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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浩武: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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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21-2014 11: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为思想家的杨小凯



   

  文:陈浩武

   

      







        去希腊之前,上海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参加7月上旬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纪念杨小凯10周年祭研讨会”。杨小凯一直是我心中非常崇拜的人物,因此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应该说,会议开得非常之好,特别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的激辩,把会议推向高潮。但是,我的思考不在经济层面,会议中大量的信息给我的思考是: 我们所看到的杨小凯,究竟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杨小凯,还是一个思想家的杨小凯?



      我们作为当年的“红卫兵”,作为老三届的知青,对1968年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篇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使那时许多沉醉于文革迷狂状态的青年人猛然警醒,从而进入思考的状态,进入读书的状态。杨小凯对这一代人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只是这种作用是潜在的,看不见的。我相信很多当年的知识青年会和我一样,因为看到杨小凯的文章而陷入沉思,陷于对中国问题的理性思考,然后开始认真读书,去思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入一种理性的状态。



      杨小凯的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描绘了,他的母亲、父亲以及兄弟姐妹由此而受到的迫害,他母亲自杀,他本人也因此陷入了牢狱之灾。在那个年代,思考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被康生、江青本人钦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处10年徒刑。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幸和幸运总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给杨小凯带来了不幸,但同时也使他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也正是这段牢狱之灾,实际上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起步阶段。 原因就是杨小凯在牢狱时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刘凤翔。根据他在《牛鬼蛇神录》中的回忆,刘凤翔对杨小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是杨小凯思想的启蒙者。



      那天朱学勤讲到一个情节:杨小凯写了这篇文章,名声大震,同时被推入监狱。他在监狱中遇到了刘凤翔。刘凤翔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你们这代人,不要再沉浸在法国革命,欧洲革命和苏俄革命的红色极端的光圈里,你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历史循环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学英国的历史,要学习英美宪政的历史,同时要懂经济史,要学高等数学,要成为经济学家。”



      可以想象,这些话给杨小凯带来巨大的震撼。毕竟他当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红色文革毛泽东思想的一套理念。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英美保守主义传统、宪政民主的传统、光荣革命的传统。



       说实在,我那天听朱学勤讲这段后是非常震撼的。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有三条思想的传统:一条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传统,其核心价值是“扬苏俄”,他们弘扬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倡红色革命,提倡暴力革命;一条是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传统。这一派倾向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但是他们来自域外的思想资源是法国革命,是大百科全书派,是罗素,杜威,所以他们也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强烈地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反对一切宗教信仰;还有第三个传统,这个传统鲜为人知,主要是以严复、周德伟为代表的传统、这个传统倾向于英美的保守主义,宪政主义,倾向于在中国走和平渐进的前进道路。

       梳理这三个思想传统,我们发现,前两个传统的共同特点,一是反传统,二是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激进的革命使中国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后的国共两党,虽然分分合合,虽然兵刀相见,但是思想传统却是一致的。而以严复、周德伟为代表的传统,与前两者有重大区别。他们比较倾向于英国光荣革命理念,也就是不通过暴力、宗教、文化、法律社会的大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局限于政体的革命。他们虽然不拒绝革命,但是拒绝大革命,他们希望在民主、自由和宪政的基础上来推动社会变革,这点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稀缺的。



     我是在台湾了解到周德伟后,我才知道在中国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不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是以《甲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但是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刘凤翔会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刘凤翔非常明确地告诉杨小凯:你们要从红色革命的链条中淡出,你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循环,而是要倾向英美光荣主义的保守主义模式。我为之感到震撼,因为从刘凤翔的言论来看,严复的宪政保守主义在民间社会是有传承的。我们不知道刘凤翔的真实背景是什么,他受过怎样的教育,他读过哪些书籍。我只知道他是湖南农民报的编委,后来作为“极右分子”和“反革命”在1970年4月被枪毙。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他的精神源泉和思想根源来自何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寻的东西。

       令人兴奋的是,刘凤翔这个人物的存在,说明了一直到50年代甚至更晚的时间,在民间,一直还保存着以严复、周德伟为代表的,倾向英美保守主义、宪政民主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和这样一种思想资源。这个事例使我对刘凤翔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当然直到现在这个人物一直还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人来发掘,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如何。这个有待人们去探寻。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刘凤翔的思想对杨小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小凯后来学习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和莫纳什大学做经济学研究,包括他利用数学模型为经济学建立思想体系,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刘凤翔启蒙思想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杨小凯在晚年皈依了基督。在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刘凤翔的启蒙思想对他产生的影响。我在想,如果可以通过杨小凯往上推到刘凤翔,从刘凤翔推到周德伟,从周德伟再推到严复,推到《甲寅》,去寻找这样一条保守宪政主义的思想谱系,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当然这要求我们去做艰苦的梳理工作,特别是由于残酷的阶级斗争,往往从肉体上消灭刘凤翔这一类的人物,很多思想和脉络就逐渐断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再说第二个问题。

      杨小凯在80年代和90年代时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这在当时,中国的一片“后发优势”的叫好声中,能够保持冷静,分析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极为少有。杨小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当年在天则所做了一个演讲,其主题就是“后发劣势”。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快速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诅咒”。为什么说是个诅咒呢?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很好的制度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建立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由于这种巨大的空间,就导致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技术模式而不会去认真进行这个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造。这样,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制度变迁,它会给长期发展带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

杨小凯的这一思想,越来越被今天改革开放的历程所证明 。的确可以看出,小凯是一位极有远见的头脑非常清醒的思想家。小凯实际上是在提醒,后进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当中,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变迁。



      说来也非常有意思,小凯是在经济的发展层面提出这个想法。而这些年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有些相类似。我一直在关心和探寻的问题是:轴心文明国家现代化转型极其困境。



      大家知道,18世纪50年代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期。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德国两德的统一,由于英国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全世界都进入了各大文明国家纷纷以西方的现代社会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来开始自强运动以对抗全球化冲击的过程。严格来讲中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启了这个过程。



       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对中国的挑战,整个西方的文化也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最近两百年的历史,实际就是西方的文明不断冲击传统的轴心文明,中国的东方文明,而东方文明不断地在这种挑战下去应对去适应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为什么一波三折?问题的难点在哪里?现在我们回过头看,我们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要逐步进入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在观念上确定它的正当性。

      大家知道,传统文明的国家,特别是轴心文明的国家,有自己成熟的价值系统和价值观,才之所以成为轴心文明。而这种轴心文明是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单向演进的。那么现在要像西方学习,融入全球化进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现代的价值系统和传统的终极关怀之间产生了冲突。因为人们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个制度是正当的?首先要确认我们学习对象的正当性,   是解决学习问题最重要的前提。不同的轴心文明国家有着自身正当性的最终标准,这种标准与西方的价值传统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非常强烈的冲突。

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5世纪的启蒙运动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产业革命。这个长达400年到50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把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影响,确定为两个基本的东西,第一是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第二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形成对整个社会正义的最终评价标准。这两条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基督教的新教,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即对原有的天主教模式产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称义”——也就是上帝的存在和人们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另外就是加尔文主义所提出的“善功称义”。这一点,他认为,人们除了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还应该通过世俗的活动为上帝增添荣耀,他认为所有的世俗的行为,包括商业行为在内,都是上帝的荣耀。一个人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职业,哪怕只是一个修鞋匠,把鞋修好,兢兢业业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是上帝的荣耀。哪怕只是一个裁缝,你把衣服做好,并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你在为民众服务,也是在荣耀上帝。这种通过世俗行为也产生荣耀上帝的观念,推动了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也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

      这种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是西方整个文化传统在保持对上帝虔诚信仰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在世俗社会、自然科学领域,生产力发展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世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传统文明国家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没有实现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而使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制度的变迁受到来自观念的困扰,而社会不能给这种社会转型制度的变迁提供价值的正义性。

      比如说,在中国洋务运动过程中,有人提出要修建铁路,这毫无疑问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标志。试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假如没有铁路,几乎是无法想像的。但在当时修建铁路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者们认为,火车巨大的轰鸣声会对埋在地下的祖先的灵魂带来惊扰。而惊扰祖先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违反儒家的伦理。包括当时要修通讯设备,要埋电缆,修电线,也受到同样传统观念的指责。他们认为埋在地下的电的能量,也会惊扰到祖先的灵魂。今天看来这都是荒唐可笑的观念,但在当时,它实实在在阻碍了我们的进步。这就是说,如果当社会的观念,不能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正义性的时候,社会的转型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们再回到杨小凯。杨小凯在10多年前就看到了“后发劣势”,这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杨小凯用南北美洲发展作为例子来对比,南美洲虽然资源丰富,北美资源贫乏,但是南美至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而北美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呢?他认为天主教和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以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所以杨小凯认为,实际上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收入分配的公平使经济发展更快,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促使收入分配公平。这就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与坏的资本主义又很大关系。



     我们来看中国今天的状况,30年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能够持续长时间的高水平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没有制度变迁,由于没有相应观念的变化,由于我们没有建立一套能够支持社会转型的思想价值体系,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我们的后发劣势逐渐显现。

      比如说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发展而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在降低,为什么?因为水、空气和土壤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我们付出的惨重的环境代价,从某种程度上看,得不偿失。因为经济成果是短期的,而环境的变化和改造是长期的。比如说中国如此大面积的水体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耗尽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它需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甚至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良好的状态。空气的污染也是同样的状态。我们国土面积的1/4被雾霾覆盖,对整个民族国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现在来看,这个状态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处理好,这种代价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再看,虽然我们有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国民财富,但是国民财富的分配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整个分配过程中,在这个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拿走了太多的资源和国民财富,而民众没有分享到相应的改革成果。比如说虽然我们这些年来经济不断成长,税收不断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但是作为民众来讲,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社会福利方面,包括住房,却依然处于严重的困境状态。这是民众不能分享到国民收入增长的财富,说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极为不公平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贪腐严重,社会的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向政府集中,向国家集中,向少数权贵资本集中,而民众享受不到分享财富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社会,我们才发现,杨小凯像一个先知人物,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情况的发生。



       我再说一下第三个问题,即杨小凯和他的基督教理念。大家知道杨小凯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虔诚地皈依了基督,这次我在上海开会遇到杨小凯的太太吴小娟,她告诉我,他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他们的大女儿,已读完神学院硕士,现在大女儿和女婿去台湾传教了。由此可以看出,杨小凯,包括他的家庭和基督教有非常深的渊源。那么有人说,杨小凯信奉基督教是因为他生了病,希望从上帝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希望病情有所好转。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杨小凯最先接触基督教是在1968年,他进入牢房后,他遇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一直在帮助别人。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他表现得也非常淡定。这个基督徒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被判处了10年徒刑,他在监狱时,在当年那样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在政治迫害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或恐惧。他除了自己每天祷告,还为同房的牢友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承受苦难。

      我觉得杨小凯有很多精神层面的思考和他对基督教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他的脑海中是有一种终极关怀和神学理念的。杨小凯自己在文章中曾经回忆,他认为自己比较系统地接受基督教理念是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他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发现一个重要观念,即:自由能够使社会秩序不断扩张。那么他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当中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社会自由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特别使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世界和平,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的秩序起着促进作用。

       杨小凯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和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决定了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他认为五四运动后许多人都特别迷信科学,特别是大陆学生,开口就是用科学来衡量来证实,他认为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的行为,使人认识到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行为不可以接受,这样形成一个社会共识的机制。

同时杨小凯也认识到,基督教对社会文明的影响就是它有一种第三者功能。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运行成功的话,这种第三者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在天上,上帝与耶稣与人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既不与人争利也不与人争权,更不会去争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非常需要这个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客观第三者的功能,就像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很多事情无法实现。

        我认为杨小凯这种基督教的思想对他的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理念,上帝存在的意识,对他的整个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在上海开会时朱学勤也谈到,他与杨小凯在波士顿,曾交流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杨小凯认为,我们反对职业革命家搞的那种极端政治。他说,我们应当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站得住脚的经验,来建立一个有公信的国家。我们争取民主、争取法制、争取宪政,但是我们都要有自己正当的职业。要以自己的职业专业能力来建立公信,否则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和上一代的职业革命者是一样的,只是跑到国外吃政治饭,然后回国成为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杨小凯说,如果我们以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来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我们中国的历史怎么能进步呢?我们怎么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呢?我们始终只是在革命的环节上循环。

      我觉得这种用职业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公信力的观点,完全是基督教新教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精神,也体现了加尔文主义的那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理念。也就是用自己的职业,用自己在世俗社会的行为来荣耀上帝的观念。由此可见基督教的思想对杨小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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