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 BBS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查看: 1059|回复: 0

范子英 石慧: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

[复制链接]
发表于 11-23-2013 20: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此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2期。发表时删节较多,此处有一个全文的版本http://www.flcds.fudan.edu.cn/us ... /20131010095812.pdf

注: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次事件对于后来的制度有何影响,我想此文算是初步的一个探索。


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

范子英 石慧

摘要: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主要发生在产粮区—四川、安徽、河南,既有的研究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如城市偏向假说、政治激进和政治理性等。本文发现1958年两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工业“大跃进”和同期实行的粮食“包干制”。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包干制诱导粮食主产区在正常年份通过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当面临1959和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时,拘于政策惯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些地区遭受饥荒的冲击也越大。在利用党员比重和“放卫星”数量控制了激进政策后,本文证实了上述假说,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地区的粮食销售也越多,对本地粮食的征购也越彻底,进而死亡率也越高,并且这些效应在饥荒年份更加明显。

关键词:饥荒  粮食包干制  大跃进

一、引 言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饥荒,例如苏联在1932-1933年的饥荒中损失了320万人口,朝鲜1992-1995年的饥荒造成100多万的人口损失(Vallin et at., 2002; ó Gráda, 2007)。中国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统计资料显示1961年的人口总数相对于1959年减少了1348万,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估计这次饥荒有近300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Ashton et al., 1984),如果加上未出生或推迟出生的人口,损失的总人口将超过6000万,如此规模巨大的饥荒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而也被称为最惨重的一次饥荒(Sen, 1999)。

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饥荒相比,这次饥荒的特殊之处并不是巨大的人口损失规模[ii],而是饥荒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按照曹树基(2005)的计算,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这五个省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和高达2296万,占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71%,众所周知的是,这几个省份都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其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7.1%(1957年),四川更是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在这些地区发生饥荒实在难以理解。即使考虑到当年的天气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粮食减产,一些研究也发现粮食产出与饥荒之间有负向关系。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省份的非粮食作物越多的话,饥荒的影响越小,这说明种植粮食的地区经历了更严重的饥荒;Meng等(2010)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她们分别计算了每年的死亡率和粮食产出的相关系数,发现两者在正常年份并无显著的关系,但在饥荒开始的1959年则显示非常显著的负向关系,拘于难以理解的原因,她们称这种负向关系为“逆转效应”(reversal)。

既有的研究都无法解释为何大饥荒会发生在粮食主产区。一个直观的现象是在1959年征了“过头粮”,当年的粮食征购高达1348亿斤粮食,[iii]占全部粮食产出的40%,征购后的农村剩余粮食不足,饥荒便在这些地区爆发了(Berstein, 1984)。但高征购与饥荒之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逻辑,一些研究试图探讨高征购的原因。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是政治激进,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地方官员都积极向新政权表忠心,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党员越少、解放越晚的地区往往都是新区,其表忠心的动机更强烈,因而政策更激进,高征购的现象更严重(Yang, 1996; Kung and Lin, 2003)。第二种观点是政治理性,认为当时中央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是粮食征购,因而那些级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地方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更加激进,超额征收粮食的现象更普遍,以此来获得政治晋升(Kung and Chen, 2011)。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即在高征购的同时,粮食的销售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1959年的粮食征购水平为历史最高,但同期的粮食销售量也达到1014亿斤,扣除掉当年的粮食出口,结转库存仅为28亿斤,与1957年相差无几,因而粮食需求的增长才是这些地区高征购的直接原因。Lin和Yang(2000)的研究是唯一从粮食需求角度解释饥荒的,他们认为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需要,粮食的分配存在“城市偏向”,因而城市人口决定了征购水平,但是从图1可以看出,当1960年国家大幅度削减粮食征购时,城市人口数量并没有同比例下降,即使是考虑到粮食进出口,当年可用于销售的粮食也比1958年少,这说明如果1960年之后的低征购可以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需要,那么城市偏向假说就无法解释之前的高征购,因而城市偏向所产生的粮食需求并不足以解释1958-1960年的高征购。并且,这些研究还忽视了一个特征事实,即在粮食主产区提高征购量的同时,粮食的跨省调拨却保持相对的稳定,[iv]这说明新征购的粮食都被用于本地消费。但为何产粮区的粮食需求在1958年会急剧增加、进而导致了产粮区的饥荒?这一现象重要却没有被研究过。

我们在本文重新梳理了“二五”时期的相关政策,发现有两个重要的政策变化被既有的研究忽略了,而这两个政策对于粮食主产区的饥荒至关重要。第一个政策是工业“大跃进”,1958年的“赶英超美”全面提升了工业发展速度,发展速度的加快意味着积累率的提高,积累率的提高意味着需要从农村转移更多的资源(Li and Yang, 2005),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农村资源—粮食,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中给出了微观证据,证明“过度赶超”的工业化战略是如何增加对粮食的需求,进而不得不提高对粮食的征购量。第二个政策是粮食“包干制”,1958年中央政府第一次试行对地方放权,其中就包括粮食管理权限,粮食“包干制”规定各地的发展用粮由地方解决,中央不再负责解决地方新增的粮食缺口,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地方发展重工业的积极性,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必须通过提高对本地粮食的征购来发展本地的工业,而无法从其他地方调入粮食来解决本地的粮食需求。在这两个政策的影响下,粮食主产区由于可以征购更多的粮食,其发展地方工业的空间也更大,即使是在1959和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也在利用粮食的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v]进而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我们在后文利用1954-1966年的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是需求而非制度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统购统销制度和大跃进背景的回顾;第三部分阐述工业“大跃进”是如何增加粮食需求的,以及地方政府在粮食包干制下的反应,并提出了本文的假说;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当时的政治制度在哪一方面激励了地方政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

……


六、结 论

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主要发生在河南、四川和安徽这样的产粮大省,这一直是该类研究重点关注却未能解决的难题。本文重新回顾了“二五”时期的相关政策,发现以往文献上默认“二五”政策是“一五”政策的延续是错误的,其中以粮食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关键。1958年将粮食集中管理改为粮食包干制,加上同期的工业大跃进,这两者对粮食主产区的饥荒至关重要,工业大跃进催生了粮食需求,在粮食包干制的约束下,那些发展越快的地区不得不提高对本地粮食的征购来解决需求,当面临1959年的粮食减产的冲击时,这些地区的饥荒也更加严重。重工业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饥荒年份的死亡率上升0.5‰左右,考虑到当时各地非常激进的政策,我们分别以党员比例和农业高产卫星来代理激进程度,工业化对死亡率的正效应依然非常稳健。并且当考虑到工业化对饥荒的影响时,粮食产量与饥荒之间的逆转效应就消失了,这也说明粮食主产区的饥荒与当地的工业发展紧密相关。过度赶超的工业战略解释了饥荒期间死亡率上升幅度的61.3%。

虽然有很多文献强调工业发展过快对饥荒的影响(Li and Yang, 2005),但并没有具体探讨为何工业发展与本地的饥荒有直接联系。本文在实证上验证了工业发展对饥荒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当重工业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人均粮食销售需求会增加0.7斤,在正常年份这种粮食需求会通过从外地调入粮食解决,但在饥荒年份由于粮食包干制的影响,这种需求直接使得本地的人均粮食征购量增加1.8斤,工业发展引致的粮食需求解释了高征购的71.2%。因而主要是需求导致了高征购,进而诱发了饥荒,高征购与激进政策没有因果关联。

另外,本文发现政治理性在这次饥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级别越低的地方领导在发展工业方面更为激进,以此来获得政治晋升。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当时领导人面临的难题,新中国在1958年开始试行第一次行政性分权,虽然由于将权力过度下放,导致了地方不切实际的投资冲动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不过这次改革试验为后来的分权化改革积累了经验,决策层意识到将政治晋升与发展目标进行绑定能够强化地方的激励,这一治理模式也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大跃进的失败也成为中央向下级政府“分权的底限”(王绍光,1997)。


不同的研究利用的数据和方法相差较大,导致最终估计的人口损失规模在1650万至4300之间变动(Coale, 1981; Aird, 1982; Ashton, 1984; Peng, 1987; Becker, 1996)。

[ii] 虽然中国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绝对规模是最大的,但相对规模(即超额死亡率)仅为4%-5%,远低于1846年爱尔兰大饥荒(12%)和1975年的柬埔寨饥荒(11%)(ó Gráda, 2007)。

[iii] 此为原粮,即未经过初加工的粮食,原粮与贸易粮之间的折算比率为82%-84%(刘愿,2010)。

[iv] 实际上,这一现象也与上述研究的推论相悖。政治激进和政治理性都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地区重新分配粮食,将产粮区的粮食转移到粮食短缺的地区,这样才会要求产粮区提高粮食征购水平,并以此考核地方官员;城市偏向则认为大城市的需求(如北京、上海和天津)构成了高征购的原因。因而,这些假说都会有一个推论,即粮食跨省调拨会随着征购量上升。

[v] 这种高征购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一是信息不对称,即地方领导不清楚基层的粮食产量;二是政治氛围的影响,由于征购量都是年初制定的,即使地方领导知道粮食减产,也不可能更改初始的征购任务。一、引 言





在1953年开始进行集权化管理后,就不断有地方领导人向中央抱怨“统的太死”,于是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第五条就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指出“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这种分权化的思想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得到应用。见薄一波,第489页。


不同的研究利用的数据和方法相差较大,导致最终估计的人口损失规模在1650万至4300之间变动(Coale, 1981; Aird, 1982; Ashton, 1984; Peng, 1987; Becker, 1996)。

[ii] 虽然中国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绝对规模是最大的,但相对规模(即超额死亡率)仅为4%-5%,远低于1846年爱尔兰大饥荒(12%)和1975年的柬埔寨饥荒(11%)(ó Gráda, 2007)。

[iii] 此为原粮,即未经过初加工的粮食,原粮与贸易粮之间的折算比率为82%-84%(刘愿,2010)。

[iv] 实际上,这一现象也与上述研究的推论相悖。政治激进和政治理性都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地区重新分配粮食,将产粮区的粮食转移到粮食短缺的地区,这样才会要求产粮区提高粮食征购水平,并以此考核地方官员;城市偏向则认为大城市的需求(如北京、上海和天津)构成了高征购的原因。因而,这些假说都会有一个推论,即粮食跨省调拨会随着征购量上升。

[v] 这种高征购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一是信息不对称,即地方领导不清楚基层的粮食产量;二是政治氛围的影响,由于征购量都是年初制定的,即使地方领导知道粮食减产,也不可能更改初始的征购任务。


全文附件:

9159_1_paper.pdf (1.12 MB, 下载次数: 0)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