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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素质论、国民性理论与对民主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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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28-2014 16:02: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素质论、国民性理论与对民主的误解





追求民主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反对民主的理由,却可能成百上千。这千百之中,素质论与国民性(民族性)理论,堪称两大中国特色的利器。

最常见的论调无非是这样:中国人的素质如何如何低,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何如何多,如此人民,如此族群,怎么搞民主,怎么能搞好民主呢,任由他们搞民主,国家一定会乱,社会一定会崩盘,所以说,他们活该被奴役,活该被殖民,也许惟有将中国托管于西方的文明人,才可能通往民主之路……

吊诡的是,素质论与国民性理论的拥趸,不分朝野,不分左右,平时,他们可以是唇枪舌剑的论敌、刀兵相向的仇雠,然而,一旦以素质与国民性为盾牌,向民主发起攻击,他们立即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由此可见素质论与国民性理论何其根深叶茂。

对此论调的反驳与批判,要点有三。第一,素质与国民性的概念,本身便语焉不详,刘瑜《素什么质》云:素质一词,难以译成其他语言,因其所指实在含糊,飘在话语的半空,状如不明飞行物;至于国民性,则属统称,极易被证伪,中国人的国民性,如鲁迅所指,最重要的一项即看客心理,事实上,中国从不乏敢于拍案而起的勇士、敢于杀身成仁的义士,以此推论,国民性似乎出现了缺漏,抑或这些仁人志士不配当中国人?第二,素质、国民性与民主的关系,不该被夸大,我们承认,人民的素质过低,犹如齿轮生锈、老化,可能会阻碍民主的正常运转,在一些论者口中,却变成了“素质低就不能搞民主”,这两个论断,判若霄壤,素质与国民性,只是构成民主的一元,而非全部。第三,不能因为素质低、国民性劣,便拒绝民主,恰恰相反,正基于此,才需要民主的教化,以提高人民的素质与国民性,如刘瑜所言: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这一转,性质就变了,原本向后看,现在向前看,原本对民主无限悲观,现在眼中燃起了太阳。

不过在我看来,问题不仅出在素质论与国民性理论身上,有时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同样发生了偏差。

偏差之一,即误判了民主的性质,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甚至是完美的东西。其实,正如我们屡屡强调的那样: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援引罗素和丘吉尔的名言,前者在《权力论》中指出:“民主政体的优点是消极的:它只能防止某些弊害的发生,而不能保证良好政治的实现。”后者则不无嘲讽:“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好坏之辨,积极与消极之分,牵涉到我们对待权力、对待政府的态度:信赖,还是防范。不必说一夫当国的专制政体,哪怕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并不值得人民去信任,去押宝。不论权力掌握在独夫手中,还是人民手中,我们都要视其为一个王八蛋,防患其作恶于未然。说到底,民主绝不完美,而是残次品,这从而决定了滋生它的土壤与运行它的主体,无须完美,无须高端。

偏差之二,正取决于偏差之一:因对民主预期过高,而高估了进入民主政治的门槛。譬如认为只有大人才能搞民主,小人就不能搞;只有精英才能搞民主,普罗就不能搞;只有白领才能搞民主,蓝领就不能搞;只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才能搞民主,小学、中学毕业就不能搞。对此,胡适有一个明白的论断: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相反,一些新式的专制与独裁,才是研究院的政治)。“有许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知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

既曰幼稚园政治,可知民主对人民的素质要求并不高,不妨说,民主正是为低素质的人民(如刘阿斗)量身定做的政治制度,用胡适的话讲,“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英美的民主政治虽然使韦尔斯、罗素诸人不满意,却正可证明我的意见是不错的。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许他们去看棒球,看赛马,看Cricket,看电影,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

这里需要对面目含混的“素质”做一点辨析。民主所需的素质,并不同于我们挂在嘴边的素质,后者往往指个人素质。举例来讲,个人素质包括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民主政治的必需。那么民主素质指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即国民识字率(文盲自然也能投票,不过终是特例)。如果说在百年之前,以识字率为尺度,推断中国“民智未开”,也许可以成立;而今,试观一组数据,据统计,2011年中国人的识字率达95.9%,排名世界第68位(共计183个国家),高于葡萄牙、新加坡、巴西等民主与准民主国家,后者都能搞民主,为什么中国不能呢?再说什么民智未开,不是脑筋生锈,就是良心生疮。

话说回来,民主素质并非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幼稚园学生和刘阿斗都能具备。可惜问题在于,一国人民是否具备了民主素质,刘阿斗说了不算,诸葛亮说了算;民主政治能否从幼稚园做起,幼稚园学生说了不算,大人先生说了算。

偏差之三,即将民主视作一种静态的政治。须知,民主不是静态,而是动态;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一个也许永无尽头的过程;不是终极答案,而是不断试错、不断自救的实验。质言之,民主始终处于运动的、开放的状态,它与人民一起,在互动之中,相互提升,相互完善。因此,不能说,唯有当人民的素质达到一定高度,才能运行民主,诸葛亮能搞民主,刘阿斗也能搞民主,也许刘阿斗搞出来的民主比较幼稚,只要让他搞,终有一天,他能搞出诸葛亮式的民主,同时民主帮他升级到诸葛亮一档。

就此而论,民主并不需要高素质,相反,素质越低,越需要民主。以素质论反对民主,素质论非但不会构成民主的制度瓶颈,反而构成了素质论者的思维瓶颈。同理,以国民性理论反对民主,认为国人劣根性不除,只配受奴役,这样的思想,何尝不是一种劣根性的印证呢?



201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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