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是民主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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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读】社交媒体是民主的毒药？
Original 2017-11-16 微信号：T-Read 译读



社交媒体是民主的毒药？





本文原载于The Economist | 译读原创翻译

译者 | 伍豪


译读：T-Read | 译读小号二世：WinnieTheF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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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英国政治学家伯纳德·克里克出版了著作《捍卫政治》。在书中，他提出政治是一门充满讨价还价但又绝不低劣的艺术，能够让不同信仰的人群在同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中生活。在自由民主体制中，没有谁的要求会被完全满足，但基本上每个人都享有一份自由，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信息沟通不充分，并且缺乏文明教养与妥协调和，那社会各个团体最终只会使用强迫高压来解决彼此的分歧。


如果克里克参加了本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那一定会为听证会上所列举的不实之辞与党同伐异现象感到十分沮丧。就在不久以前，社交媒体还是政治进步的希望所在——人们认为社交媒体能促进真实信息的流通，降低沟通成本，而正直的人将利用这个武器来消灭腐败、偏见、谎言。但脸书承认，在去年的美国大选前后（从2015年1月到2017年8月），总计有1.46亿用户在脸书平台上收到过俄国所释放的虚假信息。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则承认本平台上共有1108部与俄国有牵连的视频。至于推特，则有36746个账户与俄国相关。社交媒体已成为散布毒气的平台，曾经促进进步的愿景已成泡影。


俄国的兴风作浪只算得上冰山一角。从南非到西班牙，政治的格调正变得越来越低。社交媒体正是元凶之一。谣言与愤怒在社交平台上不断传播，左右了选民们的判断力，加剧了各派别彼此间的党同伐异。克里克认为政治性的讨价还价能够培育出自由，但以上现象实际上侵蚀了这类民主政治的根基。


注意力短缺


社交媒体与其说是制造了分裂，不如说是放大了分裂。2007-08年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大众对富裕精英阶层的愤怒——他们的地位与财富已将其他人甩得不见影。不同意识形态派别间的文化战争则使得选民开始因身份不同而彼此对立——在这里阶级因素反而是次要的。社交媒体并非制造分化的唯一元凶，毕竟电视与广播在其中的角色也不逞多让。不过相对而言，福克斯新闻这类媒体更为人熟知，社交媒体则相对而言是新事物，人们也对其缺乏了解。同时，由于社交媒体自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所以在制造分裂方面，其威力远大于其他媒体工具。


就商业模式而言，社交媒体是将照片、个人动态、新鲜事、广告一同推送到你的眼前，并通过广告获取利润。他们能够获取你对不同内容的反应，所以有办法让你欲罢不能。他们会收集你的个人数据，随后用算法来决定什么内容最能吸引到你。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驱使用户不停地在屏幕上滑动、点击、分享，一遍又一遍。若是要塑造用户的想法观念，那就可以首先生产大量广告，其次分析相关数据，最终选择出用户最难抵御的广告内容。这就产生了惊人的后果：一项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用户平均一天点击手机的次数达到了2600次。


如果这个社交媒体系统可以促进智慧与真相的传播，那也是善事一桩。但事实真相与济慈的诗句可不一样：与其说真相是美，还不如说真相是艰难的成就——尤其在你不相信真相的时候。脸书的用户都知道，这个产品可不是在增进智慧，而是释放出大量迎合用户、令人成瘾的内容，并最终强化大众的偏见。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至少在美国社会就已经产生了一股相互攻讦、乐此不疲的政治风向，但社交媒体的诞生使得这股潮流更加大行其道。不同立场的人都只看到事实真相的某一面，因此他们无法产生相互理解的同理心，自然无法达成妥协与共识。进一步看，立场不同的人又不持续接受着偏见信息的灌输——另外一方只要与自己观点相悖，那就是不诚实的，奸诈的，各种诽谤中伤的。这样一来，彼此之间的同理心就更少了。一股汇集着卑鄙、流言、愤怒的洪流裹挟着所有人，使得他们再难聚焦在真正重要的、事关整个社会的议题上，哪怕他们其实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


以上种种破坏了自由民主社会的折衷妥协，损害了民主运行的精髓，同时滋养了一批以阴谋与排外为生的政治家。只消看看参议院对俄国对大选的操控的调查，再看看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他刚刚提出了首批控告），就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先是俄国攻击了美国，但随后美国自己陷入了内斗之中。美国宪法的创立者们希望用宪法加以制衡，避免暴君或暴民当道，但正因如此，社交媒体反倒强化了华盛顿的政治僵局。至于匈牙利与波兰这类缺乏制衡的国家，则演变出了一种非自由的，赢者通吃式的民主。而在缅甸，一方面脸书是许多人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民众对罗兴亚人（种族清洗的受害者）的憎恶也日渐加深。


社交媒体需承担社会责任


应该去做点什么？人民永远会发展出相应的应对之法。本周一项调查表明，如今只有37%的美国人会相信从社交媒体上获取的内容，而这个数字只有报纸与杂志等印刷品的一半。不过，适应与应对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拙劣的政府与糟糕的政治环境就已经能造成很大的破坏了。


过去的社会曾创造了诽谤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工具，来对传统媒体施以管理。因此有人呼吁要效仿出版社的模式，让社交媒体公司对自己平台上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还要提高这些公司的透明程度；此外还要让这些公司接受反垄断调查，并接受拆分。以上这些想法都有可取之处，但真要实施，也都有值得权衡的地方。如果脸书将内容提交第三方平台进行事实核查，那就不能证明脸书本身是否对内容实施了有效监管。况且政治内容与其他类型的言论还不一样；要让几家大企业来裁定什么内容对社会有益，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国会希望企业能在政治广告信息上提高透明度，公布客户相关信息，但是许多诽谤中伤其实源自于人们草率地转发分享缺乏可信度的信息。从反垄断的角度看，拆分社交媒体巨头可能有用，但对于政治言论的环境来说并不会带来帮助——事实上，平台数量越多，对这个行业的管理难度就越大。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案。社交媒体企业应该调整站点设计，注明各类内容动态的来源——该内容是否为朋友发布，或是源自可靠的信息源？同时，在用户分享转发时，也可以对不实信息加以提醒。机器人账号经常被用来传播政治性内容。推特可以封禁行为最恶劣的那些机器人账户，或是将机器人账户标注出来。最有效的方案当属发挥算法的威力，降低只求点击率的内容在信息流中的权重。这些措施对社交媒体这种志在垄断注意力的商业模式是不利的，所以可能需要用立法或者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强制实施监管。


社交媒体已经遭到滥用。不过，社会依然有信心去管理好社交媒体，挽回曾经促进政治进步的梦。在此问题上，自由民主国家责无旁贷。


本文译者 | 伍豪

毕业于普渡大学，译读创始人





Do social media threaten democracy?. (2017). Economist.com. Retrieved 16 November 2017, from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 ... formation-drove-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