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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风雪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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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11-2013 01:2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裴毅然:风雪兴安岭
发布时间:2013-12-06 10:20 作者:裴毅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0470次
   进 山  (之一)

       进山



  每人总有几个终生难忘的日子。1970年12月25日,便是我们那一列车杭州知青的“日子”。几个月前,刚在钱塘江边白塔车站送走一位伙伴,他插队于乌苏里江边的饶河农村,当了反修前线的农民兼民兵,拍了挎枪照寄回来。现在,轮到全家来送我。刚满16周岁的我坐在闹哄哄的知青专列上,胸佩“上山下乡”光荣证,硬没有一丝丝光荣感。这车知青之所以“走到一起来了”,除了上山下乡大气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编制工人,初薪45块!

  后来,偶然得知这列火车大都是“可教育好子女”——家庭出身大多为佳,不是伪军官、伪职员,便是地主、右派、走资派。包括后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其父王平夷乃文革前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一起,打为走资派。1967年初,省人民大会堂开批斗“二王”大会。那会儿,学校停课,闲来无事,家离大会堂又近,批斗大会大概嫌与会“革命群众”不够多,敞门迎客,本人小萝卜头跑进去看热闹。只见这位前杭州“刺史”穿着军棉大衣,与市长王子达一起低头站在台上。没想到,他儿子竟也落难与我为伍。本人小学三年级就半懂不懂开始看“封资修”古典小说,心里瞬转一念:会不会又是一齣落难公子的故事?

  “阳光之下无新事”,老话一点不错。这位落难的“红色贵族”公子,文革尚未结束,就已度过难期。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陪同游览杭州西湖。是晚,周恩来接见浙江省市领导,点名要见王平夷遗孀肖冰。这位《杭州日报》前总编还蹲在牛棚,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匆匆赶到杭州饭店(周恩来下榻处)。周恩来问肖冰有何要求,肖冰说有一子在大兴安岭,身边无子女照顾。周恩来当场写条,着令浙江省内务局(即人事局)解决王国平调杭。尽管落实周恩来手令遭遇浙江文革派的一些阻力,王国平1973年还是办回杭州。此时,他已入党、提干——大兴安岭呼中区筑路一处二连副连长。能从气候恶劣、伙食极差的原始森林调回杭州,“地狱”升入天堂,我辈寒门子弟那个艳羡!用杭州话来说:“人家种草(出身)不一样!”王回杭后,不是组织安排工作,而是问他想干什么?他说要读书。于是,先进厂,后上学——合肥工大。1983年组建“第三梯队”,33岁的王国平首批入选,从桐庐县团委书记一直升至杭州市委书记,真正子承父业。

  再说“知青专列”,一路得避让所有常班列车,足足走了五天五夜。一车知青在硬木椅上坐得东倒西歪鬼哭狼嚎。此前,一车小嘎子大多没坐过火车,对出远门还充满玫瑰幻想。这回,一个个对火车可是有了深刻的“本质认识”。后来,每年探亲回杭,一再领教“中国特色”火车——超员满满的车厢、扒窗式上下车、憋尿憋屎的必备硬功。从大兴安岭腹地碧水小站至杭州,倒车四~五次,四天三夜。从浪漫向往到见火车就怕,成了赴疆知青的集体病。本人至今仍一见火车就犯怵,一长串“恐怖记忆”。每次经过上海老北站,都会浮起知青扛包拎袋赶车的场景,本人至少二十次在这里北上南下。

  过了嫩江,大兴安岭渐渐逼近,车厢里空气逐渐凝重,笑闹打趣声渐弱渐停,一张张青春稚气的脸庞肃穆紧张起来,窗外越来越荒凉了。过了大杨树,过了加格达奇,过了林海,荒凉寂静的大兴安岭终于一览无余肃立窗外,我一下子明白了王维名句“空山不见人”。终点到了,火车再也无法开了。碧水——大兴安岭南麓最尽头的森林小站。天空中飞舞着雪花,才下午三点多,太阳就下山了。女生们再也忍不住了,集体放声痛哭,男生们一片沉默。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会给我们这些小嘎子45块初薪!

  旅行还未结束,从车站到筑路二连的驻地还远着呢。拉人的“大板有限”,只得用拉货的“翻斗”拉人。要命的是跑了一半没公路了,翻斗车一起一伏歪歪扭扭开在冻白道上。冻白道乃林中伐去树木的冬季便道,未有任何修筑,车开多了,便成了道。从筑路一处到二连驻地,不到10公里,翻斗起伏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因颠簸过大,我连粮袋带人一起滑落车下。司机急忙停车:“咋掉下来了?妈呀,吓死我了!”我一点没事,跳起身帮着往车上掀回粮袋,再爬上车后找地方坐稳。驶抵二连,已20点多了。密林深处几幢鬼火隐隐的帐篷,老工人都睡了。摸黑中胡乱吃了第一顿高粱米土豆干,未洗未涮,两人并用一条老工人腾出来的被窝(行李还在车站),和衣躺下。刚拉过棉被,一股扑鼻的黑酸臭味,无奈睏乏之至,啥啥都顾不得了,妈妈的立即睡去。第二天起来,天哪,什么被子哟,被头黑得可刮下一层腻子,起码一年没洗了。原来人可以睡在这么脏的被子里,这条被子成为印象最深的“接受再教育第一课”。

  我在筑路二连干了四年半,几乎干遍所有工种:跑腿的通信员、修桥涵的小木工、上土方的大力工、上夜班的烧炉工,还做过豆腐倌。“师傅”只教我一遍点卤水,第二遍便“满师”了。几天豆腐做下来,竟琢磨出点卤水的门道,拿捏住最关键的分寸。筑路队整年蹲老林子,没路的地方我们去,筑完路自己可无法享用,立即搬场。因交通不便,全年基本吃不上新鲜蔬菜,夏天就指着豆腐“撑市面”。本人做的那爿豆腐,乃是食堂卖得最快的菜。全连都说我的豆腐不老不嫩,十分可口,南方还吃不上纯黄豆做的豆腐呢!拉磨的小毛驴与我特亲,每天清晨,它会在帐篷外十分准确地轻叩本人铺头,要我起床喂它。因无保温豆腐房,冬天一上冻,豆腐就做不成了。一则冬天要靠刨挖河冰取水,做豆腐用水量太大,供不起;二则没有暖房,磨出的豆浆立即冻在磨上了。冬天,全连人只能啃吃土豆干、脱水菜,吃得北方汉叫,南方娃跳,没有一个不想家的。筑路队冬天活少,俗称“猫冬”,轻闲赚工资,但大家还是盼着开春,活路虽重,毕竟能吃上豆腐,偶而还能吃上山外运进来的新鲜菜!没有任何其他副食,顿顿大馇子、窝窝头,高粱米就算好东西了,一个月才一斤大米。真正叫吃得“鬼哭狼嚎”。

  1971年,全国大备战。冬晨六点半,天还墨墨黑呢,连长就钻进帐篷掀被窝催床,招呼出操。偏偏烧炉工小魏技术不行,炉子经常熄火。帐篷易建,便于筑路队搬家,但保暖性极差,炉子一熄火,室温骤降,一个个蜷在被窝里当“团长”,连长还来掀被窝,真当恨不得一脚踢过去!介介早爬起来寻死啊!每天干活都已经吃力煞嘞,定额都完不成,大清老早还不放过我们?!啥格基干民兵训练,又没枪的啰!黑咕咙咚围着巴掌大的空地跑步,一二一!一二三四!有啥用场?苏联佬儿真当打过来,我们又刮不着碰不到,人家坦克难道会傻乎乎开到大兴安岭腹地来?就算真当开过来,一枝枪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老毛子打?

  1973年后,劳命伤体的晨操终于停止,大概干部们也觉得呒啥意思,实属白搭精力的瞎起蹦,也可能上面有指示,总算饶了我们。我那会儿想:如果我是老毛子司令官,只消派一支部队拿下加格达奇或大杨树,掐住这条惟一交通线,根本不用进山清剿,山沟里这点中国人就全给收拾了。我打定小九九:战争一爆发,不管三七二十一,丢下铺盖,跳上火车逃到山外再说。就是不通车,步行也要走出加格达奇,揣张地图沿甘河逃出绝地。甘河直通嫩江。只要到了四通八达的嫩江,就什么都好办了。

  深山里的政治

  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第一课。第一次全连大会,认识了两位“现反”——上海知青顾逸波、佳木斯知青孙刚。他俩臂膀上佩戴着“人尽可斗”的白箍箍。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们“反”在何处?2000年12月25日,“筑路一处知青30周年”杭州聚会,顾逸波从上海赶来,我问起案由,他仍不好意思,说是中学里犯了点事,校方便将材料寄给筑路一处,从此罪名缠身。前些年,顾逸波作古,佳木斯孙刚更如断云飞絮,久失联系,已无法真正了解两人冤案成因了。幸好,本人从未对他俩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一则自己成份不佳,背脊骨本身不硬,出于“阶级本能”有所同情;二则人类本性,人家都那么可怜了,何忍再去加踢一脚?本人一直觉得文革怪怪的,打心里就不认同他俩的“反革命”。

  顾逸波与我一起住后勤帐篷,关系不错,与孙刚则称得上朋友。他们是连里的“免费出气筒”,任何一位革命群众都可以向他们发泄“阶级怒火”。革命群众又都是20岁上下的楞头青,经文革薰陶,毫无人权意识,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九·一三”后,气氛松缓下来,对他俩的歧视趋弱。

  我的第一份差事是通信员,因普通话还可以,看起来还灵俐。每天上筑路一处求信,独自钻林往返三十余里。如有顺风车,自然“工作轻松”。筑路队活路繁重,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通信员,绝对俏活,八大员(计统调、施工员、卫生员、炊事员、材料员(仓库保管员)、通信员、理发员、饲养员)之一。半年以后,莫名其妙被“撤职”,下了工班。原来嫌我成份不佳,担心泄密。天晓得!深山老林一支小小筑路队,有什么机密?但阶级路线必须贯彻呀。力工班每天定额至少一个立方,土质稍松的地段,3~4立方,实在吃勿消。

  为挣表现,一位沪青大冬天出工前上河边学《毛选》。零下近50多度呵,太阳都还躲在被窝里,戴着皮手套都冷煞,居然还有这样的“学毛选积极分子”。真当学进去,算佩服他!如求清静,哪儿不能去?四周都是只有白雪没有声音的森林,干嘛专来河边采冰点?还不是全连早上洗脸都要到河边取冰,能被人看见!瞧他那双骨碌碌的眼睛──直朝连部帐篷看呢!

  1971年国庆节后,佳木斯知青孙塌鼻子探家归来,捎来惊人消息:林彪叛国了!孙塌鼻子还未走到连队,路上遇到我们木工班,他实在憋熬不住,或为显摆,他向我们“广播”了这则惊天新闻。木工班几个人都被震晕了,思维足足停顿十秒!不知谁喊了一声:“抓住这个反革命!”我跳将上去摁脖子扭胳膊,押着孙塌鼻子回连部。他指天划地:“真的!这是真的!佳木斯到处都是林彪叛国的大字报!山沟沟里就是啥啥不知道!”饶是他一再辩解,连首长仍认定他不是犯了精神病,就是故意散布“反革命谣言”,先关禁闭,以防“反谣”扩散。指导员警告我们几位:“不许瞎放‘小喇叭’!”几天后,来了官方消息,孙塌鼻子走出禁闭室,一脸冤枉:“还不信呢!林彪就是叛国了嘛!”可他不想想,“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陡然说他叛国,山里人谁能转过这个弯子?后来传达文件,知道“571工程”,大家都觉得毛主席那么英明,怎么会看错人?打倒一个刘少奇,又出一个林秃子,这文化大革命咋整的?咋越整越稀泞呢?

  1972年5月,力工八班放炮炸树墩,不慎引燃山火,整面山坡都烧起来了。全连急赴十多里外的火场。快到时,一位苏北籍女工排长学英雄状,奔上坡抱住一棵树,回身呼喊:“同志们!战友们!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像电影里一样。不久,她真拿到了党票。

  奔向火场的路上,我竖起耳朵听老工人传授经验:注意风向,不要被火包围;不能轻易撒尿,关键时刻“自来水”能派大用场。八班长“老久”乃第一肇事者,是他带领全班点的炮。“老久”乃小兴安岭老林工,深知森林火灾的利害,这把火真烧大了,要判刑的。快到火场时,“老久”跪地求雨,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真巧,天黑之前还真来了一场雨夹雪,火势旋得控制,只烧了一面山坡。我们全身浇得稀透,工作服、毛衣线裤、内衣内裤,从外到里彻底浇透。下午心急火燎赶上山,用力打火,全身汗湿,一场降雪又淋得浑身冰冷,还不能立即回驻地取暖,得听指挥部命令。晚上八时,才来撤退令。全连又冷又饿,但一路庆幸这场及时雪“赦免”了我们,否则山下增援队伍上来之前,至少还得坚持十多个小时。回程漆黑一片,走的是根本没路的“道影”(林中伐树后的道路初影),尖尖树茬不时戳穿胶鞋底,一脚高一脚低走了二个多小时,才回到驻地。第二天,全连90%发烧,停工一周。这把火烧得我对森林火灾有了感性认识,亲尝扑灭山火的艰苦。


  大兴安岭降雨量特少,每年不足400毫米,春秋季节极干燥,易燃点甚低,一旦起燃,扑灭难度甚大。1987年“五·六”大火,连烧27天,烧得那位前碧水林场场长高保兴(时任漠河县长)扬名全国,因为全城被烧,就高县长家那幢红砖房像珍贵文物一般矗立(县消防队重点保护),深深刺痛漠河全县人民。当年在碧水,和这位东北汉子喝过酒,至今还记得他长相。

       吃·拉·性(之二)

  最要命的“吃”

  大兴安岭只有90天无霜期(植物生长期),很难搞开垦耕植,夏季只能种点土豆、白菜。可我们进山时,尚属开发初期,筑路队又是开路先锋,所有的开垦耕植都得由我们去挖第一锄,隆冬季节全山冻得像一块硬石,一切后勤给养只能靠山外运进去。而所有进山食品必须防冻,鲜菜水果等不抗冻的东西便不可能“支援大兴安岭建设”。

  对南方知青来说,最大的问题便是餐餐顿顿都得吃粗粮,每月仅30%细粮,其中仅一斤大米,其余都是面粉;70%粗粮中,小米、高粱都算好东西了,“三年陈”的苞米面,那才叫吃得苦相摆出,真正鬼哭狼嚎。主食如此,副食更糟,南京干菜厂出的脱水白菜、土豆干是“主打部队”,餐餐顿顿,都是这两样老面孔。烧煮时又不起油锅,靠水硬煮,仅起锅时泼洒一点豆油,若遇油荒,连这点油都泼洒不上。几顿下来,没有不求饶的。但不吃东西怎么行?每天的活又那么重,再怎么也得硬撑着咽下几口。最初,还有家里带来的食物,一两周后,不得不完全与老工人“同吃”,真正体验“林区生活”。每次上食堂打饭时的复杂心情,至今丝丝清晰。夏天,偶而运来几筐黄瓜、茄子、鸡蛋,虽然最后几公里得大家去抬进来(筑路队永远享受不到公路的好处),全连仍然一片欢腾,那种喜悦才是真正从心底冒出来,盛大节日呵!

  这一段“兴安岭伙食”使我终身对“吃”特别敏感。四十岁后,我读了大量人物传记,“饮食”永远是我关注重点之一,尤其囚犯伙食。因为切身体验告诉我:第一需求的“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的情绪起伏,甚至直接影响人物对社会对世界的判断。

  1934年10月22日,团中央局宣传部长黄药眠(1903~1987)在上海被捕,获刑十年,投入南京“中央军人第一监狱。他详述狱中伙食:“早上吃稀饭,两条很短的咸菜;午饭同晚饭是吃米饭,那些米要嘛是很多沙子、谷粒,很粗糙,有时还有些发霉的气味,气色很难看,好象它也很不愿意给犯人们吃似的。菜,一年吃四种菜。冬天过了,天气转暖的时候,吃黄豆芽煮汤——清火;入夏以后,吃萝卜——解毒;秋天以后,就吃蚕豆——补气;到了冬天以后,就是吃烂白菜——准备过年。一个星期吃一次肉,每人只分给两块,其大小厚薄就象刮胡子的刀片,连吹口气都会起飞。”按规定,这所监狱的囚犯伙食等同于士兵。(黄药眠《经历∶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338、392)黄药眠对牢饭充满怨恨,详述食谱意在说明对犯人的虐待。但实话实说,比之我大兴安岭筑路队的伙食,实在可称上品。不说餐餐米饭,单单能吃上豆芽、萝卜、蚕豆、白菜,就掼我们好几条横马路了!一礼拜还有两片鲜肉,还不馋死美死?看来,比较总是相对的,得看参照的基点呵!

  后来,再得知纽伦堡纳粹战犯的伙食,更失衡了。这些纳粹顶级战犯,早餐热腾腾的咖啡、麦片粥,中午有肉菜、晚上炖土豆、面包和茶。(萧乾:《纽伦堡审战犯》,《萧乾全集》第三卷,第351页)。就是秦城监狱,林彪集团四虎将——黄吴李邱,中晚两餐两菜一汤,午餐米饭、晚餐面食,每周一顿菜肉饺子,半月一次小油饼;1977年春节后鸡蛋加青菜或煮菠菜的两菜一汤,就算“伙食质量明显下降”。1981年1月25日李作鹏领刑17年,“流放”太原,伙食标准每天一元,外加一磅牛奶,远远超过当年国民的平均水准。(《李作鹏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10年版,下册,页744、801。)

  在山里,罐头敞开供应,但价昂味次,1~3元/听。初食尚可,再吃无味,三吃必腻。本人至今见“罐”仍怵。原来,防腐剂虽防了腐也败坏了鲜度。那会儿,“嘴里淡出鸟来”,个个犹如饿虎。每年探亲,来不及到家,到了哈尔滨或天津,就有狠撮一顿的强烈愿望。1972年初,首次探家,我们碧水筑路二连一帮杭州知青在天津“登瀛楼”大吃一顿:天津对虾,拔丝桔子……外加啤酒。回家后,母亲见我饭量陡增,筷划带风,心疼万分:“饿狼一条,真饿坏了!”

  最无法接受的是不让南方知青“做小锅”。知青们从南方扛点大米咸肉,改善一下生活,谁都不妨不碍,差啥不让?我们本来就不是那儿人,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呀?可那会儿就偏偏不让,说是资产阶级作风,差啥不能和老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小锅就是搞特殊,嫌弃工人阶级,看不起俺们“肇州土垃垃”。所谓老工人,均为黑龙江“三肇”(肇州、肇东、肇源三县)民工,比我们早几年进山。于是,有一专用词:踢小锅。连排干部见了知青“做小锅”,像见了阶级敌人一样起恨。后来,南方知青集体抗暴——发出愤怒的吼声,头头们一则欺软怕硬,二则想想何必去管人家“吃什么”?

  集体生活,二三十人一顶帐篷,谁也无法暗吃独食。“三肇“老工人看到我们的“小锅”,再看看自己饭盒里的大馇子、窝窝头,心生不平也很正常。但你们吃不上大米咸肉,就要禁止我们吃嘛?这样的平均主义,不是很阴暗的“红眼病”么?南方娃已在此吃大苦,何苦再去管人家吃什么?

  也要命的“拉”

  在山里,排泄也甚令人挠头,类乎一项工程。冬天是屁股挨冻。先小心翼翼走进有边无顶的高脚茅棚,再仔细瞅一眼下面增速很快的屎柱,得防着戳顶屁股。夏天更麻烦,大得吓人的长腿蚊、一咬一大包的小咬、比扎针还痛的瞎儿蠓,原始森林的“基本特色”。办事得戴上蚊帽,必须速战速决,耽误不起的,谁都不敢慢工出细活。这方面养成的军人素质,自然天成,不用教不用练,环境是“最好的老师”。

  山里人都知道,林区最苦的是筑路队。采伐队好赖紧挨公路,交通便利,一猫腰搭个顺风车就可哧溜去山下火车站,家里托送一点食物十分方便。筑路队就惨了,专往没路的林子里钻,辛辛苦苦筑好路,只能留给采伐队享用。刚刚住习惯一个点,秋天就到了,年年搬家,一年比一年往山里搬,交通线越拉越长。林场采伐队能住木壳楞或马架子,年年抹泥,保暖多了,炉子灭了一下子还冷不下来。筑路队只能住易拆易搭的帐篷,炉子一灭立马成冰窖。森林调查队也钻林子住帐篷,但他们每年就几个月的夏活,整冬在山下猫着。有家属的老工人,家都安在山下,双层玻璃的砖房,火墙火坑,一个冬天都暖暖和和的。

  整体上,二连两位主要领导——于世福、王思信(后均升任区委书记),还算不错。老于头1998年7月24日病逝哈尔滨,闻讯在心里悼念过他。老于头有一则经典笑话:他明明不能生育,硬给整个全区“计划生育标兵”,大幅照片挂在区委楼前橱窗里。老于头没有孩子,但是不是一定不会生,还是故意编排他,无法考辨。但“计划生育标兵”则是真的,亲眼见到那排照片。王思信现居河南老家,曾电话“拜访”,寄去一些作品向他汇报。1978年10月离山前,最后一次回筑路一处,王思信时任一处书记,早晨邀我上家喝了一顿送行酒,炒了最高档的鸡蛋,感念至今。

  兴安岭的“性”

  一开始,筑路一处防患于未然,专门成立“尼姑连”——女子一连,驻地交通最方便,最靠近大队部。分开男女,意在防止麻烦的男女问题。可仅仅一年,“尼姑连”就撑不下去了。筑路队的放树、抬木、上楞、上土方,男人都不一定顶得下来,娇嫩的女学生怎么行呢?理论上的“半边天”,终究只能与男人同酬,无法与男性同工。无奈,只得打散女子连,分别插入“和尚连”。我们二连分到一个排(多为上海女知青)。女工排来的那天,全连男工一起出帐篷行注目礼,不时起哄一二、怪叫三四。

  女工排的到来,很怪的,男工们的言语文明起来,往日的粗野相对收敛。吃饭时都端着饭碗走出帐篷,有意无意往女帐篷瞟上几眼。尤其与女工们一起干活,前所未见的那个热乎劲儿。本人那时十七八岁,受的又是文革“无性教育”,尚不知人事,不知男女合编不仅符合生理结构,也吻合心理需要。干活上,女工可干一些轻俏活,如铺路面、搞检测、拾柴禾、帮帮厨、种种地、辅助男工上土方等。生活中,调节连队气氛,收效神奇。后来才知道:“男女搭配,工作不累”,还是重要原则呢。

  1972年,我们后勤班来了一位“犯错误干部”——三连长袁珍,生活错误,搞了人家东北女知青“唐大裤衩”。据说那晚他与“唐大裤衩”有约,可他摸黑进了女宿舍,因不熟悉地形摸错了床,那位姑娘惊叫起来,电灯一拉亮——东窗事发。那儿的条件也忒太艰苦,干点风流韵事,竟要如此冒险——只能在集体宿舍里进行。后勤班木工常朋久、大锯匠老孙头等与老袁头乃肇州老乡,常常拿他的错误打趣。某晚,这位前连长坐在坑上拍着裆部:“都他妈怨你!这个臭老二,都他妈是你惹的祸!你要是消停一点,不啥事儿都没了?”一帐篷人爆棚笑翻。我与这位“犯错误干部”相处甚洽,他好像很喜欢我,老说:“你这小伙儿咋长得这水灵!”“南方嘎子就他妈比咱北边强那么一疙瘩。”

  那时,本人对性十分陌生,感觉既丑又脏。1977年春,23周岁了,此时已“下山”,进了呼中镇第二小学。全校春游上山采果子,出校门不远,见一狗趴在另一条狗身上,随口问身边小蓝老师:“它们在干什么?”小蓝是东北姑娘,一脸嗔怪:“唉呀!你!” 她大概认为我在调戏她。其实,我真不知道两只狗在干什么。

  最有趣的是连里四位家属入岭寻夫,后勤班木工老常、大锯匠小田,瓦匠老孙头、卫生员陈广仁(佳木斯知青),四人媳妇先后上山,数小田媳妇最俊最年轻。当时,筑路一处尚未在山下建房,密林深处的二连里更没有“招待所”,四位家属只能合住一顶1/3帐篷,即长度只有正常帐篷的1/3。每家领地只有两床铺盖的宽度,中间用竹席遮挡一下,晚上绝对无法说悄悄话,这边喘一口气,隔席都听得煞煞灵清,什么都得“悄悄的,打枪的不要”。每天晚上,全连其他九幢帐篷近百号老少爷们儿,最得趣的话题就是:小帐篷里现在哪样?在干什么?四家八口,脸对脸、隔壁隔,咋整?起夜回来上错床,咋整?尽咸吃萝卜淡操心,操人家的心,解自己的馋。没想到,本人最初的“性教育”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总算知道男女在一起,会发生一点事,好像还不是什么好事。

  山里流谚:“一有权二有钱,三有听诊器,四有方向盘。”山里家家都得积攒过冬柴禾,非得靠车运输。司机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活俏”——穿得干净,又有技术,关键是“点头是票,刹车是站”。山里人可以不巴结区委书记、不在乎区长,但非得巴结司机,至少每年得靠他们往家里拉几趟柴禾。对知青来说,与司机相熟,可搭顺风车,那个感觉也很爽呵。如此这般,青年司机自然最得姑娘青睐。“四有”之中,南方知青一有勿有,靠什么去吸引人家姑娘?当然,如果那会儿知道我们能回城,行情肯定勿一样,但谁能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呢?那些年,南方知青在岭中整体行情甚低,加上南北隔阂,一般都是南方人找南方人。二连那排上海女知青,很快被“订购”一空,各花有主,几无剩留,最后还真出了好几对“二连夫妇”。



  1975年春,本人因杭州蔬菜公司党委书记(好友之父)的一封信,从山上筑路连队调至山下文宣队、呼中第二小学,由力工转为“文化人”。那几年,几位东北姑娘先后示好,几位大嫂一本正经要当“介绍人”,我小心躲闪摒挡。南方知青谁不想“孔雀东南飞”?谁愿在山里扎根一辈子?进山后,饶是“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也不敢在知青群中再散布“扎根论”,那几个“积极分子”也十分后悔了。本人如在山里成家,岂非永远回不来了?二小一位女青年教师半嗔半怪:“小裴,只要你想回去,就一定回得去!”

  工伤·酗酒·赌博·干仗(之三)

  特大工伤事故

  刘江湾乃连里“第二高干”,父母均为十三级,仅低于王国平的老爸老妈。1972年5月,他刚从杭州探家回来。那天,我们木工班与他们六班同车上山,颠簸的翻斗车里,他兴高采烈说着不久就要调回杭州,还说刚刚在杭州看了朝鲜影片《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一位从没见的胖姑娘——“六百个工分”。林彪事件后,老干部逐渐复出,刘江湾的父母官复原职。当时,有权没权,只要看看其子女在那里,便一目了然。

  中午,接我们回连吃饭的翻斗开上去了,木工班收拾好家伙在等车。突然,那辆翻斗急速开来,司机一脸惊惶失措,杭州知青楼大良在车上向我们急切摇手,示意不停车。等我们走了两公里回到驻地,指导员王思信脸色都变了,没头苍蝇一样在操场上跑来转去,六班出大事了!

  那天,六班的活儿是为翻斗取土场磞树桩,用炸药松开树根,以便推土机起草皮,然后才能用下面的土去铺垫路面。放完炸药点完捻,全班八人躲进下面涵洞数炮,数着数着,少了一炮。按林业部安全规定,24小时后才能排除哑炮。六班长佳木斯知青张俊峰,小兴安岭南岔来的老林工,不知怎么想的,说了一句“上去看看”,刘江湾、王栋樑及刚刚就业的一名东北小知青冲在最前面,嘴里还喊着“冲啊!杀啊!”一阵山风吹来,导火索复燃,哑炮骤响!刘江湾被飞石击穿腹肠,当场归西;小东北一条腿炸飞,无法止血死在下山的车上;上海知青王栋樑送到呼源区医院,截腿后因破伤风死去。当天下午,我参加现场拣拾遗物,一片血腥气,我从树梢上勾下小东北的“一只脚”—— 一只旧球鞋裹着的肉足。我真切感受到死亡之近。

  办丧事时,我奉命到“七公里半”大队部陪上海来的王栋樑父母。失子之痛,自不必说,王母哭着:“要是晓得这里介苦,随便哪能都勿会放伊来!侬介小,哪能也到这里来吃格种苦头?”十八岁的我不知如何回答王家妈妈。

  追悼会上,三位知青被追认“共青团员”。整理刘江湾遗物,他箱子里竟有几只避孕套。藏有这种东西,不但非常不革命,看来这小子已提前“做过人”了。知青们心情复杂,既有一点“那个”,又似乎为刘江湾高兴点什么。刘江湾等人的墓在大队部附近,那儿有一公墓群,虽然捞到土葬,但至少20年无人去祭扫了。抚恤金很低的,好像只有三五百块。2006年夏,我携妻儿与“魔鬼”、茂林、陈小荣等二连山友重回兴安岭,再去碧水筑路一处“七公里半”。完全不认识了,家属区的房舍都没有了,若无老主任王思信指点,根本无法辨认了。2004年筑路一处被裁撤,全区筑路队合并,驻扎呼源。全区山上已无正式居民点,区政府要求除少数检查站与自然保护区工作点,全体下山,上山干活专车送达,当天往返,毋须在山上设点。集居山下,既提高林区工人的生活质量,亦为防火。“七公里半”尚有几户不肯搬迁的“钉子户”,因了各种各样原委,拒迁山下,已断了电,还熬守山上。至于刘江湾等人的坟墓,荡然无存。据浙江老知青、区人大严副主任(女)介绍:1998年呼玛河发大水,冲走了“七公里半”的全部坟墓。刘江湾是真正“青山埋忠骨”了。

  工伤频发之因

  工伤频发,根源在于不遵守操作规定。林业部规定采伐必须间隔 70米,连里缩短至35米。实际采伐时,为赶进度,且刚入林区的新手根本就不知道树倒砸人的厉害,尤其不知大树还能刮带下小树,两名采伐手之间的距离往往不过10米。筑路一处年年都有工伤死人事件,以伐树砸人为主。老工人说这是山神要的祭品,每年少不了的。1970年底刚到那会儿,就听说一年还没出工伤,还没给山神“上供”,老工人心里都悬着,不知会轮到哪个晦气鬼儿?几天后,听说三连砸死一个女工,大家这才松一口气。这次发生这么一起特大事故,一次死仨,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估计山神今年不会再要我们“上供”了。

  大伤年年有,小伤三六九。一天,“小姑娘”邹一飞就差点被树压着,只差半米就让树梢给“拍”进去。不远处同时开锯的小吴子,所伐的那棵树没有“顺山倒”而是“横山倒”,等到那边叫起来,“小姑娘”撒腿再跑,已经来不及。幸好只是树梢刮了一下。不过,就这一下,已使他终身带伤,每逢阴湿天气,腰部的酸疼都会让他想起“那一下”。本人也有类似危险经历,也是只差几十厘米就光荣负伤了。

  工伤对男人来说是硬的,搁在明处;对女人来说,有可能是软的,掖着藏着在暗处。新林区女子架桥连许多女知青,或扛抬过重或冰水浸泡,不少失去生育功能。那位上了许多画报的女子架桥连指导员(上海知青),一路升上去,当了黑龙江省妇联主任,据说亦患此疾。林区架桥比采伐、筑路都活重,扛抬份量超过女性极限,加上机械化程度甚低,架桥所需整根原木,一群精壮男人都不一定抬得起来,架桥对女性来说,完全“性别不宜”。可是,为了那个“半边天”理论,为了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成果”,硬是标新立异,不顾女性生理局限,硬叫这个劲,硬搞起一个“女子架桥连”。真不知,这一“文革成果”能证明什么?能留下点什么?古人为赋新诗强说愁,今人却为要创新硬立异。

  酗酒·赌博·干仗

  十几岁的娃娃,从繁华沪杭来到只有几幢帐篷的原始森林,承受气候上干活上生活上的种种压力,不思乡不想家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吃这份大苦,有什么必要?意义何在?难道非此才能反修防修么?所谓的“阶级情”,抵得上家乡情、父母亲么?每晚,鬼火般摇曳的油灯下,一帐篷悲伤知青合唱“知青之歌”(套用《南京之歌》曲调),伤感、哀怨、迷惘、凄凉……多少人躲在被筒里偷哭。什么接受再教育,明明是进山当苦力。工资虽然比山外高一截,但生活条件这么苦,衣食住行样样要命,江浙农民都不愿来的“高寒禁区”呵!99.99%的知青都宁愿回城当学徒,宁愿只拿16块的月薪。我个人的意愿是:只要能回城,拉大粪车都干!每天清晨,山下小火车一叫,一山知青尽望乡。每个人心里都挂着一个沉重问号:真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了?青春就这么腐烂在山沟里了?那几个“上山下乡积极分子”,早已不好意思捋胳膊卷袖子呼口号了。因为,他们不仅很快发现广阔天地并非“大有前途”,而且自己的“积极”亦未得到任何实惠,他们也跟大家一样——最不值价的“南方嘎子”。

  1972年夏,二连一位杭州知青来了调令。连里严密封锁消息,因为此人名声不佳,有点不干不净的小动作。这么一位疲疲沓沓的污点人物都给办回去了,势必动摇全连“军心”。指导员十分慎重地交待我“押送”该人到大队部,必须“面交”人保股长。一路上,我还当真“执行任务”,看得很紧,生怕他跑掉。其实,我与这位老乡熟得很,小学中学每天必经他家青年路口摊档。父亲乃一家中型企业厂长,母亲摆一炒货摊,连里少数几个家庭出身不错的“红青”。他少年时代经常在摊上帮忙,几乎天天打照面。这次调令乃是其父手笔。路上,他再三向我解释:“我不会被抓进去的,我是调回杭州!”我哪里肯信,当然相信组织啦。“这小子,还在撒谎!”后来,探家回杭碰到他,他告诉我进了某厂,这才明白连里的“良苦用心”——担心他的回杭惹引全连沪杭知青思乡,更拴不住我们的心了。二连54名杭州男知青,除了此人调回、林某病退、王国平因周恩来手令办回,其余均熬到1979年大返城。本人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是年10月离山。

  林中生活极其单调,一年看不上几场电影,赌博成为无法避免的“主旋律”。受条件限制,没有麻将,只有扑克。一开始赌罐头,后来转为更方便的耍钱。久赌成精,我很快就熟悉了所有牌路——“三打一”、“十三道”、“争上游”、“四十分”。好几次,本人输欠百余元,幸好赢家没当真,没逼我还赌债,要不连探家的钱都没有了。入岭第二年,正式定为二级力工,月薪54块,似远高于沪杭青工。但岭中物价昂贵,加上不时“耍耍钱”,以及每年探亲,兴安岭知青的钱大都“铺了铁路”,剩不下什么钱。

  喝酒更是一门必修课。如果不喝酒,又能干什么?刚到那会儿,“魔鬼”周维平因心情郁闷,一气喝了两斤“二合一”(酒精兑水的最次劣质酒),两天两夜未醒,脚心涌出一块紫血泡。后来才知这是酒精急性中毒,如果抗不过来,“魔鬼”很可能就“永久中毒”了。入岭前,我毫无酒量,不久居然锻炼至白干半斤,一次喝了八两,脑子还清醒,却有了平生第一次“呕吐记录”。上海好汉施龙生赌酒皆精,豪爽仗义,且不恃强凌弱。知青大返城后,他因无法办“顶替”回沪,仍留岭中。一隆冬之夜,酒后回场,行至分岔处,逞强硬要抄小道,与惟一同伴分道,行至距离营地只剩一里多路,不胜酒力倒卧野外而冻死,最后时刻他还挣扎爬了一段,拖出一行雪印。那位走大路的酒伴,回住地后,也不胜酒力,倒头便睡,想不到龙生兄弟会“不行了”。

  有知青的地方,必有武斗,一则承接文革余绪,二则也缺乏文斗所需的知识修养。我连最大一次武斗发生于1973年初冬,两伙上海人打相打。上海好汉夏百川(外号夏伯阳)头被“绷开”,另一伙以“白发”为首的“七兄弟”,也有挂花的。起因很小,不值一提,居然以命相搏。知青们忍耐度都很低,一语不合,辄诉诸武力,群殴群斗。连里几位沪杭知青去蹲区看守所的“笆篱子”。杭州知青“魔鬼”讲义气,出手相帮夏百川一伙,蹲了八个月“笆篱子”。还有一位更长,一年多。

  上海知青老姚,身长一米八五,恃力拿了另一沪青老秦的板材,老秦追出去,两人在寂静的公路上打起来,无人劝架,也不知最后如何收的场。六班长张俊峰,杭州话学得极棒,人也长得贼精神,知青打架时吃误伤,鼻子挨了一斧头,落下“终身纪念”,不知近况如何?

  越落后的地方总是越推崇武力,谁有力气、谁能欺负人,谁就是老大,手下喽啰越多。本人属于“文化人”,弱小一族,能不被欺负就算祖上积德,决无欺负别人之可能。再说我也不屑于这种原始的争力斗武,打来打去有啥意义?能打斗出个啥来?为哥们义气挂彩,又没有抚恤金的。

  作为知青中的弱小者,那段岁月还有不少非常不愉快的记忆。本着与人为善,就不一一倾倒了,但点点滴滴在心头,本人也不可能忘掉遭受过的伤害。所谓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这种伤害,人际关系秩序化,行为分寸法律化。

  在山里,我吃过狍子肉、犴大犴(四不象)、野生鱼、黑瞎子肉。1972年国庆期间,一头犴大犴上了老常头的套,好几夜传来绝望吼叫。节后老常领头巡山溜套,那头可怜的犴大犴已被黑瞎子吃得只剩下一张皮四条腿。我们吭哧吭哧抬了四条腿回来,仍然很重。这头犴大犴,老常头说至少有600来斤,公的。来吃的那头黑瞎子个头也不小,吃完了还上附近河边喝水,犴大犴尸体与河边有一条熊走出的道。虽然我们拿了木工斧、小短刀,真要面对几百公斤的黑熊,谁怕谁呢?

  有一年,一头野狼想吃圈里小猪,刚下完崽的母猪拼死护崽,与孤狼恶斗半宿,狼没占到什么便宜。大兴安岭无霜期太短,植被稀疏,食草动物本身就少,食肉动物更稀少,但还是有黑熊与孤狼。

  告别兴安岭(之四)

   最初的自学

  筑路队只有过期报纸,最爱读《参考消息》,尤喜那里面文采飞扬的长句子,抄录下不少“好词佳句”。实在没读的,啃读了一遍《毛选》四卷,包括注释。筑路队的四年里,最主要的文化工程是抄了半本《唐诗三百首》,被常师傅(区党委委员)斥为:“净读封资修!”他责问我为什么不多读读“毛主席的书”?唐诗当然比《毛选》有意思,注释也很有嚼头,读起来很有滋味。这一阶段,我在书信中渐渐用上“好词佳句”,得到父亲鼓励。每年回杭,还能读到一些“不健康小说”。1975年,自学有了三项成绩:一、翻找字典的速率大幅提高;二、能够写一点不成调的五绝七律,懂得平仄格律;三、按当时的“主旋律”写了电影剧本《战斗并未结束》(遭全连嘲笑)。

  《杭州日报》副刊编辑毛英住在我家楼上,长女还是我中学同学,捧着剧本去请教。他看后有点惊讶,得知我只用了两周,鼓励了我几句。多年后,我才明白以当年水平,写剧本实属“贪大求洋”。最佳捷径实为写诗写散文,一则勤练笔,二则容易发表,可沾沾副刊编辑“近水楼台”的光。不过,这个报废剧本也不算完全白写,尝试大型题材后,自信大增。

  江河万里,其源也微;大鹏凌云,其初也弱。如果我也算一条小河,那么源头就是大兴安岭的呼玛河。如果没有风雪呼啸下那盏小油灯,没有那几年“失败的习作”,没有这点最初的小酵母,今生实无可能成为学人。

  1975年5月,靠一位发小父亲的“条子”调至山下。这位“贵人”乃杭州蔬菜公司党委苏书记。1974年,呼中区第四把手、主管文教、后勤的副主任张永泉到杭州商请支援蔬菜,发小父亲陪了张副主任一天,游西湖拜岳庙谒灵隐,1975年春节,我探亲回杭,当得知我就在呼中区,苏书记写了一条,请张副主任“多多关照”。回岭后,张副主任问我与苏书记的关系,我说了平生惟一一次谎:“舅舅。”张副主任问我想上哪儿,我说在杭州参加过中小学文宣队,他一张纸条将我借调到区文宣队。同年10月,全省调演结束,区文宣队解散,张副主任再安排我调入呼中二小。

  这次调动可是本人的重大转折点。首先,摆脱重体力劳动,晚上有了自修的精力;其次,有了电灯,拥有晚上自修的基本条件;同时,有了一群切磋学习心得的“同志”——中学的于学彬、文化馆的赵阳、团委的吴少红……从杭州带回两本西方学术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册)、柏拉图《理想国》。《国富论》对我影响极大,从中得知国民财富与地理、人口等条件的关系,明白了世界与社会的联系性。这一“发现”对我非同小可,从此很注意事物的关联性,即增强了思维的逻辑性。《理想国》不太看不懂,中学数学教师徐永裕(上海知青)亲切借走,屡催不还,直到离山,还是未还,拖欠至今。

  在山里,出席过一次“文学座谈会”。1977年春,《大兴安岭报》副刊编辑、地区群艺馆老孔,下基层找作者座谈,鼓励文学青年“踊跃投稿”。1976年9月《大兴安岭文艺》发表本人处女诗——《青春篇》,算是区里的“文学青年”,文教科通知我忝陪末座。四旬诗人编辑,刚在《诗刊》发了作品,大讲创作经验。说一首名诗描绘工人作家一夜伏写——清晨推门进去,作家伏桌而睡,烟缸升起最后一缕轻烟。他喷着唾沫:“这一缕轻烟,可了不得呵!”他还说“在毛泽东旗帜的褶皱里,集合着人民七亿,皱褶里,妙呵!”会后,我找到他们下榻的招待所,递上自己的诗歌,群艺馆老孔说我的诗有激情,预言好好努力,说不定会超过诗人编辑。第一次受专家鼓励,受宠若惊,一再表示不可能。我的谦逊是真诚的,窄浅的知识底盘使我不可能张开“想象的翅膀”。《大兴安岭文艺》那首“青春篇”,稚嫩不堪的“初级阶段”,呼喊式的“紧跟”,甚至有时髦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艺术上只会押押韵。

  无论如何,兴安岭的诗歌习作,打下极其重要的写作基础,成为最重要的“第一级台阶”。青年时代的志向乃人生发展不可或缺的初始动力,绝大多数“掉队者”都输在这一环节上。当年本人一无所有,只有这一点“志气”了。

  精简与高考

  1977年初,我被呼中二小精简了。别看吃粉笔灰的“孩子王”,很令山上知青眼热。林场、筑路队,露天作业,活路繁重,还有工伤之虞。学校毕竟干净文气,还能吃上区机关食堂(窝窝头也比山上好吃),不住帐篷住砖房,工资拿得差不多。那时教师没门槛,正科副科正股副股七大姨八大姑一个个塞进来,全区各校严重超编,不得不精简(跟现在机关一样)。可裁来裁去,只能裁没有根基的南方知青。论水平,被裁的四位南方知青要比东北老娘们儿高出大大一截,不少东北老娘们还是初小生。这次精简对我刺激甚深,极大激发了自强精神。此后两次高考、五次考研、五次考博,这次“被涮”一直是块磨刀石。“精简”也使我深切体会中国社会的种种症结:不讲效率只讲权力,一切在人不在理。

  1978年10月,我以文科初试第一、复试第二的成绩,接到黑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大红海报贴在电影院门口,区领导脸上也沾光呵。山镇一时侧目,很有些声响,不仅知青议论纷纷,“北佬儿”也有反应:“论文化,还得数这些南方娃儿!一考硬是能给考上呐!”“二小咋精简了一个大学生?”呼中二小最高学历为中师,且为“土鳖”——加格达奇地区师范。全区教育界只有一位本科生,毕业于内蒙师院的中学教导主任。二小刘书记(高二学历),见了我赶紧哧溜墙根。我没赶上去奚落他,都考上了,证明自己了,何必再跟他较劲儿?他也是执行公事,精简南方知青,阻力最小呵!

  此前,1977年冬第一把高考,连初试都未过,数学完全缺腿。可怜的文革初中生,数学只教了一元一次方程,语文只讲毛诗词,英语仅教一句“ Long  Live Chairman Mao!”26个字母、音标都没教。物理只教农机基础,最基本的定理公式都被“革命”了。好在本人不怕失败,一次次考试成为人生“主旋律”。工余时间全力投入,九个月从有理数认识拱到参数方程。第二把再考,居然初试第一!具体成绩忘了。复试355分(语文65、数学59、政治77、历史76、地理78),没有高分,好在较均匀(科均71分),数学没太拉后腿。自以为强项的语文考得不咋地,很失颜面,写写弄弄的“笔杆子”,钢笔别别(有时还两支),还发表了诗歌,只考了这么一点语文分数。不过,也使我“彻底认识”基础薄弱,日后坚持以勤补拙。

  顺便交待一下,1978年为全国统考,每科满分一百,全国考生610万,录取40.2万(包括戴帽大专),录取率7%。355分,北京可进北大(哲学系320分)、上海可进复旦(中文系330分)。黑龙江云集京津沪杭数百万知青,分摊到的全国重点院校名额又少,再高的分数也只能进省重点,我的下铺406分。呼中区1978年文科高考头名乃一沪青,396分,志愿全填南方院校,最后竟“落难”齐齐哈尔师院。

  离山前上呼中镇文教股办手续,一位40多岁的女干事嗑着瓜子:“考上的咋尽南方娃子?”见专业栏“汉语言文学”,一撇嘴:“你这不是中文系!……别高兴得太早,学完了你还得回来!”我想回不回来,可由不得你!至于“汉语言文学”不是中文系,当然是这位女干事的无知,“汉语言文学”乃中文系更精确的表述。那句最恶毒的“学完了你还得回来!”体现了当年普遍社会心态:自己混得不行,也不希望别人混得好,而且还硬敢“晒心情”。黑大开学典礼上,抗大出身的党委书记的一句话至今在耳:“你们毕业后,大概不会再去捏锄头柄了吧?!”

  感受与收获

  出山了,人生的冬季过去了。八年“再教育”,也有点收获,熟悉了山情、洞察了人情,更感受到国情,还有终身带上的那句国骂。此外,因“五年以上工龄”,带薪入学,从原单位月领41.77元(基本工资),全班首富。同学大多来自兵团农场的京哈沪杭知青,只有32元。下铺乃呼兰县农民(全县文科状元),一等助学金22.5元,还得往家寄十块。1982年大学毕业,回山办理工资手续,最后告别兴安岭。此时,知青大都离山,只有少数几粒“种子”遗撒在山里。

  所谓“再教育”,除了服从听话、好好干活、自甘平庸,不能有任何追求(无论精神上还是知识上),如此这般,才算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让一代知青抡十七世纪大镐、淌十八世纪大汗、筑十九世纪公路,原始而非现代、体力而非脑力、粗糙而非精致、笨重而非科学,不是面向未来,而是朝向原始。作孽呵,虚耗国家后续力呵!本人虚掷八年岁月,也太不珍惜“祖国花朵”的青春了。一代知青的青春,当然是最重要的“国家财富”。一代青年的才能才情才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虚掷一代人的才能才情,等于浪费社会财富,类同犯罪呵!

  如何为青年提供发展机会、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乃是社会文明度的一道刻线。引导他们往何处去,直接体现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大多数知青的人生轨迹——下乡~下海~下岗,“雄辩”证明我们青年时代走错了走向。知青一代的整体“不发挥”,损失的当然不仅仅是知青本人,更是整个国家。

  幸好本人还有一点近乎本能的自觉,每天总要读点什么,才觉得没有虚度一日。但社会环境并不鼓励自学,呼中二小副校长不仅不鼓励我“钻研业务”,还嘲曰:“小裴,我知道你好学,但又怎样?还不是得在咱山里过这一辈子?”这位副校长三十来岁,长得有模有样,多少有点才,但像大多数东北老爷们,爱喝大酒爱侃大山,后与女教师整出“花边新闻”,副校长被撸,贬为中学教员。

  1976年4月6日,播出“天安门事件”,我随口对沪籍女教师包文妹说:“天快亮了!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包是全镇出名的大龄单身美女(28岁)。她爱护地喝止:“侬勿要瞎讲!”真没想到,天很快真的就亮了。9月9日毛泽东逝世,杭州女知青蒋莉萍失魂落魄跑来:“毛主席死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以后怎么办?”天塌了似的。这次我没再“瞎讲”,但强烈感到:国将大变。

  再教育

  说实在,我们至多从老工人那里学一点简易的“技术”与并不浓烈的“阶级感情”,更多的还是知青对老工人的“再教育”:一、向他们传播南方“食文化”,教他们做菜不能简单一锅烩,分料配炒的小锅菜远比大锅烩好吃。二、向他们宣讲基本卫生常识,喝酒不能轮用一个杯,洗脚盆不能打饭。三、演示“衣文化”,穿出曲线美、色彩美。四、展示教育重要性,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决定生命质量。五、传授地理知识,纠正“亚洲没有肇州大”。六、传播现代爱情观念,夫妻之间不仅仅过日子生孩子,还得对性子找乐子,还有什么小说里的爱情、艺术中的乐趣、文化中的意境。两口子从了解到理解再到谅解,高度默契合作,“执子之手,与之携老”。


  上山下乡运动完全失败,而且极大伤害城乡各阶层。知青不愿意,农民更不愿意。河南一村支书抱怨:“我们很高兴他们走了(指返城)。他们是我们的负担,他们捣乱,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我要用一半的精力来对付他们。”[1]

  更痛心的是:我们当年对森林野蛮原始的掠夺式采伐,毫不疼惜森林资源。仅仅筑路二连一年的取暖用材,就得烧掉一面山坡的树木。熊熊大铁炉里吞进一块块鲜木,那会儿就心疼极了!都是城里搞都搞不到的上等木材呵!这不,大兴安岭1990年代全面封山禁伐,本可采伐50年的林木资源,20年就给踢腾光了。

  过去的岁月总会沉淀为斑斑痕痕的回忆,过去的岁月并不都是美好回忆。方向路线的错误,上山下乡只能与十年文革一起,证明乌托邦的荒谬。我们知青一代的原始劳动未能换来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化、科技化。历史注定我们这一代人将为那一段岁月支付终身代价。本人由于外语缺腿,中年补课吃力异常,严重拖滞了主攻专业的进展,求学之路相当艰难呵!

  [1] 英文回忆录《把皇帝拉下马—— 一位中国乡村领导的画像》。转引自伍国:“往事还要再提——英文回忆录中的‘文革’记忆一瞥”,载《书屋》(长沙)2006年第6期,第53页。

来源: 《南方都市报》(2013年4-8月) 其中6月未载 | 责任编辑:邵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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