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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镜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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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29-2014 23:28: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鏡與燈 (三之一)──從中國「公知」〈公共知識份子〉否定台灣「太陽花學運」看「他者的誤讀」和「自由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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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Apr 30, 2014友善列印
關鍵字:六四天安門媒體余英時太陽花運動陸生公共知識分子柴玲

當我進入北大中文系的時候,念的第一本西方文藝理論著作是美國康奈爾大學文學教授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寫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鏡與燈》是最早提出藝術研究可以視為探討宇宙、作品、作者、觀眾之間關係的作品。艾布拉姆斯在談到他為什麼選擇文學專業時說:「因為當時(大蕭條時期)其他專業都找不到工作,我想我至少可以做我喜歡的文學同時忍受饑餓,而不是忍受饑餓的同時做我不喜歡的工作。」這也是我的心志。

《鏡與燈》裡的一句話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這本書的書名把兩個常見而相對的用來形容心靈的隱喻放到了一起:一個把心靈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個則把心靈比作發光體,認為心靈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從柏拉圖到十八世紀的主要思維特徵;後者則代表了浪漫主義詩人心靈的主導觀念。


《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英文版書封(圖片來源:amazon.co.uk)

當我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鏡與燈」這對比喻突然迸到眼前。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近期目標,以改革台灣現有的憲政體係為遠期目標的「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後,國民黨以打壓與拖延兩手並用來應對,彼岸的共產黨更惱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盡抹黑之能事。

中國官方的反應自在意料之中,所謂「狗嘴吐不出象牙」;我關注的是另一個弔詭的現象: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很多以敢言著稱的人物,站出來唾沫橫飛地批判「太陽花學運」,甚至使用「義和團」和「紅衛兵」這類侮辱性的詞彙全盤否定之。

對此,剛剛被華東政法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張雪忠二兩撥千金地評論說:「在中國尚無民主憲政的情況下,一群中國的知識人,不但要提防手無寸鐵的學生會毀了台灣的民主憲政,而且還要告誡台灣人如何維護已有的民主憲政,好像台灣比中國更缺乏解決政治分歧的智識和制度資源;在中國民眾還毫無反對服貿協議的權利時,一群中國的知識人,竟在急切地反對台灣民眾的反對,這在我看來,真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

何謂公共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指出,公共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超出其所在的學術專業,為「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或者因那些他們聲稱說發現的可怕危險而對社會提出警示的人。

中國的「公知」針對中國問題或許能對症下藥,但在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卻陷入「他者的誤讀」和「自由的退化」之中。

如果移用《鏡與燈》中的兩個比喻,我願作出這樣的發揮:「太陽花學運」如同一面鏡子,照出某些中國「公知」信息來源的偏狹、思維方式的僵化以及旁觀者的冷漠心態;「太陽花學運」更像是一盞燈光,照出那些曾經的先行者如今的姍姍落伍,而我期望這燈光能照亮他們,引導他們繼續前行。

否則,如同美國評論家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一方面是獨裁者已經迅速地「進化」了,另一方面是反抗者停滯、「退化」,甚至「蛻變」而加入昔日反抗對象的陣營之中,那該是一個多麼讓人痛心疾首的結局。

我總結了中國「公知」群體否定「太陽花學運」的八個原因,並列舉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觀點作出剖析: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二、「天安門屠殺後遺症」;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妖魔化;五、法律至上主義;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論」;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在批評對象當中,既有與我交往多年的師友,也有長期的論敵,我本着追求真理的心志,一視同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

在台灣之外論述「太陽花學運」,必須避免受偏差的信息來源的誤導。

是否獲取了真實的、第一手的信息,可以從三個層面判斷:首先,有沒有「翻牆」;其次,有沒有常用臉書;第三,有沒有多次訪問台灣並接觸庶民大眾。

當然,每一個層面還可以進一步考量:翻牆出去看的是哪些網站?在臉書上關注的哪些人物?訪問台灣的時候考察的是哪些對象?

雖然中國的網民和媒體的數量居世界第一,但「長城」內中國人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的主人公一樣,生活在被操縱的虛假時空中。長期看中央電視台和新浪網的人不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於是,「翻牆」就顯得無比重要。

不會「翻牆」,你就等着變成白痴吧——這個說法並不誇張,至少在中共統治者那裡,「翻牆」是一件事關政權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黨魁習近平親自擔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治理新疆的最高官員張春賢在一系列暴力事件發生之後宣稱「都是翻牆惹的禍」。

實際上,「翻牆」是中國公民心智成熟的第一步。那些不經常「翻牆」、對信息自由並無饑渴感的人,那些滿足於使用新浪微博、微信這種受嚴格審查的信息平台的人,只能形成畸形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若身在「牆外」,「牆外」雖有獲取信息的自由,但很多人棄而不用。如果選擇觀看香港的鳳凰衛視,台灣的TVBS、中天、東森電視和《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美國的《世界日報》等表面看似獨立的媒體,長期受其誤導,照樣會心智殘缺。

所以,邁出的第二步是,在所謂的華語「主流媒體」之外,從新興的社交媒體和「自媒體」中獲取信息。以我個人的切身經驗,我在瞭解台灣社會的脈動時,臉書的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媒體。我上臉書是從二零一三年一月開始的,但我的感受是「臉書一年,勝讀十年書」。

一個反面的例子是:中國自由派學者、零八憲章簽署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撰寫了題為《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的文章,文章寫道:「據報導,激進的大學生是突破外圍的警察防線,直接衝擊議院並佔領主席台的,致使三月十九日的正常會議停擺。在議場裡,一些年輕的大學生抽菸喝酒、接吻自拍,隨意破壞議場公物,有的學生還拉開立委的座位抽屜翻檢私人物件,甚至還有人隨地大小便。這樣的行為尤其是攻佔民選政府的行為俱為法律所不允,亦為文明所不恥。沒有法制制約的民主是壞民主,台灣三•一八民主就是這樣的壞民主。」

郝建的消息來源自何處?他接着寫道:「台灣《中國時報》十九日稱:這是『台灣民主法治最敗壞的一天』。它之所以是台灣民主最敗壞的一天,蓋在於這種民主踐踏了法制。」引用錯誤的消息來源,當然會得出錯誤的推斷。

《中國時報》早已是《人民日報》的海外版,是為台灣民眾所不齒的「媒體怪獸」,它對學運的妖魔化描述豈能照單全收?

第三個層面是,親身到台灣觀察和體驗,尤其是沉入庶民大眾之中。

中國媒體人笑蜀在文章中炫耀與財團大老會面,如此趨炎附勢,豈能認識「活的、帶著血的蒸氣」的台灣?

同時,不能依賴某些已經過時的權威、名流之意見。中國海外民運當之無愧的「首席政論家」胡平,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題為《呼籲台灣學生見好就收轉為正常方式抗爭》的評論文章。但我認為,這個題目本身就靠不住:沒有「好」,何來「收」?正因為台灣的憲政體製出現了大問題,才有學生和市民用街頭運動和佔領立法院的方式抗爭,若「正常方式」有用,人們何必「抗爭」?

文章中更引用高希均的說法:唸經濟學的高希均對簽署服貿協定非常興奮,沒想到台灣內部的報導卻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我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怎麼會是一個開放丶民主丶自由與有信心的台灣怕跟人家競爭?」

這段表述漏洞百出:首先,台灣媒體對服貿的報導並非一面倒地反對,國民黨控制和影響的主流媒體大都是挺服貿的;其次,高希均說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害怕競爭,是故意混淆焦點: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反對中國的吞併企圖。高希均早已淪為吳介民所說的「兩岸跨海政商集團」的代言人,他的言論豈能作為論據?


太陽花運動期間鎮江街一景(圖片來源:李清遠@台大新聞E論壇)

二、「天安門屠殺後遺症」

天安門屠殺之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知識界患上了的「天安門屠殺後遺症」,其主要表現就是所謂的「反激進主義」的共識。

因被八九民運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學者李澤厚和劉再復,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其序言指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

兩位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宣佈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別革命》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告別革命」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集體性反思革命史觀的標誌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為深厚的依託,是引入學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的觀點。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國出版,但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反倒進入九十年代,在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國學界青睞。

這一思想、學術乃至公共話語的轉向,並非中國知識界的自發和自覺,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懼而走向鄉愿和犬儒的表現。

中國知識界一邊標榜溫和、理性、改良、妥協,一邊半推半就地賣身求榮,無視「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公義的缺失、專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權優勢」造就的經濟騰飛的「惡之花」。

在此時代氛圍之下,「天安門屠殺後遺症」的患者,一看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第一反應就是「天下不能亂」,進而譴責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暴徒,並以此向權貴階層獻上投名狀。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參與示威的學生。(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同樣是「六四」屠殺,在不同人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童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的舅舅家長大,當年朝夕相處的表妹張先玲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兒子王楠的一名天安門母親。故而,溫文爾雅的余英時怒髮衝冠,從此對共產黨暴政不假辭色。余英時曾經發表公開信譴責旺旺集團對台灣新聞自由的戕害,此次更是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聲援「太陽花學運」。

主持《南方週末》筆政多年、其間也受到過中宣部整肅的中國雜文家鄢烈山,此次卻站到了「太陽花學運」和余英時的對立面。

鄢烈山以《我為何不能認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一文粉墨登場,文中甚至對余英時使用了惡毒的人身攻擊,「它讓我看到意識形態偏見,如何把一個大師級學者蛻變成智障人士」。

為了證明學生運動並不「純潔可愛」和「天然合理」,鄢烈山寫道:「如果不瞭解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紅衛兵』學生運動,不想反思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那場導致官民『雙輸』的政治風波,他應該記得抗戰前夕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吧,應該記得抗戰勝利後國統區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學生運動吧?不過,那時為奪取政權而戰的中共是在地下領導學生運動,現在民進黨可以公開支持罷了。」

這段論述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和混亂的邏輯推理。

其一,鄢烈山將紅衛兵運動與八九學運並列,前者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奉旨造反」,後者是以民主為訴求的學生自發的抗議運動,這兩者哪有可比性?

其二,鄢烈山自覺自願地使用官方對「八九」學運的命名即「政治風波」,隻字不提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血腥屠殺;他還用「官民雙輸」、「共同反思」等概念,掩飾屠夫與被害者之區別,堪稱顛倒黑白、為虎作倀。

其三,鄢烈山將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共遙控的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與今日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並列,暗示台灣學生是民進黨的馬前卒。

而親身參與這場學運的陸生蔡博藝在台灣《蘋果日報》發表了《在台陸生的公民課》一文,文章指出「不是民進黨動員了學生,而是學生動員了民進黨」。

一個年輕大學生的見識就高出老謀深算的鄢烈山許多。我只能說,若非真正的智障人士和五毛黨心態,絶對不會如此胡說八道。屁股決定腦袋的人,施施然地走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馬英九在總統府接見了包括中國青年作家韓寒在內的十五位中國各界人士,韓寒於返回中國後在博客發表文章〈太平洋的風〉記錄訪台期間的見聞。


圖說:中國著名公共知識份子韓寒。圖片來源:網路

韓寒的文章發表後,在海峽兩岸一時洛陽紙貴,甚至被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引用。馬英九在「五二零」就職演說中,提到了韓寒對台灣的讚美:「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一部分。最近大陸知名作家韓寒發表訪台親身經歷:計程車司機拾物不昧、眼鏡行老闆熱心助人,都讓他震撼與感動。」

其實,韓寒的論述是一種「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之下的「台灣榜樣論」,焦點在中國而非台灣。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我紐約參加一個海外人士組織的關於「太陽花學運」的研討會,發現很多中國背景的人士都持與之類似的觀點:對學運造成的「亂像」憂心忡忡,對學生衝擊現有政治秩序的「激進行為」不予認同,希望台灣保持作為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榜樣和範例的地位,而目前台灣局勢的動盪有可能會引起中國民眾對未來民主化的負面印象。

這樣的擔憂當然有道理,但它又是自私的。

這種一廂情願地希望台灣凝固化為一個美麗的標本的想法,看似恭維台灣,實際上是為了維持中國人的思維的惰性和對責任感的逃避:共產黨不是說民主是西方的、白人的文化和政治傳統嗎?台灣的成功表明華人搞民主也能搞得很好,既然台灣能搞好,中國也能搞好。

這種思維方式背後,是臣民社會裡變種的偶像崇拜。台灣不是一個被父母嚴格管教的小孩子,必須時時刻刻在客人的面前扮演溫良恭儉讓的好形象,如此才能讓父母大有「面子」。台灣民眾不能為了讓中國民眾對台灣始終存有虛假而美好的想像,而忍辱負重、忍氣吞聲,沉默地面對威權回潮的政府的胡作非為。

況且,所有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都存在各自的問題,沒有哪個國家的轉型是完美無缺的,可以照葫蘆畫瓢地拿來為中國所用。台灣的某些經驗固然可以為中國所效仿,但絶不可照單全收。反之,台灣的若干缺陷亦可成為中國民主化啟動之時的前車之鑒。

台灣的民主轉型是「正在進行式」,而不是「完成式」。比如,由於沿襲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和五院制,台灣的憲政架構存在嚴重缺陷,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之可能與必要;由於民主化過程中對轉型正義的忽視和迴避,台灣社會中種種非民主因素宛如人身體中的隱疾,還會時不時地發作。

「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對國民黨的無限美化。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台灣社會雖然逐漸實現了民主化,但國民黨至今仍未轉型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黨。換言之,作為「百年老店」的國民黨的身上,仍然存在着大量蘇俄式的專制政黨的遺傳基因。

這一事實,中國的許多「公知」偏偏視而不見,因為「共產黨足夠壞」,便推導出「國民黨足夠好」來。於是,「民國風」和「國粉」(國民黨粉絲)在中國成了一種時髦,有不少中國的熱血青年多少冒一點風險地跑到南京中山陵、昔日總統府舊址和奉化蔣介石老家這些具有象徵性的地點展示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幟。

這種觀念自然也波及對馬英九本人的評價。馬英九親中賣台,已成為大部分台灣民眾的普遍觀感,馬英九本人不得不在記者會上多次反駁「賣台」之說。不過,馬英九或許沒有想到,以中國自由派「公知」著稱的笑蜀居然成了他的忠心耿耿的辯護士。

笑蜀說:「我根本就不相信馬英九會賣台。馬跟蔣氏父子一樣,對紅色的恐懼和戒備是根深蒂固的。別的不談,只問馬在大陸的親屬多少人死於非命,就都明白了。」

這就是「血統論」,「文革」期間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為了否定它而付出生命的代價,四十多年後笑蜀卻仍然沉浸其中。若以此而論,中共的第四號人物俞正聲在毛時代家破人亡,他如今為何繼續為共產黨打工呢?

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刻意迴避和妖魔化

很多中國「公知」選擇「反反服貿」的立場,潛意識裡是受根深蒂固的「大一統」理念的驅動。

這些人士可能堅定地反共,但絶對臣服於「大中華」意識形態之下,因此視台獨及「分裂主義」為洪水猛獸。正如連戰到北京說出「聯共反獨」的心裡話,很多中國貌似傾向民主、自由的「公知」,心中也會有「聯共反獨」的想法。

余英時先生在支持台灣公民運動的文章中寫道:「在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他雖然遠在美國,其觀察卻一針見血:這場看似台灣內部的紛爭,最終的矛頭指向北京。

這段話刺痛了鄢烈山之類的「統一派」的敏感神經。

鄢烈山批駁這是「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余英時這種論調就是馬英九和江宜樺所說的一些人可悲的『逢中必反』。這種思維是有意無意把『黨』和『國』混淆在一起、打包在一起談論,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底色,與民進黨某些人利用人們的恐共心理鼓吹台獨的宣傳思路是一樣的。『逢中必反』的『中』既是『中國』,也是『中共』。這樣一來,似乎反『統一』就是反『獨裁』,捍衛民主體制了。」

這段論述中,鄢烈山引用馬、江等國民黨當權派的說法和共產黨創造的「逢中必反」的詞彙,來給余英時和學生們扣帽子,這才是如假包換的「文革遺風」。

鄢烈山對從來沒有對中國人實施過暴政的民進黨的仇恨,甚至超過了對正在實行獨裁統治的中國共產黨的憤怒。這種似乎沒有來由的仇恨,實質上就是對台獨的仇恨,就是「大一統」的信仰者對一切堅守獨立、自由價值的人們的仇恨。

鄢烈山批評「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是「反統一」,其實「統一」這才是他自己的「親共症和歷史盲點」所在。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試煉中國「公知」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一面「照妖鏡」。

不破除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就不可能建立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現代價值。中國政治學者劉軍寧指出:「從秦始皇到現在的這兩千多年間,有一條貫穿中國政治始終的主線:這就是『大一統』。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十一世紀,從帝制到『民國』都沿襲『大一統』的政治邏輯,都致力於構建『大一統』的政治秩序。自多政治中心的春秋時代以降,兩千多年來中國政治秩序的本質特徵是一成不變的『大一統』。」

從近代梁啟超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理念讓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借屍還魂」,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蘇俄式政黨以「黨天下」作為帝制時代「家天下」的升級版,至今「大一統」思想仍然宰制着兩岸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精神世界。

大一統的禍害,西方思想家早有論說。

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指出,中國存在著國家這種精神實體,國家裏的個人被強制性地服從這個實體。沒有個人獨立的自我人格意識,也沒有建立在獨立的個人人格基礎上的憲法,因而也沒有主觀的自由。中國屬於歷史的「幼年時期」,雖然持續存在著,但直到今天並未有任何進展,是一個長期停滯的國家。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則論述說:「對於一統帝國不朽性的固執信念,還有更驚人的例證,那就是當它們因自身的消滅而證明了其生命有限時,人們卻在努力喚起它們的幽靈。……從遠東的中國後期文明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半昏睡狀態與排外狂熱的不斷間歇的出現。」

不走出大一統的霧霾,就看不到台灣的未來。自由主義先驅胡適說過,強求統一是中國歷史的最大錯誤,「中國不適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胡適雖然沒有直接倡導台獨運動,但這段話無疑為台灣和中國的未來勾勒出一幅藍圖。

五、法律至上主義

對當代中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若從時代和專業的角度來概括,二十世紀八十年的主體是文學家、九十年代的主體是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主體則是法學家和律師。有法律人背景的公知群體,對法治傳統薄弱的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中國政法大學教師蕭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們在北大唸書時曾經是室友。作為一名具有法律人身份的「公知」,他因敢於在諸多敏感議題上發言,成為中共當局的「維穩對象」。我們在大部分社會議題上都有共識,也有一些分歧和辯論。

這一次,蕭瀚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台灣「服貿風波」與政治自由的邊界》一文,從法律至上和產權至上的角度否定「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策略。

蕭瀚指出:「立法院、行政院等國家政府機關確是人民公有產權,這些公有產權的主人是全體人民,但由於國家並不能直接管理自己的財產,民選政府就成為管理國家產權的當然代理人,這項代理義務當然包括在任何情況下保護這些財產不遭受非法侵害。因此,政府保證立法院、行政院等政府機關所在地免遭破壞,既是他們公產代理權所應有的權力和權利,也是他們作為代理人的義務。」

蕭瀚的着眼點在於財產權的神聖性以及法律本身的神聖性。他認為:「立法院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最高的權力機構,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象徵性是無與倫比的,甚至可以說是代議民主制國家的名片,因此,立法院周邊附近可以遊行集會,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到立法院裡面遊行集會,更不意味着法律允許人們佔領立法院。」

他得出的結論是:「產權當然不可能涵蓋一切,但踐踏產權的政府必是強盜,不尊重產權和人權的社會運動必是暴民政治──古今從無例外。」

我不能認同這種法律至上主義的立場。在西方關於公民抗命的爭論,反映出的正是潛藏的絶對法律主義者和絶對的個人道德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大部分人處在兩個極端之間,而那些為公民抗命辯護的人則更多偏向後者。

首先,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成為終極的信仰。所有人間的法律,包括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都是有限的。當法律和憲法違背了更高的公義,甚至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不正義的法律非法律」;那麼,公民有權通過公民抗命促使其修改、更新和提升,使之更加符合自然法或普世價值。

所以,立法院固然有相當的公共性和象徵性,但達不到「無與倫比」的地步。當代議制的運作與真實的民意出現嚴重落差,在現有的憲政體系內找不到改革辦法之時,既然立法院的「產權」不屬於政府而屬於人民,那麼人民佔據立法院也算是追回自己的財產權的方式之一。這是對產權的屬性的「重申」而非「踐踏」,不能輕率地用「暴民政治」來否定之。

其次,在不同的政府體制下,民眾對法律可以持不同的態度。正如威廉•道布森在《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所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也渴求權力,但一定要法律幫他們背書。對那些想要用民主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來說,法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專制政府有了法律這塊遮羞布,就能夠輕鬆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現出原形。當獨裁者這樣做的時候,如果民眾仍然不越雷池一步,那麼就很難有辦法推動公民運動。

今天的台灣不是獨裁國家,剛愎自用的馬英九算不上「獨裁者」,但是,台灣的憲法和憲政都還處於「半成品」狀態,法律至上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或許適用於憲政體製成熟的美國(在美國尚且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卻不適用於今天的台灣——如果學生和民眾不使用佔領立法院這樣看似激進的策略,就不可能逼迫「府院勾結」、「黑箱作業」的當權者作出讓步。

「太陽花學運」印證了漢娜•阿倫特的論點:「在我們政治制度中確立公民不服從,或許最有可能治療司法審查的最終失敗。」

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論」

選舉是民主憲政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選舉並不意味著政府就具有了完全的認受性甚至神聖性。

很多中國「公知」自己從未選舉過哪怕是街道辦事處主任或區一級人大代表,卻無比迷信選舉,認為選舉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只要是民選政府就神聖不可侵犯。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上圖)是一名活躍的「公知」,曾經因敢言而被校方解除行政職務。

他在微博上卻對「太陽花學運」破口大罵:「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這樣的做法跟文革無異,這樣的學生運動還是歇了吧,你們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說兩岸服貿協議賣台,真是笑話,要賣,也是賣大陸,就算你們反的有利,這樣佔領立法院,佔領行政院,也是嚴重的違法行為。……誰是人民?不是說能上街頭的就一定是人民。以運動的方式更疊民選政權,無論用什麼藉口,都是大亂之源。」

一名一流大學的政治系教授的言論,卻不具備基本的政治學常識,充分表現出中國政治學的水準何其低下。

如果說佔領立法院的數百名學生不代表人民,那麼走上凱道的五十萬黑衫軍能否代表台灣的民意呢?連馬英九政府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需要聆聽的民意,偏偏身處北京的政治學教授認為,街頭運動是「大亂之源」。

就選舉而言,選舉並不能立即改變不公義的社會結構。

美國文學家、公民不服從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梭羅(下圖)認為,「僅通過選票來反對」是遠遠不夠的,他因反對奴隸制而拒絕納稅,寧願被關進監獄。他的反抗兼有羅爾斯所定義的「公民不服從」與「良心的拒絕」兩方面的特徵。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梭羅的學生。



更為嚴重的是,選舉也並不能杜絕獨裁政府的產生。

遠的例子是希特拉通過合法的選舉、以極高的支持率上台,卻迅速顛覆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憲政體制,建立起納粹帝國;近的例子,則有俄國的新沙皇普京,當了兩任總統,再當總理,然後回鍋繼續做總統,每次都是通過大選而合法掌權的,但他對內鎮壓異己、暗殺記者,對外發動戰爭、擴張領土,將立法和司法機構視為臣僕。

《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以整章的篇幅,描述委內瑞拉獨裁者查維茲如何操縱選舉。一般人認為,比起憲法的保障、權力的分立以及其他具體的民主權利等,投票最重要。然而,在委內瑞拉,查維茲以不正當手段搾取選票和席次,使得委內瑞拉成為一個弔詭的國家:選舉辦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具體到台灣,台灣的選舉也存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症候。我在訪問台灣時,跟政治大學社科院副院長、長期研究民主化的李酉潭教授有過幾次長談。

他認為,雖然台灣經過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成為亞洲國家的民主示範,但台灣選舉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公平,其焦點就是國民黨黨產的問題。他希望馬英九儘快處理國民黨黨產,讓政黨能公平競爭,才能向上提升,符合人民期待。

財經記者梁永煌也在《台灣轉型正義的大缺憾》一文中指出,台灣民主化欠缺的臨門一腳是黨營事業毒瘤始終無法切除。馬英九在二零零五年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宣示要在二零零八年前將國民黨黨產處理完畢,被外界解讀為「黨產歸零」。然而,馬英九執政後,卻將民進黨政院版的《政黨法》草案自立法院撤回。

梁永煌指出:「「轉型正義」是許多國家邁向民主的重要工程,只要國民黨繼續持有黨國體制下掠奪來的黨產,台灣的轉型正義就缺了一塊,台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被張鳴視為「大亂之源」的公民抗命,一直是台灣以及其他國家民主化的力量源泉。僅有體制內的自發改革是不夠的,民間社會不能守株待兔。

美國政治學者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指出,公民不服從乃是一種穩定的憲政體制設計,雖然依照定義它屬於非法行為。具有適當限制與正確判斷的公民不服從,加上自由與定期的選舉以及有權解釋憲法的獨立司法體系,會有助於保持與加強正義的制度。張鳴教授應當讀一讀這本經典的政治學著作。


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

許多批評「太陽花學運」的中國「公知」,宣稱信奉自由貿易論和市場經濟論。而台灣民眾不願簽署服貿協議,就是閉關鎖國,就是缺乏自信,就是與全球一體化潮流背道而馳。

我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奉者,我認同西方經濟學中哈耶克-弗裡德曼的自由經濟學說。我在美國親身體驗到自由市場給美國帶來的繁榮、富強以及工作倫理,我也看到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如何拖垮了歐洲的經濟和政治。

我自己作為「在家工作」和「自我僱傭」的作家,跟台灣那些勤勉敬業的小業主們是一樣的工作方式。我們熱愛自己的工作,同時對巨無霸式的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保持深深的警惕,而服貿就是企圖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怪獸。

中國實行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權貴資本主義,鄢烈山故意混淆兩者。於是,他居高臨下地評論說:「說這些學生只是有點像義和團,是因為他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砸工廠毀機器,沒有砸賣洋貨的商店,而他們反對全球化的觀念還停留義和團時代。在觀念層面上的表達,那是他們的正當權利。寫文章,發表演講,示威遊行都是公民權利。我只是為他們的無知而自負感到惋惜。」

他進而聲稱:「自我封閉,從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則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做世外桃園夢的人,哪有什麼『未來』?」

對於此類質疑,民進黨新生代洪智坤回答說:「我們是『反殖民化』不是『反自由化』;平等的自由貿易協定,應該是向全世界開放競爭,而不是『假借讓利進行箝制』,更不應該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形成政治經濟上『中央與邊陲』的殖民關係。」

這正是鄢烈山刻意迴避的關鍵點:自由貿易應當是在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展開的,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的貿易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

鄢烈山將自由競爭理論推展到極端狀態,他認為貿易可以脫離政治制度而存在,即便是在文化領域,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也可以平等競爭:「擔心『讓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威脅』更是極不自信的表現。余英時說『台灣已歸宿於民主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現實』,那何妨讓台灣人讀《人民日報》、看CCTV?他們有比較能力,有選擇自由呀。退一步講,若不自信,可以要求新聞出版業對等開放嘛。只有被政客嚇得喪失了理性,才會這麼焦慮。」

這個說法荒謬透頂:你喜歡吃屎是你自己的問題,有什麼資格強迫別人也來嘗一嘗?這背後還有一種理性的自負,大大低估了極權主義洗腦術的可怕。

我建議鄢烈山讀一讀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於二零零七年出版的著作《路西法效應》,瞭解一下納粹是怎樣煉成的,民主的生活習慣是如何被摧毀的。

服貿協議的核心不是自由貿易,說起自由貿易來,台灣比中國更早地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台灣從不拒?與美歐、韓日及其他民主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台灣民眾單單反對的就是服貿協議,因為對岸那個主導服貿協議的政權,就是用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的政權——這樣一個惡鄰,會是遵守契約的、誠實的貿易夥伴嗎?

「太陽花學運」期間,美國漢學大師林培瑞正好在台灣做訪問學者,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多個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擴大影響力,以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而台灣明顯是目標之一。

中方欲破壞台灣的民主,除「統一祖國」這基本因素外,更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相容,台灣民主的存在,成了最令其頭痛的反面示範。此外,北京政府重視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及政權的維繫,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轉移群眾的注意力,台灣問題正好被用來作「愛國」議題的「材料」。

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其「政治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百分之九十五是政治、不是經濟」,北京就是想借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最終目標是把台灣「香港化」。對這一顯見的事實,鄢烈山等過於聰明的「公知」,卻選擇性地失明了。


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中國「公知」群體斷然否定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郝建在《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一文中宣稱:「像這樣不但是大鬧立法院而且是佔領立法院亦即佔領政府的方式,無疑使民主本身變性變質。這樣的民主就不是什麼好東西,而是壞東西。」

鄢烈山以一種真理在握的姿態斷言:「佔領不是抗議而是暴動。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動,只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進攻凡爾賽宮,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攻佔冬宮。…… 『佔領』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強闖民宅就是罪,攜帶了什麼武器、帶沒帶武器都是罪。」

在這些言論中,溢於言表的是一種對民意、群眾、街頭反抗運動的敵視,以及對秩序、權貴、既得利益的一味妥協。

警察武力驅離學生的暴行,那麼多學生和老師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慘狀,他們看不到;馬英九政府的冷酷與推諉,以及天女散花般的謊言,他們看不到;白狼張安樂的瘋狂叫囂,白道與黑道的狼狽為奸,他們看不到。他們偏偏看到了學生的「暴行」和「犯罪」。那麼,他們戴上的是一副怎樣的眼鏡?

用台灣話來說,這是一種「拜西瓜教」的人格形態。

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就沒有成為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的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都是「學而優則仕」、「學得屠龍術,賣與帝王家」,正如思想史家徐復觀在《兩漢思想史論》中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蟲,便是統治集團的乞丐。」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諸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自以為是的精英主義的論述比比皆是。

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潮並非民粹主義,台灣「太陽花學運」更沒有民粹主義的蹤影。

然而,為了掩飾自身的無能、虛驕、偽善,中國的「公知」們無中生有地造出「民粹主義」作為箭靶。從某種意義上說,「八九」民主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識分子冷眼旁觀、居高臨下的姿態及歷史使命感的缺席。

真正到廣場上與學生朝夕相處的,只有劉曉波等少數幾個人,那些地位更高、名聲更大、學問更深的名流都躲藏在書齋中,刻意與學生和市民保持距離。即便是方勵之這樣擔任過大學校長的知識分子領袖,也以避免被中共視為學運背後的「黑手」而「潔身自好」。

劉曉波在《大學生與八九運動——為六四十二週年作》一文中對此有深刻的反省。他指出:「自由知識界和大學生之間,始終有一條不便挑明的界線,將兩者的觀念及行動隔開。這條界線既是政府有意製造的(如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也是自由知識界和學生雙方默守的。」

他進而分析說:「在界線的背後,既有為了避免授中共政權以進行鎮壓的口實的原因,也有知識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態。他們不是把自己作為平等的一分子,通過參與到學生之中來支持或勸說學生,而是把自己當成學生們的精神導師,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幕後指導和理論說教,擅自宣稱自己可以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

如今,「六四」過去二十五年了,這些居於主流位置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看待台灣的學生運動依然是同樣的角度,倘若中國再發生一次學運,很難假設他們能發揮比當年更好的作用。

在許多中國的「公知」身上,充滿著這樣的矛盾:他們宣稱認同民主選舉的原則,卻又認為自己選票的份量應當抵得上一百個、一千個普通人的選票;他們宣稱現代社會的關鍵部門需要由具備專業知識的精英階層掌控,他們卻常常超越本人的專業領域對並不熟悉的議題發言。當他們的觀點得到大眾的認同和支持時,回敬民眾以讚譽;而當他們的觀點與大眾的立場不一致時,立即定義說「這是民粹主義」。

他們以一種「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沒有價值」的觀念來看待其他人,以此作為對其他人不同看法的回應。難怪托馬斯?索維爾用嘲諷的口氣批評說:「社會中的這一小部分人,是如此的虛榮與自負。難道要將整個社會都置於他們的虛榮與自負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之下嗎?」


在到台灣的飛機上,六歲的兒子興趣盎然地玩電腦裡「植物大戰殭屍」的遊戲。其中,有一種抵抗殭屍的植物就是太陽花。我告訴兒子,在台灣,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每個人都有一朵太陽花。兒子就問我說:「台灣跟中國一樣,也有殭屍嗎?」我說,是的,哪裡有殭屍,所以我們更需要向著光的方向生長的太陽花。

最後,我以三位「公知」之外的「公知」的話來結束演講:

第一句是公民抗命的首倡者梭羅所說的:「一個正直的人不應忍耐不義之事,而是要堅持對抗邪惡,無論場合地點。」

第二一句是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說的:「一個沒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會,最終只有承受崩潰的命運,而絕不可能在那些無所忌憚又殘暴無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倖免。」



第三句是台灣黨外運動的先驅者林義雄所說的:「許多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純真青年對不公不義所迸發出的義憤,是股無法抗拒的巨大力量,只是這股力量必須有深具良知的眾多人民做為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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