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白白浪费的巨额“学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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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浪费的巨额“学费”（上）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统治者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无任何权力更无任何政治、行政经验的读书人。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收场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也给清王朝统治者本身带来巨大损失。这次堪称悲壮的变法运动，值得后人长久地深刻反思。

一
“不妨以强敌为师资”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 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维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二
“去塞求通”
维新运动是由康、梁等传统功名不高的“读书人”发动的，阻力重重。但在短短一两年内，维新运动便能达高潮，甚至一时出现“咸与维新”、一些高官也屡屡“赞助”以显己的“开明”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创办的论政报刊风行一时、组织种种现代学会吸引广大士绅官僚所致。

办刊论政，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成效之一。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

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他们大都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这两方面来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报报纸比作中国古代谤木谏鼓，太史采风；另一方面又介绍现在“泰西各国”不仅有议院以“通上下”，而且报刊勃兴，“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所有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

康、梁在刚开始倡言维新时，便认识到报刊论政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目的、重点在于“向上”说明报刊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竭力说明的是报纸对“通上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左右“通达”，国家才能臻于富强；他们当时虽然已经触及，但没有、也不可能从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种角度来详细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改革的文章，如《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权相嬗之理》等等。这些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有人说读梁启超的这些文章，“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心，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时务报》的发行量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上升到1.7万份，遍布全国70个县市，以当时的文化程度和交通情况来看，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时务报》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政论刊物，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此而起，有人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要各地仿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据实昌言，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倡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维新运动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大量民间社团的成立，使传统、松散的“民间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市民社会”转变。

1895年春“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意识到仅靠朝廷是不够的，应造成一种社会力量来推动、促进维新事业。同年8月底，他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 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发表演说，探讨政治，研究国是，宣传种种新知识，还准备翻译外文新书，并出版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强学会的每次演讲，都吸引大批听众，影响日大，不仅许多京中名流参与其中，连一些元老重臣如翁同和、张之洞也表示支持。不久，康有为又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作为机关报。可以说，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开近代合法结社会之先声，意义重大。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由于强学会的影响甚大，引起旧党忌恨，上折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将开处士横议之风”。1896年1月底， 那拉氏便迫使光绪帝下旨封闭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亦随之停办。

强学会虽只几个月就被封禁，但创办学会的热潮却由此而起，到1898年9 月“戊戌政变”止，短短二三年中各地兴办各类学会就有七十余个。有政治性学会，也有各种专门学会，如算学会、测量会、不缠足会、农学会、法律学会、地图公会、工商学会……确如谭嗣同言：“强学会虽禁，而自余之学会，乃由此而开。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也。”

虽然不久就发生“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慈禧重掌大权后将新法尽废，所有报刊一律停办，因“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并捉拿各报主笔，“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戊戌变法》第二册）所有学会都被迫解散，慈禧要求各地官员“拿获在会人等，分别首从，一律治罪，各省督抚务当实力查办，毋得阳奉阴违，庶使奸党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惧。”（《戊戌变法》第一册）但是，报刊的论政作用却首次为万众瞩目，学会、社团的重要性也首次显示出来。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和留日学生立即掀起了创办政论刊物和成立各种社团的热潮，而且这种潮流已不可阻挡；不久国内又创办了更多的论政报刊，各种社团又遍地而起，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政论报刊和各种社团一直举足轻重。总之，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但此时为“去塞求通”创办公开论政的报刊与成立公开合法的社团，却将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引入中国，加速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确是维新运动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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