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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中:中顾委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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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6-2018 17:36: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神秘的中顾委
2014-10-10 13:39阅读:492
中顾委纪实
摘自《炎黄春秋》 作者——王晓中
1986年春到1988年底,我在中顾委机关工作了近三年时间。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从1987年到1997年十年间,我协助荣高棠,对1982-1987年间中顾委机关情况作过一个比较系统回顾,并辅以文字记述,这也使我对中顾委这一时期的概况有所了解。
由于中顾委属于“二线机构”,其性质和工作方式比较特殊,也不作公开宣传,所以一些情况难为外人所知。在此,也只能对一些人和事作一些片断的回忆。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即中顾委。
十二大结束当天,9月13日,中顾委举行了第一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主任,并就中顾委的任务和工作方针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中顾委日常工作时,他说:“原则规定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具体实施。要理出几条,其中也包括我们工作机构的设置。我建议不要建立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薄一波同志主持,我想减轻一些负担。”
说到这里,薄一波插话说:“有你压阵就行,具体的事情我们干。”
薄一波和邓小平的合作渊源很深。早在40年代,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时期,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50年代至文革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薄一波任副总理,主管工交财贸,一直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很显然,由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虽然大家都赞成,主要还是邓小平的主张。
当时,中顾委有四位副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和李维汉。从年龄和健康状况看,薄稍显“年轻”,身体状况和精力也更好,相比之下,由他主持日常工作也更为适当。在之后三年中,其他三位副主任就先后过世了。
虽然中顾委的建立经过长时间酝酿,但在成立伊始,工作方针、工作方式和日常事务并没有切实的具体方案。9月14日,薄一波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决定,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和萧克等六人组成临时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制定中顾委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式,包括办事机构的设置。
六人小组几经研究,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经常委会通过后上报中央。9月30日,中央批准了《暂行规定》并通 报全党。
这一阶段,中顾委的办公事务暂由中办秘书局代管。12月,中办发出通知,中顾委在中南海永福堂设立办事机构,但通知中对办事机构的名称没有明示。六人小组决定暂时命名为“中顾委联络组”,以便开展工作。
最早到联络组工作的人员,有来自中办秘书局的李润民、籍海平和阎继荣,警卫局的牟信之和郑朝举。他们是开办中顾委机关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李润民是秘书局副局长,兼任联络组负责人。

1983年1月3日,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约见国家体委(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顾问荣高棠,当面通知他,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顾委秘书长。
荣高棠感到很意外。1982年底,他刚从国家体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居二线,担任体委顾问。至于中顾委,他只是知道是一个“新事物”,其他一无所知,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他说:“我刚刚退居二线,已经七十一了,我干得了吗?”
陈野苹说:“你不用说了,情况中央都知道。薄一波同志要为中顾委找一个秘书长,耀邦推荐了你,大家都赞成。你能干,书记处已经定了。”
荣说:“那我也得跟薄老谈谈,谈了再说吧!”
陈说:“谈谈可以,这就算定了。”
荣高棠还是坚持说:“还是谈了再说吧!”
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召集国家体委领导班子前往中南海开会,宣布荣高棠的任命。
万里说:“荣高棠要到中顾委当秘书长,为老头儿们服务。这个工作不好搞,是个挨骂的事儿。耀邦说,他(荣高棠)这个人,服务精神强,就要他去。书记处已经定了。”
1983年1月5日,薄一波在中南海办公室约见荣高棠。二人彼此熟悉,但在工作上从未打过交道。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叫你当秘书长。成立了顾委,就要做工作。我找郑天翔(时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顾问,中顾委委员),他不干。耀邦推荐了你,大家都赞成。”
薄又说:“过去,在晋冀鲁豫,小平同志是书记,我是副书记。有事开个会,他说个‘干’,就不管了,剩下的事就让我去办。后来,小平同志又让我去管工交财贸,他是总书记,也是开个会,事情就让我去办。这次还是,他是主任,开个会,事情就让我管,他很放手。可我又忙不过来,所以,就找你来帮忙。过去在贺老总(贺龙)手下,体委的事都是你搞起来的,因此,大家都赞成你来当这个秘书长。具体怎么搞,咱们摸索着干。”
1月7日,荣高棠到中顾委机关上班。1月11日,中央下达通知,公布他的任命。此时,中顾委机关名称正式确定为中顾委办公室。
按照邓小平的意思,中顾委机关“不搞什么大机构,几个人就够了”,所以,机关组建的要领就是机构小,名称小,人员少。办公室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下设办公室,下辖值班联络、文件机要和行政财务三个处,称一、二、三处。干部编制约20人左右,加上服务员、司机在内,全员在25人左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三大。1984年秋,中顾委办公室迁至中南海“301”,薄一波的办公室也搬了过来。

中顾委的老人,都是“打天下”的元老,都曾位高权重,个个资历深厚,身份不凡。尽管退居二线,但说话表态,分量都不轻。早在酝酿成立中顾委时,邓小平就说“我来当这个头”,当然也只有他才能“压得住阵”。
作为邓小平授权的重要助手,薄一波的政治韬略和处世之道,与邓小平可谓相得益彰。
面对中顾委的一班老人,他在把握大局、规范中顾委的作为和维护党的纪律方面表现的强硬姿态,很像邓小平;而在具体工作中的审时度势和缜密细致,与邓小平那种大刀阔斧、说一不二的风格又有不同,对邓小平主张的贯彻落实,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和配合。
邓小平对于中顾委,的确就像薄一波所说,说个“干”,就不管了。在中顾委的前五年中(1987年十三大,改由陈云任主任),他只是在中顾委两次全会上讲过两次话,平时根本不在中顾委露面,对日常工作更是从不说话。事实上,薄一波就是中顾委日常事务的实际领导人。各方面情况和各项工作,是否报告中央,报告邓小平,又该如何报告,都是薄一波定夺,凡须报告中央,都由薄一波出面。
当时,薄一波除了主持中顾委工作,还兼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央人事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央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头绪很多,身处诸多政治要冲,责任重大。他的状态,的确可喻为“日理万机”。在机关的几年中,经常看到他成天待在办公室,早来晚走,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天傍晚,常常是机关的人都走光了,他还在工作,直到路灯点亮的时候,他才离开。在机关通往他家的小胡同里,时常看到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弯腰驼背的孤独身影,在秘书或卫士的陪伴下蹒跚而行。
荣高棠对薄一波非常敬重,事无巨细,几乎天天请示汇报。尤其是干部调配,都要征得薄的同意。对于机关日常工作,荣抓得细,薄管得也细,两人都是亲力亲为,身体力行。荣既要配合薄做委员们的工作,完成中央或常委交办的任务,也要处理机关各项日常事务,工作强度相当大,经常也是一进办公室就不出来,直到下班。
平时,大家和薄一波经常碰面,除了机要处的同志,大家和他直接接触并不多。每当向他问好,他只是笑着点点头,算是回应。我和薄一波直接接触只有一次。一天傍晚,我正要下班,薄的秘书过来找我,说是薄老有份文件想叫我帮着抄写誊清。我跟随到薄的办公室,薄站起来,笑眯眯地和我握手,操着山西腔连说两句:“抓你个苦工,抓你个苦工!”
每当机关开会,荣高棠都把薄一波请来,和大家见见面,讲讲话。这时,薄一波从不批评大家,都是表扬和鼓励。大家不止一次地听到他总爱说的两句话:“你们年轻人,不要当大官,要做大事。”“我们这些老家伙,正一个跟着一个,往八宝山走哩!有的过了公主坟了,有的过了五棵松了!”

中顾委成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对待老同志,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央提出的“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的政策。中央书记处强调,这是关系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应当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原则之一。这是薄一波和中顾委机关始终密切关注、审慎对待的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党内奉行干部等级制度的缘故,在党内生活中滋生了一种趋炎附势、人前人后的陋习,在对待老同志的态度上屡屡出现“人走茶凉”的问题。一些老人退下来后,对这类问题也比较敏感,时有不满或抱怨。
1983年6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逝世。一些中顾委常委没有接到通知,未能前往参加告别仪式,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打电话到中顾委办公室提出质问,几位常委的家眷还找到薄一波,当面要求“给个说法”。
薄一波考虑,需要尽快召开一个常委会,对这类问题进行一次专门研究。他指示办公室起草一个情况报告。
7月3日,他给胡耀邦写信,附上情况报告。
他在信中说:“兹送上中顾委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几位中顾委常委对于参加廖公追悼会安排不当的意见,请阅。几位老同志特别是家属表示很激动,来电话或是派人来中顾委反映。此种不满情绪过去就有,我做了些工作,效果还好,安定下来。这次如何平息,看来主要问题是把中顾委常委摆在什么地位(格)上。具体是三件事:(1)阅读文件范围;(2)参加会议(列席政治局会议,大家感到满意),特别是较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会议,如何摆,以及(3)是否可以见报的问题。请你给个原则指示,会就好开些。”
当天,胡耀邦把来信批转中央政治局和中组部,并在来信上批示:“廖公追悼会对中顾委常委安排不当,责任全在我们。我没有注意把关,也是一次失职。中顾委常委的政治、物质待遇完全按政治局委员同等,这是中央定的,谁也无权独自变更。特别是党和国家的红白喜事,更要安排这些老同志像政治局委员一样地出面。以后谁违反,就追究谁的责任。我们一些部门按老规章、老框框办事的积习太深了,人们说这是‘势利眼’,我看要警惕。思想上认真加以改变和对做法的意义搞牢固些,事情就好办了。”
中办立即把薄一波来信和胡耀邦批示向中央各有关单位作了通报,引起高度关注。
7月6日,中办主任乔石在中南海“152”会议室召集中办、军委办公厅、中顾委办公室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贯彻胡耀邦批示。荣高棠出席会议。
乔石对有关单位提出严厉批评,他强调,今后重大“红白喜事”都要想到中顾委和中纪委(这两个单位老同志多),这是中央的规定,任何人不能改变,今后不能再犯。他特别点名指出:“大会堂、警卫局这些单位,尤其要注意,不要使人感到我们是‘势利眼’,人一走,茶就凉!”
当天下午,中顾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薄一波通报事情全过程,传达胡耀邦的批示,再次重申了中央有关规定。同时,他也规劝老同志要正确对待自己,应该胸襟开阔些,不要过于计较。
在机关办公会议上,荣高棠一再告诫大家,“搞好老同志的文娱活动,协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保证他们的安全,都是党的要求,都是政治任务!”

中顾委每年都列席中央全会,中顾委同时也举行全会。几次全会,都根据委员的年龄、健康和过世的情况,进行过个别委员的增补调整。1985年,中央为加快全党干部年轻化的步伐,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和中顾委进行一次全面的、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中顾委的主要任务,是安排一些老人退出中顾委,同时中委、中纪委退下来的老人也适当补进中顾委。
1985年2月,中央成立人事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三个委员会人事调整方案。6月,中顾委成立人事小组,组长薄一波,成员为萧克、伍修权(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书记)、陈野苹和荣高棠。
人事小组根据中顾委的实际情况,拟定了委员调整方案。实际上是在年龄和健康状况上划出三条简单的界限,以利于大家理解和响应。首先,考虑八十五岁以上的,其次考虑八十以上、且身体状况不佳的,再次,考虑体弱多病、生活难以自理、已无力参加任何工作的。
7月,在中顾委人事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薄一波说:“这次中顾委要退三十多人,再进三十多人,年龄减轻了。估计再过几年,再退若干人,十三大再退一些,十四大就可以完成过渡。我们要搞的是退休制,不是顾问制。这个过渡大体要十年时间。在我们这一辈就要完成中顾委的历史任务。我们老同志,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上,要带头。”
在此之前,邓小平曾估计过中顾委的时间表,曾说是“两到三届,十到十五年”。薄一波的这番话,第一次明晰地开出中顾委的时间表,是到“十四大,十年”。显然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
9月,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等老同志、原中纪委副书记黄克诚等老同志和中顾委常委李井泉等老同志发表公开信,请求完全退休,以实际行动响应和支持中央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的战略方针。中顾委有三十七名老同志在公开信上签名。这些老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敬重。
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圆满达成既定任务。邓小平在总结讲话时高兴地说:“这次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一些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会后,邓小平、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便宴招待退休老同志。
薄一波以宴会主持人的名义即席讲话。他说:“在座的老同志们,我们在一起共事,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你们要退下来了!小平同志说,让耀邦赞助(出钱),和大家照个相,做个纪念。启立(胡启立)说,应该吃个饭。事情虽小,但有意义。我代表我自己,向老同志们,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敬一杯!”
何长工代表老同志讲话。他说:“我代表退下来的老同志们感谢中央,感谢中央请我们吃饭!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我们一定听中央的话,把退休制度坚持搞下去!”
邓小平说:“听你这些话,我要干一杯!”
席间,傅钟对邓小平说:“希望你活到两千年(2000年),那时候你九十六。”又对胡耀邦说:“希望你百年长寿,你们都要活到一百岁。”胡耀邦回应说:“那你先要活到一百岁!”
薄一波插话说:“对喽,老的要先活到一百岁,你才能活到一百岁!”意思是有先来后到。
邓小平抽着烟说:“够呛,我,耀邦,李井泉,我们三个都抽烟。”意思是他们都有抽烟的习惯,活不了那么长。
餐后,胡耀邦召集书记处、中央人事小组和中办相关负责人谈话,强调说,对退下来的老人要照顾好,他说:“机关行政人员要多走‘冷门’,不要只走‘热门’,不要做‘势利眼’的事!”
薄一波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要求一定把退下来的老人安排好,照顾好。于是,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决定,退下来的老人单独组成一个党支部,会议、活动照常安排,自愿参加,文件照看,等级、种类不变。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王震、宋任穷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荣高棠增补为中顾委委员。

中顾委的老人,原来都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退下来后,绝大多数人热情不减,尝试以各种方式“发挥余热”,继续多做些工作。但是,有的老人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转变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有时把握不住,处理不当。譬如,有的老人还在原单位保留办公室,照常“光顾”机关,干预党委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甚至干预到人事安排,和第一线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有的地方领导人无可奈何,把情况反映到中央。
对于相关反映,书记处几度研究,并书面通知中顾委对这种情况加以重视。1984年,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着急地说:“不要老是讲‘发挥余热’了,有人发挥得别人都受不了了!”
1986年4月,薄一波在中顾委提出了“六要六不要”原则。
“六要”是:一要支持新领导班子的工作,这是“六要”中最根本的一条;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四要拾遗补缺,为党政领导做一些没有精力顾及的事;五要学习,包括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和先进的管理知识;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
“六不要”是:一不要干涉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纠纷;五,未经中央批准,不要当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六不要发牢骚,尤其不要不分对象、场合随便议论党的政策和人事问题。
中办将“六要六不要”通报全党,薄也逢会必讲。之后一段时间,薄一波和荣高棠分别与一些老同志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重点是解决这些老人和新班子之间的矛盾。
5月,薄一波在中顾委华东组会议上,再次诠释“六要六不要”的重要性。他说:“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指六要六不要)?是中央要求我们提出来的。希望老同志们保持晚节,善始善终。中央不是不要我们说话,但是在人事问题上不要说话。这也是中央最着急的问题。千万要小心一点,对新班子不要过于干预。要让开大路,让新班子多做工作。我们老同志要做的,只是力所能及的工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为了多活几年,尽力而为是从党性来说的。除了人事问题,其他可做的事情有的是。提意见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不要提干部问题。其他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场合。可以写信给耀邦、小平同志,但不要在省里、市里强加于人,给人施加压力。中央有禁令,不要乱说乱道,特别不要在背后乱说。否则就是和中央不一致,不利于党的团结。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我就奉劝同志们这几句。”
薄一波所说的“非常时期”,是指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正处于全面的新老交替阶段,局面尚不稳定,而且十三大正在筹备,中央希望减少各方面的干扰,实现平稳的过渡。这次讲话,反映了中央对于新老干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关切。
“六要六不要”颁布后,绝大多数老人是理解和响应的,认为说到了点子上。荣高棠叫我把他担负的各种职务头衔进行一次清理,除了中央任命批准的职务外,原在一些刊物、团体、机构挂名的头衔,均与相关单位正式交涉,一概取消;除了体育、老年和青少年的活动,其他活动也一概回避。即便出席一些活动,也不再轻易讲话。
但是,也有一些老人对于这些规定有不同意见,认为是“因人而异”,也有的老人认为这些规定是专门针对老人的约束和批评,是一种“冷遇”,连耀邦也说“受不了”,心里有些不服气。
针对这种情绪,6月份,在中顾委主持召开的中顾委和省市自治区顾委主任座谈会上,薄一波再次讲话。薄一波说:“中顾委刚成立的时候,小平同志就提醒大家,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认真起到党章中规定的‘助手和参谋作用’,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我们顾问委员会接触中央的部门,省、地、县甚至于基层单位,要注意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
薄一波特别说道:“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为数不多的众望所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负有‘传帮带’的历史重任,他们留在党中央领导核心中,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成熟和稳定,保证新老干部的顺利交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所完全必须的,是符合我们的党情国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这段话,是“六要六不要”的一个补充,对一些老人、乃至党内 一些人心中或明或暗的不服气,也是一句劝诫。
此后,中顾委再不提“发挥余热”的口号。

1983年,全党开始整党。11月12日,中顾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中顾委委员的整党由中顾委统一组织。为此,中顾委建立临时机关党委,组织在京委员参加整党。伍修权任临时机关党委书记,荣高棠任副书记,薄一波、王首道、刘澜涛、陆定一、黄火青、程子华、刘道生为党委委员。临时机关党委归中直党委领导,中顾委办公室负责临时机关党委的日常工作。
当时,中顾委有五十多位委员在京外各地定居。根据胡耀邦的提议,中顾委常委会决定,京外委员按居住地划分为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西南和西北四个组,分别组织整党。各组集会时间、内容由委员们自行商定,并轮流担任召集人。会务工作由当地党委协助安排,费用由中顾委予以报销。
整党结束后,根据老同志的要求,临时机关党委及所属支部保留下来,外地分组集会的形式也继续保留,作为老同志日常学习、交流情况和随时发表意见的固定形式。
不久,在外地委员集会活动中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集会时安排游览、观光活动偏多,有的委员开会时带着全家老小,祖孙三代在 会上同吃、同住、同游览。吃饭时,一家就坐一大桌,出门时,一家几辆车。影响不好,开销也大。
各地召集人都想让兄弟省市的老同志在本地住得好些,休息得好些,以尽地主之谊,于是安排接待、游览观光等规格都比较高,有的地方的确显得铺张,超额的费用也不找中顾委报销,拿到当地财政解决。
荣高棠指示办公室全面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比较普遍。另据了解,各地老干部的“考察”参观活动也太多,给各地造成不小的负担。从1983年到1986年三年中,仅广东省顾委就接待了来自二十八个省市顾委前来“考察”的老干部一百一十多批,八百七十多人,还不包括中顾委去的老人,也不包括广州市顾委接待的人。
薄一波听到情况反映,非常恼火,他给荣高棠写了一张条子,毫不客气地说这种现象“不像话!”明确指示:“今后各地开会都要给中顾委报明细帐”。1987年起,他对外地集会的请示也有时压着不批,他告诉荣高棠,这些集会不符合中央要求的“双增双节”(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节省开支,节省办事)的原则。从此,中顾委京外委员的集会活动逐渐冷清下来。
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顾委和省市自治区顾委主任座谈会上,宋任穷也特别对一些地方顾委组织外地“考察”活动过多过滥的情况提出批评:“不要搞成变相旅游!”之后,这些现象大有收敛。
十三大后,1987年11月9日,中顾委常委会作出决定,中顾委临时机关党委及下属各支部已经完成使命,正式撤销。在京老同志以原来支部为基础,改成八个学习小组,以便继续组织学习和活动。同时,京外委员的分组和集会活动一律结束,老同志的学习、会议方式一律遵从当地党委的安排。此后,中顾委老同志有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少了。

1987年1月,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召开“生活会”,解除了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也是遵照邓小平的安排,薄一波是“生活会”的主持人。之后,中顾委又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要求,召开于光远和张光年的“生活会”。三个“生活会”之后,党内外对薄一波以及中顾委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
本来,老一辈人退居二线,带头支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敬重。虽然在中央“生活会”之后,动荡不安的时局趋于平定,社会秩序逐步恢复,但与此同时,许多议论认为,中顾委还是在搞“左”的一套,思想僵化,薄一波在带头“整人”。因为荣高棠参与中顾委两个“生活会”的组织工作,也被指为跟着薄一波“整人”。在那一段时间,薄一波、荣高棠乃至整个中顾委,在声誉上背负着沉重压力。
中顾委机关前五年的工作,在薄一波、荣高棠的领导下,基本是成功的;中顾委的绝大多数老同志对机关工作是满意的。中南海内各单位,对中顾委机关工作的评价都比较高。
在工作中,薄一波和荣高棠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相互配合默契。尤其是荣高棠,时时处处维护薄一波的威信,组织纪律观念极强,凡是薄一波有指示,他一刻也不耽误,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对此,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由于所处地位不同,理念和秉性的不同,二人在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上也时有差异。荣高棠精明强干,但性情直率,遇事不吐不快,而薄一波更为沉稳持重,含蓄内敛,好恶不形于色,而且多谋善断。
荣高棠处事严谨,凡事较真。他每次去见薄一波,都随手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有一次,薄前后交代的事项不一致,并责怪荣不该这样办。耿直的荣指着本子的记录争辩说:“你上次交代的是这样呀!”薄马上说:“那我收回!”
还有一次,薄交代事项,因事关机密,看见荣在记录,就说:“这件事你不要记!”荣边记边说:“我怕忘了。”薄说:“我都记住了你还记不住!”荣只好把本子收起来。
当时,在机关干部之间也有团结问题。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好,和大家的关系紧张,影响到正常工作。荣高棠一再做工作,也未能奏效。直到1987年5月份,因为事关人事,他向薄一波汇报情况,希望得到薄一波的支持,请示解决问题的办法。
薄一波对荣说:“过去在体委,那么多人你都搞下来了,现在这么几个人你都搞不好?!”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
荣说:“是我无能。”
薄说:“你就不能和他好好谈谈?”
荣说:“谈了好多次,没用,他根本就不听我的,根本就不怕我。”
薄说:“他不怕你,还不怕群众?你们开个支部生活会,让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这是荣不曾想到的。他说:“那你得参加,讲讲话。”
薄说:“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开。”
当时,中顾委的两个“生活会”刚刚结束,荣对外界的反映和情绪一清二楚,心存纠结。而此时薄一波的态度和主意出乎意料,又提出搞个“生活会”,更使人作难。机关的同志听说后,也觉得意外,而且普遍认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适得其反。但是,荣对薄一波一直是绝对服从,他决心自己承担一切。
果然,这个“生活会”的结果是不欢而散。荣从中感到孤立无援,在矛盾中陷得更深,处境更为困难。
不久,有人给薄一波写信,声称荣高棠“在耀邦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手软”,“同情于光远和张光年”,等等。对此,薄一波始终一句话不说。不久,原来中直党委关于荣高棠为十三大代表候选人的安排,也无声无息地取消了。伍修权听说后,私下对荣说:“不当就算啦!”
环顾大环境的变化,检视自身的处境,荣高棠决心辞职。6月,他向薄一波正式递交辞呈。
10月6日,中央下达任免命令:“批准李力安同志为中顾委秘书长,同意荣高棠同志辞去中顾委秘书长职务。”
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任职务,作为他“全退”的开始。陈云接任中顾委主任,副主任为薄一波、宋任穷。
1988年1月7日,在机关办公会议上,薄一波说:“开始组建机关时,中央向我推荐高棠,我欢迎。总的说,我们的名誉不错,从高棠同志往下,还是有成绩的。那么为什么还是要变动呢?直率地说,也有问题。想来想去,年龄大了就下来。总之,总的工作是好的,但也有问题,有缺点。再说,也到了换届的时候了。”
他又说:“顾委解决(结束),有两个时机,一个是90(1990)年党的代表会议,一个是92(1992)年十四大。”这是他再次谈到中顾委的时间表。

十三大到十四大期间,在中顾委内部,有两件大事始终争议不休。一是邓小平的“退”和“留”,一是中顾委的“撤”和“留”。
1986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时,就说自己要在十三大退下来,结果是“一片反对声”。这种“反对声”一直持续不停。1987年十三大,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决辞去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任一职,只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全退”第一步。1989年,正当时局依然严峻,全党祈盼安定的时刻,邓小平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拖到十四大,而是在11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上,就坚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又辞去国家军委主席,实现“全退”。
之后,邓小平虽已没有任何职务,但他对中顾委的去留问题始终没有放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不留余地地顶住诸多老人的百般请求,坚决要求撤销中顾委。他的主张,得到陈云、薄一波等人的无条件响应。
直至十四大前夕,中顾委的老人为是否撤销中顾委还在争论,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坚持要求保留。邓小平决心已定,不再多说一句话。眼看还有三天十四大就要召开,仍然争议激烈,意见无法统一。
据原中顾委副秘书长黎虹于2008年在《薄一波在中顾委的十年》(见《党史文汇》2008年第3期)一文中披露,在这个关键时刻,薄一波当机立断,他请宋任穷和中顾委正副秘书长开碰头会。
他说,十四大就要开幕,时间只剩三天,不能再这样讨论下去了。今天下午(中顾委)就开大会,宋老主持,我讲话。
在下午的大会上,薄一波说,关于十四大以后不再设中顾委,小平同志考虑这件事不是现在,而是在两年前。他通过尚昆(杨尚昆)同志通知我,你要考虑十四大取消中顾委,你有什么意见。我表示,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样考虑决定,我就怎样执行,没意见。出于遵守纪律,我没有同别人讲。估计尚昆同志不只对我,也对中央常委的同志讲过小平同志的意见。直到十四大前,小平同志又严肃地讲,中顾委必须撤销!陈云同志也托陈丕显同志带话给我和宋老。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和任穷同志只有执行,不可能有别的想法。
薄一波说,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一些,体面一些,我们还是主动提出撤销中顾委为好。讲到这里,会场内响起掌声。薄一波紧接着说:“听到大家的掌声,表示大家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会场内再次响起掌声,难题就此化解。
在党的十四大上,中顾委如期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改革迈进一个新阶段。
后来的几年中,我整理中顾委的材料时,荣高棠几次谈及邓小平在中顾委问题上的重要作为。
中顾委的撤销,邓小平自己一退再退,其意义如同创建中顾委一样重大。如果一拖再拖,所谓“过渡阶段”继续延续下去,就有可能迫使新老交替的战略部署受到更多、更长时间的困扰,变数将更多,甚至走上回头路。这是邓小平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愿看到的。尽管他本人不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却是党和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但他 自己心里很清楚,这是时代的后遗症,是政局使然,是历史责任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他为代表的所谓“第二代”时期,本身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作为党和国家的长远制度建设,这个阶段应该过去,而且过去得越早、越顺利越好。这是邓小平最后几年为之倾尽全力的终极目标之一。他很清楚,在既定体制之下,许多事情,只有依仗他的权威才能做到。
荣高棠说:“这事儿他不干,谁也干不了;他要是不在了,这事儿更麻烦。”

从1982年十二大之后到1987年十三大前夕,五年间,中顾委有三十二位老同志相继去世。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老人们个个“大限”已至,离去的人越来越多,中顾委“减员”也越来越快。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
当年夏天,荣高棠在北戴河看望薄一波。此时距他辞去秘书长职务恰好十年,薄一波已经八十九岁,卸去一切职务。
两人长谈许久。薄一波对荣高棠谈及自己的过去,谈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谈到新中国的建设,他所经历的沟沟坎坎。
薄一波回忆道,起初,毛主席一直在观察他,考察他。直到解决了“高饶事件”之后,才了解了他,信任他,才委以重任。
他说正在写自传(即《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已经写好一、二卷,第三卷正在写,第二卷是写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第三卷写改革开放。“我主要不是写我自己,主要是写历史上的大事。”
他问荣高棠,每天都忙些什么?写不写东西?这时,荣高棠已经萌生了“什么都不写”的念头。他回答说,成天看电视听广播,参加些社会活动而已。薄说:“当年陈云同志送我两句话:‘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我把它挂在办公室里。他说得很有道理啊!”荣说,是啊,我看见过,我一直很赞成这两句话,也一直宣传这两句话。
当时,我已经读到薄一波的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一卷《战争岁月》。
薄一波出生于山西定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他四岁那年,因为不堪贫困,父亲当着他的面,狠心把刚出生的小弟弟摁到水里溺死。这惨痛的一幕深深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直到晚年,每当想起,心中依然格外难过。
1925年,十七岁的薄一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同于那些出身于武装起义,在炮火中冲锋陷阵的老战士,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组织过学生运动,密谋策划过兵变,展开过秘密统战工作,天天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只身奔走,时时处处和官僚、政客、军阀、敌特、奸细和叛徒作面对面的较量,始终处于被监视、跟踪、被捕、被杀、被出卖的境地。他曾四次被捕,几度经历敌特刑讯和牢狱斗争的生死考验。我听到他在谈起过去的时候说:“那时候,真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相信这种人生经历,对他为人处事的风格养成有重大影响。
1931年,因叛徒出卖,薄一波在北平被捕。到了宪兵队,看见叛徒,上去就是一耳光,可马上又私下对叛徒说:“你把事情推到我身上,就不要再拉扯别人了。如能做到,我可以向党解释,不影响你的身份,做个检查就可以了。我们是多年的老伙伴了,共事多年,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这一巴掌,几句话,就封住了叛徒的嘴。在敌人审讯时,他又争辩说“他(指叛徒)是个坏蛋,他被抓了,又反咬我是共产党,我不是,我要和他当面对质!”搞得敌人不知道该信谁。当时,薄一波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
对于薄一波来说,一生最大的包袱莫过于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936年,为拯救薄一波等被国民党当局羁押的“六十一人”免于被害,中央下令,六十一人通过刊登“反共启事”获释出狱,死里逃生。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本已抱定赴死的决心,而中央却谋划让他以“叛变”手段脱险。要不是这出当“叛徒”的安排,他或许早已成为烈士。谁想到三十年后,却是这桩“叛徒”罪名,他又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一关十二年。要不是文革结束,要不是胡耀邦鼎力为此案彻底平反,他后来如何,实在难说。
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复杂而又严酷。
不知不觉,十年又十年,一晃而过。
2006年初秋,荣高棠听说薄一波病重,非常惦念。他几度和薄的工作人员联系,想去看望。被告知薄已经终日卧床,丧失意识,根本不认得人了,医生主张谢绝探视。这成为两人的永诀。
没多久,荣高棠偶患感冒,却转成肺炎,于2006年11月溘然去世,享年九十四岁。当他预感到自己不行的时候,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言,只说了一句:“我不行了。”
两个月后,2007年1月,薄一波去世,享年九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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