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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马继业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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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0-2016 12:49: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眼神忧郁的马继业,在秦尼巴克(斯坦因摄于1900或1901年)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万象》2012年12月号页15-27。由于刊物体例的要求,注释改为随文注并有所删节。征得编辑部同意,我将原文发表在这里,作为博唠阁本年度最后一篇文章。查考马继业身世的过程引领我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与中西关系有了更多涉猎,颇多收益,虽然自己的兴趣似乎是离法学越来越远了。在此谨向《万象》编辑部和发行人王瑞智先生表达衷心的感谢。(2012-12-30)


谜一般的马继业


在《四手联弹》里,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喀什的文字,其中描述了访英国领事馆旧址而不遇的故事。当时我看到旧址变成一片大工地,以为已经遭到拆除,后来知道,旧领馆的某些建筑还在,我们错过了。在文章里,我也对那座领事馆的来历、英国首任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的事迹做了简要介绍。有朋友专门到改造为餐厅的主楼拍了照片传给我。自己却再也没有重访喀什。不过,此后我却对于一切跟那座领事馆有关的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篇小文,我想专门考察一下马继业的身世,澄清一下某些研究中的叙事错误,尤其是关于马继业生母情况的以讹传讹。

马继业,英文名George Macartney,1890年与荣赫鹏(FrancisYoung husband)来到喀什,他们是受英印政府的差遣而来,大英帝国与俄罗斯之间在中亚的竞争构成了其后的背景。不久,荣赫鹏任他往,马继业留守喀什。这一留居然就是28年,当他1918年从总领事职上离开中国的时候,当年的翩翩青年已经是52岁的中年人了。

不少关于马继业在喀什的记载都谈到他的汉语是如何流畅,在与当地中国官员交往时是如何轻车熟路,巧于周旋。他的领事馆,别号“秦尼巴克”(即中国花园)的宅院,对于那些西方来客是怎样温馨可爱的所在。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澳大利亚的莫理循,在他们关于西域探险或旅行的书中,都深情地回忆到他们在秦尼巴克受到的热情款待,以及马继业是如何帮助他们与本地以及中央政府周旋。马继业夫人凯瑟琳的回忆录,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喀什生活的点点滴滴,令人有亲临其境的感受。但是,涉及她丈夫身世,全书却是不着点墨。

当然,我们知道马继业的父亲是那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后来被授予爵士荣誉的马格里曾协助李鸿章剿杀太平天国叛乱,并且是中国第一个兵工厂的创办人。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马格里成为使团成员,先后担任翻译、秘书以及参。郭氏日记里有不少关于马格里活动的记载(也有很多抱怨)。至于他的婚姻,我们知道他娶了一位中国女子,有人说那是一位上层家庭的千金;也有说法,那位女子是太平天国的一位公主,而马继业就是这次婚姻的结果之一。可是,马继业却非常讳言他的家世,尤其是他的母亲。斯坦因的传记作者米斯基(JeannetteMirsky)曾这样写道:

他出生于一种最可悲的婚姻,即一位苏格兰父亲和一位中国上流社会的女子,因太平天国的动乱而生活在一起。这样他的早年经历就十分独特。直到10岁,他还生活在南京的一个中国式家庭里,后来他独自跟随父亲来到伦敦,因他父亲被中国任命为驻英国公使馆的秘书兼翻译。但伦敦是个无情的地方,他母亲被遗忘,在他12岁时死去。在英国,他父亲童年好友詹姆斯博兰的家,成了他度过寂寞假期的“家庭”。


马格里与马戛尔尼


崔延虎先生参与翻译了马继业夫人回忆录,早在1998年,他就发表过对于马继业在喀什活动的论文,其中明确地说“[马继业的]苏格兰家族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祖父乔治马嘎特尼(引按:即马戛尔尼)曾在18世纪末作为英国外交使节到过北京,他的父亲哈利迪马嘎特尼(引按:即马格里)曾作为助理外科医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又随着团队来到中国。”很明显,崔延虎教授没有看到著名传记作家鲍尔杰的那本《马格里爵士传》,说马戛尔尼、马格里和马继业是祖孙三代关系是想当然了。马格里、马继业父子与马戛尔尼的确有同族的亲缘关系,但马戛尔尼却不是马格里的父亲。


△马格里

我感到意外的是,与马格里有过很亲近关系的郭嵩焘对于马格里的身世却很少提及。在光绪四年(1878)七月初四的日记里,郭嵩焘曾记香港首任总督德庇士到伦敦公使馆来访,两人谈及两国交往旧事,提到“乾隆中马格理入觐”事,但是郭氏却没有提到这两个马格里(理)之间有无关联。据鲍尔杰的传记记载,在郭嵩焘使团抵达英国不久,在英国外交部举办的官方招待会上,当时英国的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即比肯斯菲尔德伯爵,面向马格里说:“在第一个来到本国的中国使团里,有一位先生,他的名字与从前第一个派往中国的英国使团担任特使的尊贵之士相同,而且我推测,也是出于同一家族,我把它视为殊值欣庆之事。”当时郭嵩焘是在场的。

此外,1913年到新疆考古的德国考古学家勒柯克受到马继业的殷勤款待,他在著作里也说马继业“出生在第一位英国驻中国皇室的公使G.EarlofMacartney的苏格兰、后来定居在爱尔兰的家庭。”不过,我看到的对马继业家族谱系最详细的梳理还是是鲍尔杰的那部传记。


△鲍尔杰著《马格里传》英文版扉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鲍尔杰生于1853年,卒于1928年,跟马格里本人有过很多接触和通信。在他的书中,一开始就用了多页篇幅追溯马格里的家族,尤其是与那位乾隆年间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来中国的使节马戛尔尼(他的英文名字跟马继业一样,即George Macartney)之间的亲缘关系。的确,马格里跟马戛尔尼属于同一家族,即同属Macartney家族中居住在苏格兰奥钦莱克(Auchenleck)地方的那一支。在马戛尔尼一家已经移居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之后,马格里的祖上仍然居住在奥钦莱克,经营着那里不大的地产。马格里家一直收藏着马戛尔尼给某位祖上的一封信,抬头称收信人“亲爱的堂弟”,并表达了回到奥钦莱克祖居看一下的愿望。不过,访问是否成行,却不得而知。

虽然在中国的出使无果而返,但据说由于在与乾隆皇帝的礼仪之争中,维护了大英帝国的尊荣,马戛尔尼回国后受到英王赏赐,获颁伯爵。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次出使,不仅没有完成使命,而且也受到那个遥远帝国的不少羞辱,让大英帝国的尊严受损。无论如何,这次出使,从大的方面说,对于今后中国与西方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小的方面说,则是Macartney家族与中国关系的开端。


马格里来华


马格里生于1833年5月24日,其英文姓名全文本为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但他一直没有使用Samuel这个教名,而是把其母家的姓氏Halliday作为常用名。他的出生地近Castle Douglas地方,其初级教育即在该地完成。15岁起,到利物浦的一个商号做工,但性情不喜商业,却产生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1852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毕业后于1858年进入军队成为军医,并随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亚罗号战争ArrowWar)的英国军队进入中国,从此就结下了与中国的永久缘分。

人的命运真是难以捉摸。本来,马格里所属的军队远道而来,目的只是要与清政府开战的。但他来的时间很巧,正是太平天国把整个中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刻。当英法政府与战败的清廷签署了《北京条约》(1860)之后,双方立即发现了一种共同的利益,即盘踞在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天国政权不仅是清廷的心腹大患,而且也威胁到了列强的在华利益,尤其是占据了上海周边地区的太平军不断的攻击,让上海外国租界有四面楚歌之感。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伪基督教的面目也愈发暴露,引起来华传教士以及列强的反感。很快,清廷就认可了“借兵助剿”的方略,与列强结盟——这也许是从敌手到同盟最迅速的型——以剿灭太平天国叛乱。当时西方列强以三种方式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剿杀,一是本国军队直接战斗,二是作为中方雇佣的军官参与战斗指挥,最后是帮助政府建立军火生产企业,如著名的金陵机器制造局。

这样,在清政府围剿太平军的队伍里,就有了一只西方人统领的军队,也就是开始称为“洋枪队”,后来誉为“常胜军”的部队。常胜军的指挥者先是美国人华尔(FrederickT.Ward),华尔死后是白齐文(HenryA.Burgevine),最后是英军上校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这一段时间里,马格里先是从北京到广东,1862年2月,所属部队又奉调赴上海,参与了收复上海周边三十英里范围的几场战役。之后,上海官绅甚至清廷都希望能“借调”某些西方军人协助指挥作战。1862年9月,华尔战死,继任统领白齐文看来不甚合宜,很快就被英国职业军人戈登所取代。常胜军助人泰记银号老板杨启堂和江苏巡抚李鸿章都亲自劝说马格里加入常胜军。10月,马格里正式向英国军方提出退役申请,加入常胜军,从此开始他持续一生的为中国服务生涯。

戈登和马格里都深受李鸿章器重。马格里一方面协助戈登指挥常胜军,另一方面,他也成为李鸿章的高级幕僚,尤其是协助与列强之间的沟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中文能力也有了长足的提高。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还是全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攻克最具战略意义的江苏省会城市苏州。


△佩戴常胜军勋章的马格里


杀降


关于淮军与常胜军联合攻打苏州的过程,许多史书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守军兵力强大,进攻一方损失惨重,于是李鸿章、程学启等就设计,利用太平天国诸王们的不和开展劝降。由程学启、戈登等与纳王郜永宽等在阳澄湖密订投降协议,郜永宽承诺杀慕王谭绍光并献城,献城之后,率领投降的四王四将均须委以重任,另,苏州西半城仍由降将所率部驻扎。双方折箭为誓,并由戈登为保证人。按照协议,郜永宽、汪安钧等于1863年12月4日杀死慕王,献出首级;李鸿章代表验明无疑,苏州城门洞开,官军得以最小代价占领苏州,并为此后太平天国覆没占得“急所”。


△苏州城防图

然而,按照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的说法,降将们贪生求荣,不知道“阶级敌人笑里藏刀,比蛇蝎还要狠毒”。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和一场可怕的杀戮。投降后第三天,四王四将兴致勃勃地来到李鸿章大营,接受顶戴花翎,接着是杯盏交错,酒酣耳热之间,伏兵冲出,将八人砍翻在地。因事稍离苏州的戈登赶回来,听到杀降消息,不禁勃然大怒,马上给李鸿章修书一封,斥杀降为最可鄙的背信弃义,并且要求李鸿章辞职以谢罪。这封信由马格里交。李鸿章不谙英文,让马格里口译。马氏粗看一过,觉得很难当面直译,遂推脱之。其实戈登拎着枪满世界寻找李鸿章的消息,抚台本人已有线报,他当然也觉察得出这封信的内容。杀降后戈登以及上海外人的愤怒反应让李鸿章颇感被动,只得一方面向朝廷解释以求得中央支持,另一方面,委托马格里赶到常胜军驻地昆山,面晤戈登,求得谅解。马格里深夜赶到昆山,戈登已经在楼上卧室入睡。马格里只好在楼下坐等。天色微明,戈登获悉,传话请马格里上楼见面。马推开房门,昏暗的光线下,见到戈登正坐在床边哭泣。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只见戈登弯下腰,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圆咕隆咚的东西,举起来,高声地说:

你看到这个了吗?你看到这个了吗?

从窄小的窗子透进来的光线下,马格里睁大眼睛,却怎么也看不清那是什么。

这是纳王的头!卑鄙下流的谋杀!

说完戈登更是放声大哭。

这个场景确实令人震撼,马格里也无言以对,只好等戈登情绪稍微平静之后,再与他细说。可以想见,自己担保的协议被违反,而且如此残酷,戈登找李鸿章复仇,扬言要而帮助太平军,他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但是,把纳王血淋淋的头颅专门放在床下保存,却是极其罕见的反应。想象把这故事拍成电影,这个镜头也会引出满场惊叹的。


△常胜军昆山训练基地,不知现在尚有遗存建筑否?

后来的故事是,戈登也接受了李鸿章的解释,常胜军又投入到与官军的联合行动中。与此同时,戈登和马格里都全力保护被杀降将们的家人。不久,纳王家中的一个女子进入到马格里的生活中,成为马格里的妻子,马继业的母亲。


她是谁?


这是剧烈动荡时代的一个小人物,她没有在任何官方记录中留下名字。像一颗暗淡的流星,瞬间就消失在茫茫夜空中。

她是谁?前文引用过的崔延虎论文里这样说:

1863年他(引按:指马格里)在攻陷太平天国重要战略据点苏州的战斗中,俘获了太平天国赖王(赖文光)的妻室,从她们中选择了一名女子,于1864年12月按照中国的婚俗礼节与她结了婚。

这个说法已经为贾建飞教授证明是错误的,那位女子是纳王郜永宽而非赖文光的家人。许建英教授进而断言,这位女子就是纳王郜永宽的女儿,依据是鲍尔杰书中的说法。但查鲍尔杰书,其中只有某些非常间接的证据,如当时在镇江并从此成为马格里朋友的斯塔基(E.Starkey)写给鲍尔杰的来信中的一段:

涉及到其家庭关系,他(马格里)一直总是颇有保留,即便是对他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不过我想,他的妻子(他们的婚姻完全依照中国礼俗举行)是一位太平军首脑或官员的女儿,她进入他的生活是在苏州被占领时。围城期间,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也许由于他的救援而使她免于一死。

此后,鲍尔杰也说,“毫无疑问,这位夫人在中国人中间具有很高的社会等级,马格里跟她的结合提升了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不过,他最终的结论依旧是不甚确定的:

马格里爵士亲口告诉我和别人,她是纳王的近亲属,细节上略为存疑者只是她究竟是这位首领的女儿抑或是其他近亲属。我确信,如同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她是Tchin-tang的姐妹。

Tchin-tang是纳王儿子的名字,读音仿佛叫“勤堂”的。不直接说是纳王的女儿,却说是他儿子的姐妹,这是有几分蹊跷的。实际上,马格里对于这位中国夫人究竟何人的含糊其辞似乎是有违常理的。虽然纳王曾为太平军将领,且遭到李鸿章、程学启所杀,但在外国压力之下,李鸿章不得不以抚台之尊,为遭杀身之祸的四王四将举行公祭,本人甚至跪在八人坟前,痛哭流涕,表达忏悔。所以,马格里似乎无需因妻子乃纳王之女而躲躲闪闪。若女儿要讳言以避嫌,不是女儿是近亲,也脱不了干系。

引起怀疑的另一个因素是纳王的年龄。许多资料上说,郜永宽出生于1839年,到1863年他被杀时,刚到24岁。即便是旧时代早婚早育,他的女儿能够有多大?假如他15岁结婚,16岁得女,那个女孩在父亲死的时候也只有8岁,第二年就跟马格里办了婚礼,12岁(1867年)就生下马继业?恐怕也属于神话。

因此,马格里夫人不可能是郜永宽的女儿,如果以女儿相称,那多半只是养女或义女。最大可能,是纳王的侄女或其他亲属。


夫离子散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1864年,马格里已经31岁,即便按今天的标准,也算是大龄青年了。那个时代来华的西洋人,大多是军人和冒险家,女性极少。此外,马格里自己很有在中国长久发展的意图,他最钦佩的是南怀仁、汤若望等康乾时期的天主教传教士,希望能够像他们那样获得终生在北京宫廷服务的机会。加入中国国籍,并且娶一位中国女子都有助于他实现这一远大理想。

可是,嫁与西洋人的郜家女的心态是怎样的?我们只知道她跟丈夫生活在南京。来访的客人似乎见不到她,她的住处与其丈夫的公馆相距很远,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描述说这位夫人仪态优雅,天资聪慧(ofgoodappearanceandofintelligence)。他们在南京一起生活了十二年,生有三男一女。


△马格里在南京城外的寓所

如果是今天,这种跨国跨民族的通婚已经稀松平常,甚至是很多家庭欢喜的事情。但那是中西之间正式交往很少且隔阂与偏见甚深的时代。在西方,那也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出身于上流阶级的英国人很容易把“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优越感,化为种族优越感,坚信英国人有统治有色人种的神圣权力。”无独有偶,在中国这边,虽然经常败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但内心深处的那种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也是极其严重的。贵为公使、驻节英伦的郭嵩焘尚且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攻击与谩骂,一个弱女子嫁做夷人妇,又会承受怎样的社会压力?

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多少资料证明,不过,马继业终其一生讳言母亲,讳言童年,也从不跟他的子女谈及他们的奶奶,甚至接受了“十诫”之外的第11条戒律:你不得娶外族女子为妻。这可以作为一种间接证据,表明在南京的童年生活给马继业留下的是怎样的心灵痛苦。孩子如此,母亲的心境也可想而知。对于丈夫的朋友与访客,她避而不见;在南京她又是完全的外乡人,无亲无友,只是孤单地哺育着她和马格里的四个混血孩子。孩子们小时懵然无知,及长,则会遭遇到种族意识上的问题,他们遭遇到的种族困难是双向的:非此非彼,两边都认为他们是“非我族类”。

对于马格里夫人来说,这还不是最残酷的。1876年,在他们结婚十二年之后,经李鸿章推荐,她丈夫要随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到英国。最初说的是临时差事,但实际上变成一去不复返。因为长子继业已经十岁,需要回英国接受教育,便跟随父亲一起回去。他幼小的弟弟妹妹们何时回到英国,我们不得而知。知道的是,他们的中国母亲在丈夫离开两年后去世。苏格兰父亲于1884年又娶一位法国女子Jeannedu Sautoy,新的婚姻又产生三男一女。1906年,马格里逝世,享年73岁。

鲍尔杰似乎有些意味深长地告诉读者,马继业及其三个弟弟妹妹的配偶都是英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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