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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生产队腐败的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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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1-2014 01:26: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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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湖北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阅读几遍。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发至县团级)
  中 央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南局并报中央、主席:
  沔阳县整风整社运动的第二阶段,又以通海口公社为重点,省委又派王延春、王玉珍、王志浩等同志去指导。这段工作,干了二十多天,是一场深刻的民主教育和阶级教育的群众运动。群众把上次大战共产风的运动比做“土改”,把这次再战五风的运动比做“复查”。他们说:“上次兑现定了心,这次兑现扎了根。”结论是:“打篱笆又加了一道蔑”,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了。
    一
  工作队十二月二十日进村,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说明要大战五风,搞好分配,整顿组织,选好干部。社员欢天喜地:“毛主席的政策又来了!”
  但是,社员对于上次反共产风兑现不彻底有意见;对于两年来财务大混乱,分配不到手,意见很大;对于干部过去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多占等行为,更是一肚子气,但是不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对几个月来干部作风大转变表示满意,但是也担心“好景不长”,“变不变,要看春上下秧”,意思是,大农忙才是最好的考验。
  大战五风的风声,对干部的震动很大。普遍怕挨整,有些人干脆就撒手不管生产,等待“发落”;有些人有怨气,“一年干到头,光挨整,想不通”,有些人就公开要求不干;问题不大的干部,要求赶快放包袱,有的主动交代问题;问题严重的,大摆圈套,把工作组的同志安排在“说好不说坏”的社员家里,有的设法讨好过去被整过的社员,有的匆匆忙忙把现金分了下去。
  对此,如何入手?采取了“两手抓,三结合”的做法,像搞土地改革工作那样,从头到尾,一手抓教育提高干部,一手抓串连发动群众,把整社、生产和安排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开始有几天功夫,做“安民告示”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由上而下召开干部整风会议,学习中央指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实事求是地肯定大多数干部三年来的成绩,领导上主动挑担子,放手让基层干部提意见,出怨气,启发他们进行自我批评,对那些不能进行自我批评的千部,采取领导帮助和群众揭发的两头挤的办法,从而提高干部觉悟,安定干部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与此同时,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大战五风,也像土地改革工作那样,一进村,就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包括新、老下中农),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代表小组,让他们自己起来和五风作斗争。但是,贫农对此仍然是有顾虑的,在组织严重不纯和干部作风极端恶劣的地方,贫农的顾虑就更大,主要的是怕工作组一走,还要受到打击报复。因此,进村之初,领导上就大力给贫农撑腰,一方面主动点火,启发贫农起来揭发问题;另一方面督促基层干部登门整改,明确表示要和贫农和全体社员一起大战五风。同时,还结合抓经济兑现的工作,如:上一段共产风兑现不彻底的,进行补火(全公社共产风的兑现,生产队、公社、国家共拿出七十三点九万元,平均每人七块多,做到全部清帐);在全面清理帐目之前,把现金先分一部分;小队的副业收入,也分了下去;此外,还有社员家庭积肥的清帐兑现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一部分贫农当前的严重困难,如果把经济兑现统统放在运动后期去做,对发动贫农是不利的。
  经过六、七天的工作,打了一个“准备战”,暴露了许多问题,重点是干部的特殊化风和命令风。这种特殊化风和命令风,已经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
  干部可以随随便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工资、扣口粮、扣“五票”,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像”、“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帽子、游街示众。最家常的,而又是给社员和下面干部压力最大的,是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动不动就是“不听党的话”,“反对大跃进”,“反党”,“右倾”,“保守思想”,如此等等,有这么些大帽子压人,谁还敢说真心话呢?
  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在四合生产队工作期间,用上述的办法,亲手处罚过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户被逼外逃)。在大冷天把六十五岁的老头打下水。有个社员向管理区揭发他弄虚作假,就以“组织造反的罪恶”为名,罚“充军”一月。社员说他是一块大石头,一提起他,“鼻子尖上都冒火”!
  社员形容这个管理区的总支书记郭珍孝是:“炊事员随身带,吃饭把小灶开;身穿绨布衣,脚穿金绒鞋;坐在办公室,活像郭秀才!”社员说这个管理区的副主任谭中顺是“重活溜,轻活吼,夜班搞两头,日班抓三手”。“两头”就是开始布置布置,最后赶上吃夜餐;“三手”就是早上安排,中午检查,晚上总结。
  社员给四大生产队支部书记邓继德的“画像”是:“邓继德特殊化有名堂,说堂就有好几堂,副业队是他的小食堂,田间战棚是他的爽心堂,生产队是他的白虎堂,会议室是他的一言堂。”这个生产队的社员还提出了“五比”:“社员白天睡觉是睡懒觉,干部白天睡觉是劳逸结合;社员吃东西是好吃鬼,干部吃东西是打牙祭;社员玩一下是东游西逛,干部玩一下是检查生产;社员说闲话是夸白话,干部说闲话是商量工作;社员批评干部是调皮捣蛋,干部整社员是典型批判。”
  上自公社,下至生产队,干部的家属,或者是不参加劳动,或者是不到农业第一线,不干重活,他们的“特殊照顾”多,吃的好,穿得阔气,处处高人一等。公社有些干部把亲戚朋友,都安置在公社机关、企业工作。社员说这是“一人当官,拖带满屋”。
  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有贪污行为的九百二十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共贪污二万六千零七十七元。挪用公款的八百九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共挪用公款三万零七百一十九元。全公社干部超支借钱的有一千一百一十一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并超支借钱七万四千九百八十九元,平均每人六十七元。越是上面的干部,借钱越多,公社和管理区干部平均每人借支九十九元,其中公社的主要干部有五人借支四百元以上,最多的达到九百三十五元。洲岭生产队社员对比说:“生产队干部借钱手一牵,小队干部借钱一根烟,社员借钱鞋子跑破边,病人借钱喊皇天!”
  干部劳动少,工分却最多,为什么?社员说:“干部 田边站,每天九分半;干部往高靠,每天高工效。”干部可以记靠工(往工效最高的社员靠)、记定工(按底分记工)、记混工(不劳动也记工),还有补助工。去年全公社生产队、小队干部,平均每人多记工四十七个。干部补助工,也没有个边。万堤生产队七个队干部,去年平均每人实做工分只有六十六个,补助工分却有四百三十八个,总工分达到五百零四个。小队干部的工分,也比社员多得多。混工,加上补助工,就是干部“多分”的秘密。
  多吃多占,最为普遍。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算的,有粮食三万六千一百九十七斤,猪肉四千一百七十八斤,鱼六千八百五十九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多占群众的粮食一万零九百四十一斤,棉花票一千零七十四斤,布票八百九十二丈,油票四百九十六斤,肉票九百六十八斤。社员形容干部多吃多占的特权是:“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干部超吃粮食的现象也很严重,公社的主要干部,个个吃补助粮,生产队和小队的干部,不少的是“明定量,暗无量”,贪污群众的节约粮。
  两年来,公社机关用在请客、送礼、招待等特殊化上的物资,主要的项目有:粮食二千六百七十三斤,粮票四百八十斤,布八十五丈,布票五十丈,油票二百八十斤,肉二千三百二十三斤,鱼四千九百一十六斤,蛋一万零三百四十个,鸡、鸭、兔二百五十九只,香烟一千零二十四条,酒一百四十斤,糖一百五十六斤,糕点一千零四十七斤。商业部门来了高级商品,首先满足干部。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许多东西,多被干部占了。一九六O年有帐可查的:全公社共购进香烟一千一百条,公社机关的三十一个干部就占有四百一十二条,公社开会再占去三百一十四条,管理区干部又占去一百六十五条,剩下的基层干部还要占一部分,拿到群众中去还有多少呢?公社中心商店全年加工糖食二千零一十六斤,公社机关干部走后门就占去八百九十一斤。全公社共购进高级布料一百八十二丈,公社机关干部走后门就购去三十一丈,公社党委副书记王诗栋,十月份就抢购了十一丈高级布料和五丈多棉布。
  特殊化风和命令风,就是国民党作风,地主作风。它腐蚀了大批的干部,严重地破坏了党与群众的联系。许多地方,群众批评干部为“新的剥削阶级”,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白龙暴,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笑面虎、吊颈鬼、阴雷公,……很多干部都有外号。在这些地方,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像群众比喻的,是一种“猫鼠关系”,群众看见干部来了,老远就拐弯走。干群关系的恶化,大大降低了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说:“毛主席的政策如清水明月,可惜这些人是糊涂蛋!”
  这两年,在干部工作上也是“瞎指挥”,干部队伍打乱了,基层组织严重削弱了。
  每搞一次运动,每办一件什么事情,总要撤掉一批干部,似乎不撤一批干部就“过不去”。任何人都有权撤干部的职,公社、管理区的干部,到生产队、小队去,可以随便撤。生产队长可以撤小队长,正队长可以撤副队长,非党干部可以撤党内干部。埠湾管理区总支书记,规定公路旁边的棉花,一夜长三寸,有个会计认为不可能,抵了他一句,当场就撤职了。公社有个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在埠湾工作,一天撤过九个干部,说撤就撤,什么手续也没有。乱撤,也就乱提,撤了又提,提了又撤。有不少的干部,是几次犯错误、几次被撤职、几次又被提拔的。有三出三进的,有五出五进的,有干几个月的,有干几天的,上上下下,反复无常。两年来,干部大换班,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城关管理区九个生产队,两年来换过四十个支部书记,仅金华生产队就换过九个。官路管理区的碾盘生产队,去年一年就换过五个支部书记,有的干两三个月,有的只干几十天。第八小队两年中换过七个小队长,十三个副小队长,四个妇女队长,五个队会计,六个食堂主任。这个小队的中、贫农,两年来户户当过干部。而小队长换了七次,转回来还是原来的夏光彪;妇女队长换了四次,转回来还是原来的肖久英;队会计换了五次,转回来还是原来的朱胜炎。像这样搞来搞去,怎么能使干部安心工作呢?凡是干部大换班的地方,就必然是组织混乱,长期没有领导核心,这样就容易使许多坏人混进来。社员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来换去整穷人。”
  一九五九年秋季以来,基层干部搞过几次大调动,怕本地干部徇私舞弊,生产队之间、小队之间、互相对换,全公社有一半的生产队的主要干部,被调动了,小队干部调动的更普遍,其结果,不但群众有意见,干部的徇私舞弊也没有减少。
  提拔干部没有阶段分析,尤其是生产队和小队,只要能写会道的,不问什么成分,什么出身,就拉来当会计,当记工员,当出纳,当财经队长,结果,这些人不是富裕中农,就是地主、富农、伪人员。他们一进来,就假装积极,有些人因此骗上了重要职务,甚至当上队长,当上支部书记,社员说他们是“从旁门走进来的”。对干部没有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只看一时、一事的表现,把那些有经验,老老实实的人撤下去,而把那些善于看“领导眼色”行事的所谓“贯彻干部”(擅长强迫命令者)和“汇报干部”(擅长弄虚作假者)提上来。
  全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八人,排除的结果是:第一类,本质好,头脑清楚的好干部五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二;第二类,本质好,头脑比较清楚,犯有一般错误的一百零八人,占百分之四十;第三类,本质好,思想糊涂,错误比较严重的七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九;第四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死官僚主义的十五人,占百分之五点五;第五类,蜕化变质的九人,占百分之三点三五;第六类,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二人,占百分之零点九五。生产小队干部的情况,问题更严重些。
  全公社七十八个生产队、四百四十二个小队中,主要领导干部(指支部书记或正队长、正小队长)是地富反坏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的,有五个生产队、二十一个小队。
  全公社还有两个生产队、十二个小队民主改革不彻底,有的是没有划阶级,有的是地主、富农划漏了。
    二
  如上所述,这个公社所存在的问题,除了极少数的小队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以外,绝大部分的生产队、小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当然,这里边也夹杂着一些敌我问题)。
  对于敌我矛盾问题,我们采取了坚决的态度。是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占居领导权的生产队和小队,经过发动群众,教育干部,分清敌我,斗争坏人,夺回领导权。民主改革不彻底的,有一个生产队过去没有划阶级,这次补划了阶级;其余的对个别漏网的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对于民主改革的补课,强调了从政治上分清敌我,没有搞经济上的清算,只是对他们在合作化中入股的生产资料,宣布不折价了。对于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蜕化变质分子,一经情况查明,经过群众斗争,一律清洗,情节恶劣的,予以法办。
  这里,着重地报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公社最突出、最大量的问题。这个公社由于“五风”所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发展到极端严重的程度。群众已经把那些错误严重的干部,看做是“新的剥削阶级”,“新地主”,“新恶霸”,所以,正像毛主席所指示的,要把反“五风”运动看做是“第二次土改”,应当毫不动摇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问题在于放手发动群众,以群众运动的革命洪流来冲洗“五风”所带来的病毒,否则,就不可能让“五风”现出原形,也就下不了决心加以痛打。
  做法是连续组织三个高潮,集中攻打干部特殊化风和命令风。这是继大战共产风之后的一杨大战。我们痛切地感到,为什么干部的特殊化风和命令风这么严重?总根子还是共产风,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制,刮走了一切的管理制度,一切权力都在干部手里,加上这两年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干部工作上有偏差,混进来一些坏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在革命队伍中,有很大程度的滋长。所以,反特殊化风和命令风,一方面是一次阶级教育,另一方面,实际上是继反共产风之后的又一次关于坚持三级所有制的教育。如果只是打了共产风,而不狠打干部特殊化风和命令风,不把“五风”一一打掉,人民公社和党的基层组织仍然是巩固不了的。
  (一)放手发扬民主,揭开命令风的盖子,掀起第一个高潮,大抓作风兑现。
  召开生产队、小队的社员大会,让管理区、生产队和小队犯有命令风错误的干部,面向群众,检查错误,开展面对面的批评,放手让群众出怨气,揭开盖子。群众的意见,很自然地集中在少数问题严重的干部身上。这些人虽然出身好、历史清白,但是混身是错误,干了不少的坏事,不放手让群众“诉苦”(暂且借用这个名词吧!)是不行的。当然,事前要做好思想工作。
  对错误严重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比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有些群众,过去同干部好似“冤家对头”,不相往来;现在群众当面出了气,干部又一个个地登门赔礼,气消了,冤解了,团结了。前面说过的那个官路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犯那么大的错误,社员一连开几天的会,诉他的苦,出他的气,社员越出气,他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严重,连连作检讨,登门找社员道歉。他到被他打过的社员唐少高家,一进门就说:“唐伯伯,我错了,假如我把你当成是自己的父亲,就不会打你,就不会害得你生病。”老头一听,气消半截,他说:“老弟呀!不能全怪你,我的病原来就有根,再说我过去不听话也不对,如果大家都不服从干部,干部也难得当。”杨远辉被感动了。事实就是如此,干部越是深刻检讨,就越能得到群众的谅解;群众越是谅解干部,干部就越是觉得对不起群众,越是愿意接受群众批评,越是有决心改正错误。
  经过面对面的批评、出气,让干部和社员一起谈感想,划界限,挖根源,找教训,回忆对比,旧社会是什么人打人?什么人夺人饭碗?现在整群众的是什么人?许多干部,想到过去被国民党的联丁狗子打过,在地主家做工被夺过饭碗,一想一比,不禁抱头大哭,醒悟过来:“我不是和国民党的联丁狗子一样吗?”“我是在革谁的命呀?”“要不是群众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早就起来造反了”。社员也认识到,大多数的干部虽然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们是想搞好生产,想建设社会主义,只是因为思想和方法不对头,把好事办坏了。同时,还启发大家讨论干部和群众是什么关系?是人民和老爷的关系,还是人民和勤务员的关系?办事情是强迫命令好,还是同群众商量好?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帮助干部更好地认识错误,提高觉悟。
  最后,来一个“回马枪”,以管理区为单位,开干部会,让基层干部对领导上再出出气。因为经过这次大揭盖子,他们被群众一“攻”,什么都往他们身上压,一面检讨,一面也有怨气,上边再让他们出出怨气,再挑一挑担子,很有必要。
  (二)放手发扬民主,揭开特殊化风的盖子,掀起第二个高潮,大抓经济兑现。
  从公布帐目入手。开小队和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公布财务收支帐和逐户的工分帐、工资帐、供给帐、超支帐等等,发动群众查帐。群众的意见,很自然集中到干部的贪污浪费、多记工分、多分、多吃、多占这一类的问题上来。干部普遍向群众交代问题,并且放手发扬民主,让群众和干部比,比劳动、比工分、比分配、比超支、比吃穿等等。一比,就是诉苦,就把干部在经济上的特权全挖出来了,对此,社员同样是一肚子气。这时候再一次地让他们出怨气,把每个干部经济上的特殊化作一次总清算、总处理。在揭这个盖子的时候,从公社到生产队,都和直属单位的整风结合起来,工厂、商店、供销社、医院、副业队、养猪场、农场等等,这些单位都是干部搞特殊化的“神仙洞”,发动这些单位的群众起来扬底,就把“神仙洞”堵死了。这一条,很重要。
  这里,还是要回忆对比,旧社会是什么人不劳而获,过剥削生活?启发干部和群众,用亲身经历来教育自己,彻底地清算“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洲岭生产队三小队小队长钱玄甫,想起过去在地主家当过长工,受尽折磨,现在自己却学了地主的那一套,剥削起社员来,越想越伤心。他说:“这几年呀!可真是做了一场恶梦!”许多干部,经过讨论,认识到由于经济上的多吃多占,思想上就跟着变坏;认识到自己处处为私,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给干部的教育是最深刻的。
  算帐查帐,揭发交代,反复搞“几榜定案”,直到群众真正满意。
  在清理财务中,还结合反了一下干部的浮夸风。
  生产队和小队的帐目定了案,干部的问题也弄清楚了,接着处理具体问题,搞分配兑现,制定各项制度。多记工分的,做检讨,通过评议,降下来。多吃多占的,做检讨,还没有吃完的东西,退出来,并且保证从此洗手不干。利用特权超支的,做检讨,然后和社员超支户一起处理,该退还的分期兑现。贪污挪用的,承认错误以后,全部退还,分期兑现。在分配中,逐户评议,处理社员超支户的问题,全公社原来的七千二百四十一户超支户,这一次有三千七百零六户摘了帽子,其余的也减去了一部分,这一条,社员特别高兴。最后,民主订出财务管理制度、评工记分制度和食堂管理制度。
  (三)放手发扬民主,揭开干部政策方面的盖子,掀起第三个高潮,大抓组织兑现,也是为了全面地给干部“照个像”。
  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贫农代表会,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掀翻干部队伍的老底,民主审查,民主鉴定,民主讨论处分意见,民主挑选干部。实际上,这又是一场整风。首先,对每个干部的出身,各个时期的表现,这次运动中的表现等,加以审查鉴定,既指出错误和缺点,又肯定成绩和优点,功过分明,全面“照像”。还要从土改查到现在,前几任的支部书记和队长是什么人?为什么变动?搞错了没有?下台的人哪里去了?追根到底,纠正偏差,找出经验教训。然后,发动群众酝酿选举、自下而上,民主提名,打破过去自上而下地提名,和自上而下地“打通思想”(实际上是包办代替)的做法。
  社员对审查干部、挑选干部特别认真。洲岭生产队贫农代表对支部书记安运炳的鉴定是“三大坚决、两个模糊”。他斗争地主坚决,斗争坏人坏事坚决,对待上级的指示坚决。但是他组织路线模糊,介绍过两个不纯分子入党,群众路线也模糊,严重地强迫命令,大家说他是“上身穿长褂,下边打条胯(即光屁股)”——顾上不顾下,上级指示一来,就板着脸孔死命压,上自老头,下至小娃,没有不怕他的。所以,贫农代表不同意他再当支部书记。他们说:“当支部书记第一要打得开,第二要靠得住,而老安这两条都不沾。”看,群众多么精明。“打得开”和“靠得住”,不正是具体地体现了“德才兼备”、“公道能干”吗?尽管大家不同意老安当书记,但还是要老安当干部。他们说,老安从土改到现在,功劳不小,不当书记,可以当一般干部。大家的意见,支部书记应当由生产队长顾绍修来当,老顾虽然也有些错误,但是他改得快,大家拥护。那么,由谁当队长呢?一找队长,就把原来被撤职的技术队长王振国找出来了。贫农说,王振国过去当技术队长时,事事带头,事事有商量,可是管理区硬把他整掉了。根据贫农的意见,经过调查,王振国确是处分重了,应该改变处分。这样一来,书记、队长都找到合适的人了。
  每个生产队、小队的干部,都经过了反复地审查、鉴定和挑选,把好人找回来,把不称职的拉下去,把坏人清洗掉,整个组织阵容焕然一新。
  审查鉴定干部时,结合讨论典型、划清是非界线。洲岭生产队抓住了支部书记安运炳这个典型,让大家讨论这么一个题目:干部“顾上不顾下,不行,那么“顾下不顾上”行不行呢?这么一讨论,就把听上级的话和听群众的话统一起来,只有“两头都顾到”才是正确的。通过许许多多的典型人典型事的讨论,辨明是非,提高认识,大有好处。
  审查鉴定干部的同时,做了整党、整团的工作。
  这次干部的变动面(包括撤职开除的在内),小队是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生产队是百分之十七点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和队长这一级是百分之十四点五。这一部分下台的人,除了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死官僚主义分子以外,多是能力很低的人。公社和管理区的正副书记、正副主任中,也有十九人因为错误严重被调离工作,不参加选举。缺额的补充来源,一个是从党团员和贫农积极分子中挑选;一个是从过去调走的干部中调回来一些;一个是过去被处分错的干部,这次平反以后,可以继续当干部;一个是上边下放一批干部。
  这次对犯错误干部的处分,采取了批判从严、经济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一般的五风错误都不给组织处分,而对于那些情节十分恶劣需要处分者,也没有急于下结论,县委和公社组织了专门小组,进一步深入地查对材料,然后做出结论,按照规定手续上报批准。
  据工作队的了解,在这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干部,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心情愉快,认为这一次整得好,是“整得痛,整得痒,洗丁澡,解了跤”,是“救了干部,又救了群众”;而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有点怨气,说这样当干部划不来。对这些干部,还要继续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运动的三个高潮,是整个运动最关键的阶段,主要的经验是下面八句话:加强领导,依靠贫雇;分清矛盾,方法对头;决心要大,政策拿稳;三个高潮,搞深搞透。
    三
  经过这一次运动,进一步彻底地反掉了“五风”,挖掉了病根子,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群众说是“重见天日”。他们要求工作队一年要来两趟,一次在春耕,一次在秋收。春耕时怕的是命令风,瞎指挥,把人“整死”;秋收时怕的是浮夸风,卖过头粮,也把人“整死”。看来,一年两次大检查是万万少不得的。
  下一段,整风整社的第三阶段,应当把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政治热情,集中到生产上来,总结经验,组织新的生产高潮,扩大整风整社的成果,为“恢复健康”,夺取一九六一年大丰收而战!
  湖北省委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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