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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韬:“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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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7-2014 15:35: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作者:罗韬
2014-09-05 08:32:59 来源:南方周末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公审判决。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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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
    四人帮

编者按: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1984年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粉碎‘四人帮’”一节,有这样的台词:“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引起一些讨论。总编剧龙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国锋在当时场合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剧本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还不够透彻(大概是记者访谈这种文体的限制)。我们编发了这篇文章,供读者在了解这段历史时参考。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四人帮”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进入最后阶段,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实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同年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在坚持“文革”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的全部内容。
一、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反复变动后形成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p674)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这一次整风,对国务院领导人来一次大“洗澡”。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试探,其他副总理也至为紧张,李先念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见上引薄著)“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

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自从与苏联产生意识形态争论之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这一态势是从“九评”以后逐渐形成的。从1962年到1966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文件,包括“九评”中的多数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组长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起草,由邓小平、彭真等主持审核的(见吴冷西《十年论战》,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是,尽管江青要周恩来像对中央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但其实“中央文革”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并没有继承书记处的事权。只是 “中央文革”把“言权”清晰地独立出来了。

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各军区司令员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形式主导地方政权,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军官离开政府,军人回到军营。这时国务院的事权比“八大”时期与“九大”时期都更完整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二、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随后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发表于《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并发行了单行本。以如此显要的方式以个人名义发表理论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

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提出观点,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比如抓住“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纷纷发起批判,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从攻防双方来看。言官系统把握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作为根本依据,祭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武器,打击事官系统。反之,事官系统也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基本依据,以批判“教条主义”为武器予以反击。

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事官多处于守势,言官多处于攻势。

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据王力回忆:“总理常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就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于中央文革,陈伯达无所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她定了总理就办。连对张春桥,总理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王力反思录》,p679) “事务主义者”的帽子几乎是他的护身符,因此也减少了许多根本冲突。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他以举重若轻著称,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0月5日,邓小平就创办《理论战线》一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划了一个圈。对于这个圈,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乔木,都理解为同意了。连后来的史书如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也这样认为。其实,毛泽东这个圈是不能被认为是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月间,王力与周恩来讨论过毛泽东划圈的涵义:凡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见王力前引书,p572、p1029)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并说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

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

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三、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这是他无法解决的缺陷。

毛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 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据吴德的记录,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有这样一段话:“历来我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本主义法权。谁过急就要摔下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63)。“安定团结”的真实含义还包含了更深一层含义:“熬”,最后经过“十年八年、二十年”,熬过那些“老事官”。王洪文对此是理解的,他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这话很快传到邓小平耳里,当时就与李先念谈这事,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看,我们斗不过他们呀。王洪文这句话对邓小平很刺激,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多年,还多次提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92、p225、p280)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这一段话是话分两头,对言官说,“老同志还有点用”。更重点还是对老事官说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响力不减。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四、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对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有深深自信。经过“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等一系列从理论到组织的措施,在中央委员会内,意识形态的左倾强势已经基本形成,而将来统率这一思想体系的,就是“言官系统”。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灵前所献的花圈特意以“文官果”花束做成,似乎也是向全国宣示毛泽东内心的这重心愿。真正得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真传的是这些掌握理论的“文官”,这些无武的“随何、陆贾”。

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他们是寄望甚殷的。开过“十大”以后,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吴德等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1、p224)。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新事官。吴德没有明说与他一起受毛泽东嘱托的还有什么人,按理不会是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首先,他们没把华国锋看在眼内,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也只是“办事”而已,理论水平欠奉。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0)可见,新老事官之间,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请张玉凤吃饭,席间忘乎所以地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文革”期间确受过审查)。张玉凤随后向汪东兴汇报了。而王洪文、张春桥与军事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许世友最为耿直,不假辞色,在1973年8月推选十大副主席时,许世友明确反对推举王洪文,张春桥起而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斥责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祝庭勋《李德生:动乱岁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这批新事官,与四人帮的矛盾一点也不亚于老事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王洪文他们要等老事官们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时机。

“文革”至此已经十年,它的理论已经显出了论高难行的尴尬,“文革”实践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专横、张春桥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浅无知,姚文元书生不实,都为新老事官们所厌恶,当这伙人在毛泽东羽翼之下,事官们都隐忍不发,但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叶剑英、李先念,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随何、陆贾又怎敌周勃、灌婴呢?
五、余论

历代都有言官,也都有言事矛盾。言官往往因自恃掌握真理,高屋建瓴,放言高论,势如破竹,让事官们动辄得咎;而操办实事的官僚对言官的不切实际、空言误事也深恶痛绝。李鸿章说过:“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前明之亡,实亡于言官”(《庚子西狩丛谈》,p751)李鸿章一生受了不少言官的攻击,所以攻击言官也最力。周恩来抱怨战略家太多(王力前引书,p679),邓小平也不喜欢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华国锋索性就把理论家抓起来了。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而“四人帮”产生于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有着空前高的霸权,坐上了“政委”的地位,等于言官气势压住宰相,他们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原话是“常鄙”,被毛泽东改为“常恨”,换一个“恨”字,就更觉得像一句谶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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