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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告别列宁需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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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10-2014 14:1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文链接:
http://cnpolitics.org/2014/09/good-bye-lenin/

告别列宁需要多久?

王也|2014-09-09
1B图片来源:互动百科

近年来,文化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里非常热门的一个分支。通过各种模型和数据,文化经济学家们试图向我们证明:大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小至个人日常的行为决策,文化因素都起着极为深远而持久的作用。

一个例子是用犁耕作对女性地位的影响——2013年经济学期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下称QJE)的最佳论文,颁给了由哈佛大学的Alberto Alesina和Nathan Nunn,以及UCLA的Giuliano三位教授合作的“On the Origin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Plough”。他们基于汇总的人类学调查数据,指出:凡是有使用重犁进行耕作这一农业传统的民族,今日其女性地位都显著较低。因为重犁须得有男性操作,这使得女性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不断边缘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绵延不绝。从数据来看,历史上应用过重犁耕作的民族,今天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低,女性企业家和女性政治家也更少,无论在宏观还是个人层面皆是如此。为了彻底排除制度和经济变量的影响,三位作者考察了美国和欧洲境内不同族裔的女性移民,发现尽管生活在同一社会之中,祖先使用犁的历史仍会对其劳动参与和性别观念产生显著影响。犁的发明已有数千年历史,其影响竟能延续至今,文化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同样精彩的例子来自Voth和Voigtlander于2012年发表在QJE的文章“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对于德国的犹太人来说,纳粹实施的种族灭绝无疑是天降浩劫,但从他们的民族历史上看,却也称不上是史无前例。事实上,在十四世纪中叶,由于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犹太人在很多地方都被当作是带来瘟疫的罪魁祸首而惨遭杀害。利用中世纪德国各城市的历史记录,两位作者发现:那些在黑死病前后曾对犹太人进行过迫害的地方,在20世纪早期的自发性反犹运动(比如对犹太人的袭击、驱逐和在“水晶之夜”中对犹太礼拜堂的毁坏)中表现得也格外活跃,在选举中会更倾向于支持纳粹政权,甚至会更频繁地在报纸上刊登反犹的信件。在排除了经济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之后,这一差别依然存在。从1349到1933,将近600年间,沧海桑田,地覆天翻,昔日诸侯林立的神圣罗马,历经铁与血的洗礼,早已变成民主立宪的魏玛公国。然而,对犹太人的憎恨仿佛冬眠的毒蛇一般,在蛰伏几个世纪之后猛然惊醒,给德意志民族早已结痂的创口上留下了新的伤痕。也许这篇论文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排斥犹太人并不会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反而会阻隔本地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然而,只要法律的堤坝略有松动,发源于古代的愤怒山洪便会倾泻而出,将一切理性的经济计算都冲得四分五裂。

如此看来,文化传统的生命力远比人们所想的顽强。其实,基督教精神在西方延续千年,而东方世界至今仍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然而,若将文化笼统定义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看法,我们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多少变革,谁数得清?曾经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的狂热党徒,最后变成为人权事业奔走疾呼的旗手;昔日高喊民主自由的学生领袖,转眼成为唯利是图的低调商人。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Di Tella等人2007年发表于QJE的文章,利用发生在阿根廷的一起法律纠纷,巧妙地为我们展示了:观念的变化,有时候可能就发生在一夜之间。

1981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一群贫民占据了一块未被利用的土地。他们以为这块土地是国家所有,便在此定居下来,甚至修建了房屋。但事实上,这块土地是由13个区块构成的私有财产,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主人。很快,土地所有者和定居的贫民之间就发生了冲突。为了防止事态扩大,1986年,阿根廷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由政府出资买下这块土地,再转赠给定居的贫民。其中八个区块的土地所有者同意了政府提出的补偿条件,于是在1989年,这些区块上居住的贫民都拿到了完整的土地产权证明。然而,余下的五个区块所有者认为政府给出的补偿金太低,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1998年,又有一个区块的贫民得到了土地产权,然而关于余下四个区块的纠纷直至2007年还在继续。

2003年,两位作者对居住在当地的贫民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在排除了住户的个人信息和财产状况的影响之后,拥有产权和不拥有产权的居民在观念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即使产权在1998年才得到)。拥有产权的居民表现得更加相信努力和个人奋斗,更加相信金钱和市场的重要性,更愿意信任他人。由于在定居之前,贫民们无法预料到最终的产权分配结果,所以他们相当于是被随机地安排到了两个组别之中。这两组之间除去是否拥有土地产权之外,在别的方面应该都没有太大差异。因而他们在观念上的差别,可以认为就是在这短短十几年(乃至几年)间发生的改变。

当然,有人会说,阿根廷首都郊外的贫民毕竟只是一个特例。在更加一般的人群中,文化变迁的速度究竟能有多快?

在2007年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著名论文“Good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中,Alesina及其合作者利用德国政府进行的家户调查,研究了前东西德公民对于政府干预所持的不同态度。他们发现,前东德公民更加相信,政府应当在各类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健康)事业中扮演比私人公司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在渐渐减小——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老一代的凋亡和新一代的成长。通过对比同一代东德人在不同年份给出的答案,两位作者发现,每一代东德人的观念,都在逐渐向西德人靠拢,其间的差别将在二十至四十年后全部消失。前进,达瓦里希?或许我们还是应该道一声:再见,列宁。

随着文化经济学的兴起,有这样一种担心也逐渐涌现:文化的影响如此深远,是不是我们改变现状的努力终是徒劳?综合上述文章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并非如此。文化背景固然会限制制度的适用范围,但反过来制度变革也会带来文化的变迁。对犹太人的抵触之所以能传承百年,很大程度上是因在二十世纪之前,德国各个城镇人口流动不多,也未经历过触及日常生活的重大变革。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观念的传播,各个民族女性的地位都有了很大提高,源自祖先的禁锢被一点点解除。文化的革新并非一日之功,即便发生了两德统一这样的巨变,告别列宁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不停止前进的脚步,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总会带来日常观念的改变。没有列宁的世界,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遥远。
参考文献

    Alesina, A., & Fuchs-Schündeln, N. (2007). Good-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s preferenc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4), 1507-1528.
    Alesina, A., Giuliano, P., & Nunn, N. (2013). 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2), 469-530.
    Di Tella, R., Galiant, S., & Schargrodsky, E. (2007).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evidence from the allocation of land titles to squatt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1), 209-241.
    Voigtländer, N., & Voth, H. J. (2012).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3), 13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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