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革命、暴乱人际心理：勒庞的“乌合之众”为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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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运、革命、暴乱中的人际心理：勒庞的“乌合之众”为何错了｜新知
原创 2017-06-06 麦克·肖·邦德 听道讲坛Tn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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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发生群体事件或群众运动，乃至社运、暴乱或革命等事件，只要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官方或民间都会将“乌合之众”的理观念轻易地拿来说事。古斯塔夫·勒庞的“暴徒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解读群体事件的万能宝典。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发现，勒庞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是因为读者阅读他的书之后，会制造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幻觉，将群体事件的罪恶移植给了参与的群众，而不指向引发事件的真正责任人。

在下文中，我们将读到最新的心理研究：不仅人群中很少出现盲目的无理性，而且在生命危急的时刻，合作与利他主义才是常见的准则。在引发集体恐慌或面对疯狂镇压时，群体中的人们之所以会延迟自我拯救，并非因为他们被群体运动冲昏了头脑，而是源于普遍共享的困惑心理。并且，出现群体事件或社会运动之际，派遣防暴队进行镇压只能让事态变得更糟，因为这种行为将每个人都视为挑衅者。这种将群体性灾难怪罪到群体行为的头上，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因为，群体能够具有稳健的心智，并创造亲密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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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运、革命、暴乱中的人际心理：
勒庞的“乌合之众”为何错了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如动乱一般，那样强烈地召唤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个业余心理学家了。回想一下 2013 年 8 月，当一个名为马克·达根的 29 岁男性在伦敦的郊区托特纳姆被警察杀害时，随后都发生了什么。数千人走上伦敦以及其他英格兰城市的街头，引发了英国这个时期最糟糕的一次民众骚乱。暴力，以及对公物的肆意破坏持续了六天。当警察终于让城市恢复秩序时，从首相大卫·卡梅隆到每一个政治阵营的时事评论家，都开始对那盲目的疯狂进行谴责：单单一起死亡事件（虽然也很可怕），竟然能够随即点燃一场大型风波——这简直不可思议！最为流行的理论对此解释道，暴徒们都放弃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性，陷入到群体的心智状态当中。


▲图为 2013 年 8 月 7 日，英国伦敦，街头一辆焚烧后的汽车残骸。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及巴士底狱风暴以来，这就是有关群体行为的主导观点。对于 19 世纪法国的犯罪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而言，即便是最为文明的人群，也是“一个怪物般的蠕虫，它的注意力离散，根据其脑中的指令进行混乱无序的运动”。塔尔德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则尝试将群体行为解释为大脑的瘫痪；在群体的催眠下，个体变成了无意识冲动的奴隶。“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机器人，不再受其自身意志的引导，”他于 1895 年这样写道。“孤立时，他或许是一个有教养的个体；在人群中时，他就成了野蛮人……成了一堆沙中的一粒沙，随风的意志而搅动。”

这依然是最流行的暴徒行为理论，但是如今它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身处人群中的人们并非完全交出了理性和自我意识，而是根据他们当时与谁在一起来定义自身；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史蒂芬·赖歇尔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他认为这一群体行为模型能够解释过去三十年来有数据记载的每一例公众骚乱。与此同时，它也符合针对城市骚乱所做过的最为彻底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即科纳委员会对 1965 到 1967 年间发生于洛杉矶、芝加哥、纽瓦克等美国城市中的种族骚乱的调查报告。或许，这一时期最严重的一起事件发生于 1967 年 7 月的底特律。当警察突袭了一家无照运营的酒吧后，数百名顾客以及当地居民聚集在街头开始了示威游行。人群与执法部门之间的暴力对抗持续了超过四天，其中有 43 人丧生， 1189 人受伤，超过 2000 座建筑物损毁。


▲图为 1967 年 7 月，国民警卫队士兵在底特律街头巡逻。

这场骚乱是自内战以来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起事件。而科纳报告则认为，而其发生背后的关键原因，则是黑人社群广遭剥夺的权利。它注意到，黑人的失业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黑人生活陷入贫穷的可能性几乎达到白人的四倍。报告还指出，一个典型的暴徒是其社群中平均而言受过较好教育的个体，而且他们的社会融入性更好，持先前犯罪记录的可能性更低。“暴徒们所追求的，似乎是在社会秩序中有更全面的参与，并享受大多数美国公民所享受的物质回报，”这份报告如此总结道。“他们并不是在抗拒美国体制，而是急于在其中为他们自己谋取一个位置。”

这一点极好地吻合了赖歇尔的理论，后者认为群体中的人并不表现为盲目或疯狂，而是会与他们周围的人进行相互合作。他们不会丧失理智；相反，他们是带着完全理性的意图在实施行动。在伦敦，很多（虽然并不是全部）暴徒行动的推动力，是一种共享的悲痛感，一种为他们的社群在过去数年数月间遭到警察粗暴对待而感到的悲痛，尤其是年轻黑人男性会高频率地在街上被警察无理由拦截、搜查。当暴乱开始时，很多个体都感到，作为一个不满意的群体的一分子，他们拥有正当的理由参与其中。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模型同时还解释了为什么紧急情况下的人群并不容易陷入恐慌，从而将自己置于高风险之下。2001 年 9 月 11 日，当被劫持的飞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塔时，大厦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前往最近的出口，而是在原地拖延。即便是那些成功逃脱的人，都平均花费了六分钟才开始前往楼梯。有些人逗留了半个小时，他们等待着接收更多信息、收拾东西、上厕所、发完当前的邮件或者是打电话。


▲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 4 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坍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一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另一架坠毁。这一系列袭击导致 3000 多人死亡，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同样的，研究者称：乘客之所以在事故中丧生，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试逃出去。就拿 1985 年 8 月 22 日英国曼彻斯特机场的飞机着火事件来讲吧。 55 人丧生其中，因为四周起火时他们竟一直坐在原地。约翰·利奇是奥斯陆大学的灾难心理学研究者，他认为这应该归咎于一种人们普遍共享的困惑心理。流行观点认为，人群在紧急事态下总是会恐慌，可事实与此相反：大型群体总是比小型群体停滞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想出一个计划。

对群体动力机制的新理解，帮助了欧洲的执政者们重写有关群体管理的规章制度。在紧急情况中，个体被鼓励抵制自以为是的诱惑，而是赶紧想出一个逃生计划。同样的，很多警力都接受了训练，以采取一种更敏感的、更交流性的方式来对待大型群体。如果群体行为是源于其中大多数人秉持的社会常规，而不是源于小部分犯罪分子的行动的话，那么派遣防暴队就很可能让事态变得更糟，因为这种行为将每个人都视为挑衅者。被假定为挑衅者的人将很有可能以挑衅的方式做出回应，因而暴力就会堆积爆发。

这些改革，大多是由利兹大学的研究者克利福德·斯托特推动进行的。斯托特做其大多数研究的方式，是浸入到人群之中（尤其是客场比赛中的英格兰球迷群体），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记录。他包里揣着录音机，来到那些有英格兰球迷卷入其中的欧洲足球暴力事件最为关键的场合中。其中包括 1990 年意大利世界杯决赛，和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决赛。他坚信，即便是最糟糕的足球暴力，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广泛的群体认同问题，而不是一帮盲目的奴才受到了一小撮流氓的指使。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比赛中，绝大多数英格兰球迷一开始是很平静的，然而当他们感到当地警方在针对英格兰支持者时，他们的情绪就全都开始转变了。同理，苏格兰球迷几乎从不惹麻烦（除非酩酊大醉），因为非暴力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通过对冲突的避免，苏格兰球迷将他们自身与英格兰球迷区分开来。他们甚至还会惩罚那些进行挑衅的内部成员。

▲ 球场暴力事件层出不断，成为极大的安全隐患。

2004 年，葡萄牙第一次承办欧洲锦标赛之前，斯托特及其同事向葡萄牙公共安全警察（PSP）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建议 PSP 放弃之前的锦标赛所使用的防暴队策略，转而采取更低调、坚决但却友好的措施。 PSP 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发起了一个训练项目，以保证所有的 PSP 警官都理解这一理论，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非对抗性的执法手段。结果是，在 2004 年的锦标赛中，英格兰参加的比赛几乎没有任何骚乱发生。

如今，由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在欧洲举办的一切比赛中，其对警力的部署都是以群体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型为框架的，虽然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实施得很少。现在，斯托特正致力于将这一模型带到足球以外的领域中。 2009 年，英国一只独立的警察检查机构——皇家警务督察署（HMIC）请他为一份报告，有关如何将群体心理运用于公共警务。 HMIC 采用了他很多的提议，其中一个结果是在伦敦等地创立了联络单位。当有示威发生时，便向人群输送穿特别制服的警官，目的是为了建立交流——而非如一些激进分子揣测的，是用于监视他们。虽然在 2011 年骚乱中，伦敦警方的可信度遭遇了危机，但是在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中，联络警官曾起到大约 50 次的正面作用。


▲ 2005 年 7 月 7 日，伦敦爆炸案现场。

数年的田野研究使得斯托特及其他社会心理学家明白，不仅人群中很少出现盲目的无理性，而且在生命危急的时刻，合作与利他主义才是常见的准则。 2005 年 7 月 7 日，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伦敦交通系统的早高峰时段引爆了四个炸弹，导致 52 人丧生，超过 770 人受伤。在这大屠杀的慌乱现场，发生了许多了不起的助人故事。在煤烟笼罩的、黑暗的地铁隧道中，受困的几百人全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得到营救，然而却没发生任何恐慌。如一位幸存者所言，人群中充满了一种“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了”的普遍情绪。

在塞克萨斯大学，由社会心理学家约翰·特鲁利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描述处于胁迫之下的群体行为时，提出了一个术语：“集体韧性”，意指危险中的人们会产生一种相互帮助的团结态度。对此，有很多案例有所记录。 2008 年，特鲁利的团团队采访了 40 年来 11 起惨案的幸存者，其中包括了 1989 年的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利物浦队球迷被困过于拥挤的看台并有96名因踩踏致死），以及 1983 年发生于伦敦哈罗兹百货公司门前的爱尔兰共和军爆炸案。在每一起事件中，特鲁利的大部分受访者都回忆起：在面对危机时，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患难与共感，以及一种想要帮助陌生人的倾向。特鲁利说，若是没有这样的互助精神，伤亡率可能还要高得多。这种精神往往是警察都并不共享的。因此，他将群体称为“第四种应急装置”。在特鲁利看来，将群体性灾难怪罪到群体行为的头上，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更常见的情况是，真正的问题出在组织力低下，例如太多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或是场地设计的不足。

▲ 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资料图

特鲁利解释道，一次危机，即便是很小的危机（例如火车在隧道里坏掉了），都会在一群原先彼此陌生的人群中创造出一个“心理群体”。你们突然共享同一种命运了。你的利益范围从个人蔓延到整个群体。

“我想任何人都会同意，那时候的一个个体真的已经超越了我们对于一个球迷的定义，”希尔斯堡惨案的一位幸存者说。“我不认为任何人还在以利物浦球迷和诺丁汉森林球迷来区分他人……人们不再是球队的支持者了，仅仅就是人而已。”

这种对于团结的感受、对于隔阂瓦解的感受，是一种被广泛承认了的群体体验。心理群体常常是一个令人满足、振奋的所在。 2011 年的埃及革命后，我在采访亲历者时常常听到他们说：在开罗的解放广场上抗议的那些日子，真是最好的时光。“那场革命真是我一生中可能经历过的最棒的事情，”科学记者默罕默德·叶海亚告诉我。“那真是天堂一瞥，”巴塞姆·法特西说。他是早期抗议中负责协调的青年组织者之一。“没有人在意你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是贫穷还是富有。”

驻守开罗的记者厄休拉·林赛如此回忆道：“一旦你看到了那个人群，你就会感到历史的浪潮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你感到无比正确。它让人着迷。人们为之狂喜，因为见证到自己是如此一个巨大群体的一部分。这一种无尽的、启迪心智的、鼓舞人心的体验。你看到恐惧在消散，欢乐在升腾，因为那么多的人都和你在一起。那 18 天让每一个人心中最好的自己都成真了。人们都献出了自己最好的样子。”

在群体中我们可能会呈现出我们最好的样子，这一观点跟法国大革命以来惯常理解的流行观点相抵触。不过，它有科学为其作证：从足球观众的团结，到灾难受害者的利他主义，以及革命者的凝聚力，证据如此令人信服地显示出：群体能够具有稳健的心智，并创造亲密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