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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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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25-2016 10:01: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查阅1959年河南商城饥荒的资料时,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一些记载:"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

这些村子"死绝"的原因是什么?分布在哪里?范围有多广?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带着这些问题,2014年7月29日,笔者来到商城县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以此为代步工具,踏上探寻商城"死绝村"之旅。

我把探寻重点放在饥荒相对严重的上石桥、鄢岗、双椿铺和观庙4个镇。

从7月30日至8月21日离开商城,共23天,走访自然村约69个,受访者仅有姓名或叙述可查的就有174人,其中当时担任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干部的29人(加上前两次的,以上3个数字分别为近80、不下200以及31人)。

死绝村1.jpg

我一度对能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

在上石桥的两天半时间里,先后去过金刚、杨寨以及河凤桥的新桥等七八个行政村,得到了一些令人惊骇的饥荒事实,如:

杨寨王门楼80多人,最后剩下20多人。新桥霍围子,本有六七十人,剩下不到20人。

令我意外的是,当问到"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了时,所有的受访者众口一词:没有。因有人说,鄢岗以前是商城的北大荒,灾情最严重,我便寄希望于能在鄢岗找到一些"死绝村"。

陈庆喜老人记录下郭楼死人情况的笔记

前两次来商城时,我就听到一些当事人谈到鄢岗一带的惨状。"商城县最大的右派"陈庆喜,文革中曾定居鄢岗高台下郭楼。他在笔记中逐户记下了下郭楼"过粮食关"的情况(见上图):该村1958年时65人,"过粮食关"非正常死亡46人,加上改嫁、投亲靠友的6人,1960年仅余13人。

在鄢岗,随着采访的深入,一幅幅悲惨的景象随着受访者的叙述复现出来。徐寨黄楼,原有七八十人,最后剩下十来个人。绝户的4家中,闰天民家一个宅子,5口人死绝。

王胜铎家原来住在工(音)寨,当时这个生产队有210人,最后只剩下18人。王说:"我家原来有7口人,我父母,3个弟弟,1个妹妹。我是老大,当时16了。我父亲饿死了以后,……我妈说,顾大的,不顾小的,生活无法维持,都顾,都是死。……最后我们家就落了我一个。"西李集朱小店原有100多人,剩下十来个人。

西李集陈破宅,"过粮食关"前168人,过后就剩57人了。仅受访者提到的死绝户就有9户。村民刘光寿说:"有一天早上,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埋了六七个人。"

祈楼敖楼原有136人,剩下49人。刘双楼合昌房原有一百四五十人,剩下60人。绝户12家。

以上所列,均为多位亲历者现场讨论提供的信息,且大多经笔者逐户计算核实,内容翔实,可靠程度高。以下是单个当事人的叙述:祈楼后双塘剩下几个人。

鲇鱼山炭木桥周后湾,200多人,剩下一二十人。

西李集任楼,70多人,剩下10人。西李集李老营,六七十人,剩下20人。徐寨上岗,一百四五十人,活下来的有10多人。

鄢岗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几家就剩下1个瞎子。

刘双楼柳林岗,130多人,剩下30多人。徐寨下楼原有47人,剩下叙述者朱逢雨一家5人,后来又搬来两户6人,村里才11人。他们生产队本来有4个宅子,后来并成了一个宅子。以上所列,说明鄢岗为商城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大体名实相符。

但我本来对在鄢岗,尤其是西李集一带找到"死绝村"抱有很大希望的,然而来商城10天过去了,却没有找到一个经得起质疑的"死绝村"——一如在上石桥,这里的被访者也都说,没有听说一个村都死光、跑净的。这真是令人困惑:如果在鄢岗这样的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死绝村",又能指望到哪里去找呢?

8月3日以后三四天里,我一度对能否找到"死绝村"产生怀疑。

4日中午和6日晚上,先后打电话给此前来商城认识的朋友、当地史志工作者柯大全和杨琼。两人都告诉我,商城"死绝"的453个村庄应该是自然村,不是行政村或生产队。商城的自然村不像北方平原那么大,三五户,甚至一户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子,这样的村子商城叫"宅子""子"等。一个生产队往往包括几个宅子或子。这种说法后来也为多个当事人,以及《商城县志》有关记载证实。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我来自黄淮平原的周口,由于从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把生产队等同于村子,所以常提的问题是:附近是否有生产队全部饿死或跑光,因而村子荒废?而如果把"死绝村"理解为自然村,即本地人所谓的"宅子",那么,当事人实际上已经提到几个"死绝村"了:如前文东下畈老葛家的宅子,就可以认定为一个"死绝村";朱逢雨提到的下楼4个宅子,只剩下他们一户,那么他们宅子之外的另3个宅子就是"死绝村"。进一步推想,假设一个生产队有几处宅子,因为人们往往是成户地居住在某个宅子,那么剩下30人以下的生产队,如祈楼后双塘、炭木桥周后湾等,就有较大的可能存在着"死绝村"。可惜我不知商城这一特殊"县情",没有进一步追问和实地调查,挖掘出这些"死绝村"的位置和更具体的情况。基于此,关于"死绝村",我以后的提问变为:你们生产队有几个宅子?是否有宅子人死完或跑光,因而没有人了?这才在观念上与当地人接上头。于是,一个又一个"死绝村"纷纷从历史的烟尘深处浮现。

我找到的第一个确切可靠的"死绝村",是位于鄢岗镇曹寨破楼村后的一片荒地。曾当过中学校长的朱时民说,这里有他们村1959年荒废的3处宅子。第一个大宅子住有蔡大后、蔡大楼等弟兄4家以及祁大海等几家,大约有五六十人,除了蔡大后和祁大海两家搬走外,其他户大都饿死了。黄传、黄钊兄弟住着第二个宅子,人死光了。第三个是朱邦忠家的宅子,他们家3口死完了。朱带着我走了一里多路,专程去看了这3个已灭绝的宅子,并拍了照(见下图)。

死绝村2.jpg

朱时民先生现场指认当年灭绝的"蔡大后家的宅子"(后面坟冢处)

朱还说,他们附近的曹小洼也有3处宅子没有人了,每户五六个人不等。

"死绝村"纷纷浮现

8月9日上午,我来到双椿铺镇。

临近中午的时候,在街头采访双椿铺庙堂80岁的村民陈道本。陈说,他们生产队原有170人,最后剩下二三十人,有六七户绝户。陈本人一大家子30多人,只剩下六七个人。

陈还说:他们队死亡情况只能算第二,最严重的是栗树林。

在陈的指点下,当天下午,我在栗树林找到了78岁的王春发。王说,栗树林"过粮食关"以前的老门老户已经没有了,现在在这儿的,都是以后搬过来的。村子原来140多人,剩下8个人:

队长严传江和他妻子。严老家是潢川江家集的,1961年又搬走了。

黄得富两口子,黄是队长严传江的妻弟。

陈云秀是炊事员。

会计陈英和她爹、妈。

很明显,这8人都是村里的"特权阶层"。王说,正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多吃多占,栗树林在上级拨了粮食,其他生产队开了伙之后,又第二次砍了大锅(公共食堂断炊)。栗树林那时有四五个宅子,基本上都空了。

1959年,现在双椿铺村所有的生产队,都属于镇西边的张畈大队。

张畈潘井130多人,剩下29人,村里绝户的有十三四户。叙述者潘传金一家8口,饿死5口。但潘说,潘井3个宅子里都还有人。

张畈下畈120至130人,最后剩下23人,圆满的只有4户。其中后寨老张家的宅子,有3户,20多人,全都没有了。他们的成分高一点。

当时在张畈农业中学上学的白学人说,张畈3个大宅子没有一个人了。

1959年秋,商城粮食总产1.45亿斤,县委却浮夸为3.5亿斤,实际征购7300万斤。11月中下旬,各公社食堂就纷纷开始砍大锅,农民濒于绝境,以王汉卿为首的商城县委不仅不思救灾,反而在省、地委指示下,大搞"反瞒产"。26日,县委第一副书记张念仲集中了包括副县长何善普、公安局局长王志刚等在内的10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张畈、龙堂搞"反瞒产"。据统计,这两个大队原有1060户4695人,从工作队入村到出村,先后死绝107户,死亡1071人,占总人数的22.8%,其中打死、逼死、扣饭饿死69人,致伤致残39人。而在另一份统计中,张畈和龙堂1959年9月份分别有2419和2276人,到第二年4月,则有1425和1367人,分别减少994和909人,减少比例达41.1%和39.9%,其中被打死饿死837和849人。

张念仲等"反瞒产"的地方,也是我在双椿铺考察的另一个重点——龙堂,也不出意外地找到了"死绝村"。

77岁的刘世巨给我提供了两个"死绝村"的信息,并不顾年迈,带我去实地察看。

一处是龙堂中队的枣林岗,当时住有4户人家15口人,9人死亡,余下的改嫁或搬走,现在成了荒山野岭。

另一处,是刘的原住地闵楼下寨的韩洼宅子。刘家搬走后,这个村子还有6户31人,死去20人,其他11人搬走了,整个庄子荒废了。

在龙堂还找到两个"死绝村":樊楼当时共有4个宅子,毁灭了2个:

一个住着高登云家等3户18口人,死13人,剩下的都走了,宅子废了。

另一个鲍家岗,住着张建新家等3户16口人,死12人,宅子也空了。现在这个宅子又住人了。

笔者找到的其他"死绝村"的情况:

鄢岗蔡楼油坊两处宅子毁灭:一处是熊国江家的,一处是刘群龙家的,各有两三户,10多个人。

双椿铺万楼王春海家的宅子,共有2户8人,活下来一个媳妇一个女儿,都嫁走了。

万楼谢老营子,当时有137人,砍大锅后剩下37人。4个宅子中,更楼子灭绝了。更楼子1949年前住的都是地主,建的有炮楼和土坯墙,共住有4户。过罢"粮食关"后,剩下一个女人和4个小孩,走的走,嫁的嫁,宅子空了。

双椿铺三教洞后湾,原有280多人,剩下70多人。本有6个宅子,3个没有人了:

第一个,吴毓春、吴毓财弟兄的宅子,12口人,都饿死了。

第二个,吴毓荣、吴毓富弟兄的宅子,9口人,没有人了。吴毓荣是生产队队长,他和副队长、民兵排长3个人饿得杀牛犊,被大队干部打死了,副队长和民兵排长被拉去劳改,最后也死了。

第三个宅子,黄力勋家,3个人,死完了。

鄢岗砂岗枣林岗,本有66人,剩下22人。15户中6户灭绝。村中胡新焕家的宅子没人了。这个宅子有3户人家14口人,剩下4个人,最后人去宅空。现在住的

是1971年修鲇鱼山水库时安置的移民。

鄢岗蔡楼蔡家楼,原有六七户二三十口,剩下两户5人,最后人去村空。蔡家楼另一个宅子徐桥(音),最后还有葛长生等3个人。

观庙柳大徐老,本来有六七户40多人,只剩下叙述者柳士民家3口和老朱家3口。柳士民说,邻近的楼房死人比徐老塆还要严重。

观庙梅楼楼板冲,1958年小并大后有7户39人,其中4户绝户,死35人走1人,剩下叙述者柳学魁等3人。

观庙王寨村旧王寨,有炮楼、寨墙和水围子。1958年前有7户,成分均为地主,约50余人。1959年除逃走3人外,余者皆饿死。此后再没有住人,成为一片荒地。

余集公社大柳树黄老,这个子地主多,都是瓦屋。人死得很多,活着的人跑了,最后成了余集公社的打米场。现在淹在鲇鱼山水库下了。

总的来说,在20余天的采访中,可以确定为"死绝村"的有如下村子:

鄢岗镇:曹寨破楼蔡大后家的宅子、黄传兄弟家的宅子、朱邦忠家的宅子,蔡楼油坊熊国江家的和刘群龙家的宅子,砂岗枣林岗胡新焕家的宅子。双椿铺镇:张畈栗树林的四五处宅子,下畈后寨老张家的宅子,龙堂的枣林岗,樊楼高登云等家的宅子、鲍家岗,闵楼下寨的韩洼宅子,万楼谢老营子的更楼子。观庙镇:柳大徐老,梅楼楼板冲,王寨大队旧王寨。这19(或20)处"死绝村"笔者都曾亲自实地踏勘,并拍有照片,证据确凿,资料也比较翔实,且大多有旁证。

另有16处"死绝村"主要根据当事人叙述,未能实地查证,详情可参阅网站上的注释。

研究上述一些证据确凿、资料翔实的"死绝村",我们可以推断,死亡率在70%以上,或者剩余人口在30人以下的生产队有比较大的可能存在着"死绝村"。而且根据常识,这样的村子青壮年劳力普遍匮乏,基本丧失了生产和繁衍人口等功能,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生产队称为"疑似死绝村"或"准死绝村"。那么,上文详细列举到的那些村庄,基本上都可以归于此类。此类村子共有26个。

人相食:死人肉;活人肉

在采访过程中,给我造成精神冲击的,不仅是上文那些怵目惊心的数字,还有受访者们说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曾做过县委通讯员的陈德鸿,有一次用自行车带着县委副书记张昆山去西李集,调查那儿的死人问题。他们看到,在路边都有死人,不远一个不远一个,他们从死人身上过去。经过一个乱葬岗子时,还看到埋的人被扒出来,肉被割去了。还逮着一个吃人肉的,要批斗。但人们饿得东倒西歪,批斗也不了了之。

"双椿铺某大队丢了一头牛,实际上是给老百姓吃了。队长带人去找,找到一家人那里,一个老奶奶正在煮肉。队长问你哪来的肉?老奶奶说,我吃的不是牛肉,我孙女死了,煮着吃。又找一家子,一个男的,年轻人,也在煮肉。队长又问,你的肉哪来的?那人说,我把我女人的屁股割了,煮着吃……大队就报了案,说是破坏尸体,后来法院公审这两个人,判了刑。"

鄢岗徐寨黄楼的张明信13岁的孩子死了,他架着干柴,烧他小孩的肉吃。最后他们家绝户了。

鄢岗冯寨大队的退伍军人付得民死去,其妻吃了他屁股上的肉。女儿死后,这女人又吃了女儿的肉。被发现后,被批斗。

饥饿还使一些人蜕变为野兽,吃起了活人肉。上石桥街头上的郭兴国,出门的时候,失踪了,据说被人吃了。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上石桥公社的鲍正英说,上石桥大队的一个算命瞎子,因为吃得胖,在上石桥东岗被人杀了吃了。这个算命瞎子不知和郭兴国是否为同一个人。

雷前修家住新楼,在余集工作。他听说全家死了,就回来看。天黑走路的时候,被人杀死,肉被割去。朱邦×当时十来岁,家里人都饿死了,他也快死了。他听说,也去割了肉吃,最后保了命。此人现在还健在。

双椿铺喻家子(老喻家?)的胡名新,木匠,他去古城找表哥,半夜里被几个表嫂和一个表侄杀死,做成了腌肉。第二天,队长找他们家做活,发现他们家有肉,就上报了,说他们杀牛。去搜,看见了手巴掌,才知道是人。

商城退休教师汪流凯有一个表弟,姓黄,当时十三四岁。因为在家没有吃的,他去在外的哥哥那里。哥哥等了两天没有见他,去找。在上石桥西边的灌河河滩上发现他的尸体。他被人杀了,屁股、大腿上的肉被人割走了。

鄢岗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女镇民说,她父亲曾在公社当会计,有一次下班,天快黑了,他经过甄油坊,看见一个人关着门杀自己的孩子吃。他去报告,把这人抓起来了。

"死绝村"背后的人祸

对于大饥荒,刘少奇的结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结论对于"死绝村"也适用。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导致大饥荒发生的是普遍性的公共食堂、浮夸风、高征购、"反瞒产"、封锁消息,以及对公民人权的野蛮践踏,这些都是"人祸"。

其次,就笔者本次调查的4个乡镇而言,"死绝村""准死绝村"在鄢岗和双椿铺较多,而以双椿铺最多。在双椿铺,又以龙堂,尤其是张畈为最。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张畈、龙堂是商城县委的"反瞒产"重点。张念仲和何善普分别负责张畈和龙堂的"反瞒产"。张畈大队24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驻4个县直干部。龙堂樊楼也驻有3个。共108个县直干部以"督战队"的身份,在各队搞"反瞒产"。据后来官方材料披露,108名干部中,有93名捆、吊、打过社队干部和群众,共打伤3人,打死和逼死7人。干部"特殊化风"虽在这时很普遍,商城也有"三天一大两,饿不死司务长;三天一大钱,饿不死炊事员"的说法,但在"督战队"的严密监视下,一些不善于转圜的村干部也像普通社员一样深受其害。张畈副支书余传道、潘井副队长潘传发、龙堂生产队队长芦百成分别被"炒盐豆子"(被惩罚的人站在中间,周围一圈人将他推来推去)致死;张畈下畈的陈忠堂、陈寨大队小队长谢安礼饿死。更多的村干部被"炒盐豆子""打硪"(反复多次地抬起来摔下去)。村干部们在此强大的压力下白天开会,批斗人,研究"敌情",即谁家藏有粮食,夜晚就如狼似虎地去搜,直到把社员家里藏的一点粮食搜光刮净。因而,在整个商城县中,张畈、龙堂的"反瞒产"进行得最彻底最残酷,"死绝村"也最多。

鄢岗虽然没有县里"督战队"的监视,但1958年"刮五风"时即开始实行"干部对调"。干部离开了本村,没有了乡情的羁绊,加上来自上面的苛酷高压,鄢岗乡村干部实行"高征购""反瞒产"才会"雷厉风行"。故鄢岗的"死绝村"多。

在采访中,笔者多次听到干部们草菅人命的事。如鄢岗肖寨肖油坊的肖百仁二叔7口人,被队干部打死3口:堂哥(16岁)因为拔萝卜缨子吃,堂妹(12岁)因为偷生产队种的菜吃,先后被毒打致死;二叔不知何故被扒光衣服吊在梁上打,最后连尸体也没见。还有一个姓王的,因为偷麦吃,被队长逼着自己把手剁掉。观庙南洼大榨屋文小一位妇女,被队干部余××、张××,一个倒煤油,一个划火柴点火,活活烧死。观庙梅楼楼板冲12岁的少年柳学魁,一次拾到80银洋,被人举报,其父亲被干部和积极分子"炒盐豆子"活活"炒"死。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搞银圆"和高征购、"反瞒产"一样,为干部们摧残群众提供了"契机"。"1958年夏,乡下人家的铁器、铜器都被拿走了。最后逼啊,谁家有银洋,逼着交银洋,夜晚吊起来打"。鄢岗西李集的木匠汪春先,因为不给银圆,被"打硪"摔残胳膊。那天摔的人比较多,摔一个就"码"(堆)起来,"码"了一个小垛。双椿铺一位周老汉说,因为要银圆,其父被支书汪清指挥一帮人又推又摔,还被罚跪瓷瓦片,临死的时候全身是血;另一位路过的老太太说,她父亲也因为"搞银圆"被抬起来摔死(即"打硪")。

1961年,一份商城官方文件曾列出45个案例,讲述"阶级敌人"(实际是乡村干部)是如何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残害群众的,如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铁丝穿耳朵、脸上刻字、缝嘴、铁丝烙肛门、松枝扎阴道、浇煤油烧、火烧婴儿、活埋等。而整个信阳地区打死、逼死8万人。根据另一份资料,信阳全地区被打致死群众达6.7万余人,被打致残3.4万余人。

暗夜中的几点人性萤光

在鄢岗西李集,颜伟珍老人说,祈楼一个生产队,队长、会计带领群众偷偷把粮食藏到地里。他们生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病死了。

我问:"是哪个生产队?"

老人答:"不知道是哪个生产队。"

乍一听,我有些激动:在听了那么多干部多吃多占或鱼肉百姓的故事后,竟然听到有这样"另类"的干部!我决定抽出时间,专门去祈楼核实这件事。

8月6日,来到祈楼,从受访者们口中知道,这个生产队叫汪洼,领头的是大队民兵营长杨世湘,还有队长胡长根、副队长汪文先等。杨世湘家"过粮食关"时住在汪洼。一次开会后,他回去对胡长根等人说,今年有可能饿死人,我们要藏点粮食,不能饿死人。他们分给每家一小缸米,全生产队27户,弄了27个缸,并排深埋在一块田的坎子里,夜里大家去偷吃。规定谁也不能偷别人的,不能烧干饭吃,只能兑野菜喝稀粥。还在草垛里藏了一些粮食,以至开了大伙后,汪洼还能接济邻近的敖寨一些粮食。

由于当事的老人基本上都已故去,受访者们也说不清楚在那饥殍遍野、酷吏催逼的恶劣环境下,杨世湘们为何如此"胆大妄为",他们是如何应付上级的"反瞒产"压力,村民们又是如何和衷共济,度过那"砍大锅"的一个月的。

观庙镇油坊杨小,1959年时归桃园大队,住有杨有寿等4户。队长杨有寿准备充分,事先带领全村人腌了大白菜,加上吃一些野菜、红薯藤,全村没有一个人饿死。

潢川县张集镇樊岗的王指金等村干部,带领群众把粮食藏在稻草里,全村没有一个人饿死。后来有人告密,王指金被迫逃亡。

杨世湘、杨有寿、王指金们以大勇和大智拯救乡亲,在那些漆黑的日子里发出了仅有的几点人性萤光。他们的名字值得后人永远记住。

大饥荒口述史的最后10年

近年来,一些人出于这种那种考虑,极力缩小甚至否认那场大饥荒,有教授"研究"出"重大谣言"论,最近更有人提出所谓"探索性质的错误"怪论。实际上,大饥荒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在还有不少当事人尚未谢世,还可以找他们去求证。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学问和智慧,需要的是敬畏生命、直面历史的良知。只要深入那些发生饥荒的乡村,当年那些残酷的事实就会扑面充耳而来。

真正的信史不仅需要宏观的历史脉络和数据,也同样需要大量真实、丰富、具体的细节;文献、数据重要,故事、案例同样重要。口述研究,对于大饥荒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实证化,意义重大。我们每挖掘一个真实的案例,就结结实实地给谎言钉上了一枚棺钉。

研究历史,不外乎两种素材,一是历史文献,二是"活的档案",即亲历者的叙述。在目前档案受控制的情况下,后者的挖掘更显得弥足珍贵。尤其关键的是,前者只要不被蓄意销毁,总有得见天日的一天,而"活的档案"则有"期限"——人的寿命限制。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们正在日益加速凋零——1959年,一个人15岁(一般而言,这是"有价值的口述"者年龄的最下限),现在已经70岁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凡有志于此研究的同人们应该抓紧时间。■

(本文作者为河南教育学院教师,河南当代史的民间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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