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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你自己的价值观都很混乱,又有何物可供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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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21-2016 12:32: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慕容雪村: 有官员新造大宅,占地甚广,门户甚多,大门口贴一巨幅对联:为人民服务,替苍生造福。二门上又一巨幅:建设和谐社会,追求科学发展。三门上仍一巨幅:不爱钱,不好色,只愿天地清明;常行善,常扶贫,惟恐黎庶艰辛。进入内室,方见其真正心声,上联是:窃喜囊中生意满;下联道:哪管世间死人多。
慕容雪村: 这两年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广自己的软实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孔子学院于是乎得到发展。但事实都清楚:你自己的价值观都很混乱,又有何物可供输出?曾见过一位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每年从中方拿走上百万元薪水,谈起孔院也是一脸鄙夷。依我愚见,把这些孔院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有利于推广中华文化。
慕容雪村: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纪念毛在延安的讲话,重发旧作《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慕容雪村: 花钱买面子,其实是不要脸。操刀谈道德,其实是耍流氓。含血讲慈悲,其实是没人性。自己没一句真话,却要别人诚实信用,其实是黑心肠。做了不敢承认,屙了再吃回去,其实是脑残儿。屁股上生满烂疮,脸上涂脂抹粉,其实是没脚蟹。爹娘四处乞讨,自己花天酒地,其实是他先人个板板。
慕容雪村: 一提革命,就想到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其实革命也未必那么血腥,辛亥便是明证。一提改良,就想到波澜不惊、平稳交接,其实改良也要有相当的压力为基础,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上层权斗、下层反抗都是压力。“必须改”是两派共识,“怎么改”大可以求同存异,若你们彼此为敌,你们共同的敌人最开心。
慕容雪村: 乡镇干部三件事:吃点、拿点、抓流产;县级干部三件事:卖地、维稳、收点钱;省级干部三件事:讲话、视察、做表演;百姓三件事:出钱、卖力、干瞪眼。
慕容雪村: 现在人们知道,文学和艺术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相反,政治应尽可能为文艺提供空间。对好事应该赞扬,对坏事就该批判揭露,文艺批评应多谈作品本身,少谈或不谈政治。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历史。历史应为谁服务?引用冯·兰克的话:我只希望说明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为真相服务。转自慕容雪村: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第一次确定了文艺的立场问题(党员作家要站在党性和政策立场,普通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态度问题(是歌颂还是暴露?写光明还是写黑暗?)、工作对象问题(为工农民和干部服务),也首次确定了文艺批评应以政治标准为先。可以说,文革和后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滥觞于此。
慕容雪村: 60多年来,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就是农民,他们贡献最多,所得最少,受难最重,含冤最深。他们用手推车推出的这个共和国,一直视他们为二等公民,被一本户口簿焊在地里,一进城就成了盲流、三无人员和可疑分子。他们种出的粮食养活了13亿人,酿成了百万吨茅台五粮液,但饥荒来临之时,最先饿死的就是他们。
慕容雪村: 按某些人的观点,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穿越国境》是一部标准的反美电影,片中讲了美国官员的野蛮、冷漠和没人性,他们弄虚作假、包庇罪犯、索取性贿赂…… 有人会说:看,美国还不是同样腐败?这话没错,每个社会都有它的问题,每个政府都有腐败,但重要的是如何对待腐败,是讳病忌医,还是诚实地面对?
慕容雪村: 表面上,中国的官几乎不拥有真正的权力,每件事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程序,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电话就能突破所有程序,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干掉谁就干掉谁。这真正的权力往往运行在桌子底下,不受任何限制,只要抄起电话,他们就可以禁言、禁书、抓人、杀人。这无限的权力就是国家公敌。
慕容雪村: 穆巴拉克执政30年,一直以“稳定”为其首要目标,用尽各种招数维稳,为埃及带来了深远而广阔的苦难,终于有一天,被稳定的人们不再沉默,纷纷走上街头,他们说:为了结束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我们拼了。有人这样评价:太多的稳定让埃及变成了一具木乃伊。其实不仅会变成木乃伊,也会变成兵马俑。
慕容雪村: 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后来一系列灾难的预演,其中的许多手法都值得警惕。其一叫“查小广播”,动员、强制党员交代个人言行,还要交代别人言行。只要某人的交代跟别人说的不符,那就可能成为疑点,以此为突破口,穷举深挖,大造声势,把推论当证据,把小小细节当成重大历史问题,最终让无数人蒙冤受难。
慕容雪村: 对政府高官,怎么猜测都不为过,因为他手中握有灭门的权力。对食品安全,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因为事涉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但对另外一些事,我还是主张宽容,要理解他人身上的不可解之处。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因其无深情;人无疵不可与交,因其无真气。王尔德也说过类似的:人总该有点不可理喻之处。
慕容雪村: 多年前有个五讲四美的口号,这9个动词都缺主语,谁该讲?谁该美?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那些当官的。因为他们最不文明,最不礼貌,最不讲卫生,经常违反秩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挺缺德。他们的心灵需要净化,他们的语言需要过滤,他们的行为需要规范,至于他们的环境,所谓官场,那叫一个龌龊。
慕容雪村: 回想当年学过的政治课、历史课和思想品德课,依然记得那股子臭烘烘的霉味,乏味,无趣,令人厌烦,还有一股拿肉麻当有趣的猥琐劲儿。很多年我都以为那是编撰者不负责任搞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每一节白痴无聊的课程,都有其深思熟虑的恶毒,目的就是把形态各异的人打造成一模一样、符合他们范式的蠢货。
以前我们抓到坏人,直接拉到河边爆头;后来我们抓到坏人,给他戴上纸帽子游街;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关进牛棚专他的政;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送到沙漠里种树;再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起来让他家人赎票;现在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进疯人院喂他吃药。我们一直在努力。
和平年代,爱国不需要假想敌,也不需要仇恨任何人,只需做一个好公民:足额纳税,遵纪守法。如果法是恶法,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过分渲染的民族仇恨、阶级压迫,偏激的、奴化的爱国教育,不会造就真正的公民,只能生产顺民和暴民。前者苟活于世,后者满腔怒火,一旦有变,他们就将变成为祸人间的炸药。
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著名才子、学者。他死于1907年,死前写了九首预言诗,有人比之于烧饼歌、推背图,我向来不喜预言图谶,但很喜欢陈寅恪先生为之写的跋:“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个国并不陌生,非驴非马,即是我们的骡子国,不用劁夫阉割,我自己就先废了。
重庆时报向中国作协道歉,应算是本年度众多的丑闻之一。不知道什么样的言论才是安全的,叉叉叉不能批评,叉叉叉也不能批评,叉叉叉还不能批评,现在连鸡肋协会也不能批评了。在一个布满敏感词的世界,当一名作家是可耻的。我以前说,给我五块钱我也不加入作协,现在我决定,哪怕它给六块,我也不加入。
部分国人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福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是我的早晚还是我的;没争来福利,他就扮演先知:瞎折腾什么呀?我早就知道没屁用;为他说话的被抓了,他就幸灾乐祸:活该!瞅丫那傻样,让他出风头!
李银河为同性恋者辩护,为换偶者辩护,主张身体是自己的,而不是公共财产,也不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这些我都赞成。一个自由的世界应当允许人合法地淫荡、合法地猥琐、合法地道德败坏。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另外,“道德”一词在很多场合都值得怀疑,明智者应尽量避免以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别人
为了开个SB会,买菜刀要实名,买耗子药要实名,现在连衣服也不让晾了。不知道这会究竟是为谁开的,如果是为外国人开的,外国人不在乎我们晾不晾衣服。如果是为中国人开的,中国人都不爱穿湿衣服,当然,也许当官的口味独特。想来想去,肯定是官老爷们自己开着玩的。SB会,让官员的生活更美好。
1953年,汪篯奉命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到北京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先生在回信中提出两个条件:一、研究所内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信中有几句话堪称雷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教育,醉心于学问,算得上“学究天人”。他不是手握大权的公卿,只是一个无权无势、傲骨铮铮的学人。他双目失明,却永远大睁两眼,在黑暗中侧耳倾听真理的声音。文革中遭受迫害,甘少苏这样回忆:陈寅恪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在那个无视真理与自由的年代,连陈寅恪这样与世无争、堪称国宝的学术大师也不得善终。暴政恣肆,竟连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盲者都不肯放过,恶权横行,960万平方公里竟放不下一张清贫的书桌,真不知是何等人间。
为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不准再提NBA,这愚蠢而狂妄的命令,底子还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须知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主权的战场。多说几次NBA、 MBA、EMAIL,不见得就会被坏人洗了脑。第一步反英文字母,继之反英文,继之反洋货,继之封锁国门,不许片板下海。从此天下大同,幸甚幸甚他妈的。
教材中剔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费厄泼赖》这样的文章没什么可争论的,应该。前者不公正,后者已过时。鲁迅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争论,少见义理,多见意气,戾气逼人,很容易教坏孩子。我更希望当局能把韩寒的文章选入教材,因为他说的都是常识,让人明辨是非,这才是最重要的。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鲁迅回忆录》,许广平著。把鲁迅说成是最大的五毛党,不知鲁迅于地下会怎么想。不过我更愿意用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本书写于1959年秋天,严酷的冬天即将来临,许广平也许是想拥抱一丝温暖。
当下中国大学不见学术,只见权术,不见风骨,只见媚骨,不追求真理,只追求级别,不孜孜于义理,只鹜鹜于待遇,比之民国年间陈序经、张伯苓诸先生,与其慨叹人心不古,不如检讨我们僵化顽固的教育体制,书上说民国时代黑暗腐朽,但当时的教育是教人聪明,现在是伟大光明的新时代,可教育只教人愚蠢。
陈序经,曾任岭南大学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中的“特务、间谍、反革命”,他不是高官,不是大款,按这时代的标准,只能算一个潦倒的 LOSER。他鄙薄名利,也不在乎权势,林云陔请他当教育厅长,他不干,宋子文请他当驻泰国大使,他不干,1949年国民党让他当副部长,他还是不干。
49年之后破除信仰,邓复出之后只强调金钱,中国人都成了汹汹逐利之徒。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只看他是不是高官,是不是大款。与陈序经这样清白皎洁的读书人相比,当下的价值观十足可鄙。虽然他在学问上的建树比不上同代的大师,我依然由衷地尊敬他。
同样清高的还有“南开先生”张伯苓,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亚于蔡元培、陈序经诸君子,办学之初就立誓“终身从事教育,绝不做官”,多次拒绝国民政府的邀请。1948年,在蒋介石再三恳请之下,当年半天的“短命院长”,因为不满“无官不贪,不吏不污”的官场现实,愤而辞职。
49年天下振荡,蒋介石几次亲自登门劝张先生离开大陆,他不走。最后蒋经国许诺: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想几时走就几时走。可他最终还是没走。1950年张先生回到天津,南开师生对他极其冷淡,甚至有学生要求以“战犯”惩治他。而众所周知,南开是他一生的事业,一生的心血。读书读至此处,不由得心头悲凉。
杰弗逊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T.杰弗逊,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州信仰自由法案的作者,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创办者。没提他当过美国总统,也许在他看来,一个大学校长或法案拟定者,比总统更值得尊敬。我喜欢他另一句话:如果让我来选择,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选择后者
他有时眼睛雪亮,有时不明真相,有时别有用心。他好面子,他只讲眼前利益。他没有原则,也不怕报鬼神报应。他觉得挺身而出是挺傻的事。他要的不多,只要一口吃的。他勤劳,他伟大,他不算强壮。他祖上曾经阔过。他心眼挺多,他心眼挺好,他心术不正。------中国人肖像
主义之后,思想继之;思想之后,理论继之;理论之后,学说继之;学说之后,体系继之;体系之后,论断继之;论断之后,观点继之;观点之后,口号继之;口号之后,何以继之?
遇到教授,谈酒色财气;遇到大款,谈人文关怀;遇到后进,谈身家地位,遇到前辈,谈腰子功能;遇到丑男,谈江湖往事;遇到美女,谈悲伤爱情;遇到和尚,谈男欢女爱;遇到色狼,谈慈悲清静;遇到奥巴马,谈尊重主权;遇到金正日,谈坚持革命;遇到活人,谈安定团结;遇到死人,谈和谐稳定——做快乐的中年猥琐男
有位北京老爷子跟我讲过四五运动,34年前的今天,他就站在腊肉馆附近,看着纠察驱散人群,看着游魂聚成人海,看着他们掀翻车辆,看着他们四处奔跑,看着他们纵火烧楼,也看着那楼渐渐垮了……我听完只有一个感觉:胡闹,至于这场胡闹如何成了反革命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变成革命之日,我也不知道。
几只狼绑架了一群羊,建了一个新的羊圈。羊吃草,狼吃羊,每当有羊消失,就有狼站出来说:别信它们造谣,历史证明,狼从来不吃羊,狼爱你们羊。羊的情绪很稳定。后来有几只聪明的羊发现了真相,狼就把这几只羊关了起来,说它们是羊奸,禁止它们发出叫声。羊的情绪一直很稳定。----听《当狼爱上羊》有感
“我要亲历现实,并在心灵之坊中锻造出民族尚未出现的良心。”这话是乔伊斯说的。在艰难时刻,作家本应是民族的良心,坚持真理、奔走呼号。而中国历来缺少有骨头的文人,作家们争着向暴政屈膝,对权势媚颜,为谎言涂脂抹粉,他们不是作家,只是一群逐利而居的帮凶、帮闲、篾片相公,俗话叫“兔儿爷”
老师骗学生叫教育,大人骗小孩叫爱心,官员骗政府叫政绩,专家骗公众叫理论,医院骗病人叫诊疗,媒体骗观众叫新闻,商人骗消费者叫广告,政府骗老百姓花样最多,叫爱国主义,叫安定团结,叫为人民服务。这是谎言之国,说真话是最大的最恶。这是谎言之国,不作秀,不得活。
谎言横行造就了一批虚无之徒,我就是其中之一,年齿越长,经历越多,人就越虚无。看大人物出场,我就想他儿子赚了多少钱,看食品广告,我就想这玩艺吃下去会不会死,看标语扫黄,我就想肯定黄得厉害;看谁跑过来说爱我,我就想:这王八蛋究竟打什么主意?据说这就叫成熟和理性
王益事件涉及到两位女明星,格外引人注目。其实不必大惊小怪,这就是当代生活。权力若无人监督,官员必然横行,一切资源都逃不出他们掌心。金钱、权位、鲜衣怒马、名车豪宅……再微小的资源也不肯放过,比如很多官员都是作协会员。而漂亮妩媚的女明星,也只不过是这场权钱交易中廉价的消费品。
毒奶粉,毒疫苗,层出不穷的暴力拆迁,每一事件都打上了官商勾结的印迹,当权力腐败影响到千万人的生活,当民怨累积到爆发点,政府依然主唱“稳定压倒一切”。一次次的反腐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腐败不是罪恶,站错队才是,跟错大佬才是。这脆弱的、勉力支撑的“稳定”,会不会埋藏着未来的腥风血雨?
中国没有文学,只有宣传。那些不是作家,都是宣传干部,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单位,一群部级、厅级长老做做法事,吃吃燕鲍翅,住住总统套,不算什么奇闻,屁民们就不要聒噪了。
愤青为什么容易被伤害?因为他们被奴化教育教得没了自我,总有“我即国家”的狂妄感,同时也分不清国家、政党、党魁之关系,看见有人批评政党,就觉得是在批评自己。看到有人对党魁稍有不敬,也感觉自己受了侮辱。没有自我、狂妄自大、易愤怒、易受伤、缺乏理性、缺乏常识,是这类人的共性。
1在大多数国家,除了法律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在少数国家,除了法律允许的,都是不可以做的;但在我们这儿,不管是法律禁止的,还是法律允许的,都是可以做的,也都是不可以做的。常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在某些案件中,真正的依据往往不是事实,而是领导意图,说抓就抓,说杀就杀;法律也不是准绳,而是松紧带,想松的时候就松,想紧的时候么,嗯,赵老师说了,还挺紧的。
2余英时: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3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考虑到我们这儿的国情,这话可以改写为:有些法可依,有些法不可依;有些法必依,有些法不必依;对某些人执法必严,对别外一些人不必严;某些人违法必究,别外一些人不必究。法律对中国公民一视同仁,但有些超级公民更他妈同仁。
4太平天国实行计划经济,提倡以德治国,也号称要追求天下大同。他们把男人和女人分开,禁止私下交配,诸王大将和洪秀全本人却可以任意胡来。他们篡改经典,伪造历史,把一切先贤之说都当成毒草,他们大造宫室,任由民间颠沛流离,他们造就了19世纪最大的灾难,看着却如此眼熟。在这场世纪之灾中倒也有几个人物,石达开用兵仿佛林彪,杨秀清组党好似刘少奇,至于洪秀全本人嘛,嗯,好像星宿老怪丁春秋。
5几十年来,“要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话一直响在耳边,却很少有人知道“和平演变”究竟有什么坏处,其实这个词和主权、领土没什么关系,也不是要占领、消灭哪个国家,它的本意就是在越来越多地交往中,让两种制度公开地竟争,使人们能够看清其优劣差异,从而改革糟糕的制度,使之变得不那么糟糕,这和人们平常讲的“温和改良”几乎没有分别。许多人对和平演变畏之如虎,闻之色变,与其说他在担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不如说他在担心自己的位子不稳。
6戈培尔是纳粹宣传部长,被誉为是“希特勒的创造者”,他的言论五条:1、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让他们视地狱为天堂;2、报纸上的言论,应当服从于共同目标,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3、人民比我们想象的要愚蠢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4、我们信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信仰;5、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戈氏在纳粹执政时期权重一时,到了1945年5月1日,就在柏林即将被攻克之时,他心知大势已去,先毒死了自己的6个孩子,然后命令党卫军从其背后开枪射杀,这个与全人类为敌的、纳粹的宣传部长就此仆倒于血泊之中。
7鲁迅:“外国用火药制造枪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其实类似之事还有许多:外国人把民主自由视作必然之事,中国人却当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外国人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甚至是不必要的恶,中国人却把它看成是亲爹亲娘……
8《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一生遭遇非凡,初为不良少年,横行乡里,20岁有志于学,多有事功,治黄河,开矿,搞赈济,懂数学、懂医学,还是最早的甲骨文研究者。他一生都不正经,爱青楼,爱美酒,最爱寡妇。那时代的很多大人物都跟他有关系,李鸿章是他的知己,端方是他的朋友,袁世凯、盛宣怀是他的仇人。
9苏曼殊只活了35岁,这和尚多才多艺,爱吃糖,可称甜和尚;经常出入青楼,可称百花丛中尊者;浪漫多情,可称风流阇梨;《围城》中说他的诗有日本头油味,其实他也有慷慨之作: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他的墓和苏小小墓相去不远,或许这两人可以在阴间相爱。
10“中国不能搞代议制民主,这是由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如果你赞同这话,那么你就是国情;“因为国民素质太低,所以暂时不能实行民主。”如果你赞同这话,那么你就是那个素质低的。“人权当然重要,但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你赞同这话,那么你就是被压倒的那个。
11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公民,而不是人民之一员,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对“权力”二字保持足够的警惕,这社会就会变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陷阱,是刀山火海万丈地狱,但对大多数正直善良的人来说,那不是什么他妈的陷阱,而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12有一个国家的法制是这么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然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13约翰.多恩有一首诗,写他妻子解下腰带、脱去外套、脱下内衣,脱掉最后一层,最后脱掉鞋,扑到床上开始抒情: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我的王国,我的宝藏……接着“尝遍欢乐”,“囚禁乃是自由”,手放在哪里,哪里就是监牢。最后做哲学思辩:“她们如秘密之书,我们须将之读透”。简直就是诗中AV
14中国古代有名的美女基本上是四种人:名妓、宠妾、女作家、皇帝他妈。她们周旋于男人之间,美丽妖娆,是心头珍宝,也是掌中玩物。自来红颜薄命,美人大多不得善终,关盼盼绝食死,绿珠跳楼死,杜十娘沉江死,杨玉环勒死,董小宛吓死,张丽华砍头,苏小小呕血,李香君不知所终,小周后被人强暴,郁闷而死
15有学生问欧几里德: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德大怒:你跟我学习几何学,居然还问我几何学有什么用,这简直是在侮辱我,侮辱几何学!----常听人问:哲学有什么用?文学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说实话,这些真没什么用,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些无用之物,在吃喝性交之外,人类应有些更高级的追求
16小贩街头烤羊肉串,一城管疾冲而至,一脚踹翻烤炉,小贩大怒:你你你,你你你!城管:你他妈想说什么?小贩憋了半天,脱口而出:我是公民,我……我有尊严!城管嘿嘿冷笑:傻逼把自己当外国人了吧?还尊严?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尊严?
17提到慈善,想到一则往事,好像出自官场现形记:某年山西大旱,有慈善家募集数万银量,到灾区赈济灾民。时当灾年,穷人卖儿卖女,慈善家行善之余,买了几十个小女孩带回上海,漂亮的留着自己用,不漂亮的一股脑卖给了妓院---我想说的是:有些事听着感人,说穿了都是生意;有些人看着伟大,看破了都是贼
18在布满预兆和星辰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开心扉,去接受这世界动人的冷漠。我感觉自己与这世界是如此相似,亲如手足。我感觉到昔日的幸福,而这幸福在今日依然如是。为了给一切画一个完美的句号,也为了使自己不再孤单,我只希望处决我的那天会来许多观众,以仇恨的叫声送我走完最后一程。《局外人》结尾
19清代沈永之在云南山中开掘隧道,山势险峻,工程进展异常缓慢,一日,忽有一艳装美女从洞中奔出,工人们大喜,扔下工具纷纷追看,只有几个老成之人不为所动,依然操作如故。不久,忽听轰隆一声巨响,山体崩塌,老成之人全都砸死洞中。沈永之评价道:人不能不好色啊,瞧瞧,这就是不好色的下场。
20芳菲时节,何不远游?山谷中薇菜正嫩,灌木丛中浆果渐渐红熟。跳进花丛摁倒几只兔子,砍一棵黄花梨把它烤熟。如果你是同性,我们可以濯足清流,谈一谈这该死的世界将会交在哪个无赖手中;如果你是异性,让我们拿花叶造一张床,把未来的领袖洒在青草丛中----为朋友的山林露营计划写的旅游文案,修改版
21手握公器,应有公心,少给人泼污水。因经济问题被抓,你办成一个纯粹的经济案谁都不能说什么,成天说那些没用的,栽脏抹黑,这是恶毒小人和长舌妇的无赖打法,不是手握公器的人该干的。小民家里放几张毛片、有个把私生子,这不是犯罪,不是你该管的事,真有那体力精神,用来监察贪腐官员不是更好?
22今晚有兄弟带我去探访低端色情市场,居民楼中,数条大汉把门,昏暗的楼道中站着许多面目可疑的男女,眼镜青年面带羞涩地挑选姑娘,黑裙少女蹲在地上吃方便面。在这暧昧而混乱的所在,找个姑娘春风一度只需80元。姑娘们似乎都麻木了,站在夜色中,神情如悲似喜,用她们廉价的青春竭力对抗这操蛋的世界
23旧的书报检查法令,不仅不准坦率地讨论普鲁士的事务,甚至也不准坦率地讨论中国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允许对中国或土耳其的国内事务进行坦率的讨论吗?既然如此遥远的情况都威胁着德意志联邦的脆弱的安全,那么每一句对内部事务表示不满的话又怎能不威胁它的安全呢?---马克思,1842年
24康熙有30个老婆,一共生了56个孩子。其中有20个女儿,12个夭折。有36个儿子,有16个没活到15岁。这还是帝王之家,能活下来的婴儿也只有50%。对此两个感想:1、这么低的存活率,中国人还能搞出这么庞大的人口,可惊可叹。2、那么多医术精湛的太医,居然连皇帝的孩子都救不了,中医的作用可见一斑。
“让每个人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受到尊重,不要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说这话的是爱因斯坦,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家伙。“为什么这么多人崇拜我?即使他们对我的理论一窍不通,且不感兴趣?难道他们都认为我长得像魔术师,所以才像看耍猴一样来看我?”----以为自己出了点小名就不可一世的人鉴之。思考题:如果持续一年都是哀悼日,中国会怎样?金凯瑞主演的《冒牌天神》是部大烂片,但说明了一个道理:自由意志不容干涉,上帝也不行。神可以赐你力量,赠你财宝,但不能包办你的爱情。在心底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是人类最神圣的权利,甚至可以超越对上帝的崇拜。只有最无知者才会揭批“私字一闪念”。你不能强迫别人悲痛,正如你不能强迫他爱你。当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盛况:灾难成了表演悲痛的大舞台,一切笑容都是邪恶的,一切正常生活都是冷血的,一切娱乐都是亵渎神灵的。所有人都被道义绑架,去流不伤感的眼泪,去说不真诚的哀悼,全民争当好演员,打个饱嗝都像哀叹。问题是:如果悲痛是被迫伪装出来的,这悲痛又有什么意义?捐款是高尚之举,但不是法定的义务。捐款值得赞美,不捐款也不该被鄙视。不能计较谁捐得多,谁捐得少,善心不是称砣,不能论斤论两,捐一亿是善举,捐一分钱也是善举。慈善有宗旨:“有力则行,无力则止”,不赞成倾家荡产地捐款,因为还有家人、亲戚和朋友。责人不能过苛,“给是情谊,不给是公道。”我不喜欢《色.戒》,但很喜欢汤唯。喜欢汤唯不是因为她的漂亮,而是因为她扛起了中国的耻辱。民官僚机构消费着民脂民膏,握着又粗又长的权杖,不能造福于民,却只能对付一个娇弱的女子。对付一个娇弱的女子也不敢光明正大,只敢在背地里做手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怎么能怯懦至此,卑鄙至此?
吴邦国:“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说明一党专政就是比多党轮流好,民主集中制就是比三权分立好,人大和政协就是比两院制好。为什么好?不用解释,解释了你也听不懂,就是好来就是好。上海世博会,估计又会让部分国人找到“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俯视各国蛮夷,展现上国风貌,嘿,味道好极了。当世博遗址成为爱国基地,当重金建设的场馆被拆除,而学校依然在地震中轰然垮塌,当洋人风光而去,灾民痛不欲生,我们大可以拍着胸脯自豪:天朝就是牛X,我们的优点就是比他们的缺点好。抵制洋货与爱国没什么关系。生产洋货的未必是外国的国营企业,他们赚的钱不见得就变成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另外,消费应基于理性,尽量用更少的钱买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花大钱买一大堆质次价高的烂货,只能说明这人缺心眼,不能说明他爱国。如果爱国的全是这么一堆缺心眼的货,这个国家也没什么前途。在中国当个理论上的好官要做到:一、别管家人,哪怕他们死了,也要坚持工作;二、别管自己,哪怕明天就死,也要坚持工作;三、别管收入,哪怕一分钱不给,也要坚持工作;四、别管性生活,满脑子都是道德,从不想那些乌七八糟的;五、别开玩笑,开会板着脸,走路皱着眉,连撒尿都得带着忧国忧民的表情。思考题:如果没有宗教,人会更邪恶吗?滋养心灵与灵魂的是文学,而非《圣经》经文,我们不信天堂地狱,也不需哄骗、诱惑、威胁、恐吓,但没有任何统计显示,我们犯下的罪恶比那些虔诚的人更多。我们接受仅有的此生,并借子孙脉系将生命流传下去,为了他们,我们必须让开路,腾出地方。——希钧斯《上帝没什么了不起》。此言深得我心。愚民政府就像那个“掩耳盗铃”的糊涂鬼,不仅捂自己的耳朵,还捂别人的耳朵。本想一手遮天,遮不住天,就遮你的眼睛。死亡人数不让你知道,疫情泛滥不让你知道,大官娶了谁当老婆还不让你知道……该知道的统统不让你知道,用谎言掩盖真相,用谎言解释谎言,最后无人信他,只剩下满天谣言和恶意揣测。他封锁消息,我只能相信流言;他掩盖真相,我只能胡乱猜想;他说形势一片大好,我只能想妈的看来不妙;他说某某光荣伟大,我只能想这厮不是好人;他说某某别有用心,我只能想人家其实不坏;他带着笑说一切都是为我,我只能表示感谢,赶紧捂住钱包;他拿着刀向我求爱,我只能乖乖就范,暗骂他妈个X。怀疑政府是公民的基本素质。政府经常是邪恶的,必须加以约束。法令和规章有可能损害你的权益,大人物有可能当面说谎,而公器不能随随便便地交在骗子手上。在开明国家,对官员的言行提出质疑几乎是天赋人权,在天朝则是大逆不道。好演员可以成为政府首脑,但政府首脑不能仅仅是个好演员。戏好,人未必好。 生存权至上,并不表示人应该像狗一样活着。我有平安居住的权利,房子不该被暴力拆除;我有吃饭的权利,但不应吃毒酒、毒米、毒蔬菜和地沟油;我有平安就医的权利,不该接种毒疫苗、吸工业氧气;我有免于恐惧的权利,你开你的盛会,我使我的菜刀;未经审判,我应享有自由,不该像骷髅一样死在劳教所里。
面对灾难,痛悼逝者,慰问生者,尽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要分析灾难成因,谴责负有责任而不作为的人,还要分析灾难何以如此之烈,为什么校舍总是率先成为废墟?在这个国家,为什么官员的命总是比孩子的命更贵重?如果下一次灾难来临,希望学校不要倒塌,孩子不要受伤。他们太小,请让他们免于恐惧。很想写点什么,关于苦难,关于这些美丽的孩子,可最终还是无法下笔。我怎么可以用虚伪做作的文词去装饰他们的死亡?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看着这小小的身体,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一首诗配得上他们的苦难。
以前我们抓到坏人,直接拉到河边爆头;后来我们抓到坏人,给他戴上纸帽子游街;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关进牛棚专他的政;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送到沙漠里种树;再再再后来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起来让他家人赎票;现在我们抓到坏人,把他关进疯人院喂他吃药。我们一直在努力。
和平年代,爱国不需要假想敌,也不需要仇恨任何人,只需做一个好公民:足额纳税,遵纪守法。如果法是恶法,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过分渲染的民族仇恨、阶级压迫,偏激的、奴化的爱国教育,不会造就真正的公民,只能生产顺民和暴民。前者苟活于世,后者满腔怒火,一旦有变,他们就将变成为祸人间的炸药。
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清末著名才子、学者。他死于1907年,死前写了九首预言诗,有人比之于烧饼歌、推背图,我向来不喜预言图谶,但很喜欢陈寅恪先生为之写的跋:“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个国并不陌生,非驴非马,即是我们的骡子国,不用劁夫阉割,我自己就先废了。
重庆时报向中国作协道歉,应算是本年度众多的丑闻之一。不知道什么样的言论才是安全的,叉叉叉不能批评,叉叉叉也不能批评,叉叉叉还不能批评,现在连鸡肋协会也不能批评了。在一个布满敏感词的世界,当一名作家是可耻的。我以前说,给我五块钱我也不加入作协,现在我决定,哪怕它给六块,我也不加入。
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季羡林《我和佛教研究》,1986年。我基本赞同这段话,只有一点不太同意:信仰问题往往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论证。
李银河为同性恋者辩护,为换偶者辩护,主张身体是自己的,而不是公共财产,也不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这些我都赞成。一个自由的世界应当允许人合法地淫荡、合法地猥琐、合法地道德败坏。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另外,“道德”一词在很多场合都值得怀疑,明智者应尽量避免以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别人。
为了开个SB会,买菜刀要实名,买耗子药要实名,现在连衣服也不让晾了。不知道这会究竟是为谁开的,如果是为外国人开的,外国人不在乎我们晾不晾衣服。如果是为中国人开的,中国人都不爱穿湿衣服,当然,也许当官的口味独特。想来想去,肯定是官老爷们自己开着玩的。SB会,让官员的生活更美好。
在那个无视真理与自由的年代,连陈寅恪这样与世无争、堪称国宝的学术大师也不得善终。暴政恣肆,竟连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盲者都不肯放过,恶权横行,960万平方公里竟放不下一张清贫的书桌,真不知是何等人间。
1953年,汪篯奉命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到北京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先生在回信中提出两个条件:一、研究所内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信中有几句话堪称雷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
陈寅恪一生致力于教育,醉心于学问,算得上“学究天人”。他不是手握大权的公卿,只是一个无权无势、傲骨铮铮的学人。他双目失明,却永远大睁两眼,在黑暗中侧耳倾听真理的声音。文革中遭受迫害,甘少苏这样回忆:陈寅恪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南方周末》头版:《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向中国最敢言的报纸致敬。恩格斯评价基督教兴起时的罗马: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读至此处心有狐疑,恩老师讲的罗马和我所看到的中国完全一样,基督教就是这么发展壮大的,难道,难道,酱油党和菊花教的时代到了?
为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不准再提NBA,这愚蠢而狂妄的命令,底子还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须知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主权的战场。多说几次NBA、MBA、EMAIL,不见得就会被坏人洗了脑。第一步反英文字母,继之反英文,继之反洋货,继之封锁国门,不许片板下海。从此天下大同,幸甚幸甚他妈的。
教材中剔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费厄泼赖》这样的文章没什么可争论的,应该。前者不公正,后者已过时。鲁迅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争论,少见义理,多见意气,戾气逼人,很容易教坏孩子。我更希望当局能把韩寒的文章选入教材,因为他说的都是常识,让人明辨是非,这才是最重要的。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鲁迅回忆录》,许广平著。把鲁迅说成是最大的五毛党,不知鲁迅于地下会怎么想。不过我更愿意用宽容的心态来理解:这本书写于1959年秋天,严酷的冬天即将来临,许广平也许是想拥抱一丝温暖。
当下中国大学不见学术,只见权术,不见风骨,只见媚骨,不追求真理,只追求级别,不孜孜于义理,只鹜鹜于待遇,比之民国年间陈序经、张伯苓诸先生,与其慨叹人心不古,不如检讨我们僵化顽固的教育体制,书上说民国时代黑暗腐朽,但当时的教育是教人聪明,现在是伟大光明的新时代,可教育只教人愚蠢。
49年天下振荡,蒋介石几次亲自登门劝张先生离开大陆,他不走。最后蒋经国许诺: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想几时走就几时走。可他最终还是没走。1950年张先生回到天津,南开师生对他极其冷淡,甚至有学生要求以“战犯”惩治他。而众所周知,南开是他一生的事业,一生的心血。读书读至此处,不由得心头悲凉。
同样清高的还有“南开先生”张伯苓,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不亚于蔡元培、陈序经诸君子,办学之初就立誓“终身从事教育,绝不做官”,多次拒绝国民政府的邀请。1948年,在蒋介石再三恳请之下,当年半天的“短命院长”,因为不满“无官不贪,不吏不污”的官场现实,愤而辞职。
49年之后破除信仰,邓复出之后只强调金钱,中国人都成了汹汹逐利之徒。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只看他是不是高官,是不是大款。与陈序经这样清白皎洁的读书人相比,当下的价值观十足可鄙。虽然他在学问上的建树比不上同代的大师,我依然由衷地尊敬他。
陈序经,曾任岭南大学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中的“特务、间谍、反革命”,他不是高官,不是大款,按这时代的标准,只能算一个潦倒的LOSER。他鄙薄名利,也不在乎权势,林云陔请他当教育厅长,他不干,宋子文请他当驻泰国大使,他不干,1949年国民党让他当副部长,他还是不干。
82年的劳教试行办法,规定了七种情形可以收容劳教,无需法庭审判,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包括早已不提的“反革命”分子,还包括“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劳动教养没有明确的期限,据说有人在里面呆了几十年。
“大会期间,一胖子、一中年美女、一老太太和一武林高手打麻将。开局之前各自吹嘘以往战绩,胖子道:上承先祖余荫,本人精通兵法,要胡就胡清一色!中年美女道:家父一代宗师,本人精通热舞,牌桌之上没输过!老太太道:啥也不会,啥也不懂,连座十二庄!武林高手操香港普通话道:你们聊着,我先走了。”战至中午,众人腹饥。问侍者,答:唯蛋炒饭耳。胖子拂袖而去,侍者偷笑。中年妇女怒曰:尔等有道德档案否?待吾去查看,亦离席。唯剩老太,大笑道:老身不才,自摸二饼,连坐十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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