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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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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28-2015 15:14: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天成: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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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有一个新的倾向,就是革命思想的复兴。将来的历史很可能会证明,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这里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我们因深受其害而熟知的共产革命,而是摆脱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奴役、压迫的民主革命。
来源:民主中国2015-7-19

自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在超过20年的时间内,占主流的思想是希望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宪政。“告别革命”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他们认为渐进改革才是通向自由的最现实和代价最小的路径。但是,2011年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那时起,思想氛围开始变化,革命的呼声开始上扬,以至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滕彪博士提议汇编相关讨论,邀请我参与,目的就是为了反映这一新的、重要的转向,以方便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阅读,同时也作为这个非常年代的一个记载。

滕彪律师(来源:法广)
在此,我将跨越30多年的历史为读者梳理这一转向的由来和意蕴。这一转向是对90年代以来的思想的一个反动,90年代的思想则是对80年代思想的一个反动,所以,我将追溯到80年代甚至更远一点。我将首先追溯当代中国独立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发祥,以及80年代人们对于如何实现民主的看法,然后进入90年代,评述渐进改革主义,最后讨论革命思想在今天的复兴。

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出现,是从1970年代末极权主义衰落、向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过渡开始的。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种新专制,它是一种全面、彻底的专制,专断权力从政治领域而深入到整个社会,不仅宰制外在行为也宰制内心思想。在思想上,它信奉、也只允许信奉一个主义,那是一种类似于宗教地位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一元论的(monistic)的意识形态,试图用一个理论原则来解释一切,包括终极意义、历史目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它由信奉这一意识形态的政党实施一党专政,而该党通常又由一个最高领袖实施独裁领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是所有极权政体的共同特征。极权主义的第三个必备特征,就是所有国民、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国民被洗脑、动员、鼓励、强迫参加政治活动,包括被用作高层内斗的工具,人们连保持沉默、退缩到个人狭小圈子的自由都被剥夺了。[1]
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最高领袖”是什么,是大家都再熟知不过的,我就不必说明了。至于全社会的政治化,所有曾经历或目睹过70年代末以前的种种批斗会、群众运动的人,都记忆犹新。此外,当代中国的极权统治,也像苏联等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实行了国有化、计划经济。它不仅是没有效率的、对于作为常态的饥饿匮乏负责,也经由控制人的生计而控制了人的意志。
建立于1949年的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在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革”达到顶峰,数十年中所造成的灾难和进行的迫害罄竹难书。迫害和灾祸孕育了极权统治的衰落,而作为极权统治巅峰的“文革”,是导致其衰落的尤其关键的事件,。
“文革”之所以对于导致极权主义的衰落是尤其关键的,因为它预备、造就了去毛化的力量。“文革”缘起于高层分歧和内斗。毛泽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洗整肃其明显和想象的对手,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亦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包括后来主宰了中国政坛将近20年的邓小平等共产革命元勋。“祸起萧墙、殃及池鱼”,在这场整个国家被卷入的内斗中,遭受迫害的普通人远远多于党政官员。不过,正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那些革命元勋成为毛泽东死后去毛化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去毛化从华国锋上台后就开始了,但复出的元老、高级领导人们要求走得更远。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针对“两个凡是”[2]的、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些举措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毛泽东统治的荒谬,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震撼。
然而,邓小平等复出的元老们所要求、推动的去毛化运动是有限度的。为了巩固自己重新获得的权位,以及将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排挤出局、控制最高权力,他们需要-一场去毛化运动。当他们达到目的、确立了自己的新正统地位后,便停滞不前了,守护他们在其中享有特殊权力和利益的后毛时代共产党政权成为最高考虑。作为老练的政客,他们深知自己的最大利益在于有限而不是彻底否定毛泽东,担心彻底否定会对共产政权-构成后果难测的伤害。
不过,正是在有限的去毛化的情境之下,以近30年共产统治的残暴与造成的苦难为大背景,当代中国独立思想发祥了。很长时间中,人们几乎普遍被共产党的欺骗宣传所左右。到林彪事件发生时,在极其有限的资讯下,一部分人开始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产生质疑,不过既没有机会表达,也不能确信质疑是否正确。当官方开始推动去毛化、纠正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后,人们从中获得了进一步觉醒所需要的资讯,表达的机会或者说“缝隙”也来了。邓小平等元老们害怕彻底否定毛泽东而危及共产党一党专制,但是,知识分子和许多普通人——在见证、亲历了个人独裁和共产党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后——认识到毛泽东其实不是症结所在,产生了毛泽东的专制制度恰恰是症结所在,1949年以后共产党所竭力剿杀的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重回人们的心中。
极权主义从此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邓小平等强硬派一直试图将人们的思想统摄于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下,曾数次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但应者寥寥,“文革”及“反右”运动中那种大批判、大揭露的风光不再。共产党已经无法彻底控制人的思想,一种区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文化(subculture)逐步冲破障碍向前发展。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公有制的衰落(所谓“改革”其实是部分回归1949年前),专断权力失去了更多所能控制的领域。中国进入了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时代,或者说后极权主义时代。
在有限的空间里,以不同形式反思、批判共产专制,重新出发探讨和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要求,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独立思想的基调。要求民主的第一次明确而有影响的呼喊,来自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虽然魏京生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受过较好的理论训练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敏锐洞察力。文学作品是读者最广泛的,一批记者、报告文学家、小说家揭露描述了共产统治下官员的专横、人性的扭曲、人的命运的怪诞悲惨,著名的作品例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白桦的《苦恋》等。哲学家王若水、文学家周扬等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发现、突显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政治学家严家祺不仅提出了领导职务限任制的共和制原则,还以文学的笔调介绍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要求从非程序政治过渡到程序政治。法学界发生了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此后,“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是“专政工具”的观点也受到挑战。龚祥瑞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虽然晦涩,却是一些青年学生了解西方法治和限权政府思想的启蒙读物。哲学家李泽厚通过研究思想史,得出了一个有名的判断,亦即中国近代以来一个教训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的危难、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对自由平等民主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胡平发表了他广为人知的《论言论自由》,它迄今依然是汉语界关于言论自由的最佳作品。包遵信、金观涛等组织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介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新成就。西方学术著作开始被大量翻译出版,例如商务印书馆在累积的基础上集中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备受欢迎、影响了很多青年学子。
在80年代后期,“文化反思热”发生了,70余年前的“五四”精神重现。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对延续不断的专制主义负责、要得到民主就必须弃绝传统文化。在这个反思热中,刘晓波鼓吹摆脱正统道德束缚、解放人性;梁治平批判了中国传统中的法观念,有力地传播了法应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思想;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等人制作的系列电视短片《河殇》将反思热推上高潮,它认为中国文明是黄色即农耕文明、不同于孕育了民主的西方蓝色也就是海洋文明。正当“文化反思热”高潮之际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了,它的结局将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震撼,特别是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看法。
80年代理论界没有发生过民主转型路径问题的争论。有争论的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时间、顺序问题,当然,这一争论并非与路径问题没有关系。当时,西方50年代至7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开始传入,谈论现代化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时尚。在现代化研究热中,产生了一种“民主缓行”的论调,它就是萧功秦、吴稼祥、张炳九等人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者们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研究为理论基础,推崇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主张由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专制权威推动经济改革、实现经济腾飞,然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化。这种观点受到广泛的质疑。多数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困难和障碍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应对,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之下经济改革才有可能合理和成功。
在80年代后期一段时间曾流行“球籍论”,认为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如果不尽快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而奋起直追,再过几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由于落后而面临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危机——被开除“球籍”。文化反思热借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孔子来批判当下的专制,情绪的激昂充分体现了对专制的厌恶、对自由民主的急切渴望。
这里还想提到历史学家钱乘旦、陈意新所著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它是“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小册子,据我所知,也是80年代惟一一本研究现代化路径的专著。钱乘旦、陈意新归纳了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即英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法国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国的“民族失败之路”,并将印度、菲律宾、沙特、埃及、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非别归列于“渐进改革之路”或“人民革命之路”两种模式之下,但没有进而讨论中国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是通过“渐进改革”还是“人民革命”。
“改革还是革命”并不是80年代的争论。没有人出来说需要一场民主革命,也没有人争辩说应该告别革命、通过改革实现民主。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革命并没有90年代后那样多顾虑和负面看法,相反,人们对于历史上推翻专制暴政的革命普遍持正面看法。当时并没有像90年代那样反思所有的革命,无论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尽管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必定会导致一些人对共产革命的价值发生怀疑--。。另一方面,共产党已经开始了改革,气氛比以前大为宽松,而且经济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知识界总体的共识是促成进一步改革。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最奇妙的一件事或许是,在官方主导的舆论氛围中,“革命”没有受到质疑、批判,而革命的话语却在让位于改革的话语。
靠革命起家的共产党在攫取政权后依然定位为革命党,认为自己在从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在它的话语体系中,革命受到褒扬,改良遭到贬斥。凡是“革命的”都是好的、进步的,“改良”则是“保守的”、“反动的”[3]。但到了70年代末,共产党这个一贯高扬革命、贬斥改良的政党,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和改革。所以,进入80年代后,在官方一边,盛啸数十年的革命话语终于衰落,而让位于改革话语。根据已故异议人士、独立学者陈子明的统计,1977年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25次,“改革”出现零次;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71次提到“革命”,而仅有18次提到“改革”;1987年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3次,“改革”出现175次[4]。
官方话语中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应该是邓小平最开明的讲话了,但其真实意图所指是华国锋,为华的下台做理论、舆论造势,而非真要进行政治上的制度性变革。即便是这样一篇讲话,由于发表后不久赶上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要也被中宣部要求不要再做宣传。改革话语是围绕经济体制而兴起的。在80年代初,关于如何对待毛时代形成的经济体制,共产党高层分歧很大,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改革派对于保守派的重大胜利。从此,改革成为全国上下的热点话题这个决定没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到了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则专门辟出一部分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最开明的政治报告,但它的着眼点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改革需要的部分进行改革--,例如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人事制度、社会矛盾的协调处理等。这与民主转型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两回事。
尽管如此80年代的知识界总体上比较乐观,对政治改革有一种期盼。自去毛化运动以后,官方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比过去明显宽松一些。-邓小平曾数次发动的“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似乎并没有妨碍人们对于改革的期盼,一如没有阻挡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蔓延。一个带来了人类罕见灾难和迫害的专制政权,当它开始改革以后,哪怕是有限的、跛足的改革,也同样能激起人们的乐观和期待。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了,人们便联想到进而并非没有可能发生政治改革,虽然或许没有人能说清楚、敢说清楚到底能走多远。围绕经济体制,高层形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人们认为改革派是开明的,由此想象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向前跨出一步。当时的领导人许多都曾在“文革”遭受迫害或冲击,根据陈子明的回忆,“在198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觉醒后的受害者起来拆毁曾经加害于他本人的旧模式、旧体制,是有可能的”[5]。说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也许有些夸大,但夸大得并不多。改变旧体制有多少和程度之分,我那时候是一个学生-,根据我的了解,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会在短期之内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不少人只是希望尽快有部分政治上的开放。
一些的具体改革呼吁所要求的都是部分政治开放。曹思源在80年代以呼吁修宪而知名,他在1981年、1988年两次提出的修宪主张中,巧妙地提到了应该承认三权分立的合理性,但并没有清楚地将其作为尽快兑现的诉求。他走得最远的是要求删除宪法序言中的人名,其实也就是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希望宪法条文写得更细一些,从而划定政府对言论的干涉、惩戒边界,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共产党的政策主张需要拿到那里去讨论通过才能推行实施。另一个非常活跃的呼吁政治改革的人温元凯走得更远一些,提出了“直接选举人民议员”、执政党和其他党派“不能随意由国库支取活动经费”(“党理党费”)、“执政党要容忍其他政党(包括遵守宪法的反对党)”(“党容党派”)、“建立宪法委员会实行违宪审查”等主张。这些主张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大胆的,已经超出了-有限的部分政治开放的范围。90年代以后的渐进改革主义者们鲜有提出如此系统的、直指原则性变革的要求。
有一个观点如果不提到,关于-80年代政治思想的记录,是严重残缺的。它只是一个常识性的看法,却非常重要,也不幸被经常遗忘。那就是,民主需要用实际行动去争取。“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1986年12月4日学生集会上这样说的时候,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80年代中后期频发的学潮,与知识界渴求变化的急切思想氛围有关,更是“民主需要争取”的思想的结果。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自发性的,也就是并没有事先的战略计划。那一年4月中旬,没有人预料到会从悼念前中共温和的领导人胡耀邦开始而演变出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撕开裂口、促成政治变革,而不是进行一场立即结束中共统治的革命。实现与政府对话、得到政府的合理回应,是激励运动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5月14日与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对话中,学生的诉求除了要求改变官方视学潮为动乱的定性外,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运动导致了共产党高层的分裂,在温和派的努力授意下短暂地开放了部分媒体报道。假如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真的如其参与者所愿,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看,由此在中国发生的转型则既不是完全的革命,也不是纯粹的改良,而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可以简称“革改”)。
不幸的是,激昂的80年代是在北京城的血光中结束的。在等待它的90年代,知识界分化了,在政治上退却、转向保守。在一段跌入深渊般的沉寂之后,知识界会重新出发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并超越80年代,然而,它的总体精神气质是保守的。

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悲剧性结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1992年邓小平决定实行市场化改革,共同构成了90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出发、转向的大背景。1980年代最后一年北京城的呼喊与血光,给予有些人悲壮的激励,给更多人的则是沉重的打击[6]。1989年6月4日凌晨碾过北京宽阔街头的坦克,不仅粉碎了天安门民主运动,也终结了一个时代——纯朴而活跃、较少顾虑、勇于面对未来、强调政治改革的80年代。“六四”之后,人们不能公开谈论它,但它对知识界和对更广泛的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样是在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人们涌上街头庆祝团结工会在议会自由选举中出人意外的压倒性胜利,揭开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整体性迅速崩溃的序幕。官方舆论对于东欧国家在民主建构和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讳莫如深,而对于俄罗斯、东欧国家原本就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在市场化改革开始后的大幅但暂时的下滑,则着力渲染。许多人对于苏东转型的过程和成就并不了解,他们的看法总体上是相当负面、灰暗的;苏联的崩溃震撼很大,其原因后来被许多人想当然地归结于改革速度太快[7]。因而,本来是人类自由重大胜利的苏联东欧剧变,在中国留下的也是阴影,挫伤了对转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对转型的惶恐。
“六四”镇压之后,知识界面临着一个不同的国内政治环境。统治集团清洗、整肃了内部的温和派,立法废止了宪法承诺的游行示威权利,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似乎只有专制才能维持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如果实行民主就会乱、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在一段时间内,官方不再谈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甚至经济体制改革也停滞了。不过,到了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六四”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知识界许多人都“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真的好像死过—次”[8]。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们的心情又变得轻松、乐观起来,因为“历史又在前进”了,因为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符合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民主政治必须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他们由此重新产生了对更广泛的改革的期待和联想。
在“痛定思痛”、重新活跃起来之后,知识界许多人对于自己曾置身于其中的80年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以说,80年代的思想是从反思共产极权、专制统治开始的,90年代的思想则是从反思80年代的知识界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开始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80年代更多地是反思、批判专制的年代,90年代则主要是重新思考转型路径的年代。
天安门民主运动盛大的场面和悲剧性的结局尖锐地提出了路径问题,一部分人更坚决地走上了对抗的道路,更多的人则退却了。由此,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开始了,“告别革命”横空出世,渐进改革主义兴起——80年代呼吁“改革”,90年代无数人鼓吹“渐进改革”。
下面,我将简略追溯知识界的转向是如何在学理上发生的,“渐进改革主义”是如何在学理上得到论证的。限于篇幅和本文的目的,我的讲述只能着重于90年代以来知识界思想的一个侧面,但是,我相信,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90年以来知识界思想的主线和精神特质。
9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一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是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来源。激发这一争论的是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的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余英时在演讲中揭示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不断激进化——从主张西方政治制度,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倡导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张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最后发展到主张文化革命。余英时是最有影响的新儒家倡导者之一,他的演讲最后落在对80年代下半期比“五四”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反思热的反思上。这篇演讲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之后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正式开始了。
在余英时那里,并非所有激进的都是不可取的,保守的是可取的,例如,他并不反对辛亥革命。他的观点是,“‘激进’和‘保守’应该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9]。然而,大陆知识界经过这场“激进—保守”的讨论之后,在长期被官方舆论污名化的“保守”获得正名的同时,“激进”却被污名化了,似乎大凡“保守的”就是正确的、现实的、好的,“激进的”则是浪漫的、灾难性的。
在这一批判“激进”、转向“保守”的思潮中,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1995年横空出世了。“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政权的激烈行动”[10]。“我(李泽厚)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1]。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大烂摊子,是一大堆无序的混乱、破坏。“辛亥革命未必必要”,“戊戌变法可能成功”[12]。所以,他们要告别革命,无论推翻专制的政治革命,还是共产革命那种改造整个社会的革命。他们说,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对其充分反省才是最根本的反省,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改良比革命好”[13]。“法制、理性、渐进、建设”[14]。政治民主“远不是当今中国现实所急需”,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逻辑顺序[15]。
李泽厚在80年代是思想界核心人物之一,到了90年代依然有影响,但并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由于并不明确的原因,甚至没有人将他列为自由主义学者之列。然而,这并不影响知识界整体性地倒向保守主张渐进改良。反激进主义已成为时尚,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也是这个已经开始的时尚中的一个插曲,著名的一个插曲。
西方学术界关于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区分,是反激进主义潮流最主要的理论灵感来源。反思批判的对象则是从晚清到80年代末的所有激进主义,其中当然包括共产革命,以明确未来的目标和道路。法国的传统是理性主义的,法国革命是暴烈的,造成了历史的曲折,也是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源头。英国的传统是经验主义的,革命是温和的,道路是渐进改良,是通向自由的顺利、成功之路。推崇英国道路于是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许多人对英国道路的表述中有一个并非可忽略不计的矛盾。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英国曾发生过革命,也不对英国革命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在概括英国道路时,却只说是“渐进改革”、“渐进改良”,似乎革命从来没有在英国发生过。实际上,英国不只发生过光荣革命。作为英国宪制开端的1215年《大宪章》就是贵族起义的结果,此后还发生过带来关键性制度变革的起义。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英国立宪政体大本大原之后,英国才没有发生过革命,只是渐进改良和演化,因为革命已经不需要了,立宪政体给了合理改革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空间。但这些相反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妨碍不少人视渐进改革为中国的最佳选择,认为它是我们过去在晚清的最佳转型选择,更是我们现在或未来的最佳选择[16]。
1990年代知识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自由主义公开亮出旗帜。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当然不是到90年代才开始的。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个人权利、法治、分权、议会民主等自由主义基本政治原则都已经提出来了,不过并没有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帜。作为启蒙的初始阶段,那时甚至较少提到自由,而更多地提到的是民主。自由、民主、法治、共和、宪政等自由政府元素在概念上不被区分,当谈到民主的时候指的可能是所有这些元素,它们彼此的复杂关系也有待探讨。1990年代以后,对这些元素的认识和阐释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17],使宪政成为一个流行词和诉求,并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梳理了自由主义的不同传统。然而,90年代的自由主义虽然在理论知识上超越了80年代,在精神气质上却是退却、保守的。它认为自己承继、传播的是英美传统,是经验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正是这一自认为找到了正宗的自由主义,为渐进主义提供了最有影响的学理论证,因为相较于其他思潮,自由主义更受信任,它被认为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未来和希望。
有三个西方思想家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特质的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奠定了西方保守主义的原则。长期以来,深刻影响了法国革命者的卢梭在中国备受推崇,柏克却被污名化、不受重视。进入90年代后,在反激进主义思潮的激励下,以及随着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柏克研究的接触的加深,中国学术界也重新认识、解读了柏克及其开创的保守主义。在重新解读保守主义和传播自由主义方面都很有影响的刘军宁认为,保守的柏克与自由的柏克是同一个柏克,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分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在中国因此被模糊了。深入讨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已超出了这里的范围,但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柏克之被定义为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者,不是因为他否认自由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不只推崇自由的价值(他还推崇传统、宗教等),更是因为他对于变革的态度。保守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变化,保守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是反对快速、剧烈的变革。哈耶克(FriedlichA.Hayek)就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18]。柏克生活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担心法国革命的精神传染给英国人,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持一种演化主义的历史观,主张渐进改革的发展路径。
哈耶克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捍卫人类自由、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上。40年代,西方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前途缺乏信心,哈耶克写下了其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警告如果引入计划经济,结果将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他继承了柏克的演化主义历史观,复兴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自生秩序”(spontaneousorder)、又称“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的概念,以批判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icrationalism),即试图对社会实施整体控制、根据理性原则来设计社会。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并不是离开人们行为的自然秩序,它也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类设计、强加于社会的秩序,而是人们在交流交易中所形成的规则、从社会内部逐渐演化产生的秩序。哈耶克的著作在90年代被大量引进到中国,其“自生秩序”概念风行于知识界。这一原本为了反对计划经济、极权主义的概念,在中国流行开来时计划经济已被宣布放弃,虽然仍有重要的批判、认知意义,所起的一个作用竟然是被许多人拿来反对快速的政治变革,主张逐步演化、发展的路径。
卡尔·波普(KarlPopper)批判了历史决定论即认为科学可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预言人类未来的思想,以及与这一思想紧密相连的“整体或者说乌托邦社会工程”(holisticorutopiansocialengineering),而主张以符合人类认识逻辑的“零星社会工程”(piecemealsocialengineering)改良社会。整体或者说乌托邦工程“目的在于根据一个明确的计划或蓝图再造整个社会”,零星社会工程师总是“努力作出一些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其目的”[19]。整体工程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反民主的。科学不能研究作为整体的社会,只能研究社会的某些方面。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制定改造整个社会的计划。改造整个社会将给许多人带来不便,革命者们会选择压制批评和不同意见。最终,他们极可能会形成一个新阶级,新社会的新统治阶级、新官僚贵族。零星社会工程是科学、理性、民主的。零星工程师的心态是开放的,知道自己的知识非常有限。其方法是试错的。它对治社会最严重、急迫的弊病,而不是追求最大的终极美善。零星工程不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其成败更容易评估,即使失败了,也不是大错,能容忍人们自由讨论。波普这一反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民主的学说,90年代在中国流传开来以后,也被用来反对快速的民主转型。结束专制、建立民主被当作了整体工程,被认为应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部分缓慢推进。
1998年被一些人界定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亮出旗帜的一年。那年底,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宣布,经由李慎之为《顾准日记》和刘军宁所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所写的序言、王焱对陈寅恪的评价、围绕作家王小波生平的议论,自由主义“挤”出门缝开始了学理上的公开言说。朱学勤这样界说自由主义:“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20]
朱学勤被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这一界说将渐进演化的变革观置于优先地位、视其为自由主义的定义性特征,从中近可以看到哈耶克、波普,远可以见到柏克,然而未必是完整解读的哈耶克、波普[21],也未必是恰当运用的柏克。
我并不打算断言我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渐进改革主义者或者退却到极点的演化主义者,但是,柏克的保守主义、哈耶克和波普为代表的20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影响的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90年代中国传播的自由主义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合流的产物,大致是没有错的。
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曾与王权主义、保守主义相对立,积极要求改变现状,包括主张革命,是激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兴起,它反对人为设计改造整个社会,只赞成渐进的改良和演化,变成保守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这种转向,目的在于守卫西方社会的自由,并不是为了解决专制国家的转型问题。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正是为了守护西方社会自由而发展起来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由于解读的偏差,其保守更超过了西方的保守的自由主义。
尽管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传播自由民主价值上所作的贡献是显著的,对自由主义传统的界分选择、重新认识阐发丰富了对共产极权主义的缘起和荒谬性的认识,但是,所传播讲述的自由主义中保守的精神气质并不适合一个需要大变革的国度。

现在我就简略说明一下,在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语境中,“渐进改革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的问题在哪里,并进而评述近年来在革命思想的兴起。为此,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民主转型。它的内容并不难理解,是一些常识性要求。民主转型包括两个阶段、两个维度,即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政治自由化主要是开放言禁、党禁,关键是容忍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政治民主化指的则是自由、直接选举全国政府。
那么,中国学者所说的“渐进改革”是什么意思、它与民主转型有什么关系呢?无数的人鼓吹渐进主义,有的人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较系统的设想,有的人则没有。有较系统观点的,彼此也有差异。例如,在知名的渐进主义者中,俞可平、周天勇等官方学者与周舵、张千帆、张博树、胡星斗、季卫东等民间或偏民间的学者在论述和主张上就不一样,而且,官方学者之间、民间学者之间也各不相同。不过仍然可以厘清渐进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倾向。
首先,看看渐进主义是什么或者说主张什么。从众多涉及渐进改革的作品,可以发现:第一,渐进主义主张逐步的、慢速的改革;第二,渐进主义主张先从较小的、不触动现制度大原则的问题改起,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碎片化地推进;第三,渐进主义假定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开启民主转型之路,或者认为许多小改革累积起来最终会形成自由民主制度;第四,渐进主义认为只有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才能代价最小、最平稳地过渡到民主。那么,渐进主义不是什么或者说反对什么呢?第一,渐进主义既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快速、剧烈的整体性变革,认为这些都是激进主义;第二,除少数例外,渐进主义不要求政治自由化,也就是不要求尽快开放言禁、党禁,不认为民主转型要从自由化开始;第三,渐进主义不要求甚至反对尽快举行全国大选,认为中国还不具备举行全国大选的条件;第四,渐进主义假定或者说担心快速、剧烈的整体性变革会导致大的动荡甚至国家的分裂。
概而言之,在中国的语境下,所谓渐进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潮,即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应该从细小的改革开始,慢速地、碎片化地推进,转型的关键内容,也就是涉及整体原则的变革,特别是开放党禁、全国大选,可以也应该缓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平稳地、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自由民主。与刚才所说的民主转型所要求的种种政治上的开放比较一下,可以用7个字概括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渐进改革主义的特点,那就是“回避要害”、“绕圈子”——民主转型所要求的重大变革被回避了。由于思维方式的扭曲,没有任何渐进改革主义者提出在近期内举行全国议会、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即民主化。热情传播自由民主价值、将民主作为中国政治转型方向的人,竟然在实际上没有提出民主化的要求,这不能不令人诧异。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比较政治学著作中,有时也会出现“某某国家通过渐进改革转型为民主”之类的说法。但是,那些著作中所谓“渐进改革”(gradualreform)是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渐进改革”很不相同的,须慎辨其涵义。例如,70年代西班牙的转型是由政府主导的,首先放宽了媒体控制,报纸、杂志展开了政治改革的热烈讨论,在大量沟通基础上起草的《政治改革法》获得议会通过后交付全民公决,然后开放了党禁(先开放了除共产党之外的党禁,不久后也取消了对共产党的限制),几个月之后举行了全国议会大选。转型从自由化到民主化即第一次全国大选所历经的时间不到1年7个月。它是由西班牙政府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的,所以,西方学者可能会说那是渐进改革。然而,再明显不过,那种“渐进改革”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渐进改革”别如天壤(为了能区分开来,不致引起误解,我宁愿称前者为“逐步改革”)。
不论主张者们的初衷如何,当代中国话语中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是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路径设想。就其将重大的、整体性的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而言,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它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是一种伪渐进主义。
支配着渐进主义者们的种种观念和假定,是不成立的或有疑问的。渐进主义者们很注意“策略”。他们认为,只有提出较低、不触动现制度根本原则的要求,统治集团才有可能接受,从而开启政治变革之门。然而,以统治集团是否可能接受来作为提出诉求的标准,表明他们缺乏一种动力观、不懂得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民主转型在许多情况下,是依靠民众抗争所造成的强迫性形势发生的,而不以统治集团单方面的意愿为转移。他们回避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之类的关键性要求,试图通过降低要求来说服或诱惑使统治集团开始改革,不仅高估了统治集团的公益心,也减轻了统治集团的压力,方便了统治集团回避任何有意义的变革,将民主转型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事情非常明显,如果连要求都不提出来,实现的可能性不会更高,而会更低。渐进主义者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启动政治改革,只要改革开始了,即使是微小的,也会由小到大直线向前发展,而实际上,微小的、不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改革,即使开始了,也是可以停止、取消、逆转的,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案例。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慢速、小步向前推进才是稳健的、安全的,大步走会摔倒,实际上,一旦变革开始了,如果太慢、转型的过程太长,不确定性会更高。他们反复渲染快速、大幅变革会乱,营造了一种“转型恐惧症”,使人们没有信心、勇气面对未来,从而也使转型更不可能发生了。
渐进主义者们总是强调“渐进改革是代价最小的”,这种反复渲染传递的是不愿付代价的信息,几乎无异于在鼓吹免费午餐主义。可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isnotfree)。渐进主义者们认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的改革是代价最小的”,而实际上,历史表明,主动改革的代价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惨重的。改革者的诚意、决心和战略选择,改革的速度、节奏和改革的程度,以及制度架构的设计选择等,决定改革的成败和代价的多少。渐进主义还有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等待主义,坐等“渐进”改革的发生。
渐进改革主义从90年代开始,在中国流行了20余年。它与民主转型只有想象而非真实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正是它能流行20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产生和流行的原因不止来源于理论的认知,也来源于内心的怯懦。90年代以后知识界保守的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复杂的理论背书,使其为许多人所深信不疑。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如果有人对它提出质疑,会被冠以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已经被污名化、意味着不“现实”不“策略”的“激进”一词。鼓吹渐进主义的人如此之多,使得它的影响没有止于中国国境。流亡海外的一些异议人士也一度认同“渐进改革是最佳路径”[22]。甚至一些经常与中国学者接触的西方学者也受到了影响,认为中国是如此之大,最好是慢慢地改,快了会乱。
但是,到了2011年左右,它正式开始走向衰落。2011年前后,发生了两件对渐进改革主义思潮非常不利的事情。如果按时间顺序说,一是本人拙著《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从2010年底开始在网络杂志《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我在书中,以197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案例研究为基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对于当下中国语境中渐进改革主义的批评,并提出了一种我成为称为“大转型”的替代性战略思考框架。我批评了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解释了“非暴力革命”是革命概念在当代的发展,并介绍了“革改”即“革命+改革”的转型模式。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人对“告别革命”论非常不满,也有人对渐进主义提出了质疑,但一直没有系统的论述与之抗衡。
另一件事情是2011年早春发生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它开始于突尼斯,席卷埃及、利比亚,波及也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它的消息、进展通过不能被彻底控制的互联网及时传播到处于远东的中国,像是在进行一种实况的民主转型发生学教育,对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有网民利用推特上一个发布匿名消息的推特账户「秘密树洞」,号召中国人也到各大城市一些特定地点聚集举行「茉莉花革命」,结果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使警察疲于奔命。那是一场“影子革命”,虽然没有成为真革命,却有力地传播了革命的观念。
此后,关于“革命”的讨论和对改良、渐进改良的批评,在推特、微博等“短平快”网络空间的讨论多了起来。莫之许是这些空间在这方面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2011年底,萧瀚发表了《简议“改良”与“革命”》、《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它们是身居国内的学者近年来最早主张革命的文章。
2012年初的一个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思想氛围有了一个大变化,一种主张革命的文化兴起了。它就是韩寒三篇博客文章——《论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所引发的一场罕见的热烈争论。韩寒是一位人气很旺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他在这三篇文章中反对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像当年李泽厚一样断言“民主并不是当今中国所急需”,立即引来了许多人的批评,“革命——改良”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2013年,由于中共领导人王岐山向官员们推荐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研究法国革命的名著《大革命与旧制度》,该书一时有些洛阳纸贵,围绕托克维尔再次发生了“革命——改良”讨论的一个小热潮。博源基金会举办了“中国能否告别革命”的座谈会,秦晖、朱学勤、荣剑等受邀参加,从与会者的发言看,有人从过去保守的立场有所退却。
这次革命话语的复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期望的破灭。从70年代末开始,就有人盼望政治改革。80年代的共识是促成政府不仅进行经济改革,也进行政治改革。1989年北京城的呼喊仍然是寄希望于政府开始政治改革。“六四”镇压给了人们沉重的打击,但是1992年重启经济改革并且是走向市场经济,人们又恢复了乐观的情绪,开始对政治改革的联想和期盼。在排斥了革命的情况下,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改革上了,对改革的期盼不是降低了而是提升了。当胡温接掌权力的时候,人们曾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有所作为。可是,不仅政治改革没有发生,经济改革也停止了,停在一种半吊子的市场经济上,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中。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等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2008年以后经济的下滑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人们愿意给政府渐进改革的机会,但一直没有看到有实质意义的突破。现实的状况不仅是停滞,没有表现出政治改革的真诚意愿,而且对艰难弱小的公民社会的打压更加严厉。对于改革的呼吁已经太多了,改革还是没有发生。在现实面前,原本就没有给出清晰路径的、90年代以来的渐进改良主义显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当然,并不难理解,在这次革命话语的复兴中,知识界不会像90年代整体性倒向保守那样,整体性地倒向另一边——激进或比较激进的立场。而且,那样也未必是好事。压迫性的政治环境、自我否定勇气的不够、学术地位个人利益的考虑、认知的原因等,都会使不少人继续坚持保守、渐进改革主义的立场,特别是那些在这方面有过著述的人以及在生存上需要依赖官方学术机构的人。自由的渴望和保守的言论在他们那里还会继续纠结在一起。不过,“革命”的话语终究回归了,一种革命的文化终究在兴起了。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弥漫的不再是保守的精神了。这会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呼唤革命”是指什么革命,特别是它应该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经典的革命概念指的是暴力革命。不过,革命概念在当代有一个新发展,就是将民众的大规模和平抗议击败专制建立民主也视为革命。关于暴力与非暴力,中国的异议人士中间一直有争议。随着革命话语的回归,这种争议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了。我是一直主张非暴力的。基于2008年以后到海外所作的民转型研究,我更加坚信应该走非暴力抗争之路。
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家”2005年完成的一项统计研究-发现,过去30年近70个政治转型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67个人口100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50个、多于70%;由掌权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14,还有3个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反对派没有或几乎没有使用暴力的占40个,诉诸过暴力但对转型的发生没有起关键作用的有20个。
这个统计还发现,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也比通过自上至下的改革转型或反对派诉诸过暴力的国家,享有自由度更高、更稳定的民主:在14个发生过自上至下改革转型的国家中,到2005年,只有2个变成了自由国家,有8个是部分自由国家,有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反对派使用过暴力的20个国家中,只有4个成了自由国家,12个部分自由国家,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23]
上述数据表明,经由改革实现转型是小概率事件,暴力革命则更加不现实,由于改革的局限性和暴力行为的副作用,也更少可能获得和保持充分的自由。所以,民主派既不能坐等改革的发生,也不能在当今时代梦想暴力革命,而应该诉诸非暴力抗争、追求通过天鹅绒即温和革命造成强迫性的形势开启民主转型。
那么,这样的革命是否可能呢?特别是在习近平接掌政权以后,是否可能呢?习近平不属于这个时代,他的头脑是毛时代的。他上台以来,不仅没有表现出向前走的意愿,相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要往回走。在统治集团内部,他追求个人绝对独裁;对于思想、舆论和公民社会,其控制与打压是“六四”以来最严厉的。过去20多年来异议群体和维权运动所艰难找到、取得的有限空间,被挤压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需要更明显了,似乎也更困难了。不过,革命是否可能归根结底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回答。
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提出一个更积极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如何可能?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在陷入大麻烦。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帮助延长了共产党的寿命,然而,这次它可能没有30多年前那样的好运气了。习近平往回走是在进行一场冒险,他很可能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独裁者。改革期望在他的统治下快速破灭,这未必是坏事。当人们对中南海绝望了的时候,才更有可能回头发现并释放自己的力量。
本书文章收录的重担主要是滕彪博士所承担的。原本打算不仅收录主张革命和主张改良两方面的文章,以体现一种“激辩”的气氛。但是,鼓吹渐进改良主义的文章太多,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人们对其中许多观点是熟悉的。多选近几年出现的倾向革命的文章,反而更能体现出“激辩”的气氛,因为读者知道另一方在哪里。关于选文标准等,请看滕彪博士撰写的编选说明。
注释:
1、这里的描述系基于胡安?林茨(JuanLinz)关于极权主义的经典解释。参见JuanLinz(2000):TotalitarianismandAuthoritarianism,PP.65-75。
2、“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它首先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关于“两个凡是”与毛泽东的继承人、时任中共主席的华国锋的关系,目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去毛化在华国锋当政后就已经小心、然而速度并不慢地开始了。不过,1980年底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央主席职务,对他的指控之一就是坚持“两个凡是”。
3、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是反动的,清末的立宪改良是骗局;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有进步意义,尽管有局限性;最“伟大”、最“正确”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最“伟大”、最“正确”的革命,当然不允许反对,反对共产党、试图革它的命则是“反革命”,罪莫大焉,必须坚决镇压。这些都是是官方历史、政治教科书中的标准话语。
4、陈子明《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
5、同上文。
6、由于时间的仓促,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有些内容直接摘自我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
7、2007年,著名的“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拉?哈夫里立辛(OlehHavrylyshyn)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前苏东地区转型15年后的结果:变革快速、广泛的东欧国家要比变革较慢或只进行了有限改革的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增长、制度建构、吸引外资、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表现都明显要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少。当时在经济转型上存在两种战略主张,一是快速的,二是渐进的。大爆炸战略主张者们认为,变革的迟缓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产生对变革的抵制甚至使变革逆转。他们认为组织、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应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实现。渐进主义者们担认为步子太快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代价、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主张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应先建立组织、制度,以保证得到最大效应。后来的历史证明大爆炸主张们的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独联体国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不及东欧国家。其中,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仍然非常类似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寡头控制了庞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以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速、激进的,但实际上并不准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流产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并不彻底,只实行了中等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参见OlehHavrylyshyn:FifteenYearsofTransformationinthePost-CommunistWorld:RapidReformersOutperformedGradualists.(TheCatoInstitute.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andProsperity.DevelopmentPolicyAnalysis.November9,2007,no.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
8、刘再复的一段表述体现了许多人在“64”之后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这种体验真是“刻骨铭心”。“经历了一次大沉重之后,反而轻松了。我真的好像死过—次,开始了第二人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
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1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页。
11、同上书,第60页。
12、同上书,289页。
13、同上书,289页。
14、同上书,294页。
15、同上书,第22页。
16、李泽厚之后,以渐进改良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晚清的改革和革命的人很多,例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赞颂的辛亥革命被不少人否定了,完全被污名化的预备立宪得到了肯定,甚至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立宪派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激进的,未来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这方面的文章、著述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说”的一部分,其“应用”而非其“学理”部分。
17、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高全喜出版了《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看法,认为《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是使得辛亥革命成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18、讨论基础概念的、辨析基础价值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传播较广的,包括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和我的《论共和国》等。
19、哈耶克说,“严格说来,保守主义是一种正统的,或许是必要的,无疑是广泛传播的反对急剧变革的态度。”“法国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FriedlichA.Hayek:TheConstitutionofLiberty,p397(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8)。
20、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21、国内学者将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波普的“零星工程”用于民主转型路径的思考,作为反对快速大幅变革、支持渐进改良主义的依据,其实是对他们学说的片面解读和滥用。在哈耶克那里,“自生秩序”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在波普那里,“整体社会工程”并不泛指所有重大的变革,指的只是该找试图改造整个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波普也不相信在专制政体下会发生合理的改革,认为专制政体只能通过暴力推翻。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见本人《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108-113页。
22、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长期坚持在国内抗争,他对转型路径的看法也被弥漫的、“渐进改革是最佳道路”的观点所裹挟。他2008年被捕后在法庭上说,他所主张的是“渐进、可控、有序”的转型道路。这一表述直接来自于另一位渐进主义者周舵。
23、参见AdrianKaratnyckyandPeterAckerman:HowFreedomisWon:FromCivicStruggletoDurableDemocracy(AspecialreportofFreedomHouse,2005);
StephenZunes:WeaponsofMassDemocracy:NonviolentResistanceIstheMostPowerfulTacticAgainstOppressiveRegimes(2009)(http://is.gd/G6C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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