  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下的联邦调查局,也同时对七名前旅行办公室雇员进行了各种刑事调查。行政分支下的国税局也开始对他们以前的工作进行稽核。这七名前白宫雇员,不仅失去了原来的工作,还进入了一生中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原先虽说是在白宫上班,可是,实际上都远在政治圈之外,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而已。他们都过着普通美国人的非常平静和简单的生活。现在,他们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被迫频频见报,被迫每个人都为自己请了律师,这样的额外开销几乎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负债累累。
  联邦调查局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侦讯。最终,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交司法分支的法院,要求对他的盗用公款罪名进行起诉。
  我们这时要不了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想得过来。站在白宫的立场上看,白宫能否在国会的调查中洗清自己,有一个根本性的关键,就是白宫所解雇的那七名工作人员是否真有问题,至少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出了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 “白宫阴谋”也罢,“白宫滥用权力”也罢,一切对白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如果,这七个人统统清白无辜,那么,白宫就算不说是“阴谋”吧,至少是在那里“滥用权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就有可能具有 “陷害平民”的强烈动机了?是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假设这是一个由正直而品质良好的总统领导的权力分支,那么,即使这次解雇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也可能实事求是,不因为企图掩盖自己已经犯下的过失而去迫害无辜的平民。但是,你要记住美国人的那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如果你问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白宫要“陷害” 这七名工作人员的“动机”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进一步的问题必然是,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既然这个政府的权力分支是可能具有强烈的陷害动机的,这个权力分支又是如此强大,它拥有联邦调查局,拥有司法部,拥有来自纳税人的巨大财富,这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又如何保护自己不被陷害呢?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会必然地回到那个“收银机”的机制,回到“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回到作为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
  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权力是被划分开的。所以,即使总统所领导的行政执行机构出于某种原因确实想加害于一个平民,他们也无法做到一杆子捅到底,把这个平民百姓置于死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可以对这个平民进行调查,但是,他们首先不能捏造或伪造证据,其次他们不能对证据进行任意诠释。因为判定证据和诠释证据的权力已经被宪法划走,不在他们手里了。
  后面这些权力已经被划到了司法分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认定这些证据能否起诉,以及起诉之后能否被认定罪名成立,这两个“致命的”步骤,就算是政府权力司法分支的法院官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两个重要权力是属于代表美国人民的大陪审团以及陪审团的。
  所以,当被撤职的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所属司法部指控两项盗用公款,而被转到法院时,不论当时的白宫是否真有陷害他的动机,不论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当他们把一切送交法院,组成大陪审团之后,根据美国宪法,他们和被告戴尔就不再是“官兵捉强盗”的关系了。美国宪法保护被告的条款,使得他们从走进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就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了。司法部的检察官当然可以向大陪审团呈交他们的证据,被告戴尔也同样由律师向大陪审团提供证实自己无罪的证据。在法官主持的公平听证之后,一切只待大陪审团做出判决。
  在美国,象这样由政府发难的案子,都会受到大陪审团格外认真的审核。不论这些陪审员来自何方,鉴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深切理解,个人在政府机构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美国人民需要他们今天出现在这里,首先就是为了防范个人权利被政府侵犯。
  在这场令人注目的官司里,民众和白宫都焦急地等待大陪审团的宣判。我们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已经介绍过,起诉之前的大陪审团听证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在听证期间就没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在漫长的听证结束之后,大陪审团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核议,就宣布,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免予对被告提出起诉。这样,司法部收罗证据辛辛苦苦把戴尔送上法庭,大陪审团一挥手就把他给放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看完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掩上书卷之后的万般感慨。
  我想,对于“水门事件”,我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象李迪这样极端右倾的狂热分子了。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看上去十分符合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我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象前任司法部长米切尔和尼克松等等这样一群上层人物了。因为这样一些明确的违法行为,似乎不符合这样一个阶层的行为逻辑。
  可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逾规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象缺少了什么?就在我掩卷抬起头的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
  我想,前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在他被白宫以刑事案被告的身份送进法院的一刻,他不会轻易就认输放弃。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他不必认为既然自己是被如此强大一个对手告进法院,那就一定必败无疑。事实又一次被证明,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是独立的。站到大街上,这些陪审员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不堪一击,然而,站在法庭上,他们甚至能够阻挡总统和白宫。这就是一个机制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设计,最终还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收银机”原理,那就是,总统是可以靠不住的,但是,制度是必须靠得住的。
  与此同时,克林顿的白宫又开始了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与国会调查的周旋。其中包括援引行政特权,拒绝向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交出调查所需要的有关文件。
  行政特权也是权力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行政分支被分割出来之后,就必须维护它处理行政事物的独立性,保证它的正常工作不受其它分支的干扰。不仅行政分支是这样,其它分支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割和独立是“平衡和制约”原则的基础。所以,尽管其它两个分支对行政分支有监督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意调阅白宫系统的文件。所以,凡是白宫在国会调查中不想拿出来的文件,白宫律师出的第一招肯定就是“援引行政特权。
  但是,自从“水门事件”之后,这块挡箭牌一般也就是暂时抵挡一阵,拖延一些时间,很难真正地起到“挡箭”的作用。因为,关于国会对白宫调查中,凡是有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都已经在“水门事件”中轮番操练过几回了。
  那么,“旅行门事件”影响今年的大选吗?当然是有影响的。
  因为,就在今年大选最火爆的日子里,国会对“旅行门”调查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白宫在“藐视国会罪”的威胁之下,还是交出了对白宫十分不利的两千份打字文件和手写笔记。这些文件是有关白宫旅行办公室人员解雇时,以及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时的处理经过。这些文件还同时向新闻界公开,记者们兴冲冲地挤在白宫的旧行政大楼,在一堆大杂烩一样的文件里觅宝。
  在这批文件被公开之后,国会不仅宣称他们发现了白宫阻扰调查的证据,还宣称它们发现了关于第一夫人希莱利插手“旅行门事件”的有力证据。而这一点,以前一直仅仅是外界的传闻。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总统夫人按照惯例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秘书,这个秘书不拿工资,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行政职位。所以,如果她不当地卷入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免,当然这可以说白宫的权力被滥用了。“旅行门事件”之后,换上去的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还是总统家的近亲,更让人觉得“形迹可疑”。
  此时,克林顿在一次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当他兴冲冲地走进白宫玫瑰园,想在选战犹酣的时刻,借着经济成长的好消息展示一下政绩的时候,一名电视大台的记者,突然问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支持国会一项法案,补偿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法律费用。
  我想,这名记者一定是搞错了。克林顿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只是外界一直传闻克林顿会支持这项法案。一般情况下,克林顿会只做一个纠正的澄清,因为,为了自己的形象,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在公众面前对记者发火。
  可是,这一次,一瓢冷水不仅浇灭了他的好心情,也终于浇灭了他的耐心。他在电视录像机前拉下了脸,发了脾气。当即,各家电视台的头条新闻都是克林顿在发怒的镜头。尽管克林顿事后为此道歉,并且解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是过度疲劳了。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克林顿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解雇了七个小职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照常举行了有关“旅行门”的听证会。有关国会听证会的形式,你也一定已经在“水门事件”中熟悉了。这一次,前白宫旅行办公室被解雇的七名雇员,全部被传到听证会。这真是今年大选之际,克林顿最不想见到的场面之一:这些衣冠楚楚,当了几乎一辈子白宫雇员的公务员,在向全国人民转播的听证会上,以身材高大的戴尔为首,齐刷刷地举起手来,宣誓说,他们下面讲的都是真话。接下来,他们似乎终于
  到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大吐苦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甚至说,他坚信“行政分支一直不肯放过我”。
  国会对“旅行门”的调查还没有了结,国税局的稽核还没结束,克林顿的律师也一再质疑大陪审团对戴尔的无罪判定。所以应该说虽然戴尔被宣告无罪了,但是,这个事件还没有最后定论。但是,克林顿在记者会上的那番怒火,使我第一次真正怀疑他明白自己是错的。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恼羞成怒”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当然是不可靠的,可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写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想告诉你,这就是民众判断的方式之一。所以,这也就是对大选的影响之一。
  不管怎么说,前旅行办公室雇员在听证会上宣誓的照片,马上被登上了各家报纸的第一版。大选之际,还有什么比这更刹风景的呢?
  可是,克林顿更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头,一个“旅行门”居然还捎带又拖出一个 “档案门”来,而且好象麻烦更大的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旅行门”的过程中,又发现白宫在开除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几个月后,向联邦调查局调阅戴尔的机密背景档案。随着这条线索拖下去,发现白宫安全室在此期间,超越白宫权利,从联邦调查局调阅了四百零八份前共和党政府官员的档案,其中十七份在事情爆发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归还。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的材料,也被白宫调阅。这个消息一见报,马上引起一阵哗然。
  这个调阅档案事件,一出来就立即被称作了“档案门”了。因为,这太叫人联想起 “水门事件”了。人们当然首先要问,白宫调这些档案去,是为了什么用途呢?原来负责调查“旅行门”的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克林格,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和其它的共和党人马上宣称,白宫调阅这些档案的行动,如果往最好的方面想,可以说是克林顿行政分支行事不当和愚蠢的最新实例。要是往坏的方面想,这就是一种企图找寻共和党政敌不光荣资料的阴谋行为。
  既然调阅这些档案是越权的违法行为,那么,如果它真的是以竞选为目的的对共和党的“侦探”行为,那么,它和橇门溜锁,私闯对手党办公室的“水门事件”,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如果当年尼克松手下的一班人,能够通过联邦调查局就轻松搞到他们所要的资料,他们何至于还要采取风险那么大,结果那么狼狈的“水门行动”呢?
  难怪“档案门”一出来,共和党人的反应如此强烈。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翻船,给共和党带来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现在民主党克林顿的白宫居然棋高一着,直接就利用联邦调查局违法获取对手党资料,这也太忘乎所以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在公开场合,把这一事件比作是尼克松在七十年代搜集“政敌名单”的邪恶行为。
  事情一出,大家马上就看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两相情愿”才做得成的。当年尼克松之所以搞出自己的一套“管子工”之类的“白宫调查机构”,就是因为联邦调查局基本不配合白宫的违章运作,被逼无奈的结果。所以,与其说这是白宫方面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了什么问题。
  作为白宫方面,克林顿马上作出道歉,并表示他作为总统愿意负全部责任,但是他负的是什么责任呢?白宫表示,这是“无心的行政疏失”,总统愿意“为管理不当而负责”。后来,白宫进一步宣布,从现在开始,审查背景必须经过被调查者的同意。
  而联邦调查局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以攻为守”。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佛利,不仅很快摊出了白宫“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违规调阅档案的数量,日期及一些细节,并且还指责白宫“过度侵犯隐私权”。局长佛利在声明中还表示,是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优先提供档案给白宫。但是这个制度的前提是白宫的“诚实和荣誉感”,他认为,“不幸的是,联邦调查局和他本人都成了受害者。”对于联邦调查局未能有效看管档案,以防“疏忽或有意的滥用”,局长佛利当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将采取广泛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他信誓旦旦:“我向美国人民保证,在我监督之下,此事不会再发生。”
  在“水门事件”里,我们已经提到过,联邦调查局是所谓的“联邦独立机构”虽然说,按照线索去牵的话,它还是白宫下级的下级,它在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但是,并不是司法部或者是行政分支的最高层白宫,想要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就可以自己宣布设立的。
  这一类的“联邦独立机构”在权力构架上都是比较特殊的。它们的“出生证”都是由国会签发的。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都由国会给它们制定了章程,这些章程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同样,也只有国会,才有权签发它们的“死亡证书”,宣布解散它们。因此,它们的命脉是掌握在国会手中的。
  当然,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库,本来就是一个信息中心,是供各个机构必要的时候查询的。但是,不论是哪一个机构,哪怕是白宫也好,都无权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调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更不用说这样大规模地调阅对手党成员的档案了。
  其原因就是,在美国,众所周知,行政分支的大忌就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走得太近,因为这是美国人和国会最担心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一旦产生,在他们看来,美国成为一个危险的“警察国家”就只是事件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作为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如果要想在他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他的要决并不是迎合他在行政线索上的上级,如司法部或是白宫,而是他必须严格遵守国会给它立下的章程,保持和白宫的适当距离。
  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联邦调查局局长在“档案门”出来时的表态了。他所作的努力,就是在试图在大家和国会面前,显示他和白宫这种距离。
  对于“档案门”发生的原因,白宫的说法显然是一个临时抵挡的招数。事情已经出了,不出来表态肯定不行,不管别人信不信,总得先出来挡一把。我想,克林顿的白宫肯定知道这样的表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算是“行政的无意疏失”,为什么,偏偏调阅错了的都是共和党人的档案,而且数量又那么多。至少,共和党就绝对不会满足于克林顿和白宫这样的解释和道歉。
  “档案门”甚至都不用花费国会的额外时间,去讨论和通过是否需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和举行听证会。因为,“档案门”是在“旅行门”的调查中捎带出来的。原来的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只需“一会两查”即可。所以,可以说,“档案门“一出来,国会的正式调查和听证会马上就开始了。由于“档案门”看上去非同小可,所以国会参院的司法委员会也很快举行了听证会。
  白宫在虚晃一抢之后,也知道必须提出较为实质性的一点说法,否则很难过关。所以,他们又立即提出一种错调档案的合理解释。
  白宫宣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白宫的人事安全室需要查阅进出白宫者的背景,这是一种正常调阅。可是又如何解释,事实上这些人并没有在这段时间内都要进入白宫呢?白宫进一步解释说,白宫人事安全室向联邦调查局调阅“出入白宫者” 档案,通常是根据美国特勤局所提供的持有“白宫出入证”者的名单。而毛病是出在特勤局,他们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的名单,因此,错调档案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又是向公众转播的,我们也恰巧看了那天的听证。在这个听证会上,美国特勤局助理局长断然否认白宫的这种说法。首先,他说,白宫所说的特勤局的电脑提供了一份“过时名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电脑资料最多三天就更新一次,根本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再说,这位助理局长宣称,他们的电脑对于“出入白宫者”的记录系统“很复杂,也很难说明”,但是,经过他们的彻底调查之后,发现特勤局的电脑根本就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份名单。
  在同一个听证会上,一些背景档案被白宫调阅的人,也出来作证,表达他们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愤怒心情。其中有一些是原共和党总统的助理。例如前总统布什的助理格博就表达了他对政府行政分支的“欺骗行为”感到失望。另一名布什的助理卡罗说,当年受雇于联邦政府,在联邦调查局作背景调查的时候,她回答了那些最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现在,她发现这些资料居然不能按照规定保密,这使她感到极为愤恨。
  侵犯个人隐私权,就是侵犯公民权的违宪行为,这种认识成为每一个人与自由概念密切相连的公共常识,这也是美国长年累月的教育的结果。这种概念,在美国确实是比在其它一些国家要强得多。
  在“档案门”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朋友来访,当时正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于是,平时十分单调的亚特兰大市,也就成了一个旅游热点。而真的要去玩的话,这个城市可玩的地方还真是不多。于是我们来到了美国的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因为这个闻名世界的由特纳创办经营的电视网,它的总部正是在亚特兰大。在美国,所有的这些电视台,新闻中心都是私营的,节目好坏全看主持人的水平和临场发挥。在他们组织的一些“谈论节目”中主持人见机行事,轻松自如,有相当大的发挥余地。
  这个电视新闻网的总部从外面看,是一幢并不起眼灰秃秃的大楼,里面的中庭却十分壮观。办公室都是大玻璃面对中庭,所以参观者可以看到不少他们的工作过程。如果你花钱买票的话,也可以一直进入内部,站在离那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三,四米的地方,看他们最有名的“新闻提要”节目的现场播音。我们进去参观的这些人都来自世界各地。对于我们来讲,也就是慕名而来看个稀罕。
  可是,在我们回到大中庭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庭里布置了一个演播场,这个演播场只用简单的围栏围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著名的“众说纷纭”节目,就是在这个到处有游客在旁边走来走去的开敞的演播场里现场直播的。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主意,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设想。
  这个演播场用先进的设备,保证与外界,例如首都华盛顿,请到的一些知名人士的现场对话。然后,它需要的就是参与“众说纷纭”的观众了。每天,一早开始,就有两个年轻人站在演播场的门口,向在大厅里参观游荡的人们介绍今天“众说纷纭”节目的议题,一般都是当前与美国有关的,有争议的重大事件或时事新闻。希望人们能够参加当天的现场直播节目。他们发票给愿意参加的人们,票子是免费的。
  那天的议题,就是“档案门”。可惜,我们还要赶当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的飞机,所以,没有能够参加。但是在我们离开那里之前,当天“众说纷纭”的节目就已经开始了。
  场内已经坐了满满的一场人。现场有很大的电视屏幕,屏幕上是被邀请当场回答大家问题的有关人士。我记得那天有千里之外的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我趁着我的朋友在大厅礼品店选礼物的时候,站在演播场的外围看了一会儿。
  这是现场直播,场内参与讨论的人们,就是那一天象我们一样,偶而来到这个有线电视新闻网参观的民众。这些人不仅来自全美各地,甚至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真可谓是 “众说纷纭”,想说什么说什么。
  当时正谈到“档案门”事件中,对于白宫违规调阅所引起的侵犯个人隐私权问题的看法。一名来自瑞典的年轻人说,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既然政府部门已经留存了你的档案,本来就是要被人查的,谁查都一样,白宫无疑是最有理由查阅的部门。主持人马上问他,那么如果是你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想呢?那个瑞士年轻人回答说,我不在乎,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档案要是需要查,那就看吧。
  只见他话音刚落,现场马上举起一片手来。被主持人叫起来的一个美国女孩子马上激动地说,那怎么行,我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是我就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留隐私是我的权利。
  三个月以后,就有一个就做“司法观察”的监督组织,代表五位前白宫低级职员,提出了一项要求九千万美元赔偿的集体民事诉讼。指控对象从克林顿,第一夫人希莱利,到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几个前白宫顾问。指控理由就是被告不当处理前白宫工作人员的背景档案,伤害到了这些人。这场官司刚刚开始,可以预计,这个“档案门”事件仅仅就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保障公民隐私权的第四修正案,就还会有一大堆麻烦跟在后头。
  然而,对于“档案门”,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关注焦点。它的关键还是牵涉到一个违规的政党运作,就是白宫是否违法搜集对手党“黑材料”的问题。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白宫人事安全室主任里文斯顿,他就是一个靠“助选”进入白宫的“总统顾问”。他的直接上司就是已经自杀的前白宫副法律顾问弗斯特,里文斯特甚至还被人指认,在弗斯特自杀以后,曾经从弗斯特的办公室里取走一箱文件,这一直还在调查之中。
  尽管里文斯特也只承认调阅档案是一个无意“疏失”,可是很难使人信服。尤其是调阅的档案中,还包括了被解职的前白宫旅行办公室雇员的背景资料。说是调阅他们的档案完全是无目的的“疏失”,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
  不管“档案门”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里文斯特在白宫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在短短的一段留薪停职以后,他很快宣布辞职了。在辞职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上,他承认的白宫违规调阅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已经超过七百份。当然,对“档案门”的调查,并不会因为里文斯特的辞职而结束。
  同时,由于白宫安全室主任一般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才能胜任,而已经辞职的里文斯特显然不符合条件,他只是一个“助选功臣”。所以,又展开了关于里文斯特被 “错误任职”的调查,在调查中,又一次有人提到里文斯特的任命与克林顿夫人有关,白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可是,居然也一直找不出到底是谁决定的这个任命。
  就在今年的总统选举日不到两周的的时候,克林顿所任命的司法部长雷诺,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要求,让正在调查克林顿的另一个案件的独立检察官斯达,进一步扩大调查作业,同时调查“档案门”。联邦上诉法院立即批准了这个要求。
  这些都是我们在“水门事件”里已经熟悉了的程序,也是美国人在“水门事件”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时,运用得很自然的一些调查程序和调查手段。现在,你也看到了,行政分支的司法部长对于总统来说,有时会是一个关键人物。也许,这也是当初国会在审查司法部长的任命时,显得十分苛刻的缘故。
  司法部长雷诺在这个大选当口上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定经历了再三犹豫。只是,不论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她是迫于国会压力,还是她完全出于对正常程序的执行,我们看到的是,这里有一种必然的制度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谁都知道,如果克林顿没选上,新的共和党总统会组一个新的内阁,雷诺作为克林顿的司法部长不可能留任。如果克林顿选上了,他也有一个重新组阁,重新任命部长的机会。雷诺在大选前夕对克林顿作出深入调查的指示,完全有可能使她在克林顿连任之后失去部长职位。所以不论从哪一种大选结果来说,站在她个人利益的立场上,她决不会作这样的选择。但是,当一个制度运作成熟的时候,就会促使一个司法部长在其位,行其事。你一定还记得,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里,就有两名前司法部长被判入狱。
  在“水门事件”以后,其实所有的人都相对吸取了教训。所以,克林顿对于层出不穷的调查,虽然始终在挣扎,但是,还没有尼克松那样公然硬顶的情况出现。在各项调查中,克林顿与国会最大的冲突,还是对于被要求交出的各种文件,白宫尽可能拖延或拒绝,但是没有发生“水门事件”那样的独立检察官任命风波。现在任命独立检察官的过程相对平稳得多了。对于这一类制度性的程序,似乎已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你也许会问,司法部长雷诺要求独立检察官扩大调查,插手“档案门”,那么,这名独立检察官在此之前已经在着手调查的,是一个什么案子呢?这是在克林顿1993年一上台就开始的“白水门”。“白水门”是影响更广,枝枝蔓蔓更多,调查范围更大的一本与克林顿夫妇直接有关的“陈年老账”。这封信已经够长的了,“白水门”我还是留到下封信再写吧。
  来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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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2:36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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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传被告总统先生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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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中,我曾经把“白水门”称之为一个克林顿夫妇的陈年旧账,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和“旅行门”,“档案门”等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一个竞选中或者克林顿的总统任期中的一个事件,而是在二十年前,当克林顿和希莱利还是新婚的年轻夫妇,刚刚着手规划和建立他们小家庭前景的时候,曾经卷入的一场以亏本告终的投资买卖。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件家庭旧事,而且,是二十年前的家庭旧事。但是,它却成了克林顿执政期间最大的梦魇。
  “白水”是一个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区的名称,它位于阿肯色州,那是克林顿的故乡。希莱利是北方人,正是由于在耶鲁大学和克林顿的一场恋爱,才使得希莱利来到这里定居。一般来说,北方城市的年轻人是不太愿意在南方这样落后的一个小州落下脚来的。克林顿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小两口成家之后,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打出一个天下来。好在,这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又已经在学业上打下了基础。凭他们两个的本事,要在司法界找个工作,然后一步步往上走,逐渐成为一个殷实人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因为他们能力极强,又年轻而充满自信,所以,他们还在不断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更快地富有起来,也作出更大的业绩。在美国,因为各种机会很多,所以任何一对聪明的年轻人都有可能产生同样的梦想。
  他们好象尝试过各种办法,例如,在他们婚后的第三年,1978年,希莱利曾经以一千美元开户,投资农产品交易,在她第二年关闭这个帐户的时候,她已经挣下了十万美元。在美国交易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样的高利润几乎是罕见的。
  在克林顿当上总统之后,希莱利的这段贸易经历也被别人细细查过,但是也并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来。人们对于希莱利的质疑也是情有可缘。因为就在同一年,克林顿已经以三十刚出头的年纪,成功当选了这个南方小州的州长。所以人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怀疑这钱和权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我倒只是很奇怪希莱利急流勇退的决断力,换了我的话,一定不舍得撂下这么好的高产田,立即抽身离去。
  也在这一年,1978年,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多年好友麦克道格夫妇合伙,向银行贷款了二十万美元,投资“白水”房地产开发。在美国购买房地产一般都是向银行贷款的,但是,一般也都需要自己支付一笔起码的头款。他们付了两万美元的头款,只是他们向贷出二十万美元的那家银行隐瞒了一点,就是他们所支付的头款,也是向另一个银行借来的。在这个“白水”投资中,他们两家的投资并不是对等的,克林顿一家占的份额要小得多。
  之后,这个“白水”房地产开发始终不成功,而且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投资,在 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对这个投资以及相关连的一些问题质疑。在那年大选之后,克林顿夫妇在宣誓就任总统之前,就把他们在“白水”房地产业中的利益,以一千美元的代价转让给了麦克道格。从此,与“白水”投资切断关系,从中脱身出来。顺便说一下,美国法律对于联邦政府官员的个人经济活动有严格的规定,你不能一边做总统或国会议员,一边业余“玩玩”股票。当上总统或国会议员以前,有钱尽管买股票,一旦给选上了,走马上任以前,请先把手上的股票出空。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记得在克林顿四年前当选为总统的时候,“白水”还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很快它就突然“升格”,成为众所周知的“白水门”,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白宫顾问弗斯特在1993年7月的突然自杀密切相关。因为,当时“白水”投资已经开始接受调查,而与克林顿夫妇关系密切的弗斯特,也是调查中的一个重要证人和知情者。弗斯特确实死得很不是时候,他一死,即使本来没事,也让人顿生疑窦。
  那么,“白水门”是不是就真的没什么事呢?似乎也不能断然下结论。如果克林顿夫妇现在还只是一对小律师,当然,谁也不会对这样小小的一个投资案感兴趣,可是,克林顿现在成了总统,那么,他是否曾经违法,哪怕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看来,克林顿在多年前一定没有预想到,自己竞有这么大的政治前程,否则,他不会为了这一点可能的经济利益,留下一大堆麻烦。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投资案会叫人轻易不敢下结论呢?原因是围绕在克林顿的“白水” 投资周围的人,一个个被发现了问题。
  “白水门”的调查开始以后,国会的参院调查委员会,独立检察官和联邦大陪审团,对克林顿的生意合伙人起诉的阿肯色州小岩城法院,以及新闻界的记者们,几条线索就同时展开追踪了。克林顿夫妇立即进入了穷于应付的窘境。这个状态几乎持续伴随着克林顿第一任的四年生涯。我有时候想,做美国总统可非得心理素质很好才行。否则,一面对付一大堆官司,一面还要维持正常的内政外交,还指望着做出象样的政绩争取连任,还有繁重的竞选任务,天晓得他是怎么顾得过来的。
  因为,美国总统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首脑不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管事的行政主管。有一些国家,他们对于国家首脑,有更多的国家象征和礼仪方面的要求,而并不让他担任繁重的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设一个类似总理这样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才是真正的行政主管。
  在美国则不同,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比较务实,好象放一个象征国家的首脑在那里,就觉得浪费了似的。所以,美国是没有类似总理的职务的,总统全给包揽了。我以前一直以为美国的国务卿就是总理,后来才发现这是张冠李戴了,如果要套用的话,美国的国务卿应该说是相当于外交部长的职位,除了外交,别的他是不管的。
  所以,克林顿总统就这么内外交困地艰难走了四年。说他艰难真不算是形容过分,在“白水门”的调查中,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希莱利都曾经被要求作为证人作证。希莱利甚至在美国历史上首创了第一夫人被联邦大陪审团传到法庭作证的记录。
  在这些平行的调查机构中,最先得出明确结论来的,是位于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法院。严格地说,这是针对克林顿夫妇的前合伙人,而不是针对克林顿的。法院起诉的对象是现在已经离婚的麦克道格夫妇,和在克林顿离开阿肯色州就任总统之后,他的继任州长塔克,他和麦克道格夫妇一样,也曾经是克林顿的合伙人。
  这三个人的宣判是在今年这个大选年的五月底。在这次的宣判中,詹姆斯.麦克道格的十九项控罪中有十八项被判罪名成立。他的前妻苏珊.麦克道格四项控罪全部被判罪名成立。而现任的阿肯色州州长塔克,在七项指控中被判两项罪名成立。在宣判之后,这位州长就被迫宣布辞职了。
  这三个人的主要罪名,是被控共谋在1986年以欺诈手段获得一项由联邦担保的三十万美元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白水”房地产开发。
  州长塔克本来面临十年监禁和五十万美元的罚款,最终,由于塔克身患重病,正在等待肝移植,因而被从轻判处四年的监守行为,赔偿近三十万美元的本金及利息给政府的小型企业管理局,外加两万五千美元的罚款。另外,法官针对塔克身为州长,知法犯法的情况,还例外地下令塔克必须向阿肯色州的中学生演讲,谈论价值观等等有关主题。这也是美国地方法院判决的一个特色。
  在判决中,除了法律条文规定的处罚,地方法官还有权力下一些类似的小小惩罚命令,以至于搞出一些审判花絮来。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地方法官,在依法判处了一个小偷之后,居然下令允许那个受害者到小偷家中,随意拿一件东西。法官宣称,这是为了让小偷也体会一下心爱的东西被人拿走的心情。
  苏珊.麦克道格被判两年徒刑,三年监守行为和赔偿政府合计约六十万美元的本息。在法庭上,已经离婚的苏珊.麦克道格曾含泪向法官求情,说她嫁给年长十五岁的詹姆斯. 麦克道格以后,事事对丈夫言听计从,包括被控罪的行为也是如此。而法官似乎并不为所动,他说,本庭决定让她与社会隔绝一段时间,让她有机会好好反省。
  她在审理期间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她宣称拒绝与检方合作,拒绝交代任何案情。同时在调查克林顿的联邦法庭传她去作证,并要求她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回答有关克林顿的问题时,她当庭拒绝。因此,被一名联邦法官判“藐视法庭罪”。所以,在正式判刑之前,她已经为“藐视法庭罪”开始坐牢了。
  这三个“白水案”被告中,唯一给人留下悬念的,就是苏珊的前夫詹姆斯.麦克道格。苏珊曾经企图把自己的责任也统统推到他的头上,虽说此举并未成功,但是,实际上,他自己的被认定的高达十八项的控罪,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罪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可判八十六年徒刑。还不包括还款和罚款。
  詹姆斯.麦克道格听上去确实不象一个正经商人。他曾经买了一家储蓄信贷公司,在他搞的一次“虚假交易”中,使得这家公司倒闭,为此联邦政府动用了六千万美元的公款来清理他的债务。然而,这一次,只有他没有被立即判刑。
  当然,人们感到留有“悬念”的,并不是他的刑期和罚款数额,而是他没有被立即被确定刑期的原因。他的缓判时间很长,一直要延续到今年的总统大选以后。尽管法官并没有宣布缓判理由,但是大概连你都猜到了,詹姆斯.麦克道格要“将功赎罪”,以交代换取减刑了。这给竞选中的克林顿,又增加一份负担。
  实际上,在这三名“白水案”被告被判有罪之前,已经有一名银行家海尔对两项有关“白水案”的重罪指控认罪。同时,他还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宣誓作证说,当时的州长克林顿曾经向他施加压力,让他做出不适当贷款,并且还明确要求他在交易中不要提到克林顿的名字。海尔是第一个在誓言之下对克林顿做出不利证词的人。现在,眼看着詹姆斯.麦克道格就将成为第二个了。
  克林顿对一切针对他的证词都断然否认。当然,不论有多少这样的证词,最后,法庭还是必须最严格地依照证据,由大陪审团判定能否起诉,以及由陪审团判定是否罪名成立。因为一旦站在法庭上,克林顿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他享有宪法赋予被告的一切权力,要定下罪来,也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尤其是对于以“指证”换取“宽大”的证人,通常他们的证词受到更为谨慎的对待,因为他们显然有动机不良的可能。
  对于这样的证人,一个最大的约束还是“伪证罪”的威慑力。你也早已熟悉了,誓言之下的伪证,在这里是一项重罪。所以,以证词交换减刑的同时,就是伪证加重罪行。
  不管怎么说,在三名被告被陪审团宣布罪名成立的那一天,消息传到华盛顿,克林顿还是感到黯然神伤。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对我来说,今天的事情是一件私人事件。我为他们觉得非常难过。”这些人都是克林顿多年的老朋友了。
  克林顿这样的态度,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哪怕是政治对手,也不会因为克林顿这样的表态而指责他与罪犯“划不清界限”。因为在这里大家都理解,每个人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私人感情,对于家庭,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在发生了这样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和难过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克林顿在这个时候仅仅表现出对罪犯的“义愤填膺”,反倒会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
  当然,克林顿总统的感觉实际上一定更为复杂。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案子”里。在审判之中,克林顿还曾应被告苏珊在法庭提出的要求,向法庭提供证词,以协助被告洗请自己的罪名,可是没有成功。现在他们的判决结果出来,对克林顿还是很不利。按理说,每一个人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是他们的问题,并不说明克林顿就一定也有问题。白宫在小岩城的法庭宣判当天,就立即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克林顿与此案所控罪行“毫无关系”。
  可是,今年是大选年。如果克林顿本身的调查还没有结束,而他身边有关的人已经一一被判有罪。你让选民们怎么想?选举可不是法庭判决,不需要当场就拿出什么确凿证据来。选举只是反映了选民当时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判定。这也就是选举叫竞选者伤透脑筋的地方。
  今年五月底出现的这场审判,一定使克林顿感到紧张。因为距离大选已经不到半年了。可是,不久之后的六月中旬,国会参议院的白水案专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觉得是在一定意义上扳回了一些影响。
  在持续了十三个月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终于正式结束了对“白水门”的调查。我之所以说,国会参院的调查报告对于克林顿的竞选,会产生比较正面的意义,并不是说调查报告显示了克林顿夫妇的清白,而是因为,在这个历时弥久的调查结束时,人们居然得到了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份报告。
  国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是由十名共和党人和八名民主党人组成的,调查自始至终,他们一直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
  从一开始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后,就有人指认说看到希莱利的机要秘书,从弗斯特的办公室拿走文件,但被当事人否认。这时,分属两党的调查委员,就分别倾向于两种不同的说法。此后,不断有这一类的情况出现。
  又例如,希莱利曾经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与已经定罪的麦克道格那个问题百出的储蓄信贷公司,有一段业务往来。而且,也是由于希莱利,才发生了这样的关系。但是调查所需要的有关的帐册却一直找不到,直到去年年底,这些帐册才突然在白宫的一个私人房间被找到。于是,共和党的调查委员深信第一夫人阴谋重重,而民主党的调查委员还是倾向于相信希莱利的说法: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一发现就交出来了,可见其老老实实对待调查。也正是为了这些帐册的神秘失踪和神秘出现,当时在平行听取调查听证的司法分支发出了传票,希莱利才首创了美国第一夫人被传到大陪审团前作证的记录。
  最终的参院调查报告,共和党调查委员所提供的结论断定克林顿夫人希莱利一再妨碍司法。这份报告长达八百多页,里面当然提出了大量证据和疑点。然而,民主党调查委员提出的报告,又运用了相反的证据,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们的报告也长达四百多页。
  这些报告在这里都是可以公开查阅的,可是,你也一定想象得到,除了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一般的民众也就是在报纸上看一个大概介绍了。他们不可能去细细分析比较两者,找出哪一个更为可信。
  所以,当他们拿着这张报纸,看到出来了两个不同调查报告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呢?他们谁也不信。他们只会相信一点,就是调查至今,并没有确确凿凿使人信服的证据。这一点判断我想还是对的。
  在这里,一切证据都是公开的。虽然,普通人一般不会去细细研究所有的证据和报告,但是。事实上,自有一大群专业记者,学者,作家等等,在那里悉心研究。没有一件真正说明问题的证据会漏过这些人的眼睛。一旦有了确凿证据,每一个人都会从报纸上看到它。如果有了这样指向一个定论的证据,那么,没有一个政党的议员会愚蠢到为了表达“党性”,不顾自己在选民面前的形象去否定这个证据的。
  我们以前也谈到过,就是,作为和当任总统同为一党的调查委员,当然有袒护的动机,作为对手党也明显有鸡蛋里挑骨头的企图。但是,这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本身的议员位置来自于选民的选票。他们必须在选民面前交代得过去。毫无前提的“党性” 在这里是普遍受到谴责的。可是现在,国会掌握的证据还不能指向一个定论。那么,自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发挥的空间。这样一个局面对克林顿显然有利,白宫的法律顾问马上就发表谈话,说:“如果经过四年的时间,你还不能证明一个人做错了事情,这说明你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事情。”
  在“白水门”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个作家出了一本叫做“血腥游戏”的书。在这本书里,围绕着“白水案”,他非常生动地详述了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动。里面的资料相当殷实,对克林顿的“杀伤力”也相当大。著名的“时代周刊”还以很大的篇幅予以介绍。克林顿对此也毫无办法。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他无权干预出版。在这里,不要说历史名人,当朝名人也是照写不误。可是看得多了,读者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会“见书则信”。
  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的四年期间,以“内幕”为名出版的书已有好几本,有的 “内幕”不仅作者是“圈内人”,内容也很有“爆炸性”,可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相比之下,“血腥游戏”的作者给人一种写严肃读物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书有可能会产生“杀伤力”的原因。克林顿管不了这样的书出版,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可以自己也写。
  克林顿在他的总统第一任期内,百忙之中也还是坚持出了一本书。可是,并没有人因为克林顿是总统,就对他的书特别青睐。不管作者是谁,书就是书。一出来就是进入市场,遵从市场规律。克林顿的书结果卖得不好,最后出版社只好削价处理。
  在此期间,希莱利也在报上开了一个“谈心”的专栏,时不时地为克林顿和她自己作一些辩护,包括为“白水案”辩护,在读者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看上去倒是一种公平的处理方法。在公众论坛上,不承认权力和权威。不论你是什么人,也不论你对别人的言论喜欢与否,你不能阻止别人说什么,你只有权利也参与争论。
  到大选开始的时候,对于“白水案”还在调查的,就只剩独立检察官所率领的一班人马了,为“白水案”组成的联邦大陪审团也依然存在。你可以看到,如果总统这一级出现什么疑问的话,这种各个分支的平行独立调查是非常难以对付的。
  独立检察官斯达虽然还没有拿出结果来,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又查出了被称为 “新白水案”的“案中案”。在这个案子中,小岩城的两名银行家被控共谋欺诈。他们不当地输送银行资金到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竞选帐户,并且挪用银行资金,补偿他们在支持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政治捐款。这两名银行家在经济上曾经有力地支持了当年克林顿在阿肯色竞选州长。克林顿出任州长之后,他们一个被任命为州公路厅长,另一个为州银行理事。
  在这个“新白水案”中,克林顿总统最亲信的白宫顾问林希,被独立检察官斯达宣布列为“不予起诉的共谋者”。在克林顿竞选州长的时候,林希曾一直为他执管财务。在这个案子中,克林顿也再一次被迫为辩方作证,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说明克林顿涉案其中。这就是大选前有关“白水门”的局面,人们只看到与此有关的人都被一个个卷了进去,但是,克林顿依然“幸存”。这一回,人们又一次眼看着克林顿险险地擦身而过,看着都叫人捏一把冷汗。
  就在这几个大事件相互缠绕,克林顿艰难地挣扎其中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私人诉讼。虽然这个诉讼与权力无关,也没有被称之为“某某门”,可是,这样一个私人诉讼也几乎要毁了克林顿。这场诉讼不仅使克林顿面对选民十分尴尬,还使克林顿面临巨大的个人财务困境。而且,在围绕克林顿的诸多案件中,还只有这场官司真的走进了最高法院。这场诉讼就是前阿肯色州的州政府女秘书琼斯,控告克林顿性骚扰的民事诉讼。
  这个案子是在两年前的1994年提出的,她指控克林顿在1991年任州长期间,曾在一个旅馆里对她“强行求欢”,因而要求七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案子,民众的反应一般都是将信将疑的。而且,更容易让人产生怀疑的,反而是原告的一方。这倒不是因为歧视妇女,而是因为此类案子的经济诉求,总让人疑心这是来“敲竹杠”的。
  这样一个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只要当事人一口否认就可以解决了呢?那肯定不是的。在美国,这样的案子尽管不是都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类似的诉讼还是很多的。当然,此类案子由于它的私密性,确实不容易轻易下结论,但是还是有不少搜集证据证词和判断的方法。
  琼斯的告诉看来并不是很简单就可以打发的。因为,如果她一点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法庭根本就不会受理。在遇到这个官司之后,克林顿由于不能动用公款为自己的纯私人性质的案子请律师,因此,不仅在应付官司纠缠上伤透脑筋,在筹措打官司的经费上,也一筹莫展。他请了最好的名律师,每小时的费用高达475美元。这样,他很快就用尽了家庭积蓄,开始欠债。甚至建立了一个“支持辩护基金会”,开始寻求捐款,当然,每一笔捐款限在一个不大的数额上,以防违规。总统向民众募捐,以应付性骚扰官司,这本身就够狼狈的了。
  问题是官司一打两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看上去好象越来越难对付了。让原告撤诉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再拖下去,就是在大选的节骨眼上总统上法庭应诉了。这一类的官司,不论青红皂白结果如何,自有它特别难堪的地方。总统不仅要回答律师提出任何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还必须接受身体特征检查。这对一个当任总统来说,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事情。可是,怎么避免呢?总统管的是行政分支,司法是独立的。克林顿既管不了小小民女要上法庭告状,也管不了法院要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办下去。
  结果,眼看着选期近了,性骚扰案的审理也逼近了。于是克林顿向法院提出辩驳,他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可以绝对不应诉。克林顿只是指出由于总统职位的特殊负担,要求将一切诉讼程序延后,直至他的总统期满再出来应诉。
  一开始,地方法院裁决,审判前的查证工作照常进行,这个查证意味着律师可以向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证人取得证词。但是在总统任职期间,不应被迫接受审判。这个裁决,对克林顿已经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还是必须在任期内接受查证。然而,在案子到达上诉法院的时候,地方法院的裁决被推翻,结果对克林顿更为不利。
  上诉法院认为,克林顿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总统,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行为不受控告的特别保护。一位参与裁决的上诉法院法官说,我们从公认的真理来看,宪法并没有创设一位君主。相反,总统就象所有的其他政府官员一样,对于我们所有社会成员适用的法律,也同样使他受到管辖。
  克林顿万般无奈,只能进一步告到最高法院。他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是由他的私人律师提出来的。但是,不同一般的是,它附有由司法部副部长戴斯写的一份支持上诉的辩护状。在上诉书中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法院下令让一个现任总统作为被告而受制于他个人行为造成的民事案件。上诉书强调克林顿并没有要求免除责任,他只是基于他的职位负担而要求搁置。因为“总统是不下班的,任何大量占据他的时间的事情,必然会对他履行宪法所赋予责任的能力受损。”
  对于总统受到民事诉讼是否要出来应诉,最高法院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判例。那也是发生在尼克松任期内,但是,当时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尼克松所受到的民事诉讼是基于他在职务中的官方行为。最高法院当时的裁决是,总统绝对豁免于指控其官方行动的民事诉讼。
  这一判决还是很有道理的。判决豁免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总统没有时间出来应诉。它所依据的理由是,如果总统因为他的官方行动,他的职务决策而使某人感觉受到伤害,就要使总统去应付一场民事官司,甚至要面临巨额赔偿的话,总统在决策和工作的时候势必会瞻前顾后,也就无法正常履行他的职责了。可是,这条判决显然和克林顿面临的这场官司不是一码事儿。
  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裁决。对于一个总统在他出任总统之前的私人行为所引出的民事起诉,是否应该让他出来应诉。最高法院在今年六月底宣布,这项裁决最快也要1997年的年初才能完成。听到这个消息,克林顿一定松了一口气。这样,至少避免了他在大选期间接受预审或者审判。
  如果克林顿今年没有选上,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他卸下任来,可以一心一意去对付他的民事官司。如果克林顿在今年赢得大选,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克林顿虽然想尽办法拖延此案,终于躲过了他的第一个任期。可是如果连任,那么,躲过了“初一”之后,还有一个“十五”等在后头。他能不能躲过这个“十五”呢?
  克林顿所提出的延迟诉讼的最大理由,就是总统公务繁忙,如果应诉势必影响他管理国家大事。这个理由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充足了。私人民事诉讼和国家大事,在我的眼里,这当然是两个不能等量齐观的概念。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样的思考逻辑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了。但是美国人很少持同样看法的。
  在一项后来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诉讼不应该被拖延到总统卸任之后。美国人想到总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也是一个公民。同时,他们会考虑,克林顿即使作为总统,他也无权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利。
  从报纸电台不难看出舆论倾向,美国人说,如果克林顿连任总统,并且审理真的要拖延的话,那么,一场民事诉讼就要被拖至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之中,证据有可能消失,证人的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甚至证人都有可能死去。这显然损害了原告的公民权利。
  克林顿大概也对自己提出的理由,感觉拿出去不一定管用。所以,他的律师给他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主意。于是,在克林顿的律师给法院提出的辩护书里,援引了19 40年的“军人救济法案”,在这个法案里,规定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缠绕。这个法案和克林顿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先要弄清楚美国总统和军队的关系。
  提到美国军队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我不能不想到第一支美国军队的诞生,想到它的将领们,以及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美国人对于军队与政府关系的思考。
  当1776年的“独立宣言”诞生,当时做出“独立”决定的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授予了华盛顿,以使得“独立”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我以前就提到过,这场美国革命其实质是一场推翻原有政府的“造反”,因此,和世界上任何一场“造反”一样,军队成了最关键的力量。
  可是,当时的美国还属子虚乌有。美国政府还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并没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可供其指挥。因此,华盛顿受命之后,确实历经艰难困苦,说是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并且历经八年之后,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使得美国从一纸“独立宣言”走出来,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这时候,和所有其它国家的类似情况一样,建国者们必须对于军队有一份他们的思考。当时,华盛顿作为军队统帅,和国会进行了多次有关战后军队问题的交涉。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他们都同意一点,就是军队是为了美国独立而建立的。现在,战争结束了,美国独立了,军队也可以解散了。唯一的问题是,战士们还欠着军饷,伤员得不到抚恤。华盛顿需要一笔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刚刚诞生的美国没有钱。
  这时,在美国威望最高的就是华盛顿了。建国伊始,他利用他的威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平静地解散这支军队。经过与国会的再三交涉,他确信国会实在没有钱可供他遣散他的将士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他个人在八年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全部信誉和威望,站在战士们面前,告诉他们,国会并没有恶意,可是美国没有钱。这个国家希望大家就这样回家,“做个好公民”。于是,这些第一代美国人,听从了他们所崇敬的统帅的最后一个命令,两手空空回家了。
  华盛顿在解散了部队之后,把自己的军中行装也托运回故乡。接着,他又骑马赶往纽约州,监督着最后一批英国军队离开已经独立了的美国。这时,华盛顿为他手下的军官们在酒店安排了一个告别仪式,这是他们与跟随已久的司令官华盛顿的最后一次聚会。华盛顿很快就和大家一样感情激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干杯和拥抱。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他知道,在回到他的故乡蒙梵侬庄园去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完成,那就是,他要把人民授予他的军权,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国会。虽然,当他接受这个军权的时候,这支军队只存在于一张纸上。而今天,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热情的民众向这位九死一生的大陆军队总司令欢呼,表达他们的敬意。
  这个交出军权的仪式,是和华盛顿同为弗吉尼亚人的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来设计的。他们两人尽管在后来,对于联邦和州的各自权力的强弱处理,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始终保持很深的友谊。华盛顿和杰弗逊,是美国建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人。美国人总说,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是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由杰弗逊起草的。
  在两百年前,人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华盛顿的浴血奋战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两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人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没有杰弗逊的思考,也同样不会有美国的存在。
  杰弗逊之所以在法国,是因为英国同意美国独立的签字仪式是在巴黎举行的。杰弗逊是代表美国在巴黎与英国签下和约的三名代表之一。签字结束之后,他匆匆地留下了另外两名代表,一个人赶回美国,并且亲自设计了他的好朋友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出军权的仪式。之所以这个仪式对杰弗逊来说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对于杰弗逊和其他建国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仪式,这是象征了刚刚诞生的美国对于军队和政府关系的慎重思考和定义。
  杰弗逊设计了这样一个仪式。华盛顿将军将走进“国会大厦”。在国会议员们的对面他可以有一个座位。当议长向大家作出介绍时,华盛顿将站起来,“以鞠躬礼表示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而国会议员们“只需要手触帽檐还礼,而不必鞠躬”。然后,华盛顿将军将以简短讲话交出军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接受军权。
  结果,整个仪式完全按照这个设计进行。
  只是,那时的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国会大厦,只是借了一个市议会厅举行。当时的议长恰巧曾经是华盛顿的军中部下,但这时他早已脱下军装入选议会,并且担任了议长。
  在今天的美国国会大厦里,就悬挂着一张表现这一历史时刻的巨幅油画,画面上历史伟人济济一堂,那是美国人民的开国大典哪。在油画下面,有一张小小的说明。上面记载了华盛顿和议长的简短讲话。
  华盛顿将军在交出军权的时候,他只说了几句话:“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历史记载,整个仪式虽然简短,却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这一历史时刻就这样定格在美国国会大厦悬挂的巨幅油画里。这一刻对美国非常重要。它确定了美国的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也反映了美国建国者们对于抢与政权的关系的思考。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国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们就理解,这个国家是决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我有时候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包括华盛顿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仪式一结束,华盛顿就回家了。沿着波托玛克河,回到他的家。那是一幢极为简单的二层楼房。如今这房子是属于一个民间非赢利组织的,这个组织买下了附近的大片土地,使之保持原先的模样。如果你今天去坐在华盛顿屋前的平台上,你几乎依然可以看到两百年前华盛顿所看到的风景。举目望去,直至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仍然看不到一点现代生活的痕迹。波托玛克河,就像两百年以前在华盛顿面前一样的流淌。直到现在,也很少有船只经过。这是一个可以和自然对话,可以和历史对话的地方。
  就是坐在那个平台上,我忽然想到,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各个州的力量相当强,意见也不统一,而中央政府又非常弱,他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谁能够真正地控制整个美国的局面”这样一个问题吗?也就是许多国家在推举领袖时所首先考虑的“谁能镇得住”的问题。我想,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华盛顿以战功建立起来的威望是唯一有可能 “镇住”美国的人,是唯一有可能引导美国人趋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迅速强大起来的人。
  但是,第一代的美国创建者们,显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当时各个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达成的协议,包括许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缺点,可是,这是大家自己的协议。
  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却更顺应了历史道路的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个国家也就从来没有在强有力手腕的推动下,去试图勉强超越历史的经历。
  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
  在这个概念下诞生的国家,是最不担心总统突然发生意外的。美国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在这个概念下的总统职位,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于是,美国人发现,十全十美的总统,几乎找不到,也根本用不着,但是,可以基本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实际上很多很多,随时随地都找得出来。
  那么,总统和军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美国建国以后近一百年里,都没有什么常规军。就是在发生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双方的军队,都是临时聚集起来的平民,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兵。战争一结束,他们和独立战争中的士兵一样,不论胜负都立即解甲归田了。美国真正开始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支颇具规模的象象样样的常规军,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情。
  但是武装力量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在很多国家都是值得时时提防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发生在建国时的这样一个仪式,使得美国人一开始就在这样一个概念上达成共识,把武装力量定位于人民手中防御外敌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统治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种工具。军队完全服从于政府文官系统。这个认识就在两百年前的华盛顿向国会行鞠躬礼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确认。之后,美国人也是依靠制度来保证这样一个定位。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国内事务。虽然五角大楼里全是军人,但是这个军队系统和政府的行政系统之间有着一个中间人,他既是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军队能够得到政府的指挥,他又是五角大楼与政界之间的绝缘墙,以确保军人留在五角大楼之内而不越界。这个中间人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英语中,他准确的职务是总统的国防秘书。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没有军职的文官。
  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
  在宪法中,美国总统是三军总指挥,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为这个国家职掌军队。他就是通过他的文官系统的国防秘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国国防部长,和军队保持这样的一点联系,实际上,总统是从不干预军队的具体操作的。他只是有权下令向国外派出军队。例如应联合国要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这样的命令,都是由总统发出的。但是,对于军队的权力,总统同样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
  军队不得用于对内,这是已经有一百年之久的法律明文规定。同时,只有国会,才具有正式对外宣战的权力。就是总统的军队外派权,也在美国吸取了越战的教训之后,更严格地加以限制了。在军队外派之前,一般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现在,我们再回到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要求援引1940年的“军人救济法” 以延缓他的性骚扰官司。该法所规定的是,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的缠绕。那么,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总统是现役军人吗?
  克林顿之所以会这样提出,显然是依据宪法所规定的“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这一条。克林顿的律师确实非常想为他钻这个空子。其原因首先是,克林顿试图推迟他的民事官司的其他理由,看上去都岌岌可危,很难站住脚,而他又必须暂时从这个官司里逃脱。其次,假如这条理由居然侥幸成功抵挡过去,那么至少在他总统任期之内,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再为如何摆脱纠缠而苦恼了。因为,如果这一条成立,就是一条法律断定,谁也没法再上来找什么麻烦。
  仅仅从宪法的那句话上,我们好象看不出否定克林顿这个推断的理由。既然他是三军总司令,那么,士兵们既然都是军人,推出个司令也是军人的结果,好象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看了我前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军队关系的介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断。
  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只是意味着军队对于文官系统的服从,他似乎应该象他的国防秘书,即国防部长一样,仅仅是一个文官。然而,三军总司令按理说又是一个军职,因此,总统完全可能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军人,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军人身份的司令。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人解决军队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
  这样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是属于宪法解释的范围,也就是属于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总统是否想把自己解释成“现役军人”是没有用的。最终,也只有最高法院能够给出一个定论:理论上的军人算不算在“军人救济法”所指的“现役军人”的范围之内。
  尽管结论要等到最高法院明年年初再作出决定。但是,平心而论,克林顿的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实在不怎么样。克林顿提出的这条理由一公开,立即舆论大哗。也使他在越战期间出国读书以躲避兵役的旧事又被重提。大选当前,共和党立即在电视上打出广告,嘲笑克林顿如何当年“逃服兵役”,今朝“假冒军人”。保守派的电台“谈论节目”也立即对克林顿发出猛烈攻击。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对于克林顿的那段经历,由于越战的复杂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是非清楚。“逃兵役”的行为已经和反越战的概念混为一谈,除了竞选时的对手党,人们已经不想再去细细剥离和推敲,而宁愿忘记这件事情。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对克林顿没有什么非议的人,也承认,克林顿当初躲避越战兵役和今天要以“现役军人” 躲避性骚扰诉讼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确实看上去特别“难堪”。
  我只是想,也许,有时候,当克林顿偶而想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真是够没出息的。
  写了不少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困扰,那么,在重重困扰之下,克林顿怎么竞选连任呢?下一封信中再谈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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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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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跟着民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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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你来信说,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对于克林顿能否成功连任的看法,而我说过克林顿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一定会连任。可是现在看了我的信以后,对我这种说法感到很奇怪。既然克林顿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还会对克林顿总统的当选持有信心呢?
  其实,我当时的回答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远见,因为,我相信这是美国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所以,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看上去依然“轰轰烈烈”,可是,实际上这是一场相当乏味的选举,因为在选举之前,人们都基本上已经象我说的一样,预测到了选举的结果。
  可是,又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两年之前,美国曾经有过一次中期选举,前面已经介绍过,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国会中所有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必须投入竞选。结果在那次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夺回了失去已久的两院多数议席。那一次,给克林顿以相当大的打击。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有限期的。四年任期匆匆而过,没有一个总统希望被历史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政绩的总统。政绩又从何而来呢?一般来说,总统在任期内所通过的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美国总统的政绩的衡量中,在一般没有战争等非常情况之下,对外关系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对外关系只要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就过得去了。主要看的还是对美国本身发展总统所作出的贡献。
  根据美国政府结构的设计,总统本身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虽然他有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是他没有权力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为这个国家作出什么战略部署。因此,总统如果试图推行一项什么新的政策和改革,兑现一项在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都必须说服国会予以配合。也就是说,他想对美国作出任何一点改动的话,他必须以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并且说服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把他的想法确立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即使有雄韬大略,也只能停留在夸夸其谈的水平上,根本无法实施。
  本来,美国的总统任期就是非常短暂的,即使他的设想被国会接受而立法,美国总统也没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那么幸运。那些领袖可以亲手指挥实现自己所勾画的蓝图,甚至在一切完成之后,接受人们的欢呼和敬仰。而美国总统如果能有几个设想被国会通过立法,已属万幸,匆匆忙忙就要交班下台了。即使这个设想后来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已经没他的事儿了。真是十足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更何况,还有这样一些总统,他们的满腹经纶始终得不到国会的理解,也就一直不能通过立法这一关,只能眼看着绝妙主张胎死腹中。他们可以说是错失一个了千载难逢的治国良机,然而不论有任何理由,四年一到,他们只能与他们的抱负擦身而过,回到平民的身份。这样的总统只能抱憾终身。所以,一个美国总统,获得竞选的成功,实可谓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看上去,这样的设计似乎显得颇为荒唐,几乎是在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设置障碍。你想,一个总统千辛万苦地通过竞选上得台来,满怀雄心壮志要给这个国家改变面貌。可是,这个制度却在捆住他的手脚。还有比这个更叫人难以理解的吗?
  然而,他们却有他们的一套道理,听上去也十分简单。这个制度的设计基于这样的基本概念,宪法所规定的政府组成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大家以共同认可的方式推选出这样一些人,包括一个作为主管的总统,来管理公众事务。这个主管当然可以提出如何管理的设想,但是,这个国家并不是总统的,这个国家是大家的。总统只是一个公仆而已。他对于这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有一个建议权,愿意不愿意这么走,得看大家自己的意思了。
  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则在更大的意义上成为民意的体现。所以,在美国,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白宫和总统的操作过程。但是,国会的讨论,争辩,表决等等具体操作,却是时时暴露在民众面前的,只要一打开电视的特定频道,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摄像机前。这些议员代表着他的这一部分百姓在那里表态,他也必须顺从这一部分的民意,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国会继续坐下去。
  所以,总统的提案是否能成为国会的立法,实质上就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行政主管给美国所走的道路提出一个设想,美国人民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决定,他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走,能走多远。
  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在一个总统给民众带来好运的时候,大家就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安排,那么,他们从此也必须接受强权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么,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么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的信赖过活。他们会说,总统不也是一个凡人吗?而人是靠不住的。
  现在,你一定明白,为什么说两年前的中期选举时,大部分议席落入对手党共和党手中,会对克林顿是一个沉重打击了。尽管绝对的党性在美国是不受赞赏的。对一项法案的投票,每一个议员还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否则,在美国,总统和多数议席经常分属两个不同党派的情况下,总统就无法使国会通过任何法案了。美国的这一台戏也早就唱不下去了。
  说到这儿,我必须说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中国人在了解美国政治制度方面,最容易误解的是他们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了。这里有很大的历史文化差距。西方政党组织基本上是应西方议会民主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雅典直接民主时期,是没有政党的。事无巨细均由全体公民表决的“广场民主”不需要政党。在帝王专制时期,权力集中在皇室手中,也不需要政党。开现代议会民主下政党之先河的是英国在十七世纪末议会的力量足以和国王分庭抗礼的时候。在英国议会里产生了主张权归议会的辉格党和反对削弱国王的托利党。从此以后,两党的主要分歧就是关于政府到底应该作什么,到底应该有多强大。一百年后,美洲大陆人民起来要求独立时,辉格党人站在美国革命一边,而托利党人支持英王粉碎“叛乱”。两党当年的分歧,今天或多或少地由美国人继承了下来。
  美国革命初期是没有政党组织的。华盛顿在他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谆谆劝告美国人民要反对任何“宗派”。著名的联邦主义者亚力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宗派”是必须永远予以防范的邪恶。
  然而,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注定了政党组织和活动的必要性。从1787年开始,主张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人就自称为联邦党人,而聚集在托玛斯杰弗逊周围的反联邦主义者就自称为民主共和党。然而,我们必须特别留意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政党就承袭了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组党的传统:政党是个人表达政治观点的地方,不必要也不应该有严密的组织。托玛斯杰弗逊在1789年就说过,“如果我要和一个党在一起才能够进天堂的话,我宁可根本就不进天堂。”
  正由于这种传统,以后的二百年里,时代潮流起起伏伏,政治观点进进退退,政党组织随时代而变化,却只有观点的承袭和蜕变,而没有一条抓得住的组织线索。我曾经顺着习惯想弄清美国两大党的历史,花了很多功夫才抛开了在国内时的思维定势,悟出了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有两大党,但千万不可望名思义,彼两党非此两党也。要想理解美国政党活动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必须记住,他们和我们近代中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他们重观点而轻组织。当然,“黑手党”不在此例,因为黑手党不是政党,而是有组织犯罪。有着广泛结社自由的美国人对任何较严密组织的社团都心存疑虑和警惕。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精于经营的美国人,能把什么都办成又赚钱又体面的生意,但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却都没有党营事业。不要说党营工商业,连党营电台电视台也没有,竞选广告只好出钱让民营的电台电视台代劳,他们甚至连一张党报都没有。
  现在我们再来谈克林顿。
  克林顿所推出来的改革方案,一般来说,是代表了民主党的观点,而有些方案本身就体现了两个政党截然不同的政见。在共和党占了参众两院多数的情况下,克林顿要使自己的一些政策得到国会通过而实现,就显得困难得多了。
  按说,这样的两党席位的浮动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一次给大家一个意外呢?因为在最近的四十年里,尽管在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频频取胜,例如克林顿之前,共和党已经连续十二年主管白宫。但是,整整四十年里,国会的多数议席却一直在民主党手中。这怎么会的呢?老百姓到底是帮那一边的呢?
  在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和总统的选举在制度上的设计是不一样的。选举国会议员的方式,其根本出发点是一个如何反映各个不同部分的民意的问题。在这一类的设计中,也是只能做到逐步完善和尽可能完善。为了达到反映民意的目的,甚至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方式也是不同的。
  美国的众议院一共是435个席位,它的分配是根据以人口数量为依据所划分的选区。保证一定数量群的一批民众,总有一个人代表他们去国会表达他们的意见。大致算来,大概几十万人一个选区,可以选出一个众议员。也就是说,如果有大约二,三十万人,不管他们和其他美国人多么格格不入,他们如能纠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选区的多数,他们就能选出一个代表,到国会去发出他们的声音。你不喜欢也没用。谁也阻挡不了他们。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每个众议员都只要对他所在的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不代表全国人民,也不代表全体州民。
  按人口数量比例分配众议员,人口数量少的州,不是就声音微弱了吗?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美国参议院一百个席位的分配是按照州来划分的,不论大州小州,每个州产生两名参议员。参议员是由全州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这个设定对于美国特别重要。
  因为美国是一个邦联的国家,各个州相当于一个小国家,有它自己一整套的独立体制,从州宪法到州政府一应俱全。关键是,它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一个州的人民完全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怎么生活。这是美国诸项分权中的最大一个分割。参议院席位按州作平均分配,就相当于也给了那些人口很少的“小国家”一份同样的发言权。
  因此,在这里,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各种意见都得到一个渠道表达出来。有时候,一个有着非常“异样观点”的议员,照样会被选上来,而且照样在国会发表与众不同激进意见,这在众议院里特别容易发生。因为,这位众议员,他根本不必考虑全美国人怎么想,他只需要顾及他的那个小小的选区的民意得以表达就可以了。只要他的这些选民们满意,他以后照样还会被选上来,照样在国会上班,而且可以连选连任,直至终身。相对来说,参议员要顾及的面就要大得多,他必须顾及一个州的民意。
  而总统呢,那是由全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可是你去读美国宪法,宪法里合众国总统是有大选举团选出来的呀,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也很简单。当年建国的时候,在当初的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民众一人一票选举总统是难以作到的。所以规定走两步: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大选举团名额,先有各州选出大选举团,再由大选举团选出总统。大选举团起的是信使的作用,除了代表本州去投票,没有任何其他权力。在各州,竞选各方推出自己的大选举团,那方得的票数占多数,就派出那方的大选举团,这个大选举团在投票时当然就全票投向自己方的总统候选人。这就是今天美国总统选举时,在各州“赢者取得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的来历。
  后来,当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允许的时候,美国人实行了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这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进步。但是大选举团的形式仍然存在,从而,某方候选人在某州取得多数就取得大选举团的全部票数,也等于是说全州人民都选了他,这样的做法也保留了下来。在理论上,就有了这样的可能性,某候选人在几个大州险胜而在其他小州以悬殊票数败北,他有可能最终得到了大选举团票数的多数而当选,但按全国老百姓的票数总计他却不是多数。这种可能性虽不大但存在,而且发生过。这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遭到很多批评的地方。但是美国人为什么抱残守缺而不改一改呢?大选举团已纯属“聋子的耳朵”,何不废除呢?
  对此有很多解释。比如,这促使候选人在各州,不论大小,广为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不重大薄小,尤其是那些人口额分散的州,如此等等。但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原来的宪法规定涉及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改起来很不容易。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习惯的汉译英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州”的翻译也是造成诸多误解的地方。美国的汉译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翻译可能更为确切一些。它是一些小国家联合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合众国”的“国”,在英语里与那个“州”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只是在译成汉语的时候,才一个译成“国”,而另一个译成“州”了。与其说是语言差异,还不如说是文化差异造成了这样的汉译结果。
  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这个“州”的译法,给了我不大不小的困扰,因为,这很容易和中国的“省”对应起来,而实际上,这里的“州”和中国的“省”,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两回事。也许,如果一定要把这些“小国家”与“合众国”的“国”,在翻译上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译作“邦”,也许略为贴近一些。
  对于美国人,这两个都是“国”,都有独立的主权含义。只是一些小的“国家”,它们商量好了,愿意联合起来,组成这样一个联合的结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美国人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南北战争在北方是反对奴隶制的道德战争,而在南方,遍布南方大小城镇的纪念碑上,那是“南方争取独立的战争”。
  然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的关系,也经历了很大变化。美国诞生后的前一百多年,州和联邦政府完全各自为政,甚至分庭抗礼,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州”作为一个小国家的独立性比现在更强。此后至今的近一百年,由于美国国力的迅速发展,对联邦政府所要求的集中力量也就越来越强,联邦政府也就在迅速扩大。从各州所割出去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多。
  例如,我记得一个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布鲁诺,曾经和我们谈到他所经历的美国变化。他谈到,在他们小时候,联邦政府是完全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当然,美国诞生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也并没有什么大的经济规模。所有的小经营者,一切都由他们自己作主。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在迅速发展,企业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又出现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原来极弱的政府已经很难适应这样一个局面。布鲁诺告诉我们,大萧条时期他还是个少年,他们家虽然并不缺食物,但是他非常为自己的父亲担心。因为那时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经济不景气,时时都可能失去工作。由于政府几乎无权干预经济,所以也没有今天的政府有关失业救济的福利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突然失去工作,全家的境况会变得十分凄惨。
  在一个发展的过渡时期,劳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工业社会已经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来到了。罗斯福总统实际上看到了这个历史大势,在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尤其是干预经济的能力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屡屡受挫。他无法得到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的支持。
  当人们现在赞誉罗斯福总统的目光犀利,在历史重要关头能抓住要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被人们指责为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他们看上去跟不上时代的“拖后腿”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飞速变化和产生重大改变的时刻,是必须有人在那里“拖一把”的,必须有那么一个减速器的。这个减速器就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必须有人再三推敲,新的改变和最基本的原则之间的如何契合。
  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制的适度扩大,是造福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是会吞噬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三个分支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反应的不同也应该是必然的。
  正是这样的“平衡和制约”,这样几个分支互相牵扯的迟缓变革,才保证了变革的平稳,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个国家既不断出现全新的历史面貌,又保存了人们最本原的基本理想。
  在这个制度下,罗斯福总统并没有能够大刀阔斧地成功,但是,只要他的努力是顺从历史潮流的,那么他的一些理念,都会在后来一步步逐渐得以实现。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理念,不论是推出这个理念的一方,还是持谨慎态度,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一方,他们的争执必须是理念的争执,而不是打着某种旗号的党派之争或政治利益之争。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始终持高度警惕。
  从1937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同意联邦对经济有管制的权力。对于美国人,这是相当大的对政府的一个让权行为。美国人的概念是这样:权力本来就都是属于人民的。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他们达成契约,出让部分个人权力,给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即地方政府。而联邦政府的权力,是由地方政府出让的,从根本上来讲,是大家为了共同利益,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出让的一部分权力。所以,人民有权对此斤斤计较。他们必须确保基本权力还是留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在某一个借口之下,被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喧宾夺主,控制一切。
  布鲁诺告诉我们,政府干预经济之后,他的感觉就是生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还是福利和税收都同步增加。也就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美国人终于达成一个新的契约。大家拿出一笔钱来,在一部分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予以支撑,在一部分人发生困难的时候予以补助,也借以稳定这个大家共同生活其中的社会。
  布鲁诺说,在他小的时候,银行开门的时间很长,尽量争取客户,但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大量的银行倒闭,使得许多人一夜之间失去一切,非常没有安全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国银行,都是由联邦政府联保的。银行依然是私有的,但是它的运作受到法律的监督。普通民众的安全感强得多了。
  布鲁诺还回忆到他小的时候,美国的老人除了用自己的积蓄养老之外,还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孩子的经济援助。社会是不承担这方面的福利的。但是现在的美国,老年人的生活基本上完全依靠社会的一套福利制度。子女不必再承担父母的生活。他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程师,辛勤工作了一生,他现在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甚至并不比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差。这只是一个普通美国老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所感觉到的变化。
  政府依据法律对劳资关系的干预也是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才逐渐深入。美国人传统上把劳资雇佣关系看作双方的自愿合约,任何一方随时可以中止合约,“炒鱿鱼”和 “跳槽”容易得很。作老板的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公平,你要感到不公平你也可以自己作老板呀。但是现实生活中,劳资关系中劳方经常是处于弱势的。所以法律就对此作出平衡。现在的法律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并有组织地和资方谈判,而法律对资方则作出一些重要的限制,尤其是雇工和升迁不能歧视,工人的安全健康要得到保障。
  我在失业的时候对此很有体会。老板只用了半分钟就突然宣布我被解雇了,顿时生活无着了。美国同事说,找劳动部去。在州劳动部设在我们这个小城市的办公室里,一位黑人官员给我看了老板解雇我所写的理由。老板当然要找出一些理由来,因为弄不好他会惹上一场官司的。这位官员问我有什么要说,我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然后这位黑人官员只用了五分钟就在计算机上打出了他的评判,平静地向我宣布:法律规定,雇员如有过错,证明的负担在雇主一方。现在雇主没有能够提出证明,雇员就没有雇主所说的过错。所以,你将有权领取失业保险金,尽管雇主是否雇佣你是他的自由。失业保险是雇主平时必须依法为所有雇员交的。这一失业保险让我有半年时间生活无忧,到了美国后第一次可以成天坐在图书馆里!你看,这个时候政府出面为弱者说一句,对穷人是很要紧的。
  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对美国的影响当然比个人生活中的体会要深远得多。整个美国的面貌不再相同。这使得劳资关系变得缓和。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了更多更成熟的取得妥协的方式。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再象一匹放纵的野马。几个月一次,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利率的升降。我们有时候觉得,好象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威严甚至在总统之上,他
  一句话会立即引起全球的股市大波动,总统都没有这样的威风。但是,我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又说,尽管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1900年以前就建立了中央银行,美国人却一如既往地对任何中央垄断机构深感疑虑,所以根据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居然设立了不是一个中央银行,而是分散在全国十二个联邦储备区域的十二个联邦储备银行。我现在钱包里的几张一元美钞,就分别是亚特兰大,纽约,波斯顿,里奇蒙和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印的。这样重复设置不浪费吗?但美国人几乎是习
  性地觉得分散让人放心一些。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的。例如,福利的增加就必然导致税收的增加。而且,它们往往不是量入为出的。稍一疏忽,只要一眨眼的功夫,福利支出飞速增加,政府预算赤字也会突然失控。联邦政府越大就越难把握。经济干预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时时会遇到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
  联邦权力扩大,曾经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质疑,迟迟没有迈入一条本质性转变的门槛。但是由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引起的社会本质性变化,使得这道门终于被突破。一经突破之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和联邦政府本身规模的膨胀,其速度都是惊人的,甚至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美国民众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建国者们当年忧虑的理由。政府就像是大家亲手喂养的一个怪兽,它的自我扩张能力是它的主人根本无法预料的。
  这种联邦权力的扩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的不安。199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不安。因为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它们对于政府规模的基本态度和意志是不同的。共和党是一向呼吁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把权力还给各州的。而相对来讲,民主党则更倾向“大政府”的作用。
  然而,各州的自治权力,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政府,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和人民行使”。维持各州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自治权,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所理解的自由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在我入学以后的第一堂法律课上,我的法律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你们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也是你们所在的“小国”的公民。他认为,你们要学美国法律,这是必须掌握的第一个概念。
  在这个基本概念之下,各个区域的美国人获得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作为合众国成员国的“州”共同约定,只有非常基本的一些问题被确立为联邦法律,作为成
  国的“州”不能违背的共同法律。例如,犹他州的摩门教,在他们的教义里是允许多妻制的,但是,他们必须遵从一夫一妻的联邦法律。
  但是,在绝大多数牵涉到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的。每一次大选的时候,实际上,选民除了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之外,他们还必须对他们所在的州的许多提案进行投票。例如,他们投票决定,是否愿意在自己州的范围内发行彩票,甚至开设赌场。美国的赌场都设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就是因为其他州的人民,在赌场的高收益和平静的生活之间,宁可选择后者。实际上,这是他们在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联邦政府是无权决定在哪里开设一个赌场的。
  对美国人来说,本来所有的权力就都是他们自己这些小国家的。是联邦政府的成立,使得大家出让了一部分权力。因此,联邦权力如果无限扩大,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自由。因此,合众国的存在和联邦政府的存在,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是必要的,那就是,这种联合以及联邦政府的工作,使得各个州都能够在不失去自由的前提下,获得联合所带给各州人民的好处。所以,美国始终在一个如何“平衡”的讨论之中。不同的时代,也给这种平衡带来不同的问题。
  尽管在我们的眼中,美国已经是一个地方非常高度自治的国家。但是,在这里,从建国一开始到现在,争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联邦政府到底可以有多大的权力,始终还在为联邦与州的具体权力划分,不断地在那里探讨。这种充分讨论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国会也就成了提供讨论的一个场所和各州民众表达意愿的渠道。
  正是这种意愿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充分自治的基本满足,使得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得到了最大的安宁,没有一个州愿意独立。因为,如果它们能够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生活,又能够得到合众国联合和强大带来的利益,又有一个联邦政府在照应那些麻烦事,省了它们许多麻烦,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的五十个州,也就是五十个小国家的联合,也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它的稳定依靠它们联合的共同利益的存在,而不是依靠强权和武力把它们留在这个联邦之内。因此,如何及时反映它们各自不同的声音,如何在合众国中时时能够争取它们各自的利益,这都必须通过选举制度来保证。各个地区所选上去国会议员,必须确保是他们所属的地区的民意代表。
  今天的美国人,每个人手里都是相同份量一票。所有的普通人都握有直接选举的选票,他们手里的选票,直接决定了总统的人选,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州的参议员,也直接选出了在国会中代表他所在的选区的众议员。
  这样的选举,必然的结果就是给国会带来了全美国不同地区民众的不同声音。这也必定使得国会从此“会无宁日”。他们必然会不停地激烈争辩,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他们也必然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协调和妥协,然后又是新的矛盾,新的妥协。美国国会永远不会看上去谦和一致,但是,美国却正因为如此而平稳统一。在国会大厦里,我为美国人这种使不同的意志和理想妥协共存的本事叹服不已。国会大厦的大厅里,陈列着众多华美的雕塑,那是每个州送来的本州英雄的塑像,每州两座。这样,和公认的大智大德的历史人物在一起的,出了不知多少英雄人物的弗吉尼亚送来了南北战争中的 “叛军”,南军的著名将领李将军的塑像,而密西西比州送来的居然有南北战争时南方自己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塑像。
  我现在还是回到两年前的中期选举。一般认为,一旦国会席位的局面改变之后,也会有一个惯性,共和党占领的多数议席状态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如果长期的局面发生大的突变,总是有一定的原因。外界评论多半把这个原因寻根溯源归到克林顿那里。
  对于那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克林顿自己也十分沮丧地出来表示,民主党失去四十年来的多数议席,他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说白了,就是在克林顿开始的两年中,他的总统没有当好。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提出今年大选结果的预测问题,大概很少有人相信克林顿会取得连任的。
  首先是“旅行门”和“白水门”确实造成很强烈的冲击。因此而反映出来的整个白宫的作风,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第一夫人希莱利在白宫的比重也使人琢磨不透。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最大的诺言,医疗制度改革甚至都没有被他所属的民主党还占着多数席位的国会通过。克林顿在这一个阶段,不乏给大家提供种种疑点和“靠不住”的感觉,却没有在政绩方面有什么突出的举措。只有经济恢复的形势已经比较清楚,虽然缓缓迈进,但是已在路途之中。
  这位年轻的总统在竞选时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气,和当选之后所表现的不成熟,形成了一种令人疑惑的联系。人们怀疑,这位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总统,是不是还“欠火候”?人们是否还是应该更倾向于一个稳健的风格?这次中期选举,可以说是美国民众给了两个政党一个很强的信息。然而,如何去理解和消化这个信息,两个政党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也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方法,终于使得美国今年的大选局势又发生了一个逆转。
  中期选举之后的共和党可以说是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在中期选举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名为“与美国契约”的目标方案,其实就是一系列法案,许诺如果美国人民让他们在国会中占多数,他们就将在限期内实现这些目标。此后他们宣布完全如期完成。尽管后来有的人指责他们只是有折扣的实现目标,但是,也并不否认他们至少完成了其中的一多半。这一切,都如同给了1992年失去大选的共和党一剂强心针。
  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年里,共和党丝毫不怀疑他们即将在不久之后的大选中,夺回暂时被克林顿夺去的总统桂冠,毕竟,在此之前的十二年里,都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克林顿的上台是一个偶然事件,是民众被克林顿的巧舌所迷惑了。而这一次中期选举,真正反映了民众的觉醒。
  有一项提案略为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一般来说,这样的提案都是要经过非常吃力的反复才会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这一次却通过得十分顺利。新闻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共和党议员们坚信他们马上就要回到白宫,才通过得这么“痛快”的。此刻,共和党给外界的印象几乎是喜形于色。
  然而,这些获胜了的共和党政治家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在一旁静静观望的,看上去土头土脑的美国老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呢?这种忘却,哪怕是十分短暂的忘却,有时也是致命的。因为,选票还都捏在老百姓们的手上,还没有投出去呢。
  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国会,确实使得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最后两年显得十分艰难。他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在立法问题上,白宫和国会经常发生意见不合。对于国会试图通过的法案,克林顿也一连否决了好几个。
  根据美国宪法的设计,总统对于国会自行提出通过的法案所具有的否决权,也是平衡与制约原则的一部分。处理由人的因素参与其中的制度设计是不可能完美的,只能说是要尽可能完善。否决权的设计还是很有道理。因为虽然国会更多地体现了民意,但还是可能产生偏激和异化,而国会手中的立法权又是非常大的一个权力。
  因此,除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最高法院对于国会立法有一个司法复审权之外,总统也有一个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但是,这个否决权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把对立法的绝对否决权交给总统,总统的权力又显得太大了。所以,总统否决之后,国会还有一次机会强行通过这项法案。
  但是,国会第一次通过一项法案的时候,只需要半数以上的赞成票,而在总统否决以后的强行通过,就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了。在一般情况下,国会取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还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总统的否决绝对没有道理而很不得人心,那么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也是完全可能的。就在这样的反复推敲之中,最终被确立的法案也就比较顺应民意了。
  然而,如果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发生过多的冲突,这也是不正常的。在这个时候,由于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公开的,民众对于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一方,也会有一个他们的判断,这种判断也会在大选的时候被选票反映出来。
  其中国会与行政分支发生的最大的一个风波,就是去年年底的美国政府关门了。记得当时我正在给你写信,也随便向你谈到了美国人对于“政府关门”处变不惊的态度。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政府的两个分支产生对立的状况。
  那一次的“政府关门”是由“平衡预算”的问题引起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里根时代实行的“寅吃卯粮”经济政策,当时给美国带来了繁荣,而留下的最大后遗症就是天文数字的政府赤字。必须消除这个后患,达到政府的平衡预算,已经成为全美国人民的基本共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并没有什么分歧。
  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赤字一时半会儿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必须在政府的开支预算中逐年扣除出来。那么,怎么扣,减少那些方面的开支,减少多少,分几年扣清,当然都成了问题。
  说实在的,美国政府的预算到了每年都以几千亿美元计的地步,这时候,他们之间的争论又是在几十亿美元的上下,你让老百姓怎么算得过来?老百姓怎么可能判断出个谁是谁非呢?这时,民众基本上是在依赖这个制度。依赖于白宫和国会这两个分支的互相监督。这两个分支都有大量专家组成的预算委员会,尤其是国会的两党结构,使得两个分支必定要作出认真测算,不致产生勾结而有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
  结果,克林顿和以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去年年底,他们双方的预算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政府行政分支的所有年度开支都必须由国会通过预算,才能拨出钱来,所以,尴尬的僵局终于形成了。行政机构一年的钱花完了,拨钱的时候到了,预算却没有通过,当然钱也就拨不出来了。政府的所有行政机构,除了实在关不得的少数机构之外,其余一律由于没有经费没有工资而关门了。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十分狼狈地自己掏钱付电费,才使得首都华盛顿著名的“第一圣诞树”的彩灯没有熄灭。克林顿因此而产生的麻烦当然不止是为“第一树”支付电费。
  所谓的政府关门,基本上就是克林顿手下的行政这一摊关门,关门之后庞大的政府雇员队伍拿不到工资,给民众也带来巨大的不便。所有的国家公园,国家博物馆等著名旅游点全部关闭,游客怨声载道,旅游点周围私营的服务设施也全都没了生意。领事馆签证停止,影响商人出国经商,甚至影响到国外。停止签发出口许可,造成出口商巨额出口损失,等等。这些压力当然直接落到问题发生的部门,也就是落到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头上。
  美国民众并不认为政府关门就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由于这些具体问题激起的民怨,很自然是先集中到克林顿那里。然而,这个僵局维持的时间太长了,民众也开始试着琢磨这场政府停摆的门道。
  那么,在这场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的重大分歧中,美国民众既然对于几十亿美元出入所造成的是非很难判断,那么他们究竟如何拿出他们的意见呢?这个时候,新闻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新闻界一方面竭尽全力向民众解释这几十亿美元的分歧所在,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这两个分支紧紧地跟踪报导。几乎每天都要报导双方的谈判进展和发表的谈话。每天,大家都在电视里看着这两拨人,是如何在解决国家遇到的这个难题。
  克林顿当时的确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关门所引起的全部问题,他都必须设法解决。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美国是没有总理这个角色的,所以克林顿就得自己想办法担着了。为了应付“内困”,他甚至取消了极为重要的出访计划。当时,国会谈判中最“露脸” 的,就是当时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领头人杜尔和金格里奇了。杜尔则在今年最终被共和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成为克林顿的竞选对手。可是,人们在电视里看到,杜尔和金格里奇在预算谈判破裂之后走出白宫,却是一付喜滋滋的模样。正是这付藏不住的笑容,使人们渐渐开始对他们的“监督”诚意心存疑问。
  结果,人们证实这种疑问不见得就完全没有道理。新闻界终于披露,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金格里奇承认,他们送交克林顿的一份维持政府临时开支的法案,确实比较 “苛刻”。原因之一居然是嫌克林顿在前往以色列参加拉宾葬礼的飞机上,没有对他和杜尔表示充分的礼貌。这个“不礼貌”不仅包括没有在飞机上主动和他们讨论政府预算的问题,也包括在下飞机的时候,他们没有被安排从飞机的前门下机,而是从后门下的飞机。
  这条消息一经证实,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关门事件”,反而开始偏向于他们原来所抱怨的行政分支。尽管,这个预算之争,根本上还是反映了两个政党对于联邦政府的规模,联邦与州之间权力财力划分的重大分歧,应该说,还是各有各的道理。最终的解决也还是依靠双方的妥协和让步,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解决这个争端过程中,共和党时不时表现出来的过强的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民众对他们的政治诚意的信心。
  一个政党提出一个被人们所赞同的政治理想当然是重要的,而他们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究竟是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还是为藏在他们身后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也是美国民众时时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次一个月内美国政府两度关门,而且关门事件长达近一个月的风波中,共和党在国会的两个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党派性,成为大选前共和党声望下降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过度的党派表现,也许,也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的胜利气氛中,一直没有真正清醒过来。
  然而不论是什么原因,在美国看上去似乎是不可琢磨的民意,也不是丝毫没有道理的。至少是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此后的大选民意测验中,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声望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时上时下,却再也没有达到过一个满意的民众支持率。中期选举成了共和党昙花一现的胜利花朵。
  相反,克林顿总统在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利之后,好象是认真进行了一些反思。一方面他开始走向稳健,白宫的那群“顾问们”似乎也随之有所约束。另一方面,克林顿开始不再考虑一下子抱个大金娃娃,一下子作出“医疗制度彻底改革”这样过于复杂的大手术。而是谨慎地与国会合作,一小步一小步地推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立法。例如在同样的医疗制度改革问题上,他和国会取得共识,先通过一项立法,使得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人,可以保留原来的医疗保险,而不必重新申请。立即有大量民众直接受惠。
  同时,经济的复苏在今年大选之前已经形势十分清楚。尽管克林顿总统依然受到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件的困扰,但是,这些事情基本上发生在他1992年当选总统之前,或是当选之后的最初两年,在中期选举之后,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频出状况。例如“档案门” 的曝光是在今年夏天,但是,事情是发生在两三年之前。在中期选举之后,外界普遍感觉,在屡屡碰壁之后,92年初入白宫时的克林顿春风得意的模样已经一扫而光,步子迈得稳多了。
  中期选举之后的第一夫人,也似乎开始重新给自己定位。有一次,我们和一个美国朋友谈起克林顿的诸多麻烦,我们问他,你觉得在那些给克林顿带来麻烦的案子里,哪一个是最难对付的呢?他笑笑说,给克林顿带来最大麻烦的是他的妻子希莱利。
  确实,在克林顿所钻进去的那些“门”里,无时不刻都可以看到希莱利的影子。在国会调查和司法调查的时候,甚至往往第一夫人所占的份量比总统还大。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希莱利有什么违法行为,但是,各种疑点几乎象影子一样,一直跟在她的身后。这实在不平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初的“水门事件”,事情闹得再大,也没听说有尼克松夫人什么事儿。
  在美国历史上,希莱利确实是一个很不一般的第一夫人。似乎同克林顿一样,这个第一夫人也象征着一个“婴儿潮”的新一代。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是“水门事件”调查中的一名司法助理。在成为白宫的女主人之前,她曾被评为全美最出色的一百名女律师之一。
  在克林顿进入白宫之后,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笑话。说是在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夫妇有一次外出,在加油站加油时,他们遇到过去希莱利的一个追求者,此刻他正是这个加油站的老板。走出加油站之后,克林顿就笑着说,幸亏你嫁给了我,否则,现在你就只是一个加油站的老板娘,而不是美国第一夫人了。希莱利回答说,那可不一定,如果我嫁的是他,没准儿今天的美国总统就是他而不是你了。
  这个笑话的作者大概是克林顿的一个反对者。他既影射了希莱利可能在影响白宫的政治生活,又嘲笑了克林顿的无能,是靠着夫人才有了今天。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笑话当然只是一些反对克林顿的人的情绪表达,但是这个笑话也反映了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中,希莱利在民众心中非常突兀的印象。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吃不准将如何处理这个第一夫人的位置才是恰当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克林顿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新一代的总统,他好象很想开创出白宫一个新的风貌。他有一个公认的能干的妻子,为什么不让她也在这四年之中也发挥一些超乎常规的作用,也一显身手呢?
  于是,希莱利在克林顿一上台之后,就令人瞩目地被委以主持医疗改革的重任,频频作为一个重量级人物在公众场合曝光,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力。当然这样的安排,引起不少的攻击,但是,一开始,许多人都持观望的态度,甚至也有不少人乐观其成。
  最终,医疗改革并没有成功,希莱利带着一帮人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改革方案过不了参众两院的关,白白辛苦一场。但是,对于第一夫人希莱利的逐渐不满,却和医疗改革的失败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人们更多的疑惑还是来自希莱利在“旅行门”,“档案门”, “白水门”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切证据认定,但是,从已经公布的一些证据中,尤其从“旅行门”公布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倾向于相信希莱利在白宫中管了一些超出她的职权范围的事情,对这些事件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
  我不知道克林顿夫妇是如何重新思考这一切的。但是,相信围绕希莱利所发生的一切争论,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民众对于第一夫人形象的保守要求。在美国,总统第一夫人确实有一个大家所习惯的贤妻良母的传统形象。但是,时代在发展,人们也逐渐理解,象希莱利这样的“新女性”,你要求她在克林顿可能是整整八年的任职期间,完全浪费自己的能力和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彻底成为克林顿总统的一个陪衬,似乎对她也不公平。
  尽管历来的惯例,美国的总统夫人就是一个不支薪的总统秘书。然而,希莱利承担一个诸如医疗改革这样一个具体的工作,不论成败与否,人们都有可能接受。但是,她必须有她非常清楚的职权范围。克林顿处理希莱利位置的失败,并不在于她领导了一次失败的医疗改革计划,而是,他没有使民众建立起这样的信心,相信第一夫人不会在白宫的政治生活中不恰当地四处插手。
  所以应该说,克林顿总统试图对于美国第一夫人形象作一些改变,并不是一件不能为民众所接受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就走得不够谨慎,使得人们对于夫人过度参政的疑惑压倒了一切。
  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希莱利已经成了公众对白宫不信任的因素之一的时候,总统夫妇检讨之后所能够做的,大概只有“纠往过正”了。中期选举以后,希莱利竭力回到传统的白宫女主人的角色,致力于妇女儿童事业,大力修正形象。她在报纸上开辟的专栏,经常谈到她的孩子和家庭生活。她甚至潜心写作和亲自朗读制作了一部有声图书 “集全村之力”,教育人们如何养育子女,在书中,她也大谈自己养育女儿的经历。情深意切,使人闻之动容。尽管还是有人攻击她的这种变化是“作姿态”。但是,她的 “有声书”十分畅销,这本书刚出来就赚了四十万美元,她把它全捐给了慈善事业。
  克林顿总统改变作风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他开始在他宣扬的政见里,开始吸收一部分共和党的主张,也就是更多地考虑妥协。在改革福利制度等问题上,他终于和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达成一个协议。福利制度也是一个涉及面广,一直需要不断调整的复杂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福利一向是低得出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这是美国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然而,具体制定福利制度的分寸,一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甚至觉得,听政治家们的辩论往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宣扬自己主张的时候,往往是强调一个侧面,听哪一面都是振振有辞。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困难的“技术活儿”。
  福利过紧,影响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福利过高,经济不发展,最终也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实际上不是什么美国问题,找出福利的平衡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伤透脑筋的事情。最终,平衡点的确定往往还是依靠实践的结果,实行一个时期,根据结果再作调整,但是已经在实行的政策都有一个强大的惯性,要作出调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是要把过高的福利调下来的话,立即涉及到已经在原来的制度中受益的千家万户,你很难说服人们为了一个构想的长远利益,而放弃他们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
  因此在事实上,主张提高福利的一方总是更容易受到底层民众的欢迎。克林顿以前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在福利问题上,是比较坚决地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赞同政府的大幅度干预。当然也颇有蛊惑民众之嫌,这也是共和党提到克林顿非常不屑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大选之前通过的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法案,看上去象是克林顿向中间路线迈出去的较大一步。因为在这个福利改革中,一些已经被联邦政府掌握多年的福利经费和权力都还给了各个州。因此,人们相信克林顿在签署这个福利改革法案的同时,也在修正过激的联邦“大政府”的观点。
  总之,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逼近了,美国主要的两个党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顺着自己对于民意的了解往前走。谁的理解正确就必须在大选的时候见分晓了。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众散漫的国家,要琢磨准确民意,真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呢。
  今天就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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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3:56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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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扑朔迷离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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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今年的美国大选终于临近了。我想最后给你谈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美国的民众选择。之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刻才提这个,显然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吃力。
  你一定记得,去年我试图给你介绍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就介绍了美国的移民大背景,以及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的洋洋大观。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发色和“眼色”,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甚至与国籍无关的故土认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一个除了遵从法律,不要求任何思想统一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搞竞选,要琢磨出选民们会以哪一个指标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真可以说是一门大学问了。不要说我看着这样的话题感到吃力,就连总统候选人和他的竞选专家们,有时都会不知如何下手为好。
  比如说,我去年向你谈到过的我们的一个修士朋友弗兰西斯。在今年大选的时候,我们问到他投票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在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投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票的。为什么呢?理由完全是因为共和党主张反堕胎,而他们这个修道院是属于天主教系统的,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又都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就是这么简单。
  在他们面前,克林顿总统所有在经济上的努力,在各个重大内政外交上的政策方针,统统化为乌有,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宗教信仰的出发点。然而,他们手里也人人各有一票。
  那么,弗兰西斯为什么投了克林顿的票呢?这是因为在美国,一般的教会对自己的信徒并没有什么控制。他们出于共同的信仰聚到一起,教堂向他们宣讲该教派的教义,但是,并不强迫和控制信徒。教堂是社区民众的社教场所,在社区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到了该投票选总统的时候,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投票站投票。事先都不对修士们作任何选举的劝导。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弗兰西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也反对堕胎,可是,他觉得选总统还是需要一个综合权衡,所以他作出了选克林顿的选择。有趣的是,其他的修士其实也知道弗兰西斯是投克林顿一票的,却并没指责他违反教规,我们只看到跟他较要好的修士善意地拿他这个自由派修士开玩笑。尽管有他这样一个修道院中的特例,我们还是看到,信仰的考虑对大多数教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美国的教堂之众,教徒之多,都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美国有1500个不同的宗教实体,360,000个教堂,清真寺,优太教堂或佛教庙宇。而且,教徒的多,还不仅是人数上的多,还有教派品种上的多。比如到处可见的基督教浸信会,大约有75个不同的派别,很少有人能弄清这中间的区别,但大部分人都知道有南方浸信会和北方浸信会的区分。根据六十年代初的调查,有90%的美国人宣称他们信仰上帝,40%说他们每日崇拜上帝,63%的人是教堂的成员。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变迁,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专家们说,宗教信仰的基本趋势是社会因素中十分稳定的一种成分。估计大部分人仍然相信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不同的恐怕是宗教信仰更宽松更宽容了。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40%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的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是这些信仰问题决定了他们的选总统的问题。
  你也不要以为,堕胎问题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与天主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堕胎问题在这里,几乎是一个人人关心的,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立场重要部分的问题。而且在这里,有关的讨论是非常激动的,动感情的,甚至引起了过激行为。这绝对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敢忽略的重大议题。
  可是,在如此多样化的一个美国,也有一些大的趋势。这些大的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大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基本上选来选去,都在共和党,民主党这两个大党之间作选择。穷其根底,美国的这两个大党实际上并不象有些国家的政敌那样,存在“走什么道路”这样的重大分歧。美国的两大政党他们从根本上的理想是颇为接近的。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民众在选举的时候游离于两党的候选人之间,往往是某一点并不大的偏差,就使他们改变了投票的方向。就象我前面谈到的那些修士们,他们认为,不论是克林顿还是杜尔当选,美国还会是他们所喜欢的那个美国,只是在堕胎的问题上,会有本质的差异。
  在这里,对很多人来说,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虽然有所区别,但是,绝对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两个政党来说,失去大选也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江山。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个政党都认同宪法,都崇尚这个国家最根本的自由理念。因此,你可以看到千变万化的美国表象,然而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尽管有些人他们在人生的半途才加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建国时的基本精神始终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这两个大党的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两个大党的主张,也就基本上代表了民众中的两大思考方式的归属。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时时可以听到的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一般认为,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必须解释的是,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从名称上来说,都和我们在中国所通俗理解的“保守”和“自由”并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两种叫法在美国都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内。
  既然有这样的基本分野,为什么还是令人困惑呢?因为这里面还是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保守派,还有激进与不激进之分,激进的也有程度之分。更有大量的人,他们基本赞同某一派的观点,但是又在一些问题上,赞同另一派。
  尽管很难把这样一个与人的思想方式有关的复杂问题彻底搞清楚,但是,对美国人天天挂在嘴上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有一些基本了解,还是非常有助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了解,也有助于对参加竞选的美国两大党的了解。因为竞选之争说到底还是一个理念之争。
  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开玩笑说起来,觉得自己在遇到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不用开口交谈,都能基本上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倾向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观点。这两种倾向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
  我们先找一个简单的切入口,先谈谈我们刚刚提到的堕胎问题吧。我们已经说过,基本上保守派是反对堕胎的,而自由派是赞同堕胎的。这里的堕胎指的都是自愿堕胎,被动堕胎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一派考虑的一个问题。可是,一个自愿堕胎问题在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引起两党之争,民众分野的大问题呢?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堕胎问题会在美国变得如此重大。我们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的,在那里人口问题已经象枪管顶到了下巴上,十万火急地等着要马上拿出个高招来控制。根本谈不上再稳稳地坐下来,讨论它所的牵涉到人类本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怎么做,将能更有效地做到控制人口,或者说,怎么做,才能更合理地控制人口。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非常强的国家,当然很多人的态度与宗教态度有关,但是,美国人对待堕胎问题,即使是很多宗教信徒,他们也并不是简单的“宗教追随”,而是有自己非常哲理性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在和弗兰西斯修士以及他的亲友们的一次聚会上,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的。
  我们以前一直知道弗兰西斯的反堕胎立场,但是,我们虽然是好朋友,却从来没有深入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凡蒂冈教皇的立场是反堕胎的,天主教又都是跟随凡蒂冈的。所以,我们把他的立场非常简单地归到了他的“宗教追随”上面。
  在弗兰西斯修士的一次亲友聚会上,大家自然地谈到了这个人人都很关心的议题。他的亲戚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自由派的,也都是赞同堕胎的。弗兰西斯在其他的观点上,可以说也是相当自由派的,但是在堕胎问题上,他却有着和大家不同的想法。结果,引起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
  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的观点可以说很能够代表理性的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思考。要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还是必须回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这也是理解美国人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么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
  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谁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国电影里充满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我们曾经和美国人一起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美国飞机在波西尼亚执行任务时,被塞族击落。双方都知道有一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在拼命地设法抓住他。这时,每天大家所关心的最大新闻就是这名飞行员的安危了。最后,在经历几天几夜之后,仅仅根据士兵身上装备的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美国部队从军舰上派出直升飞机,追随这个微弱的信号,几乎是在塞族游击队的眼皮底下,把他从丛林中吊了出来。
  消息传来,我们看到美国人难以形容的激动。白宫是禁烟的,此刻,只见克林顿高兴地走出白宫,在草坪上抽了一枝雪茄,轻松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名士兵回来之后,大家在电视里看到他和总统一起穿过白宫的草坪进入白宫,克林顿特地请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在晚上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莱利.金谈论节目中,这名士兵和他的妹妹一起接受了采访。
  在整个采访中,最使我们感到不寻常的,就是他毫不隐讳地谈到事情发生之时他的害怕和恐惧。他谈到自己躲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搜索的士兵多次就在他的身边走过,他是多么地惊恐万状,直想着自己这下是完了。他表达的只是人类真实的软弱的一面,全美国的人却一起在那里感动得热泪盈眶。美国人能够使崇尚英雄和承认软弱并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出于他们最基本的对于生命的看法。这种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已经成了这里绝大多数人能够相处交往的基本依据。
  我之所以先扯开了去,谈了一些似乎是与堕胎无关的话题,只是想说明,“生命权” 在美国是无处不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已经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美国人把关怀的极大比重放在儿童身上,实际上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有的家庭会有意去领养一个残疾儿童。这绝不是罕见现象,有相当数量的领养家庭是这样做的。这在其他地方几乎是无法理解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儿童是人的生命中最弱的一个阶段,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责任去帮助这样一个柔弱的生命。而伤害儿童在美国是判得非常非常重的。
  最近在美国就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案件。就是一对高中的小恋人,都来自家教比较严的富裕家庭,两人平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意外地怀孕之后,他们害怕家长的责备,一直瞒着双方的家庭。正巧是他们进入大学一年级的当口,他们离家住校成功地躲过了父母。在大学里,一个怀孕的女孩当然有自己的隐私权,自己不说什么,别人是不会来过问的。在临产的时候,他们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自己生下了这个孩子。然后,根据他们的一念之差,把孩子扔进了垃圾捅。当有人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
  现在,这对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人,面临死刑的起诉。我曾经告诉过你,在美国死刑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许多州的法律,对于杀害儿童的罪行就是判死刑。现在,大家看着报纸上这对年轻人的照片,尤其是认识他们的人,当然感到非常惋惜。但是,谁也救不了他们。他们犯的是一级谋杀罪,而且杀害的是一个儿童。
  随着这样的思路一路寻来,你才会理解,牵涉到生命的堕胎问题,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此普遍地引起人们的不安。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就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美国的保守派认为,胎儿本身已经是一个生命,堕胎就不仅是一个特别的“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谋杀”这样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我跑到这里,第一次听到人们居然把“堕胎”与“谋杀”等而论之,着实怀疑他们思路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但是,很快我就开始理解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肃性。
  如果你质疑胎儿是不是一个与婴儿同等的生命,那么,他们确实有严格的科学证据。如果你说界限是在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那么,正象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极端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指责说,这等于是说,谋杀的合法性只有两英寸距离的区别。他会问你,如果出生之后的婴儿是不可谋杀的,那么,凭什么说,一个即将临产的婴儿就是可谋杀的呢?你确实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临产前的婴儿已经完全成熟,基本上和刚出生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如果你再把界限往前划,划在早期怀孕和晚期怀孕的区别。那么,现代科学确实也已经可以把一个非常早期的胎儿在体外成功存活了。终有一天,科学可以使一个受精卵完全在体外培育成婴儿,这时,胎儿和婴儿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了。面对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你甚至再也找不出体内体外这样两英寸距离的借口。他们的推论使你无法否认堕胎等同于扼杀一个生命,等同于谋杀婴儿。
  于是,问题是,到底是谁有权去扼杀一个象胎儿这样的生命,扼杀一个比儿童,比出生后的婴儿更为柔弱无助的生命呢?是这个生命的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吗?为什么社会不允许谋杀出生后的婴儿,却能够允许这样的一种谋杀呢?
  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么,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么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
  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
  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么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
  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
  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
  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不断地抗拒自然,人类的异化已经导致了许多物种的消失,现在居然发展到了要扼杀自己的孩子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阻止,人类自身还会有什么尊严呢?还会对什么东西产生敬畏呢?他所担心的,正是人类在一个伦理观念的重大突破之后,在彻底失去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后,会向着异化的道路速速奔去。这种异化的后果连人类自己都无法预测。
  有关堕胎问题的争论在美国至今还没有结果。现在的法律则是允许堕胎的。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赞成妇女有权为任何理由而堕胎,例如,她只是不想要这个孩子。这种观点同时也和女权运动结合在一起。而自由派中比较温和的,就只赞成有限堕胎,也部分接受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两全之策。
  当然在保守派中,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激进程度的不同。在美国,极端激进的保守派曾经几次在堕胎的诊所开枪,伤害甚至打死了堕胎医生和前来堕胎的妇女。在我们没有完全了解保守派观点的时候,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荒唐和不可理喻。既然你在提倡不伤害胎儿,为什么倒反而会去杀死一个成人呢?
  如果你了解了他们的出发点,再往极端的方向推一推,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行为也在他们的逻辑之内。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堕胎诊所无异于一个杀害婴儿的屠宰场。而美国现行的法律却不干涉这样的“谋杀”。因此,只能由他们出来“替天行道”,惩罚凶手,阻止人类继续扼杀胎儿的行为。但是,这样极少数的过激行为,绝大多数的保守派都是不赞成的。当然法律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地和美国人说,你们真是幸运,至少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这样的问题。确实,与其它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美国显得空空荡荡。还没有被人口问题逼到死角上。但是回过头来想想,大家都有过空间足够的时候,只是没有如此广泛地在民众中习惯于深入讨论这样与人类自身有关的最基本的哲学伦理问题。
  我们无数次看到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这样激烈的讨论,也不知道讨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是我想,大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协调,人类正在以无法预料的加速度从自然中异化出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原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是可能被颠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类的某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中,遭到无可修复的破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认真思索甚至忧心忡忡,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把人类异化的脚步拖住一些。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两大派也是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环境保护和个人权利在一定的时候是冲突的。实际上和堕胎问题一样,这都是时代发展以后出来的新问题。
  美国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是进入宪法的个人权利。这一点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多少年来一直平安无事。可是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发展以后,人们终于有一天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已经给人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人们久已忘却了世界应该有的模样,已经麻木到了站在原来应该是一片森林的土地上,却望着一片工厂的烟囱兴高采烈,嘴里还喃喃自语“发展了,发展了”。
  因此在美国,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一些环境保护法迅速相继出笼。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确实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惑。例如,土地的主人顿时失去了他们历来所拥有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在美国有一种稀有的红杉,树龄远远长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要几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割一棵就少一棵。但是自从技术发展到可以割下如此巨大的树木,就没有停止过采伐。直到美国人有了环境保护意识开始立法禁止。
  一禁止,问题就出来了。许多这样的树木都是长在私人的土地上,按照历来对于私人财产的绝对尊重,长在土地上的一切,土地的主人当然都拥有权利,别人是无权干涉的。这样的树割下一棵,木材就值上万美元,割上几棵就很富裕了。环境保护法一出来,树的主人就只能望树兴叹了。对于他来说,理由也十分充足,第一,政府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再者,他每年要向政府交地产税,政府却不让他靠变卖自己的财产致富。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是支持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权利的。而自由派是主张政府立法干预环境保护的。在这里,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从个人手上切割出去的。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激进的自由派也常常采取行动。去年有一个拥有红杉树的土地拥有者,以清林为理由,终于获得许可,可以采伐两棵红杉树。结果,引起自由派的愤怒,一些人冲进那块土地,围绕在树下阻止切割,最终惊动警察。
  这样的冲突很多。又如美国有大量的沼泽地,为了同样的保护生态的理由,美国政府禁止土地所有者改变湿地的现有状态,但是在缴纳地产税的时候,给予一定的优惠。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一块湿地,你就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发和建设。既然这块地只能看不能用,它的价值当然就大大地降低了,而且很难再找到买主。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当然损害了土地持有者的个人权利。
  在美国,在私人土地上焚烧垃圾,除了受到火灾因素的限制,同样受到环境保护问题的限制。随意焚烧是要受惩罚的。为此,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愤怒不已。自由派认为焚烧国旗是人民表示不满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保守派坚信这个国家是被自由派给毁了,居然国旗可以烧,而垃圾却烧不得。顺便提一句,总的来说,美国保守派在这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美国人的规矩是,既然立了法,违法者就必须严惩不怠。几年前,有一个亚裔美国人买了一大块土地,打算开辟成农场。谁知道,在清理树木的时候,打死了一只鼠类动物,而这只小动物偏偏是立法明令保护的珍稀动物。结果,农场还没有开成,先惹上了一场官司。而且还有巨额罚款。这样的事情,当然都是环境保护法出来之前闻所未闻的。习惯了传统生活的民众对此不能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保守派的愤怒也绝对不是没有来由的。
  虽然在我们眼里,这里的环境保护已经相当好了。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都有过开车与野鹿相撞的经历。然而,这里的自由派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还是比我们想像的要敏感得多。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这和多年来的美国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自从环境意识在这里醒悟,在教育中就占了极大的比重。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环境宣传不太一样,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教育是从人与自然的亲和力着手的。
  我刚到这里才几天,就参加了当地公园举办的一个蛇节。在这个节日里,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当然有关于毒蛇和非毒蛇的知识的介绍,有不同品种的蛇的展出,但是出乎我意外的是,在这个蛇节上,主办人让那些养蛇作为宠物的人,都把他们的宝贝带来。
  这些蛇的主人黑人白人亚裔的都有,也有女孩子。他们抱着他们的蛇,站在那里高兴地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家长们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抚摸或者抱一抱蛇。鼓励他们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在草地上,还铺了毯子,给孩子们发了蛇状的帽子,让他们不用手脚,匍匐扭动前行,体会一下做一条蛇的感觉。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蛇对自己的主人也是有感情的。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每次喂养蛇的姐姐回家,他们的蛇都会前去迎接,还会跟着她的姐姐游动。之后,我在这里许多次遇到蛇,从来没有人喊打的。年轻人会设法把蛇移到树林等更安全的地方。更绝的是有一次,发现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门外的椅子上躺了一条蛇,结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的叫济娜的美国女孩,一边柔声地和蛇打招呼,一边一把捉住蛇轻轻提起,然后放进了树林里。然后说,这种方法是从学校里学来的。
  电影界在这方面的教育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拍了大量的动物演员参加的电影,甚至是纯动物演员拍的电影。同时,由于美国的自然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孩子们接触各类动物和植物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使得美国的孩子与自然界的距离大大拉近。他们迷恋各种各样的动物,连对待一般概念中不大能接受的蛇都是如此,更不用谈其它动物了。从昆虫类到哺乳类,包罗万象,没有什么他们不喜欢的,都是他们的宝贝。
  和一些年轻朋友在一起干活时,常会有人在手掌里捂了什么东西,神秘兮兮地招呼大家去看,原来是一只小青蛙或一条小虫子,然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美丽可爱。他们能够说出很多名堂。莉迪亚是文科硕士,却是她告诉我有关蜘蛛的知识,蜘蛛网的辐射线是没有粘性的,只有同心线才有黏性,蜘蛛丝不是从口中吐出来的,而是从后面排出以后用一条后腿勾起来再搭到其他丝上面。这时,为了向我作示范,只见活泼可爱的莉迪亚翘起自己的脚,一甩一甩地学着蜘蛛织网。我们当时打工常常是单调和劳累的,离开以后,当年打工的好朋友重又聚在一起的时候,回忆起来,一致同意大家一起看小虫子小动物的时候,是打工生涯中最开心的时光。
  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已经持之以恒很长时间了,因此非常有效。这使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根本就否认人类对于自然所具有的这种为所欲为的征服权利。
  最容易获得美国年轻一代捐款的,就是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组织了。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敏感和容易冲动。因此,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确实很难取得年轻一代的赞同。相反,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都是积极提倡保护环境的。高尔还出过一本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在这方面,他们就相当受年轻一代的欢迎。
  环境问题确实在当今人类生活中已经非常突出。保守派也很难直接从正面与之对抗。以至于一些极端保守派在电台里,有时干脆否认环境问题存在。他们在“谈论节目”中说,那些所谓的大气臭氧层空洞之类的“恐怖故事”,都是自由派为了剥夺土地持有者的权利,故意编造出来的。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在美国并不是保守派才持有土地。拥有房地产的比例,在这里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应该说,这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热爱大自然,也热爱自己的土地,保守派的美国人也不例外。问题在于保守派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环境保护法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时候,要个人权利完全让路。自由派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没有为更好解决二者的冲突开出良方。看上去也只是在回避这个两难问题。
  克林顿在今年大选之前,又把美国的一大块区域划为自然保护区。当然,从自然保护的角度,从人类长远利益的角度,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是,肯定也影响了这个区域的大量民众的生活。因为这么一来,这个区域就不能再搞建设,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私人经营。
  这个决定一宣布,就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联邦政府是没有干涉一个地区民众生活的权利的。但是,自从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出来以后,“环境” 压倒一切。环境保护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对于保守派来说,环境问题已经成了自由派肆意扩大政府权利,干涉人民自由的一个巧妙借口。
  因此,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的问题,这是捍卫美国宪法所保护的人民基本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大原则问题。他们不允许这个大原则出现一个突破口。
  这样的讨论对于美国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环境保护一样,也同样是一个与生命同等重要的话题。在这个对话中,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基本上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至今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问题的可讨论性,以及讨论的激烈和深入的程度。持反对态度的一方,甚至可以以此作为他们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以求民众的支持。这样,对于一切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彻底摊开。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发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请人们自己作一个选择。选择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
  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保守派这里是最典型不过的了。在对待联邦政府的态度上,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是反对“大政府”的。他们始终在要求联邦政府缩小规模,不要对经济过多干预,并呼吁联邦政府“还权”给各个州,还权于民。极端保守派几乎就是“爱国反政府”。去年在奥克拉荷马市的联邦政府大楼放置炸药的两个,就是极端保守派中的激进分子。
  保守派的美国人确实非常爱国,他们特别喜欢用美国国旗作装饰品。你到处可以看到国旗图案的衣服,国旗的胸针,汽车上国旗图案的粘贴标志,等等。在家里挂国旗的也特别多。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到联邦政府机构放炸药的激进分子,他也绝对不承认他不爱国。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他们理想中的美国,才去放这车炸药的。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控制了美国的自由,正在毁灭美国。
  联邦政府权限和规模,是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大分歧所在,也是美国两大党的争执焦点。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分歧呢?
  美国的两大党基本上是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共和党一向认为,必须始终给私营经济以最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不要对他们进行过多的干涉。这当然直接符合大企业主的利益。但是,他们同时相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上才会人人受益。限制太多,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了。对谁也没有好处。而提倡高福利,只是民主党看中普通人手里的选票而搞的花招,因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大企业主总是少数,普通民众总是多数。共和党认为,高福利只是有毒的糖果,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看上去是关心穷人,但是从长远来说,在损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损害了穷人的利益。
  而民主党一向被称为是穷人的党。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就是我上封信已经提到过的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把联邦政府推上了干预经济的舞台。也使得美国的福利制度被真正建立起来。极端的自由派主张有政府出面达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几乎就是社会主义者了。
  这两个党的观点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扯,最终取得的是一个平衡。而这两种观点如果不偏激的话,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道理,所需要的正是一个平衡点。因此,你很难说究竟是哪个党更有道理。真理多走几步,都会走进谬误。这两种观点一旦走极端,都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严格地说,并不是哪一个政党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两百年的稳定发展,而正是这两大政党不停地激烈争执和互相攻击,把美国向两个方向“拔河” 所形成的动态平衡,才造成了这样的稳定发展。
  从美国两大党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话,可以基本上象前面这样归类。但是,他们的争执基本上还是在于,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使所有的美国人过得更好。同时,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堕胎和环境保护带来的争执,这两大党不仅在经济政策上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还在观念上代表了美国社会不同的思维方式。
  所以,美国民众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并不是说保守派都是富人而自由派的都是穷人。例如,那个在联邦大楼放炸药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就是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平民。美国的这两大派,基本上还是观念上的差异。
  持保守派观点的美国人,一般来说生活比较稳定,行为方式比较中规中矩,穿着比较规整,上教堂的比例更高。他们比较习惯于六十年代以前的平稳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近几十年来生活方式发生的剧烈变化很难接受。
  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如此之高的离婚率,如此之多的单亲家庭,还有大量的同性恋,触目的女权运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根本就不成画的现代美术,不成体统的服装,等等,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妖魔鬼怪”都一起跑了出来。他们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自由派的罪恶,因此,尤其是极端保守派,提起自由派几乎总是咬牙切齿,因为“好端端的美国就是毁在他们手里”。
  当然保守派美国人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几乎包括了两个极端,有富裕高雅的或生活安排得很好,似乎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非常迷恋老时光的一个阶层,以及生活在乡村传统生活中,很难接受新事物的一个阶层,他们中间包括有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举止十分粗鲁的人。
  他们中间很多人喜欢美国传统的乡村音乐。乡村音乐很能够代表美国以前平和稳定的生活。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堕胎,反对侵犯土地持有者的权利,这些也都在他们传统的思维习惯范围之内。
  至于自由派美国人,则是非常复杂,涵盖面极广,五花八门。大概从教育程度非常高的“雅皮”的一代,一直到大量的青年学生,艺术家音乐家,甚至流浪汉和街头小混混大概都可以说有自由派的风格在里面。他们并不是都认同同样的东西,所以自由派是颇费琢磨的。
  正因为如此,在比较保守的地区,你可以看到以“保守派”作为自己竞选标志的,但是,没有一个实际上是偏向自由派风格的竞选者,在自己的竞选牌子上打出“自由派” 的旗号。因为自由派的弹性太大了,这样的标志完全可能吓走大量原来还可以争取的选民。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这个“自由派”的自由边际在哪里,是不是“自由无边”。
  但是,自由派毕竟不是“放浪形骸”的代名词,自由派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自由派提倡多元文化。那些自由派的年轻人会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宗教上也就会表现得很杂。他们会宣称自己是信佛教,或者印度教,喇嘛教,等等。会在家里挂上一幅佛像,但是你细细一问,会发现他还搞不清佛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是有了自由派的美国人,日本茶道,花道,剑道,柔道,空手道,中国功夫,瑜伽,太极拳等等对于保守派美国人来讲是怪里怪气的东西,才会在美国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在亚特兰大一年一度的亚洲文化节上,你每年都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一板一眼地跟着日本人学茶道,年年不拉下,一年比一年有长进。每年表演和讲解古老的日本箭道的,则是清一色的白人,讲起这种古老仪式的年代,起源,功能,规则,头头是道,恭恭敬敬。这个亚洲文化节规模不大,在美国各地无数文化节中名不见经传,但是很多亚洲的东西,我这个亚洲人是在这个节日上才第一次得知的。你想想,你也喝了一辈子茶了吧,我们有几个人知道点儿日本茶道的?我这一问一定让爱国心切的人跳起来: “中国是茶的故乡,干吗要去知道日本茶道?”这回答正在点子上,保守派美国人所持的就是这种态度。
  如果你必须跟保守派就文化多元打交道,有时候就很没劲。
  然而,承认多元文化还不仅仅是对一些“新奇玩意儿”的好奇心,它包含了相当彻底的平等思想。尤其是对于种族问题,美国的自由派更多地表现了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更为优越的,只是价值体系的不同。就是说,在白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也许认为黑人文化的一些东西在价值上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是同样,相对来说,在黑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白人文化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低能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可比的。它们各自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
  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种族歧视的基础。尽管种族问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如此众多的种族在一起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各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每一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实际上都有入乡随俗和尊重他人,尊守一个多民族社会的公德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来到 “中国城”,总是发现非常脏乱和不讲礼貌的情况,基于个人经验,也就会产生对这个民族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责任是只是一方的。
  例如,我们的邻居杰米老头,是个非常好心的保守派的美国老人。他们夫妇年龄很大了,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新搬来的亚洲人,还是竭力予以关心照顾。有一次,他特地关照我们:要尽量避免和黑人打交道,“他们很坏”。他这样说绝对是善意的,怕我们遇到什么麻烦。我们也相信,他的看法基本上来自他曾经有过和某些黑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经验。
  相对来说,我们遇到的一些自由派的年轻人就更为理性。他们受到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竭力去超越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坚持维护这样一种理想。我们有个叫戴维的年轻朋友,他是个艺术家,画得相当好。当我有一次和他谈起种族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住在佛洛里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四个黑人抢劫,他们用手枪顶着他,抢走了他身边所有的钱,还拿走了他的衣服。总之,当时他感到极为惊恐,而且非常狼狈。此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遇到黑人,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感到害怕。
  他作了很大努力让自己恢复正常的心态,并且仍然说服自己并且坚持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只能说明,抢劫的这几个黑人,他们个人是罪犯,但是,与黑人这个种族并没有关系。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抽中成为一个黑人抢劫案件的陪审团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他在约谈中被问到,他个人是否有被抢劫的经历。他如实回答之后,司法部门没有让他进入陪审团,这是司法部门的通常做法,就是要避免有因为个人经历而形成偏见的人进入陪审团,以免影响公平审判和损害被告人的公民权利。戴维对我说,实际上,他倒是个例外,如果让他进入陪审团的话,他一定会保持公正,他坚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很相信他。然而,他能够这样超越个人经历而保持理性,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然,在今天的美国,代表着保守派观点的共和党也不敢表现出有任何种族歧视的倾向,而且也同样在他们恢复美国传统观念的旗帜下,集合了包括黑人,亚裔等各个民族民众在内的支持者。但是,在保守派的美国人中,尽管他们承认“人生而平等”的最基本思想,可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部分人,是相当容易形成种族偏见的,尤其是在美国保守势力比较强的南方。也许,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没有多元文化的概念。也许,是因为在他们曾经生活得平和的美国,种族隔离也是他们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一部分。因此,极端保守派的激进分子,几乎都是有程度不同的种族偏见的。而自由派的多元文化观,则对于种族偏见清算得比较彻底。
  然而,涉及到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是非判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比如说,自从自由派思想在美国逐步盛行,人们也常常陷入困惑。由于对于多元文化的极度信奉,对于任何一种非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由派都基本上持“理解万岁” 的宽容态度。这也使得原本除了法律之外,还依靠一定的伦理道德所维持的社会宁静被严重打破了。甚至自由派中一些走火入魔者,把自由派的宽容精神转化为对自己行为的无约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使得犯罪问题日益严重。
  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是纽约的一名法官。在警察截获一辆当场查出大量毒品的车辆时,两名运毒嫌疑犯拒捕试图逃跑,最终被获。在法庭上,这名自由派的法官宣称,这个地区的警察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这两名被告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想逃跑是情有可原的,是警察的坏名声把他们给吓坏了。这么推理下来还是警察不好,因此,宣告被告无罪,当庭释放。这条消息一公布,引起舆论的强烈不满。最后,该名法官被迫辞职,并且在辞职之前向警察作了道歉。但是,这个例子在竞选时,自始至终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的有力证据。共和党要大家注意,如果让具有自由派作风的民主党掌了权,还怎么了得。
  又如在近二,三十年来,美国青少年怀孕的问题就日益严重,发生在黑人社区的青少年怀孕情况特别多。极端的自由派就认为,这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化中,也许对于十四岁怀孕有负面的价值判断。但是,在黑人文化中,这个年龄怀孕也许就是正常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许多非洲国家找到大量实例,那儿部落里的黑人女孩这个年龄都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们指责她们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歧视,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文化价值观。
  听上去这种逻辑一点毛病也没有。但是,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社区,换句话说,这毕竟发生在现代的美国,而不是非洲丛林的部落。在一个丛林里,自给自足的部落生活自有办法养活这样的妈妈和孩子。他们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没有从自然中异化出来,他们有自己在大自然中求生存的方式,的确,在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当然没有现在美国人所面临的价值判断上的问题。
  可是,现在这是发生在各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现代美国。社会必须维持他们母子起码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让他们在丛林法则中强者生存,自生自灭。他们自己对于生活也已经有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自圆的价值体系之中。最终,这些青少年怀孕的后果,都是由具有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民众,以他们的辛勤劳动缴纳的税金予以负担。这当然使得保守派对这样的“理解”无法赞同了。
  问题在于,一些极端保守派在表达他们类似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使得听的人总是感觉他们实际上还是带有种族偏见的倾向,这种倾向所引起的反感往往淹没了他们意见中合理的部分。总之,各种复杂的因素,也包括感情因素,使得许多争论本身变得胶着难缠,理性的东西反而无法剥离出来。
  尽管,有种族偏见的人在保守派中间,也只是一小部分极端分子。但是人们对于保守派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总是感到不信任。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六十年代,黑人要求取消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中,自由派是站在黑人一边的,而大量保守派是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
  自由派的反越战运动和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和黑人的民权运动在同一个时期出现,成熟和发展起来的。甚至使得自由派以及此后的一代代美国年轻人,令他们彻底解脱思想束缚的现代音乐和现代舞蹈,也是从黑人音乐和黑人舞蹈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有着文化中深入血液的联系。而美国的保守派,尽管现在三十年过去,时过境迁,新的一代也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数人都多少改变了种族偏见。但是,他们的文化脉络上,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径,因此,他们和非传统美国文化的异族文化,总是隔着一条鸿沟。
  所以,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文化倾向来说,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几乎是天生倾向于自由派的。而在这里同为少数民族的亚裔,却在文化认同中,更容易接受美国保守派的观点。亚裔在美国的人口比例,远远低于黑人。尤其是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亚裔人数还远远低于现在。和老一辈的亚裔移民聊起来,他们觉得,黑人在民权运动中的艰苦奋斗,使得当时对此没有什么动作的亚裔,却享受了黑人争取有色人种平等权利的成果,“白白拣了个大便宜”。
  美国的亚裔,在文化认同上,始终和黑人文化有较大的距离。在亚裔的文化背景中,倒是非常容易接受美国保守派的社会理想。以至于在亚裔的移民家庭中造成两代人的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新一代,和美国的年轻人相处,他们中的很多人和自己的美国同学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和上一代就会有很大的观念上的差别。一般来说,人们在评价这一类情况的时候,总是把它归结于亚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更确切地说,这是亚裔文化和美国自由派观念的差异。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尽管亚裔相对来讲参与美国政治活动的比例不高,然而,如果他们去支持一个政党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但是现在却似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今年的大选中,大量的亚裔转向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这种转变,有很大的原因是两大政党对于移民问题的不同看法和政策所造成的。
  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当然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并不是同一个问题。移民问题更首当其冲的是移民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基于他们多元文化的出发点,是始终对移民表示欢迎和采取宽松的态度的。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美国经济一度相当不景气,而移民照样是年复一年,只多不少地大量涌进美国。因此,美国开始有紧缩移民政策的呼声。有一次,我和朋友德格聊起这个话题,他的父亲是南方浸信会教堂的牧师,而他却是一个民主党人。他表示了非常坚决的继续支持大量移民的态度。我很奇怪地问他,难道你就不担心大量移民的涌入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吗?他一脸天真地对我说,移民正是我们美国变得伟大的原因呀。最近,德格以三十多岁的年龄意外去世。一想到他,我就不由地会想到我们的这次谈话,以及他对我们这样的外国移民的善意,。
  还有一次,在一个自由派的谈论节目中,一名犹太裔的年轻人编造了一个有关他祖父的移民故事,以嘲笑那些反对移民的保守派。他说,他的祖父在美国海关排队等候移民,排了很久也期待了很久,然后才得以进入美国海关。谁知就在他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才一步,他就一个转身,以“老美国”的口气教训排在他后面的人,说“你们移民”如何如何。
  在美国确实严格说起来,个个都是移民。考证下来,连所谓的美国土著印地安人,都是在遥远的年代里,从亚洲穿过白令海峡,“移民”过来的。“移民不分先后”,你是可以说,早来的移民后代也没有什么理由因为自己早来了几天,就有资格反移民。美国也确实因为多元文化而受益菲浅,它吸引了全世界的各类人才,并且发挥了他们最大的创造力。这些道理都是对的。
  但是,事情总是不那么简单。美国的土地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朋友卡琳,她曾经出面担保,帮助了好几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但是,她现在对我说,她以后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因为她看到这里的人口密度也在迅速增长,建设的发展速度和自然破坏的速度同步,开始令她感到担心。卡琳的态度转变是很典型的。随着移民的逐年增加,许多原来赞成移民的人,也开始怀疑是否至少要有一些限制。
  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之所以移民问题首先会被提出来,这和美国在移民政策中坚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理念而在金钱上付出大量代价,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比如说,不论你是合法还是非法进入美国国境,只要是进来了,美国人就认为必须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服务,例如,医疗救助。美国的医疗费用相当高,一般都是靠医疗保险解决。新移民生活还不稳定,很少去买医疗保险。这样,一旦有了问题,就只能拒付了。但是按这里基于人道精神的法律规定,医院是不能不给治的。这样,这些医疗费用当然就必须摊在美国民众身上。
  美国实行义务教育制,在公立学校上学,直到高中毕业之前都不用支付费用,学校还有免费午餐。学校的开支当然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也是基于人道精神,对于前来读书的移民孩子,甚至是刚刚偷越国境过来的非法移民的孩子,也一视同仁。学校还必须聘请更多的老师,开设双语班,使得不会英语的孩子,在英语还没有跟上的时候,能够一边补习英语,一边用自己的母语跟上其它课程。
  又如我们的一些同学,是在来美留学以后怀孕生孩子的。留学生按规定一般都是不能合法打工的,所以打黑工挣的钱当然也就不报税。因此,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申请到了美国政府给予贫困孕妇的社会福利。这样的福利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从怀孕以后的孕妇的定期检查,整个孕期的免费营养食品券,生育时的医疗费用,直至生育以后包括纸尿布在内的婴儿用品及食品,等等。写信回去,反倒让在国内怀了孕的老同学羡慕不已。
  移民一般都是一移就是一家的。同样是根据人道的原则,美国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规定,移民的直接亲属可以申请前来美国与家人定居团聚。虽然根据亲属关系的不同,等候的时间也不同,但是,毕竟是时间问题,团聚总是有希望的。同时,美国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积蓄和收入,政府都予以照顾。这样的老年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和每个月的生活费,如果没有住房,还可以申请由政府补贴的老年公寓。根据以前的移民政策,如果是外国人,只要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五年以上,也可以享受同样待遇。因此,在
  美国,有大量的移民家庭的老人不是由子女负担,而是由美国政府负担的,实际上也就是由美国纳税人的钱负担的。
  以上这些例子,还只是移民问题的一小部分。我前面说提到的移民,指的是还没有入美国籍的外国人。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国的公民为了潮水般涌来的外国人,为了坚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移民势头依然不减。
  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非法移民比例非常高的地区,改革移民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今年大选,移民问题成了一大热点。共和党比较坚决地站在紧缩移民政策的立场上,而相对来说,民主党的态度要温和得多。
  例如,在移民改革的具体条款上,民主党尽量和共和党讨价还价。同时克林顿的行政分支简化了入籍手续,使得大量有可能在福利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失去福利的外国老人,在入籍称为美国公民之后,仍然享受他们原有的福利待遇。简化手续之后,去年形成美国成百万之众的入籍新公民大军。这些美国新公民对于移民改革正有一肚子的意见要表达,因此他们的投票率非常高,票当然也都投给了民主党的克林顿。这使得共和党非常恼火,声称这样的“快速入籍”完全是克林顿的拉票手法。
  这里的亚裔很多人都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是,紧缩移民政策依然与他们息息相关。例如共和党提出取消公民的一些成年亲属,如兄弟姐妹或成年子女可以理所当然前来团聚定居的政策,就引起了一阵恐慌。在这场移民改革之争中,许多亚裔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担惊受怕。使得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把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看作他们对政党支持的首要考虑因素,甚至是唯一考虑的因素。这样一来,也造成亚裔对民主党的支持,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比例。
  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些敏感问题上,几乎是到处都可以遇到。但是社会上的两大派意见分歧,反映到政党宣传和总统竞选上,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两个政党虽然各有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一些政策和竞选政纲上,有时要显得中庸和温和一些。原因是他们都想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某一派的支持。例如,在移民问题上,社会上的自由派有非常开放的主张,可是克林顿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虽然有自由派的倾向,也为争取移民权利作了努力,然而在大选之前,他还是同意了基本反映共和党意见的移民改革法案。因为移民政策必须有一些变化,似乎反映了现在的多数民意。
  在处理同性恋的问题也是如此。保守派美国人对同性恋很难容忍,自由派对于同性恋却是持宽容态度的。他们认为,这只是某些人的一种个人倾向,就象异性恋也是一种个人倾向一样。尽管这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是他们就是生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能因此而剥夺他们追求幸福的个人权利。因此,他们基本上倾向于允许同性恋在婚姻和领养孩子等具体问题上,享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同等权利。当然即使是自由派,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宽容程度也是不同的。
  应该说,在美国这些年来,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日益趋向于理解宽容。尤其在自由派的大本营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同性恋争取人权的大游行,声势一年更比一年大。在旧金山同性恋的聚集区,象征同性恋的彩虹旗到处飘扬。尽管旧金山所属的加利福尼亚州规定,同性恋不能合法注册为夫妻,但是,旧金山却有三千多对同性恋夫妻在市政府登记。前不久,旧金山举行同性恋的集体婚礼,市长还为他们当场证婚。
  你也许要奇怪,旧金山怎么会有那么多同性恋。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城市对于同性恋的宽容态度,才使得美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同性恋搬到此地,在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自由派大本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不算说明问题。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最保守的南方,在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现在也同样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聚会,在那一天,在亚特兰大也到处可以看到彩虹旗。这在几年前,完全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这样的问题,似乎牵涉到最本原的人类伦理道德。因此,个人看法是一回事,一旦要进入立法程序,对这样的问题给出一个法理上的论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个时候,所有与立法程序有关的人,都会比原来的自己变得更谨慎和更“保守”。其实在民众中也是如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同性恋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对于是否应该在立法确认同性婚姻,也不知是否合适。所以,社会上自由派对同性恋的宽容,并没有使民主党和克林顿试图阻止在大选之前,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婚姻防卫法案”。该法重申了婚姻的定义应为异性的结合。
  根据“平衡与制约”的原则,国会通过的立法,还必须由总统签署同意。大选之前,这毕竟是一个过于敏感的话题。而在敏感的历任总统中,克林顿是第一个公开对同性恋表示理解宽容的总统。现在,他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到火候,这个问题还必须留给将来。目前还是维持现状。然而这还是有违克林顿在同性恋选民中的一贯形象。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美国总统任期内,如果能够与国会取得谅解而达成一项立法,是显示总统政绩的一个标志。因此,一般来说,克林顿总统在签署一项法案的时候,会有一个简单的仪式,邀请一些与法案相关的民众代表参加。这一次,克林顿一反常态,在午夜凌晨时分,悄悄签署了这个在美国极为敏感的法案。
  在社会上,自由派一般都倾向对大麻解禁,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一大目标。因此,尽管克林顿本人也有可能对大麻列为毒品不以为然。可是,只要大麻开禁的时机并不成熟,在竞选时,他会避开大麻问题,而强调严格禁毒反毒,以此作为他重要的施政纲领。否则,他将失去大量的选民。
  民主党的克林顿一向提倡逐步对烟草进行控制,这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较量的武器之一。共和党常常提到到,自由派对大麻的态度实质就是主张吸毒。民主党立即就掏出烟草的问题与之对抗。在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努力。这使得美国的烟草业大为恐慌。使烟草业尤为紧张的是,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将宣布烟草的主要成分尼古丁为致瘾药物。这样,烟草将首次受到该局的管制。香烟广告将受到更严的限制,烟草产品售于青少年也将有新的限制。与此同时,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烟草公司在香烟成分和对健康的影响等问题上,是否向联邦管理人员做了不正确的说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按照刑事犯罪起诉的。
  我们前面谈到过,共和党基本上是保护企业家的利益的,烟草是个大行业,他们一向是支持共和党的。烟草行业大量捐款给共和党以帮助它的候选人竞选,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但是自从克林顿总统上台以后所作出的对烟草业的进攻姿态,使得烟草业开始了积极的竞选捐款运动,去年上半年就捐给共和党一百五十多万美元,是1994年上半年的五倍。
  尽管烟草公司发言人宣称他们的捐款是为了支持共和党的政治思想,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共和党的领袖代表他们的利益,对目前的状况进行干预。
  那么从美国社会民众的角度,他们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呢?从保守派观点来讲,烟草是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触目惊心的,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东西。而对于自由派来说,烟草一直是他们对于大麻列为毒品的感到愤愤不平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认为,烟草对人体的危害人所共知,烟草甚至比大麻更为糟糕。
  于是在今年竞选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共和党的候选人杜尔被一帮记者问到,既然你提倡严格禁毒,并且攻击克林顿禁毒不力。那为什么你明明知道烟草也对健康有害,却对此网开一面呢?在这个问题上,杜尔大概自己也感到理亏,但是又必须给出一个解释。因此,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烟草的危害在科学上也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定论说香烟就一定会上瘾。在科学上持有各种不同看法是经常发生的。例如,也有人说喝牛奶也对健康不利,但是也没有定论。所以,并不能一产生负面的看法就立即禁止。
  结果,第二天,报纸上的采访报道以这样的标题吸引了大家,“杜尔认为,香烟不会上瘾,牛奶对健康有害”。这条消息当然在民众中引起一定的反应。这使得杜尔怒火冲天。一般来说,竞选人总是尽一切努力搞好和新闻界的关系,也就是尽可能不要批评新闻媒体。但是在杜尔竞选的后期,他对新闻界忍无可忍,几次抱怨说,是自由派的新闻记者毁了他的竞选大业。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游说”是合法的,而且有着很长的历史。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团体,都会向政党和国会进行“游说”。也都有可能会以政治捐款的形式,支持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游说”一词在美国没有任何贬意,之所以法律允许这样做,就是美国人认为,这是民意表达的一个正常途径。他们通过“游说”,使得政党和国会议员充分理解这一部分民众的要求。
  在美国,“游说”已经成为正常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也发展出专业的游说公司,成为一个行业,所以,还有专门的“游说人士协会”。不同的时代,随着“游说”发展产生的不同问题,也相应产生不同的法规予以限制。最近国会参议院就以全票通过对游说的严格管理法案。使游说登记的规定更为严格,并且迫使“说客”公开他们在为什么人游说,他们的接触对象,以及收入等基本资料。使得游说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变得更公开化。
  那么,这是不是说,选举就是几个有钱的大老板操纵的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并不能就因此而推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许多代表底层民众的团体,他们获得大量的社会捐款,有时候他们集合的社会力量并不比一个大企业的力量小。例如我在去年曾经向你提到过的,专门协助普通人的公民权利受到损害而打官司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民权组织。
  另一方面,除了法律的限定,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对各种问题所采取的态度,都是公开的。在刚刚通过的游说严格管理法之下,这个政党的议员受到一些什么利益团体的游说,也是公开的。在这个前提下,政党和它的候选人同时受到各种民间团体,新闻界和选民的监督。例如烟草公司对于共和党的捐款,就有一个叫做“共同大业”的公益团体,专门搜集烟草公司向共和党捐款的资料,然后向民众公布和宣传。这样的公益团体,也许它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烟草大亨,但是他们的这些做法并不用花太多的钱。然而,在民众中造成的影响却相当大。而且,这种影响在大选时,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如果一个政党受到某些大公司的影响,甚至收到他们的大量捐款,因此打算要推行对这个公司有利的政策的话,还是必须说服民众。强词夺理可能反而会坏事。例如,烟草公司固然可以对共和党进行“游说”和捐款,但是,烟草公司老板手里也只有他自己的那一张选票。最终对于烟草前途的决策,还是要看美国的大多数民众在这一个时期对于烟草持什么看法。
  接下来,我们谈谈私人拥枪,这在美国也是一个大话题。那么,美国的两大派对此各持有什么态度呢?美国的保守派是坚持要有比较彻底的拥枪自由的。现在的美国,有些枪支是不允许私人拥有的。去年的信中,我曾经向你介绍过,拥有武器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也谈到过,在美国建立至今的两百年里,武器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在始终有人滥用自由的情况下,武器的滥用是总是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因此自由实际上是一直在让步的。
  所以现在的美国,公民只有有限拥枪权。美国在本世纪初,就有黑手党武装犯罪的问题。全自动步枪发明以后,首先就是黑帮开始使用。因此,全自动步枪是最早被立法禁止的。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以遏制犯罪为理由,又通过了一个部分限制私人武器的立法,限制了包括半自动步枪在内的几种武器。这个法案通过得十分艰难,经过了几次的反复修改。
  在这个提案出来以后,可以说是引起了极端保守派的极大愤怒。认为这是政府有意剥夺人民的宪法权利。在这一点上,共和党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对于与禁枪有关的法案远比民主党谨慎。共和党的历届总统有不少都是美国最大的民间组织之一,长枪协会的会员。
  为什么喜欢过传统平稳生活的保守派美国人对拥枪如此有兴趣呢?原因之一是因为枪从来就是美国传统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个人的宪法权利,基本上是美国人的共同特点。只是强调的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罢了。在自由派中要求全面禁枪的也几乎没有,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宪法权利。
  但是必须提到的是,除了出于对抑制犯罪的考虑而要求禁枪之外,在自由派美国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显得对于武器没有兴趣。保守派承袭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战斗英雄”的概念。自由派的年轻人尊重这样的老一代英雄,但是,自从越战给他们带来的反思之后,和平主义悄悄地在年轻一代自由派中兴起。我前面提到过保守派美国人很流行国旗图案作为装饰,而在自由派美国年轻人中,最流行的装饰图案是一个代表和平的符号。
  那么,自由派的美国人不爱国吗?我想,应该不能这样说。他们只是觉得保守派的爱国观念显得十分狭窄。他们觉得这样讨论“爱国”似乎显得没有意义。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就和他们的环境保护概念一样,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已经超越了仅仅是“爱国”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和平的概念,人道的概念,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概念,让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概念,让世界上各个民族保存他们原来的文化的概念,等等,等等。
  这封信真是写得够长的了。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民众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几乎反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可以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话题。他们对于音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艺术品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穿着,甚至他们的神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一见面,我们就能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过,在我们的好朋友中,既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
  尽管这里只介绍了一小部分,但是,我希望我已经介绍了他们主要的观点分歧。希望通过这样简单的介绍,你对美国的这两大派和基本对应的两大党,有一个基本的印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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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4:32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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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选,阳光下的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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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从美国上一次的中期选举到这次大选,经历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中最叹为观止的就是民意的变化了。几乎要使我回想起中国有关“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老话。
  两年前,民众对于克林顿白宫的行事作风的不信任达到了最高点,而这种不信任主要还是质疑克林顿的白宫对于宪法的尊重。因为,正是在宪法的契约作用下,人民委托这样一些人,代为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如果一个总统表现出对于权力的轻率,就是对于双方契约的不尊重,这样,就必然导致契约的另一方质疑总统的履约诚意和能力。在美国总统可能遇到的信任危机中,这样的危机是最本质性的,也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在以前已经谈到过,在对美国人来讲最根本的出发点上,这两个政党都是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政党都是承认宪法,并且表示愿意服从宪法的。所以尽管在具体问题上纲领不同,可是,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换一个政党执政,也许好一些,也许差一些,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
  所以,如果大家普遍对现任总统产生不信任的话,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大家决定 “换”。“换”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对我来讲,感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这种判断和决定都是每一个个人自己作出来的。这样的“个人”,相对于政府和权威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在美国,看上去大家都在那里辛苦地工作,憧憬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在普通美国人中间,政治绝不是什么热门话题。然而,就是这样的普通个人所形成的“民意”,成了一个份量最重的制约力量。
  两年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和党顺利地乘虚而入。结果在中期选举中,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甚至多数州的州长位置都成了共和党的胜利成果。当时共和党觉得,克林顿这个“婴儿潮”总统真是果然不出所料,两年一过,已经险险乎要被送出什么 “门”去,不管怎么样,已经大势已去矣。两年后的大选共和党一定可以稳操胜券了。
  可是,曾几何时,在真的大选帷幕拉开以后,民意测验的指标越来越让共和党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看怎么觉得是出了什么岔子了。在不知不觉中,形势已经大转。美国的“民意”居然在又一个两年的观察之后,决定暂时“不换了”。
  对于这样一个变化,什么样的评论都有,因为原因确实很多也很复杂。克林顿又是美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颇受争议的总统。所以,要探究一番的话,虽不容易可是也很有意思。你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但是我想,能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谈谈我们所看到的民意变化,也很有意思。本来嘛,别看美国大选风风光光的是那些候选人,可是实际上,大选真正的主角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在克林顿这次寻求连任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运气的。在政府赤字有计划下降的同时,经济的增长非常稳定。这里所说的经济状况,并不仅仅是指的经济状况的实际好转,而是民众要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老百姓要确实相信一切开始有希望。如果民众的生活没希望,总统也同样“没希望”。
  经济的好转和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分支所做的大量工作当然是分不开的。可是,我之所以提到运气,是因为这里还有布什总统的努力在内,布什当初能把一个往下走的经济调转头来往上推,并且送上一程,想来花的力气也不小。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这样的经济形势已经持续了几年,只是开头的时候并不那么明显罢了。当年,克林顿这样一个非常平民化的来自底层的“婴儿潮”总统候选人,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新形象。当初他的第一次当选,美国民众是冒了一些风险的。但是,既然在布什总统期间,人们对于经济的感觉不好,那么,“换一个试试”的念头自然就会冒出来。同时,人们也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前总统布什相对来讲,就不那么运气。
  尽管经济因素是美国总统在寻求连任时的重要一环,但是,并不是绝对的。这次大选民意的转向,与共和党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及克林顿在近两年里的转变作风,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美国在竞选开始的时候,各党派先在各州举行“党团会议”。由“党团会议”投票决定,这个党推出谁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总统寻求连任的优势比较明显,因此在民主党内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对手出来向他挑战。所以民主党的在这一初选阶段是相当平静的。报纸上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党“党团会议”和党内竞选的报道。但是,共和党对于推出怎样的候选人,却有过一番颇为激烈的竞争。这一方面大概和共和党在开始的时候,对于今年大选还是抱有很大期望有关。另一方面,共和党党内也并没有出现一个压倒一切的人物。
  在这场竞争中,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有了宣扬他们观点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提到过,一般来讲,美国社会上的两大派的观点,反映到政党和竞选中,会温和得多。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有些不同。一是共和党受到中期选举的鼓舞,二是在某些方面,民众对一些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政策,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要求修正的倾向。例如,我们提到过的,对于长期以来宽松的移民政策,要求反思;对“平权法案”三十年来对少数族裔的照顾,要求考虑调整;对于福利制度是否过度,要求进行修正。
  这些民间呼声不仅反映上来,而且一部分已经在新的立法中有所表现。这些都使得共和党内以及社会上的极端保守派都受到刺激,觉得他们所一向坚持的真理,终于被民众所理解了。
  于是,在这样的刺激下,共和党的初选竞选人布肯南,以相当极端的保守派观点作为他的竞选纲领,风靡一时。他的许多“保守”得非常彻底的言论,使得美国社会上持保守观点的民众,感到耳目一新。
  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和党的主流对于民意的判断,一直是比较谨慎的,因此作为政纲提出的论点也就不敢过激。这样,保守派的民众也就很久没有机会在听竞选者演说时,有这么“痛快”过。因为布肯南的一些言论,他们以前只可能在保守派电台的 “谈论节目”中听到,现在居然公然出现在竞选演说中,尤其令一些极端保守派感到欢欣鼓舞。
  布肯南提出许多极端的主张。他有十分出色的辩论才能,言论不仅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还具有挑衅意味和攻击性。二十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就是尼克松总统演讲稿的撰稿人。他反对堕胎,并且自称为一个基本教义派的信徒,这个教派主张相信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同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嗤之以鼻。布肯南在回答一个专栏作家的问题时说, “你可以相信你是猴子的后代。我可不相信,我认为你是神的创造物。”他因此而赢得右翼宗教团体的极大支持。他反对环境保护,表现出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和乡土排外情绪的“人民至上”的民粹主义。把极端保守派的“爱国主义”发挥到贸易保护主义和绝对的美国利益为上。反对自由贸易,宣称对日本商品都要课以百分之十的关税,等等。
  布肯南多次攻击邻国墨西哥,并宣称他当政以后要在墨西哥边境动用军队和筑起高墙,以阻止非法移民。同时,他对合法移民的态度也非常苛严。他主张在五年内禁止合法移民和彻底取缔非法移民。甚至在他的讲话中,时时露出种族偏见的倾向。后来新闻界报道,在布肯南竞选总部的一名副主席,曾多次参加白人至上主义组织和右翼民兵领袖的集会,结果这名副主席迅速辞职。
  布肯南在共和党初选中,获得了极端保守派的热烈拥护。一开始,杜尔都似乎有败在布肯南手中的可能性。我的自由派朋友曾经对我说,要是让布肯南当美国总统的话,他可就要考虑离开美国了。最终,共和党初选的结果,还是比较温和的杜尔占了上风。但是,这场初选给美国民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共和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曾经有人评论说,共和党初选阶段的激烈竞争和互相攻击,使得克林顿坐收渔利。但是,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通过共和党初选的无数场演说和辩论,共和党所坚持的理念,在现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观点,对美国人来讲就认识得比较全面了。当然布肯南的观点并不是主流共和党的观点。但是,人们可以找到他们在理论根源上息脉相通的地方。通过共和党和保守派的民众对于布肯南不算太低的支持率,人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类似移民浪潮过于凶猛这样的社会问题的触动下,保守派的观点是很容易被推向极端的。
  我们曾经说过,美国人选总统实际上是在选一个理念。那么,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在向着怎样的一个方向在走呢?我想,今天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是封闭孤立的,更何况美国这样一个从来就开放的国家。因此,美国人的走向和世界潮流是分不开的。这样来看的话,也许更容易一些。
  共和党的杜尔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是很能够代表共和党的理念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在来美国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这样曾经有过封闭历史的国家,一下子开放,才会产生对于变化太快的世界无所适从的感觉。印象中的美国,是一个多么眼花缭乱的地方。
  记得我到美国的这一天,正是这里的“万圣节”,也有称为“鬼节”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节日,在这一天里,孩子们可以四出去要糖果,如果你不给的话,他们有权利给你制造一点淘气的小麻烦。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孩子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可以戴上面具,化妆成各种人物甚至可怕的魔鬼等等,可谓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总之,可以搏人一笑,也可以吓人一跳。前两年,记得我们这个城市里,“万圣节”晚上众多出来游荡的化妆人群中,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最佳构思,是一个女孩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怀了孕的修女”。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夜晚到达美国。可是,当我还没出机场大厅,就迎面遇上了几个“万圣节”的“孤魂野鬼”。问题在于,我看到他们之后,竟然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意外。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我不觉得他们“奇怪”,而是我想象中的美国人本来就都是十足“先锋前卫”,奇形怪状的。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平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正常。和老一辈的美国人聊起来,才知道他们小时候,要是不好好读书,一样要挨老师打手心,哪象现在的美国孩子,碰也碰不得。他们对于这个新世界新美国的困惑,比我还要深重得多。他们会痛苦地举杯邀我为“失去的美国”干杯,老泪纵横。
  我终于发现,我们都大大上了美国传统歌舞剧的当,在那一排排高高踢起大腿的女孩子的滑稽表演中,我们基于自己的文化背景,十足把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幽默统统解读成了“厚颜无耻”。实际上,尽管保守的内涵与我们不同,过去的美国也是属于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
  美国的变化产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和中国文化革命的时代恰巧吻合。中国 “革命”的各种信息跨千山越万水地传到美国,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美国“革命”的种种消息再反馈回去,听上去好象也已经和中国革命的模样差不多,好象他们正在努力向中国靠拢。这种阴差阳错等我以后有了机会,一定要好好和你聊聊,实在是很有趣。
  不管怎么说,在美国那也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当风暴席卷而去,雨过天晴,许许多多已经在原来的安静生活中习惯了的美国人,期待着能够恢复往日世界的平静。但是,他们发现,美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美国,世界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他们也面临着无可奈何亦无所适从的痛苦,这种痛苦至今未消。因此,才会有杜尔在竞选时的口号,“我们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在大量的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保守派民众来说,过去和现在之间是断裂的,中间有着一条被生生拉开的峡谷。
  有许许多多观念似乎没有被延续,杜尔想宣传的理念,他想做的事情,正是架起一座桥梁,把那些遗留在“过去的彼岸”的一切,引回这个迷失了的“现实的此岸”。他们坚信他们自己不会有错,错了的肯定是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一再强调的一句话是 “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如果不是对“真理在自己一边”持有信心,是不敢这样教育这个世界的。
  我发现我的许多自由派的美国朋友,也赞同保守派的许多具体观点。例如一些和过去的平静岁月紧紧相连的道德观念。例如,要维护家庭,反对吸毒,要增强责任感,等等。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确认只有一种价值观。在他们的价值观内,就宣称“对就是对的”,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就判定“错的就是错的”。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么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
  对于价值观的唯一认定,一走极端就是排斥异端甚至迫害异端。这在过去和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都屡见不鲜。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一旦走向净化,就可能发生迫害异教。北美洲从一开始移民,就有过清教徒对于教友派的迫害。民族自豪感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走向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奴役。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对印地安人不公平和对黑人的奴役。政治理想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政治迫害,比如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教训。
  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醒悟,并且逐渐从各种各样的狭窄走向宽容的历史。只是有的地区醒悟得早一些,有的地区醒悟得晚一些罢了。应该说,美国也不例外。只是,宽容是要支付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把价值评判交给每一个个人。它的限度是不得伤害他人。这样,人们有了无穷尽的价值选择,也开始有了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一个“纯净”而狭窄的社会,强加给某一个社会群体的痛苦的。
  因此,这个世界仍然不完美,但是,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进步潮流。在美国,保守派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留恋以往的平静,也不在于他们宣传的种种道德价值观是否正确,而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美国这样从一开始就以“人生而平等”为自己基本出发点的国家,居然也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在走向真正平等的道路上曾经走过许多弯路。而这些弯路的根源正是某一些文化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之所以很容易走向极端,正是它的基础仍然是不平等,它是以忽视其他文化的价值观来实现的。
  美国的保守派竭力把美国在历史进程上所发生的,使人感到羞耻的不平等现象视作偶发事件,而把这些事件和他们所追求的狭窄的单一价值观割离开来。他们承认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与他们所追求的道德高尚的社会无关。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哪怕追求的是再完美目标,只要是具有排他性的,就会轻易走向极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个事与愿违的黑影就会在后面紧紧相随。
  所以,在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中,总是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自由派的一切愤怒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自由派的“谈论节目”几乎没有什么义正词严的时刻,他们常常只是轻松地对保守派的愤怒开一些玩笑,甚至作一些自嘲。
  这种区别,保守派一直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派理屈词穷的缘故,“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他们根本就讲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就是,在自由派看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们无意去指责别人的选择。所以,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一直在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进行。一方在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你的观点就是错的。而另一方却在说,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也可以相信我的观点,这并没有什么矛盾。这种出于观念性的不应战,却常常使得对方更为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及对方的怯弱。
  而从更进一步来说,保守派的这种“坚持真理”的观念特征,有一种我们掌了权,就要带领迷途的羔羊回到正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在自由派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自由派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倾向于由个人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许有某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会通向痛苦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继续走下去,也许他会逐步转变,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走向毁灭,这的确是一种社会代价。但是,如果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号召甚至规定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将是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倒退行为。
  我们以前就听说过,现在还时不时听说,有一些小教派,相信世界末日将来临,然后组织集体自杀。近来最有名的是“太阳神殿教”。看着好端端的年轻人走火入魔,有人叫起来,政府怎么不管管。美国政府此时确实很为难。不要说行政分支管这事儿无法可依,就是立法分支也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之下,“不得立法”干涉民众宗教自由或提倡某一宗教。联邦调查局只能说,民众私下的宗教活动,不管形式如何,只要不触犯法律,我们是不能管的。民众在得知这种自杀教派的消息而震惊之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将来还会有人走上这条路。政府不能管,民众也不想让政府管,或者说他们不敢让政府管,因为这事儿一管开头就难有边际,民众担心宗教自由没了保障。
  这时我又不由地想到,美国两百年前的建国者之一,托玛斯.杰弗逊。他当过两任的美国总统,但是,在他亲手撰写的墓碑上,却对此一字未提。他在临死之前,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三件事,在他经历丰富的人生中是最有意义的,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够记住。因此,这三件事刻在了杰弗逊家族墓园中简朴的墓碑上:托玛斯.杰弗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的起草人;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奠基人。
  “独立宣言”我们已经都很熟悉了,尽管美国的历史也走过种种弯路,但是,之所以它还是能够相对平稳地走到今天,没有发生大的偏离,和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 中非常朴实地表达的“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思想所指出的方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因为,正是这个法案第一次明确政教分离的原则,使得美国在西方国家成为政教分离的先驱。在当时,美国各州还是受到英国国教的影响,而从这个法案开始,政治和宗教彻底脱离。而政教分离的更进一步的意义,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彻底脱离。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公众事务,而没有任何权力干预或者指导人民的意识形态。这个法案的文字风格,有着十分鲜明的“美国风格”,非常平实质朴,十足的“大白话”,使得普通平民都能够轻松理解。
  这项法案是在1786年1月16日由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的。当年通过这个法案的议会会址,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但是,在停车场的两面巨大的墙上,整面墙壁做成广告,告诉人们这是著名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被州议会通过的地方,有一段法案的摘录和醒目的托玛斯.杰弗逊的名字。广告的色彩非常鲜明,使我在冬日下午的阳光下,在那里站了很久。
  两百多年前的托玛斯.杰弗逊,似乎就已经彻底领悟了在两百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平等思想,以及必须由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人的价值取向的自由和平等。这个法案是这个世界向着宽容和多元迈进的一个里程碑。
  对于一个迅速变化的多元社会所产生的问题,使得美国的保守派产生困惑和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类毕竟有许多本原的东西是如金砂一般,在时代变化的水流冲刷下,会依然留在河床的底部。因此,人类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冲击,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反思的功能,而不是在过去的时代抽象出一个“绝对的真理”,更不是荒谬地相信,迫使大家遵从这个“绝对真理”,“过去的美好”就能够在“现在”被复制。因此,保守派的积极意义应该是从他们的角度和人们一起进行反思。
  其实,不仅是美国的保守派,所有的人,包括美国的自由派在内,都对于人类社会在技术刺激下的快速变化,都感到程度不同的担忧。自由派在美国整个社会的多元和宽容局面形成以后,立即面临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发展的波澜中不被冲走,亦不随波逐流,就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对于人类发展,包括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在内进行全面反思,也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尽管,发展的冲击力太大,人们显得没有充裕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全停下脚步来思索。但是,陶醉在发展之中,单纯地为此叫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此,产生了人们对于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近利的一些思考。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区域文化保存等等,都属此列。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暴露了他们在基本出发点上的弱势,因此,他们还走不到这么远。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拖住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因此克林顿在竞选中,聪明地回答杜尔说,“我们不是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设桥梁,我们是要在今天和未来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正因为美国产生大变化的年代,距离现在还不很远。因此,在整个社会的人数比例中,还没有明显的哪一派一定占上风。因此,在选举中,形势不明确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已经逐渐产生这样的趋势,就是在新一代的年轻人中间,在大学里,在新闻界,在知识界,在艺术和娱乐界等等,自由派的比例在迅速增高。
  共和党最终推出的候选人杜尔已经七十二岁了,比克林顿整整大了一辈。相比当年里根总统竞选连任时的年龄,也已经大了好几岁。你也许会问到,两个候选人的年龄差异是否会对竞选有影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美国总统不是一个荣誉职位,而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事务性工作。年龄因素当然是有影响的。在竞选过程中,克林顿和他的副总统高尔经常有意凸现这种反差,在电视上,大家会在新闻里看到他们穿着牛仔布衬衫,爬高落下地为学校安装电脑,或是挥锹种树,等等。当然,这带有极大的宣传表现的意味。
  但是,共和党最终推出的是一名七十二岁的老人,而五十七岁的布肯南却在极端保守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这样一种状况,确实值得共和党对各个方面作一番检讨和调整。否则四年以后,面对行事风格远比克林顿谨慎的高尔,共和党要夺回白宫,还是会感到很吃力。
  所以,如果说,美国人选总统主要是选一个理念的话,我不觉得共和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胜算就是盼着克林顿自己出事了。这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克林顿行政分支的政策失误,二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克林顿被困扰已久的各个事件的进展对于民众的影响。当然,最好是在大选的当口上再有什么对克林顿不利的事件发生。
  然而,我们已经谈到过,在中期选举以后,克林顿明显改变作风。在国内政策上,尽管面临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他依然能够审慎地与国会合作,在必要时作一些让步,也尽可能坚持他的一些原则,成功地和国会一起完成了一些重要的立法。白宫的幕僚有了一些变化和调整,克林顿夫人希莱利也成功地淡出了主舞台。
  至于国会调查委员会和司法系统正在调查的,与克林顿有关的几个事件,直至今年大选并没有什么与克林顿直接有关的确切证据。而在这些事件中影响最大的“白水案”,国会参院已经结束调查,克林顿家乡小岩城的刑事审判也已经结束,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足以对克林顿起诉的证据。因此,民众的基本反应也就是继续等待一个调查结果。似乎并不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
  但是,就在大选之前不久,克林顿的周围确实又发生了一些对他十分不利的事件。先是他的又一个顾问被迫辞职。这个叫做莫理斯的白宫顾问因招妓等性丑闻被迫离任。这样的个别事件总是有的,按理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那名与他有关的应召女郎向新闻界交出一份日记,里面有不少莫理斯向他谈到的白宫内幕,又有不少对于第一夫人希莱利的不利评论。同时,身为顾问的莫理斯,为克林顿写过不少讲稿,其中也包括大谈“家庭价值”的演讲,此事一出,共和党当然不失时机地指责白宫虚伪。
  此刻,克林顿才知道,他的这位心腹顾问早就以两百万美元的高价,向出版社签下了一份出书的合同,内容是莫理斯本人如何帮助克林顿重振他的政治地位。在这本书里,除了他对自己的作用作出正面肯定之外,对克林顿总统也有一定的负面评价。在丑闻导致他辞职以后,莫理斯干脆“恶名也卖钱”,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大谈“白宫内幕”。
  对美国的民众一般来讲,对此人的基本态度是不屑一顾,这样,从他这里的出来的 “内幕”也就很少有人当真了。但是在竞选的两个月前发生的这一切,确实使白宫颇为难堪。对于克林顿频频发生问题的那些“顾问”,相信也给了克林顿足够的教训。
  在大选临近时,本来没有什么高潮的竞选,又出来了一个被称之为“门”的事件,即“政治捐款门”。这一事件在大选决出胜负的时候,才刚刚露出一小部分,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自水门案以来最大规模的竞选违法行为。谁也没有料到,一向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不显山露水的亚裔,竟然在1996年的美国大选中,爆了一个大冷门。
  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但是这两百多年的令人目眩的发展速度,却是全方位的,远不止是在经济方面。不仅政府在迅速扩大,就连竞选经费也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在美国刚刚建立的那些年里,竞选总统的经费低得叫今天的美国人难以相信。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也就是花个几十美元买些啤酒之类,招待一下帮过忙的朋友。
  据估计,这次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总统大选,用于候选人的经费要高达十二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提供的竞选经费是十分有限的,余下的就要各显神通,分头筹集了。于是,问题自然就出来了,既然美国总统和议员在竞选过程中居然有人解囊相助,那么,人们当然会问,我们的总统或者议员是不是被什么人收买了呢?
  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联邦竞选委员会”负责这方面的监督。针对这种水涨船高的迅速变化,“联邦竞选法”也几乎是几年就要修订一次。在水门案件中,有许多违法行为都是利用政治捐款的钱。所以,在此之后,美国厉行公款竞选,对私人捐款尤其控制严格。私人对每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以两千美元为限,对政党捐款,则以五千美元为限。
  例如,1972年的“联邦选举法”规定,没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不得捐款。不得替他人捐款,也不得从第三捐款人手中接受助选捐款。非法捐款者,“联邦竞选委员会” 有权将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而接受捐款者,委员会也有权罚款,其罚款金额可以高达违法捐款数的三百倍。
  又如,在1986年的“修正国税法”中规定,以宗教为目的机构,不得参加和干涉任何政治竞选活动,以支持或反对任何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违者不仅会失去原来的免税资格,还将被追缴多年来的积累税金,巨额利息以及罚金。
  在美国,违法募款和捐款,都属于联邦刑事犯罪。都是归联邦调查局管的。例如在今年,经过十七个月的刑事调查,有三名美国农业部的官员在法庭认罪。他们在工作场所劝募了十八笔政治捐款。并且许诺这些捐款人将给予职务上的特别照顾。这些捐款数额很小,在二十五美元到五百美元不等。这是美国发生的第一起涉及联邦的专业公务员在政府的办公场所,为选举募款,并且把募款和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可见,在法律的严格控制下,敢于这样知法犯法的人还是很少的。
  虽然金额很小,但是这样的刑事犯罪,最重可判一年徒刑以及十万美元的罚款。这条联邦法律的目的,是彻底实行美国的政府公职必须与政治分家的原则。正如上述案件中的联邦检察官所说的,“知道联邦雇员可以在免于政治压力之下工作,这对美国大众很重要。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公仆是在为人民而不是在为政党工作,这也很重要。” 因此,只要是在联邦政府的建筑物内为政党募捐,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除了“联邦竞选委员会”之外,新闻界也是重要的监督力量。今年大选的“政治捐款门”,就是从美国的新闻界开始披露,逐步掀开重重帷幕,最终引发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会的大规模调查的。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在美国,凡是有关政治捐款的来龙去脉,只要一展开调查,一般总是能够查出眉目来。因为在政治捐款中是不可能出现现金往来的。
  同时,还有一些社会监督团体在那里盯着。
  那么,这次大选,到底在捐款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先是新闻界揭露,说是民主党接受的一些亚裔捐款,实际上是来自国外的某个商业集团。以此为线索,大选以后国会和司法部门都开始调查,问题越牵越复杂。
  我们先回到“收买总统”的话题。一些社会监督团体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工作,以防美国总统被什么人“买走”。这个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向全民宣传公开捐款的状况。这些资料在美国是公众都可以查询的,可是,一般的人不会有兴趣去查。因此,这些社会监督团体,就会搜集整理分析这些捐款材料之后,再向民众进行宣传。这些材料里,除了捐款大户的名单,所捐金额之外,还会告诉民众哪些捐款大户在它所支持的政纲执政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撰文说,在美国有一个酿酒公司,在1992年想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他们公司酒瓶标贴上的一句“大量制造”的话,改成法语发音的“查尔马氏香槟制造法”,以完成从当年的“大众酒”,向高档酒迈进的过程。于是他们开始给共和党的杜尔捐款,并使得杜尔说服美国的烟酒火器管理局,作了一些对酿酒公司有利的妥协。最后获准该为“瓶装前再次发酵”。
  又例如有一个名叫“社会廉政中心”的社会团体,就在今年这个大选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做“购买总统”的报告。警告民众“大亨们”正在用钱收买美国总统。书中有大量的捐款资料和分析。例如,排出了捐款给克林顿竞选的前五名“大金主”。名列第一的最大捐款者,是纽约投资银行的一个公司,该银行的高级职员们总共已经向克林顿捐了近十一万美元。排列第二名的是纽约州教师联盟,捐款为约十万二千美元。再排下去的三名,捐款额就都分别在五万美元左右。
  看了这样的警告性的报告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实际上整个美国社会对于这一类的行为还是相当大的限制,整个社会民众手里的选票也是与大企业利益集团平衡的一个重要力量。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头一号“大金主”,相对整个竞选所需要的经费来说,他所捐的数额实际上占的比例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很难说,总统候选人当选之后,就一定能够给出多少利益进行回报。而在美国的竞选捐款透明度和新闻制度下,捐款的状况无法瞒人,而挂了号的“大金主”又始终是众矢之的。总统想回报也会很有顾忌,必须做到“师出有名”。否则,又如何向手里捏着选票的美国民众交代。就象杜尔为烟草公司讲好话,只要略有勉强,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在美国,由于共和党反对政府干预大企业的施政纲领,因而一向是大企业的主要捐款对象,相对来讲民主党要困难得多。当时选票是在平民手里,除了共和党的施政纲领同时也能够吸引普通民众,否则,民主党的克林顿照样上台,有钱的大企业也还是干瞪眼。
  从德克萨斯州被推选出来的参议员格兰姆,长期来竞选顺利,能够留在参议员的位置上。从1979年以来,美国的全国长枪协会十七年来一共捐了四十四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以帮助他竞选。这些捐款都是公开的。在格兰姆担任参议员的这些年里,他发起,支持或是投票同意的枪支法案,有十八项之多。他反对枪支管理的态度也是公开的。
  如果这一切就简单的理解为,格兰姆其人拿到这些捐款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替这个利益集团说话,这肯定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之所以格兰姆能够这样做,并且依然能够连连当选,在根子上还在于大多数的德克萨斯州的民众是支持放松枪支管理的。所以,这些民众根本不在乎这些政治捐款的来源。对于他们来说,这等于是长枪协会在替大家出钱,支持一个代表他们声音的人进入国会。相反,如果德克萨斯州的民众是坚决主张禁枪的,他们面对一个公开接受长枪协会捐款并且公开反对禁枪的议员,早就在选举中请他下台了。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联邦竞选委员会”和不断在进行修正的“联邦竞选法”,正是因为有了政治捐款的来源公开,新闻监督和类似“社会廉政中心”这样的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全民直选总统这样的制度,才使得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活动,在涉及金额如此之大的活动经费的时候,还能够基本维持正常状态,而没有触发普遍的民怨。
  因此,虽然共和党候选人杜尔,在共和党接受烟草公司大量捐款之后,曾经十分勉强地为香烟辩护。但是,在遇到民众的普遍反感之后,终于在竞选后期,承认“抽烟也是有害的”。企图挽回民众的影响,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平衡力量和制约,如果一切都成为私下操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总统被什么利益集团悄悄“买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看到,如克林顿竞选时的捐款大户,他们的捐款金额与所需要的资金相比,还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政治捐款的来源必须是非常多的。这也就是这些党派会在全国范围广发征集捐款的信件的缘故。就连我这样与任何政治活动都没有关系的新移民,都会莫名其妙在信箱里找到一封征集捐款信。
  于是,这些政党就出现了一些专职募款人。这些人完全可能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可是他们自有办法为政党和竞选活动募来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政治捐款。这些自己一毛不拔的募款人,可以因为他们的募款能力,换取一些连出钱捐款的人,都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克林顿的“政治捐款门”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出在几个华裔政治募款人那里。
  亚裔在美国人数比例很低,也一向没有作大量社会捐款的习惯。但是,在今年克林顿竞选的时候,在民主党内却出现了几个亚裔的政治募款明星。为此,华人在这里的报纸还一度作了正面报道,非常欢欣鼓舞于亚裔开始“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也许正是这几个人的突出表现,似乎超出了亚裔一般的捐款习惯和水平,才引起了一些疑问,使得一些新闻记者进行深入调查,并且终于引发了一个“政治捐款门”的事件。
  这样的大案件,调查程序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从已经暴露出来的部分看,确实有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事情一出来,在美国的亚裔几乎是一片声援的声音,又一次开始提起与种族偏见有关的话题。但是,随着新闻界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亚裔也很少再表示声援,因为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些人。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在美国政坛为亚裔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似乎他们最先争得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商业和政治的利益。更何况,他们的募款过程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确实大有可商榷之处。
  例如,一名在克林顿故乡的中餐馆华裔老板,由于克林顿去吃过几次饭故而相识。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他就竭力利用这样一个关系。当克林顿无力支付“白水案”的法律诉讼费用而成立了一个“白水案法律辩护基金会”,向社会上的支持者募集捐款的时候,他分两次向这个基金会送了近六十四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钱被收下的话,它相当于这个基金会成立两年至今总共募得款项的三分之一。
  但是按照规定,所有的捐款人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明确说明自己的身份,每年不得捐款超过一千美元。这样,这六十四万美元就必须至少来自六百四十个美国公民。但是,这位募款人送来的支票和汇票虽然出自不同的姓名,但是,开票的笔迹却是一个人的。结果被该基金会退回。
  而另一位在这次大选中为民主党竞选募得五百多万美元的亚裔募款人,又和一些国外的商业公司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所募来的捐款,有很多说不出明确的来源,或者来源可疑。当正式展开调查之后,民主党募款委员会开始一批批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地退款。这些退回的款项大多数都来自那几名亚裔的“募款明星”。象这样十分明显地违法募款,一般来说募款人应该是非常顾忌的。
  因为涉及数量如此之大的违法募款和捐款,在刑事判决中如果被确定有罪,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次涉及的几名亚裔,之所以会这样做,与他们的文化背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们对于总统的接近,使他们本能地在感觉上模糊了事情的严重性。然而在美国,总统和权威在法律面前都不能成为什么人的保护伞。我们已经从克林顿遇到的种种麻烦中看到,如果总统被法律找上门来,他连自己都护不住。
  这个政治捐款风波,到底会到什么程度,直至今年选举日的这一天还很难说。因为这个事件出来得很晚,事情刚刚一露头,选举已经要开始了。所以对今年的大选,影响也不是很大。
  这次大选,越是接近选举日,形势越是清楚。尽管在募款能力上,民主党远远逊于共和党,但是,在选民的支持上,情况却恰恰相反。在1996年的竞选中,共和党所募到的捐给政党的政治捐款超过民主党上亿美元。共和党拥有的捐款大户也要比民主党的多几乎一倍。可是,这并不能保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因此而进入白宫。美国大选的主角毕竟不是少数的有钱人,而是普通民众。
  共和党竞选人杜尔到了最后,提出的口号都是非常讨好选民的。比如,大幅度的减税承诺,但是,民众依然无动于衷。自从经历了里根时代,美国人吸取了不少教训。他们对于政府冗员浪费极为反感,当然人人都希望减税。然而,他们也知道,突如其来的大幅度减税,可能就是政府赤字大幅上升的前兆。最终还是要大家承担后果。在美国,有一个小党,他们的党纲一直是根本不交税,但是支持者寥寥。
  越到后期,杜尔越使人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一开始,双方基本上还是以正面竞选为主,尽量宣传自己的理念,而不是攻击对方。但是在后来,杜尔这一方负面竞选的比重越来越大。宣称要对克林顿“不客气”。可是,对于克林顿的攻击依然没有奏效。并不是美国民众相信克林顿,而是他们相信这个制度。既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定论,他们依然把克林顿交给这个制度去继续调查。因此,他们还是每个人根据两个政党的政纲所表现出来的理念,以及能够带给他们的利益去作正常的选择。
  为了竞选,杜尔辞去了参议员的职位。他已经七十二岁,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离开原来的国会职务全力投入一场总统竞选,当然有过相当大的期望。在竞选的最后关头,杜尔似乎真的是乱了章法,他先是暗中要求除了两大党之外的第三党退出竞选,以便集中选票。结果遭到公开拒绝。然后,他开始指责新闻媒体,认为是“自由派”的新闻记者帮了“自由派”的克林顿的忙。他大声呼吁,“美国属于美国人民,不属于纽约时报”。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人民何以有可能选择毛病百出的克林顿,却背弃他而去。因此,他甚至开始指责美国人民是“盲目”地支持克林顿。苦口婆心地疾呼,要人民 “醒醒吧,醒醒吧”。可是,民意依然自有民意的逻辑。在美国,这是最基本的认识,是人民在那里选公仆,你只能根据民意反省和调整你自己,使自己适合选民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在竞选的最后96个小时,杜尔整整四天四夜不休不眠地连续奔走于东西南北作最后的努力。最后,他过度疲劳,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只能由他的妻子代为演讲拉票。他最后对选民说的话是,“我也许不能再发出声音,但是我将信守我的诺言”。在私下他终于对自己的助手承认,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在公众面前,直至最后一秒钟,他依然保持一个必胜的乐观姿态。这个时候,我真是对72岁的杜尔充满同情。
  共和党实际上也早就承认了在总统竞选中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开始把方向转向保住国会的多数议席。这个时候,对于民众的最有效劝告,就是提醒他们“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共和党开始在电视中打广告,呼吁民众千万不能在克林顿连任的时候,再让他有一个以民主党为多数的国会。同时,在民意测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表示,他们确实会在国会选举中考虑到这一点。
  事实上,如我们以前已经提到过的,美国的政党是一种理念的集合,在组织上是极为松散的。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党纪处分,更没有什么人被开除党籍的,因为进来也没有任何手续。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受法律约束。所以,即使是一个政党的人,也只是相信一个基本理念,还是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在每个议员候选人在各个州竞选的时候,也完全不必与他们所属的党步调完全一致。
  因此,在今年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共和党候选人也是根据各个州,以及各个选区的不同情况,宣扬不同的主张。在今年议员选举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共和党国会议员竞选人,宣称他们和杜尔以及人心尽失的众议院共和党议长金格里奇并不一样,甚至有人干脆宣称他们的主张如克林顿那样,比较稳健。
  在大选的那天,克林顿回到自己的家乡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投票。他和家人留在那里等候选举结果。在那里,整个晚上一直在举行音乐晚会。虽然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是一片喜气洋洋了。而杜尔在家乡投完票之后,回到华盛顿。他知道,今天晚上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必须完成,就是在克林顿当选之后,向他表示祝贺。
  大选终于揭晓了。没有什么意外。克林顿总统顺利地得以连任。在这一刻,杜尔表现得相当有风度。他说,“在选举中失败是会感到痛苦的,然而,我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继续打漂亮仗”。在向克林顿表示祝贺以后,他再一次宣布,“我在竞选时一再说过,总统是我的对手,不是我的敌人,我祝福他诸事顺利。”他还针对自己辞去参议员而一心投入选举的决策,自嘲地说,“在我走下台阶的时候,我就在想,明天将是我这辈子第一天无事可做。”顿时引起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就在这一阵笑声中,我觉得杜尔一下子放松了。不再是政治旋涡中那个咄咄逼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恢复了一个普通老人的轻松心情。这个时候起,杜尔变得可爱得多了。
  这次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也如大家预料中一样,相当的低。尤其是选情如此明确,大家在大选之前已经觉得大局已定,多自己一票,少自己一票,都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那些打算选克林顿的选民,更是有这样无所谓的想法。我的朋友克里斯就是一个典型。在选举之前,我问他,你打算投谁的票呢?他说,如果克林顿有可能选不上,他一定会投克林顿的票。如果看上去克林顿一定选上的话,他会选择投一个小党候选人的票,以表示自己支持美国有多种“声音”。最终,那天在繁忙之中,他还是错过了投票的时间。所以,一度克林顿再三呼吁大家别忘了投票,他大概担心他的选民都这样想的话,他倒反而要选不上了。
  不管怎么说,投票率低总是让美国人觉得脸上无光。我只看到一个刚从一个政局动乱的国家回到美国的人写文章说,他刚刚经历了那个国家的大选,由于政局动荡,人人超乎常态地关心政治,故而大选时投票率极高,可是整个社会非常紧张。回来再看到美国大选,尽管投票率低,他反而感叹美国人是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今年大选,民众没有什么激奋的心情,没有觉得他们要奋力去改变什么。没有一定要把什么人拉下马,也没有一定要把什么人推上台。甚至连四年前经济黯淡的刺激都没有。
  在总统大选结果出来的同时,国会的选举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共和党仍占微弱多数。正好在这个选举年步入五十岁的克林顿总统,与他四年前获胜时那种兴高采烈的表现截然不同。通过四年的总统经历,相信他对于这个职位,对于权力的含义,对于宪法,对于他所领导的行政分支和政府其它两个分支之间的关系,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克林顿沉稳地对大家说,在面对一个仍然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国会,他深知自己仍然面临艰难前景。他说,美国人民再次选出这样一个两党差距微小的国会,是向我们发出一个信息,要我们共同合作,面对挑战。
  克林顿总统对着数以千计支持他的民众,请他们一起向他的竞选对手杜尔致敬,并要大家一起为这位“毕生为这个国家服务”的前参院领袖鼓掌。克林顿告诉大家,他已经在当天晚上和杜尔通过电话,在电话里,他感谢杜尔对美国的热爱,并且对杜尔勇敢奋战到底的竞选精神表示赞叹。“我对我们为促进美国目标的共同努力,向他道谢。” 克林顿对着支持他的民众说,“我祝福他,也希望上天保佑他。”
  大选之后竞选对手的互相致贺和致意,在这儿是一种起码的礼貌行为。但是,很少会有人怀疑杜尔和克林顿他们这种表达的诚意。首先,这是公开的公平的竞争,双方都遵从一定的游戏规则,并没有什么宫闱阴谋。不论是出发点还是目标,他们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从来也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克林顿总统就任的那个星期,他邀请杜尔的一家来到白宫。向他的竞选对手杜尔,颁发了象征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奖章,表彰他多年来为美国公众的服务。行政分支的内阁官员和参议员都参加了这个仪式。杜尔走上讲台,擦去一滴泪水,声音激动沙哑地开始有意地念起了“总统就职誓词”,念了半句,他马上说,对不起,我念错了演讲词。克林顿和在座所有的人,都爆发出一片笑声。杜尔又说,“我有一个梦,就是在这个历史性的一个星期里,得到总统给我的一样东西,可是,我原来以为,那会是一把白宫的前门钥匙”。这番话引起了又一场哄堂大笑。杜尔不愧是以说话机智幽默出名的老牌政治家,他在开过玩笑之后,庄重地感谢总统,呼吁美国人以信念,勇气和品格,面对时代的挑战,并且呼吁总统和国会的团结。
  克林顿第二任的就职典礼在首都华盛顿举行时,完全是一派欢庆景象。许多人从遥远的外地赶来,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体会一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感觉。他们并不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有许多人宣称自己是共和党的,但是他们照样兴高采烈,因为选出来的总统是大家的。在美国,基本上是有党派无“党派性”的。因为除了极少数的极端分子,大量的民众都没有什么“派性”之类的概念。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在竞选阶段,在投票时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现在,依照宪法程序,美国已经作出了选择,大家于是放下一切,欢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选择。
  这和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对于宪法的绝对尊重也有很大关系。只要是依照宪法选出来的总统,一般人不会在结果出来之后表示异议。即使事后证明大家是看错人了,选出的总统显得平庸无能,美国人依然会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因为他具有符合宪法的合法地位。人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下一次选举,以选票表示大家对他的否定。
  就其个人风格来说,克林顿确实还是有很多美国人喜欢他的。他已经有足够的总统风度,同时又有十分自然流露的平民作风。在美国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在多数场合他都不必刻意故作姿态,尽可以保持自己的本色。比起杜尔,他的风格使他与民众的亲和力更强一些。记得他访问俄国的时候,逛商店时买了一个长面包,顺手就夹在了腋下,使得俄国店员大吃一惊。有时候大家会说,克林顿还是“蛮可爱的”。
  在总统就职庆典的电视转播中,播音员还是提到了,克林顿总统在他的第二任期,依然还面临着许多困扰,他的诸多正在调查中的案件还没有结束,包括刚刚冒出来的 “政治捐款门”和已经纠缠很久的性骚扰案等等。在美国,电视播音员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没有什么哪一天只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的概念。当克林顿出现在摄影机前,播音员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在民众兴致盎然,大家都举着一面小国旗的庆祝游行中,也有一名男子举着一面 “弹劾克林顿”的牌子,表达他的个人意见。除了新闻记者,几乎没有人对此引起注意。因为在美国,这实在太正常了。大概没有哪一个场合是没有人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
  在游行中,只有几个年青人受到了警察的干涉。他们是“善待动物”组织的一些成员,想借此热闹场合,不失时机地宣传他们反对用动物毛皮制作服装的观点。平时,哪里找得到那么多人来看他们宣传啊。他们高举着“宁可裸体也不穿皮草”,“美国无皮草”等宣传牌。警察对他们的干涉,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宣传与今天的游行内容不切题,而是因为他们的确在那里实践他们“宁可裸体也不穿皮草”的口号。为了引人注目,大冷的冬天,他们不论男女,都只穿了一条裤衩。
  在全美国人民面前,克林顿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带领下,作就职宣誓。总统的宣誓内容是由美国宪法所规定的,誓言非常简单,事实上只有一句话,“我郑重宣誓我一定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努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这也是美国人民对于他们选出来的总统的唯一要求,忠于职守,维护与人民的契约。宣誓之后,首席法官给了克林顿一句祝福,就像对任何一个刚刚找到新工作的朋友,在这里大家都会说的一句祝福:“好运气!”
  事后,所有的人都认为,首席大法官的这句祝词是“恰到好处”。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他确实需要“好运气”。他还面临着一系列未完成的对白宫和对他本人的调查。经过两百年来仅有一例的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之后,不仅是整个机制变得更完善了,美国民众也处变不惊,成熟多了。对待总统和白宫已经出现和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显得十分沉得住气。在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之前,他们正常地选举,正常地让整个系统继续运作。
  他们选出了克林顿,但是这就说明他们完全信赖克林顿吗?我想,他们相信的是这个制度。相信这个制度“平衡和制约”的机制,会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持正常,会监督总统按照他对人民的许诺正常工作。他们并没有放松警惕。
  拖了很久的“白水案”依然在调查之中。在克林顿任职后不久,调查“白水门”的独立检察官曾一度宣布他将在1997年的八月辞职移交,然后去一个大学教书。顿时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应。一个星期之后,在舆论压力之下,他随即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决定留任,直到此一调查和任何起诉行动都已经“实质上完成”。他说,“我的承诺是对美国民众作出的,我要追查真相。”“为了使民众继续对本案持有信心,对于我的特别检察官的工作,设下任何中止期限的举动,都是不恰当的。”
  克林顿刚刚选上,今年最高法院一开庭,立即就按原定计划对克林顿的性骚扰案,开始听证。总统能否在任期内免于民事诉讼,在不久就会有一个结论。最高法院会怎么判,谁也没数。
  对于大选前刚刚出来的“政治捐款门”,新一届国会一开始工作,调查该案就成为
  最热门国会议题,参院已经以九十票对零票,通过拨款435万美元,对“政治捐款” 问题进行调查。呼吁就此案指派独立检察官的呼声此起彼伏。
  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的前景,谁也不能预料。因为这些事件调查的发展,谁也无法预料。也许,我们只能象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那样,对克林顿说一句,“好运气!”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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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5:06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是靠不住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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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辛普森案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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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克林顿总统宣誓就职之后,接下来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大活动,就是一年一度的总统赴国会作国情咨文报告了。之所以每年的总统报告会引起人们的兴趣,除了克林顿总统将向国会,也是向全国发表他的施政目标之外,这也是少有的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聚集在一起的时刻。
  在整个报告期间,总统后面始终坐着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长,由于今年的国会还是由共和党占多数,所以,众议院的议长是共和党的金格里奇,而参院的议长我们以前介绍过,是由副总统兼任的,所以今年的参院议长是民主党的副总统高尔。
  下面醒目地坐着九名穿着黑色法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其余的,就是黑压压一片国会议员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是分开坐的。在克林顿发表他的一个个施政目标和阐述他的观点时,下面时时响起掌声。有时候,议员们表示非常赞同,就会站起来鼓掌。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表示礼貌的掌声,这只是议员们表示态度的一种方式。
  首先是,大法官们几乎是从来不起身鼓掌的,他们也几乎没有表情。他们似乎完全是带着审视的态度,对待总统的演说。而议员们只有在赞同总统观点的时候才鼓掌。这样,就经常出现一半人起身鼓掌,而另一半人完全无动于衷的情况。克林顿总统的有些观点是只有民主党才主张的,这时,由于两党的议席是分开的,因此,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民主党的那些议席上的人和总统身后的副总统高尔,都起身鼓掌。但是,共和党的议席上静静地坐着不动,总统身后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也纹丝不动。这时,电视机前的民众,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所选的那个议员对于总统谈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什么态度。因此,与其说他们在向总统表示支持或者反对,还不如说,他们也在向民众表示他们的态度。
  每年的总统国情咨文报告都是各大电视台紧盯着国会大厦转播,其余节目统统让路的时刻。但是,今年却出了意外的情况,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新闻几乎也在同时发生。这使得所有的电视台都紧张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原来,恰恰在总统即将开始报告的时候,远在西海岸的洛杉矶附近,一个叫做圣莫尼卡的小小地方法院里,经过十四个半小时的核议,陪审团宣布,他们对于著名的辛普森民事诉讼案,已经作出了结论。
  当时,正是美国西岸时间下午四点。一般情况下,法庭在五点也就下班了。所以,法官也完全可以决定到第二天再开庭宣布结果。可是,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这个案子的关注,法官决定当天就开庭宣布结果。
  在美国,陪审团核议的时间长短是没有限制的。一个复杂的案件,陪审团会重新审听一些法庭录音,重新审查证据,核议花个十天半月是正常的,而且他们是自己关在房间里核议,法庭的审判大厅是空荡荡的。所以一般来说,这段时间里原告被告都不到法庭,而是留在家里等候消息了。这时,法庭发出通知之后,就必须等候有关各方到庭。什么时候能够到齐也不清楚,消息一宣布,只见法庭外的人群越挤越多。各大电视台的设备林立,都处于“备战”状态。
  由于美国东西两岸三小时的时差,正好使得华盛顿的总统国情咨文与之冲突。圣莫尼卡地方法院的等候是没有一个确切时间的,宣判随时都可能开始。对于电视台来说,这样两个尽管性质不同,但是新闻重要性几乎相同的事情可能将同时发生,真是无所适从。最后,由于国会大厦的总统国情咨文先开始了。因此大多数电视台还是把主镜头对准国会,但是,不停地在画面上打出字幕,通告西海岸的辛普森案大致还有多久可以开庭宣判。有的电视台则干脆采取分割画面的办法,画面上一半是总统在作报告,另一半则是圣莫尼卡法庭外人们等待开庭的情景。好在这番等候整整等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开庭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恰好结束了他的报告。否则,相信会有很多人会离开国会大厦的报导而把频道转向辛普森民事案的。
  记得去年,我曾经详细向你介绍了辛普森刑事案的整个审理过程,我想,你一定也会有兴趣知道一些有关该案民事审判的情况吧。
  从辛普森的刑事判决出来,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尽管最后的宣判仍然吸引着民众的注意力,但是民众的关心程度,与当初被称为“世纪大审判”的刑事判决相比,显然是热情低得多了。当然,时间拖得太长,民事审判的法官不允许电视录象,这些都是原因,但是,刑事与民事审判的本质不同,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两次负责审理辛普森案的法官,恰巧都是日裔。刑事审判中,是你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伊藤法官,他是以公正严谨而著名的。他当时在审理过程中允许电视摄影机全程陪同,表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自信心。这等于把自己的法律专业水平,素质和公正性都摊在全国人民和无数法律同行面前,没有两下子根本不敢如此自信。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事后也有人对这样的全程转播提出异议。觉得这个案件被这样的转播“炒”得太热了。
  这次主持民事审判的藤崎法官,则禁止一切摄影机照相机录音机入场,也表现了他的谨慎。只是,他一谨慎,大家的好戏就看不成了。每天听着参加旁听的记者,站在法庭门外的“二手报导”,总觉得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尤其是,上次的刑事案审了一年,辛普森也没坐上证人席接受盘问,这次好不容易把他逼上了证人席,精彩细节又都看不到了。
  顺便说一下,辛普森案这样公认的重要大案,居然会两次都碰上日裔法官。你也由此可以看到,一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少数族裔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二是日裔美国人通过他们多年的努力,在这里的社会地位上升得相当快。
  由于这次电视转播不得进入法庭,在最后宣判的关键时刻,电视台为了使观众能够同步得到消息,想了不少绝招。他们派记者坐在法庭邻近窗口的地方,与外面报导的记者约好暗号,然后把暗号写在牌子上。不同的暗号表示法庭正在进行的不同程序和判决的不同结果。
  一开庭,里面的牌子就一次次地被举上窗口。当然,窗子是关着的。站在警戒线以外的报导记者频频回头,看一眼报一报。法庭外面挤满的人群,对这种以英语字母表达的暗号,也多少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每当牌子举上窗子,法庭外面众多等候消息的民众,就发出一阵惊呼。我们这样守在电视机旁的观众,也几乎在法庭宣布的同时,就立即得知了结果。这一结果你也已经知道,辛普森被判对两名受害者的死负有责任,并因此必须付给受害人家属巨额赔款。
  宣判之后的第二天,就有华人报纸以“辛案民事官司宣判,推翻刑事无罪判决”这样的标题,来报导这场民事审判结果的。这肯定使得读者对于美国的司法制度感到非常困惑。也许,你也会提出同样的疑问,既然是同一个案子同一个嫌疑犯给判了两次,两次的结果又截然相反,那么,那到底怎么个算法呢?其中究竟哪一个判决算数呢?一个法制国家的司法制度怎么可以允许在制度上发生这样的矛盾呢?
  实际上,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在美国的司法制度的设计中,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两种诉讼本来就是两回事,结果也就当然可以不同,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判决推翻另一个判决”的问题。这两个看上去矛盾的判决,完全可以不仅“合法”而且也“合理”地一起并存。
  首先,必须回到这两个诉讼不同的出发点上。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审判中,它们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它们的当事人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它所寻求的唯一目标就是“正义”。这样的审判和对受害者金钱赔偿之类的诉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即使在刑事审判中包括了没收财产和罚款这样的判决,与钱财有关的这一部分也是充公上交的。刑事审判寻求的是“正义”,寻找的是“罪犯”,它的起诉性质是“公诉”,定罪的结果,是剥夺被判有罪者的自由乃至生命。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案中,提出起诉的一方,并不是受害者的家属,而是在线索上归属于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的各级检察官。案件的名称通常是起诉地点的地名对被起诉者的名字,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对辛普森”,“美利坚合众国对某某”。
  事实上,上面的这个案件名称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名称应该是“某某地的人民对某某人”,如“加利福尼亚人民对辛普森”。因为对于刑事诉讼,原则上来讲是一个地区的人民为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发生的罪行,对嫌疑者提起“公诉”,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寻找罪犯,寻求正义。
  那么,这个时候被害者的家属在这场刑事诉讼中,又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他们仅仅是证人。而且,证人的地位完全是被动的。并不是你想要上去控诉表态就可以上去的。你和其他证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只有当一方的律师,通常是检方,要求你上去作证你才可以上去,上去了就是回答律师的问题,答完了就下来。律师不叫你作证,那就没你的事,你只能坐在旁听席上,静候发展。
  虽然美国的刑事诉讼是一场“公诉”,但是,作为原告的“人民”在这里是一个集合体的抽象概念。落实到具体操作,司法调查和诉讼就和其它的公众事务一样,美国人民是通过宪法这样的契约,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来操作的。也就是委托被称之为“公仆”的政府工作人员来代劳。这里面既包括警察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这一类的机构的调查,取证,也包括政府行政分支司法部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庭辩论。
  在这样的刑事案件里,不论被告是否被判有罪,受害者的家属是不用出一点诉讼费用的。整个这套班子动用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动用纳税人的税金进行全部操作。所以,人的资源是丰富的,经费通常也是充足的。因此,经过这样一个转换之后,名为“某某地人民对某某人”的案子,实际上就变成了“某某地人民的政府对某某人”的诉讼。问题也就随之而出来了。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完成这样的切换,但是,我们在以前也提到过,当政府已经建立,权力已经集中,它相对于人民的异化很可能在同时就开始了。因此,当诉讼的公诉一方在操作中被切换以后,诉讼的性质也可能被偷换了。
  正是因为有诉讼性质被偷换的可能,因此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有理由这样担心,一场代表着人民正义的公诉,是否有可能被偷换为政府利用司法对平民进行的迫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作为个体的平民被告方在政府强势的对比下,又是明显地没有招架能力。
  你想想,如果政府官员们讨厌哪一个惹麻烦的平民,想把他送进监狱甚至了结了他的性命的话,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从搜罗证据提出证据,从审理判定到送进监狱,统统都是政府的人。更何况,刑事审判的诉求是刑事惩罚,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普通平民的自由乃至生命。这使得以个人的生命自由幸福作为最根本目标的美国人,觉得无论如何必须设法防止这种偷换。
  因此,不仅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中,加强了保护平民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同时在刑事诉讼的设计中,也有一整套保护被告公民权利的措施。它的做法依然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原则,就是政府的力量必须受到“平衡和制约”。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的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美国的民事诉讼寻求的唯一目标就是对于受害者或者其家属的“经济赔偿”,它和“寻求正义”的目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在民事审判中,也有人是希望通过审判结果,给自己“讨个公道”,“有个说法”的。例如,一些根本谈不上有损害的事件,也会有人因为“咽不下这口气”而进行民事告诉。这时,就会发生象征性的“一美元赔偿”的判决。使得大家对一场民事争执,也给出一个“说法”来。但是,你也看到了,美国民事诉讼的一切结果,就是归结到金钱上面。
  因此,民事审判的性质与刑事审判完全不同,它的判决结果民事诉讼寻求的是“金钱赔偿”。它寻找的不是“罪犯”,而是金钱赔偿的“责任承担者”。它的诉讼性质是 “私人起诉”,判决的结果是“赔不赔钱”和“赔多少钱”。与涉案者的自由生命统统无关,它所寻求的仅仅是经济赔偿,说到底这场诉讼在法理上就是只和钱有关。
  民事案件的名称一般都是“某某人对某某人”,也就是说,这里的原告方一般都是个人,或者是一个法人。而被告方通常也是个人,法人。有的时候,被告甚至是政府机构。
  象辛普森的这场民事诉讼,原告方与政府已经毫无关系,司法部的检察官也不再出现。现在的案子的名称已经是“两名死者的家属对辛普森”。原告方必须自己承担风险,万一败诉,他们必须自己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政府不再动用税金为原告支付任何费用。
  正因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诉讼,因此,它们是可以互不相干地进行审理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有个时效问题。原告必须在事件发生后一年之内就提出诉讼,否则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法院不再受理。因此,在辛普森的刑事审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在案件发生将近一年的时候,本案两名被害者的家属,就已经分别作出决定,提出了民事诉讼。
  正因为两种诉讼寻求的目标不同,因此,不论辛普森在走在前面的刑事诉讼中是否被判有罪,民事诉讼都会照常进行。我们假设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是被判有罪并且入狱了,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事诉讼就可以“免了”,辛普森到时候照样必须从牢里给解出来参加民事诉讼。因为,尽管正义被伸张了,罪犯已经找到并且被惩罚了,但是,民事诉讼是另一码子事,那是家属在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这一个不同的“诉求”在刑事诉讼中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大量刑事案的受害者或者家属之所以没有提出民事赔偿诉讼,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大部分的刑事案的施害人是穷人,根本没钱可赔。
  所以,辛普森案民事诉讼的发生,在法理上并不是说明,该案中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寻求到正义,因此,必须在民事诉讼中再来一次,再作一次伸张正义的努力,希望这次能够证明辛普森“的确是个罪犯”。而应该说,上一次刑事诉讼是政府给大家找罪犯,这一次是被害者家属在给自己找赔钱的责任承担者。
  从法理上,二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完全可以各找各的。两个不同的原告根据不同的出发点寻求不同的目标,完全可能一个达到了目标,而另一个却没有达到目标。那么,你一定要问了,不管怎么说,是毕竟同一个案子同一个被告呀,就算是“合法”,可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怎么可以“合理”共存呢?“经济赔偿”的“责任者”找到了,不就是等于刑事案中的“凶手”也找到了吗?别急,听我再往下说。
  在这样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诉讼中,美国人处理它们的方式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整个过程都有非常大的区别。从一开始,在起诉之前,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重罪刑事案就必须通过大陪审团的审前听证,以防止检察官对于平民的无理起诉。因为没有大陪审团的批准,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就根本无法对一个平民提出起诉。
  所以,辛普森案的刑事诉讼是经过大陪审团审查的。记得我在去年的信中告诉过你,就在过这一关的时候,政府的检察官就差一点没能过去。因为检方提交的证据,是警察在申请搜捕状之前从辛普森家取得的。要不是最后检方以紧急状况为理由得到法官同意,按照美国法律,这些证据就不能呈堂,等于作废了。证据作废当然也就很难起诉了。
  但是,这一道专为刑事诉讼所设计的监督关卡,在民事案件中是不存在的。辛普森的民事诉讼中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陪审团。法庭直接就决定受理原告的起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两种诉讼的原告是截然不同的缘故。美国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检方是实力强大的政府,而辩方是势单力薄的平民。诉讼双方从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必须再增加大陪审团这样一个中间的监督力量,以增加平民受到公平审判的几率。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都是平民,双方的较量是平等的,如果给被告以过多的支持,就等于是侵犯了也是平民的原告一方的公民权利,反而显得不公平了,反之亦然。
  在这场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律师团是完全不同的一班人马。也许你会问,既然在上一次的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梦幻律师团”一举获胜,而且他们已经完全熟悉案情和证据,那么为什么辛普森不让他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去冒更大的风险重聘律师呢?
  这是因为随着两种诉讼性质的不同,它们的辩护方法和策略也不同,在美国的法律界,这是两门不同的学问,是完全不同的两拨子人在那里操作,这就是刑事律师与民事律师两套人马。一般来说,他们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不互串角色的。形成这个隔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两种诉讼对于证据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在辛普森的刑事诉讼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刑事证据法则”要求检方必须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是杀了人。要求检方的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证人必须是诚实可靠的。按照法律的术语,检方必须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而且,证明被告有罪的负担和责任,是在检方一边。在检方提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之前,被告就是无罪的。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告的要求是怎样的呢?被告的律师不必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没有杀人。因为法律规定,“证明的负担”不在被告一方。他们只需要对检方的杀人证据尽量提出合理的疑问。如果被告律师能够证明检方的证据确实是“有疑问的”,大功就基本告成了。正如辛普森的刑事辩护律师考克伦所说,我们什么也不用证明。
  在陪审团核议刑事案的时候,要求的就是百分之一百的陪审团员必须百分之一百地坚信,检方提出的辛普森杀人的证据证词都是没有疑问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疑问,按照刑事诉讼对陪审团的要求,他们的结果就必须是判定被告“罪名不能成立”。
  民事赔偿的判决标准就完全不同了。民事案件要求的仅仅是“证据的衡量”,就是原告被告双方都提出证据,原告提出被告杀人的证据,被告则提出没有杀人的证据。然后,就是由陪审团去衡量。不仅衡量的标准是完全平等的,同时也不要求陪审团所有的人都要有一致看法。只要衡量下来,陪审团中的大多数人(在辛普森案中,要求十二个陪审员中的九人)认为其中一方证据的可信度达到百分之五十一,而另一方证据的可信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那么,前者就赢了。
  对证据的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要求,当然也就给辩护律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们因此会采取根本不同的策略,去应付原告律师不同的进攻方法。所以,辛普森民事诉讼的战幕一拉开,其形势和刑事诉讼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坦白地说,辛普森民事诉讼案中的原告律师,与一年前刑事诉讼中的女检察官克拉克和黑人检察官达顿相比,可是好办多了。他们的策略,就是除了刑事诉讼中已经提出过的直接证据以外,还向陪审团提出大量的对辛普森不利的疑问。在“辛普森杀人”的论据上,尽量增大比重。
  在原告律师的策略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当初刑事审判中的检察官根本用不上的。这就牵涉到这两种诉讼规定中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还规定,在刑事案件中,被告有权不回答对自己不利的诘问。因此,就象我刚才所提到的,在刑事审判中,自始至终辛普森本人没有上过证人席。在刑事诉讼中,选择出庭作证和拒绝出庭作证,是被告的公民权利。完全根据他对“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的判断,来作出决定。他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而选择出庭作证。也完全可以因为感觉自己对付不了盘问,怕会给陪审团留下不良印象而选择不出庭作证。
  在辛普森的刑事诉讼中,根据宪法修正案的规定,被告有权面对自己的证据。因此,法庭上的一切都不可以瞒着辛普森进行。即使有的时候,争执一些陪审团还不能接触的材料,把陪审团都暂时请出了法庭,辛普森照样有权坐在那里。在法庭安排陪审团查看杀人现场时,辛普森也有权一同前往。只是在查看非常血腥的场地时,陪审团提出,希望这个时候辛普森不在他们身边,否则他们实在感觉不舒服。只有这一次,在预先征得辛普森本人同意之后,他留在车子里,没有下车。
  在刑事诉讼中,辛普森自始自终拥有面对自己的证据的权力。法庭上双方争得昏天黑地的时候,辛普森始终衣衫笔挺坐在椅子上。他的梦幻律师团决定让他“放弃”作证的权利,结果他从没有象其他证人那样,当着陪审团的面,直接受到过检察官的严厉诘问,长达九个月的庭审过程中,居然就是没有一个人有权询问辛普森本人有关案情的任何问题。
  然而,在民事案件中,被告没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只要原告律师提出要求,他就必须走上证人席。他可以按规定拒绝回答非常有限的一些问题,例如,涉及他和律师之间交谈内容的问题是触犯律师与客户隐私权的,他可以不回答。又如,和他私人财产有关的问题,他也可以不回答。但是,其它问题他都必须当庭回答。
  因此,对于辛普森来说,这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和前妻妮可显然有过长期的感情不合的历史,最终还导致了他们的离异。不论是离异前还是离异后,根据人们在刑事审判中所得出的印象,一般都认为,在他们两人的相处中,发生过多次暴力冲突。在刑事审判中,在检察官强调辛普森的暴力倾向时,辛普森的律师也曾经非正面回答地提到过,辛普森并不是一个完人,他们所要证明的,并不是辛普森没有打过妻子,而是他没有杀人。作为律师,这样的回答还是相当聪明的,因为家里打架和杀人毕竟有本质的区别。由于辛普森当时并没有作证,因此,检察官对于这个情节的追究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在民事审判中就大不相同了。辛普森被迫出庭作证。原告律师可以在辛普森对于妮可的暴力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可以追问细节,可以试图激怒辛普森,逼他发急。如果辛普森承认了曾经打过妮可,那么,原告律师就可以把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尽量推到危险的边缘。尽量使得陪审团相信,辛普森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危险分子,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从对妮可使用暴力到杀害妮可之间,只有一步之遥,等等。
  如果他否认自己打过妮可,否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那么,他又站在一个撒谎者的悬崖边,一失足同样后果难以想象。我们提到过,在法庭上作证之前,是必须宣誓说真话的。凡是说假话,就要冒被控以伪证罪的风险。当然,还是有人冒险在法庭上撒谎。可是,哪怕人们并不能真的证明这是一个谎言,只要给陪审团留下一个撒谎的印象,仍然是一个证人最失败最糟糕的状态。
  在走上证人席之前,辛普森又无法知道原告证人究竟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辛普森在应对的策略上,的确处于两难境地。于是,不知道是他的律师出的主意,还是他自己的决定,反正,他走出了错误的一步,他决定否认一切。
  而这一次原告律师用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先逼着辛普森对一些问题作出否定回答,留下一个撒谎者的形象,再在这个基础上,把提问逐渐过度到杀人的细节上,迫使辛普森一遍遍地重复否定这些细节。使得陪审团有这样的感觉:辛普森对前面问题的明摆着的证据的否定都是在撒谎,那么,辛普森对于后面否定杀人的一系列回答,也可能是在撒谎。所以,辛普森否定一切不利证词的选择,正是在民事审判中一步步走进了原告律师的预定圈套。
  他从一开始作证就否认一切。面对妮可生前留下的鼻青眼肿照片,他宣称他从来没有碰过妮可一下。他说妮可是个强壮的女人,妮可在冲突中打过他,可是,他从没有还过手。
  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在现场留下的可疑脚印,是一种相当名贵的名牌鞋。当然,鞋子是工厂制造的,并不是只造一双,但是这种鞋实在太贵,穿的人是不多的。不过即使辛普森有这样一双鞋,也不能一定说就是现场发现脚印的这一双。但是,辛普森坚决否认自己有过同样类型的鞋子。
  原告律师出示了作为证据的辛普森穿着同样的鞋子的照片,照片被放得如此之大,以致于从他抬起的脚步上,都可以认出鞋底的花纹恰与杀人现场的鞋印类似。于是辛普森坚持说照片是原告一方伪造的。
  结果,原告律师又请来了摄影专家。摄影专家对陪审团说,尽管照片是可以伪造,可是,他实在不认为有任何理由说这张照片就是伪造的。更何况,辛普森是个名人,他长期来一直是摄影师的目标。他宣称原告方“伪造照片”的话一放出去,原告方立即从美国各地不同的摄影师那里,得到了31张不同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上,辛普森都穿着同样的这一种鞋。原告律师当场强调,如果他没有作案,他根本没有必要否认自己有这样一双鞋。
  于是,在辛普森否认一些看上去明显的事实,给陪审团造成一个撒谎的印象以后,原告律师话题一转,开始问一些与谋杀有关的话题。例如,你那天晚上去过妮可的住处吗?你刺杀了高德曼吗?你是否用刀差一点割下了妮可的头?等等。辛普森对一系列陪审团相信是事实的问题,刚刚硬着头皮说了一连串的“不”,现在,又马上对这些性命悠关的提问,也说出一串“不”来,你说能让陪审团怎么想?
  总之,辛普森在民事审判中被迫作证的结果,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有一个陪审员事后甚至说,“他应该在上台前,把他的故事先顺一顺。”另一位陪审员则在事后表示,有一些很明显的事情,辛普森却说不是这样。其结果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应该相信他,什么不应该相信他。”还有一个陪审员在事后说,他就是在辛普森一连串的否认他曾打骂过妮可开始,怀疑辛普森是在隐瞒什么,怀疑他是在法庭上撒谎。原告律师的这一策略绝对是成功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辛普森的律师再三提醒陪审团,这个民事诉讼与追求正义无关。辛普森的律师希望能够利用民事诉讼的这一性质,尽量减少陪审团倾注于死者家属的感情比重,使得陪审团相信,这两名死者的家属并不是在乎是否“讨到公道”,他们的实际目标,只是打算利用死者敲榨一笔钱财。而陪审团不应该让他们“得逞”。
  妮可的父母在女儿死后,及辛普森的刑事诉讼期间,妮可和辛普森所生的两个孩子一直由他们代为抚养。但是,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胜诉之后,马上进入了与他们争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的一场官司。最后,辛普森夺回了孩子的抚养权。其关键原因之一,当然是由于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被判“罪名不成立”,同时他又是孩子的生父。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妮可的父母曾经违反规定,在没有通过妮可财产共同管理委员会的许可,就将妮可留下的一份材料卖了钱。
  这样一个情节,辛普森的律师当然不会放过。同时,也由于死者高德曼的父亲,因为与一个出版社签了一份出书的合约,书的内容是有关他死去的儿子的。因此,老高德曼得到了预支的四百万美元的稿费。这件事,也成为辛普森的律师攻击的目标。辛普森的律师所拟定的策略之一,也是打击两个原告家庭的信誉。把一场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讼,演化为“合谋敲诈”的闹剧。
  但是,这样的策略似乎并没有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死者高德曼的父亲确实始终留给人们一个非常“悲壮”的“寻求正义”的印象。面对辛普森律师的策略,老高德曼一再表示,尽管民事案件的性质与寻找罪犯无关。但是,他确实是希望借这个审判再一次寻求公道。最后,在此案宣判以后,他将有权从辛普森那里得到上千万美元赔偿的时候,他甚至向公众宣布,他决定公开与辛普森定一个条件:如果辛普森当众承认是他杀了人,他愿意将上千万美元的金钱赔偿一笔勾销。
  你也许会问,假如辛普森考虑接受这个条件,承认自己杀了人,是否还会再次受到刑事处罚呢?这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因为去年介绍刑事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为了保护被告免受政府的无休止纠缠和迫害,有“免于二次困境”的规定。就是对同一个案件,刑事审判只以一次为限。一旦陪审团判定被告无罪,便不得再二次起诉。但是,辛普森还是当即拒绝了这样的“交易”。
  由于民事诉讼的目标不是寻找罪犯,所以,在法庭用语上也是不同的。同一个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称为“犯罪”,在民事诉讼中则被称为“侵权行为”。在刑事法庭上,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于某某人的一级谋杀罪,被告是否罪名成立?陪审员则回答,“是的”或“不是的”。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陪审员提出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他的问题将不牵涉犯罪。法官在民事宣判的时候会问,对于某某的错误死亡,被告是否负有责任?如果有责任,接下来陪审团就会报出赔偿的金额。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实际上这里是两个被害者家庭的两个不同的民事诉讼。只是因为被告和证据相同而放在一起审理了。但是在宣判的时候,两个案子是不同的。
  在高德曼的案子里,死者的亲属提出了多项不同告诉和赔偿要求。第一项是告辛普森对高德曼的错误死亡负有责任。要求对死者的损失进行直接赔偿。
  在这一项诉求中,家属并不是因为失去亲人而为自己索赔。这项索赔的含义,是家属为死者本人索赔,为他死去时所受到的痛苦索赔。法律规定,这项索赔要求只有继承人才有权提出。高德曼未婚,所以,他的生身父母依法可以替他索赔。索赔成立之后,根据继承法,这笔赔给死者的钱才由他的生身父母继承。在法律上,这种赔偿是没有上限的,痛苦是无价的。
  而妮可的情况是不同的。她离婚并且有孩子,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年幼孩子的监护人才有权替孩子为他们的母亲索赔。现在,由于妮可的父母已经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也就同时失去了这项索赔的权利。孩子的监护权现在是在辛普森手里,他当然不会提出代表自己的孩子向自己索赔的要求。
  因此,这一项索赔告诉,两个家庭中只有高德曼家庭有份。因此,他们当场获得了八百五十万美元的赔款。而妮可的父母是得不到这笔赔款的。死者高德曼的生身父母已经离异,因此,已经再婚的老高德曼必须和他的前妻分这笔赔款。
  另一项告诉是辛普森对死者恶意进行身体攻击。这一项告诉成立的话,死者家属可以要求惩罚性赔款。这个“家属”的定义已经超出了“继承人”的范围。所以,这项起诉是两个家庭都有份的。一般来说,这项赔偿的金额不应该超出被告的能力范围。所以,这项赔偿不是在宣判那天决定的。陪审团还必须在此后听取诉讼双方对于被告财产的估计。
  所以,在宣判之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听证,主要就是对于辛普森财产的估算。对此,双方的估算相差非常大。辛普森的律师宣称,辛普森在接连三场官司(包括他争夺子女抚养权的官司〕打下来之后,早已经债台高筑。而原告律师则连辛普森的现有财产,还加上假定他的名气可以在将来再挣上两千四百万美元。认为他依然是一头“大骆驼”。对此,被告还特地请来了商人作证,证明现在以辛普森为标志的商品已经卖不出去,他的“名气”已经一钱不值。
  但是,最终,陪审团还是以十一票对一票,同意对辛普森进行惩罚性赔款;以十票对两票,同意惩罚性赔款的金额为两个受害者家庭,各得到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
  辛普森的倾家荡产,大概是没有人再表示怀疑的了。新闻媒体曾经在核算之后,认为辛普森此生免于受穷的唯一办法,大概就是携款逃往一个与美国没有引渡关系的国家去了。
  这次的辛普森审判,又一次引起了种族话题。因为,曾经有调查说,比较同情辛普森的是黑人女性,而相对更相信辛普森有罪的,是白人男性。上一次的刑事诉讼,陪审团是以黑人女性为主的,而这一次的民事诉讼,陪审团却恰恰是以白人男性为主的。那么,人们不得不想,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是否和种族因素,甚至和性别因素有关呢?
  记得去年分析辛普森刑事诉讼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十二名陪审员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你确实无法完全排除包括种族性别因素在内的种种因素。但是,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还是看这样的判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是否符合法理。辛普森的两场判决,在美国已经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必修的案例。回头想想,辛普森案的典型性,使你几乎觉得它就是为了解释美国法律制度的一个确切注解。
  人们对于两场不同结论的诉讼如果产生疑问的话,那么,问题就是,辛普森到底杀了人没有呢?我们可以先根据这两种不同判定方法的诉讼结果,来看一下,它们各自说明了什么。
  在刑事诉讼的判决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陪审团认定检方没有提供绝对确信无疑的证据,而被告律师则提供了足够的对证据的疑点。因此,他们根据刑事诉讼判定中,对证据必须“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要求,同时,又依据刑事审判的“无罪推定”原则,以全票通过,判定辛普森的谋杀罪“罪名不成立”。
  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陪审团认定,在对双方的证据进行权衡之后,所有的陪审员都认为,辛普森涉案的可能性,比辛普森无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们根据民事诉讼判定中,对证据“衡量”的要求,虽然不需要全票,但是他们还是以全票通过,判定辛普森对两名被害者的死负有责任。
  在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两个看上去截然相反的结论,实际上并不是绝对矛盾的。我又想起辛普森刑事判决的那一天。我在屋里听完判决,冲出来告诉我的同伴。一出门先迎面碰上了丹尼斯,他问道,怎么样?我说,陪审团把他给解脱了。丹尼斯一边往里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只能这样做,他们只能这样做。”
  丹尼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了刑事案陪审团的处境。就是我去年所提到过的,他们即使个人认为,可能是辛普森杀了人,但是,只要没有面对“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就如丹尼斯所说的,根据刑事案的要求,他们“只能”放人。那么,既然大家公认,在刑事案中检方是没有能够提供确信无疑的证据,那么,刑事判决的结果就是必然的,合理的。
  而在民事案中,陪审团就没有受到刑事案严格规定的约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证之后,自己觉得大概是辛普森杀的人,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向投票。既然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很可能是辛普森杀的人,那么,民事审判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合理的。
  于是,这两个貌似截然相反的判决,就合理地联系在一起,合法共存了。它的结论就是,根据对所有证据的衡量,辛普森杀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至今还没有确切无疑的,“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百分之一百,肯定就是辛普森杀的人。
  在民事审判结果出来以后,在美国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司法界都是理解和接受这样两种判决的。因为长期的法律和制度的教育,能够理解这种制度设计的人已经很多。如事后辛普森主要的刑事律师强尼.考克伦,在电视上所说的,我尊重两个陪审团的结论。在电视里,我们只看到中学生们,还在一遍遍地问主持节目的律师,为什么两种判决是不一样的呢?
  归根结底,对于这两种诉讼,一切在设计上的不同,都是源于诉讼当事人的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人是平等的,因此,个人对个人的诉讼,公正就是意味着一个天平式的证据衡量。而政府对个人决不是平等的,必须严格对证据提出要求,以限制政府利用权势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如果你对刑事案中,这个制度对于证据的近乎是苛严的要求提出疑问,美国人会用非常平实的问题来解释这样的制度设计。他们会问你,难道你希望一个制度允许政府在证据还存在疑问,只是大概有罪的前提下,就送你进监狱甚至上电椅吗?
  从这些问题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美国式的思路,权势是靠不住的,警察是靠不住的,联邦调查局是靠不住的,司法部的检察官是靠不住的,他们的总管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都是靠不住的。他们都需要有力量与之平衡,他们都需要制度予以制约。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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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6:20 | 显示全部楼层

近距离看美国之三——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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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达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4-08

本书通过精彩动人的故事,展示了美国种族问题相关联的,社会意识和法律演进史。介绍了在契约社会里,立法的民众基础,法律对人性的思考,法律的变化与社会理趟的关系等问题。通过作者的叙述,读者能够看到,在法治国家里,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怎样运用法律,经过长期抗争,取得自身权益,并由此推动社会认识的深化,使整个国家在消除不公正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稳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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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9-2009 18:28:1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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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 III
--我也有一个梦想

作者:林达


01.洛杉矶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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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谢谢你寄来的漂亮贺卡。你的贺卡上除了春节的新春祝贺,还附上了这么一句,让我在写完那些介绍去年美国大选的信之后,别忘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把介绍美国的信给你写下去。你说,等候和阅读这些信,成了你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乐趣。我也希望能够不使你失望。
  我想,在美国,相对于过去的1996年来说,1997年应该将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总统大选的结果一经确定,整个美国就像风暴过去之后的海洋,水手们各就各位。喧闹和紧张都一扫而光。这当然也是这个国家全民直选的特点之一。既然每一滴海水所聚成的浪花,都对“载舟复舟”的选择起着如此关键的作用,那么,一场大选,竞选双方当然都要竭力去激起每一滴水花。这是十分自然的。
  同样,此后的迅速归于风平浪静也是自然的。政治家们在大选中尽量去影响每一个选民的这种努力,产生的最直接副产品之一,就是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透明度和公开化。老百姓们作出了他们的选择之后,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好好就职干活了。不论选上选不上的,都会争取在此后的几年里,给选民们留下个好印象,以利下一次的竞选。暗中拉帮结派,扩张个人势力,给对手安套子下绊子之类的小动作,在一个政治透明度很高的社会,就不再是政治家们的必修课。如果偶有哪一个政客想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以获取额外的利益,反而很难逃过如尼克松那样被罚出局的结果。
  所以,美国自开国以来,两百多年几十次大选过来了。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于这样周期性的全民参与的政治运作。大选开幕就看戏,也品头论足,一起选出最佳明星。大幕一落,生活照常。虽然如我在去年的信中提到,克林顿总统在今年连任之后,还留下了在大选中是否非法募款,以及他本人面临性骚扰民事诉讼等一系列的未决悬案。但是,经历了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操练之后,一切有关的监督调查机构的运作已经完全成熟。美国的老百姓知道,整个调查将立即公开地在立法司法两个分支循序而进,自然会有结论出来。因此,这并不影响大选之后1997年的美国,象以往的历次总统就任一样,整个社会也会很快地回复宁静。
  也许你会问:那么,在这个预计将是平静的一年里,我将以什么主题作为向你介绍美国的切入点呢?我想试试你已经多次问及的美国种族问题。
  种族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几个最大的问题之一。我当然也知道你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尽管我在以前的信中谈到过一些,基本上却还是避免触及这个话题的。它的复杂性使它成为一个十分“艰难”的话题。促使我去正视它,重要原因之一显然是它的“不可回避性”。如果我要向你介绍美国,就不可能躲避这个话题。再者,虽然去年我给你的信着重于介绍美国的大选,但是同时,一场“是否应该取消平权法案”的讨论正在美国热烈进行,其核心就是种族问题。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可以说一点不比“总统大选”来得逊色。可是,使我对种族问题真正产生一种切入剥离的冲动,这还是必须从我们的塞凡那之行讲起。
  去年的美国除了大选之外,其实还有一场“百年奥运”在那里凑热闹。可是,在去年给你写的那些信里,我几乎都没有提到它。因为除了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美国人对奥运的兴趣并不太大,对美国人的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奥运会确实给佐治亚这个一向安静的南方州带来了许多外来游客。也给亚特兰大市打了一针强心剂。使得这个城市的许多人,也一度误以为它真的就像自己提出的口号一样,立马就可以因为这场奥运会而变得“国际化”了。
  诚然,相对于世界上的许多其它国家,美国的大城市由于其大量的流动移民人口,都可以算得上足够的“国际化”。这使得一些短期出访美国的游客很难察觉出这些城市和地区之间的本质差异。然而,美国人自己知道,其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即使在交通如此发达,信息传递如此快捷的当今美国,如果你深入下去,还是会发现,北方是北方,南方是南方。
  这场亚特兰大奥运会对于我们去年的生活却是有影响的。安静地在乡间蛰居多年的我们,第一次成为好几拨来访者的业余导游。尽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奔着奥运而来,但正是由于这个“百年奥运”,使得奥运会的举办地成了必游之处。以致于我们在短短的一年之内,第一次集中收拾起如此之多的闲情逸致,悠悠地游荡在美国南方的大城小镇。踩着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块街路,听着年老的黑人街头音乐家信手吹奏的动人的爵士乐。
  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又一次带着到访的朋友来到塞凡那。这是我们在这一年中,第五次来到这个南方的港口小城了。这次的来访者,是我们已经一别九年不见的老朋友,一对澳大利亚建筑师。
  他们早早地就把塞凡那这个小城排入他们的行程,他们点名要来这里,是因为远在澳大利亚时,他们就听说了这个美国南方的历史小城。这个小城出名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它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佐治亚州少有的“幸存者”,没有被战火所焚毁。因此,在历史短暂的美国,它就显得非常宝贵。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你几乎可以一遍遍地在那些住宅,庭院,墓地和教堂里,读出美国南方的历史来。
  在塞凡那的城郊还有一个普拉斯基城堡。在这一年里,是我们第三次造访这个城堡了。不知为什么,我还想再去看一眼那个土红色的战争建筑,还想再一次跨过它的护城河,在它的厚实的护城墙上站一站。尽管这里大大小小的城堡遗址很多,但是,普拉斯基城堡的规模较大。一般情况,游人很少绕到它的后面去,我们每次去,却都要到护城河外的外墙去走一圈,在美国以解放奴隶著称的南北战争中,无数炮弹轰塌了它的一个角落,至今墙上弹迹累累。
  此后,我们又来到塞凡那河的河边,河边的这条小街是最有历史感的。不知哪年铺下的石块街面凹凸不平,窄窄的小街一面是一些传统小店,一面就是河堤了。最意外的是这条古旧的小街正中,还铺了两条铁轨,看上去象是旧码头已经废弃了的老火车道。可是,随着一声汽笛,居然真的缓缓地驶进来一辆火车,把整条街塞得满满的。原来这条联系着沧桑岁月的港口运输线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使用。
  河堤下,塞凡那河水在静静地流。这个如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国集装箱船的南方大港,当年不仅是南方进口奴隶的一个重要港口。而且也是美国记载中的最后一批黑人奴隶上岸的地方。而此后塞凡那的沦陷,又意味着佐治亚这个南方最顽固的蓄奴州的被攻克。这在结束奴隶制的过程中,也有着它象征性的意义。
  就在这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又一次来到这里。水波是金色的。就连平日黝黑的街石,也被抹上了一层金红的光泽。这里的一切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不再象以前两次来这里,需要寻找拍照的最佳角度。我们让客人们自己随意参观,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站在两个公元年度的交接点,站在历史风云已经远去的南方静寂里,去感受一些什么。这时,我想,我真是应该给你写写美国历史上的南方和北方,写写它们围绕着种族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战乱,甚至至今未了的种族恩怨了。
  然而,你也一定注意到,尽管我有了触动这个话题的冲动,但是,这个题目的复杂性和难度却丝毫也没有降低。种族问题,这是在北美大陆几百年来,无数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学者等等各类仁人志士试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似乎谁也没有什么药到病除的良方。不仅如此,人们发现似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移民的增加,现代各种观念的迅速变化,种族问题的头绪也变得越来越多,线头线尾好象都要摸不清了。这种一塘混水的状态使得所有触及这个问题的人,都多少感到沮丧。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变得不再有信心。
  可是,我想,给你写信谈这些问题,我可以比较放松,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你对我们很了解。你知道我只是这里生活着的无数普通移民中的一个,至今为止,谋生问题始终还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首要问题。所以,你并不会期待我们发出专家学者般鞭辟入里的分析,或者高瞻远瞩的宏论。你希望看到的,只是我们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一员,所感受到的一些体验,是作为一个新移民所可能持有的敏感目光,所观察到的不同的角度。如果问题是复杂的,那么我想,我只要使你了解它复杂在什么地方,就算达到目的了。
  美国的种族问题确实是复杂的,也完全可能是表现激烈的。五年前的洛杉矶暴乱可以说就是一个缩影。我们来到这里不久,就和所有的美国人一起,受到了这场美国25年来最大的暴力事件的冲击。
  这一场被比作是“地震”的美国大都市暴乱,起因却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是微不足道的酗酒超速驾车事件。
  这样的交通事件,不要说是在美国,就是在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一年都不知要发生多少起。所以,1991年3月3日,当四名洛杉矶警察局的白人警察,在210号公路发现一辆超速车,随即按常规拉亮警灯尾随上去的时候,他们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以及被追逐的超速驾车者,那个名叫洛德尼.金的黑人青年,都从此一脚踏进了一个历史的陷井。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的名字都将永远与一场震惊世界的都市大暴乱联在一起,写进美国历史的教科书。
  那已经是午夜以后了。一辆车偶然经过这条210号公路。驾车人发现,在黑漆漆的公路边,强烈的车灯前,有四名白人警察正在殴打一名黑人。这名过路人并不是一个新闻记者,鬼使神差一般,他想到操起车上恰好携带的摄像机,对准了他所看到的景象。
  于是,这短短83秒钟的录象,此后不仅成为美国最轰动的新闻录象之一,而且多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直至六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时不时地在电视里看到这段录象。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许许多多年里,这段录象还将经常出现在美国的各种电视专题节目里,比如说,讨论司法公正的,讨论警察权限的,等等。当然更多的,就是出现在讨论种族问题的电视节目上。
  事实上,洛杉矶暴乱的发生,已经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整整一年以后。在这一年里,美国人就是不断地在电视中重复看到这段录象,并且在等候。他们在等什么呢?殴打事件发生后,四名白人警察很快以攻击罪这样一个刑事罪被起诉,在地方法庭受到审判。人们在等待的,就是这场审判的结果。
  接下来的事情,你在中国也立即从电视里看到了报导。1992年4月29日下午,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宣布了他们所得出的四名警察被告“罪名不成立”的结论。就在当天晚上,洛杉矶发生暴乱,持续了几十个小时。同时,在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市,就是9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也随后发生了规模较小的类似骚乱,但是影响要小得多。
  洛杉矶暴动的规模,相信你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一定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当时你和我们在中国的其他亲友,都曾来信对我们的安全表示关切,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世界各地已经大大地缩短了距离。在这里,我想再强调几个简单的数字,以证实你当时在中国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切,确实所见不虚。
  在这场短短几十小时的洛杉矶暴乱中,死亡人数超过50名,受伤人数超过2000名,超过1000幢大小建筑物被焚毁,经济损失在十亿美元左右。
  我想,你一定早已作出逻辑非常清楚的判断。那就是,白人警察出于种族歧视借机殴打黑人,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员又无视录象所反应的警察犯罪事实,蓄意偏袒白人警察,宣布他们罪名不成立。于是,忍无可忍的黑人群众奋起反抗。因此,洛杉矶暴动清楚地反应了以白人和黑人为主要矛盾的美国社会种族对抗的现状。我只能说,你的判断只在局部意义上是正确的。
  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甚至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的意义和教训。在1995年,我第一次提笔给你写这些介绍美国的信时,曾经简略地提到过这次洛杉矶暴乱,也提到过它并不那么简单,不是人们远远扫一眼就能够轻易得出结论的。它牵涉到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类问题,而种族问题又是无法剥离地和其它问题死死缠在一起。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的起点,回到1991年在洛杉矶210号公路上所发生的这个案件。看看在此后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中,那个由10名白人,一名亚裔,一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究竟根据什么样的辩方证据,在看了几十遍作为检方证据的录象带之后,会依然得出“被告无罪”的一致结论。还是,根据推论,他们这十二个人只是简单的“种族主义者”?
  陪审员们看到的事实是这样的。在案发的午夜,当四名警察发现那辆超速车的时候,它的速度是每小时一百英里(相当于时速一百六十公里〕。在1991年,全美国的最高公路限速是六十五英里。在美国,超速开车的情况应该说还是相当普遍的,同时警察对超速的管制也相当严格。但是,即使是经常怀着侥幸心理开快车的人,也会承认,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是相当离谱了。
  人们常常说,美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美国人表示,现在他们的生活远比过去显得不安全,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的感觉。而这个不安全感,大家基本上首先指的是公路行车的交通流量大和速度快所带来的危险。
  有关行车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比我早来几年的朋友给我的第一个电话里,就有这样的忠告:第一,尽早学会开车;第二,当教你开车的人没有坐在一旁监督时,无论如何不要自己开出去练习驾驶。他还补了一句,否则,出了事你有可能被指控犯了谋杀罪。第一条很好理解,第二条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我很摸不着头脑。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法律规定,持有见习驾驶执照的人,尚处于学习阶段。为了行车安全,必须在持有一年以上正式驾驶执照者的同车监督下,才能出门练习开车。否则,万一出了车祸,造成人员伤亡的话,犯规者就必须面临谋杀罪的起诉。可是,为什么是谋杀罪呢?谋杀罪在这里是一个法律定义,和我们的通俗理解有一些差异。美国的法律认定,如果你明知自己的某一个动作有可能造成他人的生命危险,你仍然违法去做了,那么一旦意外发生,你所承担的后果就是在“谋杀罪”的法律范畴之内。根据同样的道理,酗酒开车造成伤亡的话,面临的也是谋杀罪。
  之所以向你提到这些“题外话”,主要是让你对这里的“酗酒后大幅度超速行车” 的概念有一些了解。然而,洛德尼.金的案件还不止是这样一个危险的违章驾车事件。
  当时,警察用测速器测到了一百英里的超速行车之后,当然还不知道他是酒后驾车,他们只是按常规打出警灯就尾随上去。在这里,任何人看到自己后面有警灯闪亮,都知道必须向慢车道方向换车道,给警车让路。如果发现警车随你一起换车道,继续在闪灯,那就说明他是冲着你来的,必须立即让到路边停车。这是美国生活中“行”这一部分的生活常识。停下来,也就是一个交通犯规处理的问题。不停甚至企图逃跑拒捕,被抓到之后罪名就大了。再说,警车都是好车,又有法律所赋予的抓逃犯的超速权利,事实上也很难逃得掉。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绝不会作出“逃”的选择。
  那么是不是还有人逃呢?还是有的。这种情况的绝大多数是一些不能与警察“照面” 的人。比如,他是通缉犯,又比如,他是有案在身,吃不准警察是否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因为警车里都有电脑,警察截下违章车辆之后,首先是索取驾驶执照,把执照的号码输入电脑系统,查一查案底。然而,即使是一些害怕查案底的人,也不是都选择“逃”。因为脑子稍微清楚一些,就知道还有个“逃不掉”的问题。“逃”而“逃不掉”,岂不是徒然罪加一等。所以真正下决心逃的,一般都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或者是脑子不清楚的不顾后果的家伙。
  更何况,在警察的追赶下飙车夺路而逃,不论逃的,追的,还是在同一路段的其它车辆,都有极大的生命危险。可想而知,这时已经不仅仅是车速快的问题,任何交通规则都会被弃之不顾。我们的朋友卡琳就曾经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遇到过一次逆车流方向的警匪飞车追捕。此后一提起来总是后怕不已,总觉得是拣了一条命。
  偏偏在那个午夜,不知是不是酒精在起作用,洛德尼.金选择了逃。他本来已经是一百英里的车速,再一逃,更是望尘莫及,时速一度达到一百一十五英里。就是这一逃,不仅改变了违规驾车的性质,也使得四名警察的神经被强烈刺激起来,完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按照经验,他们知道自己可能遇到了非常危险的情况。这个危险,除了超速追赶可能遭遇的车祸之外,还包括前面很可能是一个持抢的亡命徒一类。然而,逃的人可以有“逃”和“不逃”的考虑,警察的的工作职责却使他们没有“追”还是“不追”的选择。他们也就从毫无准备提升到一级战备,突然神经高度紧张地拉响警报高速追上去了。
  看来刺耳的警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一追,整整追出去好几个英里。之后,洛德尼.金因为拼不过警车的速度才被迫停车。停车之后的最初阶段,是最紧张的。在美国,当警察与某个人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法律要求平民首先必须服从警察的指令,使得双方之间非常危险的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尽快缓解。这种情况下的警察指令也都是规范化的。例如,要求背对警察,手放在车顶上或是后脑勺上,甚至要求趴下。
  在这里,这一点是达到共识的,即,要求平民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服从这些指令,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因为警察的行为是有规范的,是可以预测的,而另外一方的反应是很难预测的。如果,被追捕一方不立即听从警察的指示,相反采取一些抗拒的动作,警方就有可能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对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作出过度的判断和反应。这样,即使是一些原本不应该发生危险的事件,也会出现伤害。
  因为,警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权利开枪。加州的类似追车案件还有过一个录象集,在电视台放过。整个过程都是从直升飞机上拍下来的。这些案子的最后结局如果是抗拒的,多数都导致枪击。抗拒者因此送命的也有。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警察的行为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在洛德尼.金的案子里,在高速追车几英里被迫停车之后,他走出了汽车,但是并没有听从警察的任何指令,没有做任何警察要求的动作,并且还在嘲笑这几名持枪围着他的警察。在法律上来说,他属于拒捕的范围。于是,警察冲上去试图用警棍制服他。前面提到,拒捕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拒捕表明了一种态度,警察防范的心理层次也就是不一样的。如果他反抗的动作大一些,如果他出现一些可能使警察误会的动作,处于备战状态的警察都有可能出于自卫的目的而开枪。而且有拒捕在先,法律很难追究警察的责任。所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在洛德尼.金身上总算没有发生。
  此后,就是大家在电视里都已经看到的那一场警棍殴打。上面发生的这些故事,洛德尼。金本人也没有否认。除了上述的事实之外,四名警察被告的律师还向陪审团指出,如果洛德尼.金下车以后不拒捕,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他本人的意愿完全可以随时中止这些警察武力拘捕的行为。只要他按照法律遵从警察的指示,一切早就结束了。律师强调,发生的殴打只是拒捕造成的后果,警察遇到拒捕,他们也别无选择,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为了证明四名警察被告并不是因为怀有种族恶意而对洛德尼.金进行攻击。被告的律师甚至向陪审团提出这样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据,就是,当时这辆在黑夜里高速逃窜的汽车里,实际上一共载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由于一出汽车就完全遵从警察的指令去做,结果他们毫发未损,没有受到任何打击,而这两名被捕者也是黑人。
  那么,如果遇到拒捕,警察使用警棍是合法的吗?应该说是的。作为警察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执法者,他是有许多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的。比如说,遇到危险的嫌疑犯拒捕或者暴力拒捕时,警察可以动用警棍甚至于开枪。因为众所周知,警察的工作是高危险度的工作,他也有法律赋予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再者,没有人会否认,动用武力有时也是制服对方唯一有效方法。可是,疑问并没有解决。在那段83秒钟的录像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德尼.金在被殴打之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这就有了一个使用武力是否过度的问题。
  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这同一段录像带,也在法庭上成了四名被告的律师用于向陪审团证明他们无罪的辩方证据。这怎么可能呢?被告律师是这样做的。这段83秒钟的录像带被辩方律师一次次的停格切割开来放。就在一段殴打之后的停格处,辩方律师向陪审团指出,在停格的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德尼.金正在挺身起来,或者是正在企图挺身起来。同时有辩方的证词证明,他在企图站起来的同时,甚至企图用脚还击。
  在这段录象的中间,有一个画面停格处显示他已经完全躺在地上,但此时画面上的警察也不在动手,一名警察的手伸向口袋,他在法庭上解释说,这时他们以为嫌犯已被制服,他们于是停止了打击,他正在打算向口袋里掏手铐。这说明他们打击的目的仅仅是试图制服嫌犯。但是,下一个时段录像带的停格,显示嫌犯又在企图站起来,于是律师辩称,这是警察又开始殴打的起因。辩方证人还证明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重为二百五十磅的洛德尼.金格外强壮,他在经受五千伏高压的电警棍两次电击之后,依然无法被制服。
  然而,陪审员们毕竟都是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比对一个无辜者的血腥暴力镜头更能使正常平民感到恶心的了。更何况,施暴者是作为武装警察的政府工作人员,受害者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因此,有了这样一段录像带在先,辩方要使12名陪审员一致认同,这样的血腥暴力只是一种“工作状态”,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被告律师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向陪审团介绍警察,尤其是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大都市执勤的警察,其工作的危险性和特殊性。
  说起美国的警察,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美国警察的面貌是很不相同的。除去个人品质素质的因素,这种面貌的不同往往是有区域性的。我曾经告诉过你,美国绝大多数地方是安闲和宁静的。不要说乡村,那些中小城市的警察,常常都会给你一个 “雷峰叔叔”的感觉。在这些地方,实际上警察分为两部分。正儿八经的正宗警察并不多,更多的是地方治安警察。他们也穿警服,在英语里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词。这些地方治安警察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们投票选出来的,更是特别注重和社区居民搞好关系。
  我曾经看到报纸上有人写了这样一段亲身经历。说是他刚到美国的时候,曾和一名美国朋友一起出游。可是由于疏忽没有及时加油,开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车子没油熄了火。这时,恰好有一个警察经过。他们上去求助,那个警察非常抱歉地说,他实在是另有公务在身,无法帮忙,让他们另想办法,态度也十分诚恳。他看看也无可指摘。谁知,他的美国朋友闻之勃然大怒。他对警察说,你怎么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给老百姓解决困难。那个警察连忙道歉,扔下他的公务,设法去找了油壶,弄了一壶油来,并且向他们指点了方向,使他们能够维持开到最近的加油站。
  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这种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我们也在美国各个地方,由于各种原因,有过和警察打交道和接受警察帮助的经历,感觉都很好。有时甚至使我们颇为感动。在这些地方,只要是一个守法公民,看不出任何理由必须害怕警察,或者讨厌警察。尤其是许多外来的新移民,刚到这里的时候,更是对这里的良好警民关系印象深刻。
  但是,我们很快知道,实际上,警察的面貌,是和地区的治安情况相对应的。第一次我们和一个美国朋友谈起我们对美国警察的好印象时,她立即告诉我们,在一些大都市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在大都市生活过,她感觉那里的警察相当“势利眼”。她本人是一个标准的白人,虽说是移民,但是英语非常流利,完全没有外国口音。所以,她对于警察“势利眼”的指责,还不包括“种族歧视”和“移民歧视”这样的范围,她指的是 “穷人歧视”。她当时在大都市生活时,也算是在底层。所以她说,她当时总是感觉警察对他们充满警惕,一副担心他们是不是罪犯的样子,令她感觉很不舒服。
  确实当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也接触了大城市的生活之后,对于这种截然不同的美国警察面貌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很多美国人对大都市警察都是摇头的,其中尤其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市的警察,最为“恶名昭著”。同时大家也承认,这些大都市警察承担的是最粗砺的工作,非常危险而艰苦。
  最近我们去了一个小城市,看到一个地方治安警察正在和一位女士很安闲地聊天。当这位女士离开以后,他试图从地上拣起他喝了一半的一个可乐罐。由于他挺着很大的一个啤酒肚,几乎是非常艰难地弯下身去,才勉强够着了那个罐子。我们看了,不由地笑道:可想而知这个地方的治安是多么地好。若是治安差的话,他这么不灵便,选民们怎么可能选他当警察啊!
  在大都市就完全不同了,情况可以变得非常复杂。例如,我曾经对你说过,庞大的流动移民群,永远是美国故事的一个大背景。就在1996年,美国移民局遣返了十一万非法移民,其中包括五万多名罪犯。(记得两年前给你的信中,介绍了1994年的统计数字,当时非法移民遣返的数字还只有四万四千名)。这里,还不包括有七万八千名非法移民在面临被遣返时,选择了自动离境。根据美国移民局的估计,1996年,虽然在边境成功地阻挡了一百三十万人入境,但是,还是有二十七万五千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仍然滞留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则约有五百万。
  仅在这十一万被遣返的非法移民中,洛杉矶市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就占了这个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达到四万六千名。相信作为该州第一大都市的洛杉矶,肯定又在这个数字里占了一大块。洛杉矶警察局人手再充足,也敌不过这样高犯罪率的“流动大军”。更何况,这些数字只是被遣返的非法移民和其中的罪犯,那么,还有那些没有被遣返的呢?没有被抓住的呢?合法移民中的罪犯呢?土生土长的罪犯呢?
  美国的大都市从地理概念上来说也非常大。同一个都市,面貌也很不同。人们所指的,都是几个出名的“问题区”。那些数字庞大并且往往处于流动状态的罪犯,他们的大多数都会集中在这些“问题区”里。在那里执勤的警察工作危险,精神状态紧张,因公伤亡的比例也很高。在时时处处都可能出现“敌情”的状态下工作,你指望他是什么样的面貌呢?在洛杉矶大暴乱之后,市警察局的局长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他相信洛杉矶警察是世界上最好的警察之一,但是他们“不是完美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不论是不是陪审员,都会承认,他们几乎不可能是完美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向说服陪审员理解洛杉矶警察工作的艰难危险,可以提供的实例证据真是太多了。被告律师向陪审团举了大量实例,说明不仅一般来讲,洛杉矶警察是一个高伤亡率的危险工作,而且在完全类似于洛德尼.金的事件里,警察的处境也是危险的,是有可能被伤害,甚至送命的。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不要说截下来的罪犯有的是拔枪拔刀的,就是飞车截拦造成连环车祸也是常有的事。在追截中,当一辆辆警车象好莱坞电影中那样翻滚出去,难道你指望警察还能一个个利利索索地再从里面爬出来吗?
  被告律师进一步向陪审团指出,这种职业危险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首先,它造成了警察职业性的神经紧张。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在常人看来已经完全解除了危险的一个嫌疑犯,警察依据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眼中看出去,完全可能仍然还是危险的。因此对于拒捕者,不到彻底制服,他们就不会放心。被告律师认为,这种职业危险更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政府为了减少警察的伤亡,也为了有效地制服罪犯,对于警察都有一套使用暴力的职业训练。例如,如何使用枪支,如果用警棍对付非常危险的对手,如果在仅仅导致疼痛的攻击不起作用的时候,如何造成骨折,以达到彻底制服的目的。所以,在这些来自平民的陪审员眼里显得无法接受的暴力场面,对于警察,只是他们执行公务的常规作业的一部分。
  对于警察的职业性精神紧张和特殊训练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一些体会。我们的朋友达尼拉的汽车后面,有一条粘贴的标语。这在美国非常普遍,有的人是用一条标语表达一种看法,有的人只是开一个玩笑。她的标语内容非常少见,是支持警察工作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当地警察家属协会印制的。达尼拉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她的丈夫杰米是一个警察。后来,我们和杰米也成了好朋友,看上去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们意识到,他在心理上是和大家不一样的。
  这里的人一般上门拜访之前都会打电话通知。但是,在传统安静的小城镇,也偶有非常熟悉的近邻直接上门借东西的,当然一般至少会敲门,直接开门闯入的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主人感觉被打搅了,至多是有些不高兴。但是,杰米在一次这样的邻居突然拜访时,门一开他差不多是条件反射般立即就拔枪对准了来访者。这几乎吓坏了所有的人。不仅是这位来访的邻居和达尼拉饱受惊吓,事后他自己也感到吓了一跳。要知道,杰米所生活和执勤的大学城,还是一个公认治安相当好的地方。但是,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现实生活里,他作为警察毕竟在面对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所受到的职业训练也已经成为他的本能的一部分。
  还有一次,我们在夜半行车的时候被警察截下查问,当时需要打开车内的顶灯,可是开关坏了。我就自然地拉开一点车门,因为车门的开启可以带动顶灯的自动开关。这时,警察虽然对我们依然很礼貌,但他坚持要求我们把门关严。我们照办了他才敢接近。后来我们问了杰米才知道,在他们的训练指示中有这么一条,要防止攻击性的车门撞击。猛然打开的车门,是罪犯常用的“武器”。他还告诉我们,即使在公路上拦下一辆看上去很正常的车,警察实际上也是很紧张的,尤其是在夜间。从警察的眼里看出来,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们再回到法庭上。我之所以给你介绍这些,是让你理解,在法庭上,陪审团所面对的证据不仅仅如那段83秒钟的录像带那么简单。同时,陪审团所经历的判断也比你所想象的要复杂难断得多。
  陪审团在法庭上除了检方的证据之外,他们从辩方证据中得到的是什么事实和印象呢?第一,洛德尼.金在案发那天晚上的行为,使警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犯罪份子。第二,他自始自终拒捕,因此警方有充分理由根据他们的专业训练,以武力制服他。所以,警察攻击行为中,至少前面的一部分是无可指摘的。第三,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警察的攻击是蓄意出自种族歧视。唯一有争执的部分,是这场攻击的最后阶段是否必要,是否是滥用权力。
  这最后一段是对辩方不利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么一分析以后,一个原来看上去是铁证如山的大案件,已经面目全非。不仅案情的规模缩小,它的性质似乎也有所改变。至少,已经变得可以探讨,而且是技术性的细节探讨。
  现在,摆在陪审团面前,最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这段83秒录象的最后一段。根据检方的指控,这时洛德尼.金已经失去反抗能力,警察已经完全没有理由再度攻击。根据辩方律师的辩护,从录象最后一部分停格的画面看,洛德尼.金依然没有遵从警方指令去做就范的规定动作,仍在试图起来,所以警察有理由继续以武力将他“彻底制服”。
  这个案子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辛普森案一样,同样属于刑事诉讼。也就是说,它是由当地政府的检察官向四名被告起诉。我们在辛普森案中已经介绍过,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为了防止政府陷害平民,因此,依据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必须充分保障被告的公民权利。要求陪审团对待检方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些证据必须是确凿的,完全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而辩方却不用提出铁证去证明被告肯定无罪,他们只需提供充分疑点,证明检方的证据是有疑问的。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检辩双方的证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这样的法律要求之下,只要是证据具有争议性,陪审团就已经有理由宣判被告“罪名不成立”了。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个案子是比较特别的。它的被告是四名执法的警察。法律倾向于保护被告权利的条文,这时看上去反而是帮了警察局这样的政府执法机构的忙。陪审员也一定感到十分困惑。于是,辩方律师还必须使陪审团走出这样的困惑。辩方律师尽量使得陪审员相信,这些警察并不是恶魔,他们也是平常人,只是他们找了一个危险的工作而已。他们冒着危险去做一些常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最终是为了保护平民不受到犯罪分子的伤害,如果他们在高度紧张地制服罪犯的过程中,有了一些有争议的举动,就要因此被判有罪入狱失去自由的话,那么,他们的公正待遇又在哪里呢?
  最终,陪审团就这样被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证词所说服了。他们至少认为这段83秒钟录像带所反映的四名警察的行为,并不能铁定就确认为是违法攻击。我已经说过,在刑事诉讼中,这样的结论已经足以使陪审团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代表我的看法。我只是想通过这些介绍,让你了解事情的复杂性。
  就像其它的案件审理一样,结束之后陪审员就回家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愿意出来谈论他们经历的审理,但是也会有一些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记得在这个案子之后,有一名陪审员回答了记者的这样一个问题:你在作出这个判定之后,你是否觉得自己可以在晚上良心安宁地睡着?他回答说:是的。我也相信,也许是全部,至少是绝大多数的陪审员,相信自己是依照证据,依照法律,同时也是凭着良心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的。
  但是,我想这些陪审员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就无法入睡了。宣判后只有几个小时,暴力行为就开始发生,而且迅速蔓延开来,到了夜晚已经是烽烟四起了。
  暴乱主要发生在洛杉矶的中南区,这正是洛杉矶的一个“问题区”。大量的少数族裔在那里居住。没有人否认,这场暴乱的起因是这场审判的结果。但是,却几乎没有人简单地因此就推断,这是一场黑人反抗白人的暴动。甚至,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人们觉得,还是很难给这场暴乱的性质下一个准确的结论。为什么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场暴乱。
  这场暴乱的激烈和混乱程度,使人们至今还觉得不堪回首。一开始,只是有一些黑人孩子向过路的汽车扔酒瓶。然后,就有人截下了两个白人的汽车,把他们拖出来殴打。然后,一架直升飞机的现场拍摄和电视直播,致使在全美国的众目睽睽之下,一个36岁名叫奥立佛.丹尼的司机,被拖出他所驾驶的集装箱卡车,五个人不仅围殴他,并且用灭火机砸他的头,企图致他于死地。最后,居然还不忘偷走了他的钱包。
  泄愤的殴打,在不少地方发展成为由帮派少年参与的肆意谋杀。那天晚上,一名记者的车就被一群帮派的黑人少年拦下,他们不仅砸他的车,还试图把他拖下车去。当时他还系着安全带,一个少年拖了几把拖不下来,不耐烦了,掏出抢就给了他三枪。
  而且,人们惊奇地看到,理应是愤怒的场景似乎很快变成了一场狂欢。有在大火前跳舞的,更普遍的却是人们发现了抢劫的乐趣。于是,记者所拍到的已经不再是愤怒的脸庞。镜头所拍摄到的那些提着大包小包从超级市场破损的大门里出来的人,一个个都是乐呵呵的。在整个暴乱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中,甚至还包括两男一女坐在一辆不知是偷来还是抢来的车里,然后当场享受超速飙车,造成翻车死亡。
  说是“暴动”,但是没有任何组织,全是一些散民,里面还有大量的所谓帮派青少年。从愤怒地砸汽车,砸政府机构的玻璃开始,直至人身攻击,纵火,对各种商店全面抢劫,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和伤害。这场暴乱之后,有五千人被控各种刑事犯罪。此时,人们才发现,这被控罪的五千人中,有一半以上竟然是西班牙裔。当清理财产损失的时候,人们更是惊讶地发现,有近一半因烧掠而受到损失的,是与这场审判的种族纠葛毫不相干的朝鲜裔居民。然后,通过各方面的访问和调查,完全有理由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的黑人对亚裔的不满甚至敌意由来已久,这次受到攻击并不是偶然的“误伤”。
  还有,这个中南区是黑人集聚的地区,当然有大量黑人住宅,也有相当数量黑人经营的企业店铺。大火一起,无法控制,也就有黑人住宅受到波及的情况。但是,在普遍的放火和抢掠中,尽管黑人经营的企业店铺纷纷挂出“黑人经营”的牌子,以期使自己可以区别于白人或亚裔,求得免于烧掠的下场。但是,根据调查,这样的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肤色相同的同胞,并不因此“手下留情”。
  面对这样的一团混乱,人们怎么能轻易就给这场暴乱贴一个“反抗”的标签,认定它就是“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呢?
  从这场暴乱开始,直至暴乱之后很久,无数黑人都为此感到沮丧。他们和许多其他族裔的人都看到,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黑人在这场暴乱中被事件本身进一步公开分裂。黑人当然并不都是暴力的参与和支持者。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名集装箱卡车司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一名素不相识的宇航工程师在电视中看到后,冒着生命危险开着自己的车赶到现场。他是在三名黑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把重伤濒临死亡的司机救出,并且送往医院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名被射了三枪的记者,也是在一个黑人家庭的电话求救和帮助下,才得以死里逃生。还有许多对审判结果不满的黑人,在审判之后聚集在他们的教堂里,举行和平的抗议集会。并且在暴力发生时祈祷和平。
  这一案件比较特殊的地方还在于,四名警察虽然在地方检察官的控告中被判罪名不成立,但是,这次控告依据的是属于州法部分的刑责。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检察官,还认为有充分理由控告他们触犯了属于联邦法范围的民权法,就是他们作为政府执法人员,由于执法过度,侵犯了洛德尼.金的公民权利。所以,在联邦法庭立即又展开了另一场审理。
  又经过将近整整一年的审理,联邦法庭的陪审团得出了四名警察中两名违反联邦民权法有罪,另外两名无罪的结论。这个结论似乎使大多数的人都感到满意。宣判之后,森严戒备的洛杉矶警察都松了一口气。历史的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然而,凡是支付了高昂代价的历史事件,都不应该只是一道一抬脚就能跨过去的历史门槛。如果人们至多是象被绊了一跤,掸掸尘土,头也不回地就奔向前去,连一点真正的教训都没有得到,那么人类所付出的生命,鲜血,尊严,不是太轻贱了吗?在这里,大家都认为,这么大的事件显然不应该简简单单地就被时间的河流冲刷干净。但是看来,迄今为止五年的不断反省,还不足以使人们完全找到答案。不论是亲历这场灾难的平民百姓,还是以这一事件为主题撰写论文的专家学者,都一次次地发现,各种因素纠葛太深。而当人们想去理出教训的时候,又很难完全脱开自身的局限性。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种族,阶层,经历,等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今天的洛杉矶中南区,依旧可以看到许多焦黑的五年前的废墟。尽管事件之后,联邦政府投入了九亿美元的资金,可是依然不能使这一地区在这五年内完全复元。因为这里的店铺和中小企业都是私营的。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暴之后,许多业主对这个地区不再有安全感而选择离去。一名店主对记者说,“我是黑人,我以此自豪。我也爱我的黑人同胞。可我也是一名业主,我还必须养家。我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黑人业者尚且如此,其他人的疑惧更可想而知了。看着那些废墟,宛如一座座黑色的纪念碑,它们向人们在诉说些什么呢?
  好了,我似乎今天应该在这里打住了。在这封信里,我只希望你在开始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时候,对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艰巨性,有一个最初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最大的“杀手”莫过于“简单化”了。
  对于我们来说,在看到美国这样一个种族纷杂的浓缩小世界的时候,也终于认识到,美国在长期的种族矛盾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是身置其中的我们无法彻底持一个袖手旁观的态度,就是对于你和所有美国之外的人们,也无法完全以隔岸观火的轻松好奇心情,对待这些看上去似乎是“毫不相干”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各个族裔以及他们所携带的各种宗教文化习惯等等,甚至他们所寻求的自身利益,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分钟发生着类似的矛盾和冲突。从波黑战争到非洲图图族胡图族之间空前野蛮的种族杀戳,几乎不胜枚举。从人类的许多战乱中,都有一颗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的坚硬内核隐含其中。而这个世界的人们还在越走越近,叫人看着多少捏把汗。至今我们尚不知道,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对付这样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和越来越近的距离。所以,美国民众现在先行一步所面对的种族问题,就无疑显得意味深长。
  希望你喜欢这个话题。
  有空来信。
   祝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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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5:57:2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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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亘古不变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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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很高兴能这么快就收到你的回信。你说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还说在你的印象中,美国是一个种族问题很严重的国家,也知道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移民国家。但是,只是对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印象深刻,接触到的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近况介绍并不多。所以,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可能产生的激烈程度也确实了解得有限。即使对奴隶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的了解,也有“简单化”之嫌。所以,希望能早日收到下面的信。那我再接着往下写。
  如今美国的种族问题,确实是“眼花缭乱”的。最近,美国的一个韩裔社会学家在著文讨论洛杉矶暴乱的时候,就谈到,必须认清“美国已从黑白两族的社会转变成了多元族裔的社会。其他旁观的族裔也移到舞台中央,成为主角。”这一情况其实从表象上都可以看出来,因为站在美国的土地上,放眼出去,直观的感觉就是人种的五色缤纷。
  然而,美国的种族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令人念念不忘。确实与你所提到的历史渊源有关。因为在美国的历史上,种族问题一度与奴隶制度相联系。这使得本来就放在哪里都不容易处理的种族问题,在这里就更添了一份历史宿怨。
  你对美国最终结束奴隶制的南北战争一定很熟悉,但是实际上,南北战争并不是解决奴隶制的唯一举动。反对奴隶制的努力几乎与这个制度相始终,这些努力甚至在美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人类逐步认识自己,逐步清理自己的一个过程。今天,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样一个过程,依然感到收获不菲。
  再说,就连你已经熟悉的南北战争,实际上还有叫你听了会吃一惊的教科书之外的故事。所以,尽管你已经熟悉了美国奴隶制时代的“汤姆叔的小屋”等等,我还是必须把这个话题从头讲起。
  你也知道,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到达的是美洲的南部。美洲的开发也就是从南美开始的。一开始,这和美国人的祖先英国人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当时的世界是属于“海上霸王”的。所以,有着大量航海家和海盗的西班牙,葡萄牙,就成了南美的主人,最主要的还是西班牙人。“海上霸王”们也很熟悉非洲。因此,当他们的美洲新殖民地严重缺乏劳力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非洲,在那里,有的是强壮的黑人。
  那是四百多年以前。不幸的是,奴隶制确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白人的欧洲文明,还是黑人的非洲文明,都是如此。所以,在今天看起来显然应该是劳务输出的生意,在四百年前却成了奴隶买卖的勾当。在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被白人奴隶贩子劫道抓获的部落黑人,但这不可能是最经济方便的来源。所以,基于当时非洲社会发展的极不均衡,也基于他们事实存在的奴隶制,使得有一部分黑人也成为这一交易的重要一环,他们取得“货源”并且出售,成为卖方。
  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要买几车砂石铺路,你找的并不是砂石场,你应该找的是运输公司。四百年前的奴隶贩卖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时经营这一行当的是航海业,奴隶贩子都是一些航海冒险家。由于这是一个获利甚丰的行当,各个欧洲国家的船长都加入了这个行列。但是实力最强的,依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以致于美国人长期使用的黑人一词,,即“尼格罗”,居然不是源于英语而是源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西班牙在一百多年里不断从南美向北美推进和开发,这种开发也伴随着购买黑人数量的增加,因为劳力奇缺。当时在南美黑人已经非常普遍,以致于今天我们在南美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以黑人为主的岛屿和国家。他们并不是当地的土著,他们的祖先也是在贩卖黑奴的浪潮中给卷到这里来的。
  于是,当美国人公认的先驱,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着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在海上漂泊长达65天,终于到达北美大陆的东海岸,即新英格兰的时候,当他们面对一片莽莽荒原跪下祈祷的时候,这里真是他们所看到的那样,是一片巨大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吗?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因为不管怎么说,在他们到达的时候,相对于整个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来说,确实可以说是人烟稀少。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甚至远远超出他们的活动半径,还是浩浩渺渺的人迹罕见乃至于人迹未到之处。
  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包括整个南美和北美的一部分,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两百个西班牙城镇,有近二十万西班牙人及五百万当地的印地安土著。还有相当数量的从非洲买来的黑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新大陆”已经有了以西班牙人为主的一定的社会格局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包括了奴隶市场这样一个现实。
  然而,我也一直没有想通,就连这么冷的加拿大都已经被法国人在1604年看中,建了居民点,为什么美洲东海岸的北部,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摇篮的好端端的一大片风景优美的地区,当时就是冷冷落落,无人问津。所以,在南美洲的黑奴贩卖都已经进行了近百年,却还没有一个黑人随着西班牙人被带到这个地方来。
  可是,说起来真活象是命运安排的一样,恰在这些清教徒开拓者乘坐的“五月花号” 抵达北美东海岸的一年之前,1619年的8月,在距离他们上岸地点以南五百英里开外的同一海岸,第一批二十名黑人已经先于他们来到了这里。是一艘荷兰船载来了这些黑人。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奴隶还是半奴隶状态的家仆。
  除了满满一船欧洲商品还捎带载来这二十名黑人的荷兰船长,就这样创下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历史记录。虽然由于没有任何交通和通讯手段,所以“五月花号”上面的移民先驱对此也一无所知。然而,这二十个黑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存在的方式,从象征意义上看,就在“五月花号”靠上北美的同时,奴隶制和种族问题就已经在北美开始了。这一切确实发生在今天称为美国的这块土地上,虽然要再过大约一百五十年,世界上才会有美国这个国家。
  由于这块土地的开发,是以开放移民式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新英格兰地区第一批英国移民所面对的寂寞和荒凉,很快就被一批批闻讯而来的后继者所打破。北美,在西班牙人开发南美多年之后,终于也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热点,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新移民蜂拥而至。英国也开始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殖民地。可是这个时候,在奴隶贩子们中间,也肯定在盛传着这样的好消息:在北美的东海岸,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
  你还记得吧?我们以前在学人类发展史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假定“人”确实是类人猿“变”的,而不是上帝“造”的话,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别于其它动物,可以称自己为“人”,而不是动物了呢?
  我们都从教科书上得过到这样的结论,是劳动创造了人,人与其它动物的分界线,是他们开始制造工具。这个结论使我心安理得踏实了几十年。直到有一天,终于亲眼看到一个大猩猩,为了获取食物,认认真真地为自己制造了工具,并且如愿以偿地用自制工具取得了食物。吃完之后,大家居然还是认为它只是一只大猩猩,而不是“人”,真是令我大失所望。
  后来,又听说“艺术创作”是上述问题的一个分水岭。我将信将疑。这意思是说,当一只类人猿终于操起一根烧焦的树枝,在岩石上画出一个树丫巴杈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向“人”迈进的关键一步。可是,美国偏偏有人养了一只大象,就是喜欢画画,看着它用鼻子搁下油画笔,居然还换枝硬笔签名,“以防假冒”,真叫我哭笑不得。看看画的色彩感觉,肯定比有的“人”还强一点。
  最终,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搁一搁。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这么一种讲法。我不把它当作真理或是答案,可是我确实喜欢这个说法: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之时,一个坐着的人猿混混噩噩的脑瓜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其它的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他就是“人”了。
  请你原谅我的这段题外话。我想说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那就是,第一,他是不断在思考的;第二,他思考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永远是与人性有关的。作为整体的人类,他不得不始终在对这个问题进行道德自省和良心拷问。这是人类有可能对“进步”二字持有信心的基本依据,你发现,我们有一点绕回来了吧?
  因此,当我们再回到三百多年前的北美奴隶交易,甚至回到四百年前的南美奴隶交易。我们发现,那些参与了贩卖黑奴的非洲部落首领和来自欧洲的白人奴隶贩子,他们在同一个行为中道德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是并不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当时的发展程度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个程度不同,是指他们作为一个人类群体,对于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深度和理解是不同的,也就是他们的进化程度根本是不同的。
  就像在今天,我们仍然可能发现在某个热带密林深处,还存在一个“猎头族”。他们的部落每年都要偷猎一个异族的脑袋,借以得到整个部落平安吉祥的保障。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种猎杀是一种原始宗教。假设这时候来了一个探险家,他在这个部落住了一阵得到启发,出于私怨也割下了某人的一个脑袋。他当然不会在部落里受到任何责难,但是,他的行为就很难被称为是“原始宗教”而不是“谋杀”。在这里你会看到,同时发生的同一行为,在道德上所要承担的责任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奴隶问题在北美最初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你会看到,不仅今天的美国种族问题不是简单的,即使是当年的奴隶问题,也同样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是在南美已经有一大批“经营”了一个世纪左右的奴隶贩子。对他们来说,货源和经营方式都已是熟门熟路,只是随着北美移民的大量涌入,他们换个送货地点而已。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有大量源源不断,自动送上门来的“奴隶货源”。
  同时,奴隶制确实也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类似奴隶制的残余,例如,在北美沦为奴隶的虽然主要是黑人,但在开发初期,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白人也同样成为奴隶。这是移民们承袭了欧洲当时盛行的以劳役抵债的传统。
  当时来到北美的白人有大量处于赤贫状态,他们甚至买不起一张驶往他们的希望之乡的轮船船票。于是,普遍有以自己作抵押的。谁付的这张船票,谁就在几年之内拥有这个劳力。甚至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是从英国的负债监狱里直接被挑选来的。也就是说,奴役劳力,对当时的欧洲移民来讲,并不非常陌生。
  尽管如此,但是,当时英国本土已经风云激荡,平等自由的思想也已经不是什么萌芽状态了。所以我想,在这些英国人刚刚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一定也被“奴隶市场” 这样的“异国风光”吓了一跳。也就是说,对于南美已经盛行的这种方式:这样赤裸裸的,把人彻底当作牲口一样的奴隶买卖,他们要接受甚至参与这样一种行为,面前还是会出现一个令人犹豫的道德门槛的。
  但是,当时的美洲移民是控制很弱,极其混乱的。在这些人里,什么样的背景都有,也什么样的状况都有。你可以想象,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类整体发展水平上,在一个奴隶制已经成为事实的地区,显然不会面对陌生的蛮荒之地和严酷的生存条件,却坚持以道德为理由,断然拒绝以奴役的方式使用劳动力。
  那么,当时这些新移民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呢?
  那艘著名的“五月花号”所载的移民先驱者的情况,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他们一共是一百零二人,在十一月中旬到达北美。很不幸的是,他们靠岸的新英格兰恰是今天美国版图的北方。当时严寒已经开始。他们的眼前是刮着凛冽暴风雪的荒原,而背后的太平洋如同一把利刃,切断了他们和文明之间的纽带。更何况,他们是来自一个已经高度文明发展的国度,早已失去了始祖们在大自然中求生的本领。结局可想而知,仅仅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五十八条生命,半年过后,他们只剩下来四十四个人。
  就是这留下来的四十四人,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曾在冬天去探访过“五月花号”靠岸的地点。据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一个几十年不遇的“暖冬”。可是,当我们站在岸边,在大西洋上刮来的刺骨寒风面前,还是转眼就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游兴和耐心。尽管裹着厚厚的现代羽绒衣,还是迫不及待地奔向一家叫做“明朝”的中国饭店。在暖气中喝下整整一壶热茶,才突然明白过来,我们逃离的是什么。我们所逃离的,就是当年这一船移民在目送“五月花号”开走之后,面对的饥饿和寒冷。可是他们无处可逃。就是与死神眼看着就要面对面相撞,他们依然无路可逃。
  后来的大批移民,其状况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英属殖民地的开发是从北方开始的,大多数移民落脚的地方,冬天都相当寒冷。后来者除了人多势壮一些,所有的问题还是要每一个人自己去解决。他们的房子还是林中的树木。他们与奔跑的野兽之间,谁是谁的食物,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幻想中的农田,还是长满灌木和荆棘的处女地。他们的种子和工具却还在海上漂泊的商船里。冬季却不肯推迟脚步,坚持要如期而至。他们有妻子还有孩子,周围的人都在流行疾病,没医没药,隔三岔五就有人到上帝那里报到。他们想在冬季之前至少给孩子一个栖身之地,可是就是人手不够,本来就是加上妇女孩子一起干活都不够,一生病就更不够。
  在开发最初阶段的这种状况下,移民而来的各色人等,他们原来的背景都被无情地抹去了。有一些人带来了钱,可是,他们的钱也买不到可以容身的最简陋的房子,他们可以买到的,就是当时最缺乏,所以也最珍贵的奴隶劳力。因为一切都必须用双手和体力去创造出来。
  因此,三百多年前,北美移民所考虑的,远不是今天的人们所想象的“发展”“发财”这样的奢侈品。如果其中有人曾经在英国上船之前如此想过,这样的念头一下船也就被冷酷的现实一风吹了。他们绝望地不知如何才能在一片荒野里活下去。就在这个时候,运来了一船黑人劳力,说是连现钱都可以不要,以物易“物”,用当地的木材换就行。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有太大犹豫就跨过了第一道横在面前的道德门槛。
  奴役劳动就这样在北美开始了。
  随着英王朝十三块英属殖民地在这里的建立和开发,这块土地在迅速地发展。虽然这个新大陆的状况与欧洲相比始终还是落后的,偶尔来一个欧洲旅行者,仍然会不屑一顾,回家后把这里描画成穷乡僻壤。可是,这里的各个殖民地已经设立了总督政府。早期开拓者所遭遇的九死一生的险恶环境也已经被大大改变。换一个角度说,当年新移民借以越过道德门槛而使用奴隶劳动的一部分历史借口,已经不复存在。
  可是,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奴隶制在北美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加兴旺发达起来。大量奴隶势不可挡地进入这些英属殖民地。奴隶制很快成为北美的最触目的现实。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奴隶交易和奴隶劳动都产生人类最难以抗拒的诱惑,这就是利益。然而,这块土地的早期经历所形成的奴隶制现实,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始推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北美英属殖民地黑人奴隶泛滥,而英国本土却从来没有卷进去的原因之一。英国本土就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借口,所以即使同样被利益驱动想蓄奴的人,也被阻挡在在道德门槛的这一头,难以当众迈出腿去。
  北美的奴隶贸易居然会如此迅猛地展开,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被这份 “利益”所吸引的不仅是一些商人和平民,它还吸引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调动了一个大国的力量来向这块新开发的土地倾销奴隶。
  早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刚刚四十年的1662年,英王朝查理二世就特许“皇家非洲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向西印度群岛和北美贩奴。到1713年,英王朝甚至与西班牙达成有关贩奴的重要协议,由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垄断包括南美在内的整个美洲奴隶进口,由两国的王室各分得利润的四分之一。此后的二十年内,根据记录,英国至少每年向美洲输入了一万五千名奴隶,其中四分之一左右进入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大多数都进入了北美英属殖民地。
  你一定已经看出来了,英国皇上在北美的这笔买卖特别好做。因为北美本来就是他说了算的。土地是他的殖民地,管理者是他派出去的总督,当然协助推销。事实上,曾经有一些殖民地对于汹涌而来的黑奴浪潮,出于种种原因,例如最普遍的安全理由,表示担忧和抵制。但是,都无法抵御英王朝和殖民地总督上下一致的奴隶推销政策。
  就这样,一只强有力的手在北美推动奴隶制。就是这片土地当时的主人英国王朝,开始有组织地大量向这里输入黑奴。贩奴收入则一度成了一个王朝所刻意追求的“国家利益”。于是,贩卖奴隶不再是星散的船长们的海上冒险,而成了英国王朝垄断的皇家事业。换句现代的话来说,在贩奴行业,强盛的英国王朝成了一个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北美的奴隶交易就在英王朝强力的推波助澜中,达到了一个高潮。
  那么,你也许会问,这片土地还有什么希望呢?真是这样,当一个巨大的利益突然出现的时候,一个王朝会被吸引,大多数普通人也都会被吸引。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北美,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所形成的漩涡。
  前几年我们去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逛了一圈。校园里有一座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是用原作的模子翻制的。记得以前我们只有机会看到这个雕塑的照片,虽然看不真切,但是依然很惊叹罗丹的构思:在地狱的门口,“人”,坐下来“思想”。
  现在,当我终于有机会真的站在这个雕塑之前,突然不可抑制地想到,“他”只不过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却会有一种受到震撼的感觉,“他”又在想些什么呢?
  我确信,他所思索的,还是当年他站在“猿”与“人”之间,第一次想到的那个亘古不变的“原始问题”。人类,不论他走到什么时候,他的面前总会出现一道新的道德门槛,在这道门槛面前,他不得不坐下来,思索。从他成为“人”开始,直至他来到火焰熊熊的地狱的门口。这个问题是永恒的,超越一切的。其原因却是出奇的简单:他是 “人”,当然就想知道,什么是“人性”而不是“兽性”。怎么做,才可以称自己是 “人”,而不是“兽”。
  总有一些人,他们不会轻易跨过道德门槛,他们会坐下来思索,这就是人类的希望,也是北美这片土地的希望。
  作为北美精神主导的北方,对于奴隶问题,一直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这样一个“人” 在思考的线索。那就是,在遇到黑奴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的时候,这里有一些人本能地开始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提出质疑。在利益的潮流袭来时,他们只可能是极少数,但是只要他们站在符合人性的一方,他们的坚持就会奇迹般地渐渐显示出力量。探究这样一个很有历史逻辑的过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片土地发展的核心一直是在北方,这也是美国人一直把“五月花号”的那一船清教徒,认定是他们的精神先驱的原因。我以前也因此而误认为,他们是到达北美的第一船英国移民,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在“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地区的十三年前, 1607年,弗吉尼亚已经建立了第一个英属小镇。那么,为什么日后的美国人一定要认定 “五月花号”的移民是他们的精神祖先呢?
  美洲殖民地的移民组成确实是很不同一般。
  北美当然也不乏大量被贫困逼来的“经济移民”,可是,来到这里的“政治移民” 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他们是在英国及欧洲的诸多次宗教迫害和政治动荡中离开故土,来寻找一片自由的土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英国的处境远比跑到这里来当难民要好,对于这些人,寻找一块新大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需求。他们需要一块“上帝承诺过的土地”,在那里可以有他们自由信仰的权利。其中“五月花号”上的那一船移民,就非常典型,也是这些“政治移民”中最早的一批。
  你已经知道,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冬天,严酷的自然条件就带走了“五月花号” 移民中一多半人的生命。但是,当第二年春天,“五月花号”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船长惊讶地发现,剩下的那四十四个营养不良,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幸存者,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随船回到文明的英国去,而坚持要留在这片实在乏善可陈的荒野之中。
  正是这样一些人,往往会很自然地成为各地的宗教和精神核心。这个传统使得美国至今为止宗教气氛还非常浓厚。我们和去年来的那两个澳大利亚建筑师聊起来,他们谈到,同样作为新开发英属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就没有这样强的宗教传统和气氛。他们听了这里各式各样,比比皆是的宗教广播台以后,感到非常新奇。
  北方,正是大量这样的“政治移民”的集聚地。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相对更高一些,他们流亡的原因往往是“宗教迫害”为主的政治性原因,所以,他们更习惯于在世俗诱惑的面前,作出理性的思考。他们甚至在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了哈佛大学,并且把哈佛大学所建立的地方叫做“剑桥”。当然,那个时候的哈佛只可能是陋舍几间,可是,他们却觉得,只有在哈佛大学这样的精神支柱的支撑下,他们才能够活得下去。真是难以相信,当他们满怀希望地挂上哈佛大学牌子的时候,距离 “五月花号”抵达这里只有仅仅十六年。距离美国的成立,却还有一百多年。所以,一直有所谓“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说法。
  因此,要追寻这块土地的历史足迹,北方的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奴隶制在北美的整个兴起,兴盛和衰落,都可以在这个拥有哈佛大学的新英格兰地区,以及大部分的北方地区,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逻辑过程。
  我先以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为例。在奴隶刚刚进入这个地区时,反对这个制度的声音就符合逻辑地同时响起。
  在那个时候,宗教在一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宗教思考本来就应该是非功利的思考。他们把自己与世俗世界拉开距离之后,探索人与神的深远的哲学问题。这样,任何可能找到的世俗利益的借口,都必须被拒留在宗教的门外。由于北美的生活环境,使得各种宗教的思考内容,也很早就包含了奴隶问题和不同种族如何相处这样的问题。当然,不同的宗教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尽管,在新英格兰的北美早期清教徒,对于宗教正统问题曾经非常狭隘和固执。他们曾认为印地安人的宗教是魔鬼的宗教,也视教友派为邪教和异己,横加驱赶。但是,在奴隶的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却在道德的层面得出了自己毫不含糊的结论。
  在三百年前,他们是这样理解的,即,使用奴隶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符合圣经,也是可以通得过他们的道德质疑的。那就是,沦为奴隶的人必须是战俘,以及同意出卖自己的人(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债务奴隶)。除此之外,他们无法接受“买卖奴隶”和 “蓄奴”这样的做法。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如此推论下来,那个时代的北美清教徒倒是并不反对当时并不罕见的白人奴隶,因为,这些白奴是自己同意以自由和劳务抵债,也就是同意出售自己的。但是,他们却反对买卖和使用黑奴,因为所有的黑奴都是被迫的,非自愿的。
  于是,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些清教徒对于奴隶问题的认识,还有欧洲奴隶文化遗留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很有逻辑性的。作为当时北美非常重要的宗教思想流派之一,他们在对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重视的是道德层面的逻辑推理,种族归属却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一个判断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前卫”的。
  三百年前,刚开发的北美还很混乱,约束力也很弱。由于劳力的大量需求,应运而生的北美奴隶市场正在发展。清教徒基于他们的道德诉求,曾经企图严格地抵制奴隶交易的浪潮。结果就导致了当时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和其它地方一样,移民中的不少人深深地被奴隶交易带来的利益所吸引。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再消极地等待别人给他们送来奴隶。
  事情发生在1640年,也就是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二十年的时候。一个名叫斯密斯的船长驾了一艘货船,从马萨诸塞前往非洲送货。卸下货之后,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尽管运“活的货物”不如运一般商品那么方便,可是万一成了,不就是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吗?那么,为什么不顺手弄两个黑人回去,试试这一行呢?那些让人羡慕的发了财的奴隶贩子,又不是有什么望尘莫及的本事。他又望着自己手中的枪,也许觉得自己只是试验一下,不是大批量的需求,不必去当地的奴隶市场花钱买,自己就可以碰碰运气。
  于是,这位斯密斯船长居然就带领船员,在他的船的停留地附近,选定了一个黑人村庄作为突袭对象。这大概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村庄,因为他们小试即胜,一举抓获了毫无防范的几个黑人家庭,然后如数押上船,带回了他所居住的马萨诸塞。一路回程,斯密斯船长一定在做他的“淘金梦”。按照当时北美奴隶交易的现状,他是完全有理由做成这个美梦的。可是谁会料到,这一次,他却偏偏压错了宝。
  当时马萨诸塞还是在开拓的最初岁月,但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行政管理。当地人在竭力形成依据一定的宗教道德原则而执行的管理。那里当时是清教徒们的天下。他们的原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所传达的上帝的原则。你已经知道,对于奴隶问题,他们认为,上帝的原则就是除了“战俘”,必须是“自愿出售自己”,才能成为奴隶。虽说他们宣称这是圣经的旨意,然而这显然反映了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于人性和人道的认识深度。
  于是,斯密斯船长在当地一些严守戒律的清教徒的眼中,显然是违反了上帝的原则。在贩奴已在北美逐步盛行的时代,这些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还是决定顽固地坚守他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清白”。外地来的奴隶贩子他们管不着,可是他们决不允许本地居民的灵魂也被魔鬼钩走,不准备让这位利欲熏心的斯密斯船长打开一个缺口。因此,这位船长就这样成了北美奴隶交易史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回到马萨诸塞以后立即遭到逮捕。而那些被他劫来此地的黑人,也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好运气,由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马萨诸塞司法机构,当即下令用当地的公款送他们回到非洲的家乡。
  1641年的马萨诸塞因此有了一条针对从非洲劫持黑奴的法律:“任何人,凡劫持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真的阻止此后的贩奴浪潮,马萨诸塞和其它殖民地一样,几十年后蓄奴成为普遍的情况。它的港口城市波士顿,也因为转运了大量来自非洲的黑奴而逐步发展起来。
  可是,我之所以向你讲述这个北美贩奴时代十分罕见的实例。因为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当车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你看到,一百多年以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一点一点火星,你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这也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清教徒们始终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出于宗教理念的道德诉求。也在一百多年来逐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气氛最终导致了在独立战争前后,北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彻底反省。
  在马萨诸塞,这场思想清理,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马萨诸塞也是最早在奴隶问题上开始挑战立法的几个北方英属殖民地之一。
  在独立战争开始前,一个抵制奴隶进口的运动已经在发展起来。1767年,即独立战争的八年之前,他们就在议会提出了“有关禁止本地区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这个时候议会的上下两院本身还不能达成共识,因此法案无法通过。四年以后,他们再一次努力,终于在议会两院有了一致的意见,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但是,却遭到当时英皇委派的殖民地总督的否决,法案被封杀了。
  独立战争逐步迫近。挑战立法所引起的有关讨论,在马萨诸塞也越来越深入人心。他们不断地重复努力,希望使当时作为执法权威的总督,能够接受一个禁止进口奴隶的法案,但是始终没有成功。1774年,就是在独立战争打响的前一年,议会甚至两度通过这样的法案,最终,依然没能通过英皇的总督这一关。但是,你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萨诸塞这个地方对于奴隶问题的基本态度了。
  这种趋势形成的气氛,即使从当地的黑奴身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在马萨诸塞,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的事情。
  也同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774年,北方暖春的五月,马萨诸塞英总督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申诉书。在托玛斯.盖奇漫长的总督生涯中,他接受过不少申诉,可是这一份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这是一份代表着一群黑奴向英国皇家总督提出的申诉书。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份申诉书中,这些黑人从人性的原则,基督教的道义出发,甚至从当时的法律中寻找依据,不仅动之以情而且逻辑清楚地推理,得出无可抗辩的要求: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和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英总督并没有批准这样的申诉。那些交上申诉书之后,苦苦等待,却没有能等出一个结果的黑奴们,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可是,这就是历史的意义:今天,人类根据永恒的人道与非人道泾渭分明的准则,给曾经显赫的留下了姓名的英总督,和卑微的没有留下姓名的黑奴们,下了孰是孰非的判定。美国成立以后,这份黑奴的申诉书逐渐成为孩子们必受的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这是殖民时期非常罕见的一次黑奴的合法抗争。为什么是罕见的呢?
  因为在当时,黑人作为个人和小的群体,有可能出现偶而的反抗,但是作为整体,不论其人数如何迅速增长,他们在北美注定会在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是几乎没有自己声音的一个极弱势群体。这不仅因为他们被胁迫,同时也因为,黑人还处于他们偶然进入的这个陌生文化系统的蒙昧状态。
  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不仅是说他们来到新大陆,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还因为当时的非洲不同部落的语言非常复杂。直到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地方,仍有相当多的黑人讲一种起源于二十几种西非语言的叫“古拉赫”的语言。你可以因此想象,两三百年前的黑人语言状况是多么混乱和无奈。黑奴相互之间都常常无法交谈,他们只能通过逐步学一些英语,来进行黑人本身之间的简单交流。
  他们更无法发展自己的文化,只是沦为一种陌生文化的工具。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一开始都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根本理不出一个头绪,更不要说提出一个共同目标。大多数黑人还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甚至在他们许多人的原来文化中,奴隶状态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非洲的部落战争也经常使战俘成为奴隶。种种原因使得黑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逃亡和反抗都只是个别现象,而逆来顺受却被迫成为主流。
  因此,这份申诉书出现在马萨诸塞并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根本不可能在两百多年前的黑奴中间,生长出这样一棵树苗,没有合适的气候,它也不可能如此健康,茁壮,并且理直气壮地展现自己虽然微薄,却是由苦难积累起来的力量。因为,你可以说,追求自由,这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这些黑人第一次清晰表达出来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法制的概念,却不是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的。
  从这份申诉书中,你可以看到黑人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你也同时可以看到马萨诸塞的早期清教徒们的身影。他们逮捕一个斯密斯船长,送回了几家黑人,并没有阻挡住奴隶交易的浪潮。但是他们持续一百多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黑人的逐步觉醒和更多白人的反省。
  1775年,独立战争终于打响了,新成立的马萨诸塞“革命政府”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在海上抓到了待售的黑人。一项提案被送到了立法机构,立法机构不仅立即同意了这项将黑人们立即释放的提案,而且附带了这样一个声明:“这种对人进行出售和奴役的行为,直接践踏了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自然权利。我们以及各州都誓言要为自由而战斗到底,而这种行为与这样的誓言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个声明显然超出了以往通过的法案的诉求,它要求的已经不止是停止奴隶交易,它直接提出了解放奴隶。并且指出了黑人的自由和白人们正在从英国人那里寻求的自由,同属一个人类理想,是不可割裂的。虽然这个声明当时并没有完全通过,通过的只是禁止奴隶交易和虐待奴隶的部分,然而,所有的马萨诸塞人一定听到,奴隶制的丧钟已经开始敲响。
  仅仅是八年独立战争的第二年,马萨诸塞就有了着手解决奴隶问题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战争之中就向议会递交了废奴的议案。
  英国签字同意美国独立,是在1783年。在此三年之前的1780年,也就是那些黑人向英总督送出申诉书的仅仅六年之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在地方宪法中就有了这样的明确条款“所有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并具有明确的,与生俱来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依据这些权利他们得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和自由”。
  马萨诸塞终于在进行独立战争的同时,就完成了对奴隶制清算。
  同属北方的宾夕法尼亚,是教友派的大本营。你一定记得前面提到过的,新英格兰的早期清教徒曾经出于宗教偏见,强烈排斥过教友派。所以,他们之间不仅属于不同的殖民地,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在宗教观点上还有相当大的分歧。然而,在查看宾夕法尼亚的资料时,我奇怪地发现,在奴隶问题上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路径,与马萨诸塞的情况却极为相似。
  仔细想想,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对于精神追求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执着。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以物质生活的清贫和对精神生活的孜孜以求闻名,而教友派更是把对于精神的追求,发展到了殉教的极致。这种状态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很容易走向偏执,不肯妥协。这两个教派在早期都踏入过这样的误区。但是他们共同的优点,就是不轻易在世俗利益面前放弃道义,所谓的“见利忘义”。
  教友派来到北美,显然也是为了寻求一片宗教自由的乐土。正因为早期饱受清教徒的排斥,他们在新大陆一度处于类似流浪的状态,没有一个集中的基地。于是他们的一个宗教领袖威廉.佩恩,就在1681年向英皇查尔斯二世要下了宾夕法尼亚这块殖民地。他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居然是皇上曾经欠过他们家族的钱!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当然也是一片荒原,但是教友派的教徒们已经心满意足,他们好歹有了一个新的家园。
  在教友派所理解的圣经精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这使得教友派成为北美最早提出各种族平等相处理想的教派之一。以后我会再向你介绍,这一点认识在北美不仅是实属可贵,在当时也是非常不容易。于是,教友派的一些牧师从很早开始,就向教徒灌输解除奴隶制的思想。
  在宾夕法尼亚最早加入谴责奴隶制行列的,还有一批德国移民,他们属于教友派叫做公谊会的一个分支。他们在宾夕法尼亚这个新的家园建立了德国镇,保留他们自己的宗教和生活习惯。
  1688年,也就是在威廉.佩恩在宾夕法尼亚建立这个教友派新家园只有七年的时候,在德国镇的公谊会每周宗教聚会中,他们已经留下了这样一份古英语和古德语混杂在一起的,有关奴隶问题的讨论记录。
  在讨论中他们明确反对蓄奴,所用的思想和语言都极为朴素。他们写道,“我们反对这种针对人的肮脏交易,理由如下:……他们是黑人,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能有更大的权利令他们为奴,就像我们对其他白人,也没有这种特权。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不同辈份,不同血统和不同肤色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
  你看到,。这里不仅有他们对于奴隶问题的态度,也有他们对于种族问题的立场。
  作为北美思想主导的北方出现的这些早期质疑,形式和深度都并不相同。但是,在人性的普遍原则下,拂去外表,我们发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坚实内核,那就是,新移民纵有万般理由,他们难道就因此真的具有剥夺他人自由的权利吗?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北美开拓初期,他们第一次试图离开自己的困境,离开自己相对优越的地位,站在那些他们还完全无法理解的黑人的立场上,质问这个人类行为的合理性。
  当然,由英王朝所推动的北美贩奴浪潮,也随之冲击到了这里的平民和教徒。不论是宾夕法尼亚的居民,还是教友会的教徒,都有参与奴隶交易和蓄奴行为的。一时间,这些看上去近乎“迂腐”的“道德说教”,似乎根本无法与奴隶劳动带来的巨大“利益” 抗衡。然而,也许正是他们的宗教热情,使他们没有放弃较量。1696年,公谊会就提出了反对进口奴隶的提议。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们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呼吁,而且呼声越来越高。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长期以来在议会里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宾夕法尼亚也是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中,最早在议会里通过一系列法案,对进口奴隶进行禁止性课税的。
  1712年,就已经有人提出彻底禁奴,当时的议会还不可能接受。可是他们同意先走出禁奴的第一步,于是,就在这一年通过了第一个对进口奴隶的禁止性课税法案。
  当时在北美,有不少殖民地都对拥有奴隶或是进口奴隶收税,可是目的却大不相同。有些地方课“奴隶税”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北卡罗莱纳以税收限制奴隶进口的数量,则是因为担心黑奴过多而无法控制。宾夕法尼亚却是唯一以明确的反奴隶制这样的道德目标,而制定这个税收法案的。
  然而,他们遇到了马萨诸塞的议会遇到过的同样问题。1712年的这个立法立即被英王朝下令不准执行。接下来就是反对奴隶制的宾夕法尼亚议会,在奴隶交易问题上一系列的挑战立法和一再被英王朝否决,这样的戏剧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重复上演。
  1754年,教友派又迈出重大的一步。他们在挑战立法的同时,开始利用教会的约束力,禁止教徒购买奴隶。1758年的一次教友派宗教年会上,他们宣布禁止教徒参与和奴隶交易有关的任何行为。任何人只要加入教友派,就必须遵守这个禁令。任何违反者,地方教会都必须宣布此人脱离教会。
  在这样的两头夹击下,在独立战争之前,宾夕法尼亚的奴隶交易几乎已经停止了。教会的禁令又使得这里的奴隶人数锐减。到独立战争打响时,这里只剩下了一万名左右的奴隶。
  独立战争所提出的自由精神,也大大加速了宾夕法尼亚对于奴隶问题的清理。1780 年,在独立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前,宾夕法尼亚的议会终于通过立法,彻底禁奴。
  在翻阅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奴隶问题的文件时,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北方,不少殖民地的早期文件,对进口奴隶甚至对蓄奴,一开始就有了道德谴责和禁止条文,有的甚至措辞严厉。
  可是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就只有大量对奴隶交易课税的决议了。早期的对奴隶制的道德诉求几乎在所有殖民地的立法提案中销声匿迹。在了解了英王朝对于奴隶制的介入和推动之后,这种变化就能够理解了。
  然后,在独立战争前后,也就是在美国诞生的前后,明确禁止进口和彻底禁奴的立法文件又大批出现。文件中也逐步出现清楚的道德诉求的文字,“我们不仅要防止更多的黑人失去自由,还要让已经不幸失去自由的黑人恢复自由”。
  独立战争期间和美国建立以后,奴隶制也在作为北美精神主导的北方陆续结束。
  在了解了类似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相关历史之后,才发现这些文件所表达的一波三折,实际上很典型地反映了北方一个有逻辑的历史进程。他们都有过一个最初的人性思考和结论,也都有过一个抵御不了包括“王朝利益”在内的欲望浪潮冲击的阶段。但是,最终对人道的坚持终于战胜了人类贪欲的一面,人类在对自身的反省中,走出坚实的一步。
  因此,这里走过的最初一段路程。并不是你我原来所想象的,奴隶制从兴起到终结的历史,就完全是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之间压迫和反抗的对抗史。基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当时黑人还不可能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是人类良知和愚恶的角逐。你已经看到,在这一段历史中,这场角逐主要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内部。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人性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黑人就没有力量,只是他们的力量是无声的。黑人的力量就是他们失去的自由,就是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以深重苦难凝聚起一个巨大的质量,逼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检验人类对于人性的自省能力。
  一块土地,一群人,乃至整个人类,它的真正希望所在就是它的自省能力和良知醒悟,而这又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在北方,奴隶问题的解决确实是一个自省和清理的过程。在那里,这场思想上的清理在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你一定要发问了,独立战争不是并没有解决美国的奴隶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拖到独立战争八十几年以后的南北战争才解决的吗?
  你的问题牵涉到殖民地的北美和新诞生的美国的一些特殊情况,这些情况也导致了解决奴隶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得在下一封信里再回答你了。别忘了来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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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5:58:1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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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躲不掉的妥协和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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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谢谢!你的信中说确实对我提到的问题感到疑惑不解,正在等我的下一封信。我接着再往下写。
  美国的诞生,实质上是这块土地被耕耘了一百五十年之后,逐步成熟,开始清理的一个结果。生活在这里的一些人,不再仅仅陷于谋生的劳顿,他们开始问自己,当初他们为什么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究竟要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一代代的新移民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你可以遇到生活状况还相对较差,却心境平和的移民;你也会遇到境遇相对更好,却怨声载道的移民。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当初来到这块土地,所寻求的东西就是不同的。
  独立之前的那些殖民地移民,终于意识到,长期以来统治他们的英国王朝,忽略了他们的基本需求。这个需求清楚地写在他们要求独立的旗帜上,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你一定已经发现,这个目标反省,实际上又是一次人类对自己的基本问题,即“人性”的思考。
  关键的是,他们又按照逻辑推断出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他们所要清理和清算的,好象并不仅仅是英国王朝。
  他们的面前分明出现了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当今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人们当然还不可能一致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然而,这些问题已经无可回避。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我们的习惯叫法。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所用的英语名称,实际上是“美国革命”这样一个词。
  换句话说,美国革命是”
  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就看怎么处理殖民时期留下带来奴隶问题了。平等自由的口号是糊弄英国人的表面文章,或是为了赶走英国人而制定的一个策略,还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真正理想,对于奴隶问题的态度,成了一块试金石。
  即将成立的美国,如果允许“人人生而平等”的最高原则,和北美殖民地奴隶制的现状共存,将会产生一个最大的荒诞。对于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和辩论奴隶问题的北方思想主流来说,这本来就是他们难以容忍的殖民地历史沉疴。现在,突破的时机终于来临,一百多年的争执现在该有个结果了。因此,在北方,解决奴隶制进展迅速。奴隶交易的行为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已经在北方基本停止。就连属于南方,地处南北交接点,一直充满矛盾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也在战争期间立法停止了奴隶交易。
  于是,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一个新的国家,其本身的存亡,尚在生死一线间的战场上。可是,他们却在那里一面向英国人开战,另一面反而有悖常理地在向自己开刀。所以,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实在只是半场“美国革命”,另外半场他们落实到了自己头上。
  你已经知道,在独立战争期间,北方的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已经基本废除奴隶制。也许你也注意到了,在困难的战争局面下,并不是一个坐下来思考和清算自己的好时候。当时的主要矛盾无疑是独立。战争之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非常紧张。战争之中,更是有枪炮逼在眼前。所以,作为与独立战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奴隶制的道德问题,仅仅基于一个理想,能够这样被提出来,并且开始实质性的步骤,已经非常不容易。
  战争结束后不久,北方各州纷纷先以立法禁止奴隶交易,之后又陆续着手结束殖民时期的奴隶制,随着战后的重建,这场清理也在大部分地区基本结束。
  但是,这还是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奴隶制还是拖了几十年,甚至导致了一场南北战争呢?正是美国与其它国家很不一样的特殊情况,使得问题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在美国建国的最初时期,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可以说是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刚刚诞生的美国十三个州里,实际上有两个州还远远落在美国思想主流和历史的后面,它们尽管无法在原则上反对废除奴隶制,但是,却始终企图尽可能延长奴隶制的寿命,以维护它们的利益。在“利”和“义”之间,它们选择了“利”。这两个州就是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
  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那真是非常特殊的两个地方。就是在美国的交通通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你仍然可以在那里发现非常保守的一个个小镇。他们欣赏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对新鲜事物几乎本能地持抗拒态度。不仅是难以接受其它国家的外来文化,也同样不喜欢时髦的北方人。前不久,我们就在一个南方小镇上,发现一辆汽车上贴着这样一句话,“既然北方那么好,你干吗不搬回去住!”令我们哑然失笑。
  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殖民地的移民构成,对于形成这个地方的风格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两个殖民地的移民来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南卡罗莱纳的最初移民,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一个叫巴巴多斯的岛国。西印度群岛当时也是英属殖民地。在贩奴高潮中,这个地区首当其冲,以致于北美的许多奴隶都是从西印度群岛买来的“二手货”。巴巴多斯从非洲贩奴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在19 80年,它的人口构成中,黑人占百分之九十一,白人仅占百分之四。
  在巴巴多斯,当时黑人白人的比例虽然不象在1980年那么悬殊,但是那里的白人当时已经习惯于大规模无节制地进口黑人用于种植劳动,并且习惯于控制人数大大超过自己的大批黑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对奴隶起阻吓作用的严刑峻法,几乎是必然的。
  南卡罗莱纳开发的时间比较晚。它的气候和条件,非常适合类似巴巴多斯的农业种植。它的开发实际上是巴巴多斯一些野心勃勃的白人,向北美洲有计划扩展的一个结果。因此,他们“发展过来”的时候,也几乎原封不动地搬来了一套北美前所未有的“巴巴多斯模式”。于是,在这里出现了北美唯一的黑人比例远高于白人的殖民地。在1680年的开发初期,白人在南卡罗莱纳的比例还占百分之八十三左右,然而六十年的大量奴隶进口之后,在独立战争前三十年,在那里的白人已经只占百分之三十三,黑人的数量已经是白人的一倍了。
  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北美的任何一个英属殖民地,在白人中间,奴隶主的人数一直只是少数。因此,南卡罗莱纳的白人奴隶主和黑奴之间的比例,实际上比人口比例更为悬殊。于是,在担心难以控制的忧虑下,1696年,南卡罗莱纳通过了几乎是1688年的巴巴多斯奴隶法的翻版,这个奴隶法的观点行文,在当时的北美也是闻所未闻的。这部法律认定,奴隶都是“野蛮,放肆,凶残”的,“天生就有骚乱,抢劫和行为残暴的倾向”。因此,这部法律中还有非常残酷的体罚条例。这样形成的管理奴隶的格局,不要说在北方的英属殖民地,就是在同属南方的弗吉尼亚听起来,也都是触目惊心的。
  即使同在奴隶时期,奴隶的状况也有很大差别。在美国建立之前,在新英格兰和纽约,黑人所受到的待遇已经无异于一般的仆人和农工,在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也已经相当于温和的农奴制,即使在处于南北交界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也类似一种家族等级制。南卡罗莱纳的奴隶状况在北美无疑是十分突兀的。
  南卡罗莱纳是相对封闭的。它很少象其它殖民地那样,拥有承袭英国的较强的法律文化传统,基本上是领主统治。它除了靠进口奴隶发展起来的查尔斯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城市。在最初的近一百年里,整个殖民地的诉讼程序居然都是上交到一名 “宪兵司令”手里,由他说了算。这对于其它沿用英国成熟法律的北美殖民地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最近,我们去了一次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它是北美最早的五个城市之一,座落在大西洋边,有着非常美丽的海滨。就是在今天,它依然不是一个大城市。它遍布着各种历史遗迹,很有魅力。可是,不论当我们站在海边,还是漫步在它的街道,我们都无法忘记一个事实,在被卖到北美的所有黑奴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这里上岸的。它也是在美国诞生之后,还坚持进口奴隶的最后两个主要港口之一。另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我们今年在那里度过元旦的佐治亚州的港口城市,塞凡那。
  因此,南北战争最终在查尔斯顿爆发,实在不是偶然的。
  那么佐治亚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紧挨着南卡罗莱纳西面的并列近邻。佐治亚北部如屏障一般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几乎完全割断了它和北方英属殖民地的联系,它和南卡罗莱纳之间的分界线,就是绵绵流长的塞凡那河。
  佐治亚的开发经历和移民来源与北方相比,更是一个天差地别的故事了。
  佐治亚的开发,比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的新教徒移民先驱者,整整晚了一百一十年。它是英国经过周密安排的,一开始就像“军垦农场”那样规划起来的一个移民计划。这个计划的牵头人是一个名叫奥格拉索普的将军。在今天的佐治亚,你可以不时地遇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名,或是一不小心就撞上他的一个雕像。他本人看来大致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人,放着在英国的好日子不过,一心一意要来这个已经开发了一百来年的新大陆,找一块“生荒地”,干一番事业。
  那么,什么是奥格拉索普将军寻求的“事业”呢?这简直就是一个慈善事业。他要在这里开辟一个“穷人的乐园”。这个事业如果成了的话,简直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面是有利于英国,你可以从当时的一句口号中看出来:“把穷人都送走,英国会更富”,另一面当然是穷人来到“乐园”,走上致富之路。到这儿,你准已经猜出来了,佐治亚的移民大军就是“英国的穷人”。
  你还是只猜对了一半,当初挑选的条件不仅是穷人,而且是最“穷极潦倒”,在英国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负债人。同时,申请人的行为不能有任何越轨之处,思想不能想入非非,否则,就不符合进入这“模范农场”的条件。因此,他们的平均教育程度极低。
  然而,这些佐治亚移民遇到了北美开拓史上罕见的好运气,一点没有经历象其他的移民开拓者们那样的饥寒交迫。在奥格拉索普将军的影响力下,他们一开始就是英国慈善事业的全力关照对象,生活处处得到照顾,看看他们得到的那些长长的配给品单子,就连今天的我好象都应该羡慕他们。就是什么也不收获,靠着这些配给品,也可以衣食无忧地过日子了。这个“模范农场”几乎为他们考虑和安排了一切。
  可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其它殖民地移民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的生活是被动的。一到那里,他们就必须接受许多“新生活”的道德规范。例如,禁酒,不准土地买卖,等等。连地里种什么庄稼都不能自己完全作主。
  佐治亚在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也非常特别。移民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毫无主动权。奥格拉索普将军主要出于管理方面的考虑,一开始就强行规定不准蓄奴。
  可是,整个佐治亚是一片面积很大,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在夏季强烈的阳光下,不论树木灌木野草,长得都跟疯了一样。几乎每家人家都面对分配到的五十英亩长满野生植物的林地,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劳力,什么庄稼都不会有。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看着唯一的近邻南卡罗莱纳满田遍地的黑奴,当地移民对不准蓄奴的规定一直愤愤不平。
  所有这一切,加上生活的被动状态和移民本身在教育上的低水平,只要配给品一减少,很快就恶性循环导致贫穷和劣势。和南卡罗莱纳非常相似的一点,就是管理的专制也导致司法的专制。结果,佐治亚成为一块最没有希望的殖民地,移民纷纷逃之夭夭。
  为了坚持这个“模范”乌托邦的幻想,英国本土也几度向佐治亚“输血”,可是毫无成效。1750年,当地的管理机构开始在奴隶问题上退让,两年之后的1752年,他们终于放弃这个乌托邦,决定退出管理,任其放任自流。
  这个时候,距离独立战争只有二十五年了。在这二十五年里,佐治亚在很薄的底子上缓慢地发展,在独立战争五年前,偌大的一片贫困的土地,总人口还不到一万,奴隶却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已经占了人口的大致三分之一。
  所以,基于佐治亚的移民的整体水平,根本不可能对奴隶问题作什么反省。他们是憋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说是允许蓄奴了,有了点翻身致富的希望,时间还不长,就爆发了独立战争。莫名其妙的北方人又要提出什么不准蓄奴,这说什么都不行!
  这两个在地理位置上并列的极端南方州,长时期以来,都没有出现一个在北美的思想发展历史上有点意思的人物。这样,跟其它殖民地就更无从交流了。
  在独立战争之前,十三个殖民地一向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北方与这两个极端南方的殖民地之间,在地理上还隔着较温和的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因此更没有什么往来。
  一方面,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个独立的殖民地,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一样;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现代的交通通讯手段。主要的交通用具就是马了,可是路也不行。长时期以来,这里甚至连邮政都没有。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五年之前,邮政刚刚开始建立。然而邮递员也是骑马的,沿着蜿蜒的小路翻山越岭,趟水过河。一封信从纽约送往同是北方的波士顿,都要在路上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星期,更不要说去遥远的南方了。
  在那个时候,对于那些政治制度和思想都已经相当成熟的北方殖民地,他们印象中的南卡罗莱那和佐治亚,差不多就像现在美国人印象中的厄瓜多尔,瓜地马拉那样南美国家。知道有那么回事,可是模模糊糊,不知何以名状。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哪怕有再大的差异也不可能相互冲突起来,因为它们压根儿就不照面。
  所以,当对英独立这样一个事件,把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聚到一起的时候,是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南北双方,第一次真正遭遇。当初,只是听说各个殖民地都有那么一拨子要独立的人,就想到大家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干。可是真的一遭遇,才发现相互之间居然有如此之大的距离。
  没错,他们都要独立。但是,目标却大不相同。
  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作为后来美国的主体力量,“独立”是源于一个更高的人道目标,是一个“美国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平等自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的理想,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制度来保证它的实现,那么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就没有任何意义。
  而对于以两个极端南方州为代表的保守力量来说,他们无法在理论上与“天真的北方佬”抗衡,然而在心底里,他们的“独立”是实用的。就是以前是英国人作主,以后可以自己作主。当时,他们一方面还不想放弃他们由奴隶制所支撑的经济利益。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发展是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当这些被奴役的对象是“黑人”的时候,他们对奴隶制的负罪感会大大减轻。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觉得在这里大概必须把纠缠在“美国奴隶制”中的“种族歧视问题”,认真清理出来看一看了。
  在三百多年前,北美刚刚出现黑人,种族歧视就是非常普遍的。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打破对于“种族歧视”的一些固定概念。“歧视”二字,在英语中的词义是“区别对待”,“种族歧视”就是在种族问题上的“区别对待”。它是由差异产生的。事实上,一开始,当人类发生种族相遇的时候,这是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发生的一种情况。人类只有在理性的思考下,经历长期的共存,才有可能真正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对“种族差异”以平常心待之。到今天为止,这依然是世界各个民族都还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课题。
  而白人和黑人又恰恰是反差最大的两个种群。三百年前,当他们在北美相遇的时候,不仅外观上会把相互都吓一跳,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上的不适应,再加上他们文化上的南辕北辙,在他们相处的初期,会产生“区别对待”的反应是很自然的。说是一碰上不假思索就能和睦相处,亲如兄弟,反而是不正常的。也许,你不太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恰巧,我最近看到这里的一个华人介绍康有为的“大同书”,有一段谈到“大同书”中康有为乍遇黑人的反应。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你也知道,康有为是清末的中国人中最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人士之一了。在当时可以说是有书有论,敢作敢为的思想先驱级人物。他的“大同书”从1884年开始执笔,本世纪初完稿,已是美国独立的一百多年之后,连“南北战争”都已经打完快二十年了。在“大同书”中,他大力宣扬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下笔胸有成竹,言之壮怀激烈。可是,当他第一次遇到黑人,毫无思想准备的康有为,显然一下子不知所措,他不能想象在他的“大同世界”中,竟然也能包括这样的 “一种人”。
  他对黑人这样描述道,“然黑人之身,腥不可闻。……故大同之世,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状也,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
  其结果,主张“人人平等”的康有为,居然对于“大同世界”所无法容纳的黑人,想出了一个比奴役更为可怕的解决办法,“……其棕黑人有性情太恶,或有疾者,医者饮其断嗣之药,以绝其传种。”
  根据这段话,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把那个在黑人面前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康有为,定性成一个种族灭绝的法西斯分子,斥责他的“大同世界”的伪善。可是我想,实际上,倒霉的康有为只不过是在初见一个出乎意外的“奇异人种”的时候,在震惊之余被吓坏了。他心里很可能把黑人定位于人与猿之间的一种“怪兽”,因而怎么也无法想象,如何与之“平等共处”。
  北美事实上也经历了完全相同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包括宗教教育在内的教育水平,又往往对人的理性深度起了重要的推动。
  有关“种族歧视”的问题,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讨论。我们还是先回到美国独立之前,十三个殖民地第一次聚在一起,南北双方第一次遭遇……
  你也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说在美国的奴隶问题上,是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为什么说当时十三块殖民地的最南端并列的两个州成为美国奴隶问题的“祸根” 呢?“南方”不是还包括了其它几个殖民地吗?你问得很有道理,在美国独立前,南方还包括了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莱纳三个殖民地。但是,这三个殖民地对于奴隶问题的态度,远不是那么极端。
  例如,这三个南方殖民地在美国独立之后,它们都走出了解决奴隶问题的第一步,停止了奴隶交易,并且在试图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中的一半,后来甚至加入了北方的阵营,如马里兰。
  北卡罗莱纳一直受弗吉尼亚的影响比较大。处于南北交接的弗吉尼亚,更是成为南北不同思想的撕裂点,常常为此痛苦不堪。在奴隶问题的最后解决上,自始至终有着激烈的矛盾和内部辩论,甚至导致了本身的分裂。一半的弗吉尼亚后来断然加入北方的阵营,成为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州。
  因此,如果没有两个极端的南方殖民地,相信独立后的美国是会比较快地就摆脱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奴隶制问题的。但是,由于一个极端南方的存在,历史就是给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留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留了一个埋伏八十年的定时炸弹,直到八十年后的南北战争时,才轰然炸响。
  从弗吉尼亚这个矛盾的焦点,最能够反映出美国诞生时有关奴隶问题的冲突了。
  弗吉尼亚是一块十分特殊的土地。它的特殊,不仅在于它处于南北夹缝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还在于它的移民定居者的特质。
  当然,在弗吉尼亚,和其它州一样,大量的还是极其贫困的普通移民。但是作为这块土地精神主导的一批移民,却是在英国政治动乱中出逃的一批贵族。不少是被砍了头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属下。于是,贵族派头的英国绅士风格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奴隶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于主人和家奴所形成的严格等级制是十分习惯的,甚至是颇为欣赏的。而另一方面,他们良好的教育又迫使他们不可能躲避对于“人性”的思索。因此,有关奴隶制的讨论在这里从未间断。辩论最激烈,反复起伏也很大。
  弗吉尼亚的真正开发,比北方晚几十年。在奴隶交易的初期,这里也发出过犹豫的声音。从今天看来,这几乎算不上是反对,甚至显得十分荒唐。因为,这个从弗吉尼亚发出的声音,质疑的并不是是否应该使用奴隶,而是从什么地方去买来奴隶。
  当时北美的奴隶来源有两个不同来源。简单说就是“一手货”和“二手货”的区别。直接从非洲来的,都是“一手”的,来自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就是“二手”的了。在弗吉尼亚的一些人,他们反对的就是从非洲直接进口奴隶,他们提出只进口“二手”的奴隶。为什么呢?“一手货”不是更便宜吗?
  这是他们心中尚未被大漠风尘所刮走的残余良知在“作祟”。在心灵深处,他们被阻挡在“把一个自由人变为奴隶”的这道“道德的门槛”前。新大陆的现实,使这些弗吉尼亚的反对者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进口奴隶这样一个潮流,所以,他们提出只间接地从其它地方进“二手奴隶”。这样,至少他们没有去直接参与把一个自由人变为奴隶的罪恶,而只是把一个已经成为奴隶的黑人,挪了一个服劳役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说这样一个仅仅是对奴隶购买地的奇怪质疑,也算是反奴隶制的先声之一呢?现在的人甚至完全有理由指责这种做法只是可笑的,虚伪的,只不过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可是,我却感到,我没法小看在开拓初期的艰难日子中残存的 “英国绅士荣誉感”。因为在外部的洪流裹胁之下,终于也有人在道德门槛前站下犹豫了。他们在诱惑面前依然尚有一些荣誉感所依存的羞耻心。正是这点保留下来的羞耻心和理性,逐步发展,孕育了一批思想者。这使得弗吉尼亚不仅成为南方变革的前站,它的一批思想家,也成为北方思想精髓的表达者。
  1776年,也就是在“独立战争”开始的第二年,“独立宣言”通过的前夕,为了宣誓公民自由的权利,为宣布独立作准备,在弗吉尼亚的首府威廉斯堡,弗吉尼亚议会授权乔治.梅森起草一个“权利宣言”。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权利宣言”,它实际上就是我多次向你提到过的“权利法案”,也就是后来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前身。
  威廉斯堡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小镇。它是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总督府所在地。在北美的各个殖民地中,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政府统治能力特别强,在今天,你仍然可以在总督府内,看到满墙满墙用精美的枪械做出的奇特的室内装潢,仿佛在给强盛的殖民历史作出一个小小的诠释。
  然而,弗吉尼亚沿用的一套英国式的民主制度也相当健全。逛在威廉斯堡的小街上和议会大厦里,你有时候真会不由自主地生出这么一个念头:说不定正是英国人自己,手把手地教出了这样一个叛逆的“美国儿子”来。
  梅森在这个文件一开篇的立论基础就是,“人人生而自由独立,都具有天赋人权”,结果立即在弗吉尼亚戴着假发的议员们中间,引发了整整四天的激辩。反对派提出的一个理由极其简单,如果这个文件通过,确定了人人生而自由,都有天赋人权,那么我的奴隶这么办?
  这份文件是通过了。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而且扩大到了整个北美的范围。这次是由“独立宣言”所引发的。
  受到当时的“大陆议会”委托,起草“独立宣言”的,又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思想者。这就是著名的托玛斯.杰弗逊。他在会议附近租了两间小屋。小屋里只有最简单的生活用品。在暗淡的烛光之下,杰弗逊用鹅毛笔奋笔疾书,思如泉涌。
  现在想来,托玛斯.杰弗逊固然是不愧他的盛名,然而,作为一个受委托的起草人,他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却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共同拥有的,也是这块土地所共同拥有的。他不仅在一开篇就重申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并且详尽地阐述了他们这一批美国的建国者,对于英皇在北美殖民地推行奴隶制的愤怒。
  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的手稿中的这一段文字。由于两个极端的南方州的坚决反对,最后被删除了。所以,也许你还没有读到过这些文字,那可真该补上这个缺憾。
  1776年,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稿件中,谴责英皇所推动的向北美的贩奴行为,是发动了一场“残酷地反对人性的战争。他强暴了一个远方民族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他们从来就没有冒犯过他。这场战争拐骗和胁迫了他们,使他们不是在运送途中悲惨地死去,就是被送往地球的另一端充当奴隶。这场由邪恶力量无耻发动的海盗战争,恰恰就是身为基督徒的大不列颠的英皇所发动的战争。他决定打开这样一个市场,在那里,人类可以被买卖。他滥用了他的立法否决权,并利用这个否决权压制了所有打算禁止和限制这种肮脏交易的立法尝试。”
  你也许会认为,这一段对于英皇向北美推行奴隶政策的谴责文字,仅仅是杰弗逊自己在起草“独立宣言”时的“临场发挥”,并不一定代表当时要求独立的美国人的基本潮流。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在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的一年多前,在1774年10月,这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有过一次相聚,并且经过三天的辩论之后,曾经通过了一个抵制与英国贸易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已经有了抵制奴隶交易的条文:“在12月以后,我们将不再进口和购买任何奴隶。此后,我们将停止全部奴隶交易。我们不仅自己不再卷入,也不再与那些卷入奴隶交易的船只进行贸易”。
  在“独立宣言”之前,通过的类似的协议有过几次,而且,都曾经执行过。就连南卡罗莱纳这样的极端南方州,都曾经试图努力去服从这样一个基本潮流,因此,南卡罗莱纳还有过与佐治亚断绝贸易的情况,原因仅仅是因为佐治亚没有遵守停止奴隶交易的协议。
  然而,一开始的协议只是表达对英皇殖民地政策的不满,和独立并不相关。当1776 年夏天,终于下决心宣布独立,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也交付讨论。这时,南方极端的两个殖民地终于意识到,这份宣言的原则,将是这个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根本原则,如果他们再一次服从这个基本潮流,他们所受到的损失,不再是得不到新的奴隶劳力的补充。就连他们现在经济所依靠的奴隶制,也会象在北方正在发生的那样,迅速崩溃。
  于是,当各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那个高敞却并不宽大的议会厅里,讨论“独立宣言”的时候,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他们和美国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一部分,终于摊牌。南方和北方终于正面交锋。争论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一场“虚”与“实”的争论。
  整个主流强调的是建国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无法辩驳。于是,他们强调经济发展。对于他们来说,经济是命脉,如果为了一个理念就去冒一个割断命脉的危险,他们宁可退出这个还在寻求“独立”的,还只存在于一张纸上的“美国”。
  原本应是寻求“独立”,大敌当前,可争执却落到了“奴隶问题”上。战事正在进行。那种紧张和危险的气氛,我们从“独立宣言”的第一次刊印中,就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在第一次印刷的“独立宣言”,就是现在存放于费城博物馆的最早版本上,你是找不到各殖民地代表的签名的。因为当时的战局还太不清楚,一旦失败,这些签名者作为 “叛乱分子”,还必须躲避各殖民地当局的报复。直到战局开始明朗之后,公开发行的 “独立宣言”才有了这些代表们的签名。
  所以,在几天激烈的争论之后,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一个双方妥协的产物。他们必须以妥协达到维持这个联盟,仗才可能打胜,美国才可能诞生,历史才有可能向前走出一步,。
  妥协的结果是,他们删去了具体谴责奴隶制的条文,却保存了人人生而平等,并具有天赋人权的建国原则。
  我记得有一天黄昏,我们在南卡罗莱纳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的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在这样的老城里,你可以时时遇到一些钉着各种铭牌的历史遗迹。我们不断地停下来,读着一块又一块的牌子,读出一段又一段已经被淹没的历史来。后来,我们停在一幢楼房门边一块精美的铜牌前,牌子上刻着,就在这幢楼里曾经住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我几乎是本能地“哇”地叫了一声,心想这可是太了不起啦。
  可是,我们马上意识到,曾经住在这幢楼里,就是当时南卡罗莱纳的代表,主要就是在他的坚持下,删去了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有关直接谴责奴隶制的文字。为此,杰弗逊始终愤怒不已。
  然而,当时大敌当前,妥协是必须的。妥协后的文本,对于极端的两个南方殖民地来说,至少解除了必须立即在他们的土地上彻底废奴的威胁;对于代表着美国主流思想的北方来说,“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确立,就是向它的具体实现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只要你同意了这个原则,奴隶制的结束,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但是,此后建立的美国,为这一原则的实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难和付出多少代价,
  在1776年7月6日他们宣布独立的一刻,是妥协的双方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位于费城的那幢尖顶的殖民时期的议会大厦,今天在美国就是大名鼎鼎的旅游观光点,独立宫。那间签署“独立宣言”的议会厅,一个个小会议桌上都铺着灰绿色的桌布,桌上还散放着一些纸和鹅毛笔。当年签署宣言的代表们虽然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想象一下当年的激辩,你还是会感觉这个议会厅显得有些拥挤。
  这个议会厅的布置是十分简朴的。但是,如果在你的想象中,那些“共商革命”,声讨奴隶制,正在与英皇的军队对抗的人们,是一批衣衫洗得发白,甚至打着补丁,斗志昂扬的“革命家”,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们都穿着最正规的礼服,按照英国的传统习惯,所有的人在这样的场合都还戴着假发。他们当时差不多都是各个殖民地的议会成员。
  基于殖民地精英政治的传统,他们大多数都来自有产业,有影响的家族。在当时北美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里,不论他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在他们的家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奴隶。因此,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让从小熟读诸多革命理论的我们感到不可想象的一场“革命”。
  在美国独立时的十三个州里,大部分州的奴隶制的废除,就是白人,富人,甚至是奴隶主们,经过理性反省,决心通过他们手中的立法权,从法律上解决黑人奴隶问题。也就是亲手通过立法程序,将自己的一份重要财产化为乌有。他们中间哪怕是最激烈地反对奴隶制的代表,都是如此。
  你已经知道,美国独立之后,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制都陆续彻底废除,经历的程序和方式却就是这样的一种非暴力的“自我革命”。
  这不是我们习惯的少数职业革命家和热血青年,抛家弃产投向革命的故事。这是作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集团的立法机构,用立法的手段,仅仅为一个人性反省和道德理由而放弃自身利益的一个行为。
  不管这听上去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多么地不符合我们习惯了的“革命逻辑”,可是,看到底,说白了,“美国革命”解放奴隶的部分,就是这么回事。
  每每想到这里,我一方面对人类理性可能产生的力量惊讶不已,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样的“革命”,如果根本没有象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这样的极端南方跳出来反对,如果在这些“革命者”身上找不到矛盾和反复,而是一帆风顺地就“革命成功”,反倒是要令人生疑了。
  我们站在费城“独立宫”的这个议会厅的时候,它的色调给我的印象是灰色和沉重的。一丝也没有轻松的感觉。这个议会厅在美国历史上曾经负担了双重的重大使命。因为十年之后,美国的唯一一部宪法,也是在这里制定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宪法的通过几乎是重复了“独立宣言”的过程。它确立了自由的目标,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对公民权利从制度上作出了保障,但是,对如何消除殖民时期所遗留的奴隶制问题的具体步骤上,依然是有妥协的。
  由于美国宪法本文从不修改,它是以修正案的形式来适应时间的变化的。因此,它所有的历史痕迹都没有被抹去。这样,在今天的美国宪法中,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些妥协的内容,尽管这些条文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你可以看到,在向南方妥协的下面三个宪法条文里,事实承认了南方蓄奴现状的继续存在。
  例如,美国宪法规定,每个州的众议员人数是按照人口比例产生的。南方如果只计自由人的话,众议员人数将大大减少。最后,达成妥协,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款里,同意了南方在计产生众议员人口数量时,一个非自由人等于五分之三个自由人。收税时也按此法计算。
  又例如,在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中,有一个移民条款,就是规定在1808年之前,国会不得禁止任何一州认为应准其入境的人入境。实际上这也是对南方的一个妥协。极端南方的两个州,就是在这个条款之下,争取到最后十年进口奴隶的机会。
  再有,就是宪法第四条的第二款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应在该州服劳役者,如逃往另一州,另一州不得根据自己的法律,解除他的劳役,而必须将人交出。事实上,这就是指的南方逃往北方的逃奴。
  制宪会议的历程是漫长的,时间长达整整三个多月。这三个妥协条文的产生也是极为艰难的。但是,从今天来看,制宪会议的妥协仍旧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参观独立宫的时候,讲解员是一个瘦高个的黑人。他把孩子们都安排在第一排,一边讲一边提出一些与二百多年前的历史有关的问题。每提出一个问题,那些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一个个高举着手争着回答,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孩子们已毫不含糊地答了出来,得到提问者一个劲儿的赞扬。
  这个黑人讲解员也谈到了当时殖民地遗留的奴隶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独立宣言”和制宪过程中对南方的妥协。参观结束之后,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当时对南方奴隶制度的妥协,你作为一个黑人,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是否为此感到气忿呢?
  他平和地回答说:“当时的奴隶制不能立即在南方废除,经济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同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想,如果我完全用一个二十世纪末期的黑人的眼睛,去看待十八世纪对奴隶制的一个妥协,那是肯定会出偏差的。”
  在美国,至今为止,对于这次妥协大家还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因为,正如这名黑人所说的,当时的情况是无法简单处理的。
  在一百五十年的殖民时期,奴隶制已经成为各殖民地经济的一个重大支撑,北方虽然出于一个道德理念的推动,较快地纷纷自己立法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北方也只有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是在独立战争中就完成这一过程的。北方的其它各地,是在独立之后通过停止进口,停止交易,然后逐步达到彻底废奴的。这个过程,个别北方州也化了几十年的时间。正因为这是一个由道德反省和理念推动的“自我革命”,因此,它不可能是摧毁性的,暴风骤雨式的,瞬息完成的。相反,它是分步骤的,是充满了妥协和矛盾的。
  这种矛盾甚至反映在参与这场美国革命的最优秀的人物的身上。
  我在前面提到过,地处南北交接处的弗吉尼亚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今天谈起美国革命,这里还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话,就是“华盛顿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则是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可见他们两人在这一段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华盛顿和杰弗逊都是弗吉尼亚人。
  你已经知道,弗吉尼亚的精神主体,是一批英国贵族移民形成的。他们在弗吉尼亚的上层形成了一种对于闲适高雅的庄园主生活的追求,常常,这种生活甚至都不是过分奢华的,但却是弗吉尼亚上层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寄托。长期以来,家奴在这里成为一种传统。与极端的南方相比,这里逐渐温和的家奴制,其矛盾冲突远不是那么尖锐。因此,弗吉尼亚虽然很早就停止了奴隶交易,但是对于彻底废奴,不论在独立前还是独立后,一直有着激烈的争执。
  杰弗逊,华盛顿等弗吉尼亚的革命者,都是激烈地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的立法会议中,不止十次提出废奴的提议,但是都没有被通过。最终他失望地说,他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代解决了。他的同名外孙,托玛斯.杰弗逊.伦道夫,后来也成为弗吉尼亚最积极主张废奴的议员之一。
  但是,即使在他们身上,你还是可以看到巨大的矛盾。我们去过华盛顿的家,平心而论,即使不提他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也不谈他的美国首任总统的地位,就从一般的情况去看,华盛顿的家虽然非常大,风景很美(这在美国乡村很普遍),却是十分简朴的。他的故居只是一幢较大的全木结构的农宅。这些地是家传的,在他继承的遗产中也有一些家奴。华盛顿去世的时候,弗吉尼亚还没有立法废奴。于是他在自己的遗嘱里,解放了自己的所有奴隶。但是,在他的生前,他还是保留了这些家奴。
  因为,华盛顿虽然为这个新国家奔波了一生,却并没有为自己在经济上取得额外利益。华盛顿的风格是非常乡土味儿的,对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可是,如果他在生前失去他的家奴,他甚至可能再也无法维持一个简单宁静,却有着起码体面的晚年生活。因为,如果家奴们取得自由身份,他不一定再雇得起这么些仆人,为他照顾菜园和牛马。
  杰弗逊从个人风格来说,与华盛顿有着很大的区别,似乎更多了一些贵族气质。他曾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长期住在巴黎。他还有很多业余爱好,生活品味也很高。例如,他从未学过建筑,却真刀真枪地画过五百多张建筑设计图。不仅设计了他所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主要建筑群,还多年来一直梦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设计一幢满意的住宅。他最终断断续续地真的这样做到了,他设计的屋子就座落在今天称之为“蒙迪采罗” 的杰弗逊故土上。
  蒙迪采罗最迷人的部分,还是弗吉尼亚丘陵起伏的自然风景。那幢住宅的设计是相当成功的,与环境非常协调,也是舒适的,但是,并不是非常大。它的规模还是适度的。这样的住宅就是在今天的美国,也是有一定普遍性的。蒙迪采罗与华盛顿故居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地很大,就是在今天,没有十来个园林工人也是不可能照料得过来的。
  杰弗逊对于建筑艺术的一份迷恋,对于建造一个蒙迪采罗的梦想,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这样建造一幢住宅,是今天许多人都可能实现的“美国梦”。但是杰弗逊却因此晚年负债。因为他也和华盛顿一样,一生的奔走和总统的职位,并没有为他换来额外的钱财。结果,杰弗逊不仅在生前保留了自己的家奴,去世时,他在遗嘱中也只解放了他的两名奴隶。他必须为自己的孩子多少留下一点生活的依靠。在他死后,蒙迪采罗立即被他的孩子出售抵债了。
  在今天的蒙迪采罗和华盛顿故居,都向来访的参观者介绍这一段真实的故事,介绍曾经与这两个庄园有关的奴隶的情况。在蒙迪采罗的小礼品店里,有当时在这里住过的奴隶的照片制成的明信片,还有好几本研究蒙迪采罗的奴隶们的专著。没有人打算隐瞒这一段历史细节而为伟人作粉饰。对于美国人来说,历史就是历史。
  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人为此而怀疑这样一批革命者在反对奴隶制时的真诚。事实上,在美国革命中,正是有了他们的思考,呼吁和努力,奴隶制才在大片的土地上立法废除。可是,不仅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会有冲突,不同的人会有争论,即使是在参与了美国革命的同一个人身上,你也会发现一些痛苦的矛盾,和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
  华盛顿和杰弗逊在强烈呼吁废奴的时候,在一次次提出废奴议案的时候,他们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北方各州通过的一个个废奴法案,都会使那些立法的议员们失去曾经是自己重要的一份“财产”,甚至都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只是无数这样的“革命者”中的一个罢了。
  站在弗吉尼亚的议会厅里,他们出于人性的反省,竭力离开自己的利益,站在宗教和人性的立场上,呼吁解放奴隶。当废奴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他们回到家,回到原来的生活,更多地面对了自己的具体问题时,又留下了自己的合法奴隶。诚然,他们一向有严谨的法制概念,在没有新的立法的情况下,他们知道,任何人维持原来的蓄奴状况都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们完全应该以更响亮的个人行为,为自己呼吁的理想作一个推动,他们不可能不为自己家里还存在家奴这个事实,感到痛苦和羞耻。这也是华盛顿在遗嘱中解放了自己所有奴隶的原因。可是,他们没有能做得更早更彻底,确实是弗吉尼亚历史中的另一面局限了他们。
  在一个纪录片中,我曾看到一名南方的黑人谈到杰弗逊的矛盾。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在种族隔离的时代,第一次读到杰弗逊所写的“人人生而平等”,“具有天赋权利” 这样的字句,自己所感受的震撼和力量。在他后来更多地了解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杰弗逊之后,他曾经十分遗憾。可是,他也渐渐理解了什么是历史的局限性,他依然认为,托玛斯.杰弗逊的思想为黑人的解放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由此你可以推断,当废奴牵涉到卷入奴隶经济很深的地区时,事情就更为复杂了。在上次访问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时,我偶然读到了有关当地黑人自由民成为奴隶主的资料。
  1825年9月,一个名叫南西.埃玛纽尔的查尔斯顿市的黑人自由民,租用了一个叫戴安娜的女奴,租金二点五美元一个月。1826年,一名叫海伦.英格丽的黑人混血妇女,租用一个叫莫斯利的男性奴隶,租金三点五美元一个月。同样在查尔斯顿,1841年,一个名叫贾克伯.维斯顿的自由黑人混血裁缝,在他开的裁缝铺里租用了一个叫亨利.戴梵的奴隶,第二年的一月份,就是1842年,他干脆买下了这个奴隶,花了七百美元。虽然这个购买资料在租用资料的十六年之后,但是,扣去十五年的价格上涨因素,你仍然可以发现,与租金相比,买一个奴隶的花费是相当大的。
  这些资料里的主人都是自由之后的黑人。之所以我选用这样一类资料。是希望你在大致了解当时奴隶价格的同时,也能理解,在殖民地长期的奴隶制合法化之下,形成的对于奴隶的普遍概念。即使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甚至是一个黑人,只要他是自由民,他也就有可能用毕生积蓄,去买一个奴隶。对于个人,奴隶已经是私人财产非同小可的一个部分。废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通过法律,宣布所有这样的“财产”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在对奴隶经济依赖性越大的地区,例如在遍布着棉花稻米庄园的南方,牵扯的社会面也就更大。这就是那个黑人讲解员提到的,对南方废奴的妥协,“经济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原因”的意思。
  美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我们今天非常容易忽略的。也是要理解美国的历史,必须紧紧捏住一刻也不能丢掉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那就是,这是一块分治的土地。为什么我要强调这样一个线索呢?因为这是我们非常容易中途失落的一个线索。它和我们所熟悉的国家模式太不相同了。
  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一统天下”是每个皇上所寻求的丰功伟绩。认祖归宗则一直认到炎黄还不过瘾,非要寻根溯源到龙的头上方肯善罢甘休,这也几乎成了每个子民的祖传天性。而北美这块土地上那种离心状态,对于我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独立之前,这十三个殖民地完全相当于十三个独立的国家。在制宪会议召开时,他们所面对的建国初期的美国,其松散程度甚至更甚于今天的联合国。这种局面,也是源于这样一个“分治”的理想。
  是的,对于美国人,分治不仅是一个现实,分治也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对于他们这是非常自然的。既然他们把寻求个人的自由作为一个理想,那么,分治只是这个自由理想的一个扩大版本而已。也就是说,一些自愿生活在某个州,某个城市,甚至某个社区的人们,他们当然应该有权决定自己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因此,直至今日,美国人生活中的大量决策权仍在各州,甚至各个城市和村镇,甚至社区手中,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的。
  但是今天的美国人,毕竟对于自己是“美国人”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了。这竟然还必须“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仅是罗斯福总统在战前的新政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珍珠港的炸弹使他们幡然醒悟,原来他们居然息息共存,属于一个共同的整体,它叫做美国。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大量的美国人更认为自己是“某州”这个“小国家”的公民。他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州”这样一个邦国的认同,远远强于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的认同。这种情况在南方尤为普遍。二次大战以后,尽管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但是,和我们习惯了的文化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正是出于对个人自由和区域分治理想的共识和尊重,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不仅在独立的那一天,没有一个“开国功臣”试图出来“掌控全局”,而且长达六年,甚至连总统都没有一个。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从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善于妥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是“权高位重”,“一言定乾坤”的。因此,从一开始,各州之间就习惯于“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不服的时候,就只能由某一方作暂时的妥协了。美国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妥协之下,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循序渐进的进步的。最近,看到台湾的柏杨老先生非常精辟地说,“让步是一种能力”。那么,你可以说,美国人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种能力的。
  然而,在奴隶问题上,北方作出妥协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南方,甚至两个极端的南方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也表示了他们的退让。首先,他们都承认美国的建国原则,也承认奴隶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并且表示愿意向废奴的方向努力。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更多的缓冲时间,以致于经济不要发生太大的动荡。
  这样,代表着美国主流的北方,当时也很难拒绝给予南方这样的缓冲期;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为,当时在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两个极端南方州,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历史障碍。他们仍然相信人性和理性的力量,会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全面取胜。
  于是,由于这个妥协的达成,美国版的“一国两制”的局面,就事实发生了。一波波无可避免的历史浪潮,也因此在这个刚刚诞生的新国家掀起。给今天的美国人,甚至其他国家的人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反复咀嚼的历史案例。这里面容纳了如此之多的人的心灵挣扎和感情纠葛,以致于我们今天审视这些历史脚印,依然心潮难平。
  今天写得太晚了。先在这里打住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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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5:58:5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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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一条双桅船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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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真是很高兴。你在信中说,看到有关美国电影界的报道,说是世界著名的电影导演斯匹尔勃格,继“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在今年又拍摄了一部历史巨片,恰好是与美国建立之后反奴隶制的一段历史有关。你说,你看过“辛德勒的名单”,领教过这位导演对于历史题材的艺术塑造能力,相信电影一定会很有魅力。由于最近我们通信聊的内容,正好是这一段美国历史,所以很想让我介绍一下,在这部艺术化了的新片后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实在支撑。这样,将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你提到的这部电影叫做“阿姆斯达”。斯匹尔勃格确实是一个很有眼力的导演,他选中的这个题材,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照美国人的说法,是一个“里程碑案例”。你的问题也非常有道理,电影可以非常形象化地重现一段历史,使人们有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这是我的信和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无法做到的。但是电影毕竟是艺术化的结果,它有时使你在非常确切地想了解历史事实的时候,有一种疑惑和不满足的感觉。它自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回答你的问题,恰好可以弥补这样一个不足。
  说斯匹尔勃格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导演,不仅因为这部影片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后,直至南北战争之间,这一阶段在反奴隶制问题上的状况,还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如此地戏剧化,甚至情感化。你一定还记得,我在上一封信里提到,在美国的这一段历史演变里,充满了太多的心灵挣扎和感情波澜,这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吸引了一些纪录片的导演,居然也感动了一位故事片的大师级导演的原因。没有对真实历史的感动,斯匹尔勃格是不会产生这样的创作冲动的。
  在讲述真实的“阿姆斯达”事件之前,我还必须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接着我上次的信再聊下去。
  上次我写到在制定美国宪法中,南北双方有关奴隶的问题上,达成了三条妥协。这三条妥协归纳起来,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禁止进口奴隶的问题上,给了南方二十年的缓冲期。第二个部分是,在如何以及何时解决殖民时期遗留的奴隶制问题上,联邦承认无权对各州作出强制性裁定,而是由各州自己立法解决。
  我在上封信也提到,这个妥协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南方对于废奴原则的承认。南方声称只是需要缓冲期去达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当时看上去态度顽固的只有两个极端的南方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在这种形势下,北方觉得,在这个以“平等自由” 为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国家里,既然大家公认这个原则,那么,即使在南方,对于人性必胜,甚至会很快取胜,都完全可以持有信心。
  应该说,这样的信心反映了美国建国时的推崇自由平等精神的大势所趋。一个证明是,虽然不是所有的州都象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那样,在独立之前就废奴。但是至少,在美国宪法所限定的禁止进口奴隶的1808年限期之前,几乎所有的州,都已经纷纷立法禁止进口奴隶。而且大多数州的立法时间都远在限期之前,甚至有的立法就在联邦宪法生效的前后不久。不少州在立法之前,就早已经事实停止了奴隶交易。而只有这两个极端南方州,在立法之后,仍然有违法的进口奴隶的事件发生。
  另一个证明是,北方各州在立法禁止进口奴隶的同时,纷纷开始了下一步的步骤,即通过禁止内部的奴隶交易和彻底废奴的立法。
  看上去,一个新生的美国似乎可以比较顺利地逐步解决这个殖民时期的遗留问题,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新一页历史了。可是,历史河流偏偏向着另一个方向淌去。
  有一个原因,也许是对于两个极端蓄奴州,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的能量,北方似乎是远远估计不足。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一个意外的技术发明,也进一步坚定了南方维护奴隶制的决心。这就是轧棉机的诞生。以前,生产棉花的南方受到手工轧棉速度的限制,种多了也没有意思,反正多了也来不及轧。劳力的需求也就是有限的。轧棉籽机的诞生,使得棉花成为美国南方的一个白色金矿。
  当时南方庄园主们听到轧棉籽机发明的消息,就和一个人听到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富金矿的感觉,几乎相同。与真正的金矿开采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棉田里需要数量巨大的,“挖金矿”的廉价劳力,因为土地与当时的人口相比,几乎是无穷尽的。尤其是对于佐治亚这样穷了几世的地方,说是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让他废奴,在他看来,就跟下一纸通令不准他开自己家的金矿的意思是一样的。
  另一个情况是在建国时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从1796年到1821年,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里,建国时只不过拥有十三个州的美国,就有八个区域进入联邦,逐渐成为美国新的独立州。美国一下子扩大了一多半。
  问题是加盟的这些新的独立州,也包括了由极端的南方蓄奴州居民向西逐步移民所形成的一些区域。它们的态度和状况,和两个极端的南方州非常相似。也就是极端蓄奴力量的扩大。这样一来,美国建国初期,在对待奴隶制态度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双方可以抗衡的均势力敌的阵势。原来看上去比较有把握的发展趋势,一下子悬乎起来。
  于是,北方终于发现,原来以为,在大家共同认可的自由立国精神之下,奴隶制是一个期望由各州自己逐步解决的殖民地遗留问题。然而,现在眼看着南方利用宪法所放给各州的自主权,不仅不打算经过一个时间缓冲,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试图使这个制度巩固下来,长期合法化。
  也就是说,由于极端南方州的坚持,和新的蓄奴州的加盟,奴隶制在这块土地上的性质,与美国独立时的状态相比,又发生了一个本质变化。它已经不再是期望中走向消亡的一个“殖民时期历史遗迹”,它已经成为这个新国家本身的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
  这时,代表着美国精神主导的北方,终于意识到,美国已经无可避免地要在历史上留下这个污点,美国的自由精神也已经无法不因此而蒙上永久的羞辱。尽管北方大多数的州,在建国前后,就依靠自身的能力,自己清除了这个殖民地遗留的污迹。但是,他们不能否认,南方也是美国的一部分。虽然在分治的状态下,每个州拥有自己的基本主权,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北方无权干涉,就连联邦政府,同样无权干涉。
  整个形势清楚了以后,以北方为代表的美国精神主流,开始对南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下决心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反对奴隶制的漫漫征程。在此之前,北方反奴隶制的过程,基本上是一场“自我革命”。现在开始,却是在一个同叫美利坚合众国的名称之下,一个正义的力量和一个邪恶力量的较量。
  但是,与殖民时期相比,反奴隶制力量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公认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精神。宪法也已经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民主体制,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完善的立法体系,为他们一步步地达到目标,提供了切实可以依据的章法。一切就看他们如何去运用这个制度了。
  说实在的,观察他们如何利用整个制度进行操作,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使得对于这样一场反对非人道制度的斗争,显得理性,有逻辑,也非常经琢磨。
  “阿姆斯达”事件,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那是1839年,美国诞生五十六年的时候。
  “阿姆斯达”是一艘双桅船的名字,后来成为由这艘船所引发的事件的名称。本来,这艘船上就没有一个美国人。这是一艘货船,它的船长是一个西班牙人,两名货主随船,也是西班牙人。它起航的港口是今天的古巴首都哈瓦那,目的地是古巴的另一个地方-- 普多.普林西,航程并不太远。一般来说,三,四天的行程足够了。
  之所以船长船员大多数都是西班牙人,这是因为当时的古巴还是西班牙殖民地。应该说,这是一艘与美国毫不相干的船,不论船上发生些什么,这也是一个和美国毫不相干的故事。可是,在它起航两个月之后,疲劳破败地在纽约的长岛附近抛锚,放下小船,寻求给养。闯入了美国海防队望远镜的视线,就这样,“阿姆斯达”也随之漂进了美国的历史。
  是的,我没有写错,这艘应该几天就到达目的地的双桅船,确实在海上整整漂了两个月。这并不是一个通常发生的遭遇风暴的海难事故,而是在这艘小小的双桅船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暴动。在斯匹尔勃格执导的“阿姆斯达”电影中,一开始就以浓烈的笔墨描绘了这场暴动。原来,这是一艘奴隶船。
  那么,在当时的古巴,奴隶制的状况如何呢?你一定记得,最开始在整个美洲殖民地上推行奴隶买卖的,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才加入了英帝国。
  但是,在“阿姆斯达”的年代,不仅美国,英国也同样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立法禁止奴隶贸易,而且通过国际协议,整个切断从非洲出发的贩奴航线。这不单单因为这是整个奴隶制中最残酷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必须先切断新的奴隶来源,使得原来的奴隶制被限制在历史遗留的范围之内,这样,才有可能早日解决。
  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西班牙王朝也迫于国际压力,在1817年与英国签下了禁止从非洲购买奴隶的协议。并且在古巴有了一个“反奴隶交易法”。
  但是,在立法问题上,迄今为止一直存在这样的状况。那就是,不论是国际间的协议,还是一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大致不出乎两种状况。
  一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
  另一种法律来源,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自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
  古巴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当局执行的“反奴隶交易法”就是一个虚假的法律。“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虚假法律所结出的一个恶果。
  也就是说,事实上,当时的古巴当局对于奴隶制还完全没有反省,这个迫于外部压力而签署的法律,也就形如虚设。当局对奴隶交易实际上是予以支持。官员也勾结奴隶贩子瓜分利益。在古巴,违法从非洲贩奴完全是公开的秘密。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1839年4月,一艘名为“泰格拉”号的葡萄牙奴隶船,在叫做 “卢姆波科”的一个西非最大的奴隶市场,装载了一船奴隶,运往古巴。在这艘船上,有着几个月后“阿姆斯达”号上暴动的主要成员,暴动的领袖辛盖,也在其中。于是, “泰格拉”号的这次非洲之航,为几个月后的“阿姆斯达”事件,拉开了序幕。
  在电影里,你所看到的西非“卢姆波拉”的巨大城堡一般,石砌的奴隶市场建筑,都是真实的。因为,我曾经在一个纪录片里看到过它的遗迹。电影里奴隶市场的卖主都是西非当地的黑人首领,这也是真实的。
  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至今还困扰着许多被卖到美洲来的黑奴的后代。他们能够理解白人奴隶主购买和奴役了他们的祖先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可以归咎于种族歧视和贪欲。而且,接受另一个种族的罪恶,在心理上毕竟更容易一些。但是,他们从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卢姆波拉”,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祖先的“黑人兄弟”,也是制造这个人类悲剧的一部分,其原因同样是贪欲。曾经有一些黑人学者经过研究之后,认为 “卢姆波拉”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当时的黑人卖主,并不知道这些被他卖掉的奴隶,可能会遭遇多么悲惨的境遇。
  我依然认为那些白人奴隶船的船长,比“卢姆波拉”的黑人首领在道义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原因是他们的“进化”程度更高,实际上更“明白”。但是,我对黑人学者的上述研究结果,是持有疑问的。我怀疑这些黑人卖主会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会更少地被贪欲所控制。“卢姆波拉”的存在,实际上证明,善与恶的分裂,人性与兽性在内心的抗争,是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类的种族之中的。
  可以印证的,是电影中的另一个细节也是历史真实。就是“阿姆斯达”号暴动的领袖辛盖,是在前往自己家稻田的途中,被他的黑人邻居绑架,然后被胁迫步行三天,走到西非海岸,被卖到“卢姆波拉”抵债的。“卢姆波拉”的奴隶货源,基本上都是由类似的黑人绑架者,通过同样的方式捕捉和提供的。
  一些白人和黑人,在同一个贪欲的引导下,携手葬送自己的同类。一场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电影中有关奴隶船上的一幕,斯匹尔勃格是在逼迫人类了解自己,了解人的兽性可以发挥到如何淋漓尽致的地步。
  电影中奴隶船一幕的历史基础是,当时从西非到美洲的航行接近两个月,在辛盖所在的“泰格拉”号的旅途中,就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在恶劣的条件下死亡。而且这样的“损耗率”,在几百年来的非洲奴隶贩运过程中,并不是罕见的。
  当“泰格拉”号抵达邻近古巴水域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感觉中几乎是没有尽头的航行,终于接近终点。可是,“泰格拉”号却在船长的命令下抛了锚,静静地停在六月酷热的烈日之下。船长不敢贸然进去,他还是感到害怕。他究竟怕的是什么呢?
  他害怕的并不是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他怕的是英国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正因为古巴当局对于限制奴隶交易,只有一个“虚假法律”,根本不认真执法。因此,奴隶船才依然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反奴隶制力量组织了一些船,尽最大的可能在接近古巴的水域,把古巴团团围住,摆出“你们不抓我们抓”的劲头,确实也有足够的威慑力量。
  因为根据1817年的英国与西班牙的协议,任何违反从非洲贩奴的禁令的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在这里,你一定发现,哪怕是一个在压力下产生的“虚假法律”,相对于根本“没有法律”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毕竟可能产生这样的机会,据法力争一个实质性的,哪怕是微小的胜利。
  “泰格拉”号静待到夜幕降临。然后,悄悄地潜入了古巴海岸。辛盖和其他黑人被迅速卸下船,拖进灌木丛。经过一段夜行之后,在一个仓库里被关了十来天。在又一个六月的夜晚,他们最终被带到了哈瓦那的一个奴隶市场。到了这里,“泰格拉”号的船长终于可以彻底松一口气了。因为,在古巴,尽管进口奴隶在非法之列,但是,国内的奴隶交易却依然是合法的。而且,对于在国内的奴隶市场中,正在大量贩卖非法进口奴隶的这样一个事实,古巴官员的态度,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六月下旬的一天,“阿姆斯达”事件的两个西班牙人主角,出现在哈瓦那的奴隶市场。他们是五十八岁的蒙岱和年仅二十五岁的路易兹。他们是古巴另一个叫做普多. 普林西的地方的两个庄园主。他们结伴而行,远途赶到这里,是为了在哈瓦那采买。问题在于,他们的货物采购单上,还包括奴隶这样一种“货物”。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哈瓦那的奴隶市场上,天天在出售非法进口的非洲奴隶,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蒙岱和路易兹熟门熟路地寻上门来,在刚刚运来这船“新鲜货”的“泰格拉”号葡萄牙船长的陪同下,走进了奴隶市场的其中一个院子。蒙岱挑选了辛盖和同船而来的另外几十个黑人,总共四十九名,全部是男性。而路易兹看来财力并不雄厚,他买不起需要450美元一个的男性成年黑奴。于是,他去逛了属于另外几个船长的院子,最终带回了四个只有十来岁的黑人孩子,其中有三个还是女孩。
  银货两讫之后,他们很快去哈瓦那的海关当局办理了通行证。在他们的通行证上,注明了他们携带旅行的货物里,包括53名“拉丁裔黑人”。这是什么意思呢?由于漫长的奴隶制,在古巴已经有了大量长期居住在这里的黑人,甚至有了在古巴出身的黑人,所以,当地政府就承认他们已经是归化后的本国人了。因为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所以就称这些黑人为“拉丁裔黑人”。
  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海上通行证明。然而,对于这些黑人的身份,却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偷换。
  如果他们是刚从非洲来的“移民”,那么,就有一个移民身份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大量从非洲来的正常移民。所以,他们的身份定义,就应该是被奴隶贩子非法带进古巴的受害者。然而这两名西班牙货主有了这样一个携“货”证明之后,所有这些黑人,根据古巴合法的奴隶制,就成了长期在此居住的“拉丁裔黑人”,成为合法奴隶了。从人到“货”的过程,就是由这张证明完成的。
  对于这些黑人状况的鉴别,实际上应该是极为简单的。然而,正是由于“禁止奴隶交易法”对于古巴只是一个虚假法律,因此,这些官员可以非常放心地在这个问题上,违法地协助奴隶交易中买卖双方。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并不会因此受到上一级官员的查处。这些官员,当然更知道这张通行证对于“货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也不失时机地从中牟利。为了法律形式上的无瑕可击,在这张通行证上,所有的黑人,都象久居古巴的真正的拉丁裔黑人那样,有了一个西班牙语的姓名。
  1839年6月28日,当蒙岱和路易兹,押着这53名黑人,走上这艘他们租来的“阿姆斯达”号双桅船的时候,这一事件的正剧,就正式拉开大幕了。
  这是一艘典型的为近海运送奴隶而建造的小型运输船。所以,船上的雇员并不多。船长只带了两名水手,他们都是西班牙人,这就算是驾船的主力了。同时,船长还有一个十六岁的打杂的小黑奴,他倒是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有一个自己的西班牙名字,叫安东尼奥。另外,还有一名黑白混血的厨子。船上还装载了近四万美元的货和给养。
  对于辛盖和黑人们来说,这是他们两个多月来漫长里程的最后一小段了。此后,他们就将象无数的同样经历的黑奴一样,投入热带的甘蔗园,渐渐变成一个“拉丁裔黑人”。他们的后代,也将永远不知道非洲是什么样的一块土地。
  但是,正如斯匹尔勃格在“阿姆斯达”的电影里所成功表现的,这些黑人自从被捕获之后,就自始至终处于极度的惊恐和惶惑不安之中。
  可以想象,在这几百年里,不论有多少黑人曾被卖往美洲,却始终没有人回去过。没有人知道那些登上奴隶船甲板的黑人,离岸之后的结局。当然明摆着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没有人能确切了解,能够糟到什么地步。
  因此,对于“阿姆斯达”号上的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短途旅行。然而,对于辛盖和他的同伴来说,他们越是感觉即将接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越是觉得大祸将临,几乎无法承受这最后的精神压力。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船上那个看上去最无关大局的厨子,绷断了黑人们精神忍受的最后一根弦。
  那名厨子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在习惯上,人们都把黑白混血的人,依然看作黑人。所以,按说这名厨子,应该对“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具有更多的同情心,才比较符合常理。但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的。
  辛盖是一个比较有心的人。他一直在试图为自己忧心如焚的问题找出答案。在一个偶然可以上到甲板上的时候,他抓住机会用手势向那名厨师比划,询问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们将会被如何处置。一个恶作剧的念头突然冒了上来,这个厨子狞笑了一下,然后用手比划着回答:他们将被杀了,腌成咸肉风干,然后吃掉。看着辛盖突变的脸色,厨子以为,自己只是成功地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不知道,实际上他在比比划划之中,已经给自己开了一张通向地狱的路条。
  1839年7月1日,这已经是航行第三天的夜晚。辛盖决定无论如何要在抵达之前,挣脱这个任人宰割的厄运。这就是电影“阿姆斯达”一开始的镜头,一个毫不虚构的历史上真正的风雨之夜。暴风雨中,辛盖设法打开了自己的锁链,带着黑人们打开了随船的货物中装有甘蔗刀的几个箱子。他们静候到风暴过去之后的凌晨,在乌云遮月的黑暗中,经过一场短暂搏斗,甲板上到处流淌着腥红的鲜血。
  电影对于这场奴隶暴动惊心动魄的刻划,并不是虚构的,双方都有伤亡。历史事实是,仅有的两名西班牙船员在搏斗之后,自知将不敌数量众多的黑人,吓得冒死跳海,从此失踪。船长和那名厨师在暴动中被黑人所杀。船长在抵抗的时候,打死了一名黑人。另有几名黑人在混乱中受伤。最后,当这艘失去驾驶的双桅船,象喝醉了酒一样,在乌云密布的漆黑大洋上晃荡的时候,船主一方只剩下了三个人: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以及几处受伤的西班牙货主,蒙岱和路易兹。
  蒙岱和路易兹的幸存,是“阿姆斯达”号的状况所决定的,因为黑人没有任何驾驶经验。于是,黑人们刀下留人,留下他们操纵这条船。辛盖就像在电影里所表现的一样,指着太阳,用自己的语言大叫:回非洲去!
  他们只知道太阳的方向就是家乡,他们不顾一切地要回家。他们不知道,这艘船并不完全适合远洋,也根本没有在出发的时候作远行的装备。所幸的是,侥幸活下来蒙岱,居然真的有过航海经验。
  可是,他们怎么会来到美国呢?看上去是电影中的戏剧化情节,讲述的却完全是历史真实:这是两名西班牙人在驾船的时候,利用了黑人对于航海的无知。他们在接手驾船的那一刻,就用黑人们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作了一个决定。去邻近的美国取得救援。
  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是很自然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去遥远的非洲,再说,如今他们活命的理由就是这点驾驶技术,一旦到了非洲,他们再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被杀掉呢?可是,他们又无法不顺从辛盖。于是,他们耍了一个小计谋。白天,他们向着太阳走,一到夜晚,就设法调转船头,向美国的方向靠近。就是这样一个走两步退三步的怪诞走法,曲曲拐拐地把这一段航程,整整走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阿姆斯达”号在海上的航行,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冒险。所有的人只能利用船上有限的给养,这里面虽然包括了两个西班牙货主在哈瓦那采购的,打算带回庄园去的东西,但还是远远不够。因此,两个月的艰难航行,酷暑病饿之下,又有十名左右的黑人死于途中。
  我想提醒你一个细节,就是这艘船上其实还有一个黑人,是知道这个航行把戏的,他就是原来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尽管他也是一个黑人,也是一个奴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那些黑人,在“阵营划分”的时候,都是把他的定位定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因此,在整个航行中,他对于西班牙人的计划,予以充分的配合。
  你在电影中会看到,他们与其他的船只擦肩而过的紧张场面。在真实的事件里, “阿姆斯达”号在美国的水域里,确实数次遭遇其他船只,也确实是在黑人的严密防范下,两名西班牙人始终没有求救的机会。但是,已经有一些看见“阿姆斯达”号的人,对上面的异常景象感到疑惑,报告了当时纽约附近的海军基地。他们也已经派出了两艘船,在海上寻找这艘可疑的双桅船。只是,大海无涯,搜寻并没有什么结果。
  最后,西班牙人的计划终于还是成功了。
  已经是八月下旬了。一天,“阿姆斯达”号正如我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筋疲力尽地下锚在纽约长岛附近的水面。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黑人第一次这样放下小划子,向陆地寻求给养了。因为即使船上有足够的食物,也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补充淡水。但是,以前他们不是利用晚上,就是在一些荒僻的地方。这一次,显然是情况不同。
  划子上的黑人们一靠岸,就遇上了一个叫格林的美国水手和他的四个水手朋友。 “阿姆斯达”的黑人开始和他们用手势交谈,愿意用整个“阿姆斯达”和船上的货物,交换送他们去非洲。而格林只一心考虑如何从这个奇怪的船上得到好处。双方讲好第二天再决定。就在第二天他们再次商讨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名叫米德的海防队员的了望视线。在米德的上级吉尼中尉的指挥下,他带人登上了“阿姆斯达”号。
  船上的情景是令人惊怵的。破败的满地狼藉的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的衣衫褴褛甚至赤裸的黑人,有的还以蔗刀武装。他们看上去饥渴交迫,甚至还夹杂着四个黑人孩子,看上去不到十二岁。米德解除了黑人的武装,他们也并没有反抗。在长期日光暴晒之下斑驳的船身上,米德还能依稀读出船名--“阿姆斯达”,米德感到有点荒诞,因为他懂一点西班牙语,知道这是“友谊”的意思。
  在米德的手下人检查船舱的时候,才发现了那两个西班牙人。他们一到甲板上,就跪下大哭着用西班牙语求救。最终,还是由会说英语的路易兹大致讲述了“阿姆斯达” 号的“黑奴暴动”故事。米德发现,所有的黑人都只会说一种陌生的土语。因此,他只可能听到涉及两个对立方面的其中一方的说法。可是,不管怎么说,米德至少可以判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艘在正常运行之中的船。而且船上似乎真的发生过涉及命案的非常事件。
  于是,在吉尼中尉带领增援人员抵达之后,他们把所有的“阿姆斯达”号乘客,连同后来从海滩返船,由辛盖带领的两个小划子的黑人,一起带到海防队的船上。在这个过程中,辛盖也确实象在电影里讲述的一样,几乎是本能地跳入海中企图逃离,但是,终于筋疲力尽,又被拉上了船。
  这时,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你一定还记得,事情发生在纽约的长岛。按理说,船一靠岸,就是纽约了。但是,这位海防队的吉尼中尉,却命令把船开往与纽约相邻的康乃迪克州。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呢?
  原来,所有当时吃“海洋饭”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海上救难奖金”的公约。在那个时代,海上航行特别不安全。不仅是因为各种设备落后,抵御风浪的能力差,还因为海盗猖獗。因此,如果什么人能够在海上救下一条遇难的船,救助者就可以依法得到船上的一部分货物,作为奖励。奖励的比例一般相当大。应该说,这也是公平的。因为不仅救难者往往要冒很大的危险,而且对于货主来说,如果没有救难者,他就可能损失全部货物,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一起送掉。
  所以,在事情基本平定的时候,吉尼中尉已经打开了小算盘。这艘船是否载有多少值钱的货物,他还不清楚。可是,这是一条奴隶船,船上有黑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在奴隶制中,奴隶是主人的一份财产,在船上也是作为“随船货物”论处的。因此,假设船上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这几十名黑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吉尼中尉立即当机立断,把他好不容易撞上的这笔财富,迅速带离纽约。
  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美国现状: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完全是站在反面的,而北方有关彻底废奴立法的进展也不尽相同。此刻,纽约已是一个自由州,而同为北方的康乃迪克州,在北方属于废奴过程比较缓慢的。它是在“阿姆斯达”事件发生的九年之后,才立法彻底废奴的。所以,如果吉尼中尉和他的海防队想要得到的货物奖励中,也包括黑奴的话,他必须速速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自由的纽约。
  美国在这个时候,奴隶制问题所造成的分裂与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口。因为,正如我前面向你谈到的,以极端南方为代表的坚持奴隶制的一方,已经一改在美国独立前后所表达的愿意顺应立国精神,逐步废奴的主张,转而坚决主张蓄奴。
  南方也知道,转这么大的弯子,彻底与大家当初讲好的联盟基础背道而驰,是必须对美国这个“联盟”有所交代的。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后奴隶主义”的理论。
  “后奴隶主义”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不再承认奴隶制与“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相违背,也就不再需要承诺废奴。那么,从道理上怎么“顺”过来呢?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把奴隶制彻底地与种族属性相联系。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北美的蓄奴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白人奴隶。然而现在,后奴隶主义者一口咬定奴隶就必须是黑人。
  他们的依据就是“种族差异”。他们把黑人定位在半人半兽的位置上。他们宣称,黑人的种族禀性就是与白人不同的。他们天生野蛮,倾向于暴力,无法教化。因此,把他们留在奴隶的社会层次上是合适的,他们不适合享有自由。否则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就象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辩称,奴隶制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并不违背,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能够享有自由平等,黑人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现在看来,这和法西斯的理论差不多,几乎不值一驳。然而,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理论”可以“振振有辞”地提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对于种族差异的认知,都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根本没有产生。“南蛮北夷”,“吃人生番”的讲法,在到处都很流行。你一定还记得我讲过的康有为遇到黑人的反应吧?对于种族差异的偏激反应,那个时候在多数地区都出现过,只是冲突的机会大小,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
  问题是,美国南方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认知问题。相信有一些人仅仅是利用了当时大多数人程度不同的认知局限。而在那个时候,这种认知局限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的。比如,当时在美国,即使是在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依然有大量的人认为,应该解放奴隶,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解放以后的黑人,则必须另外为他们找一个居住的地方,让他们自己生活。因为,许多人依然无法想象,如何与一群尚未“开化”的 “野蛮人”共同相处,更不要说去想象给他们以同样的政治权利了。
  结果,当时的“后奴隶主义”者,倒是很简单,理论也很“清楚”。然而,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反而显得十分复杂,他们的思考出发点各不相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认知差异。原因就在于,在多元文化的概念诞生之前,人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处理种族差异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鸿沟。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冥冥之中维系着这些背景不同,构成复杂,宗教信仰各异的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那就是他们对于起码人性的理解。这些人成为当时自由北方的基础。
  在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是在反奴隶制的运动中站在最前沿的。他们被称为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这就是你在电影里将会看到的,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律师的形象。
  你设想一下就会发现,“阿姆斯达”是一个与美国毫无关系的事件。不管它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古巴和西班牙人的事情。它漂来美国,也只是一个误入境的情况。它可能在美国根本无声无息,根据惯例,连人带船让古巴领回去,一切让他们自己去处理。海防队“海难救助奖金”的判定,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法庭的小小民事案件,简简单单就可以解决。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北方这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将会是完全另一种面貌。
  然而,历史注定了“阿姆斯达”事件将成为美国的一个里程碑案件。因为当时的美国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的“战场”上,已经开始了“寸土必争”的公开较量。每一个相关事件都会成为导火索。所以,“阿姆斯达”号的闯入,根本不可能被北方死守前线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忽略过去”。
  海防队的吉尼中尉,把他的“阿姆斯达”号俘虏带到了康乃迪克州一个叫做新伦敦的港口小城。有趣的是,当时美国虽然只成立了五十年,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然而,由于它的建国方式,致使它的许多基本状态已经和今天十分相象。例如,这些黑人一到,首先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强烈骚动。各种报纸,不仅发出新闻性的报道,还就相关的奴隶制的问题,发出了种种评论。
  这些反应都是必然的。一方面奴隶制问题已经成了当时美国的头号问题,另一方面,我前面提到过,在此九年之后,康乃迪克州就自己立法彻底废奴了。因此,这个州本身,当时也处在两种力量抗争的最后紧张阶段。因此,当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这一群外海漂来的黑人,被押着走在小城的街上,无疑象是一块天外巨石,轰然砸向一片平静的水面。
  使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是,尽管是发生在一百五十年前,它的处理程序却基本就象美国今天会产生的反应一样。在美国宪法的基本设计下,相关的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自动进入固定的程序,几乎一步都不会错。
  虽然吉尼中尉出于自己的考虑,把人带到了远离纽约的小城新伦敦。可是,他还是必须按照程序,立即向位于纽约州纽黑文市的联邦海防队的上司报告。
  海防队的官员的逻辑是这样的:尽管“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已经被带往新伦敦,但是,这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小城的地方案件,因此,应该把案子交到联邦地区法庭,而不是交给州或市的地方法庭。同时,又由于涉案人都已带到属于康乃迪克州的新伦敦,所以,在选择报案法庭的时候,选择的应该是管辖并且也位于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庭。
  所以,案子就这样到了康乃迪克州的联邦地区法官裘迪森那里。裘迪森法官在接到报案之后,当天就前往新伦敦调查。司法的程序就这样开始启动了。
  你已经看到,“阿姆斯达”号的乘客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黑人,可是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另一边就是两名西班牙货主和原来属于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法官一开始只可能向一方取证。他们的供词是一致的:他们是在西班牙法律下,合法运送奴隶。运送过程中,奴隶非法劫持该船(这一条可涉及海盗罪),并涉嫌谋杀。
  法官在无法取得另一方证词的情况下,先检查船上的合法文件。古巴当局发给蒙岱和路易兹的通行证,也从书面上支持了他们的基本供词。就是他们合法拥有这些奴隶,合法运送。
  这样,法官初步判断,黑人的首犯辛盖就可能是一个谋杀案的高危险嫌疑犯。在这时,裘迪森法官才命令将辛盖戴上镣铐,单独囚禁。历史记载上,在上镣的时候,辛盖显得很平静。他还笑了一笑,用手比划了一个被吊死的动作。你想想,对于辛盖,这不是太简单太明白了:这当然是最自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结果。他杀了白人,抢了船,又落到了白人手里。不等着被吊死,还能等出什么别的结果来呢?
  两名西班牙货主提出,要求法官立即将“阿姆斯达”号,船上的货物,以及黑人送往波士顿的西班牙使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财产。可是,法官迄今为止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尽管听上去相当可信。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单方面取证也是不能在美国作数。法官按照司法程序,不可能根据这样的“一面之词”就采取什么结论性的动作。
  所以,裘迪森法官当时能够作出的决定只可能是:根据司法程序,法庭将会开庭,对两名西班牙人的财产申诉作出一个裁决。也将考虑是否应该对黑人提出海盗罪和谋杀罪的起诉。
  然而,被告方的“不会说话”,始终是个大问题。当时已是八月底,裘迪森法官决定至少暂时把这39名黑人留到九月联邦巡回法庭大陪审团会议。对于没有参与暴动嫌疑的安东尼奥和四名黑人孩子,也必须作为证人确保到时候出庭,但是鉴于无人出面为他们签据保书,所以也只能暂时拘押。
  同时,另一个申诉进入了此案的司法程序。就是吉尼中尉,代表参与“阿姆斯达” 号救难行动的全体人员,基于“海难救助”的有关法律,对船上的货物提出分成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笔财产已经有了两个“主权申诉”者。所以,司法程序也已经限定了 “阿姆斯达”号必须经过法庭裁定,才有可能“开出去”了。
  当时,“阿姆斯达”号的嫌疑犯在新伦敦的关押地点,是海防队在码头的简陋的临时看守所,显然不可能这样关下去。所以,裘迪森法官决定,让海防队把他们送往队部所在的纽黑文市监狱。
  就在执行这个转监命令的时候,正准备离开的裘迪森法官突然皱起了眉头,他注意到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当海防队员拿着哈瓦那当局签发的那份通行证,按照上面的西班牙姓名,大声地对黑人一一点名的时候,所有的黑人对“自己的名字”都一概毫无反应。
  就在黑人们茫然地看着那些对他们大叫着什么的白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惊恐不已的时候,他们决不会想到,远在纽约,也有一群他们素不相识的白人,已经开始酝酿一个艰巨的营救计划。营救的目标,就是他们这些来自远方,在这里无亲无故的陌生黑人。
  这封信太长,很抱歉只能先写到这里了。下一次再接着给你介绍“阿姆斯达”事件在美国的“重头戏”。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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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5:5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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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海上漂来挑战司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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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没想到那么快就收到了你的回信。你说,“阿姆斯达”事件确实吸引了你,为了早些看我聊下去,所以才赶快写了这封信,目的是“抛砖引玉”。这么一来,我非得紧着写不可了。
  “阿姆斯达”号漂来的时候,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确实已经双方都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现在对于美国当时松散的状态,也一定已经有了一些概念了。然而,不知你想过没有,这实际上反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态。那就是,如果它的各个部分的联系显得松散,那么它能够作为整体长期继续存在下去,维系它的东西有可能反而是相当有力量的。
  这个维系就是美国作为国家最基本的一个共识,遵从契约。你可以这样想想,在如此松懈的一个国家结构中,如果没有对于契约的基本认同,还不是早就散了架了。
  以宪法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就是这样的契约,也就是松松垮垮的各个州,集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名称下的基本依据。既然这种集合是自愿的,那么遵从契约的行为也是自愿的。美国的这种组建经历,虽然使得它的中央政府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容易建立起“真诚的法律”。
  因为法律的建立,是大家的契约。它不是一条皇上的圣旨,也不是一个上层集团的指令性文件。因此,它也就有一个天然保护层,就是民众认同。北方一个又一个废奴的自由州的诞生,就是这样来的:经过最广泛的民众辩论,达到一个基本认同,然后立法。这样法律相对来说,就更有“真诚”的基础。
  如果一部分人的认识进了一步,那么,美国的方式就是,以一切机会,提出对现有法律的历史缺陷的质疑,引起新一轮的大众辩论。在争取多数民众认同的基础上,以求取得新的判例作为依据,甚至根本引起新的立法。
  因此,除了通过新闻媒体,公众场合等利用“公共论坛”的长期宣传,以“挑战司法”引起公众注意和辩论,也是美国人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方式。这也是美国有所谓“里程碑案件”的原因。美国进步的脚印大多数都是由最高法院的一个个判例组成的。可是,如何“挑战司法”呢?
  那就是坚信自己行为正确的人,以触犯某条法律的方式,走上法庭,去引起一场关于这条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辩论。输了以后再上诉,官司一级级打上去,直至最高法院。
  以这种方式推动社会渐进,对契约双方的要求都很高。
  对于契约的一头,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的公正与公开。否则,你一头撞上去,结果官法勾结,私下里关起门来三下五除二地就给判掉,关起来了。司法体系对这样的挑战,也根本没有按照法理去认真对待的诚意。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意义。这是对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基本要求。
  对于契约的另一头,则要求挑战者对大家已经制定的契约必须遵从。既然是“挑战”,那么就可能是有输有赢的。赢了固然是皆大欢喜,但是输了就得准备接受原来法律的制裁,因为法律是大家的契约。大家还不能接受新的契约,你就必须接受原来的约束。往简单里说,就是“挑战”不成,那么该坐牢还是得坐牢去,不能因此就给法院扔炸弹。这是对“挑战”一方的基本要求。
  所以,故意地挑战司法,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到了“挑战”的时候,也就是估计民意也已经到了“火候”的时候。假如还完全没有民意基础,只是一场盲目挑战的话,那几乎等同于自投法网,同样毫无意义。
  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在“火候”差不多的时候,正好出现一个案子。尽管不是故意制造的“挑战”,但是,所有推动这个进步的人,都会全力以赴,把这个偶然出现的案件,变作一个“挑战司法”的机会。你一定猜到了,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阿姆斯达”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当时的美国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是宣称,现在已经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摆脱奴隶制的时候了。虽然,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并不是多数,但也已经遍布各处。在宪法保护下,他们建立了各种如“反奴隶制协会”这样的民间团体,相互之间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所以,“阿姆斯达”事件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是默默无闻地就“走过场”的。黑人们刚刚到达新伦敦,立即有人向纽约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通报情况了。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已经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向奴隶制挑战。当然,采用的方式依然是“司法挑战”。
  “阿姆斯达”号的叛乱,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法律的严重触犯。黑人奴隶,夺了船,还杀了人。如果把这个事件按“无罪”去辩护,不是辩称黑人“没有夺船杀人”,而是辩称这样的“夺船杀人”不是犯罪。这显然是对于司法的挑战,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状态下。
  你已经知道,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局部奴隶制的国家,自由州的黑人也还没有公民权。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你的,种族偏见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完全还是一个白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一个“黑人杀了白人”的案子辩成无罪,显然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
  也许我必须向你讲得更清楚一些,这里的“利用”二字,没有任何的贬意。他们打算利用“阿姆斯达”事件,挑战奴隶制,但决不是利用黑人作为工具的意思。他们挑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营救这些陌生的黑人。也许更简单的,是探究一下这些激进的反奴隶制主义者,究竟是怎样一些人。
  在电影里,代表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两个形象,就是那个为黑人辩护的年轻白人律师,和一个参与营救活动的黑人。在历史上,参与这次“阿姆斯达”营救的,可以说是整整一个“团队”。有大量的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没有报酬,没有私人利益的 “挑战”。而且,在长达三年的持久战中,所有的费用都是来自美国人的私人捐款。参加营救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原因很简单。
  就象美国历史上无数次这样的历史性推动一样,这是一场司法大战。真正在里面起作用的人,都是精通法律的律师。当时在北方的黑人虽然是自由的,也有着最强烈的反奴隶制的动因,但是,他们还没有成长到具有真正的实力。
  那么,这些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白人,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动因呢?答案是:宗教理想。你还记得我以前提到的,在北美殖民时期,最早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他们持续两百年的反奴隶制的努力吗?那么,这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怀。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无私而持久的抗争,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宪法所建立的制度在严格地起着作用。因为,从建国开始,“挑战司法”就是体制内寻求社会改革的一个正常程序。在这个制度下,要推动改革的人们,也就会立即进入这个制度所设定的程序。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高质量的律师,向法庭申请,自愿成为“阿姆斯达”号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然后开始研究案情。因此这里没有什么非常举动。所要做的,就是律师的正常工作。
  与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所不同的是,历史上主动出来代表“阿姆斯达”号黑人进行法律辩护的,并不止是那个孤单的年轻律师,参加工作的几乎是一个律师团,有前面的法庭辩护,也有后面的大量资料和分析工作。在开庭前的最初准备工作中,他们就意识到:现有的奴隶制尚未被打破,因此,在原有的法律之下,在自由州,蓄奴是非法的。但是在蓄奴州,奴隶的武装暴动,杀死奴隶主,也是非法的。在美国分治的原则下,有关奴隶制的立法权在州一级,联邦法庭无权干涉。各州的法律当然也无法相互套用。
  古巴虽然不是美国,但是,这是一个合法的蓄奴国。因此,如果仅仅用自由北方的法律去辩护,当然同样可以利用法庭辩护提供的论坛,大大宣扬一番废奴的理论。然而,胜诉的可能几乎微乎其微。这将不仅影响“挑战司法”这一举动的成功,而且,这些涉案黑人的生命,也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挑战司法的案件中,律师们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这是极具技巧性的技术问题:在旧的法律仍然起作用的时候,怎样利用原来的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逐步建立新的立法依据。
  这些律师决定的第一个辩护策略,就是宣称“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不是合法奴隶,而是自由人。尽管当时所有的证词证据,都证明这些黑人是合法奴隶。然而,他们从得到的有关这个案子的最基本情况中,已经凭着职业敏感,捕捉到了表象之下的一线蛛丝马迹。引起他们疑问的,首先是那四个十二岁以下的黑人孩子。
  他们注意到,西班牙在1920年签署过一个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的协议。距离“阿姆斯达”事件,这个协议已经签署了整整十九年。如果这些不到十二岁的黑孩子是合法奴隶,他们必须是在古巴出生的所谓“拉丁裔黑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知道的案情都来自西班牙人的一方,原因是,黑人们都不会说古巴的通用语言,西班牙语。
  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出生在古巴”的孩子,竞一点都不懂当地的语言呢?
  但是,哪怕是再有道理的疑问,也只是一个疑问,而法庭是讲究证据的。再说,即使能够因此使法庭相信,这些孩子是在“1820年协议”之后,从非洲非法进口的。那么,那些成年黑人呢?尽管很难想象,他们在古巴生活了十九年还没有学会西班牙语,可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从一个叫做杰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那里,得到了间接的证明。杰尼就住在黑人关押的新伦敦。事情一出来,他就设法与那两个西班牙人谈了一次。两个西班牙人根据自己在古巴的生活经验,觉得在一个“白人的国家”,如此清楚的“黑奴造反”,“杀人越货”的案情,美国白人的司法当然就是“帮”白人货主的。只不过是等待一个例行手续而已。因此,在与杰尼的交谈中,路易兹很轻松地透露了一个情况:这些黑人都是刚从非洲来的。
  这个旁证给了律师们极大的鼓舞。尽管依然需要证据,但是,他们的辩护思路已经变得非常明确。
  还有一个电影里没有提到的情节,也很有意思。就是“阿姆斯达”号黑人的主辩护律师班德文,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的外孙。他的外公罗杰.谢蒙不仅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后来举行的制宪会议上,也是与会者中最主要的反对向蓄奴州妥协的一个。在整个“阿姆斯达”事件中,另外两个最积极的参与者,亚瑟. 泰朋和鲁易斯.泰朋,是两兄弟。他们则是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后代。鲁易斯。泰朋后来成为“阿姆斯达”委员会的三个负责人之一。
  这一批人,除了他们的宗教精神之外,坚持开国者们起草“独立宣言”时的立国理想,也是他们思想中非常清楚的一条脉络。
  不管怎么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和他们试图帮助的对象,“阿姆斯达”号的黑人设法交流。一开始,他们在纽约找了三个还能够说非洲语言的黑人,请他们一起去纽黑文的监狱探监。其中一个名叫凡瑞,他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在非洲遭到绑架,被卖到美洲来的。
  在电影里,斯匹尔勃格把这种交流的巨大困难,表现得非常真实。可我想,事实上他们的交流,可能比电影里更为困难。刚刚来自非洲部落,又有着几个月来与白人发生的最恶性交往经历的黑人,与来自纽约的白人律师,你说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要多大就有多大。极端的不信任,加上语言还不通。再说,对于黑人来说,他们怎么想得通,这两个白人要来干什么呢?
  律师带去的三个纽约黑人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非洲部落的语言种类太多太复杂。他们搞了很长时间,还是无法交流。到最后,只有凡瑞说,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几个孩子肯定不是在古巴出生,而是从非洲被卖过去的。对于这点收获,他们已经很高兴了。
  在纽约,九月初就成立了一个“阿姆斯达”委员会。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介绍这个事件,寻求支持。最重要的任务是募集捐款,除了支持这场诉讼,还考虑提供 “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在狱中的生活必需品。
  今天看来,泰朋参与负责的“阿姆斯达”委员会,真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例如,他们以“自由之友”的名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捐款。他们在广告中宣称,这些非洲人追求自由反抗奴隶制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国际法和“自由与人道的呼声”。他们的广告一出来,立即就有捐款寄到。
  又如,在他们的干预下,事实上黑人的居住条件很快就得到改善。除了辛盖和其他案子的重刑犯关在一起之外,所有的“阿姆斯达”号黑人分成四间。四个孩子一间,其余的黑人分成三间。他们还为黑人提供了衣物等其它生活用品。
  “阿姆斯达”委员会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吸引民众关心这一船黑人的命运。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语言问题,他们始终无法得到黑人自己讲述的故事。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尽量介绍黑人的情况。
  他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黑人的平和的外貌,温和的性情,一般的生活状况。其目的在于击破“后奴隶主义”关于黑人部落民都是“吃人生番”的讲法。他们要使读者产生这样的深刻印象,这些黑人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也有追求自由的权利。
  在北方原来反对奴隶制的民意基础下,他们的宣传和各种媒体的报道,使得“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公众同情,辛盖更是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与此同时,律师和“阿姆斯达”委员会仍在紧张地设法跨越最艰难的一条障碍,就是与黑人取得交流和沟通。因为开庭的时间在逼近,在此之前,这个问题是无论如何必须解决的。否则决不可能打胜这场官司。
  律师班德文和泰朋又一次带着黑人凡瑞去探监。尽管凡瑞也几乎揣摩不出几句话来,但是,他也是黑人,他的存在本身,就使黑人们有可能对白人律师产生最初的信任。同时,他们取得狱方的同意,带进去了一个名叫吉伯的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在电影里,也许是为了表现律师与黑人的交流困难,导演安排了一个听不懂却还不肯承认自己无能的语言学家的形象。算是给语言学家来了一个小小的揶揄吧。事实上,美国语言学家的一般形象倒是相当专业,也很有敬业精神的。在“阿姆斯达”案中,律师与黑人之间的语言壁垒,最终正是由吉伯教授打破的。虽然他也不懂这些黑人的非洲方言,他却有一套语言学的途径。他用的办法,就是电影里你能够看到的。
  吉伯教授先用手语交谈,以达到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让这些黑人用自己的语言教他几个数字的读音。然后,这位教授走遍了纽约和纽黑文的码头港口,最后终于在一条英国军舰上,找到了两个能够以同样的读音读出这些数字的黑人。“阿姆斯达”委员会再想尽办法,把两名黑人从英国军舰上借出来。
  九月九日,吉伯终于把这两名“翻译”,带进了辛盖的囚室。一开始,辛盖依然拒绝与来访者交谈。在再三解释下,坚冰终于打破。“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终于讲述了属于他们的故事。而律师也终于有机会告诉辛盖,他们是朋友,他们要帮助他回到非洲的家乡。长久以来,辛盖第一次在脸上露出宽慰的神情,尽管他还不可能明白,什么是律师,什么是法庭,为什么在遥远的白人的土地上,会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帮助他们回家。
  律师们更难以解释的是,回非洲去,还是他们和黑人必须共同争取的一个目标。距离这个目标还不仅是地理上的漫漫长途。这里需要黑人的配合,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在此后的整个交往过程中,律师们还是受到很大困扰。因为他们始终不可能真正向这些非洲黑人解释清楚,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在第一次交谈中,辛盖就没有全部说实话。辛盖出于自卫,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谈话中予以保留。但是,在美国的诉讼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律师们一直在尝试,让黑人明白,为什么必须对他们说实话,也必须对法庭说实话。你可以想象,语言问题是基本解决了,但是,建立起信任,以及尽逐步建立文化上的理解,却要吃力得多。
  我们当然都记得,“阿姆斯达”号是一艘来自古巴的船,这是一个“涉外事件”。因此,也给这场司法挑战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难度。事情发生不久,来自古巴所属的西班牙王朝,就立即通过外交途径,找上门来。
  这时候,西班牙女王的使者,根据对应的线索,找到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很新的国家,从1789年首任总统华盛顿上任,到那年还只有五十年的时间。可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四年一度选举,尽管期间有人连选连任,总统也已经换到了第八个。而且这位第八任的马丁.凡布伦总统,已经到了他的四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了。
  西班牙一开始,就根据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将“阿姆斯达” 号连人带船交还古巴。这个1795年的国际协定,有一些有关国际间的海难事故处理的条款,依据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经常会有各国的船只,在航行中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其它国家。这个协定依据的是对等的原则,要求各国政府把遇难船只及船上一切财产交回它原来所属的国家。以免有人看到漂来的外国船上装的都是值钱货,就把它给吞了。因此,西班牙的理由看上去相当充分。
  那么,凡布伦总统是从什么角度考虑这个事件呢?
  这个时候,“阿姆斯达”事件早已经是一个引起全美国震动的事件了。局势已经非常清楚:对于美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该不该归还外国船上的黑人的问题了。这是南北双方长期以来,有关奴隶制引出的一串问题的触发点。例如,还要不要坚持美国平等自由的立国精神?代表人性和人道的自然法,是否高于一切国家和州的法律?等等。随着 “阿姆斯达”案件的开展,南北双方的争论对立会日趋严重。前景难以预料。
  这样的发展前景,显然是总统所不愿意看到的。首先,这已经是1839年的秋天,第二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我曾经告诉过你,由于不少南方蓄奴地区加入美国,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变得均势力敌。这也意味着,选票也划成了几乎是均等的两大块。
  凡布伦总统并不赞成奴隶制。但是,在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他不会采取激进的做法。他如果表现得渐进与温和,显然对他更为有利。一方面,由于他反奴隶制的立场,能够得到北方人的拥护;另一方面,由于他不马上采取激进措施,又不太得罪南方人。采取这种方针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跳出一个利刃般尖锐的议题,一面把民众清楚地一切两块,一面刀尖向上,逼着总统作非此即彼的表态,这是大选年最要命不过的事情了。
  凡布伦总统是个明眼人,当然一眼就看出“阿姆斯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不善” 的议题。正如电影里所提到的,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可能,就是事件升温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不可调和,结果干脆就引发出一场内战来。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只不过二十年后,南北战争就是由同一根奴隶问题的导火索引发起来。因此,当时可以说几乎已是内战的前夜。
  平心而论,对于一场内战的忧虑,倒不能说是出于凡布伦总统的私心。内战是当时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都希望能够避免的。这也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始终还是少数的原因。因为激进者的一个口号是,干脆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完全符合宗教理想的国家,同时也不惜任何代价,希望立即达到废奴的目标。这些口号都隐含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哧哧”冒着火花的口号面前,大多数美国人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总统当然更不会例外。
  另外,总统作为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负责人,被授权处理一般的外交事务。他确实也有他的难处。外交是对等的。古巴的船到了你这儿,你痛痛快快地给交出去,将来哪一天,你的船到了人家那里,不也就可以爽爽气气地就要回来了吗?这次你要是不给的话,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古巴和西班牙总是没了面子,下次再打交道,不知会添出什么麻烦来。
  更何况,总统也有他的苦衷。尽管在那个年代,联邦政府的权力极小,但是外交无疑是行政分支的工作。凡布伦并不赞成蓄奴,但是南方是合法蓄奴的,有些事情撞到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想不管都不行。有几次美国南方合法运送奴隶的船,也遇到类似情况。例如,1830年,一艘名为“科曼特”号的船,从弗吉尼亚运一些奴隶去路易斯安那,那是一个刚加入美国的蓄奴州。结果,船被风暴卷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巴哈马。巴哈马当时已经废奴,所以,英国人立即就把船上的奴隶给放了。
  当时的凡布伦就是外交部长。对于南方人来说,我们在南方运送奴隶是合法的。现在遇上海难,英国人不交回来,擅自把奴隶给放了。造成的经济损失,联邦政府必须得给我去要回来,因为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凡布伦当时也因此去和英国人打过交道。
  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个联邦松松散散,却显得十分牢靠了。当时除了一些大原则,属于联邦制定的法律很少。所以,对于各州来说,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们自己合计着过。可是一旦出了事儿,跟外头的国家有了什么麻烦,联邦政府你得给我顶着。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美国联邦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居然仅仅就是为了坚持一个与个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美国人对于这个理想的认真,在当时它对待一些后进入美国的新州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所有的这些州全部成为独立州,全部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从当年建国的13个州,扩展到今天的50个州,不论先后,全部一视同仁。联邦政府能够管到的事情真是相当有限。
  写到这里,你也可以猜出凡布伦总统所领导的联邦行政分支的态度了。他们希望事件平息下去。可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之下,只要 “阿姆斯达”号在那里,事情就不可能平息。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能够解散 “阿姆斯达”委员会这样的民间团体;没有人能够阻挡律师们的一场司法挑战;没有人能够干涉新闻界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热情;也没有人能够让法庭的审理变成一个秘密的暗箱。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让“阿姆斯达”号彻底消失。目标一消失,当然所有的人也就只好作鸟兽散了。可是如何让它消失呢?这就是在西班牙的要求下,尽可能顺水推舟,把“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送回去。好在双方都有一个极好的借口,就是那个1795年协定。送回去当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几十个陌生的黑人重新回到虎口。可是,与 “阿姆斯达”将给总统带来的全部国内麻烦相比,这点代价闭一闭眼睛,也就送出去了。
  也许,你也想到了,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凡布伦总统手下的外交部长佛西斯,是从佐治亚这个极端的蓄奴州来的。他自己家里在那个时候,还保留了三个作为仆人的黑奴。因此,在配合操作上,应该没有政治倾向上的“思想问题”。
  自从西班牙提出交还“阿姆斯达”之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就一直非常紧张。尤其是,他们无法信任外交部长佛西斯。他们甚至在监狱找了可靠的人,以防万一黑人们被秘密移动,就可以立即得到消息。从这一安排可以看出,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毕竟在制度的完善方面,还不能与今天相比。如果在今天,要么总统打算立马下台,否则民众根本不必担心行政系统敢做秘密交人这样的小动作。
  这个案子确实很特殊。所以,即使是联邦检察官,也在一开始认为,从刑事案的角度,把这个案子带入司法程序是他的责任。可是查了几天相关法律之后,他又认为, “暴动”发生在外国公民的船上;事件发生的时候,船是在外海,“暴动”的对象也都是外国人。因此,他不认为美国法庭有权对此作出司法判决。
  “阿姆斯达”案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已经发生的财产归属的申诉,这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就是财产的申请人。这一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引起联邦检察官思考的,是该案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暴动引起的“海盗罪”和“谋杀罪”。这个部分作为刑事案,按照美国法律,起诉方应该是政府行政分支下司法系统的检察官。
  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对于涉及行政分支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上,外交部长佛西斯仍然非常谨慎。即使在联邦检察官作出这样的表态之后,佛西斯仍然再三要求他搞清楚,在这样一个涉外案件中,按照美国法律,在行政与司法两个分支之间,究竟是谁对“阿姆斯达”号的“人和货”,具有优先的控制权。
  最后,在外交部长佛西斯与联邦司法部长格伦迪认真研究之后,终于由格伦迪小心地拿出了一个代表行政分支的正式意见。格伦迪是司法部长,这个意见当然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看上去不会有什么破绽的。
  这个正式意见是,坚持按照“平克尼协定”,将“阿姆斯达”号及其货物和黑人,全部交还西班牙当局。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美国必须在与其它国家交往的时候,维持它的诚信。船上的财产明确归在路易兹和蒙岱的名下,所以不应该是美国的司法裁定对象。至于律师对两名西班牙人所持有的“携带合法奴隶通行证”的质疑,格伦迪认为, “阿姆斯达”所携带的文件,是哈瓦那有效的正式官方文件,也没有任何法律原则指出美国应该对这些文件进行司法调查。
  他又指出,按照国际法,无国籍的海盗船,是任何一个抓到它的国家,都有权审理的。但是“阿姆斯达”号是一条明确的西班牙船,属于西班牙人,拥有西班牙官方文件和西班牙国旗。船上的暴动也与一般海盗行为有别。因此,不在最高法院界定的“海盗案”范围之内。
  针对“阿姆斯达”案实质上最引起关注的黑人问题,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许多美国人指责奴隶贸易的不人道,但是,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的法律中,都曾经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现在,如美国这样一些个别的国家,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但是,这些国家只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对自己的公民进行法律制约。而无权对其它国家的公民采取司法行动。
  在美国通过禁止进口奴隶的法律中,规定在抓到违法的奴隶船时,总统必须用联邦政府的经费,送这些奴隶回到非洲。因此,当时也有很多人呼吁总统下令,用联邦预算的开支,把“阿姆斯达”号的黑人送回非洲。针对这个建议,司法部长格伦迪宣称,总统并没有合法的权力送这些黑人回非洲。因为,这条法律给出的权限,只适合于发生在美国疆土范围内的非法奴隶交易。“阿姆斯达”案则不在此列。
  格伦迪重申,既然奴隶制在古巴合法,这些黑人就是西班牙人的财产。美国无权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因此,对于行政分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遵从“平克尼协定”,将船上的一切交还西班牙公使。他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把黑人交还两名西班牙货主,黑人们将可能没有机会再为自己是否具有合法的奴隶身份辩护,所以,交给西班牙公使是最合理的。这样,黑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机会,站在西班牙的法庭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因此,下令向西班牙公使交还“阿姆斯达”号,才是总统的责任。
  凡布伦总统对于“阿姆斯达”事件的决定,其出发点当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可是,你也看到了,在这里,行政分支还是必须在法律上寻求出路。他不能仅仅依靠行政的权威,更谈不上运用总统的个人威望。因为从一开始,这一点在美国就是明确的,总统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他唯一能够借助,用以摆脱困境的,就是为行政分支的行为,找到足够的法律依据,证明采取这样一个动作是合法的。
  司法部长的一番法律辩解,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他非常巧妙地在根子上切断了“阿姆斯达”可能产生的争论。本来嘛,总统压根儿就没打算站在哪一边参与辩论,也没打算辩出什么正义和谬误。总统需要的是掐断这场争论。
  因此,既然可能产生的争议都是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的,那么要做的就是,从法律上确定美国根本无权让“阿姆斯达”案进入任何美国的司法程序。只要把这只船从司法分支那里“劫”出来,一到行政分支手里,一把推回给西班牙,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样,美国总统就不至于被一条倒霉的西班牙船给逼到死角里。
  所以,简单地说,就是别提这些黑人是不是来自非洲,是不是奴隶,是不是被非法贩运。更别提他们是不是杀人,是不是暴动,是不是有冤情。有天大的问题,也是人家的问题,我们管不了。人家有女王有总督有法庭。该怎么调查该怎么判决,只能由人家自己作主。更何况,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克尼协定”摆在那里。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司法挑战确实困难重重。因为,这是一场法律上的较量。而对方站在原有法律的立场上,基础稳固。挑战者又要承认原来的法律,又要从它的基础里找出一条缝,橇下一块来。显然就要困难得多。司法部长越有理,挑战者们就越悬乎。只有真正的当事人,那些“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如同置身于台风眼,他们还无从了解和理解这一切,所以倒反而显得平静。
  然而,司法部长的辩解并不就是完全成功的。美国自从建国,一切就都是公开化的。所以,报刊上不仅公开讨论这个案子,也对行政分支的表态品头论足。这个表态出来以后,大量的反对意见一涌而出。可是,这些意见主要还是呼吁人道,很少有从法理上去破司法部长布下的“八卦阵”的。
  当时间沉淀下来以后,人们慢慢发现,行政分支的这个表态,至少在美国人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情理真诚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行政分支似乎在要求公平地对待这些黑人,只不过是出于国际案件的特殊情况,让黑人换一个法庭而已,即从美国法庭换到古巴法庭。但是,事实上却隐瞒了他们清楚的一个实质差别。在当时的古巴,在奴隶制问题上只存在“虚假法律”,对黑人不可能有司法公正。黑人回到古巴,只可能成为古巴当局阻吓其他奴隶造反的杀一儆百的牺牲品。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后来成为凡布伦总统在民众中信誉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一个法制国家,要和行政分支较量,还是要突破它在法律上布下的阵势。好在,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司法部长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自己其实也很清楚薄弱点在哪里。那就是司法部长格伦迪,对于“阿姆斯达”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那一部分发表的评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案子实际上由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一部分是刑事案件,按照美国法律,应该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下的检察官负责起诉。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否起诉的权力,在司法部长的这个系统手里。当然,在新闻和民众监督下,应该起诉的案件,司法部也不敢不起诉。
  然而在这个案子里,由于是个“涉外案件”,就有些复杂。似乎起诉与不起诉,是在两可之间。那么,如果司法部朝这个方向靠一靠,说是决定不起诉,民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正如格伦迪已经辩解的那样,这样做还是“有法可依”的。
  看上去,司法部似乎是反对把“阿姆斯达”号黑人按照可能的“海盗罪”与“谋杀罪”起诉,好象有点同情这些黑人的意思。可是,实质上,却是在防止黑人被带入美国的司法程序。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尽管这些黑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可是只要你一旦让他们进入这个程序,就必须有律师,必须允许公开的法庭辩论和旁听,必须允许新闻界的采访和自由报道,必须给他们一个接受公平审理的机会。那么,总统所期盼的平息社会大辩论的要求,就再也无法达到搅恕?
  所以,司法部长的第一步,当然是先“建议”对黑人的刑事罪不予起诉。理由就是美国司法无权对一个外国刑事案起诉。司法部长所能够做到,也就是一个建议,下面的检察官还是可能根据他们的判断作决定。
  但是,这个案子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它的民事诉讼的部分。按照美国法律,民事诉讼的原告,将不再是检察官,而是有民事争执的平民。提出民事起诉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阿姆斯达”案的民事诉讼部分,是司法部无法控制的。现在,不仅是两个西班牙人递上了财产要求,就连海防队的吉尼中尉也代表他的属下,基于“海难救助金”,对“阿姆斯达”的财产提出了分成的要求。所以,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按钮已经按下。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下,它会自动地,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要原告不撤诉,谁也休想让它停下来。
  因此,当司法部长格伦迪,不无心虚地借口让黑人有一个上古巴法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建议法庭不要将黑人交回提出民事诉讼的西班牙原告,而是交给西班牙当局的时候,司法部长自己也知道,这是他的全部辩解里,最没有底气的一个部分。他甚至闭口不提海防队吉尼中尉对“阿姆斯达”的财产申请。是的,身为司法部长,出于对整个行政分支工作有利的考虑,他想中止这场刚刚起头的民事案件,彻底把“阿姆斯达”号从司法分支里拖出来。可是,正由于他是司法部长,他比谁都明白,这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看来,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老百姓,显然还没有象今天的美国人那样,被训练得“慧眼独具”。对总统和其行政分支的法律监督,远不如今天那样容易抓住要害。所以,尽管他们有权利在报刊上攻击司法部长的声明,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进行侧面进攻。从一场“法律战”来说,还很不得要领。
  只有极少数人,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他们在报纸上提出,“阿姆斯达”已经属于司法分支。作为行政分支,已经不能无视司法分支的权利,独自采取行动。只有这两句话,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政府结构中,司法是独立的,行政分支无权干涉。所以,即使总统有理由按照“平克尼协定”交还“阿姆斯达”,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也不能有所动作。
  对于黑人的律师们,形势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能在司法程序中取胜,不能失败。因为后路已经被行政分支切断了。
  我们再回到康乃迪克州。在那里,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对于刑事起诉的前期准备工作也还在进行。
  这时,律师们决定先单独为三个女孩子向法庭要求一个“人身保护令”。法律规定, “人身保护令”是必须向接受该案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请。这样,接受这个“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和审查,就会把案子带到上一级法院,也就是联邦巡回法庭。
  他们精心安排突出三个女孩的计划,是期望利用这几个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黑人小女孩,使民众产生更大的同情心。
  因为,在预期的“阿姆斯达”案正常审理中,总要出现双方在法庭上对簿公堂的局面。但是,到那时,法庭的一边是近四十名粗壮的,而且可能给人感觉是“野性”的男性黑人,而另一边却是一老一少两名文弱的西班牙白人。这样的局面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错觉。公众同情的天平,会在顷刻之间倾斜。
  然而,如果先让这三个黑人小女孩与两名西班牙人在法庭上遭遇,那么,奴隶制的残酷,非人性,等等,就会变得不言而喻。三名女孩顿时可以为黑人赢到更多的公众支持。“人身保护令”的提出,又会重新激起有关“奴隶具有同样的人权”,还是“奴隶制中主人对他们拥有产权”这样的辩论。
  再者,如果通过这个“人身保护令”的取得,能够证明奴隶主没有拥有这三个孩子的法律依据,那么,他们就可能再进一步扩大战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余的黑人。
  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因此成功地在民众中唤起一个强烈的呼声:即“这些黑人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财产”,那么,这种压力也许可以迫使凡布伦的行政当局,改变他们坚持送黑人回古巴的立场。
  他们甚至还希望,如果取得这个“人身保护令”,他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争取黑人在美国的宪法权利。也许更进一步,南方的奴隶,也将可以在今后,援引同样要求“人身保护令”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由。
  这三个黑人女孩真是击败两个西班牙人的最佳突破口。她们都还不到十二岁,只会说非洲语言,显然是刚刚来自非洲。更何况,她们一直受到最普遍的同情。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尽管一共有四名黑人孩子,律师考虑之后,第一次“出击”还是先从女孩子开始。
  律师的这一策略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案子一开始就吸引了极大的公众注意力。人们远道从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城市赶来参加法庭听证。旅馆预定一空,法庭挤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名门望族,就连一些法官们的妻子,也好奇地挤在旁听的人群里面。
  这一个发生在联邦巡回法庭的,为黑人女孩要求“人身保护令”的回合,并没有在电影里出现。也许限于篇幅,导演把这一个历史情节,连同那三个黑人女孩,一起从影片中“割爱”了。这确实很可惜,因为真实的场面不用修饰,都十分具有戏剧性。
  整个法庭场面的气氛和效果,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讲,实在是太理想了。当一名警官把三名黑人小女孩带进来的时候,她们惊恐万状地一边哭一边紧紧地拉着狱警的手。狱警手里还拿着几片水果,不停地哄着她们。然后,她们的律师为她们申请一个 “人身保护令”。正在准备这个刑事案的检察官并不反对,只提出要求每人一百美元的保释金,以确保如果有刑事起诉的话,她们确实会出庭作证。
  这时,两个西班牙人的律师跳起来,提出反对。不同意这三个小女孩以取得“人身保护令的”方式获释。理由也很简单,包括这三名小女孩的所有“阿姆斯达”号黑人,都是他们的“财产”。
  当然,你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会发现这是多么荒诞不经。但是,我们只能提醒自己,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在这两个西班牙人所属的这个制度中,这种说法是“正常”的。然而,黑人的律师们等的就是对方律师跳起来的这一刻。因为,这种把“荒诞不经”变为“正常”的制度,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要把三个可怜弱者形象的小女孩,当众变成他人的“财产”,正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真正要求公众和法庭正视的具有颠覆性的问题。这也是在进行着一场司法挑战的律师们,等待的真正机会。
  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显然不仅是在这三个女孩和“阿姆斯达”的黑人身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挑战,整个颠覆在美国南方还存在的一个非人道制度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法庭辩论机会,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上,让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论点:人类行为受到的最终的审判,是依据人性与非人性的界限来判断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条法律是非人道的,那么,它终有一天将被废除。
  只不过是第一天开庭,大量的报纸就明确指出,不论结果如何,这已经是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的一个重要胜利。
  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挑战司法就这样开始了。
  律师们走出的第一步有没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诉你了。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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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6: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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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向自由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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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谢谢你给我寄了书。你在信中说,看了我的信很想去看看“阿姆斯达” 这部电影。今天我大概可以把这个影片后面的真实故事给你讲完了。
  在“阿姆斯达”案的上诉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已经逐渐开始在报刊上披露了与此案有关的,行政分支企图干预司法的故事。可是,由于这些干预都没有成功,也就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完全浮出水面。因此,除了本来就对凡布伦的行政系统充满警惕,至今还在这个案子上挣扎的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一般民众对这样的报道还是将信将疑。然而,从这些一百五十年前的报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的新闻嗅觉了。
  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导演安排了一个场面,表现黑人辛盖在焦灼地坐在法庭,却听不懂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在说些什么,也无法表达自己。终于,他意外地站起来,艰难地吐出一个英语单词,然后用越来越响,越来越坚定的声音重复着:自由!我要自由!
  这是一个导演安排的戏剧情节,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匹尔勃格所关切的焦点始终是在不幸的黑人身上。他非常注意去刻划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心理状态,刻划他们在遭遇一系列厄运,又落到一个天差地别的环境中,所可能产生的反应。
  在这个电影情节中,还有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这些黑人在等候上诉的日子里,在泰朋和许多义务工作的美国人的努力下,渐渐开始学会用英语表达一些意思,甚至有的黑人开始学会简单的英语写作。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增加,也使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惊恐不安,得到一定的疏缓。
  在外面,新闻界似乎并不满意对总统干预司法的初步报道,自有一批新闻记者对已经到手的一些线索进行跟踪调查。终于一步步拖出了曾经属于白宫的“最高机密”。在 1840年的10月,也就是一审判决之后的九个月后,“解放者”和“自由者”两个刊物,报道了完整详尽的有关白宫策划干预司法进程的故事。在这个报道之前,已有一些报纸指出,在一审判决中,法庭已经确认“阿姆斯达”号的黑人,是从非洲被绑架来的自由人。可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总统,居然要去帮助非法的古巴奴隶主。
  这一年,凡布伦总统终于竞选连任失败,有很多人认为,他的落选与“阿姆斯达” 案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对于奴隶制的温和态度,导致他失去了在四年前曾经支持他入主白宫的六个北方州的选票。这个结果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奴隶制问题成为一个如此敏感的社会议题,两极分野又是均势力敌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一个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考虑的只是寻求平衡的话,那么他的处境确实就象是一个吃力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上诉的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支持了裘迪森法官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但是,正如“阿姆斯达”的影片里所讲到的,代表西班牙公使和美国行政分支的法律代表不服判决,进一步向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最后的上诉。凡布伦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走出这一步,斯匹尔勃格在影片中的解释,除了他对于大选之年南方选票的考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矛盾的激化会引发一场内战。这个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来说,他们经过无数的努力和曲折,这是他们久已盼望的时候。因为走向最高法院,是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挑战司法的人们都期待的一刻。只有进入最高法院的案子,才可能对原有的法律有一个根本的否定,才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竖起一个“地标”。同时,也能把自己的观点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传播出去。
  然而,听到案子已经被最高法院所接受的时候,也是他们心情最沉重的一刻。因为到了这里,根据全体人民的契约,判决是一锤定音的。如果失败,不但“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命运堪犹,而且,对于他们长期从事的,在美国南方彻底推翻奴隶制的事业,也将是一个打击。这个目标的实现将有可能因此推迟许多年。也许他们必须再经历长久的等候,才会等到下一个契机的出现。
  他们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最后关头,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争取使最广泛的民众,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使得这场由 “阿姆斯达”案所引起的论战,对美国的废奴真正产生影响。由于他们自己一向激进的立场,使得一些民众对他们本身产生一些看法。例如,觉得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是真正愿意按照合法的程序推进一个制度的进步,而是巴不得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甚至不惜引发一场战争。不仅是总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就是在北方,大量希望废奴的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这是很普遍,也很好理解的。这样一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人们对于这个日益扩大的“阿姆斯达”案的疑惑,也可能影响民众的支持率。因此,他们决定,寻找和推出一个有影响的,但是又不持有激进立场的人,主导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场战役。
  他们先找了两个名律师,都是反对奴隶制的。其中一个曾经还有过多次出席最高法院法庭辩论的经验。但是,这两个律师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婉拒了这个请求。这和他们的观点较为温和,对于激烈的挑战司法的行动并怎么不赞同,也有一定的关系。最终,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决定寻求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帮助。
  约翰·昆西·亚当斯,就象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描绘的那样,已经是一个步履维艰,在国会开会时会睡着,出门会辩错方向的老人了。可是在我写到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个名字,还是不禁肃然起敬。
  他是又一个加入这个反奴隶制阵营的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的后代。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是在费城的会议上的“独立宣言”主要辩护人,也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789年,当华盛顿当选第一届美国总统的时候,约翰·亚当斯是华盛顿的副总统,之后,他成为华盛顿之后的美国第二届总统。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去世。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长子,就是你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个白发苍苍,一点也不起眼的老人。然而,年轻的时候,他曾是华盛顿总统眼中最有才华的美国外交官,不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并且也在1825年当选为美国的第六届总统。你知道,美国是一个最不喜欢世袭传统的国家,所以,这样父子两代都是总统的情况极为少见。
  四年以后,他在竞选连任时,输给了竞选对手杰克逊,旋而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他的平民生活。此后,他又被选为联邦众议员。在他当选的时候,有人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作为前任总统,似乎有失身份。他却回答说,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为民众服务而“失身份”,做个地方职员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当国会议员了。因此,当“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他正是联邦国会的一名众议员。
  他从来不是一个持激进态度的人。但是,他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正如电影里曾经提到的,从“阿姆斯达”案一开始,他就给“阿姆斯达”委员会以及黑人的律师出过主意,并且始终对这些黑人表示出关切和同情。这也是这些律师会不寻常地想到请他出来领衔,为“阿姆斯达”案的黑人辩护的原因。
  他一开始也非常犹豫。从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来看,他的犹豫,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感到“有失身分”。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已经精力不足。正象他自己说的,我已经73岁了,耳聋眼花。我的助手们已经纷纷离我而去,我的牙齿也已经一个个离开了我的牙床。我怎么还能担当如此艰巨的一个任务呢?同时,他虽然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站在法庭上了。更何况,他还有作为一个联邦众议员非常繁忙的工作。任何一个律师都知道,不要说打算上的是最高法院,就是接下一个普通的案子,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不知道有多少繁复的出庭前的准备工作要做。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他却无法拒绝。他无法淡忘延续父子两代的对于一个朴素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个自由的坚定维护者,坚信父辈提出的基本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坚信不论白人黑人,都有同等权利。他对奴隶制极为憎恶。所以,人们终于惊讶地听到一个意外消息,这位已经73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今天的联邦众议员,决定作为一个普通辩护律师,接下“阿姆斯达”案,走上最高法院,为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的自由,进行法庭辩护。
  在开庭之前,他作为一名联邦众议员和前总统,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劝说凡布伦总统撤销上诉。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已经败选,在美国,新旧总统的交接是在投票结果出来的第二年的年初,以便行政的一套工作有一个妥善的过渡。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正是处于过渡期中。但是他的行政分支还是拒绝了这个撤诉的建议。
  于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开始大量的文件阅读和认真的准备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与当事人的谈话。在影片中,描写了黑人辛盖被带到他的家里,进行例行的当事人与律师的对话。在真实的历史中,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路颠簸,远途从波士顿专程前往威士特维尔的监狱,约谈他的黑人当事人的。除了当时已经住到监狱管理员家中的三名黑人小女孩之外,他见到了所有的黑人,并且进行了谈话。出来的时候,他说,谈话十分愉快。只是当时在威士特维尔,黑人又住在大间里。他对于黑人的居住以及生活设施的简陋,感到很不高兴。
  他显然是取得了黑人的信任。在电影里,有黑人辛盖通过黑人翻译,不断向约翰· 昆西·亚当斯提出问题的描写。实际上,在他离开监狱以后,那些明白了律师的作用,也学会了写简单英语信的黑人,其中也包括辛盖,开始纷纷给他写信。他们陈述自己的情况,并且在信中要求,请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那个“大法庭”。
  在最高法院开庭的日子逼近的时候,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就是如果败诉,“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就可能会有即刻的危险。他们曾经考虑在开审之前,是否必须再一次尝试,为这些黑人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先把黑人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人身保护令”必须由接案法庭的上一级法庭发出。现在,案子已经进入了最高法院,也就无处去找“上一级法院”了。
  要知道,如果说在一审期间,行政系统有过的运送黑人计划,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的话,那么,假如他们现在再有这样的打算,就是一个合法行为了。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是一个终审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如果判定是应该执行“平克尼协定”的话,那么,司法程序就到此结束了。黑人将合法地按照终审判定,移交到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他们要是决定立即送走,也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同样一个计划,提前执行,就是违法地侵犯了黑人的上诉权,干扰了司法程序,就是在宪法设计的“既定程序”中,插了一杆子。但是如果这个计划是在“既定程序”的合法位置上,在行政分支到最高法院上诉,并且胜诉之后执行,就毫无问题了。讲究“既定程序”,是美国的制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样,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开庭的最后阶段,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为这些黑人安全的担心,已经到了忧心如焚的地步。以至于其中一些人,甚至自告奋勇地要求以身试法,以劫狱来换取黑人的安全。但是,最终理智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决定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当然,经过了两级法院的胜诉,他们还是对最高法院存着一线希望。
  另外,与以前所不同的是,这时他们和黑人已经建立起较为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他们能够把危险的处境对黑人讲清楚,告诉他们,一旦判决败诉,很可能把他们立即就送回古巴。因此,要求他们天一黑就拒绝离开牢房,遇到异状就大声呼救,等等。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同时,他们积极募款,一方面筹措送他们回非洲的路费,另一方面,他们想到,万一败诉,黑人的身份定位就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合法奴隶。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可以用这笔钱,合法地再把黑人从西班牙人手中“买”出来。
  1841年2月22日,“阿姆斯达”案正式在最高法院开庭了。
  当时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有五名是来自南方,其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这九名大法官中,汤普生法官由于也兼任巡回法庭的法官,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早就涉入此案了。去年给你的信中,我曾经谈到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在历史上是逐步得到确认的。它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其它法庭兼职的情况。他们忙自己的案子,也已经一年到头忙不过来了。在“阿姆斯达”案中,最高法院最终只有七名大法官进入判决阶段,因为有一名病重未能出席,最意外的,是在审理过程中,一名大法官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中突然去世。
  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黑人辛盖也在最高法院的法庭现场旁听。事实上当时并没有黑人在场,出席的只有双方的律师。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审理,越来越有规范,大量的工作是在开庭之前的审查书面文件和开庭之后的“长考”。真正开庭时,律师陈述的时间都有限制,一般都很短。为了节省时间,大法官认为对陈述内容已经清楚时,随时可以提问打断律师的陈述,庭审阶段相当紧凑。然而“阿姆斯达”案发生在一百五十年之前,律师所得到的陈述时间长达几天,远比今天要多得多。
  现在我回想起斯匹尔勃格对最高法院这场“重头戏”的处理,觉得十分贴切和适度。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法庭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小得多。然而,在这个影片里,你仍然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一般法庭和最高法院在情景气氛上的很大不同。斯匹尔勃格并没有让电影中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慷慨激昂状,毕竟他已经73岁,是一个什么都见过和经历过的老人了。
  可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著名外交官,一个前总统,如此点燃生命烛火的最后一段,以一个普通律师的身份,站上他已经久违的法庭。就是为了在一个当时还是白人的国家,为一些他素不相识,甚至可以说是彼此难以了解的非洲黑人,争取“平等自由”这样一个基本的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本身更说明问题的呢?还有什么必要再添加一些多余的修饰呢?
  斯匹尔勃格只作了一个十分平淡的安排。就是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法庭结辩,谈到“独立宣言”,谈到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时,曾经踱步走过几个美国建国者的雕像,并且停在一个雕像面前,轻轻用手抚摸了一下它的底座。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曾经为了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而奋斗了一生的美国第二届总统,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导演的这个安排,使人们不仅感受到一个延续两代的总统家庭的共同目标,人们也会想到,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在法庭上,这位前总统站在这里,就是告诉人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一个一个的普通人,不论他的肤色和国籍,争得平等的地位,自由的生活,和有尊严的生命。
  我所要在这里补充的就是,黑人一方的律师,在最高法院的辩护词中,把更重的份量放在有关自然法,黑人的人权,以及“独立宣言”的建国理念上。同时,也充分利用法庭在一审中,对于“阿姆斯达”号黑人的自由身份的确认。指出,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从非法奴役中解放了自己。如果把他们送回去,就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在奴化自由人,而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约翰·昆西·亚当斯指着法庭墙上所悬挂的“独立宣言”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只有自然法是对我的当事人最为适用的。我们的建国之父们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法庭是公正的维护者,这意味着法庭必须永远保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希望在最高法院,能够在根本上对于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有所触动。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辩护中,以相当大的比重抨击了政府的行政分支干扰司法的违法行为。
  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在1841年的3月9日出来的。影片中所表现的短短的宣判场面也相当真实,那是安静的,平和的,也是肃穆的。判词是由斯多雷大法官综合全体大法官的意见之后,撰写并且宣布的。斯多雷大法官来自马萨诸塞州,他反对奴隶制,却决不是一个对此持有激进态度的人,因为他非常重视建立一个严格的社会秩序。且不提那些来自南方的大法官,就是在来自北方的大法官里,斯多雷的态度也是相当典型的。因此,在判词出来之前,一般的估计,还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会对政府的行政分支有利,而对黑人不利。而作为黑人的法律代表的亚当斯和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对获胜缺乏信心。
  可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不仅确定了黑人得到胜诉,而且在投票的比例上,赞成和反对的比例相当悬殊。在能够参加判决的七名大法官中,只有一名大法官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投了反对票,其余六名均投票支持了黑人一方的胜诉。
  斯多雷大法官首先纠正了联邦地区法院在判决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审判决时的依据,是1819年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法律。这个法律认定,“不论以任何形式,进口或者带入美国领土的任何黑人,混血者,有色人种,只要对他们有任何占为奴隶,使役和劳役的企图,都是非法的。”可是,“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在进入美国水域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状态,并且也宣称自己是自由人。因此,上述法律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作为判定“阿姆斯达”案的依据。
  斯多雷大法官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这些黑人到底是不是在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范围内的,应该由行政分支交回西班牙的,属于蒙岱和路易兹的财产。斯多雷大法官认定检方并没有提出对于财产的足够证明,而这些黑人应该是自由的。他在仔细地分析了“平克尼协定”的有关条款之后,认定,既然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合法奴隶,他们也就根本不在该协定所规范的,应该归还的“货物”的范围之内。
  斯多雷大法官非常清楚地认定,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蒙岱和路易兹的“合法奴隶”。他们是“非洲原住民”,被“绑架和非法运入古巴”。有充分证据说明,蒙岱和路易兹对此“完全知情”。非洲人进入古巴领土时就应该是自由的,“阿姆斯达”号的乘客是自由黑人,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对他们无效。
  同时,斯多雷大法官肯定,一个人在被非法劫持的时候,具有自卫的权利。在一个人被非法逼为奴隶的时候,暴动是他的权利。为了得到自由,这些黑人也许是干了下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在法律的概念里,他们不能被定义为海盗或者强盗。
  他进一步解释说,实际上,这个案子的关键是,在西班牙法律和“平克尼协定”都对此案无效的时候,那么,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进入此案各方的相互矛盾的权利,应该依据的法律,就是国际法公正的原则。尤其是当这个争议还牵涉到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平克尼协定”从未否定外国人在美国法庭也有同等的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同时,不管是否存在“平克尼协定”,美国公民都有权在美国的法庭提出了对“阿姆斯达”号的财产要求,而“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也拥有在美国的法庭要求同样公正的平等权利。斯多雷大法官的这番话,也就否定了行政分支和西班牙当局所说的,美国司法无权对此案进行裁判的说法。
  联邦地区法庭对于西班牙人财产权的判决,最高法院予以支持。因为,斯多雷大法官指出,“平克尼协定”也要求财产所有人提供充分的财产所有权的证据。但是,当这张通行证所提到的拉丁裔黑人是根本对不上号,是虚假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西班牙人根本没有提供财产所有权的充分证据。至于“海难救助奖金”,最高法院也支持了一审裁定。“阿姆斯达”号上的货物,吉尼中尉和他的部下可以获得总价值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也以同样理由,由蒙岱和路易兹取得。在最高法院的裁定下,“阿姆斯达” 号的黑人终于不再是别人的奴隶和“货物”,而被正式宣布为自由人。
  整整十八个月的争执,终于斯多雷大法官平静的宣读声中有了一个结果。整个最高法院的法庭鸦雀无声,没有出现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回顾整个审理过程,大家都觉得如果细察这个案子的法律基础,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证据是明确的;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看法都是对黑人有利的;黑人的律师对于案子的辩护,是准备充分的;亚当斯一再提醒法庭,它对人权和美国公众是负有责任的;更何况,最高法院的审理强调了依据现有的法律。只要最高法院是坚持公正的,就几乎不可能判出别的结果来。
  约翰·昆西·亚当斯参与了这个工作,他无疑为这个结果感到兴奋。但是,他清楚地把这样的结果,归于那些以极大的献身精神,付出了十八个月辛劳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他给“阿姆斯达”委员会的泰朋,以及黑人的主要律师班德文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心情,“他们自由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感谢你们!我以人性和公正的名义,感谢你们。”几年以后,他在众议院发言时,突然昏倒在讲坛上,两天以后去世。
  由于实际上黑人并没有旁听最高法院的审理和宣判,因此,是两个在纽黑文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听到消息之后骑马赶到两英里以外的威士特维尔,去向黑人通报这个消息的。这个时候,黑人已经能够用简单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感受,“我高兴。谢谢。美国人。亲爱的朋友。上帝。我们高兴。”
  黑人自由了,可是还有一个如何帮助他们回家的问题。你也许还记得,最高法院的判决修改了一审的部分法律依据,使得1819年的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立法,不再成为这个案子的基础。因此,与同一个法律相联系的,由美国总统送这些黑人回家的一审判决也就不能执行了。因为总统不再有动用行政开支以支付这一航程的权利。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非洲可以说是路途遥遥。去一趟是需要一大笔开支的。于是,此后的八个月,这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又使尽浑身解数,寻求各方的支援,想找到送黑人回非洲的途径。
  最后,通过美国人的个人捐款,联合传教协会的资助,以及他们举办一些展览会筹集的钱,他们终于凑齐了这笔巨款。1841年的11月27日,一艘名叫“绅士”号的小三桅船,终于载着这些黑人,包括那三名黑人小女孩,在他们的美国白人朋友代表的护送下,离开纽约,驶往非洲。两年半以前,在西班牙人押送下在古巴登上“阿姆斯达”号的五十三名非洲黑人中,只有三十五名,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等到回家乡的这一天。余下的十八名黑人,除了两名在美国因病去世,其余都死在“阿姆斯达”号暴动和暴动之后飘荡在海上的两个月中。也许,他们自由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回非洲的路。
  “阿姆斯达”案到此应该落幕了。电影也在一笔带过的攻打西非奴隶市场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炮声中结束。给了人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结局。后面的事情,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阿姆斯达”电影的范围,可是,我要是就这样草草收场,你显然是不会满意的。那么,我的故事还必须继续讲下去。
  对于“阿姆斯达”案,我最希望通过它能够使你了解的,首先是当时美国在分治状态之下,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南北之间观念分裂的严重状况。虽然,在南方,也不是都那么极端。但是,如果以极端南方的观点作为代表的话,那么,按照美国的建国基本理念去衡量,可以说这种观念的分裂,已经严重到了一边“是美国”,而另一边“不是美国”的地步了。这也正是北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会忍无可忍地提出,要重新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原则的国家,或是口口声声不惜打一场内战以改变这种局面的原因。
  另外,通过这个案子,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很有意思的“司法挑战”的过程。我说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在历史关头最典型的,也是美国人最习惯使用的推动进步的一个方式。可以说,美国在建国两百多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几乎都是由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司法挑战”所组成的。所以,认真地细察这样的案例,就象是观察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如何合法地,有逻辑地完成。就象看着一个有趣的化学试验,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产生一个新的物质一样,非常耐人寻味。
  那么,在美国彻底结束奴隶制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这样一场由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组织的“司法挑战”,对此后的历史进步究竟推动了多少,它的胜诉又是一个什么程度上的胜利呢?
  简单地说,让我们在电影中感到如此振奋的审理结果,从“司法挑战”的角度去看,它的胜利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挑战者”并没有在他们推动法律进步的根本目标上,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冷静地审视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你会发现,它对于美国建国初期南北双方妥协以后形成的南方的奴隶制,在法律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动。因为,这个案子的判定基础,是首先根据各种证据,对于“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作了一个身份确认。确定他们是“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在这个重要的前提之下,也就可以绕开一系列与奴隶相关的法律,以及由这些法律引发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阿姆斯达”案并没有去动摇这些法律。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在“阿姆斯达”号上,还有一个被电影删去的特殊人物,就是那个在暴动中被杀的船长,还留下了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十六岁小黑奴。实际上,他不仅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个案子中出现,最终他自己也成了这个案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存在,更容易说明我在前面谈到的问题。
  安东尼奥是这个船上唯一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他出身和生长在古巴,从种种迹象看,他和主人的关系并不恶劣。这种情况在美国南方也相当普遍,就是作为家仆以及和主人相处密切的黑奴,一般和主人的家庭有较好的关系。尽管他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一个奴隶,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是和西班牙人站在一起的。再说,对他来讲,古巴已经是他真正的家乡。就在案子发生后不久,船长的继承人就向法庭提出对奴隶安东尼奥的所有权。在法庭上,安东尼奥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当庭表示,他愿意回哈瓦那去。最终,地区法庭对他的一审判决是,鉴于安东尼奥是一名有证据的合法奴隶,他必须回他的主人那里去。最高法院也支持了这个判决。由于当时安东尼奥本人的意愿与法庭的判决一致,因此使得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也使得这一判决的意义被人们忽略了。
  “阿姆斯达”委员会在案子了结的时候,仍然对这一部分的判决很不满意。他们不愿意看到年轻的安东尼奥回到奴隶状态,并且担心他被立即送走。由于案子已经了结并且离开了最高法院,他们便希望律师班德文去为他到地区法庭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班德文立即回答说,安东尼奥当庭表示了他要回哈瓦那,他自己不要成为自由人。因此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庭不可能违背他本人的意愿为他发保护令。最终,安东尼奥终于醒悟,他向泰朋表示了自己不想再回去愿望。他当时的处境还相当自由,因此,泰朋比较容易地帮助他,使他“失踪”了。还在“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回非洲之前,当年四月,也就是在判决的两个月后,他已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开始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和工作了。
  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象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么,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么,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那么,当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是否因此就是“上了导演斯匹尔勃格的一个当”呢?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阿姆斯达”案的判决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它的意义也是深刻的,它对美国废除奴隶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就是司法挑战中首先必须“胜诉”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些黑人自由了。在他们已经被卖到了古巴,又转卖给了庄园主之后,还杀了白人,抢下了船。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白人的国家,能得到无数白人的支持,有长期免费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甚至有前总统站出来为他们作法庭辩护。大法官全部是白人,甚至其中还有来自南方的奴隶主,在这样的高等法院,他们照样以高比例的赞成票,判定黑人暴动无罪,重获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的结果,能使所有北方反奴隶制的人们,更感到激励和鼓舞呢?如果说,一百五十年之后,当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依然会有人对这样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感到激动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处于当时美国矛盾漩涡中心的民众,对这样一个胜诉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轰动效应了。
  同时,对于我们这些通过阅读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结果,更能说明一百五十年前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的事实状态的呢?
  是的,在黑人胜诉新闻的巨大冲击下,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没有动摇南方奴隶制度的法律。可是,这个“道义胜利”的轰动效应,却事实动摇了原有法律的民意基础,使得人们对于南方现状的接受度大大降低。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建国原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问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隶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契约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
  可以说,美国的历史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唯有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过程中,迈出了“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同寻常”的步子。更何况,南北战争本身,还有它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美国这场唯一的内战细细解剖,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拖出这场战争之前,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再看看“阿姆斯达”案在最终审理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既是“阿姆斯达”案的终点,也是理解此后的“南北战争”的一个起点。
  美国历史上的司法挑战,并不是一定都要依靠立法机构建立起一个新法律,才能取得实质成果的。大量的司法挑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曾经和你谈到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 “司法复审权”。这也是所有挑战司法的人,在走进最高法院的时候,总是满怀希望的原因,应该说,在“阿姆斯达”案中,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曾经是有过同样的希望的。但是,他们的期待从法理上看,却是过分的,在历史的这一刻,是注定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美国人在对一条“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法律进行质疑的时候,或者在遇到两条内容相互冲突的法律,需要一个甄别的时候,一般在最高法院都能找到一个结果。这是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有一个恒定的参照标准,那就是美国宪法。在美国,大家只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认宪法。美国人向来就是五花八门,来自世界各地的。但是如果你认同了这个宪法,你就等于加入这个契约,认同了这个国家。所以,最高法院用宪法作为“参照标准”去“复审法律”,可以说百试不爽。
  当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判案时,也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强调对于现成具体法律条文的恪守;另一种则是较为主动的,就是在宪法精神之下,对于历史进步有一个基本判断,然后,以更接近宪法本意和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判。前者比较简单,不容易引起争议,在美国建国早期,这样的情况也许更多一些。而后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水平,引发争议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一些。当然美国人习惯于遵守最高法院的上诉裁决。只是,产生争议的裁决,会一再成为一轮又一轮的新的司法挑战的起因。如果这种挑战是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那么,它终有一天会在最高法院产生新的判决,或者产生新的立法。
  再看“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你就会发现,它似乎是属于前一种情况的,因为它恪守了原来的具体的法律。但是,你同时又会发现,最高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尽最大可能在对黑人维持一个公正,在以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作判决,表现了一种相当积极的主动性。这种情况下,似乎又比较接近我们前面讨论的第二种判案的态度。至少没有必要怀疑最高法院在“阿姆斯达”这个案子上,对于公正的追求。你只要想象一下,如果“阿姆斯达”最终不是来到美国,而是漂回了古巴,在同样有着“禁止海上奴隶贸易”法律的古巴,又会判出什么结果来呢?
  那么,既然在寻求公正和追求自然法的原则,为什么最高法院就不能在判决中再进一步,较根本地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目标,就命中注定地不可能在这一个案子里达到呢?
  因为这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已经知道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有过一个妥协。妥协的核心就是承认各州有权决定是否蓄奴。根据当时的局势,似乎有理由相信,在各州逐步自行废奴之后,这样的妥协条款也就会自行走进历史,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随着联邦的扩大,加入的那些新南方州,如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等,在坚持奴隶制的问题上,与原来的两个极端南方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在州的数量上南北双方开始相近,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开始走向不可通融的两极。这个时候,由于历史原因进入宪法的这三个妥协条款,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难以处理的局面。
  美国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其中的条款。修正案在通过后,也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成为多数人的契约,宪法又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人一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里,除了与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之外,至今只通过了十六条修正案。于是,你一定也看到结症所在了,就是南北双方在州的数量上的均势,使得修正这些妥协条款,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于是,宪法中的这三个妥协条款,成为最高法院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构,它只有依法进行司法判决的权力。它的“司法复审权”的最高依据是宪法,如今争议的焦点,是宪法本身的妥协条款,最高法院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在“阿姆斯达”案中,应该说,最高法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不违背现行法律,又坚持了贴近自然法和公正的立场。然而,在法律的根基上,它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但是,最高法院无疑是正确的,就是它首先必须坚持在权限范围之内行使权力。如果认为自己有理,就可以随意越权的话,整个运转正常的体系就彻底乱套了。
  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在“阿姆斯达”案的过程中,发生的最应该引起警惕的一件事,就是凡布伦总统的行政分支干预司法的越权行为。然而,它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在当时只有一个人是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不仅在最高法院一再强调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而且,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中,始终没有停止呼吁对这个权力机构的越权行为予以追究。只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学校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宪法教育;民众对于政府运作的监督,也还远不象今天这样洞若观火。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渐渐理解当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洞察力。在今天,美国总统最怕的事情,大概就是被指控为干预司法和越权了,一旦证据确凿,几乎是不可能再继续留在总统的位置上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我们再一次回到1841年11月27日的纽约码头,目送那只小三桅船,载着“阿姆斯达”号的黑人,缓缓离开码头的时候,心情就很难轻松了。因为在我们身后,南北两个庞大的不可调和的实体,正被这个案子又在背后推了一把,更逼近了一个僵持的交界线,可是,还是看不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希望。
  这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从它还是英属殖民地开始,就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核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有一部分地区就是对外部敏感的,开放的,思索的,历史逻辑相对清楚的。它们主导了这片土地的思想发展和相应的社会发展脉络。而以两个极端南方州为代表的地区,它们是相对保守的,封闭的,思维迟缓的。甚至是被历史拖着向前的。这样一个格局,由于它的分治原则,一直保存到美国成立之后也没有被打破,只是在新的地区加盟以后变得放大了而已。
  你也许会说,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这在每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其后发展出来的美国,由于它的分治,就形成了其它地方所少见的特殊情况。并且使它的历史进程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如果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一个落后地区,如果被遗忘,它就可能在很长时间被拖在历史的后面,但是,它基本上是完全被动的。如果中央政府想对它有所作为,它也就被动地被改造,这样的改造计划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联邦的美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块分治的土地。在这里,一个保守的地区,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可以固若金汤一般,维持得相当久远。从整体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基本观念始终是被动地被历史推着勉强向前;但是,从局部的区域来观察,它不仅对于掌控自己的地区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还对于来自外部的力量具有顽强的对抗性,只要它自己不愿意变,任是谁也奈何它不得。这就是僵持的基础。
  同样,平等的联邦和分治的原则也是当年制宪会议的基本背景。所以,在美国的制宪会议上,不存在领袖,所有的人都是以一个区域的代表出席的,目的是达成一个共存的契约。你也许会问,那么,按照“常理”在独立战争中应该产生的那些“重量级”人物呢?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战争结束,他们就回家了。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现在叫做“州”,原来是殖民地分区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的家乡和国家。而所谓美国,只是一个远比联合国还要松散的联邦。他们寻求自由的文化,也没有产生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要建立和主宰一个美国的一统大业。
  所以,当四年以后制宪会议开始的时候,那些“英雄们”早已在几年前“沉”了下去。自己给自己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再次汇到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州的一个代表而已。在这个会议庭里,只有相互地位平等的代表,有会议主持人,但是没有一个领袖,甚至是类似领袖的人物。任何一个地区和它的代表,都没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没有人有权利强制别人,没有一个地区有权强制另一个地区。分治的基本共识就是,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只有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自己有权决定。
  现在看来,能够维护这样一个州与州之间关系的制宪会议,建起了一个以平衡和制约为原则的联邦政府的构架,是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同时,对于它们之间的重大分歧,以达成妥协的方式去解决,也是必然的。
  但是,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美国的版图,在南北战争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它在南北战争之前,面积已经基本和今天差不多了。可是,在制宪会议时的美国,其版图只有南北战争时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在制宪的时候,在这个“小的美国”看上去还容易被时间逐步解决的历史妥协,在南北战争之前,却随着它的面积的迅速扩大而急剧膨胀和激化了。它不仅没有象建国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逐步走进历史,反而突兀出来,象一块骨头一样,卡住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喉咙。
  那么,美国人到底如何才能走下去,走出这个历史困境呢?
  这封信太长了。下次再写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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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6:00:4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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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站在黑人辩护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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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谢谢你给我寄了书。你在信中说,看了我的信很想去看看“阿姆斯达” 这部电影。今天我大概可以把这个影片后面的真实故事给你讲完了。
  在“阿姆斯达”案的上诉期间,美国的新闻界已经逐渐开始在报刊上披露了与此案有关的,行政分支企图干预司法的故事。可是,由于这些干预都没有成功,也就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完全浮出水面。因此,除了本来就对凡布伦的行政系统充满警惕,至今还在这个案子上挣扎的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一般民众对这样的报道还是将信将疑。然而,从这些一百五十年前的报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的新闻嗅觉了。
  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导演安排了一个场面,表现黑人辛盖在焦灼地坐在法庭,却听不懂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在说些什么,也无法表达自己。终于,他意外地站起来,艰难地吐出一个英语单词,然后用越来越响,越来越坚定的声音重复着:自由!我要自由!
  这是一个导演安排的戏剧情节,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匹尔勃格所关切的焦点始终是在不幸的黑人身上。他非常注意去刻划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心理状态,刻划他们在遭遇一系列厄运,又落到一个天差地别的环境中,所可能产生的反应。
  在这个电影情节中,还有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这些黑人在等候上诉的日子里,在泰朋和许多义务工作的美国人的努力下,渐渐开始学会用英语表达一些意思,甚至有的黑人开始学会简单的英语写作。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增加,也使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和惊恐不安,得到一定的疏缓。
  在外面,新闻界似乎并不满意对总统干预司法的初步报道,自有一批新闻记者对已经到手的一些线索进行跟踪调查。终于一步步拖出了曾经属于白宫的“最高机密”。在 1840年的10月,也就是一审判决之后的九个月后,“解放者”和“自由者”两个刊物,报道了完整详尽的有关白宫策划干预司法进程的故事。在这个报道之前,已有一些报纸指出,在一审判决中,法庭已经确认“阿姆斯达”号的黑人,是从非洲被绑架来的自由人。可是,代表美国人民的总统,居然要去帮助非法的古巴奴隶主。
  这一年,凡布伦总统终于竞选连任失败,有很多人认为,他的落选与“阿姆斯达” 案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对于奴隶制的温和态度,导致他失去了在四年前曾经支持他入主白宫的六个北方州的选票。这个结果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奴隶制问题成为一个如此敏感的社会议题,两极分野又是均势力敌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没有一个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考虑的只是寻求平衡的话,那么他的处境确实就象是一个吃力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在这段时间里,接受了上诉的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支持了裘迪森法官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但是,正如“阿姆斯达”的影片里所讲到的,代表西班牙公使和美国行政分支的法律代表不服判决,进一步向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的最高机构,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最后的上诉。凡布伦总统领导的行政分支走出这一步,斯匹尔勃格在影片中的解释,除了他对于大选之年南方选票的考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矛盾的激化会引发一场内战。这个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来说,他们经过无数的努力和曲折,这是他们久已盼望的时候。因为走向最高法院,是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挑战司法的人们都期待的一刻。只有进入最高法院的案子,才可能对原有的法律有一个根本的否定,才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竖起一个“地标”。同时,也能把自己的观点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传播出去。
  然而,听到案子已经被最高法院所接受的时候,也是他们心情最沉重的一刻。因为到了这里,根据全体人民的契约,判决是一锤定音的。如果失败,不但“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命运堪犹,而且,对于他们长期从事的,在美国南方彻底推翻奴隶制的事业,也将是一个打击。这个目标的实现将有可能因此推迟许多年。也许他们必须再经历长久的等候,才会等到下一个契机的出现。
  他们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认识到一点,就是在这个最后关头,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争取使最广泛的民众,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他们在这场论战中的观点。使得这场由 “阿姆斯达”案所引起的论战,对美国的废奴真正产生影响。由于他们自己一向激进的立场,使得一些民众对他们本身产生一些看法。例如,觉得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是真正愿意按照合法的程序推进一个制度的进步,而是巴不得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甚至不惜引发一场战争。不仅是总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就是在北方,大量希望废奴的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一场内战,这是很普遍,也很好理解的。这样一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人们对于这个日益扩大的“阿姆斯达”案的疑惑,也可能影响民众的支持率。因此,他们决定,寻找和推出一个有影响的,但是又不持有激进立场的人,主导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场战役。
  他们先找了两个名律师,都是反对奴隶制的。其中一个曾经还有过多次出席最高法院法庭辩论的经验。但是,这两个律师由于不同的原因都婉拒了这个请求。这和他们的观点较为温和,对于激烈的挑战司法的行动并怎么不赞同,也有一定的关系。最终,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决定寻求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帮助。
  约翰·昆西·亚当斯,就象在“阿姆斯达”的影片中描绘的那样,已经是一个步履维艰,在国会开会时会睡着,出门会辩错方向的老人了。可是在我写到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个名字,还是不禁肃然起敬。
  他是又一个加入这个反奴隶制阵营的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的后代。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是在费城的会议上的“独立宣言”主要辩护人,也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789年,当华盛顿当选第一届美国总统的时候,约翰·亚当斯是华盛顿的副总统,之后,他成为华盛顿之后的美国第二届总统。在“独立宣言”发表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去世。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长子,就是你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个白发苍苍,一点也不起眼的老人。然而,年轻的时候,他曾是华盛顿总统眼中最有才华的美国外交官,不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并且也在1825年当选为美国的第六届总统。你知道,美国是一个最不喜欢世袭传统的国家,所以,这样父子两代都是总统的情况极为少见。
  四年以后,他在竞选连任时,输给了竞选对手杰克逊,旋而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他的平民生活。此后,他又被选为联邦众议员。在他当选的时候,有人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作为前任总统,似乎有失身份。他却回答说,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为民众服务而“失身份”,做个地方职员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当国会议员了。因此,当“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他正是联邦国会的一名众议员。
  他从来不是一个持激进态度的人。但是,他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正如电影里曾经提到的,从“阿姆斯达”案一开始,他就给“阿姆斯达”委员会以及黑人的律师出过主意,并且始终对这些黑人表示出关切和同情。这也是这些律师会不寻常地想到请他出来领衔,为“阿姆斯达”案的黑人辩护的原因。
  他一开始也非常犹豫。从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来看,他的犹豫,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感到“有失身分”。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已经精力不足。正象他自己说的,我已经73岁了,耳聋眼花。我的助手们已经纷纷离我而去,我的牙齿也已经一个个离开了我的牙床。我怎么还能担当如此艰巨的一个任务呢?同时,他虽然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站在法庭上了。更何况,他还有作为一个联邦众议员非常繁忙的工作。任何一个律师都知道,不要说打算上的是最高法院,就是接下一个普通的案子,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不知道有多少繁复的出庭前的准备工作要做。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他却无法拒绝。他无法淡忘延续父子两代的对于一个朴素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个自由的坚定维护者,坚信父辈提出的基本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坚信不论白人黑人,都有同等权利。他对奴隶制极为憎恶。所以,人们终于惊讶地听到一个意外消息,这位已经73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今天的联邦众议员,决定作为一个普通辩护律师,接下“阿姆斯达”案,走上最高法院,为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的自由,进行法庭辩护。
  在开庭之前,他作为一名联邦众议员和前总统,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劝说凡布伦总统撤销上诉。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已经败选,在美国,新旧总统的交接是在投票结果出来的第二年的年初,以便行政的一套工作有一个妥善的过渡。这个时候,凡布伦总统正是处于过渡期中。但是他的行政分支还是拒绝了这个撤诉的建议。
  于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开始大量的文件阅读和认真的准备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与当事人的谈话。在影片中,描写了黑人辛盖被带到他的家里,进行例行的当事人与律师的对话。在真实的历史中,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路颠簸,远途从波士顿专程前往威士特维尔的监狱,约谈他的黑人当事人的。除了当时已经住到监狱管理员家中的三名黑人小女孩之外,他见到了所有的黑人,并且进行了谈话。出来的时候,他说,谈话十分愉快。只是当时在威士特维尔,黑人又住在大间里。他对于黑人的居住以及生活设施的简陋,感到很不高兴。
  他显然是取得了黑人的信任。在电影里,有黑人辛盖通过黑人翻译,不断向约翰· 昆西·亚当斯提出问题的描写。实际上,在他离开监狱以后,那些明白了律师的作用,也学会了写简单英语信的黑人,其中也包括辛盖,开始纷纷给他写信。他们陈述自己的情况,并且在信中要求,请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那个“大法庭”。
  在最高法院开庭的日子逼近的时候,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最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就是如果败诉,“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就可能会有即刻的危险。他们曾经考虑在开审之前,是否必须再一次尝试,为这些黑人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先把黑人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人身保护令”必须由接案法庭的上一级法庭发出。现在,案子已经进入了最高法院,也就无处去找“上一级法院”了。
  要知道,如果说在一审期间,行政系统有过的运送黑人计划,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的话,那么,假如他们现在再有这样的打算,就是一个合法行为了。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是一个终审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如果判定是应该执行“平克尼协定”的话,那么,司法程序就到此结束了。黑人将合法地按照终审判定,移交到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他们要是决定立即送走,也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同样一个计划,提前执行,就是违法地侵犯了黑人的上诉权,干扰了司法程序,就是在宪法设计的“既定程序”中,插了一杆子。但是如果这个计划是在“既定程序”的合法位置上,在行政分支到最高法院上诉,并且胜诉之后执行,就毫无问题了。讲究“既定程序”,是美国的制度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样,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开庭的最后阶段,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们为这些黑人安全的担心,已经到了忧心如焚的地步。以至于其中一些人,甚至自告奋勇地要求以身试法,以劫狱来换取黑人的安全。但是,最终理智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决定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当然,经过了两级法院的胜诉,他们还是对最高法院存着一线希望。
  另外,与以前所不同的是,这时他们和黑人已经建立起较为良好的沟通和信任。他们能够把危险的处境对黑人讲清楚,告诉他们,一旦判决败诉,很可能把他们立即就送回古巴。因此,要求他们天一黑就拒绝离开牢房,遇到异状就大声呼救,等等。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同时,他们积极募款,一方面筹措送他们回非洲的路费,另一方面,他们想到,万一败诉,黑人的身份定位就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合法奴隶。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可以用这笔钱,合法地再把黑人从西班牙人手中“买”出来。
  1841年2月22日,“阿姆斯达”案正式在最高法院开庭了。
  当时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有五名是来自南方,其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这九名大法官中,汤普生法官由于也兼任巡回法庭的法官,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早就涉入此案了。去年给你的信中,我曾经谈到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地位,在历史上是逐步得到确认的。它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其它法庭兼职的情况。他们忙自己的案子,也已经一年到头忙不过来了。在“阿姆斯达”案中,最高法院最终只有七名大法官进入判决阶段,因为有一名病重未能出席,最意外的,是在审理过程中,一名大法官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中突然去世。
  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黑人辛盖也在最高法院的法庭现场旁听。事实上当时并没有黑人在场,出席的只有双方的律师。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审理,越来越有规范,大量的工作是在开庭之前的审查书面文件和开庭之后的“长考”。真正开庭时,律师陈述的时间都有限制,一般都很短。为了节省时间,大法官认为对陈述内容已经清楚时,随时可以提问打断律师的陈述,庭审阶段相当紧凑。然而“阿姆斯达”案发生在一百五十年之前,律师所得到的陈述时间长达几天,远比今天要多得多。
  现在我回想起斯匹尔勃格对最高法院这场“重头戏”的处理,觉得十分贴切和适度。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法庭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小得多。然而,在这个影片里,你仍然可以清楚地辨别出,一般法庭和最高法院在情景气氛上的很大不同。斯匹尔勃格并没有让电影中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慷慨激昂状,毕竟他已经73岁,是一个什么都见过和经历过的老人了。
  可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著名外交官,一个前总统,如此点燃生命烛火的最后一段,以一个普通律师的身份,站上他已经久违的法庭。就是为了在一个当时还是白人的国家,为一些他素不相识,甚至可以说是彼此难以了解的非洲黑人,争取“平等自由”这样一个基本的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本身更说明问题的呢?还有什么必要再添加一些多余的修饰呢?
  斯匹尔勃格只作了一个十分平淡的安排。就是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作法庭结辩,谈到“独立宣言”,谈到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时,曾经踱步走过几个美国建国者的雕像,并且停在一个雕像面前,轻轻用手抚摸了一下它的底座。在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曾经为了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国家而奋斗了一生的美国第二届总统,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导演的这个安排,使人们不仅感受到一个延续两代的总统家庭的共同目标,人们也会想到,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在法庭上,这位前总统站在这里,就是告诉人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一个一个的普通人,不论他的肤色和国籍,争得平等的地位,自由的生活,和有尊严的生命。
  我所要在这里补充的就是,黑人一方的律师,在最高法院的辩护词中,把更重的份量放在有关自然法,黑人的人权,以及“独立宣言”的建国理念上。同时,也充分利用法庭在一审中,对于“阿姆斯达”号黑人的自由身份的确认。指出,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已经从非法奴役中解放了自己。如果把他们送回去,就是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在奴化自由人,而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约翰·昆西·亚当斯指着法庭墙上所悬挂的“独立宣言”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只有自然法是对我的当事人最为适用的。我们的建国之父们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法庭是公正的维护者,这意味着法庭必须永远保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黑人一方的辩护律师,希望在最高法院,能够在根本上对于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有所触动。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辩护中,以相当大的比重抨击了政府的行政分支干扰司法的违法行为。
  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在1841年的3月9日出来的。影片中所表现的短短的宣判场面也相当真实,那是安静的,平和的,也是肃穆的。判词是由斯多雷大法官综合全体大法官的意见之后,撰写并且宣布的。斯多雷大法官来自马萨诸塞州,他反对奴隶制,却决不是一个对此持有激进态度的人,因为他非常重视建立一个严格的社会秩序。且不提那些来自南方的大法官,就是在来自北方的大法官里,斯多雷的态度也是相当典型的。因此,在判词出来之前,一般的估计,还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会对政府的行政分支有利,而对黑人不利。而作为黑人的法律代表的亚当斯和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对获胜缺乏信心。
  可是,最高法院的判词不仅确定了黑人得到胜诉,而且在投票的比例上,赞成和反对的比例相当悬殊。在能够参加判决的七名大法官中,只有一名大法官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投了反对票,其余六名均投票支持了黑人一方的胜诉。
  斯多雷大法官首先纠正了联邦地区法院在判决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审判决时的依据,是1819年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法律。这个法律认定,“不论以任何形式,进口或者带入美国领土的任何黑人,混血者,有色人种,只要对他们有任何占为奴隶,使役和劳役的企图,都是非法的。”可是,“阿姆斯达”号的黑人,在进入美国水域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状态,并且也宣称自己是自由人。因此,上述法律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作为判定“阿姆斯达”案的依据。
  斯多雷大法官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是,这些黑人到底是不是在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范围内的,应该由行政分支交回西班牙的,属于蒙岱和路易兹的财产。斯多雷大法官认定检方并没有提出对于财产的足够证明,而这些黑人应该是自由的。他在仔细地分析了“平克尼协定”的有关条款之后,认定,既然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合法奴隶,他们也就根本不在该协定所规范的,应该归还的“货物”的范围之内。
  斯多雷大法官非常清楚地认定,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蒙岱和路易兹的“合法奴隶”。他们是“非洲原住民”,被“绑架和非法运入古巴”。有充分证据说明,蒙岱和路易兹对此“完全知情”。非洲人进入古巴领土时就应该是自由的,“阿姆斯达”号的乘客是自由黑人,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对他们无效。
  同时,斯多雷大法官肯定,一个人在被非法劫持的时候,具有自卫的权利。在一个人被非法逼为奴隶的时候,暴动是他的权利。为了得到自由,这些黑人也许是干了下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在法律的概念里,他们不能被定义为海盗或者强盗。
  他进一步解释说,实际上,这个案子的关键是,在西班牙法律和“平克尼协定”都对此案无效的时候,那么,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进入此案各方的相互矛盾的权利,应该依据的法律,就是国际法公正的原则。尤其是当这个争议还牵涉到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平克尼协定”从未否定外国人在美国法庭也有同等的要求公正审判的权利。同时,不管是否存在“平克尼协定”,美国公民都有权在美国的法庭提出了对“阿姆斯达”号的财产要求,而“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也拥有在美国的法庭要求同样公正的平等权利。斯多雷大法官的这番话,也就否定了行政分支和西班牙当局所说的,美国司法无权对此案进行裁判的说法。
  联邦地区法庭对于西班牙人财产权的判决,最高法院予以支持。因为,斯多雷大法官指出,“平克尼协定”也要求财产所有人提供充分的财产所有权的证据。但是,当这张通行证所提到的拉丁裔黑人是根本对不上号,是虚假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西班牙人根本没有提供财产所有权的充分证据。至于“海难救助奖金”,最高法院也支持了一审裁定。“阿姆斯达”号上的货物,吉尼中尉和他的部下可以获得总价值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也以同样理由,由蒙岱和路易兹取得。在最高法院的裁定下,“阿姆斯达” 号的黑人终于不再是别人的奴隶和“货物”,而被正式宣布为自由人。
  整整十八个月的争执,终于斯多雷大法官平静的宣读声中有了一个结果。整个最高法院的法庭鸦雀无声,没有出现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回顾整个审理过程,大家都觉得如果细察这个案子的法律基础,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证据是明确的;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看法都是对黑人有利的;黑人的律师对于案子的辩护,是准备充分的;亚当斯一再提醒法庭,它对人权和美国公众是负有责任的;更何况,最高法院的审理强调了依据现有的法律。只要最高法院是坚持公正的,就几乎不可能判出别的结果来。
  约翰·昆西·亚当斯参与了这个工作,他无疑为这个结果感到兴奋。但是,他清楚地把这样的结果,归于那些以极大的献身精神,付出了十八个月辛劳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他给“阿姆斯达”委员会的泰朋,以及黑人的主要律师班德文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心情,“他们自由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感谢你们!我以人性和公正的名义,感谢你们。”几年以后,他在众议院发言时,突然昏倒在讲坛上,两天以后去世。
  由于实际上黑人并没有旁听最高法院的审理和宣判,因此,是两个在纽黑文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听到消息之后骑马赶到两英里以外的威士特维尔,去向黑人通报这个消息的。这个时候,黑人已经能够用简单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感受,“我高兴。谢谢。美国人。亲爱的朋友。上帝。我们高兴。”
  黑人自由了,可是还有一个如何帮助他们回家的问题。你也许还记得,最高法院的判决修改了一审的部分法律依据,使得1819年的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的立法,不再成为这个案子的基础。因此,与同一个法律相联系的,由美国总统送这些黑人回家的一审判决也就不能执行了。因为总统不再有动用行政开支以支付这一航程的权利。在当时的航运条件下,非洲可以说是路途遥遥。去一趟是需要一大笔开支的。于是,此后的八个月,这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又使尽浑身解数,寻求各方的支援,想找到送黑人回非洲的途径。
  最后,通过美国人的个人捐款,联合传教协会的资助,以及他们举办一些展览会筹集的钱,他们终于凑齐了这笔巨款。1841年的11月27日,一艘名叫“绅士”号的小三桅船,终于载着这些黑人,包括那三名黑人小女孩,在他们的美国白人朋友代表的护送下,离开纽约,驶往非洲。两年半以前,在西班牙人押送下在古巴登上“阿姆斯达”号的五十三名非洲黑人中,只有三十五名,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等到回家乡的这一天。余下的十八名黑人,除了两名在美国因病去世,其余都死在“阿姆斯达”号暴动和暴动之后飘荡在海上的两个月中。也许,他们自由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回非洲的路。
  “阿姆斯达”案到此应该落幕了。电影也在一笔带过的攻打西非奴隶市场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炮声中结束。给了人们一个鼓舞人心的结局。后面的事情,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阿姆斯达”电影的范围,可是,我要是就这样草草收场,你显然是不会满意的。那么,我的故事还必须继续讲下去。
  对于“阿姆斯达”案,我最希望通过它能够使你了解的,首先是当时美国在分治状态之下,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南北之间观念分裂的严重状况。虽然,在南方,也不是都那么极端。但是,如果以极端南方的观点作为代表的话,那么,按照美国的建国基本理念去衡量,可以说这种观念的分裂,已经严重到了一边“是美国”,而另一边“不是美国”的地步了。这也正是北方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会忍无可忍地提出,要重新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原则的国家,或是口口声声不惜打一场内战以改变这种局面的原因。
  另外,通过这个案子,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很有意思的“司法挑战”的过程。我说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在历史关头最典型的,也是美国人最习惯使用的推动进步的一个方式。可以说,美国在建国两百多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几乎都是由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司法挑战”所组成的。所以,认真地细察这样的案例,就象是观察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如何合法地,有逻辑地完成。就象看着一个有趣的化学试验,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产生一个新的物质一样,非常耐人寻味。
  那么,在美国彻底结束奴隶制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这样一场由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组织的“司法挑战”,对此后的历史进步究竟推动了多少,它的胜诉又是一个什么程度上的胜利呢?
  简单地说,让我们在电影中感到如此振奋的审理结果,从“司法挑战”的角度去看,它的胜利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挑战者”并没有在他们推动法律进步的根本目标上,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冷静地审视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你会发现,它对于美国建国初期南北双方妥协以后形成的南方的奴隶制,在法律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动。因为,这个案子的判定基础,是首先根据各种证据,对于“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作了一个身份确认。确定他们是“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在这个重要的前提之下,也就可以绕开一系列与奴隶相关的法律,以及由这些法律引发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阿姆斯达”案并没有去动摇这些法律。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在“阿姆斯达”号上,还有一个被电影删去的特殊人物,就是那个在暴动中被杀的船长,还留下了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十六岁小黑奴。实际上,他不仅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个案子中出现,最终他自己也成了这个案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的存在,更容易说明我在前面谈到的问题。
  安东尼奥是这个船上唯一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他出身和生长在古巴,从种种迹象看,他和主人的关系并不恶劣。这种情况在美国南方也相当普遍,就是作为家仆以及和主人相处密切的黑奴,一般和主人的家庭有较好的关系。尽管他是一个黑人,而且是一个奴隶,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是和西班牙人站在一起的。再说,对他来讲,古巴已经是他真正的家乡。就在案子发生后不久,船长的继承人就向法庭提出对奴隶安东尼奥的所有权。在法庭上,安东尼奥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当庭表示,他愿意回哈瓦那去。最终,地区法庭对他的一审判决是,鉴于安东尼奥是一名有证据的合法奴隶,他必须回他的主人那里去。最高法院也支持了这个判决。由于当时安东尼奥本人的意愿与法庭的判决一致,因此使得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也使得这一判决的意义被人们忽略了。
  “阿姆斯达”委员会在案子了结的时候,仍然对这一部分的判决很不满意。他们不愿意看到年轻的安东尼奥回到奴隶状态,并且担心他被立即送走。由于案子已经了结并且离开了最高法院,他们便希望律师班德文去为他到地区法庭申请一个“人身保护令”。班德文立即回答说,安东尼奥当庭表示了他要回哈瓦那,他自己不要成为自由人。因此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庭不可能违背他本人的意愿为他发保护令。最终,安东尼奥终于醒悟,他向泰朋表示了自己不想再回去愿望。他当时的处境还相当自由,因此,泰朋比较容易地帮助他,使他“失踪”了。还在“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回非洲之前,当年四月,也就是在判决的两个月后,他已经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开始一个自由人的生活和工作了。
  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象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么,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么,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那么,当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是否因此就是“上了导演斯匹尔勃格的一个当”呢?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阿姆斯达”案的判决只是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它的意义也是深刻的,它对美国废除奴隶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就是司法挑战中首先必须“胜诉”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些黑人自由了。在他们已经被卖到了古巴,又转卖给了庄园主之后,还杀了白人,抢下了船。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白人的国家,能得到无数白人的支持,有长期免费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甚至有前总统站出来为他们作法庭辩护。大法官全部是白人,甚至其中还有来自南方的奴隶主,在这样的高等法院,他们照样以高比例的赞成票,判定黑人暴动无罪,重获自由。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的结果,能使所有北方反奴隶制的人们,更感到激励和鼓舞呢?如果说,一百五十年之后,当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依然会有人对这样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感到激动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处于当时美国矛盾漩涡中心的民众,对这样一个胜诉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轰动效应了。
  同时,对于我们这些通过阅读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胜诉结果,更能说明一百五十年前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的事实状态的呢?
  是的,在黑人胜诉新闻的巨大冲击下,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没有动摇南方奴隶制度的法律。可是,这个“道义胜利”的轰动效应,却事实动摇了原有法律的民意基础,使得人们对于南方现状的接受度大大降低。因为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充分讨论了法律与自然法的关系,再一次申扬了“平等自由”的建国原则,最终黑人又取得了胜诉。这样的一个逻辑线索,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们已经在解决“黑奴物化”和黑人争取自由等问题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于是,当他们在此后再遇到合法奴隶的同类案件的时候,在同样法律之下产生的不同审判结果,就会使人们产生倒退和无可容忍的感觉。这个时候,本来其意义就是一份契约的法律,就会由于失去民意基础而走向立法的变革。这个时候,司法挑战的目标,就算是真正达到了。历史也就在这样立法变革的基础上,向前走了一步。
  可以说,美国的历史进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唯有在解决奴隶制问题的过程中,迈出了“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同寻常”的步子。更何况,南北战争本身,还有它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对美国这场唯一的内战细细解剖,也是很有意思的。在拖出这场战争之前,也许我们还是应该再看看“阿姆斯达”案在最终审理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困境。我觉得,这既是“阿姆斯达”案的终点,也是理解此后的“南北战争”的一个起点。
  美国历史上的司法挑战,并不是一定都要依靠立法机构建立起一个新法律,才能取得实质成果的。大量的司法挑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中,就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曾经和你谈到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 “司法复审权”。这也是所有挑战司法的人,在走进最高法院的时候,总是满怀希望的原因,应该说,在“阿姆斯达”案中,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也曾经是有过同样的希望的。但是,他们的期待从法理上看,却是过分的,在历史的这一刻,是注定没有希望的。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美国人在对一条“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法律进行质疑的时候,或者在遇到两条内容相互冲突的法律,需要一个甄别的时候,一般在最高法院都能找到一个结果。这是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有一个恒定的参照标准,那就是美国宪法。在美国,大家只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认宪法。美国人向来就是五花八门,来自世界各地的。但是如果你认同了这个宪法,你就等于加入这个契约,认同了这个国家。所以,最高法院用宪法作为“参照标准”去“复审法律”,可以说百试不爽。
  当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判案时,也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强调对于现成具体法律条文的恪守;另一种则是较为主动的,就是在宪法精神之下,对于历史进步有一个基本判断,然后,以更接近宪法本意和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判。前者比较简单,不容易引起争议,在美国建国早期,这样的情况也许更多一些。而后者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水平,引发争议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一些。当然美国人习惯于遵守最高法院的上诉裁决。只是,产生争议的裁决,会一再成为一轮又一轮的新的司法挑战的起因。如果这种挑战是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那么,它终有一天会在最高法院产生新的判决,或者产生新的立法。
  再看“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你就会发现,它似乎是属于前一种情况的,因为它恪守了原来的具体的法律。但是,你同时又会发现,最高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尽最大可能在对黑人维持一个公正,在以更接近自然法的立场去作判决,表现了一种相当积极的主动性。这种情况下,似乎又比较接近我们前面讨论的第二种判案的态度。至少没有必要怀疑最高法院在“阿姆斯达”这个案子上,对于公正的追求。你只要想象一下,如果“阿姆斯达”最终不是来到美国,而是漂回了古巴,在同样有着“禁止海上奴隶贸易”法律的古巴,又会判出什么结果来呢?
  那么,既然在寻求公正和追求自然法的原则,为什么最高法院就不能在判决中再进一步,较根本地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的目标,就命中注定地不可能在这一个案子里达到呢?
  因为这是历史遗留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已经知道的,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在奴隶制问题上对南方有过一个妥协。妥协的核心就是承认各州有权决定是否蓄奴。根据当时的局势,似乎有理由相信,在各州逐步自行废奴之后,这样的妥协条款也就会自行走进历史,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随着联邦的扩大,加入的那些新南方州,如阿拉巴马,密西西比等等,在坚持奴隶制的问题上,与原来的两个极端南方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在州的数量上南北双方开始相近,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开始走向不可通融的两极。这个时候,由于历史原因进入宪法的这三个妥协条款,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一个最难以处理的局面。
  美国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其中的条款。修正案在通过后,也将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保证它能够成为多数人的契约,宪法又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建立一个宪法修正案,对于美国人一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美国建国的二百多年里,除了与宪法几乎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之外,至今只通过了十六条修正案。于是,你一定也看到结症所在了,就是南北双方在州的数量上的均势,使得修正这些妥协条款,在当时几乎不可能。
  于是,宪法中的这三个妥协条款,成为最高法院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构,它只有依法进行司法判决的权力。它的“司法复审权”的最高依据是宪法,如今争议的焦点,是宪法本身的妥协条款,最高法院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在“阿姆斯达”案中,应该说,最高法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不违背现行法律,又坚持了贴近自然法和公正的立场。然而,在法律的根基上,它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但是,最高法院无疑是正确的,就是它首先必须坚持在权限范围之内行使权力。如果认为自己有理,就可以随意越权的话,整个运转正常的体系就彻底乱套了。
  因此,现在回想起来,在“阿姆斯达”案的过程中,发生的最应该引起警惕的一件事,就是凡布伦总统的行政分支干预司法的越权行为。然而,它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在当时只有一个人是充分注意到的,那就是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不仅在最高法院一再强调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而且,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中,始终没有停止呼吁对这个权力机构的越权行为予以追究。只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美国的学校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宪法教育;民众对于政府运作的监督,也还远不象今天这样洞若观火。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渐渐理解当年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洞察力。在今天,美国总统最怕的事情,大概就是被指控为干预司法和越权了,一旦证据确凿,几乎是不可能再继续留在总统的位置上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我们再一次回到1841年11月27日的纽约码头,目送那只小三桅船,载着“阿姆斯达”号的黑人,缓缓离开码头的时候,心情就很难轻松了。因为在我们身后,南北两个庞大的不可调和的实体,正被这个案子又在背后推了一把,更逼近了一个僵持的交界线,可是,还是看不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希望。
  这是一个松散的联邦,从它还是英属殖民地开始,就在北方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核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有一部分地区就是对外部敏感的,开放的,思索的,历史逻辑相对清楚的。它们主导了这片土地的思想发展和相应的社会发展脉络。而以两个极端南方州为代表的地区,它们是相对保守的,封闭的,思维迟缓的。甚至是被历史拖着向前的。这样一个格局,由于它的分治原则,一直保存到美国成立之后也没有被打破,只是在新的地区加盟以后变得放大了而已。
  你也许会说,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这在每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和其后发展出来的美国,由于它的分治,就形成了其它地方所少见的特殊情况。并且使它的历史进程也呈现不同的面貌。
  如果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一个落后地区,如果被遗忘,它就可能在很长时间被拖在历史的后面,但是,它基本上是完全被动的。如果中央政府想对它有所作为,它也就被动地被改造,这样的改造计划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联邦的美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块分治的土地。在这里,一个保守的地区,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可以固若金汤一般,维持得相当久远。从整体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基本观念始终是被动地被历史推着勉强向前;但是,从局部的区域来观察,它不仅对于掌控自己的地区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还对于来自外部的力量具有顽强的对抗性,只要它自己不愿意变,任是谁也奈何它不得。这就是僵持的基础。
  同样,平等的联邦和分治的原则也是当年制宪会议的基本背景。所以,在美国的制宪会议上,不存在领袖,所有的人都是以一个区域的代表出席的,目的是达成一个共存的契约。你也许会问,那么,按照“常理”在独立战争中应该产生的那些“重量级”人物呢?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战争结束,他们就回家了。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现在叫做“州”,原来是殖民地分区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的家乡和国家。而所谓美国,只是一个远比联合国还要松散的联邦。他们寻求自由的文化,也没有产生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要建立和主宰一个美国的一统大业。
  所以,当四年以后制宪会议开始的时候,那些“英雄们”早已在几年前“沉”了下去。自己给自己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再次汇到一起,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州的一个代表而已。在这个会议庭里,只有相互地位平等的代表,有会议主持人,但是没有一个领袖,甚至是类似领袖的人物。任何一个地区和它的代表,都没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没有人有权利强制别人,没有一个地区有权强制另一个地区。分治的基本共识就是,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只有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自己有权决定。
  现在看来,能够维护这样一个州与州之间关系的制宪会议,建起了一个以平衡和制约为原则的联邦政府的构架,是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同时,对于它们之间的重大分歧,以达成妥协的方式去解决,也是必然的。
  但是,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美国的版图,在南北战争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它在南北战争之前,面积已经基本和今天差不多了。可是,在制宪会议时的美国,其版图只有南北战争时的五分之一左右。因此,在制宪的时候,在这个“小的美国”看上去还容易被时间逐步解决的历史妥协,在南北战争之前,却随着它的面积的迅速扩大而急剧膨胀和激化了。它不仅没有象建国时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逐步走进历史,反而突兀出来,象一块骨头一样,卡住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喉咙。
  那么,美国人到底如何才能走下去,走出这个历史困境呢?
  这封信太长了。下次再写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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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6: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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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历史遗留的哽喉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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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谢谢你的来信。你说,没想到一个“阿姆斯达”案,居然隐含了这么多内容,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对于我上封信后面提到的,美国历史上这个僵持的困境,你说,这个难题倒是不难解,不就是打一场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吗?
  这使我想起了我刚到美国时,第一次到一个七十多岁的南方老人布鲁诺家去作客。那天,我们坐了一会儿,一起去的朋友就高兴地对老人说,她给我起了一个英语名字。布鲁诺的夫人一听就说,啊,这个名字正好和我们这儿第一个进入公立大学的黑人学生的名字一样。于是,大家自然地谈起了南方的种族问题,甚至一路牵到了南北战争。我当时英语还跟不上趟,半懂不懂地勉强在后面拖着。布鲁诺见我很少说话,也许怕冷落了我,就问道,你在中国也听说过美国的内战吗?我的回答和你差不多,我说,听说过,不就是那个解放奴隶的南北战争吗?布鲁诺听了我的回答说,是啊,只是不那么简单。
  布鲁诺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多么便捷,把两块大陆的距离拉得多近,可是,在试图相互了解的时候,它们往往是原本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有多少距离。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飘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所以,我想,我所应该在信中和你聊的,就是尽可能补上一些失落的东西。只要你看了以后发现,原来不那么简单啊。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我们还是必须回到南北战争之前,梗在美国的那块“骨头”上。在制宪会议的时候,即使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人,也很少有人认为必须有一个条款强令各州立即废奴。因为,在你看过我前几封信对历史状况的介绍之后,也一定同意,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这是一个与整个殖民地几乎与生俱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整个经济和生活方式都缠绕在上面,必须有一个梳理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在独立战争期间就已经宣布废奴的少数殖民地,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它们的变革过程开始得更早更自觉而已。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一个缓冲期,应该是合理的。
  问题在于,这个缓冲期应该由联邦立法强制,还是由各州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掌握。这个时候,就有废奴的两个阶段的问题。第一个阶段是禁止奴隶进口,第二个阶段是彻底废奴。最终,达成的妥协是第一阶段的二十年缓冲期由联邦立法一刀切,这就是宪法中三条妥协条文的第一条。所以,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这条妥协条文已经走进历史了。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即,对实行彻底废奴的缓冲期的规定。这一条达成的妥协,就是各州自己决定。所以,在宪法中,就没有一个对于整个联邦内实行废奴的强制执行期。
  如果没有联邦领土急速扩大带来的新情况,彻底废奴的第二阶段,有可能会如预期的那样由各州逐步自行解决。因为在南北战争前夕,原来建国时的十三个州,还没有废奴的实际上只剩下四个半州,而逐步自行废奴成为自由州的,却有八个半州。这半个,就是从弗吉尼亚分裂出去的西弗吉尼亚州。
  即使在四个半南方州里,至少有一半,还是有希望自行解决的。例如,在“阿姆斯达”案发生前,弗吉尼亚州议会就一直在激烈的争辩中。在一次议会投票中,赞成立即制定废奴方案的议员约六十名,反对的也大约是六十名。其余十几名议员,同意立即发表反奴隶制宣言,但是害怕矛盾激化,希望在矛盾冲突的时候,提案暂缓。
  这时,蓄奴州所承受的道德压力要大得多。即使还不能使得余下的少数蓄奴州自行废奴。在这种情况下,由推动修正案等正常程序,达到联邦法律强制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历史给了美国一个恶作剧,也可以说,历史给美国出了一道难题。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翻着倍扩大的联邦使得整个局面变得面目全非。当时宪法中留下来解决废奴缓冲期的两个具体问题的条文,不仅没有如期隐入历史,反而凸现出来了。那么这两个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制宪时,既然同意了给予废奴一个缓冲和过渡的时期,那么,自然就有在这个期间的一些具体问题要解决。首先是人口的计算方式。既然在缓冲期有些州还有奴隶,那么就有奴隶怎样计入人口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影响按人口比例计算的直接税税收和各州众议员的人数。所以,就出现了自由人数“加上五分之三其他人口”的条文。就是一个奴隶,在人口计算时,按照五分之三个自由人计算。这是对废奴缓冲期事实存在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折衷。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五分之三妥协”。
  第二个具体问题,是在确定宪法第四条,即州与州的关系时,由当时的极端南方州南卡罗莱纳提出来的。
  宪法第四条的第一条目,就是各州必须对其它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予以完全的信赖和尊重。这是你已经熟悉的分治原则。每一个州都如同“独立的小国家”,一过州境,如同去了另一个国家,制度规矩就样样不同了。于是问题就来了。制宪时已有自由州,而且眼见着将越来越多。这样,自然会产生蓄奴州的黑人奴隶开始向自由州跑的问题。因为美国从来没有户籍制度,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住下来,就算是那个地方的人了。如果没有法律约束,黑奴一越过州界进入自由州,就立即按照自由州的法律成了自由人。那还不是一下就都跑没了。这样的话,蓄奴州还怎么保存自己的劳力呢?
  于是,南卡罗莱纳就提出要在第四条的第二条目,即有关缉获其它州的罪犯必须送回的条目中,加上一段,就是一个州不得解除其它州逃来的合法服劳役者的劳役,并且应该应当事人要求,将人交出。后来,这一条就被称之为“逃奴条款”。
  这一段,在当时由南卡罗莱纳提出以后,并没有很大的争执就加上去了。仔细地分析,你就会发现,既然大家承认废奴有一个过渡阶段,既然把这个立法权交到了州一级,既然各州必须尊重其它州的法律,那么,这个结果是完全在这个逻辑之内的。但是,在为了解决“一国两制”过渡时期的具体问题,如此保留下来的两个妥协条款,却在执行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应。这两个条款都隐含着承认“州”对于奴隶制的立法权,性质是一样的。但是,有关人口计算的前一条很少有人注意,而有关逃奴的一条,却成了所有美国人的真正梦魇。
  随着日益增多的蓄奴州加盟联邦,留给州的立法权成为南方维持奴隶制的借口。可以说,有关人口计数的妥协条款是“无形”的,而一个一个,一家一家活生生的逃奴却是不可能闭上眼睛说看不见的。于是逃奴条款,成为一块真正的“梗喉之骨”,逃奴问题,成为南北双方有关奴隶制,有关建国理念,有关种族与人性,等等根本分歧的一个最具体最尖锐的冲突点。
  “逃奴情节”也是“阿姆斯达”案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大反响的原因。因为“阿姆斯达”号暴动的案情,是逃奴事件的一个最极端例子。因为船上的黑人不仅要逃,还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其中包括暴动和杀人。所以黑人最终胜诉的结果本身,就足以掩没一切司法挑战的不足了。北方自由州的民众几乎是拒绝看到这个案子并没有在法律上对“逃奴问题”有实质进展,而是情绪化地固执认为,这是逃奴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当这个“逃奴条款”设立的时候,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自由州刚刚开始,还没有几个越界逃奴,看不出会引起什么社会冲突,甚至也没有吸引任何社会关注,仅仅是一些个案而已。可是,随着北方废奴的自由州的迅速发展,也随着新加盟蓄奴州几乎同步的发展,随着北方反奴隶制运动的普及和兴起,也随着有关自由州的消息在南方奴隶中悄悄地传开,当年制宪时南卡罗莱纳的代表担心的事情,终于大量发生。
  南方的蓄奴州,尤其是称之为“南方上州”,也就是与北方邻近的几个南方州,黑奴越来越多地越过州界进入北方自由州。于是,逃奴,抓逃奴,和主动帮助奴隶逃亡的角逐,以及建立更严格的逃奴法和北方各州反逃奴法的立法对抗,一发不可收拾。“胜利大逃亡”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一定看出来了,这个“胜利大逃亡”的实质,就是产生大量的“违法活动”。不论一个法律是否过时,在新的契约产生之前,违背原来法律的活动,就是违法行为。这个局面的形成,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态”的。关键就在于南北的僵持没有出路。美国人习惯的合法途径,经历司法挑战这样的手段的通路,被历史留下的“逃奴条款”一骨梗住,而一时又达不到取得宪法修正案的合法票数。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奇观”,对于一个法律条文的态度,不仅是差不多是数量上一半对一半,而且是两个极端。可是,按照大家原先的约定,要有一大半的人要求修改才能作数。可是,现实偏偏就是“均势力敌”。同时,对于北方大量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说,这又不象其它的法律问题,可以慢慢等待。这不仅是自由关天,甚至是人命关天。所以,“违法行为”急剧增加。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下铁道”了。这是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犯法集团”。他们组成网络,有组织地将南方的奴隶一群一群,一站一站地接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不惜送出国境,一直送到加拿大。“阿姆斯达”号上的那名小黑奴安东尼奥,实际上就是在泰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地下铁道”,顺利跑到加拿大去的。你所熟悉的“汤姆叔的小屋”的作者,也是通过与“地下铁道”的接触,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这本小说的。“地下铁道”最兴旺的年代,恰是从“阿姆斯达”案审理的那一年开始的,直至南北战争爆发。我一直相信,这二者绝不会是毫无关联的。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活动的“违法性”,因为这不但在美国历史上很不寻常,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它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信号。那么,这样一个危机是否就一定要导致一场战争这样的“大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社会变革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回来看当时的美国。从漫长的殖民岁月里,美国从英国的制度中承袭了许多精彩的部分,在它建国的时候,不仅很好地保留了这些遗产,而且使它更彻底更完善了。从美国北方奴隶制问题的逐步解决,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精神主导部分是有相当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的功能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契约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可以在原来已经走出来的路上,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方面以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影响南方。使它逐步改变,从一些比较温和的南方州(如弗吉尼亚)开始,促使它们以州为基础,完成废奴的立法。这并不是一个幻想,因为美国南方最终的改变,还是从这个人性基本立场的醒悟和扭转开始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有新的州加盟美国的时候,争取它们为自由州,以扩大自由州的力量。这一点从“阿姆斯达”案以前,南北双方已经开始在国会较量,应该说,北方还是相当有成效的。从1821年的密苏里妥协开始,划定奴隶制不能越过北纬36度30分。此后,每一次有新的州加盟,就算它也在南方,原来也有奴隶制,北方吸取了以往教训,不再愿意轻易牺牲这样一个原则。因此,后来的每一次新州加盟,都会成为南北双方的一场角力,就象疟疾一样地周期性发作。在“阿姆斯达”案发生的时候,,当时的对峙还是相当均衡,但是后来在北方的竭力争取下,南北战争前夜,论州的数目来说,自由州已经比蓄奴州多了很多。尽管有一些自由州的面积很小,但是,国会参议员是每州两名,这是立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我前面已经提到,宪法修正案的建立,最后也是要以“州”为投票的计票单位的。
  即使在逃奴问题上,在北方也在寻求从法律上走通的方法。逃奴问题其实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奴隶从南方逃出来的这一段,这当然是违背当地法律的,然而,这是南方奴隶制本身造成的问题,也是必须随这个制度本身的解决,才能够解决的。而真正困扰北方的是逃奴问题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奴隶逃到北方来之后的那一段。在这一个部分,北方的反奴隶主义者一直在寻求合法地对逃奴进行保护的方式。律师们在持续不断地尝试司法挑战。“阿姆斯达”案,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子而已。同时,随着北方反奴隶制的民意基础的扩大,自由州开始有条件逐步制定法律,使北方人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合法地帮助逃奴。当时,引起一大堆矛盾也引起了一场司法大战。联邦和各州出现了不少针锋相对的立法。例如,国会为了平衡矛盾,几次通过“联邦逃奴法”。北方各自由州则纷纷在自己的州里建立“个人自由法”与之对抗。在这些立法中规定州的官员可以不帮助南方来的奴隶主抓逃奴。北方由于逃奴引起的挑战性案件,可谓是层出不穷。这些案子有不少进入最高法院。
  例如,在1842年,就是“阿姆斯达”案结束的第二年,最高法院就又判了一个著名的逃奴案,“摩根案”。你看到这里也许忍不住要问了,美国既然没有户籍制度,流动性又这么大,这逃奴可怎么抓呀?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南方对于逃奴问题特别敏感,对联邦有关逃奴的立法也逼得特别紧的原因。就是因为本来就难抓,如果北方不予配合,甚至协助逃奴的话,那就更没门了。而奴隶的流失,对南方经济是一个打击,对奴隶主则是严重的“财产损失”。所以,在当时应运而生地,出现了一些如私家侦探一样的专业“抓逃奴人”。这个案子,就是由一个叫做普利格的“抓逃奴人”引起的。
  1837年,普利格在宾夕法尼亚州,抓住了一名叫做玛格利特.摩根的女黑奴。她从南方逃到宾夕法尼亚,在那里已经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天晓得这个普利格是怎么找到她的。然后,普利格就按照1793年的一个联邦逃奴法,在宾夕法尼亚申请一个押送证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宪法中牵涉州与州关系的时候,只是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州必须尊重另一个州的法律。当一个州的奴隶跑到另一个州,后者不能随意就对其它州跑来的人解除劳役身份,对方要求时还必须把人交出。可是,这里有一大堆具体问题。例如,出来抓的往往都不是警察而只是平民。那么当一个平民押着另一个平民,在大街上走,这不是绑架吗?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沿途警察的干涉。所以,当逃奴案终于开始成为比较普遍的情况,抓的一方和北方自由州也为此有了不少冲突之后,就要求联邦出来定出一个抓逃奴的执行细则,这个1793年逃奴法,就是这样一个细则性的规定。比如,抓到逃奴之后,必须去当地有关部门,取得一个押送证明,供沿途警察检查,以证明是合法行为,而不是在绑架。所以,那个叫做普利格的“职业捕快”,向宾夕法尼亚的治安法官要求的,就是这么一个押送证明。
  可是,你早就知道,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反奴隶制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地区,远在独立战争中就立法废奴了。那里的人是最见不得什么“抓逃奴”的了。所以,当地的治安法官一口回绝了普利格的要求。普利格是靠这个吃饭的,当然不肯轻言放弃。于是,他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押了玛格利特.摩根和她的孩子们,一路南去,回到了马里兰州。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还是玛格利特.摩根到了宾夕法尼亚以后才怀上,并且生在这个自由州的。宾夕法尼亚发现以后,尽管人已经被带走了,他们还是决心设法救回这名黑人女奴和她的孩子。于是,根据宾夕法尼亚在1826年建立的“个人自由法”,宾夕法尼亚州到马里兰州的法庭提出诉讼,告普利格“绑架罪”。
  经过协商之后,双方同意加快司法程序,使得案子尽早进入联邦最高法院,以确认州一级对于执行联邦逃奴法的细则规定时,究竟又多大的自主权。这是在1842年,“阿姆斯达”的黑人们刚刚离开美国,他们就是在这个法庭获得自由的。但是,我已经在聊 “阿姆斯达”案时提到过,那些黑人之所以获得自由,是因为法庭确定他们本来就不是合法奴隶,然而,这一次的案子,是美国自己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逃奴问题的继续,玛格利特.摩根是一个违法逃跑的合法奴隶。这一次最高法院又将怎么判这个案子呢?当时,全国可以说都在那里“拭目以待”。
  结果,最高法院的投票是以八比一通过裁决,判定了普利格的胜诉。宣布这个裁决的,又是我们已经在“阿姆斯达”案中已经熟悉了的斯多雷大法官。裁决是这样的:首先,判定“联邦逃奴法”并不违宪。这就是指你已经知道的宪法中三个妥协条款之一的 “逃奴条款”。同时他指出,宾夕法尼亚的“个人自由法”的内容,如果扩大到干扰逃奴的引渡程序的话,那么是违宪的。然后,斯多雷大法官判定,宪法的“逃奴条款”中已经隐含了主人对于重获逃奴的权利,因此,只要在不破坏治安的情况下,平静带回逃奴,即使没有押送证明,也是合法的。但是在最后,斯多雷大法官宣布,各州应该执行联邦法律,但是,如果他们不执行,联邦政府也无权强迫他们执行。理由是,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对州一级的官员提出“执行要求”。
  在这里,所有人都应该从“阿姆斯达”案胜利的过分沉醉中醒来了。因为,显然这一次大家都清醒地看到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块“骨头”,依然梗在那里。后来,斯多雷大法官的儿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判词的实质是反奴隶制的。而在美国历史上,这个案子的判决,也还是被作为一个对反奴隶制有利的判例来看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谈起过,最高法院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大法官们在“司法复审”的时候,只能以“是否违宪”作为评判标准。因此,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所有的人也注意到,最高法院判词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寻常,它指出,联邦政府无权强迫州一级官员执行联邦法。这样,尽管这场官司没能救出一个玛格利特.摩根,但是,从司法挑战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有收获的。因为,这等于给了北方的自由州一个借口。此后,再有逃奴的话,北方州就有了理由,拒绝给南方以应有的配合。而你也知道,在美国,尤其是北方这样一个流动环境中,如果没有这样的配合,抓逃奴的的成功律就将大大降低。很多的未来逃奴,就会从中受益,真正地逃之夭夭。
  从这个案子的判决,我们实际上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联邦与州的关系还远远没有理顺,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在法律上作一些试探和探索。就象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它和它那些彼此之间差异那么大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共处和约束,谁心里也没有个底。经常会冒出一些新问题,来考验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
  还有一个案子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逃奴案。但是深入去看,从南方黑奴争取自由身份这一角度来说,它和逃奴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处。1854年,也就是距离上面这个故事以及“阿姆斯达”案十几年之后,有一名叫作杰得.斯高特的黑人奴隶,在密苏里州的州法院递了一个状子,告他的主人,申诉自己应该是自由人。当时的密苏里还是一个蓄奴州,怎么会跑出这么一个案子来的呢?
  斯高特出生在弗吉尼亚庄园里的一个奴隶家庭。在他37岁的时候,他被卖给了密苏里州的一名随军医生做仆人。两年后的1834年,军队换防,他随着这名军医来到了自由州伊利诺。又过了两年,那是1836年,他和主人的一名女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就在那一年,他们一家又随主人换防,来到了另一个自由州威斯康辛。1838年,主人又带着他们一家,搬回了密苏里这个蓄奴州。回到密苏里五年以后,1843年,他们的军医主人去世了。在此之前,主仆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伊利诺和威斯康辛这两个州,就是在我前面提到的密苏里妥协中,成为自由州的。
  主人去世之后,他们一家被军医的妻子卖给了她的兄弟桑弗德。斯高特一家在桑弗德家又渡过了11年。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故事了。可是就在1854年,斯高特突然向州法院递了诉状,状告桑弗德持有他们作为奴隶是非法的,他要求全家的自由身份。其理由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在1834年到1838年间,曾经在自由州居住过。曾经是自由州的州民。
  这个案子是黑人奴隶告上一个蓄奴州的法庭。你根据经验推断,也许会觉得这肯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可是,经过审理,由当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判决黑人斯高特胜诉。这个结果他的主人桑弗德当然不肯接受。于是案子上诉到密苏里州的最高法院,结果州法院的判决被推翻了。这样,当然原告方又不干了,这样,斯高特于是就又告到了联邦法庭。这个时候,桑弗德干脆提出,这个案子根本就应该撤案,因为不管斯高特应该不应该是他的奴隶,美国黑人不是公民,根本就没有诉讼权。这似乎是棋高一着,因为这么一来,桑弗德压根儿就跳过了这个诉讼,可谓“出奇制胜”。出现如此原则性的“理论”,这个案子理所当然地就被带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最高法院,这个1854年的判决使得“斯高特案”成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案子之一。著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如果你在今天参观美国的最高法院,那里会向每一个参观者放一段短短的录象,介绍最高法院的历史。就在这短短的十来分钟的录象里,就会向你提到这个案子。这个录象会告诉你,美国的最高法院也曾经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在1854年的这个“斯高特案”判决,判定黑人在美国不是公民,因此不能享有公民权。
  今天,你听到这个结论,一定认为这不但荒唐,而且是超出了常识和理智。然而,深入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是以偏见控制判断,完全失去理性,而是时代的局限使得大法官们左右为难,不得已而为之。顺便提一下,当时九位大法官投票的结果是七比二。这个判断无疑是错的。可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可以不假思索铁定它就是错的呢?因为在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所谓“自然法”的判断方式。也就是说,人性和人道,是衡量任何法律以及人类行为的试金石。
  你一定注意到了,由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理论上的,也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它有过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自身的社会问题,可是,和许多其它地区相比,它在思考和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更容易抓住问题的实质,更能够单刀直入,一下子切到问题的根子上。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盘蜿在前面。换了别的地方,出现社会问题以后,会进行复杂的知识界的理论探讨,如同剥笋一般,一层层数不尽的理论外壳,可能剥了半天绕了半天,还是没有寻到是哪一层的理论,出现了什么样的偏差。在这里,就很简单,因为它只有一个简单道理。遇到问题,只需对简单的自然法进行比照,尽管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永远不可能是简单的。可是,在是非判断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却显然要清楚得多。
  从“阿姆斯达案”和“摩根案”中,你可以看到,大法官们非常吃力地在尽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变革期,原有的,一些甚至已经过时的法律仍然在起作用。可是,他们只是联邦政府的司法分支,与立法分支有着明确的界限,不能窜了位。他们不能一边执法一边又在那里立法。这是美国宪法最根本的原则,分权和制衡。也就是说猴子分果子的时候,负责分堆儿的那只猴子不能先挑。立法和执法一窜,就相当于允许负责分堆儿的那只猴子先分出了大堆儿小堆儿,然后自个儿先挑堆大的,那还谈什么公平司法。
  然而,在这个变革期,南北双方在立法分支旗鼓相当的时候,就一时半会儿的立不出一个新法来。司法就显得超前了。可在分权的原则下,司法又不能太超前。这就是最高法院在判“阿姆斯达案”和“摩根案”时,十分明显的处境。在这两个案子里,可以看到司法分支在勉为其难。
  首先,这个判决大法官们并没有法律上的严重问题。因为他们的责任是“依宪法判定”,黑人的公民权问题是在此案判定14年以后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才有清楚的规定的。但是在前两个案子里,他们已经在竭力试图按照自然法,推动出一个更人性的结果来。那么在“斯高特案”中,相对于上面的两个案子,应该说是还有回旋余地的时候,为什么反而明显地偏离自然法,以致使人感到突然地出现了一个倒退呢?
  当我们静下心来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不是意外的倒车。因为,与其它的逃奴案不同,这个案子不是简单地牵涉到一个或者一些奴隶,能否在一个案子和以后取得自由,甚至也不仅仅是牵涉一个对奴隶制的态度问题,“聪明的”桑弗德歪打正着,触动了一个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还无法直面,因而也还在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一个废奴之后黑白种族大融合的美国。可是桑弗德把这个问题,“提前”推到了最高法院和所有人的鼻尖下面。
  他所提到的黑人公民权问题,引出的结果决不是斯高特这个黑人是否有权利告他的主人桑弗德的问题。我们只要倒过来推论一下就知道了。假如说是斯高特有告他的主人的权利,那么,他就得到了与其他白人一样的公民权。那么,所有的黑人也就有了公民权。接着的,被拖出来的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这个时候,就不单是什么种族共同生存的问题了,弄不好,有些州在废奴之后,还可能会被黑人所控制。尤其是南方,黑人比例相当高。有一两个南方州,还有黑人人口大于白人的情况。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还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这个待决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呼吁黑人应该从奴隶状态被解放,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的要求。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进一步的黑人政治权利的要求。而在当时的历史认识局限下,就连白人妇女还远没有选举权和担任陪审员这样的政治权利。
  是的,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依然记得他们在判定有关奴隶案件的时候,一再被提醒的“自然法”和“独立宣言”中有关“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对这个联邦的前途身负重任,假如仅仅因为他们作了一个“错误判决”,就要导致一场种族融合的混乱,而且会乱到什么地步,是否会乱到不可收拾还无可预测。这可如何是好?
  我在给你写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写到某一个年代的时候,我会先想象一下当时的基本历史场景,然后把这个历史事件放进这个场景中去,然后,那遥远年代的故事就更容易把握了。
  那么,这些案子发生的时候,美国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只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还记得我在前两封信中提到过凡布伦总统的前任,那个平民总统安吉鲁.杰克逊吧。他为了捍卫妻子的名誉,就与对手约好了决斗。结果,两人的枪法差不多,他身上一直留有无法取出的一颗子弹,而那个枪法略差一点的对手,就真的给打死了。在这里,几乎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张名单,都是死于决斗的美国重要政治家,里面甚至包括“独立宣言” 的一名签署者。这些参与决斗的政治家从国会议员到将军,州长,应有尽有。尽管,各地的法律在很早就宣布决斗为违法,但是,决斗几乎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这就是美国一百五十年前的历史场景。生活在这种历史场景里的人,自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我还记得那年回去,遇到一个初次见面的学者朋友,他不知怎么和我聊起了美国的选举权。他的想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他问我,那些流浪汉,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也一人一票,知识分子也一人一票,这种看上去的公平是不是隐含了事实的不公平。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政治权利的问题,有过这样类似的思考,这显然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考角度。我没认真想过,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难题,因为,若是不一人一票的话,显然也够为难的,甚至是够“危险”的。因为,这样的话,又让谁来决定哪个人不该有一票,或者说哪个人应该有“加权票”呢?
  当我写到这个案子,看到大法官们“长考”前的愁眉苦脸,我突然想起了这位朋友关于政治权利问题的思考。于是发现,虽然相隔一百五十年,他们担心的事情其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解放奴隶是一回事,可是,一想到那些承继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从里到外都和自己有着巨大差异,也不知道到底“野蛮”到什么程度的黑人,一想到要由自己给出判定,给予他们在这个国家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也“一人一票”,甚至在黑人占多数的地方,可能出现黑人当选掌权管白人,大法官们就会觉得,这里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在当时的黑人和白人之间,他们的差异远不限于皮肤的颜色,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远大于今天的学者们所考虑的知识分子和流浪汉之间的差异。使我感到奇怪的,并不是在大法官的投票中,出现了认定黑人不应该有公民权的那七张赞成票,我奇怪的倒是,在当时的历史局限之下,居然还有两名大法官投了反对票。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在观念上确实是相当超前了。
  可是,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自然法的衡量的问题。在美国,自始至今,就只有两个简单的文件在作为衡量标准。一是宪法,另一个是“独立宣言”。最高法院必须依据宪法,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宪法是最高大法。但是,宪法实际上只是一个联邦政府结构设计,以及在前十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对政府的制约规定。凡是与自然法有关的,也就是这个国家建国的根本理念,它的人性基础和人道原则,都在它的“独立宣言”里面。
  然而,“独立宣言”只是当初对英国发出的一个“造反”宣言。痛陈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政策之不是,而宣扬自己要建立一个新国家之理由和理念。尽管对我来讲,“独立宣言”更为“好看”,可是在最高法院,“独立宣言”并不成为一个判案的直接依据,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法”。但是,由于它是美国建国的一个关键性文件,又与美国人习惯的“自然法”一致,因此,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中,律师在辩护的时候,会常常提到“独立宣言”的原则,它也是大法官们在判案时一个重要的参照。在这个 “斯高特案”中,由于问题直接涉及最基本的平等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利的种族平等问题,因此,大法官在作出判定时,他的判词大量涉及对于“独立宣言”理念的理解。这不仅是大法官在作出如此史无前例的一个判决的时候,他必须对美国人有个交代,这更反映了大法官们挣扎在人性与对于国家前途的忧心之间,必须能够有个使自己良心安宁的交代。
  在这个判词中,提到了“独立宣言”的一段开场白。你我已经非常熟悉“独立宣言” 中的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在这段话之前,还有这样一段开场白,“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接受分离并且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分离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看到的“独立宣言”中文译本,在上述这段文字中,都把出现两次的“分离”这个词(separate,
  separation),也译成了“独立”。我记得以前跟你聊起过,美国的独立,与一般概念的殖民地独立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它和英国相距甚远,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区,而且它当时的主要移民是来自英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美国的建立,与其说是经过一场“独立战争”,还不如说是经历了一场“内战”。它要求的与其说是“殖民地独立”,还不如说是“地区独立自治”,或者干脆说是“地区分离”。这也就是在“独立宣言”的一开头,就两次提到“分离”的原因。
  在中文译文中,几个译本都把“分离”译成“独立”,应该说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一段历史,就是一个“美国独立”。所以,也许这算不上是什么翻译上的错误。本来,翻译就可以是一种“意译”,在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定义为 “独立”也没有什么不对。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独立宣言”开场白中的一个短语“分离并且平等”,不但是在两百多年前,被用于向世界解释“北美英属殖民地”为什么要变成“美国”的原因。而且,从“斯高特案”开始,“分离并且平等”,就成为美国大地上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一百五十年来,游荡至今,而且,还将长时期地继续游荡下去。它不仅成为南北战争后,南方种族隔离的依据,也成为今天黑白双方的种族分离主义者的理论根据。这个幽灵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独立宣言”这样的重要“出典”。在任何讨论美国种族问题的书里,你都会无数次地与它“不期而遇”。这么一来,这个原本不成问题的“意译”,就阴差阳错地成了“错译”。因为这个意译切断了一个幽灵和它原来所附着的本体的关系,也使许多对美国种族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由于这样一个意外的切割,在了解和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失去了它的历史线索。
  “分离并且平等”,是在“斯高特案”中,最高法院判词的解释中份量最重的部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大法官找到这样一个说得通的道理,国家是一个民族或者说一群人的政治实体,不同民族的人,或者说目标和文化不一致的群体,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政治实体,这些人就拥有这个实体内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他们和其它民族或者说政治实体,可以是分离的,分隔的,可是,这并不影响所有的政治实体之间相互平等的关系。他们依然可以在各自分离的状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样一种关系依然是人道的,符合自然法和上帝的意旨的。也就是说,大同世界并不一定要种族融合。完全可以“分离并且平等”。自己活自己的。
  所以,当时的最高法院判词的观点,就是这个国家要决定,它这个政治实体不要黑人的参与。这不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问题,而是这是一个白人文化的国家,必须作出一个选择。他们将来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过下去,不愿意有黑人文化的加入,更不要说让黑人来投票决定白人该怎么过日子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判案并不是和斯高特有什么过不去,而是他们不能让黑人在这个国家取得平等政治权利的问题上,出现一个突破口。因为如果这一点取得本质性的突破,他们无可预料这个国家将发生怎样的一个局面。
  是的,这就是大法官们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局限,源自他们对种族融合以及对于自己的文化将会受到冲击的最初恐惧。这是整个时代的局限,那个时代的美国北方对种族问题的普遍认识,就是反奴隶制,要求给黑人自由,却事实上依然不能完全接受种族融合。就象他们认为妇女也天然地就不应该参政,不应该有选举权一样。许多积极地投入解放奴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不仅认为这是对这个国家的白人有好处,他们也真诚地认为,“分离并且平等”的实行,对于黑人也同样有利。他们坚信,在分开之后,双方在自己的文化中都会生活得更容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殖民协会了。他们是由一些最积极废奴的人组成的一个民间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1817年,他们的目标就是筹募经费,用这笔钱先是赎买黑奴,把他们从奴隶主手中救出来。然后帮助解放了的黑奴和自由的黑人回非洲。不仅支付他们的路费,而且在西非帮助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在整个非洲,唯一的一个没有受过殖民统治的国家,也是最早的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利比里亚。尽管那里有成分非常复杂的土著,但是,这个国家就是由这些“美洲黑人移民”建立起来的,官方语言为英语。这个美国殖民协会的黑人安置工作做得最多的时期,就是在“斯高特案” 的前后五十年间。这个协会直到本世纪初才解散。
  顺便提一句,这个传统其实延续至今,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倡人权的人们,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前不久,就有欧洲的人权工作者拿着自己的钱,几百美元一个,从非洲苏丹当地的黑人奴隶主手中,买下上百个同样也是黑人的奴隶,就地释放。他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个了,因为他们无权跑到别人的国家,去“废除奴隶制”。这种处境实际上和当时美国南北双方的状态十分相似。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最高法院,对于如何真正做到“分离并且平等”,心里并没有个谱,因为这将是个庞大的计划。他们只是觉得这是在“法和原则”的范围之内,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合适的方向。它也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一个种族融合的前景,是感到多么恐惧。
  必须承认,这种恐惧并不是杞人忧天。只有真正在美国生活过,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种族融合带来的许多实际困难和困惑。因此,至今为止,“分离并且平等”不仅是一些白人种族分离主义的口号,同样也是许多黑人种族分离主义的目标。这些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
  在前面有关斯高特的经历介绍中,你也一定会发现,他的这个告状举动是有些蹊跷的。因为,从他的整个奴隶生涯来说,这个时刻不象是一个“爆发点”。这个行动似乎更应该发生在他离开自由州的时候,或者说,发生在他的老主人去世,他被迫易主的时候。但是,斯高特告状的时候,距离他离开自由州已经十六年,他来到这个新主人的家也已经十一年了。而且看来,他和这个家族的关系,在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中,还不是一个负面的典型。那么,这个案子是怎么“爆发”出来的呢?
  这又是一场由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鼓动的司法挑战。你知道,斯高特当时只是一名奴隶,他打了几年官司的法律费用,都是由一名叫做泰勒.伯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支付的。相信他也一定拥有最好的律师。然而,这个超前的挑战并没有成功。判决出来以后几个月,支持斯高特这场官司的泰勒.伯楼,就从他的主人桑弗德那里,把斯高特赎买了下来,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人。
  从这个背景情况中,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相当活跃,他们的活动早已超出了自由州的范围,而且无孔不入。
  然而,这个案子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就是在密苏里州法院初审时,在这个奴隶州的州法庭上,由当地陪审团作出的判定是有利于原告斯高特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黑人作陪审员。所以这个陪审团显然是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的。这也就是一个南方奴隶州,同样有可能走通“合法手段废奴”的一个例证。这些陪审员是普通民众,这就是民众在开始作时代转变的一个信号,因为民意是美国所有的州立法的唯一依据。
  这是当时分歧矛盾如此之大的美国各州,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因为所有的州在一开始,就都建立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的不同,就是各州的多数民众,对于人性这个基本问题的认知程度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实际上南方也在逐步分裂和变化,真正采取极端态度的南方州并不很多。
  遗憾的是,在美国两百多年历史的渐进变革中,它终于走了一次它自己的逻辑以外的道路,它打了一场为时四年的内战。尽管这只是唯一的一次,却给这里一代代的人们,留下了长久不能愈合的创伤。这一场战争,是美国最大的历史研究课题,每年都要出版许多有关这场战争的书籍,一百多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我不想在信里给你写一部 “内战战役史”,对于这场战争,我想使你了解的,还是这封信一开始时所说的,我只希望你明白战争的原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惜,这封信又写长了,我只能在下一封信中再给你聊美国的南北战争了,真是很抱歉。
  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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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6:01:4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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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战争,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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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上封信谈到的“斯高特案”判定了黑人没有公民权。问题是,原来的那块“梗喉之骨”,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凸现了出来。因为在南方的奴隶制下,黑人是主人的“财产”。那么,南方的白人显然应该享有“财产保护权”。这么推断下来,如果有类似“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看上去反倒可能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在分治的原则下,废奴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自己投票自决,或是由州议会立法,宣布自行放弃这样“财产权”。因为州议会是直选的,也就是说,州议会立法是一种“间接的公民自决”。可是,在“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中,规定了在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这实质上是一个凌驾在地区之上的一个外部的权力机构,宣布剥夺一个地区平民的“财产权”。这个死结就打在历史遗留的 “黑奴是主人的财产”这样一个关节上。
  这也就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积极鼓动斯高特,去最高法院上诉,尝试这个司法挑战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打开这个死结,那么,承认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正如我们在上封信已经讨论过的那样,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课题,当时的最高法院还不可能作出一个跨时代的判决。许多人认为,这个判决的出现,是因为首席法官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奴隶主的原因。我却并不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自南方,或者本身是奴隶主,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是,判决是由独立的投票方式决定的。在与奴隶问题有关的投票中,并不普遍存在这样的相关关系。这我们在“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投票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也许,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在“斯高特案”判决的第二年,伊利诺州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就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林肯和他的对手辩论奴隶问题。林肯表示了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他的对手则相反。他们都典型地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南北两派对峙的观点。可是,在辩论中,他们有一个观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解放后的奴隶应该尽快送回非洲去。他们双方都没有把种族融合的社会,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不管怎么说,这个死结还是没有打开。尽管这只是一个历史局限,可是,在今天的美国最高法院,还是对所有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录象介绍告诉他们,这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犯下的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并且告诉人们,这也是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
  对于类似的说法,你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听到。比如说,在“斯高特案”的前后,每次在北方发生向南方“送回逃奴”的案例,总是会引起震动。在“阿姆斯达”案判决之后,北方人对于“送回逃奴”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也有人在提到这样的 “送回逃奴”事件时,说到这是南北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就是在看有关“汤姆叔的小屋”这本小说的评论时,你也一定看到过“一本引起一场南北战争的书”这样的评论。
  更常见的讲法,是说林肯总统的当选,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林肯来自贫寒家庭,出身于南方。他是因为在一个奴隶制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社会,表示坚决反对奴隶制,才成为一颗政治新星而冉冉升起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美国在“阿姆斯达”案之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年同样是持反对奴隶制观点的凡布伦总统,在竞选时就竭力维持平衡。相比之下,林肯表现得旗帜鲜明。这和民意的进一步推进肯定是有关系的。可是,林肯当选出任总统,无疑使得南方感到紧张。
  以上所有这些与奴隶制问题有关的因素,显然都激化了当时的南北关系,使得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更为乌云密布。可是,聊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想象,实际上还是有很大距离。那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之前,一个与黑人有关的奴隶制,在这里导致的最大社会矛盾,并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
  直到南北战争,黑人的力量依然没有成长起来,他们还是只有少数的偶发的小规模反抗,根本无法与当时南北两大实体的对峙同日而语。而这个对峙的双方,都是白人。北方当时在白人民众中日益强大的反奴隶制力量,对于民众的唯一感召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原则。因此,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从开始建立,它的民间就有一种与利益无关的近乎天真的人道追求。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追求,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思想主流。这使得它在今天的思维方式中都保存了这样的传统,以致于从外部看去,常常使许多成熟世故的民族,觉得它莫名其妙,无从理喻。
  我们再回到南北战争的前夜。与“斯高特案”的发生几乎同时,位于南北之间,实行公民投票对奴隶制作出自决的堪萨斯州,意见相反的两方就有小型的暴力冲突。问题是,南北战争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它是类似堪萨斯州这样由于奴隶制问题所引发的区域性冲突,进而扩大形成的吗?或者说,是林肯总统上来以后,北方就强硬起来,冲到南方去解放奴隶了呢?还是林肯当上总统,南方一紧张就冲到北方打算以武力扩展蓄奴势力了呢?都不是。
  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场战争呢?不管你信不信,这场以解放奴隶著称的战争,一开始,和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林肯上台前后,所有有关奴隶制问题的冲突,确实都使得南北双方矛盾日益尖锐。然而,林肯总统的当选,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整个南北僵持的局势,就会很快产生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就和今天的美国一样,总统所参加的党,往往并不在国会里面占多数。你也已经很熟悉这个制度的运作,如果真的要有什么实质突破,作为行政大主管的林肯总统,根本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因为他没有立法权。而在当时的国会里,林肯总统的共和党只占了少数席位。可是,怎么就出来一场战争了呢?
  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矛盾,使得南方对自己所参加的美国这个联邦感到失望和厌倦了,他们打算单方面撤离,从这场矛盾中脱身出去。我们谈到过,从独立战争开始,当时的两个极端南方,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它们的想法和建国时期的美国主流思想,就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来也没有说过,它们不赞成这个新国家的人道基础,也没有否认过奴隶制和这个人道目标不一致。但是,对于它们来说,独立更大的意义,就是赶走英国的总督统治,自己作主过日子。如今,尽管在美国分治的理想下,它们基本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思过,可是它们感觉自己始终生活在一个废奴口号的阴影下。现在,尽管北方扩展的速度更快一些,南方却也在联邦的扩展中找到了自己赞成奴隶制的同盟者。
  终于到了这一天,就是南方不想在这场僵持中争取占上风了。既然僵持已久还是没有出路,而且按照建国几十年的趋势,只见自行废奴的州越来越多,废奴势力越来越大,林肯的当选,更是印证了美国的这个历史潮流。论理的话,又不占理。干脆,不就是说我们不符合美国的建国理念吗?那我们不做美国人了还不成吗?我们退!
  这才是南北战争真正的起因,因为林肯总统除了是一个坚决反奴隶制的人之外,他还是一个极其重视维持联邦的人,而且,后者甚至强过前者。
  所以,这不是一个日益尖锐持续了几十年的矛盾,由一个接触点引爆而起的战争,相反,这是一方想从这个对峙中撤离,而另一方却一把揪住了它的后领,一定要把它拖回来,这才打起来的。南方确实不想再当这个规矩那么多的美国人了。南方“志同道合” 的那些州,完全可以自己联合,另外搞个联盟。他们不叫联邦,叫做邦联。从此可以自己立规矩,想蓄奴就蓄奴,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一了百了。北方佬再也没有理由举着美国的建国理念立国精神,来和他们“胡搅蛮躔”了。因为美国的道理再也管不着我们了,我们不是美国了!南方终于用他们的方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结不开那个死结就一剪子剪断,岂不干脆。
  其实,南方的这个念头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在长期以来,在奴隶制问题上,北方在国会所作的妥协,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要维持这个联邦。因为南方一被逼急,就每每萌生去意。只是双方不断地协调和妥协之间,始终没有痛下决心而已。
  那个年代还是个经济发展迟缓的年代,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总统候选人要进行一场辩论,别说上电视了,连个扩音器都没有。只能扯着嗓子把自己的观点在嘈嘈杂杂的人群里喊出去,要保持个风度都难。南方更是一个古典式的大农庄,都是一个个农户和庄园。穷的竭力自给自足,富的通过经纪人出售自己庄园的农产品,并没有什么理由非要这个美国不可。更何况,假如说要一个联合起来的联邦,是为了感觉上更安全,或是力量更大一些的话,那么,由于美国成立以后,有不少蓄奴区加盟进来。使得南方蓄奴州的总合,尽管在当时的美国中还只是少数,但有些蓄奴州人口稀疏但面积很大,与美国建国时相比,当时南方的总面积,已经超过了建国时美国的总面积。所以,南方若是建立一个“邦联”的话,其规模丝毫都不比建国时的美国逊色。可见,南方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被逼无奈”,出此下策,也是必然的。
  关键是,当南方离开美国的决心一下,整个矛盾的内涵就完全变了。这个时候,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不再是南方奴隶制违背美国建国理念的问题。因为,既然南方将脱身而去,成为与美国毫不相干的另一个联邦,或者说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原来的问题本身也就随着它的载体,飘然而去。看上去好象还是老样子,南方显然将会继续蓄奴。可是,这已经不是你美国的事儿了。那个年头,蓄奴的国家和地区多了去了,美国都管得着吗?“不人道”是非蓄奴国家的觉悟,你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至多就是宣布不再和蓄奴国家做买卖。剩下的,只能是袖手旁观了。
  事实上,在分治的原则之下,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北方州,长期以来对于南方的作为,并不比对古巴就有更大的干涉权。这也是只要南方这一个区域自己不觉悟,美国就长期无法彻底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根本原因。可是,在同一个联邦里,理论上它们拥有同一个写着建国理念的独立宣言,就是有过一份南方也签了字的契约在这里。所以,北方当然有更充分的理由给南方以道德谴责。同时,也有权利在奴隶制相关的问题上,在司法领域步步逼近。最终,也许还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同盟州,以及争取到更多的南方州的转变,在力量足够的时候,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法律上确立整个联邦范围内的废奴。这有一个过程,但是却是一个历史趋势。
  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这个现状维持下去,即使矛盾再大,在美国整个体系里,不论是理念还是体制和运作方式,联邦政府和北方,都永远没有权利仅仅因为南方坚持奴隶制,就去发动一场攻打南方,解放奴隶的战争。正因为出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南方也并没有担心过北方会“武力解放奴隶”,并不因此感到过受“武力威胁”。南方只是想摆脱在废奴问题上的被动地位,离开美国。这样,它不但可以继续蓄奴,也同时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司法挑战等诸多麻烦,而且还能活得理直气壮。
  一般打起一场战争,人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呢?是南方打的第一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方打算挑起一场战争,更不意味着南方就要打到北方去。这一枪就是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打响的。严格地说,这是南北战争的第一炮,而不是第一枪。因为,当时攻打的是一个联邦军队建在河口中心的边防城堡,塞姆特堡。它不仅城墙厚固,而且四周环水,打枪是根本不管用的。
  我以前跟你说过,这“第一炮”在查尔斯顿打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从建国的时候开始,南卡罗莱纳就是当时仅有的两个极端南方州的头儿,佐治亚起步很晚,与它相比还土得掉渣,当初只是跟在它的后头起哄而已。那时的查尔斯顿就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小城市了,它甚至是美国的最早五个城市之一。你已经知道,从殖民时代开始,进入北美的三分之一的黑奴,是在这里上岸的。也可想而知这个地方从奴隶制中获取了多少利益。所以,南卡罗莱纳州是南方州中,第一个在1860年底宣布脱离美国这个联盟的。第一炮也就在这里打响。
  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多少军队,主要就是一些边防军,分散在各个州类似塞姆特堡的边防城堡里。目的只是防外,根本就不是对内的。这些几乎是象征性的边防军人数很少,和州的关系也并不错。攻打塞姆特堡的南方指挥官,就是堡内指挥官的老朋友和炮兵学生,所以,这个战争可以说从第一炮开始,就是一个兄弟相残的悲剧。
  那么查尔斯顿究竟为什么要开炮呢?其实南方几个州宣布脱离美国之后,已有多个南方州发生一些类似事件,就是占领联邦军队安置在南方的一些边防城堡和弹药库之类,但是,都是平和地占领。南方的州只是觉得,我们宣布脱离联邦了,这些位于南方据点的联邦军也就该离开了。正因为原来这些驻军和当地平民都没有什么仇恨,从来也不是 “敌人”。所以,当基本都是一些平民的南方人,一哄而上去占领这些军事设施的时候,联邦军队都没有抵抗。塞姆特堡旁边的几个联邦城堡都是这样被当地平民占据的。军队没有认为必须以武力坚守,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国防设施,没有对内动武的任何思想准备。
  然而,尽管南方并没有担心过北方会以战争方式解决奴隶问题,可是,在南方州宣布脱离联邦以后,他们也感觉自己是给另一个故事开了头。他们真正地开始感到紧张。因为他们吃不准联邦究竟是什么反应。随着越来越多的南方州宣布脱离联邦,随着占领联邦在南方军事设施的情况越演越烈,尽管北方并没有什么动作,南方的紧张却在加剧。尤其是,脱离出来的南方州真的组成了一个“邦联”,在1861年2月18日,选出了他们自己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僵持开始了。一国两制变成了真正的两个国家。这时候南方的寂静,有一点叫人不敢大喘气的感觉。
  塞姆特堡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孤零零地悬在海口,不可能被轻易取得。所以查尔斯顿港口附近的其它几个城堡都已失守,塞姆特堡依然好端端地留在联邦手里。南方曾要求联邦交出,但被拒绝了。林肯总统上任之后,让联邦船只给塞姆特堡增加补给,一副要坚守的架式。这使得已经紧张过度的南方决心以武力攻下塞姆特堡。
  接到开火命令的勃尔格确实心里很别扭。他通知了自己原来的教官和好朋友,塞姆特堡的指挥官安德生,让他交出城堡。安德生回答说,我不可能就这么交出来,可是实际上再过几天,我们也就得饿出来了。勃尔格说,你要是不出来,我就只能按命令攻打了。安德生说实在的,真不知如何处理为好。尽管已有许多联邦军事设施失守,可是情况和他遇到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他谨慎地回答说,如果四天以后他还没有收到联邦的指示,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补给的话,他就离开城堡。南方拒绝再等四天。于是,在第二天,勃尔格再一次通知他的老朋友,如果他们不投降出来,还有一个小时进攻。一小时十分钟之后,勃尔格下令向他的朋友驻守的塞姆特堡开了第一炮。这一天,是1861年 4月12日。
  三十四个小时的交战之后,安德生下令放弃城堡,因为城堡的弹药库被击中,有五名士兵受伤。但是双方都没有人阵亡。联邦守军在交出塞姆特堡之后,平静地登船回到纽约。南方只要他们离开,并没有要为难这些军人的意思。我相信,这位开出第一炮的勃尔格,看着他的好朋友以及那五名被抬着的伤兵上船,面对塞姆特堡这个“战果”,心里也并不是充满胜利喜悦的。这就是那个“第一炮”的故事,你可以看到,直到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能真正接受相互之间是“敌人”这样一个概念。
  可是,是不是打响了第一炮,就必定引发一场战争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塞姆特城堡的陷落,只是当时联邦在南方陷落的一系列军事设施中的一个。这些设施主要是用于边防,因为在美国的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中约定,守边防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这也是这些高度自治的州当时还需要一个联邦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可以少操好多心。我们发现,这种关系至今在美国都是如此。
  在南方宣布脱离美国,成立了自己的一个“邦联”之后,这个新国家“邦联”也就有了自己的“邦联军队”,当然就要来接管自己领土上的边防设施。因此塞姆特堡的陷落,与前面发生的一些情况又有些不同,它已经不是南方州民情绪性地自发占领。它是在南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联盟,新总统以及自己的军队之后,正式以新边防军的名义,接管自己疆土范围内的老边防军设施的一个行动。而且,在此之前,正式提出过和平交接,但是在林肯的前任,布肯南总统的回绝下,决心采取的一个军事行动。
  可是,从实质上来说,包括塞姆特堡在内,所有这些联邦军事设施的陷落,都是一个南方“邦联”在自己土地上的接管行为。它不具有出击性。也就是说,假如美国决定认同这个分离的话,南方的“邦联”并不会要打到北方去。因为,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所以他们更希望和平过渡。只是,塞姆特堡的位置确实特别,它死死地卡在查尔斯顿港口的咽喉处。假如联邦军坚决不撤的话,对于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和联系,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再加上一个月以前,新上任的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达了不认可南方的分离行为。一紧张,第一炮就这么打出去了。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这意味着南方打算“乘胜北上”。
  现在,就是看美国联邦政府的了。当时的总统是刚上任一个月的林肯总统。今天,你在美国,不论走到哪一个林肯的塑像面前,你都可以看到一张皱着眉头,神情凝重的脸。林肯总统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最后是以被暗杀而告终,更在于他的整个总统生涯就是处于一个痛苦的漩涡之中。
  我们谈到过,林肯是因为他非常明确的反对奴隶制观点,才被当选为总统的。可是,按照美国的总统交接程序,在他竞选获胜以后,还要等待三个月左右的过渡期,然后才宣誓就职。然而就在这三个月里,风云突变。
  待到林肯总统真的上任,已经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两制冲突”问题需要处理。因为,奴隶制已经随着南方离开美国,在他宣誓就任总统的半个月前,杰弗逊.戴维斯已经宣誓出任了南方“邦联”的总统。这位南方的总统,和林肯总统一样出身在肯塔基,他们两人甚至长得都很象。因此,当林肯总统上任的时候,严格地说,这里事实上已经是两个国家,两个总统,两套政府。在南方的土地上,除了还有极少数象塞姆特堡这样的联邦边防军,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了。因为,这里本来就是高度自治,一切政府管理机构,都是南方各州自己的。从操作的角度去看,当时的南北脱钩,真是一件简便易行的事情。
  尽管在林肯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还在呼吁南方迷途知返,但是,他应该知道,两个国家已经形成,呼吁已经很难奏效。他所要作的选择,是承认这个事实,还是攻打南方,以武力把他们“押回”联邦。这个选择首先建立在对于美国这个联邦国家的认知上。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美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例”,它是完全反“常态”的。那个时候,一般来说,人们想到一个国家,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了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级级派下去,直至一个小官,管理着一群草民。具有很强的整体性。而美国从一开始,它的建国理念就是维护草民们的“个人自由”。它的出发点不是“上面”的管理方便,而是“下面”的自由保障。这样自下而上的一个观念的逆向行程,就造成了几乎是从个人开始的,一级级向上的“自治”和“联合”。这种国家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它的出现,并不是源于一个高明的理论,而是出于一个向往平等自由的人性本能。
  从百姓来说,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几个人,做自己的独立经营。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大家订一个契约决定他们以什么方式联合与共存。一直推上去,直至州和联邦,都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分治”的来源。所以,越到上面,联系越松散。这种联系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众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联合的存在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现在的毛病是到了联邦这一级,大家在奴隶制问题上达不成一个绝对多数的一致意见。南方按照自己对于“分治”和联邦的理解,认为在美国的联邦建制原则下,自由和分治是绝对的,而联合的形式则是相对的。所以,能合则合,合不拢则分。
  现在轮到了林肯总统对这个联邦下一个定义了。他感到很难,还没有一个总统遇到过他这样的处境。以前只有一个松散存在的联邦现实和分治的原则,没有一个总统必须定义它是绝对不可再分的整体,还是自愿则合,不自愿了则分的联合体。美国的存在形式和不断加盟的扩大,一向是非常自然的。新加盟的地区在一段过渡之后,都理所当然地得到自治权。可是,当他们不愿意留在联盟里了,怎么办?谁也没有去认真思考过这个局面。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一个“分”的要求。正好就撞在林肯总统手上。
  林肯在上任前的三个月里,他必须给出一个抉择。我相信林肯是明白一个自由联盟的意义的,可是,他感到自己又承担不起美国在自己手上分裂的历史责任。然而,只要南方不回头,这就是意味着一场内战,而且是由他掀起的一场内战。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愿意承担这样一场内战的责任。他无疑是站在一个两难的历史位置上。
  最终,林肯把美国定义成了一个和其它国家一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定义下,南方就必须被定义为分裂的叛乱,林肯在北方高扬的就是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林肯总统非常清楚这是极其危险的。他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去确认这个定义,在就职演说上,他对于这一点的法律解释极为勉强。于是,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呼吁南方相信他的善意,表明联邦决不会违法地以武力迫使自治的南方废奴的态度。他希望南方放弃分离,使他能脱离这样一个痛苦不堪的地位。
  可惜,他所承诺的,并不是南方分离的原因。我们说过,南方从未担心过北方会非法地以战争解放奴隶,这不是他们要求分离的原因。他们所要达到的状态,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再也没有合法的司法逼近,再也没有道德上的压力,彻底地“我行我素”。南方很清楚,要达到这一点,除了分离,没有别的出路。他们的要求,是林肯总统不可能代表美国承诺给南方的,这是美国的建国理念所决定的。所以,他们其实比林肯更明白,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离开美国。他们如果回去,原来的问题依然丝毫也不能解决。
  也许,促使林肯总统最终下决心的,除了他无法承受的联邦分裂现实之外,就是他对于把南方“拖回来”的这场战争想象得过于简单了。显然,塞姆特堡的“第一炮”也是一个原因,至少,他会想到,有了南方的这一炮,引发这场内战,他的责任上似乎可以轻一些。也许,你也会对我前面所说的是林肯“掀起一场内战”感到奇怪。不是明明是南方开的第一炮吗?
  是的,南方开了第一炮,但是,这依然只是宣布一个分离的决心。如果林肯总统承认这个分离,就不会有这场内战了。战争的决定权还是在林肯总统手中。整个南北战争的过程几乎都发生在南方,整个南方差不多都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在楚河汉界清楚的地盘上,若是北方不冲过去揪住南方,根本不会有这场战争。
  塞姆特堡陷落之后,林肯总统找出了一个还是华盛顿总统时代的不太明确的立法,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总统可以征用州的民兵。当时的美国不论是南北双方,都没有战争准备。南方不是什么“蓄谋已久”的武装谋反。北方也根本没有过要去“武装解放奴隶”的想法。所以,在战备方面,双方都几乎是零起点。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联邦虽然有原来的联邦军队,可是这只是一点边防军,你一定不会想到,当时疆域如此之大的美国,军队的总人数只有一万六千人。
  从当时林肯总统的第一次征兵情况,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这场战争的前景是多么估计不足。他宣布征兵,人数是七万五千人,征兵期限是三个月。我一直在想,如果他当时预料到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后果,是长达四年的血腥厮杀和整整六十万美国年轻人的丧生,以及整个南方几乎化为焦土,不知道林肯是不是会说,就让南方去吧。
  我这样想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因为,林肯总统从来也不是一个奋勇直前,不计代价的革命者的形象。他只是被历史逼到了非作这样一个决策的地步。他作出这个决策,看来也是必然的。尽管这个国家有着出于理性所建立的大大超前于历史的分治原则,可是,在一百四十年前,林肯作为一个总统,还是不可能轻易脱出历史局限的囿巢,认可这样一个当时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分离。面对几乎没有什么军力的南方,他也不会预料到,这将是多么残酷的一场战争。
  难怪林肯总统对这场战争会估计不足,整个北方都对这场出击持有乐观的态度。塞姆特堡几乎不是一场认真的战斗。首先,里面的守军根本没打算死守,它的后方也没有要增援的意思。当时还吃不准,是否就应该把它打成一场真正战争的第一仗。所以,北方对塞姆特堡的失守,大概只看作是主动放弃。虽然大家认为也没有必要死守,但是,北方或许有不少人认为,失守是因为没正经打,要是正经打的话,南方是经不起几下子的。这样的乐观态度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南方不仅实力不及北方,此后出来的“军队”,确实比临时招募的北军更不象样,服装五花八门,看上去纯粹一群乌合之众。
  在正式地拉出一个要打的架式之后,原来尚在观望的四个位于南北之间的州,断然决定加入了南方“邦联”。弗吉尼亚因此分裂为两个州,其中西弗吉尼亚加入了北方。于是,南方“邦联”就将首都北迁,移往弗吉尼亚的利奇蒙市。这样,南北双方的首都就只相隔一百英里左右,可以说是遥遥相对。北方当时普遍认为,只要集中兵力打过这一百英里,攻下南方的首都,给南方一个教训,一切也就可以结束了。南方失去首都,群龙无首,当然也就乖乖回到联邦。这就是林肯总统征兵三个月的打算,也是北方对这场战争的全部思想准备。
  这样,第一次北方正式开战,出发前去攻打利奇蒙,大量平民带着野餐用具跟在后面,气氛颇为轻松。可是,刚刚离开北方的首都华盛顿,进入弗吉尼亚才不到三十英里,就受到了南方坚决的阻击。死伤者腥红的鲜血,给这场双方都高扬着爱国主义旗帜的兄弟相残的战争,真正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塞姆特堡的炮声停顿之后,人们还有可能通过理性阻止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在这一仗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战争是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的。当一场战争的火药被点燃,你要再想把它捂灭,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预定要响的炸药,一个个都会响起来,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而且,对美国南北战争的号召,是最具有鼓动力的战争口号之一。这就是爱国主义。而同伴的鲜血所激起的仇恨,是战争中最典型的燃油。到这个时候,仗不打出个胜负来,是死活也不肯罢休了。
  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战争的初期,南北双方的士兵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战争,用的都是同一个爱国主义的口号,打的却是一场内战。这不论怎么说,我听上去总是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至少怀疑是不是有一方用错了口号。问题在于他们谁也没错,他们的确都是为爱国而战。只是南方的爱国,是指保卫他们的家乡和南方“邦联”不受侵犯,而北方所说的爱国,是指的保护美国联邦的整体不被分裂。真可谓此“爱国”非彼“爱国”也。
  双方的爱国主义都是真诚的。开战之前他们除了对于“爱国”的理解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所以,一些事情回想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尽管当时的士兵都是临时招募的,可是双方的将领不少都出自西点军校。于是,当战争开始,同学们便握手告别,根据自己家乡的归属,分别去为自己的“国家”效劳,此后的同学相见,只能是战场上的生死较量了。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南方的最高将领罗伯特.李了。李将军出身于弗吉尼亚,在战争开始前,他一直在联邦军队服务。至今为止,在美国他始终是受到人们敬重的一个历史人物。这不仅是由于他始终如一的人格尊严和绅士风度。更因为他在人道立场上的无可挑剔。他一贯反对奴隶制。在南方宣扬分离的时候,他反对南方脱离北方。但是,当北方因此而要对南方发动攻击的时候,他又坚决反对这样的战争。
  但是,他无力阻挡战争的车轮,他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场内战,最终还是发生了。林肯总统一度找不到一个好的联邦军队指挥官,曾请罗伯特.李担任北军高位指挥官,攻打他的家乡弗吉尼亚,但是被他谢绝了。作为军人,历史逼迫他在两方之间作一个选择。最终,罗伯特.李决定退出联邦军队,参加了南军,并且被南方“邦联”任命为总指挥。在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选择是非常自然的,他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他必须回去,保卫他的国家。结果,历史就对罗伯特.李开了这样一个恶毒的玩笑,一个反对联邦分裂也憎恶奴隶制的人,却作为维护奴隶制一方的“叛军”总司令,被记载在许多历史书中。然而,我想,他作出回南方的选择,并不那么单纯。北方决心攻打南方的态度,也是促使罗伯特.李下决心离开联邦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对当时许多弗吉尼亚精英来说,仅仅因为南方的分离行为,北方就要以武力相威胁,这对于美国建立联邦的精神来说,无论如何是既没有法律基础,也没有道德基础的。
  作出同样反应的,还有美国的第四届总统,约翰.泰勒。他也是弗吉尼亚人。他和李将军一样,一直是反对南方离开美国的。并且在战争前夕在首都华盛顿主持了调解的和平会议。可是,和平会议的提案被国会参议院否决。联邦军队执意要进攻南方,他断然回到弗吉尼亚,参与南方“邦联”的议会工作。这决不是仅仅因为他的故乡在南方,他是以参与抵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就是他不能认可这场战争的合法性。
  甚至整个弗吉尼亚的离去,战争刺激都是一个重要原因。弗吉尼亚你早已经熟悉,它虽然属于南方,可是位于南北交界之间。在南方蓄奴州中,它是州内主张废奴的力量最强的一个,甚至弗吉尼亚的一半,西弗吉尼亚,自行废奴而加入了北方的阵营。它是南方最智慧的一个州,也是一个具有悠久理性传统的地区。在独立战争时,弗吉尼亚是创建美国和建立它的原则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弗吉尼亚出了整整一批建国者。从打下江山的华盛顿将军到“独立宣言”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都是弗吉尼亚人。这是南方对美国感情最深,也最不愿意离开美国的一个地区。
  当南方州纷纷宣布离开美国的时候,弗吉尼亚刚刚选出新的州议会,他们在讨论南方的这一行动时,不同意从美国分离的“联邦主义者”,占了绝大多数。可是,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议员们都同意,假若联邦军队用武力侵犯那些南方分离州的话,他们也将离开美国。因为,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们不赞成南方以离开美国的方式解决矛盾,可是并不意味他们认为,一个州就没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利。如果北方动武,就意味着北方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将立即站到南方一边,以表明他们对此的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林肯并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利。
  不幸的是,弗吉尼亚最终无法避免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北方决定进攻南方的时候,弗吉尼亚和另外三个位于南北之间的州,在最后时刻也离开了美国。由于弗吉尼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它成为最首当其冲的战争现场,厮杀惨烈。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时刻,就是弗吉尼亚必须以不情愿地离开美国,来表示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立国原则的尊重。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这个州一贯的坚持理性的传统。
  就象罗伯特.李,当他离开联邦军队,回到南方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奴隶制的问题,(他从来也没有赞同过奴隶制),也不是赞成不赞成联邦分裂的问题(他也从来都没有支持过联邦分裂)。他所面临的,是马上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作为一个军官,他必须选择站在战争正义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许多弗吉尼亚人一样,他们认为,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但是,可以选择和作出决定,是一个州的民众的权利。同样,不论一个州是不是应该离开联邦,联邦都无权因此去对这个州动武。因此,就战争而言,李将军不认为正义在联邦军队一边。可是,当他一站到南方一边,又象是跳进了一口泥潭。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洗清与极端南方相连的奴隶制的污泥浊水了。这是罗伯特.李生命的悲剧,也是许多弗吉尼亚人的悲剧。
  所以,在美国南北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在双方战士高扬的爱国主义热情之下,矛盾的焦点是一个分离的问题。北方在林肯总统定的原则下,认定这个自愿联合在一起的联邦,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们把维护这个完整联盟,不容许南方离开联盟,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对于南方来说,最早一批宣布离开美国这个联盟的南方州,是自己要求离开,他们萌生去意的动因是要维护奴隶制。然而,在建立了南方“邦联”政府以及北方攻击之下,他们所面临的被讨伐问题也与奴隶制无关了。他们保卫的是自己要求分离的权利,对于一些加盟美国时间不长的南方州来说,“只准来不准走”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荒唐。南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把对于分离权利的要求,也上升到了爱国的高度,即爱南方“邦联”这个新国家。更何况,在当时的美国,人们从来就认为自己的州和家乡才是自己的“第一祖国”。
  最容易被历史的烟尘所掩没的,就是以弗吉尼亚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为代表的温和南方。他们的本意决不是要离开美国,也不赞同分离。但是,他们认为美国这个联邦的建立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州与联邦的关系以及分治的原则,是美国建国原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更反对联邦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强行维持联邦整体。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第三力量。
  可是,在战争逼近时,这个第三力量不可能在夹缝中保持平静。他们加入南方,是为了表示他们对于地方分离权利的支持,以及对于联邦入侵南方的反对。他们要求的是一个抽象的联邦自愿离合的原则,而不是自己的分离愿望。但是,一旦他们加入了南方 “邦联”,也就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在一片血与火之中,他们已经无法把他们的理性诉求与极端南方的诉求杂烩分割开了。
  即使在战争过去之后,在一百多年以来的南北战争研究中,人们也很难把这样一个第三力量从南方剥离出来,认真地考察他们的悲剧和思维逻辑中的合理性。因为,战争创伤形成的血痂,已经把他们和南方死死结在一起。更因为,他们的理解和诉求是超前于历史的,甚至,美国这个联邦建立的原则本身就是超前于历史的。就连大多数美国人也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能逐步理解,他们的建国者们是一些多么不可思议的人。他们站在最贴近地面的朴素的人性基础上,却远远站在历史的前面。
  也许,你还是要追问,那么,这场以解放奴隶出名的南北战争,打起来的原因就真的不是解放奴隶,而是一个能否“分离”的争论吗?我只能回答说,是的。这样回答的理由,只能是历史事实。就是说,假如南方不提出离开联邦的话,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实际上,林肯总统虽然鼓起了北方民众对于保卫联邦完整的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他自己心里始终是明白的。他只是痛苦地处于两难之间,是承担联邦在他的手里分裂成两个国家的责任,还是承担发动一场并不那么有理的战争的责任。当时南方“邦联”的首都离华盛顿太近,南方又没有传统军队,这些都使得林肯总统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快刀斩乱麻地小打几战,痛苦几个月,只要打下南方的“邦联”首都,一个两难困境就在 “两害取其轻”之间解决了。
  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与解放奴隶无关的说法,并不是无迹可寻。南北战争之前,林肯总统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就是他的就职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林肯总统竭力劝说南方放弃分离,并且提醒南方,在他以往所有的演说中,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南方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执政以后,“他们的财产,安定的生活和个人安全会遭到危险。”林肯总统还引用了他以前演讲中的一段话:“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有奴隶制的州里,干预蓄奴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利,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
  在1860年12月22日,正在等待宣誓就职的林肯总统,已经知道他上任以后最大的麻烦将是什么了。他已经开始努力劝说南方,给自己的南方朋友亚力山大·斯第芬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南方人真的就担心,一个共和党人领导的行政分支,会因为他们蓄奴就干涉他们和他们的奴隶吗?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担心,我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希望至今还是你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向你保证,这样的担心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在这个方面,今天的南方并不比当年在华盛顿的时代更受威胁,我想,这并不在点子上。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扩大;而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应该有所限制,我想这才是分歧所在。这才是我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分歧。”
  作为美国总统,林肯的思路很清楚,由于南方州尚未废除奴隶制,就发动一场内战去攻打南方,不论他有没有这个意愿,他都不具有这样的合法权利。林肯总统在上面的演说和这封他所不愿意公开的私信中,都清楚表明,南北双方确实存在分歧,但是,假如南方不要求离开,他绝对不可能采取内战这样一个行动去解决南方的奴隶制问题。关键在于这类行动是违法的。
  美国人并不认为林肯总统这样的表态是虚伪的。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憎恶奴隶制,合法地尽一切努力去达到废奴是一回事,但是违法地去发动一场内战,这是另一回事。所以,从来没有人因此怀疑林肯总统对于奴隶制的憎恶,就如同当时没有人认为,他因为憎恶奴隶制就会去违法地攻打南方一样。
  由于一个无法解决的“分离”问题,战争还是打响了。在战争发生以后,南方在心理上的负担,比林肯总统要轻得多。不仅他们认定他们具有分离的合法权利,在感觉上是站在战争被动的一方。还在于,南方的“爱国”是非常直观的。因为这场战争基本上都发生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站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在和入侵自己家园的军队打仗。在这里,你可不要以为南方人都是在为保住自己的奴隶而战,在南方,实际上奴隶主只是南方白人的极少数。战争开始的时候,南方的奴隶主实际上不到白人人口的百分之五,即使是在他们中间,大量的奴隶主也就是拥有几个黑奴仆人而已,真正拥有百名奴隶以上的奴隶主,不到南方白人人口的百分之一。
  然而,对于林肯总统来说,从此,他的总统生涯成为一场真正的恶梦。他给这场内战开了头,可是,却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使它“速战速决”。南北战争象是一辆无法控制的战车,隆隆地轰响着自己向前滚动。枪炮船舰都在“自觉地”改进,自动地创造了无数“奇迹”。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平射炮,地雷,水雷和潜水艇。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气球空中照相的侦察技术。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整个美国,连同海防队在内,一共只有90艘战舰。开战的时候,当然全部都在联邦军队一方。南方根本没有海上力量。可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联邦军队已经有600多艘战舰,南方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支海军。
  来福枪也在南北战争中由联邦一方开始使用,命中率大大提高。可是,当时的阵地战还完全是拿破仑时代的战术。当我们来到弗吉尼亚的一个个古战场,我们发现,双方战线的距离是那么近,人们密密地排列射击,可想而知,当枪械更新的时候,带来多大的杀伤力。尤为悲惨的是,当时的医学发明却远没有跟上。人们还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也没有更多的消毒的知识。所以,非常简单的外伤就会导致无可挽救的死亡。无数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碾进了这架战车的车轮之下。
  这决不是林肯总统所希望看到的战争,可是,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这个时候,林肯总统即使想要拖住这辆战车,也已经回天无力了。
  下次再继续给你写南北战争吧。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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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6:02:2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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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肯总统找到了永恒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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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很高兴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我所讲的南北战争,和你以前读到的故事不太一样,因此很有兴趣听下去。你在信中还提了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林肯接受了南方“邦联”的事实,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总统认可了这样一个分裂,是不是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古罪人”了呢?分裂以后的美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上一封信里,我是在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先整理清楚。你如果想把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因素分开,你只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南方不要求离开美国,只是坚持要蓄奴,林肯总统会打这场南北战争吗?答案是,显然不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南方没有奴隶制,可是就是要求分离,林肯总统还是会打这场战争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以,在我们讨论林肯总统面临的战争选择时,应该先把奴隶制问题先分割开来。否则,就纠缠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里,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就钻不出来了。当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楚之后,回答你信中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
  是的,林肯总统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别无选择,这只是出于当时历史局限下的一个 “正常选择”而已。确实,他是可以有另一个选择的,就是接受南方“邦联”这个事实。我曾经对你聊起过,美国的建成是非常特别的。它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区域以“自由平等” 为宗旨,自愿联合而组成的。尤其特别的是,它的一批建国者,并没有利用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所建立的威望,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通常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美国的建国者们以最大的可能,理性地营造了一块自由的土地。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自己先退回去,退到底。回到他们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的原来位置上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个区域的人们按照他们之间的契约,相互协调一个共存的自由生活。如果愿意,各个区域可以自愿地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个契约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的原因,必须是联合在一起的区域可以得到联合的益处,例如,共同防卫带来的安全感,更便利的贸易,等等。这样的联合不应该妨碍他们原来的自由。充分区域自治的原则,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联合在美国这个名字下的区域,必须承认这个自由国家的基本人道原则。然而,在建国的时候,这些原来的英属殖民地还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这个历史问题。建国者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各个区域至少必须有愿望,也应该有能力自己逐步达到废奴。鉴于美国的建国原则,每一个地区的问题必须由它自己解决。如果一个区域坚持整个联盟认为非人道的行为,大家有权予以谴责,以共同契约的形式,即合法的形式敦促它的改变,可是,没有对它动武的权利。这就是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前,曾经再三表示自己无意武力废奴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契约国家,人们讲好,只以建立和执行共同契约,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武力从来不是一个大家认可的解决区域之间矛盾的方式。那么,对于废奴问题是这样,对于一个区域要求离开联邦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同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时,已经几倍于它建国时的面积。即使在最初提出离开美国,建立南方“邦联”的七个州里,也只有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是在最初的美国版图中的,其余有好几个州都是后来加盟进来的。虽然在美国的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一个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情况。可是,根据美国建国者们的思路和作为,根据他们自治和自愿联盟的原则,说是“只让进不让出”,这样的“联邦永久性”,显然不象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林肯总统当然深知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他理解他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如果林肯总统选择接受这个南方七州离开美国的事实,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温和的南方州有可能不会全部加入南方“邦联”,例如,弗吉尼亚就会依然留在美国。这样,美国的版图大概会比今天少去五分之一。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南方 “邦联”如果以蓄奴而走到一起,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并不一定会维持铁板一块。其中的一些州,甚至整个南方“邦联”,后来都可能由于他们又有了与美国共同的目标而重新回来。因为他们虽然与美国曾经有过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过任何仇恨。由于理念的变化,产生这样的“分”与“合”,都是自然的。
  其实林肯总统自己,都预言了南方可能的进一步分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方‘邦联’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可是,林肯总统只是想以这样的“前景”去阻吓南方的离去,却没有想到,人们由于不同理念的不同组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南方的进一步分离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重新统一甚至扩大。
  关键在于,对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形式的国家,究竟是靠什么建立和维系的。在这一点上,林肯总统与美国的建国者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一个建国原则,对于联邦的各个区域似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好象肯定是离心力很大的一盘散沙。看上去美国是非常容易变得四分五裂的。可是,一个应该是导致分离的原因却奇怪地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磁心,这个磁心就是自由和不干涉区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如果说,今天有许多人离开自己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和母语,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富裕生活的话,当初的美国却曾是一个贫穷的地方。然而它却不但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还吸引了一个个加盟的地区。因为自由是符合最基本人性的状态,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人们的本性在寻求一个自由的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的互利共存。联邦显然不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加上枪炮来维系的。这一点,林肯总统是逐步醒悟的,醒悟在怵目惊心的战场上。
  林肯总统在两难之间挣扎出一个战争决定之后,他自己就落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战线越拉开,战斗越深入,双方的死伤也越惨重,他也越明白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什么。林肯总统毕竟与一些只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政客是不同的,他无法漠视死亡。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胜是败,他都心情沉重。他已经阻止不了战争的发展,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灵重负,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这场灾难。而他深知自己对今天这个局面是有责任的。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一仗,可是,站在这个战场上,林肯却无法摆脱双方将近五万士兵的伤亡,给他带来的浓重阴影。战争还要继续,他作为总统必须说些什么,但是,他无法在死亡面前以夸耀胜利鼓舞士兵的斗志。一个无法排解的沉痛心情,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葛提斯堡战役之后,短短的演讲的基调。
  最终,林肯为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在南北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为战争的目标作了一个主题切换,把联邦对这场战争的诉求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这就是你印象中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来由。之所以要作这个目标切换,就是因为林肯总统还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假如打一场三个月的仗,有个几百上千人的伤亡,迅速平定“叛军”,维护联邦统一,兴许,在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定论了。因为,南方分离诉求的本身,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拖过这一段,分离的原因消失,联邦的完整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就可能接受曾经有过的一场短短的“维护统一”的战争,死亡的将士被奉为英雄,战争被冠於爱国,只需建立一个纪念碑和不断的鲜花,战争残酷的一面就被掩盖,它的意义就会得到升华。历史上的无数战争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可是,林肯总统领悟到,不论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是多么地理由充足,义正词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都没有理由为此打一场历时四年,吞噬六十万生命的残酷战争。更何况,州与联邦的关系,自由分离的权利和联邦统一的永久性,这些引发战争的焦点还是一个可以争执没有定论的政治学命题。如果再坚守这个 “统一”的政治目标,那么,也许这个政治诉求可以光彩地坚守到战争结束,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么,“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 “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我必须向你强调的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切换,并不是任意的。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他的支撑的。几百年来,美国的精神主流为了寻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讲到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这样持续数代人的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下,在北方对奴隶制深痛恶绝的普遍气氛中,战场上一个解放奴隶口号的提出,才可能是成功的。
  就和当初的“独立战争”一样,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的战争。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初期,当林肯总统还没有对战争目标作这样的切换的时候,联邦军队是不吸收黑人参军的。即使在战争后期,黑人虽然也参与了这场以自由为目标的战争,但是他们仍然是军队中的少数。黑人士兵自己组队,不和白人士兵混编,不过军官都是白人担任。然而,我们今天不能不肃然起敬的是,这个以白人为主的联邦军队,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这个战斗口号,为当时在南方全部是黑人的奴隶,为他们的自由去战去流血去牺牲。并且在此后,他们的后代依然以此为荣。在一百多年前,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种族偏见的年代,这是必须在一块有着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发生的。
  南方“邦联”对于林肯总统这个战争目标的切换,反应整整慢了一拍。其原因就在于战争开始以后,双方已经有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在那个时候,南方不论战斗胜负,在战斗的目标上,一直感觉是理直气壮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公告”,他们的理解也只是一个战略措施。等到他们醒悟过来,已经百口莫辩。虽然战争的胜负还未最后决出,可是,在战争正义性这个立论上,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关键就在于,南方是有奴隶制,那几个极端南方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最初动因,也是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太太平平地把奴隶制维持下去。他们知道,他们在奴隶制是否道德,是否符合人性的问题上,是无法和美国的精神主流“探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自知理亏,甚至因此不惜离开美国,以避免北方死死追在后面,时时要求对簿公堂的“道德辩论”。
  可是,在他们提出离开美国的诉求之后,林肯总统以“保卫联邦统一”的名义,组织联邦军队一举进攻南方,发生了这场以“分离”和“不准分离”为争执焦点的战争。南方在这场战争面前,原来是丝毫没有理亏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离开美国的权利。更何况,战火燃烧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被入侵者,保家卫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着是独立战争以后的又一次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可是,当他们终于发现对方的战争目标已经转换时,他们落入了一个挣不脱的罗网。因为,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既然对方的战斗目标已经转换,他们的地位也就同时被转换了。也就是说,既然联邦军队是在“解放奴隶”,他们就必然被随之定位在“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位置上,逃也逃不掉了。
  这时的南方“邦联”真是狼狈之极。举着解放奴隶大旗的联邦军队高喊着自由的口号冲杀过来,正义凛然,死也死得其所。南方却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拿不出一个相应的战斗口号与之抗衡。南方再一次理亏,可是又好象亏得莫名其妙。他们想指责林肯总统这种战争主题切换的不公道,可是又张口结舌,欲辩无言。因为,人家宣称打的就是奴隶制,而南方就是存在奴隶制,真可谓是“打个正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邦联”发现,唯一还有可能把双方拉回原来的争执焦点, “以正视听”的办法,就是使得林肯总统切换进去的新目标消失,这样,才可能回到原来战争争执的焦点。这才可能使得南方坚持认为联邦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重新暴露出来。于是,南方“邦联”宣布,南方废除奴隶制。在这一瞬间,战争进入了一个荒诞的状态,联邦军队的战斗目标突然消失了。
  可是,南方的这个反应已经是在太晚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战争的后期,南方大势已去。林肯总统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高举解放奴隶的旗帜,一路打到胜利。南方 “邦联”一直处于劣势,疲于应战,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机会,重新讨论他们是否有权利离开美国的问题。
  1865年4月8日,就在联邦军队攻打南方的第一个战场弗吉尼亚,在距离当年南方 “邦联”首都利其蒙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安静村庄的两层红砖小楼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穿着一身笔挺的一尘不染的军装,代表南军向联邦军总司令葛兰特将军投降。三天以后,南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走过联邦军队的面前,放下武器,开始返回家乡的旅程。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塞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塞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如果说,后人一定要对这场战争在是非上分出一个胜负的话,那么,自从林肯总统将一个“爱国的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切换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这一刻起,南方就已经输定了。战争一结束,南北双方的学者就不断地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因为,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状态,并没有中断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美国人依然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学术争论和不同观点。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有无数联邦军队的士兵,把自己的鲜血抛洒在 “解放奴隶”的自由旗帜之下;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依然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结果,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也随着人们对于超越种族属性的普遍人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当年“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 的道德诉求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也会在这样的人道诉求面前黯然失色。也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在以“平等自由”的人道原则建立起来的美国,只有在“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之下,人们才可能在长久的岁月里,认可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的奉献。因此,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林肯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对于南北战争的解释。而且,就连林肯自己都承认过的武力解放奴隶在这个国家的非法性,都被北方民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南方在战后的继续辩解,也显得十分苍白。
  在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战争尚未结束,对于战争伤痛的人道关怀已经逐渐压倒了一切。在南北战争最大的一个战役,葛提斯堡的昔日战场上,保留着一个纪念馆。你在里面找不到对于胜利者英雄式的歌颂,也找不到对“敌人”, “叛乱者”的轻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剧性的平和与客观的陈述。
  在这个纪念馆里,有战役进程的客观描述,但是没有对某一方特意采用高昂的褒扬用词,也没有对另一方采用轻蔑的贬抑用词。纪念馆里有一百多年来的葛提斯堡战役纪念活动的照片,人们在这些照片里,看到双方将士都已经渐渐地垂垂老矣,相互伸出手来,重新握在一起。
  我在这里原样照录一些简单的陈列说明。因为我想你也许可以从这些平静叙述中,体会到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觉。
  “威斯理和威廉.科尔普是在葛提斯堡长大的两兄弟,分别之后,都参加了军队。最后在战场上相遇--一个为“邦联”,另一个为联邦。1863年6月,威廉.科尔普所在的属于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联邦军的宾夕法尼亚民兵87团F连,与他的兄弟威斯理所在的属于 “邦联”军的弗吉尼亚第二民兵步兵团B连,发生对战。几天后,威斯理的军团调到他的家乡参与战斗。6月3日他在进攻科尔普小丘时阵亡,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威斯理的家人听到他的死讯后去战场寻找。他们发现了刻着他名字的枪托,可是,他的尸体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被确认。”在这段说明下面,是威廉和威斯理.科尔普兄弟两人的照片,和威斯理阵亡的科尔普小丘。
  另一个陈列说明是这样的:“当地流传另一个有关威斯理.科尔普和杰妮.威德的故事。温切斯特战役后,威斯理遇到一个年轻的联邦军伤兵,下士约翰逊.(杰克)斯凯雷。威斯理认出那是他在葛提斯堡的童年好友。他上去交谈,杰克交给他一封信,请他在路过时交给他的恋人杰妮.威德。几天后,威斯理参加了葛提斯堡战役,在第一天战斗停火后,他去探望住在葛提斯堡的姐姐,并且提到他有一封杰克.斯凯雷的信要转交杰妮.威德。他姐姐说可以替他送信,可他还是想以后亲自把信送去。6月3日,威斯理阵亡时还揣着这封信。同一天,杰妮.威德误中流弹而死。6月12日,杰克.斯凯雷死于他的创伤。”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张几个孩子的照片,旁边的陈列说明是这样的,“葛提斯堡战役结束后,发现在一个无名联邦军队战士的手里,捏着这张照片。几天以后,拿着这张照片的葛提斯堡居民,把这件事告诉了费城的杰.弗兰西斯.波恩博士。波恩博士要了这张照片,复制后在北方的各种报纸刊登启事,寻求协助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故事和照片一起出现在许多报刊杂志上,打动了很多北方人的心。求认的启事也有了回应。阵亡士兵身份被他的妻子确认,他是154纽约民兵团C连的阿莫斯.哈密斯登上士。波恩博士来到纽约的波特维尔,将照片原件送还了哈密斯登夫人。这一事件触发了为哈密斯登的孩子和其他联邦军人遗孤的募款运动。这一募款运动扩展到出售哈密斯登的孩子的复制照片,以及出售有关这个故事的诗歌和音乐作品。在这笔基金的支持下,1866年建立了葛提斯堡孤儿之家。哈密斯登夫人成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并且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搬进了这个孤儿之家。”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些当年士兵站立的照片,照片被放大到真人那么大。一排排站立在幽暗的展厅里。灯光投射在战士们严峻的脸上,他们的眼睛凝视着你,使你无法忽略这些逝去的,和你一样的生命。他们就是葛提斯堡的灵魂,也是这场战争的灵魂,这个纪念馆使所有的参观者,一想起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与这些生命所相连的,被战争毁灭的一个个幸福和感情。它时时在提醒你,这些士兵也是父母心爱的孩子,孩子们依恋的父亲,女孩们梦中的恋人,他们被毁于一旦,不论他们是南军,还是北军。甚至他们就是被毁灭在自己兄弟的手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称为是一个“悲剧”呢?在这样的悲剧面前,还有什么战功和胜利是值得夸耀的呢?
  这就是南北战争从一结束起就形成的,对这场战争评论的基调。我们曾经和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聊起美国人这种战争态度。他觉得很奇怪,总是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够回答的就是,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这是符合他们一贯的逻辑的,既是源于他们的宗教传统,也基于这里的人们尊重个人,尊重生命的一贯态度。
  美国的制度不容许政府限制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们可以自己筹款,建立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这样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美国遍地都是。没有人能够对纪念碑用词横加干涉,也没有人能对博物馆主题“定调子”。在北方,你在读纪念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提到这场战争的时候,用的是“国内战争” 这样的用词,有时也会提到联邦。然而在南方,纪念碑上称呼这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独立的南方“邦联”了。
  可是,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它们的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基调,都不约而同地是对于逝去生命的感怀,在这块土地上,这是自然的。看到这些与我们一向习惯了的军事博物馆风格大相径庭的气氛,我们也只能这样想,在我们的出发点里,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的孩子们也就在不同的气氛下,受到熏陶和渐渐长大。长大以后,他们相遇时,又会感到陌生和惊讶。
  林肯总统的整个心态,也始终没有离开这样一种沉重的悲剧感。不管一百多年前的林肯总统有怎样的历史局限,在整个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决策,然而,在一百多年前,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林肯总统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对于这场战争悲剧的历史性认识,以及他真诚地把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醒悟,融入了自己对战后问题的决策中。
  虽然,基于美国的制度约束,林肯总统很难做到,象其它一些国家的领袖人物通常所做的,站在胜利者的优越地位上,在战后以压倒性优势,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宣传配合下,把南方“叛乱者”们从上到下作一番彻底清算。比如说,镇压为首者,清理叛乱参与者,以战争罪,叛乱罪,刑事罪等等,处理一大批南方的“后患”。并且在舆论上颂扬北方的平叛的功绩,把南方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林肯总统不能任意这样做,不过,林肯总统本人对于战后南方问题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林肯总统几乎被暗杀在战争结束的同时,然而在战争形势明朗,胜负已经基本定局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他是坚决的温和派。虽然由于他的被暗杀,联邦对于南方的处理,有过一些反复。可是林肯总统生前的这个态度,对战后的南方和战后的美国如何走向,还是有很大影响。
  战后的南方,已是满目疮痍。我以前跟你说起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战争机器一旦滚动起来,它的残酷性本身,就会导致许多无法控制的局面。即使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以临时招募的民兵,打出来的这么一场战争了。就象中国的说法,兵者,凶器也。美国人说,战争是肮脏的东西。前面说过,由于美国的制度,对于一场战争的回顾,发掘和表达,你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么调子,然后照样本宣传。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写下来,并且出版。在美国,有关南北战争的书,已经多到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干,花一生的时间去读,都不可能读完了。而且,还在继续地出版。
  南方的一片焦土,也在出版的历史,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子里,永久地保留下来了。例如在佐治亚,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谢尔曼将军,是无人不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很不幸的是,他的名字一直和一场场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北军打到佐治亚的时候,南方已经大势已去了,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市被攻陷之后。去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旅游者。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相当于其它逐步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它的市中心除漂亮整洁之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感觉。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新得叫人觉得疑疑惑惑。后来才知道,在南北战争中,那个旧的亚特兰大,在谢尔曼将军的命令下,一把火全部烧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处于相当顺利的形势,但是为了彻底地吓住南方,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遇到的牲畜。就这样,一路烽火南下。在接近佐治亚南方港口城市塞凡那的时候,塞凡那的人们发现根本无力抵挡北军的攻势。为了避免损失,商人们派出代表去见谢尔曼将军,表示不抵抗,希望他能够不烧塞凡那,并且在他进城之后予以协助。谢尔曼答应了。此刻,正是圣诞节前夕,谢尔曼将军高兴地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我将把完整的塞凡那,作为送给你的圣诞礼物。该信的原件犹存,这成为今天在美国南方,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塞凡那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佐治亚最美丽的一个老城市。在美国逻辑中,那些塞凡那商人也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南方人也决不会把他们当叛徒对待。
  离开塞凡那,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将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我们在南方周游的时候,几乎到处可以听到谢尔曼将军的名字,一百多年来,南方民众的子孙对“谢尔曼的大火”耿耿于怀,一代传一代。在我们来到查尔斯顿的时候,就问过一位在市政府的花园里做义务导游的老人,谢尔曼将军烧过查尔斯顿吗?老人说,查尔斯顿在被北军攻陷的时候,已经大半毁于炮火,所以,“已经不必麻烦他再烧了”。一出城,我们就在查尔斯顿的郊外,遇到被北军焚烧后至今还留下一堆焦黑瓦砾的庄园。
  在那次陪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去塞凡那的时候,参观了谢尔曼将军在塞凡那期间居住的那幢房子。那是南北战争时期当地大富豪的私邸。在参观之后,我们的朋友也向讲解员了解有关谢尔曼将军烧佐治亚的情况,可见谢尔曼将军已经随着历史书在澳大利亚也出了名。那个讲解员平和地说,据他认为,这些情况也不能全部归咎于谢尔曼将军一个人,因为在战争期间,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失控的情况常常会发生。两位澳大利亚人十分惊讶,说是没想到南方人还有这样的客观和冷静。
  当然,这份平静也是一百多年时间淘洗的结果。可是,那位讲解员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枪声一响,一开始杀戳和被杀,人就被改变了,战争的双方都一样。局势也就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难以控制。例如,在南北战争中,战场上的双方士兵常常补给不足,双方也就都有饿得骨瘦如柴的战俘。在主要战场的南方,平民遭遇北方军队抢劫的情况也很多。双方在后期甚至都出现过“督战队”,即向自己一方的逃兵开枪,等等。所有这些战争阴暗面和细节,都在战后,随着战争的书信集日记集,逐渐变成一本本历史书,出版并且公诸于世。
  不仅是纪念馆,这里的战争回忆录,和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回忆录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这里所发生的内战,就比其它地方的内战流了更多的血;也并不是这里的内战,就更不人道。只是,这里的人放下武器的时候,比其它一些地方的人们更快地意识到,他们原来都是父子兄弟。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样的宗教,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当他们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他们从战争的魔魇中醒来,自己被自己的行为震慑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最自然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吗?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样一种自发的,出自人性本能的对于内战的反省,其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胆敢试图用武力去解决国内问题,不论他是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人们普遍理解,他们的先辈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许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这样一场内战。可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不论是谁,都很难避免在历史上定位成为一个罪人的结局。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又“进化”了一步。
  你一定还记得,在南方向塞姆特堡开出第一炮的时候,南方和北方,还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是,战争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制造仇恨。那么在战争制造了仇恨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办?当时,林肯总统已经被暗杀,按照宪法,由他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他的位置。在这个时期,几乎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最为恶劣的一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再也没有出现过哪个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国会法案被总统否决,又有如此之多总统否决后的提案,重新又以绝对多数被国会强行通过。所以,当你听到,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式由国会对总统提出弹劾,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充满矛盾的反映。
  在战前,是南北对峙的矛盾,在南方“邦联”成立的时候,南方的国会议员们就都离开美国国会,回到南方自己的“邦联”议会去了。美国国会里只剩下了北方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北方议员的国会,和林肯的副总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历史上国会与总统最尖锐的矛盾呢?
  战争过去了,北方胜利了。在战争后期,这个胜利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根据战场形势,林肯总统对于胜利前景,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可是,“战胜”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问题又解决到什么地步呢?尽管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作了一个战争的目标切换,可是,他应该明白,战争的实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这场战争就是用武力把逃离美国的南方,押回了联邦。即使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实质就是北方用枪逼着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统一到美国主流的制度和观念上。
  在奴隶制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自从它的建国者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建国理想,到这个时候,北方和南方似乎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它们的结局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北方,人们逐步通过辩论,唤起大多数人的人性觉醒,最后白人自己立法,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应该说是“有利可图”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或失去了一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传统的财产”。从立法通过起,所有的人遵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加强了民众对于契约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立法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反省和认识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所得到的成果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因此,这样的矛盾是一个自然化解的过程,虽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人们对于种族的偏见依然存在,但这是另一个认识过程的开始。这个新的过程站在一个可靠的起点上。你可以因此而预期到,后面的这一个认识提升过程,也会是平稳的渐进的,相对顺利的。
  那么,在这样一场林肯总统所领导的革命性的变革之后,南方又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这要从南方原来的社会状况谈起了。是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只有百分之五的白人是拥有奴隶的,只有百分之一的白人是拥有百名奴隶以上的真正大奴隶主。可是,当时南方的白人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并不存在那些百分之一的大奴隶主专制的问题。奴隶主虽少,维持奴隶制却是当时大多数南方白人的意愿,尤其是在极端南方更是如此。这些白人,用我们习惯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局限和教育程度低下所造成极端的种族偏见,一方面也是这样的制度维持了一个有等级的,稳定安全的保守社会。你不要以为当时的美国南方只是不喜欢黑人,其实他们更不喜欢时髦的,流动状态的,一天一个“主义”的北方白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和来自欧洲的白人新移民。他们不要什么新奇的花样。就这么按照原来的样子过着挺好,主人象个主人的样子,仆人象个仆人的样子,奴隶也象个奴隶的样子。
  当种族偏见和狭窄保守结合在一起,极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就是要反对废奴,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奴隶。极端南方是一个很有自己主意的民主社会。所以,他们当初要提出离开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极端南方的几个州,和美国精神主流的风格和社会诉求确实相去甚远。所谓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意思,它只是一个由大多数人在决定风格的一个社会。这些人的认识水平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不论奴隶制是多么不人道,在这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说到这里,你一定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枪炮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可是,这正是林肯总统和北方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南方押回来以后,怎么办?它是回来了,可是在实质上,它还是南方“邦联”,不是美国。因此,在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上,北方产生了巨大分歧。国会以强硬派为多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时北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持强硬观点。国会议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一般来说,在美国最能反映民意的就是国会了。当然,国会议员来自不同地区,所以他们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民意,国会本身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南方议员在战前就全部离开了。国会也就第一次有了相对一致的条件。可是,林肯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温和立场上。
  林肯总统显然没有在战前预料到,南北战争将是这样一场持久残酷的战争。开战以前,他曾经尝试了一次强硬的态度,于是有了这场战争。所以在战后,也许对于林肯总统来说,更简单的做法还是强硬到底。可是看上去,林肯虽然已经无法改变南北战争这个现实,他却显然不想在战后继续用刺刀对付南方。战争结束之前,北方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很大分歧。强硬派的出发点是复杂的,这里有对于积聚了战争仇恨的南方力量的忧虑,有对于“叛乱方”是否会卷土重来的担心,也有对于战后南方的黑人处境的关怀。而采取强硬立场的依据,就是战争本身造成的非常状态。美国是一个强调理性的国家,而战争本身是一个无理可讲的非常状态。既然已经连打仗了,在战后再持续“非常” 一段,似乎也应该可以接受了。
  可是,林肯总统却坚持要善待战后的南方,以林肯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南方表示愿意回到美国的前提下,让南方在立法上完成废奴,然后,对南方不作任何追究。逐渐把南方还给南方人,尽快回到战前美国的正常状态。
  两派观点的对立非常严重,以致于今天美国的史学界还普遍有一种讲法,就是,在林肯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之后,真正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南方,而是北方极端的强硬派。因为林肯总统显然在北方民众中,有他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假如他要坚持一个温和做法的话,推行的可能性显然就要大的多。而现在,温和派等于是大旗被砍,群龙无首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点不起眼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顶上林肯的总统职位之后,不但坚持了林肯对南方的温和态度,而且在做法上出乎意外的当机立断。在他上台之后,趁着国会休会期间,断然推行温和的战后措施。例如,在效忠美国的誓言之下,对南方所有的叛乱参与者不予追究,而且依然具有公民权。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具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在这一时期,南方各州几乎都有了总统临时任命的州长,州议会也都废除了原来战前退出美国的宣言,并作出了废奴的决议。当年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温和的结果是,南北战争结束只有六个多月,在新一届的美国国会选举之后,当初南方“邦联”的副总统,就是我提到过的,战前林肯总统给他写信的那个亚力山大·斯第芬,已经作为南方国会议员团的代表,带了一群“昔日叛军”的新议员们,重返美国国会了。北方的国会议员们普遍不能咽下这口气去。尽管国会多数成员和总统一样,同属共和党,可是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以强硬派为主的国会与温和派的总统几乎是对着干的。国会开始一系列的立法,推行他们对南方的强硬做法,比如说,由联邦军队进驻,把整个南方划为几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名司令员,参与一定的政府管理,有一点半军管的味道,实行宵禁等措施。就在这一时期,国会还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一般来说,人们提到这个宪法修正案,首先注意到的是,就是这条法案历史性地确立黑人的公民权。至此以后,黑人的公民权问题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了。这确实非常重要。你从我以前的信里,已经非常熟悉了美国的常态运作方式,从此以后,在进一步解决种族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精神主流再要向前推进的话,就有了扎实的宪法基础。平等自由原则在各个不同种族的实行,有了本质性的进步。
  然而,人们在提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时候,常常忽略它的后半部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后半部分的历史重要性远不能和它的前半部分相比。那只是一个战后的措施,时间性非常强。战后的重建时期一过,这条修正案的后半部分就随着它的历史时效的过去,自动走入历史,不再起作用了。可是在当时,这是强硬派的国会与总统对着干的一个重要法案。因为宪法修正案后半部分规定,凡是曾经宣誓拥护宪法,后来又从事反叛的,均不得再进入国会,竞选总统,以及担任联邦或州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在当时,第十四修正案这半部分所引起的震撼并不比前半部分小。因为,这等于是剥夺了南方最主要一批精英的公职权和部分公民权利。
  由于对于处理战后南方问题这样两种态度的存在,使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重建,经历了一些摇摆。可是,我们看到,不论温和也罢,强硬也罢,如果相对于其它国家发生的各种内战,它的处理方式和结果,都是不可思议的。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出现对失败一方的任何惩罚行为。即使是所谓强硬派,没有镇压和清算“叛军”和“叛国贼”,更不要说因此产生的大规模错杀了。
  两种不同态度的争执,引起了不同的“南方重建”措施。普遍认为,强硬的国会一方更为关注黑人的利益,而温和派则有“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之嫌。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有时会感到疑惑。我怀疑的并不是国会所代表的多数北方民众,对于南方黑人处境的深切关怀,因为事实上,这样的关怀完全符合北方一贯表现的对于黑人的同情,符合他们历来的人道诉求,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说是林肯的后任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类似奴隶主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我想也不能说就没有可能,因为对黑人有偏见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可是如果说,作为坚定温和派的林肯总统,坚持他善待的主张也是为了 “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我是不大相信的。我所疑惑的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两个方面态度的主观意愿的话,到底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对于历史进步是事实上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我还得想一想再给你聊。今天就先写到这儿。

  祝
好!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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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10-2009 16:02:5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有一个梦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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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走出战争的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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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兄:你好!
  谢谢你很快就来信。你说对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这一段历史不太熟悉,对于美国人如何处理内战后的局面,也确实很想了解,因为无论摊在哪儿,这都是个难题。
  在给你发出上一封信以后,我又琢磨了很久,我不想对于这段历史作出什么评判,我只觉得,这段历史这样走过来也是必然的。在美国这个国家,它只能这样走。为什么呢?因为这符合美国的一贯逻辑。
  战争的状态往往是由战争机器本身在操纵的,往往会失去人对它的控制。可是,战后的处理是人的理性应该足以能够控制的。如果处理失当,很难为自己真正地找到开脱借口。你已经知道,南方的奴隶制是从殖民时期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在南北战争之前,它没有如北方一样自行废奴,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人性的醒悟。而这场战争对于南方人又有保卫家园的意味,因此,更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搞一场清肃“叛乱者”运动的话,一失控,可以对南方造成伤害不亚于另一场战争的灾难。
  就象我在上封信对你讲到的,南北战争一结束,这里的人首先意识到的是内战带来的悲剧性。因此,要在战后对南方进行一场彻底镇压,且不谈能否做到,就是在北方民众中,都是根本通不过的。所以,当时战后北方以总统和国会所代表的温和与强硬态度,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相对于其它一些国家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应该说都是相当温和的。他们的区别,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南方被一场战争“押回”美国之后,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真正造成一个地区历史进步的,是对于人性的醒悟,这不是由枪在面前逼着能够完成的。在人道理解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社会的整体冲突。在这一点上,南方当初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就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尚不属于同一个国家。而美国基于它的传统,在战后既不可能持续以武力或强权解决问题,例如北方彻底接管和统治南方;更不可能以恐怖威胁彻底吓服南方,例如,以镇压的方式,在战后再来一场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杀戳和关押。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采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南方,有一点在美国几乎是肯定的,就是早早晚晚,最后你还是要把南方还给南方人。这里还将是一个自治的区域。
  持有强硬态度的国会,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认为不能就“这样”把南方 “还出去”。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战后对南方有一个临时的“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试图扶植起一批与北方观点相同的州政府来。然后,把政权转移给这些扶植起来的州政府,接着就可以比较放心地离开“重建”以后的南方了。这就是那几大军区的“半军管时期”的来历。
  可是,这种做法成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南方彻底建立专制强权的政府。因为南方社会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的观念没有变化,如果再加上战争积聚起来的仇恨,南方原有的一些理性也被迫后退了。那么,不论你扶植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开放实行民主选举的第一天,选出来的就肯定还是南方人观点的州政府。因此,根本不在于出于什么样的良好愿望,而是愿望是否真的就能够实现。也许,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被暗杀之前,想过的问题。
  在战后国会第一次复会的时候,就基本逐步推翻了温和派总统的做法。国会主持的南方重建时期,采取了半军管的强硬措施。并且在这些强硬措施的支持下,选出了黑人议员。最关键的是,强烈的不满在南方是存在于整个白人民众之中。而刚刚从奴隶状态出来的黑人,还处于被北方来的官员强行扶持的阶段。强硬派所推行的措施,不论其用心如何良苦,却不免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南方人不仅失去家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战争中失去。原来由奴隶制支撑的庄园经济也不可能恢复,一半以上的庄园和设备基本上全毁。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四分之一的白人青壮年死在战场上,活着的人又失去了他们原来所习惯了的自治。战争和战后的南方,不论其原因和合理性如何,事实表现出来的,都是在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非逻辑的,毁约性的,原来的制度之外的非常状态。
  在国会强硬派主持的重建时期,在来自北方的半军管之下,非理性的状态无可避免。大量处理失当的状况在南方发生。最典型的就是对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的私产处理。
  李将军的岳父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领养的孙子,他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庄园,距离华盛顿故居不远。他把庄园留给了女儿,并且指定由女婿罗伯特.李经营。那是一个经营有序,非常美丽的庄园。战争一开始,那里就成为最危险的战区。李将军立即让夫人离开家,向安全地带撤离。战争中,这个庄园一度成为北军指挥部。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以该庄园主人几年未交税为由,要没收这份财产。李将军的夫人闻讯立即表示愿意立即补交由于战争中断的税款。可是,联邦政府坚持要求庄园主人亲自前来交税才能算数。当时战火尚未平息,李夫人根本不可能前往。于是,联邦政府就这样借口没收了这个庄园。这就是今天美国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也许,在别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可以没收“敌产”。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历来尊重个人,尊重私人产权的国家,即使在战争状态下,即使制造了借口,这样一个政府对于私产的没收,都根本无法被接受。因为这已经完全出了美国的逻辑。虽然这发生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可是,联邦政府对于这份私产的蛮横处理,依然在所有的历史书中受到指责。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虽然是联邦政府的产业,可是在公墓中还是建立了一个李将军的博物馆,也向人们如实地讲述这段历史。
  南方平民也在这段非常时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刺杀林肯的凶手在逃亡途中受伤,曾经向一名不知情的医生求治。后来这名医生受到无辜关押。这名医生直到一百年以后,才得以洗清冤情。今天,他的冤狱故事也在他当年被关押的监狱向游人讲述。
  也许,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内战之后,相对于其它一些地方,美国对于战后南方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温和。但是,美国是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人民习惯于按照契约行事,对于契约逻辑之外的任何不公正都没有容忍度。所以南方的状态就显得格外危险。
  原来的渠道,例如南方的民众呼声通过他们的议员在体制内的表达等等,被切断了。自治的传统被停止了。不论这些南方民众的观点是多么错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希望也被拦截了。同时,在战争威力下的强行废奴刚刚实现,立即就推出黑人参政,也使南方人担心将要长久地被北方与黑人联合的政府所统治。更何况,战争所积聚的仇恨还没有化解。于是,这个时候的美国南方,开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无序,非理性,甚至大量民众暴力的局面。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手段,内战使得人们习惯于采用非常手段。以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非常时期,又是一种心理突破。这也给南方“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心理上的“非法合理性”。著名的三K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我们所知道的三K党,是完全针对黑人的一个恐怖组织。实际上,三K党三起三落,组织上越来越分散,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三K党和各个地区的三K党情况都很不相同。例如,在犹他州,第二次复活的三K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击犹他州的主要教派摩门教。可是,在该州第三次复活的三K党,其多数成员就都是摩门教教徒了。越到后来,三K党越缺少组织性。有着各种目标的恐怖小团体,都会称自己是三K党。而现在的三K党,其暴力的成分已经减到最低,有的甚至根本不搞暴力活动,只是一些崇尚“白人至上主义” 的小团体而已。但是,三K党的起源确实就在南北战争之后“重建时期”的南方。最初, KKK只是田纳西州一个小镇的六个青年人随便叫出来的。
  这六个年轻人在战争中都参加过南军,当时是1865年底,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来自战争的仇恨还没有平复,南方又处于联邦军队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当时夜晚实行宵禁,他们就偏在夜晚出来,骑在马上呼啸而过,以示不满。“三K党”是中文翻译成这样,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成立一个政党的意思。KKK是三个希腊字母。用几个希腊字母作为小团体的名称,这是美国大学里至今还盛行的兄弟会的典型做法。我们附近的一个大学有一条小路,路两边的建筑物上,都有几个大大的希腊字母,都是大学生兄弟会的所在。这六个年轻人天天玩在一起,根据以前在学校时的传统,就给自己也起了一个兄弟会的名字。前两个K,是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小圈子”,而最后一个由K起头的希腊字完全是为了再凑个K,叫起来顺口。那白色的尖顶斗篷也是他们弄出来的,用来在夜晚吓人。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年轻人发泄不满的胡闹。可是,在当时的南方气氛下,立即有人学样,迅速传开。
  在南方,越来越多的人称自己是KKK。但是迅速超越了年轻人胡闹的范围,他们开始涉及政治性的反抗,例如以恐怖活动恐吓进入联邦扶植的议会的南方人,不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并且开始以暴力发泄他们无处发泄的愤懑。黑人也很快成为他们恐吓和攻击的目标。KKK最终成为一个秘密的恐怖组织。并且有了一个以前南军名叫佛瑞斯特的将军,成为他们的头头。
  总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能是各种历史选择中的一个结果。其它的道路既然没有被选中,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如果是其它走法的话,将会走出什么样的结果来。就看到的这一段历史路径来说,我们只能说,国会强硬派最大的功绩是,他们通过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强行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有关确认黑人公民权的条款。这给此后黑人真正获得民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然而,从这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来说,它还只是仅仅反映了美国的精神主流,即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北方,这都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假如早个十年二十年,即使是在北方,除了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黑人的公民权问题,还远不是如废奴一样容易被民众普遍接受的。
  所以,这一条宪法修正案对于南方,在理性认识的程度上来看,几乎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这条修正案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南方又一次与这样的进步脱节。南方的民众根本没有这样一条法律的认识基础。非常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南方州政府纷纷通过州一级的法令,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法典”,定出了不少侵犯黑人公民权的限制。美国战后的实际状况和南北战争之前有着颇为相似的地方,就是南北双方在认识上的严重脱节。就象在美国建国之后,北方自动废奴而南方利用法律给予的缓冲期以及自治权,竭力拖延奴隶制的寿命一样,现在的南方也试图用一切方式,抵制第十四修正案在南方的实行,并且抑制黑人地位在南方的上升。
  但是,作为南方的“重建”达到的效果来说,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说,国会派的强硬措施就一定比温和派的效果更好。最终,在军管之下,南方类似KKK这样的脱序行为越演越烈,涉及的民众面越来越广。关键是,在美国,不可能永远由外来的力量统治一个地区。地方政府必须是由地方民意产生。因此,后来所发生的,联邦所扶植的州政府最后落到“南方人”的手里,联邦军队终于退出,达成妥协,把南方依然还给南方人,等等,这一切在美国都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在强硬派被迫这样做的时候,局面至少不比当初一开始就按照林肯所设计的温和做法,达成的结果更好。我已经说过,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一开始就采取林肯的做法,南方的民众暴力是否会发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在强硬派推行了他们的做法之后,他们原先的计划几乎是全盘失败的。他们交出去的那个“南方”,远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重建”之后的模样。南方还是南方。
  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假如没有这场南北战争和此后的“半军管”,南方的奴隶制如果按照“体制内”的推动,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南北双方通过不同方式“解决”奴隶问题,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北方在执行废除奴隶制之后,虽然依然存在种族问题,但是,黑人地位的提升以及不同种族文化的融合,是逐步的,也是自然推进的。没有出现强行种族隔离这样的异常现象,更没有反复地出现大规模的,以种族为原因的民众暴力。
  而原来南方反奴隶制的进步力量和理性的力量,都在一场战争和此后的“重建”中,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这样一股对于南方的醒悟非常重要的力量,不是象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那样,莫名其妙地由于战争而被卷进漩涡不能自拔,就是在“重建”时被联邦扶植而尴尬地落入一个出卖南方利益的形象。而他们以前还有可能在南方起到的作用,现在,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说什么也没人信了。原来有关奴隶及种族问题的人性和道德的劝说,都在南方一片焦黑的家园和死去的无数年轻人面前,无法开口。北方可以高举神圣的“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帜去牺牲,南方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北方人为了给黑人自由,却杀死无数无辜的南方白人青年。战争一起,人道的逻辑就混乱了,双方原来的对话基础完全消失。南方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变得一边倒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的南方在理性上呈现了一个巨大的倒退。
  林肯总统对于战争主题的切换,还使得南方有一种挨了打还“有口难辩”的感觉。黑人也就成为北方“打得有理”的间接原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奴隶制以战争方式在南方解决以后,与废奴后的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开始了战后长达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几度出现针对黑人的民众性的排斥,恐吓甚至暴力。这些情况是在奴隶制时代都不曾出现的。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因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即使南北战争中所支付的六十万生命统统不算的话,在渐进推动和战争速决两种废奴方式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使得黑人支付更小的代价,哪一种方式可以使南方更早进入真正的人性醒悟,迈出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一步。
  第一次KKK的兴起,经历了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它作为一个组织是在1869年宣布解散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头头,那名前南军将军佛瑞斯特,发现这个组织一到下面就根本失控,越来越多的有违法倾向的人自称是他们的成员,暴力事件也在增多。终于使他感到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因此自动宣布解散。在他宣布解散之后,KKK就基本作鸟兽散了。这也是美国的民间团体的特点,它是没有什么严密组织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把它译成“三K党”,因为一方面它实在不是一个政党,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泛”,也非常“滥”的概念,松散而无约束。在KKK第一次发展起来的时候,大概是最象一个组织了,因为都在南方,地域集中,诉求也相似。此后几十年后,重新出来的KKK,地域分散,诉求也变得五花八门了。现代的KKK更是另有一套,这些待我以后再慢慢给你聊吧。
  在佛瑞斯特将军宣布解散KKK之后,一些残余的成员就星散在各地继续活动,但是大势已去,人数也已经不多。而这些不肯罢休的家伙,往往是最没有脑子,无法无天的。两年之后,当时的葛兰特总统,就是当初接受李将军和南军投降的那位前北军司令官,以总统身份要求非法组织成员放下武装并且自行解散。然后,有数百名违法的残余KKK成员被捕,KKK的第一次兴起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数量如此庞大的KKK迅速消散和南方联邦军队开始撤军,南方州政府逐步交还南方人,几乎处于同步的时间。一种张力极大的压力和抗拒的缓释,大概也是KKK能够突然散伙的外部原因之一。
  在南方“还给南方”之后,南北战争之前那种“一国两制”的局面又恢复了。这并不是说,南方重新恢复了奴隶制,而是南北两方重新出现了原来在种族问题上的道德对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面貌的完全不同。南北之间差异之大,完全不亚于战争之前。而且,也还是极端南方表现得最严重。有些情况甚至比在南北战争之前更为糟糕。就是内战本身和KKK四年的风行,使得南方的民众原有的法治概念被毁坏,对于暴力行为的心理障碍被突破,暴民行为被普遍接受。黑人落入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和恐惧之中。
  你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黑人的处境比在奴隶状态时还要差呢?因为,在奴隶制时代,百分之九十五的南方白人并不是奴隶主,他们会歧视黑人,可是却没有任何原因导致他们仇恨黑人,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情黑人的。至于奴隶主,除了极少数虐待狂之外,不会刻意伤害自己的黑奴。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奴隶当时的地位几乎等同于牛马。活象庄稼汉对待自己家的牲口一样,他不会把“牲口”当 “人”,可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拥有这些奴隶的人会尽量保持他们的体力。所以,当时南方贫穷的白人短工,都普遍抱怨雇主把他们使唤得比奴隶还苦,因为奴隶是自己的 “财产”,而雇来的白人短工是干完就走的。
  可是,当南方的奴隶被一场战争解放之后,几乎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至少把一部分战争积聚的仇恨,转移到了黑人身上。不仅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把战争目标转向“解放奴隶”之后,使得南方的黑人成为北军攻打南方的一个正当理由,而且有十几万被北军攻陷地区的黑人,加入北军参与了攻打南方的战斗。当战争结束,黑人不仅被解放,而且取得公民权。由于黑人的人数在南方并不少,因此,也使白人感到潜在的威胁。当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北方佬”走掉之后,黑人显然成为南方白人眼里唯一的异己分子和对立面,再加上战争遗恨和极端的种族歧视,每当类似KKK这样的暴民兴起,南方的黑人很容易成为袭击的目标。
  在南北战争之前,黑人在南方普遍拥有自己的教堂,也有一定数量的获得自由身份的黑人。可是,没有什么民众袭击黑人的情况。可是在战后,暴民一起,就大肆焚烧黑人教堂,袭击黑人住宅,对黑人处以私刑。使得黑人经常处于一波一波的恐怖浪潮之中。南方的奴隶制是被废除了,可是,如果说,一个地区的真正进步,可以用普遍的人道标准去衡量的话,南方在经历一场战争之后,假如不说它是倒退了的话,至少民众对于人性的认识和理解,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然而,由于美国在整体上根深蒂固的契约文化,在经历长久的“重建”,南方终于又重新回到南方手里之后,从整体来说,南方还是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回到了原来他们在美国整个制度中的运作方式。包括南方和北方的整个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原来被战争所毁坏的契约社会的状态。这一机制的修复,我想,才是林肯总统对于战后南方重建的主要着重点:如果在大的框架上,处于一种非契约性的,非常态的,或者说失控的状态,那么,你也许可能强行建立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但是从长久来看,麻烦可就大了。且不说成果能否守住,接下来大家都以非常状态当作常态,失去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此后可能就是一场革命接一场革命,也可能就是一场混乱接一场混乱,永无宁日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林肯总统,在他的“解放奴隶公告”中,提出的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我同时在此嘱咐上述获得自由的人们,除了必要的自卫,应当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了合理的工资而忠诚地从事工作。”
  同时,如果着眼于大家都回到原来的契约社会,恢复原有的游戏规则,那么,林肯和他的副总统对于保留南方精英阶层的主张还是明智的。因为这一个阶层是南方仅存的理性,如果南方失去这一个阶层,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陷于暴民统治,根本拒绝再回到原来的框架中,这样,南方的倒退会更为可怕。
  南方在恢复自治以后,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它回到了这个制度原来的运作中,就是南方接受了国会通过的几个有关废奴和黑人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尽管这不是南方多数民众所赞同的,但是,只要通过这些修正案的程序是合法的,是在国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的,南方就承认了这是一个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
  在南方重新自治以后,南方各州确实在种族问题上搞了各种地方法,以最大的可能抑制黑人地位的上升,甚至象防范洪水猛兽一样,竭力抵挡种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但是,南方的这些地方立法,毕竟是在试图钻一些法律的漏洞。它还是承认宪法,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对南方的地方法有司法复审权,承认原来美国的体制的。这样,一切又回到非常类似南北战争前的情况。南北双方开始遵循游戏规则,开始各种司法挑战,开始在立法上“寸土必争”。但是,这时,对话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双方回到了有规范的基础上。也许,就象当初南方的废奴一样,需要北方非常吃力地逐步推进种族融合,但是,推进的可能性毕竟出现了。
  在南北战争之后,由于南方建立的种族隔离地方法,引起的最著名的一个案子,就是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布莱西案了。这个案子发生在1892年6月7日,布莱西是一个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公民,他是一个有着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八分之七白人血统的混血儿。他在东路易斯安那铁道公司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火车票,从新奥尔良前往科温登。布莱西进入客车以后,就在标明是白人的车厢里,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显然,在外观上能够看出他有黑人血统,因此,列车员要求他离开白人车厢,他拒绝了。一番争执之后,警察不仅强迫他离开该车厢,并且以违反该州法律为由,将他逮捕起诉。
  那么,布莱西违反的一条什么样的法律呢?这就是当时在南方各州相当普遍的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州法律。
  在布莱西案发生的两年之前,1890年7月1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州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要求所有属于该州的铁路公司,必须在营运的时候,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提供两节以上车厢,它的要求是平等的,但是却是按肤色分离的。如果只有一节车厢,则要求按上诉原则划分隔离的车厢。但是,城市的公共交通,如公共汽车电车之类,不受这条法案的管辖。
  它的意思是,如果火车有一等车厢,那么,有一节白人的一等车厢,就必须有一节有色人种的一等车厢,以此类推。然而,不同种族的人的座位与车厢不能互窜。这样,白人有一等车厢的座位,黑人就也有一等车厢的座位。你说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是反过来白人也不能去坐黑人的座位。所以,这就叫平等的,但是,是分离的。如果有人违反,该法案也授权执法人员有权干涉。所以,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布莱西是否违法,而在于这条地方法是否违宪。
  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立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南北战争和象KK K这样的大规模反制度的状况之后,真正危险的是双方从此不认游戏规则。对法律“钻空子”是不可怕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法律。而法律本身的完善就是一个被“挑战” 而发现漏洞,然后补漏洞的过程。当然,法律本身依然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你也发现了,这个引发布莱西案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钻漏洞”的立法。它的关键就是仔细考虑了宪法和有关法律,然后,在“分离并且平等”上面做文章。
  布莱西不服,在一级级的上诉之后,这个案子在最后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并不是对这个案子本身重新审理。一些细节是不在最高法院的裁定范围内的,比如说,有关布莱西的种族归属的裁定。决定一个混血儿的种族归属,这是每个州自己立法决定的,与联邦法无关。最高法院所必须审定的,是路易斯安那州所制定的这条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地方法,是否“违宪”。如果这条“种族隔离”的地方法违宪,那么,布莱西自然就胜了。可是,如果这条地方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布莱西就必须受到这条地方法的约束,不论听起来这是多么错误。他必须等待一个法律上的突破,等待人们从历史局限中走出来。
  我在前几封信里曾经提到过在南北战争之前,最高法院在判“斯高特案”的时候,曾经确认过“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你也许还记得,这个讲法来自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当然,在“独立宣言”中,这一用词只是为了解释,当时的北美殖民地为什么要从英国“分离”出去变成美国。可是,自从赞成种族隔离的人们(也有很多黑人持这样的观点),把“独立宣言”的“分离并且平等”的说法,移植到处理种族相处的问题上,就使得种族隔离不仅可以合法化,而且,使得“种族隔离”也就不象“奴隶制”那样,有明显和强烈的道德疑问。这也是种族隔离的状况在美国南方得以如此长久持续的原因之一。
  所以,中文本的美国“独立宣言”将原文的“分离且平等”译作“独立和平等”的时候,就使中国的读者失去了原来的线索去理解美国南方长期种族隔离何以存在的法理和道德依据。
  这一次的布莱西案,应该说,论美国的总体状况,已经和当年的斯高特案大不相同。因为在最高法院判决斯高特案的时候,即使在北方,都有大量反对奴隶制的民众,赞成把解放后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去,同样,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完全种族融合的社会。可是,当布莱西案发生的时候,不仅是已经打了一场南北战争,奴隶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不复存在,而且在北方,不同种族的进一步融合已经成为事实。黑人也已经由宪法确认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而且在北方,他们也事实上开始享有政治权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尽管黑人有了被选举权,却还不可能马上选出一个黑人市长来。可是,竞选的白人政治家们立即必须开始考虑黑人的利益,因为,黑人们的手里已经每人有了一张选票。
  可是,在布莱西案中,最高法院还是以七比一的投票结果,判布莱西败诉了。也许有人认定,这又是最高法院“站在白人种族主义的立场上”的结果。可是,我觉得,布莱西败诉的根本原因,就是“种族隔离法”死死咬住了“平等”二字。这使得最高法院即使想使它失效,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因为,按照制度的运作规则,最高法院只有 “司法复审权”,就是说,它只能根据宪法去衡量一个法律是否违宪,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是非标准等等,去给它下一个判定。它不能超出宪法的范围。因此,不要说这样的“种族隔离法”找不到“违宪”的依据,即使追踪到“独立宣言”的“平等自由”立国原则,追溯到自然法,你都一时很难说这个“种族隔离法”,到底犯了哪一份 “天条”。
  在反奴隶制的时代,人们在司法挑战的时候,虽然有碍于宪法中当初对于南方作出的妥协条款,屡屡遇到障碍,可是,奴隶制违反“独立宣言”中“平等自由”的立国原则,违反自然法的人道原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尽管人们知道那些“种族隔离法” 所依据的“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并不是“独立宣言”的真正原意,宣言中指的是国家之间的相处原则,讨论的并不是一码子事儿。但是,这样拐了弯的运用,当时的人们一时就是找不到毛病到底出在哪里。
  在南方的这些“种族隔离法”之下,南方的整个种族隔离时期,你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因为,那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平等”设立的。有白人的厕所,就有黑人的厕所;有白人的饭店,就有黑人的饭店;有白人的喝水器,就有黑人的喝水器,等等。甚至我还听说,在南方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就是马路的左一半是白人走的,而右一半是黑人走的,听上去象天方夜谭一样。可是,假如你指责这样法规不让黑人进白人饭店是种族歧视的话,你会发现很难提出责难,因为在这样的法规下,白人也同样不准进黑人的饭店,如果进去了也要受惩罚。因此,这看上去荒唐,可是却似乎不是“不公平” 和“不平等”。我相信连当时的许多北方人,看到南方出的这些“怪招”,都给“懵住” 了。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化解的招数。
  这时候,南方人振振有辞地说,这里是自由的,奴隶制反正是已经没有了。这里也是“平等”的,所有的公共设施白人有一份,黑人就也有一份,别说我们不让黑人用白人的设施,我们“平等”地也不让白人使用黑人的设施。如果当初你们指责我们有奴隶制,因而不符合作为美国的一部分的标准,那么今天,我们的一切都符合美国标准。唯一和你们“北方佬”不同的,就是我们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不同的种族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相互不要干扰,“分离并且平等”。
  你必须承认,这一招确实“聪明”,它因此帮助南方维护了近一百年的种族隔离,北方就是奈何它不得。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类的人性醒悟,从猿到人的过程是很难强制加速的。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在建国时宪法容许有废奴过渡期的时候,他们依然以自己的理性早早立法废奴。并且有大量白人民众,以各种方式投入帮助南方废奴的努力中,甚至有很多白人为黑人的自由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在“分离并且平等” 的原则并没有被否定的漫长岁月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也从没有利用这样的“合法原则”,采取种族隔离措施。因为这里的人们确实已经对人性醒悟到了这一步。
  然而对于南方来说,即使经历了无数外力的推动,它基本上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关系,依然处在一百年以前的状况,它在以一切可能抵挡历史潮流。美国拖着南方向前,拖得很吃力。
  我们在费城的一个黑人艺术博物馆,看到过一个黑人的摄影展。这位黑人摄影家是一直跟随本世纪初的一个黑人乐团,记录它的艺术生涯的。里面有一批照片,就是这些成功的黑人音乐家来到南方演出。照片中记录了他们遇到南方各种标明为只供黑人使用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只供黑人出入的大楼入口,只供黑人住的旅馆,等等。
  这些照片中的北方黑人音乐家们,在这些标明种族隔离的牌子面前,作出一些非常滑稽的姿势。在照片的说明中,这名摄影师说,他们当时遇到南方的种族隔离状况,感觉是荒诞的,他们有一种想调侃的冲动。可是,他们的感觉并不是愤怒,被羞辱,等等。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轻松的,没有这样一份沉重。他们来到南方,遇到这一切,就象是旅行到了一个遥远的奇怪的国度,那里实行一种奇怪的制度。所以他们更多的感觉竟是旅游者的新奇。从这些照片里,从这些来自纽约的黑人,在南方种族隔离牌子下,嘻笑的表情和滑稽的姿态中,我们最感性地体会到了当时美国的巨大差异。
  然而,北方又一次开始了当初向司法挑战的遥遥路途。只是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废奴,而是帮助南方的黑人真正得到平等和尊严。所幸的是,一场支付了六十万生命的内战,使美国人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再也不会用这种战争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分歧。在南北战争越出了美国原有行进轨道之后,又开始回到原来的,建立在共同契约之上的理性推进。
  那么,南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法,是不是真的就是“分离并且平等”的呢?当然不是。不论从感觉上,还是事实上,南方的种族隔离本身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南方的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一下子离开奴隶状态,并不是生活本身就有本质的改变的。在我们参观南方庄园的时候,看到过庄园主人在战后写的信,他不仅提到庄园毁坏的情况,还提到,原来离开的奴隶们,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以前,他们工作没有报酬,可是一切生活用品和吃住等等,都由主人供给。他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存方式,从来没有自己谋生的经验。现在,突然说是“自由”了,一开始根本不知所措。你只要想想,现代的大城市里人,乍一离开大锅饭都有很大的精神冲击,都有六神无主的感觉,何况一百三十年前的黑人奴隶呢?
  然后,就是黑人在南方非常漫长的贫困时期。在这样的前提下,黑人与白人当然是 “平等”不起来的。就说是公共设施吧,既然是贫穷的,黑人的厕所,车厢等等,也就会变得很脏。白人根本就不会愿意去黑人的地方,而黑人却是不能去白人的地方。心理上就是不平等的。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黑人普遍还处于贫困之中。他们从奴隶身份中走出来,就算是立即可以得到经济上发展的平等条件,他们要搞清楚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更何况,他们不但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基础,还与原来发展中的南方白人社会完全隔绝开来了。种族隔离肯定给黑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
  在政治上,南方也是不平等的。南方的黑人几乎不参加选举。一方面,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北方曾经强行扶持过黑人议员,使得当时KKK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恐吓黑人,阻止他们参与选举。由于黑人是少数,KKK却是代表着多数白人的秘密恐怖行为。因此,这样的恐吓相当有效。当北方的“联邦军管”一经撤销,南方黑人几乎就不再有什么政治权利。更何况,刚刚脱离奴隶状况的绝大多数的黑人,对选举也没有什么认识,他们还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要求。他们先想知道的,是离开了奴隶主的庄园以后,如何寻到一杯聊以糊口的羹汤。
  你也许会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北方呢?是的,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有许多南方的黑人去了北方。尤其是在北方工业开始发展,大城市开始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以后。当然,不论怎么说,整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对于黑人来说都是痛苦而艰难的。对于许多来到北方大城市就业的黑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离开乡村走向城市。他们只是由于生活逼迫而离开土地和家园,被迫接受钢铁与水泥的世界。当然,这是另一类的艰难开拓的故事了。在大城市里,他们毕竟和许多贫穷的白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新移民一样,有一个艰苦却是基本平等的历史了。
  然而,还是有许多黑人留在了南方。留下来的道理很简单,就象是今天的中国,有许多来自农村的民工怀着淘金梦来到大城市,可是,不论流传着多么动人的淘金故事,还是会有许多人留在原来的地方。越是闭塞的地方,留下来的越多。所以,在南方的深腹地,留下来的贫穷黑人也就更多。这些深腹地,甚至连当年北方为营救奴隶所建立的庞大“地下铁道”网络,都从来没有伸展到过这些地方。同时,胆大的,活泛的离开的机会就更多,而留下来的是更为沉默和认命的一群。
  南北战争本身和其后南方的一段经历,对于南方白人民众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教育。 KKK的第一次形成,尽管在四年以后彻底平息下去,可是,南方从此以后留下了这样一个民众暴力的种子。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南方人对南北战争的起因和结果普遍感到不平。而曾经一度风行的KKK,又使此后的南方人非常容易以民众暴力的形式,发泄他们的不满。极端南方原来就有私刑的情况,但在KKK盛行之后,被普及和放大了。由战争所形成的对于北方的敌视和排斥,又使得北方的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历程,更难对南方产生影响。
  在本世纪初,在KKK消声匿迹近五十年后,又由于一个14岁的白人女孩被强奸致死的刑事案而再度复活。事情的发生与黑人完全没有关系,当时被审判认定有罪的是一个北方来的犹太人。当他在审判后被州长特赦原来的死刑,该为终生监禁之后,引发了一场民众暴乱。州长这样做本身并没有越权,是否应该特赦也是另外一回事。民众不满这个特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名罪犯是南方人讨厌的犹太人,而且又是个“北佬”。因此,这不但是案件本身所引发的怨恨,还纠结着南方长久以来的种族怨恨和对北方的怨恨。于是,又一次发生了自南北战争以来,南方多次发生的私刑。一群暴民冲入监狱,抢出犯人,把他吊死了。
  两个月以后,在佐治亚州,参与该事件的一班人聚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石头山,决定成立一个男性白人组织,以维护种族优越地位为目标。这一次他们登记了一个合法民众团体,他们自己觉得,他们的诉求与当年的KKK一脉相承,所以起名为KKK骑士。在英语中,“骑士”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K,所以,这个组织的名字实际上叫KKKK,如果按老规矩翻译的话,就应该是四K党了。这个组织本身和南北战争之后,几十年前的那个KKK,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由于他们在种族问题观点上的一致,以及他们也采用与 KKK类似的恐怖活动,如披白色斗篷,烧十字架,甚至对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攻击和处以私刑等等。所以,人们习惯把他们看作一回事,也习惯还是称他们为KKK。译成中文时就往往还是称他们是三K党。
  这一次的KKK的复活迅速席卷南方,并且在北方都引起呼应。不仅反映了南方长期种族隔离之后,种族之间的隔阂与敌意进一步加深,也反应了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在北方也同样时时产生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相处的困惑和矛盾。KKK的第二次兴起,表现了这种矛盾在美国曾经是多么尖锐。各种各样的人跑出来宣称他们是KKK,有的是反天主教的,有的是反摩门教的,有的是反犹太人的,有的是反移民的,在南方最主要的就是反黑人的。
  我以前跟你聊起过,“种族文化大熔炉”之类的说法听上去是简单的,甚至给予远距离观望的人一种审美上的幻觉。然而,生活在现实中的“大熔炉”里,却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美国人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种族冲突和文化碰撞,才艰难地走到拥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和认识的。在北方,尽管有着反奴隶制的人道认识和传统,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奴隶制消失之后,人们就能够顺利地面对种族融合的生活,因为这是另一个社会课题。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宗教差异依然存在,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异所形成的社会焦灼,冲突和不安定,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更何况,这里的人们习惯于自由表达,因此,矛盾也就会很容易地就浮到面层,并且在民众中扩展开来。
  我们在翻看美国历史的时候发现,在与种族相关的问题上,美国在历史上遭遇的一些困惑和今天的状况有十分近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活在这样一个“大熔炉”里头,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看上去,一时三刻的好象还解决不了。但是我也发现,从总体来说,美国人对待这些类似问题的态度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所面对的,可能还是一百年前同样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差异,可是,多元文化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必须尊重异己文化的社会风尚亦已基本形成。因此,如何去处理由同样的问题引起的社会困惑,其基本出发点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本世纪初,面对这样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你会看到华盛顿市中心KKK全副白色斗篷的盛大游行,但是,今天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终点时,面对同样的问题,再去看美国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种种讨论的基调,已经全然不同了。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确实是在进步的。而当你再回过头来细查问题本身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你才会体会到这种进步是多么地不容易。这留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还是这种进步在这个制度下是如何被推动的。
  所以我想,我还是先回到南方的状况。虽然当时北方也发生的种族相处的问题,然而北方的问题再大,也还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它是复杂的,也因为它与今天的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我想把它留到后面,在聊到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的时候,再谈这个问题。
  而南方是不同的,南方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一种极端的状态。黑白种族的彻底隔离,使得他们相互之间越发格格不入和难以理解。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在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友好的,有存在障碍的,也有相互敌视的,但是他们是有交往的。即使发生的问题,也多是在交往中产生的问题。可是在南方,情况就大不相同。相互之间几乎都会把对方看作是一种“另类动物”,一种与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危险的“另类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方,在对待异族的问题上,作为整体的人,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在倒退。因为能够唤醒人性的同情心,被这种把异族当作“异类”的心态严重地侵蚀了。在漫长的隔离之后,矛盾变得无法调和。
  在查阅当时的一些资料时,我们发现,kkk经常有烧十字架之类的恐吓活动。但是,私刑等于是谋杀,谋杀事件却并不是普遍的。而这一类的情况,常常都是由涉及黑人嫌犯的刑事案件所引发。一旦引发,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袭击黑人的事件。
  尚且不谈这些以黑人为嫌疑犯的刑事案件,其被告是否真的有罪,因为在民众暴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经历一个公平的审判。很多案件已经永远无法找出真相。我们所注意到是,以这样的刑事案件在南方作为引发白人民众暴乱的诱因,是强有力的。长期的隔离,使得南方的白人对于异族犯罪的敏感程度,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事实上,由于这种状态,南方黑人的犯罪率在当时远比北方为低,可是南方的人们对于异族犯罪却几乎没有什么心理承受能力。
  所以,在KKK第二次兴起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尽管北方的KKK在数量上虽然远不如南方,可是,似乎是南方的这股子邪劲儿也扩展到了北方。好象在种族问题上,不仅原来北方在解放奴隶和此后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的力量没有向南方推进,反而是南方悠久的种族问题扩展到了北方。美国似乎是在那个年代整个地倒退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会发现当时南方和北方的种族问题的实质仍是完全不同的。
  南方在持续它原来的历史问题。黑人在南方一开始是奴隶,在奴隶制刚刚结束的时候,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漫长的种族隔离,继而产生了深豁一般的种族心理隔阂。而南方又一次KKK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延续。然而,北方也发生的KKK呼应,却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的开端。因为,北方已经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融合社会,以白人为主的文化,开始受到多种文化的挑战,在工业开始发展的“转型期”的社会,各色人等都有可能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一试身手,少数民族及新移民的犯罪率也与日具升。这些都会引起原来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的困惑,更引起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教育的白人出于本能直觉的不满。你知道历史上美国的KKK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参加的吗?都是一些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的工人和农民。
  因此,在本世纪初,南方的KKK是一个南方种族隔离,种族隔阂历史的延续,而北方的KKK的起步,却是一个平等自由的种族融合共存社会中,文化冲突的第一次强烈反映,这种冲突至今尚存,没有完全解决。
  我记得第一次给你写信聊美国的时候,就先聊的是一个“移民和种族融合生活的大背景”,并且提到,美国给一个背景如此复杂的社会提供一个大的“自由实验室”,是多么的“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特殊移民背景和自由的状态,它在历史上确实有过比其它国家都严重得多的特殊问题,而且至今问题不断。
  在我们阅读美国历史的时候,真正吸引我们的,恰恰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里,在各种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这个制度是如何在一点一点起作用,如何理性地,尽可能坚持它的原则地,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推动社会进步,使得它原来的目标能够逐步实现,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人道的国家。这样一个社会的理性轨迹是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如果没有经历那么多的问题的挑战和检验,如果这里始终是“天下太平”,那么,这个制度或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只是一个“世外桃源”的特例而已。
  由于KKK本身的暴力倾向的渐失人心,和它的一些主要头头的违法行为的被揭露,也由于大萧条年代的来临,这一波的KKK又在经历鼎盛期的发展之后,一下子退到底谷。南北双方依然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之中。正因为北方的种族问题更具有“现代”社会问题的意味,因此,我们还是先跟踪尚未解决历史结症的南方的种族隔离,看看这个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