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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为何没发生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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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3-2018 23:51: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晚清“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为何没发生农民起义? | 短史记
Original 2017-05-29 谌旭彬 短史记
短史记微信号:tengxun_lishi

文 | 谌旭彬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尤以1877、1878年为最烈,因这两年的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洗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底层社会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
李提摩太之问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

1、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

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灾情在五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比如,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

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官府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由洋人出面带领他们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只是李提摩太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愿意在日记里正视“洋人拥有特殊政治地位”这种原因。

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


图:李提摩太及其著作《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2、山西:李提摩太“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挥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终提供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


图:上海义赈绅商编辑绘制的《河南饥荒铁泪图·树皮草根剥掘充饥》

3、天灾背后的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

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如据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对于“李提摩太之问”,当年的《申报》,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却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惟种植规模略逊山西。

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预期的抢大户景象——而且,李提摩太抵达山西时,饥荒已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抢光。
谢家福的“抗夷大业”
回到开篇的问题:一场波及上亿人、覆盖整个北中国、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如山东、河南等地的抢大户)。但却没有发展出任何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原因何在?

如果把“起义”的定义,简化为“有政治诉求的针对当局的暴动”,区别于单纯为充饥而针对富人的“抢大户”,那么,这个吊诡的问题,或许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他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1、“管教压倒慕惟连!”

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
国计民生孰见怜?
安得赈钱三十万,
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2、“小孩饿死尚是小事”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1877年5月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写道:

“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严峻”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图:谢家福日记

3、“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

有了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但谢本人不认为自己发起的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

“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意即:我此行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赈灾;赈灾讲究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士大夫们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这种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谢的行动,证实了世事尚有可为。王赓保表示,自己愿意与其谢一起并肩战斗,抵抗夷人。

工作中每遇到困难,谢氏也每每以“抗夷大业”自我鼓励:

“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将活动经费高度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有觉悟,愿意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救济儿童。

谢在日记中说:对上述决定,自己“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4、士绅“抗夷大业”之成效

在各种不同场合,谢家福反复阐释“敌夷”重于“赈灾”的理念。譬如,1877年6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辩解,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谢氏激烈的驳斥:

“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为便于阅读,对这段日记略做了通俗化处理)

谢家福对洋人之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

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比如,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禨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在士绅的鼓动下,部分灾民也怀有强烈的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比如,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亦有灾民不肯接受赈济,还助力当局传播传教士“心怀叵测”之说。对此,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亦即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竟遍贴告白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居然差不多做到了不让西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与当局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5、消弭“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功不可没”

西方传教士投入到“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之中,自然有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当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非常良好的影响之后,传教士们决定将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等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朝野对洋教的排斥,也不算意外。对朝廷而言,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对士绅而言,“华夷之防”乃是大义,赈济灾民不过小节。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针对当局的“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不是因为他们的赈灾活动弱化了社会矛盾,而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全面转移了灾区、非灾区士绅们的矛盾指向。他们取代了朝廷,成为了士绅们眼中的“头号敌人”。失去了士绅参与的农民暴动,缺乏底层资源整合能力,也无力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其结局自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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