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祥莆、洋运聪：说说西方图森破图样的小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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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西方图森破图样的小粉红
2016-06-20 史祥莆 洋运聪 知道主义


很多事情都和它的名义南辕北辙，比如北韩的国号。


今天我们要说的“自由派"也是这样。按道理，"自由派"应该以追求自由为己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是斯大林主义的卫道士，煞费苦心地替恐怖、僵化、社会压制和经济萧条装裱门面，这太奇怪了。


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他们是人格分裂吗？为什么整个知识界都弥漫这种空气？以至于不迷恋共产主义的学者都认为：和西方相比，苏联政权更有道义优势。


▍1952年，法国著名左派作家萨特在其主编的评论杂志《摩登时代》上刊出《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文，明确表示自己选择共产主义阵营（图为手稿）；他还曾在该杂志上写出"所有反共产主义者都是条狗"的名言


复杂苏联，粉红自由派们哪来的自信吃饭砸锅，逢西必反？


带路党的出现实在令人费解，在公民社会中，出现"自由派"、"保守派"、哪怕"赤军派"都很正常，但是按照意见光谱，给苏联站台的就只能算共产主义者，再占自由主义者的指标就不合适了。


奥威尔曾这样定义自由派老少粉红："这些人认为保卫他们眼中'民主'的唯一方式，就是压制独立思考。"


初版《动物庄园》封面（左）及书中动物庄园宪法"七诫"（右），上文中奥维尔引言正出自此书。


▍初版《动物庄园》封面（左）及书中动物庄园宪法"七诫"（右），上文中奥维尔引言正出自此书


说这话的根据是：“即使并未受到什么迫使他们说假话的直接压力，自由派作家或记者们在讨论苏联及其政策时，也很难指望他们表现出一点批判性智慧，许多时候他们甚至都不肯说句实话。”


自由派脑子出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战前，L.T.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就把症状暴露地明明白白：“如果不讲平等，那么自由只是个表面好听而含义令人作呕的名词。”


▍自由派的相对位置


推广一下，一个秉承自由派理念的国家，当然可以在脱贫致富、全民医保这些惠民工程中大干快上。但驾驶着政治权力这台推土机推进平等的时候，他们已经忘掉了“自由”的初心。


用托马斯·索维尔的话讲：“当代自由派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幻觉：他们觉得他们既有权利也有能力像搬动木材一样随意指挥他们的同胞们。而且在他们指挥下，最终结果就跟人们最初自发选择同样的行动没什么差别。”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诡辩与真相——经济学入门》《美国种族简史》和《知识分子与社会》等。


自由派毕竟不是党员，缺乏贯彻平等的制度优势。放眼海外，这帮人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和他们殊途同归的政权——苏联。但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共产主义者们根本瞧不起自由派，“腐臭的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就是布尔什维克创造的，职业革命家们时不时拿它蔑称那些镇压敌人不够狠辣的同志。



▍《反对自由主义》是毛泽东在1937年9月7日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剖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来源以及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方法


更让人心寒的是，列宁本人鄙视自由派的各种现代艺术。共产主义的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自由派们怎么也接受不了的。


▍2003年底建成的凯旋宫成为了在斯大林时期规划好却始终未能建造的「七姐妹」的第八个妹妹，当时苏联的建筑师从新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与帝国风格中汲取元素，来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风格，结果大量像生日蛋糕一样的建筑开始泛滥



小粉红们的LGBT理想更是被偶像踏上了一万只脚——1935年，苏联将搞基入刑。但受虐是虐恋的题中之义，即使是盖伊·伯吉斯（英国外交官，著名苏联间谍）这样的同性恋者，也从未放弃过对莫斯科的忠诚，足见gay并不更优秀。


布尔什维克党人挥舞着鞭子，猛烈抽打西方知识分子的各种学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等等，狠狠地来了一个再教育。战后斯大林表现出的露骨反犹倾向，更是和一切自由主义思想直接对立。即便如此，一些自由派们还是坚信，至少斯大林主义者不是利欲熏心的资本家——在他们看来，逐利才是万恶之源。



但高尚的幼稚也是幼稚，自由派们不知道的是，在发生大屠杀大清洗的国家里，贪欲一点儿也不比西方少，相比市场条件下的金钱腐败，更多则是赤裸裸的权力腐败——在革命后的匮乏岁月中，布尔什维克领袖几乎个个养尊处优。（参考文章：南斯拉夫往事：铁托元帅的幸福生活）


其实早在苏维埃政权的幼虫时期，自由主义小粉红就已经出现了。林肯·斯蒂芬斯——无畏地揭露美国腐败现象的知名记者，曾高度评价苏联：“我看到了它的未来，它行得通。”实际上他啥也没看到，而苏联未来也没行通。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1933年。年初，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乌克兰大饥荒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且准确的报道。苏联政府则认为这是无中生有的大新闻，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在谈到那些“号称要帮助饥饿的乌克兰的政治骗子”时批判道：“只有那些最最卑劣的家伙才能编出这种犬儒主义的谎言。”



▍1933年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街边的饿殍


又一位知名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也认为报道上出现了偏差，他选择站在苏联一边。这样，自由派的面前就摆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可惜最后获得普利策奖的是杜兰蒂，美国自由派就此开始堕落。（参考文章：三个西方记者与乌克兰大饥荒的故事|知道主义）


不过，为苏联洗地的，远不止他一个。最臭名昭著的竟然是当时西方社会科学界的掌门人西德尼·韦伯和贝亚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去了苏联，亲眼看到了苏联体制，然后满怀欣喜地写下了苏联问题权威著作《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此书再版时，书名里的那个问号被去掉了，而彼时正值大清洗最高潮。



▍西德尼·韦伯和贝亚特丽斯·韦伯夫妇在1932年访苏期间合影（左）；在几乎同一时期，苏联发生了大饥荒和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清洗镇压"运动。韦伯回来后写了本书叫《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的书，盛赞苏联取得各项成就，痛斥外界对其的种种“污蔑”。


自由派知识分子之所以非常简单、有时幼稚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轻信苏联官方文件——这些虚假资料美化了选举、工会、合作社……包含各种统计数据，向韦伯夫妇们展现了一个重度磨皮版的苏联。其实这种伪造虚假繁荣或社会工程用于外宣的“波将金现象”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都存在，但傻子还是太多导致骗子根本不够用。


最奇怪的神经病甚至能把苏联最恐怖的刑罚系统描述成“人道”和“进步”的。在这群嗜痂成癖的家伙“独立思考”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些关于古拉格实情的一手记录行世，但苏联方面为了继续把西方自由派当猴耍，特意设置了一些“模范监狱”。


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J.L.季林在访问其中一所后写道：根据革命精神，资本主义刑罚学说里的词语都被抛弃了。不再有“犯罪”了，只有“错误”，再也没有“惩罚”，有的只是“社会防卫措施”。


根据俄人权社团"纪念碑"的数据，1923年至1961年古拉格集中营综合分布图，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共有超过1500万人被收入古拉格服苦役，超过150万人死于古拉格。


▍根据俄人权社团"纪念碑"的数据，1923年至1961年古拉格集中营综合分布图，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共有超过1500万人被收入古拉格服苦役，超过150万人死于古拉格。


这些到访者住在只接待外国人的涉外宾馆，根本不知道工人居住区正在断水断电，不知道面包是按配给定额发放的，不知道他们在房间里讨论卢卡奇时，苏联人民正在外面为领一块比萨排两小时的长队……以至于见多识广的西方知识分子离开苏联后谈论苏联的方式竟颇像普通中国游客游览朝鲜之后的症状。


家有粉红初长成。在里里外外扑面而来的假话蠢话洗礼下，他们不仅热爱苏联体制的方方面面，连苏联官僚都成了膜拜的对象，法国进步小说家罗曼·罗兰甚至把秘密警察头子亨利希·亚戈达描述为一个敏感聪慧的人。


H.G.威尔斯也是这样，他在1934年满怀敌意来到莫斯科。但和斯大林的首次会面完全改变了他的态度——在点燃烟斗前，斯大林特意征得了客人的同意。这个小姿态很快就把威尔斯的敌意消解了：


我从没见过一个更加直率、公正且诚实的人。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质，而非什么神秘或卑劣的因素，他才能得到他在今日俄国的伟大且无争议的统治地位。在见到他之前，我曾认为他是由于别人对他的恐惧才得到今天的地位的。我现在才明白，他的地位正是来源于这一事实：没有人害怕他，相反所有人都信赖他。


连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被斯大林的魅力打动过——他评论斯大林“平易近人”。


▍任何人都朝不保夕，秘密政治警察首脑叶若夫也不例外，他作为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上图左），在政治运动中被枪决后，便被官方强大的PS技术从官方影像资料中“消失”了（下）


在所有跪着评价苏联领导人作风朴实的小爬虫里最令人困惑的，就是自由派基督徒。一般认为：宗教人士只要读过列宁对宗教的那些恶毒攻击，总会对共产主义有所疏远。苏联对宗教的现实迫害也应该会加深这种排斥。


实际情况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197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对宗教的压迫。会上一位教士试图把共产主义国家加入谴责范围，但这一提案的投票结果是：三票赞成，九十一票反对。


这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是过分注重平等而不惜放弃自由——自由派认为他们看到了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体制，新体制消灭了逐利这一可怕动机。很可惜，他们更像是乐于看到一个黑帮勒索者取代一个贫民窟房东。


当然对本国“保守派”的忿恨也是很大的——正如麦考莱在论述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时写下的：“政党总是把它的最初之敌而非最初宗旨记得更牢”。


除了乌托邦情结和狭隘的党派偏见外，在很多小粉红临床上都有以下表现：缺乏基本通识而又自认为独立思考；社会议题上跟风求新以示前卫；无法区分亚文化和政治制度，看见一抹红色就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