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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芳:我来讲讲,留守儿童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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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15-2018 00:24: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来讲讲,留守儿童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
Original 2017-11-17 景芳 晴妈说

【写在前面】

上周我们去了毕节。毕节是一个敏感的地方。想到毕节,就想到一些令人伤心的孩子。

这篇文章中,我会讲一下毕节的现状、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计划。文章的最后,我会招募这次的同行者。所有照片都来自本次调研。

文章很长,能看到最后的才是真爱。






中国的万里山川,是我们未来坚定的路。

                                                 ——童行公益



毕节

现状怎么样?

未来会怎样?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那为什么现在不解决?

结论

方案

未来



毕节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身兼童行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双重身份。上周三、周四,我和童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小伙伴一起去了贵州省毕节市调研。我们去了七星关区下面的几家山村幼儿园,探索下一步做教育试验项目的可能性。







毕节是个很敏感的地方,在过去几年里,我们至少听见过两起轰动全国的儿童悲剧。

可能很多人都只从新闻里听到过这个悲剧性的地名,从来没有到过,也从来没有了解过毕节的细节。我们也是带着内心诸多疑问踏上这片土壤。

我今天就用这篇文章介绍一下毕节,介绍一下留守儿童的现状,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留守儿童问题至今如此顽固,难以解决。

借着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现状什么样?

毕节是一个人口大市。作为贵州最穷的一个市,全市竟然有900多万人,人口已经超过奥地利、以色列等等国。仅仅七星关区一个辖区,就有超过160万人口。160万是什么概念?一个区已经超过了毛里求斯等等小国。

为什么这里人口这么多?同行的武志平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负责各地的山村幼儿园已经多年。面对初来乍到的我们,她向我们介绍说:毕节这个地方是典型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她去家访时发现,一个家有四五个孩子很正常,甚至曾经见到过四十出头的夫妻有十一个孩子。这是2016年的事。

那么当地人怎么养活自己?我们问同行的当地人,毕节本地的经济除了种地还有什么?什么是主要的经济支柱?当地人说:主要的经济支柱是外出打工经济。除了打工经济,另一经济支柱是中央的扶贫拨款,每年扶贫款的工程建设就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打工+扶贫款,构成了一个超越奥地利人口的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超生+贫穷。由此想来,毕节的悲剧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因为穷,而且多生,毕节的孩子特别多,没有人照料的穷孩子也特别多。发生悲剧后,政府所有学校的老师每人盯几个,确保生命安全,但是这只是保底线,却没有解决根本。

我们去了三家山村幼儿园和小学走访。很多人会问:山村的现状怎么样?贫困地区现在是不是也不穷了?现在发展得怎么样?我们只能说,从我们的目力所及:吃饭问题是改善多了,但其他方面一切照旧。

山村幼儿园都建在小学里,当我们去山村幼儿园走访,顺便也看到了现在的乡村小学,我们发现:大多数学校现状和30年前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进。除了每个班里都有政府配备的智能电视系统,上课和教室都还是延续着最古旧的面貌。有的学校还没有自来水和饮用水,当我们拿出矿泉水给孩子,孩子们传着,一分钟就都喝光了。





(毕节市七星关区一所村小一年级教室。)



据老师讲,班上还是有很多留守儿童。我们在一个幼儿园观摩课程,坐在教室后面两排的孩子很沉默,任凭温柔的女老师一个一个关怀,拉起手,他们还是不跟着拍手、学歌谣。他们长时间坐着,不动、面无表情。老师悄悄跟我说:坐在最后这两排,多半是爷爷奶奶带大,性格什么都和前排父母带大的小孩不一样。



放大到全国。毕节的情况是贫困地区的缩影。

给大家分享几个数据: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7563万人,比上年增加185万人,增长2.5%。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人口超过2亿,儿童超过4000万,约占贫困地区人口的20%左右。据国家统计数据,目前仍有留守儿童902万人,集中在中西部(这还是大大严格了统计口径之后的结果,单亲在家、父母在附近打工都未被纳入统计,放宽口径或许翻倍)。

是的。接近1000万孩子在孤独中长大,这是整个捷克的人口。




(山村幼儿园拍摄实录,老师很温柔。)



未来会怎样?

这些留守儿童的未来发展会如何呢?

我们曾问过贵州不止一地的乡村小学,老师们都反映:有不少孩子,可能小学三四年级之后就已经跟不上课业了,也没有学习动力、没有人督促,在班里逐渐掉队,什么都不做,逐渐混到小学毕业升初中,因为小学课程已经掉队,初中很容易坚持不下来。

为什么如此?因为家里没有人关心过问他的学习,或者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就那么混日子,也总能混到升学。现在我们国家取消了留级制度,小学升初中也保证连锅端,于是老师也不在意这些掉队的孩子。就在漠然的忽略中,他们滑向打工的老路。

我问毕节大银镇中心幼儿园的老师:咱们这边初中毕业有没有直接出去打工的?她说:多得很,前几年可能2/3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上高中和上中专加起来也不多,这两年有可能稍微好一点了,但还是很多初中就去打工。

那么出去打工前景会如何?留守儿童最终终于步父母的后尘,代际命运终究难以突破。他们继续在城市里干体力活,再把他们的孩子送回老家做二代留守儿童。





(另一所村小,孩子们从前在学校喝自来水,近期因为修路切断了自来水,学校也没有饮用水,孩子们渴着,一瓶矿泉水所有人传喝。)



而他们内心怎么想?

说实话我不了解。我没有真的和那些孩子有深入接触,我只看到过一些研究评估:有研究反映50%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超过10%的留守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在14-16岁留守儿童中,这种忧郁情绪会转化为自杀的倾向。

贫困地区孩子资源太少,从小大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早年关爱,内心的安全依恋关系难以建立,长大之后容易缺少自信、缺少探索精神和对他人的信任。父母关爱的缺失也让他们遇到学业困境就轻易放弃。

我在湖北一个县调研的时候听说,当地警察很忧愁留守儿童青少年,因为其中有不少惹事生非、道德观念淡漠、反社会情绪强烈。可以说他们很容易对社会有敌意,而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因为是我们首先亏欠了他们。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那么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是金钱的慈善捐赠吗?是更多扶贫款吗?是有识之士在网上愤慨地发发议论、骂骂世道人心吗?当然都不是。

根本的解决之道,一定是让父母能够带着孩子进入城市,一直在身边长大和上学;父母进入大城市打工,孩子就也能在大城市打开视野、接受教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下一代命运跳脱出上一代的低水平循环。只有持续的城市化才能带来持续脱贫。

很多工程思维的人会觉得,好,既然我们看得到症结,也看得到解决之道,那就结了。直接按照根本解决之道去做就是了。还做什么公益,治标不治本。

可是,那现在为什么不解决呢?既然看得明白解决之道,现实又卡在哪里呢?

我做政策研究,也一直呼吁大城市给流动儿童提供更多机会,因而我知道现实的种种困难。







现在为什么不解决?

原因之一:城市人口规模

在国内,现在仍然存在大城市人口疏解与人口严格管控战略。国家从顶层战略上,希望能将超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住,让中小城市得以发展。这样的发展战略有它的道理,最主要的出发点是自然资源有限,不能支持人口无限扩张,大城市的城市病严重,城市污染也需要控制。于是低端打工者不允许融入城市,子女融入更受到排斥。

于是目前政策的方向倾向于打开小城市和县城的门,期望更多人口流入。可是人口流动是最不听行政指挥的,人口只跟着经济机会走,在中国,经济机会又往往跟着政府资源走,于是,再受排斥人口也会聚集到大城市。大城市也更需要他们的服务。于是数以千百万计的大城市底层打工者,把孩子扔在家,独自在城市苦苦挣扎。

是不是城市大了一定有问题呢?规模上限是多少?实际上,从著名学者陆铭的研究看,目前的城市还远没有到上限,只要更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城市能容纳更多居民。而且在现有大城市周围发展一系列大城市,形成大城市群,对环境、民生和经济有长远好处。哪怕人口集中的东南沿海,也有很大地理空间继续发展大城市。只是这样的观念要让政策制定者接受很困难,需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转变。







原因之二:劳务用工成本

第二个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的劳动用工成本。中国从八十年代起一直是世界工厂,以高效率和低廉的用工成本,成为全世界的供应商,这是中国的重要经济红利。

可是我们这种经济红利是从哪儿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留守儿童。因为中国农民工情况非常特殊,可以只身出来打工,把家人都放在老家,因此无需在城市支付养家的成本。

在贫困地区调研的时候,每每见到留守儿童,就问为什么孩子的爸爸妈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得到的答案多半是城里打工的工资也太少了,养不起孩子。这样的答案都习以为常了,可是他们不懂经济学原理,不知道工资的决定机制。如果所有工人都是携家带口定居,那么工资也必然水涨船高。那样中国的用工成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这么低。

直到2016年,全国农民工中,只有35%是签署了正式劳动合同的,也就是受法律保障、有几险一金、能申请城市各种公共服务资格。余下的65%都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出卖体力,将自己的一切成本压低,为全球资本家和全国人民积累财富。

如果现在让农民工都带孩子到城市,定居养家,那么中国的用工成本会上涨多少?低价建立起来的国际竞争力会下降多少?如果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地位,还会有多少人支持劳动者利益?经济阻力与政策阻力一样大。





(由于没有食堂,孩子们中午端着碗坐在校园里地上吃饭。)



原因之三:中国土地制度

那么中国农民工为什么能把劳动成本压到这么低?原因也很简单:老家有宅基地,总有寄托家庭的地方。给所有农民土地,这是中国建国时的立国之本。

农民有宅基地是好事,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最初的城市福利制度,是给没有宅基地的城市居民准备的。城市退休金制度、医保社保、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是按城市和乡村分开设计的。因为城市居民没有立身之本的土地,才有额外的补贴和福利。一直到今天,城市里学校数量、教师编制等等,都还是按照城市户籍人口规划。

为什么现在户籍改革这么难?除了城市对外来人的拒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农村土地。法律默认农村土地就已经是福利来源,城市公共资源就并无配备。城市边缘的拆迁村集体转户口也还好,但是这些偏远农村去外省打工,申请当地的户籍,老家的土地如何处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试验已经开展了几年,但是真正大规模推行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

有很多人说:农村出来打工的,老了都还想叶落归根的,他们挣钱就想回家盖房,不用给他们城市户口。可是真的去村子里看看,但凡出来打工的,有多少回去定居的?确实有人花钱装修了房子外墙,但里面还是空空如也,只有老人小孩守在其中,年轻一辈人更不回去。人去楼空的村子还束缚着人的脚步,而土地改革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







原因之四:中国财政制度

好吧,也有人说,不需要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只要给进城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就好了。哪怕没有户口,只要是居民,孩子也可以上学和就医,不是吗?

只是中国目前的公共服务编制还是按照户籍人口规划,这里面就涉及到另一个相冲突的政策:为了控制政府赤字,近几年要求吃财政饭的编制人数不增加。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城市没有额外的教师编制给流动人口。

在广东这样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我们前年曾经去东莞调研,政府官员告诉我们,东莞有150万户籍人口,650万外来人口,而公立学校数量、占地、教师编制都是按150万人口规划,编制成为提供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的瓶颈。

那怎么解决呢?把国家编制和财政分配按流动人口数量重新分配一下不就行了吗?并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东南沿海编制不足,实际上反映出贫困地区编制冗余。童行在河北支教的两所小学,六个年级总共三四十个学生,有十几个教师编制。能让贫困地区把编制腾退吗?也不能。很多地方一穷二白,日常运转经费常常还需要从这额外的编制费用里面出。这种事就像《驴得水》里面刻画的,从穷地方再拿走仅有的资源,他们肯定雪上加霜。



除了编制瓶颈,地方政府支出是另一瓶颈。中国的教育经费是区县级政府统筹,而不是省级或中央统筹,因此任何区县外的负担,政府都是不情愿承担的。可不可能让大城市额外增加公共支出给打工者呢?最大的阻碍是地方政府非常不乐意。他们没拿到这部分经费,就不愿意额外支出。大城市享受了低端劳动力贡献的所有体力,但政府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福利。大城市一直呼吁中央对他们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给予补贴,也就是区县竞争自利的体现。

那可不可能提升教育经费的统筹层次呢?改变财政制度也是很漫长的事,上一任财政部长试图将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收归到中央,但他很快就不在任了。







原因之五:历史路径依赖

阻止农民工在大城市定居的更困难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因为历史路径导致的,本地居民的特权资源优势。

大城市集中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大城市的优势,也是大城市居民感觉自己掌握的私有财产。一旦说要放开更多人争夺同一资源,反对声最强的就是现有居民。北京能把自己的机会向周边城市放开吗?北京居民愿意让所有打工的人的孩子一起竞争考学吗?广州近期改革中考,让外来务工子女有权利在广州中考,引起了市民许多抗议。

政府官员自然也是这样历史路径的既得利益者,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顾虑居民的反应。对底层流动人口同情最少的,就是城市里需要打拼的市民群体。







结论:短期内很难解决问题

所以,综上所述,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两亿多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可能都难以真正解决。想要让农民工获得城市里定居和抚养子女的能力,需要经济方式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城市规划改革、居民观念改革。而所有这些谈何容易。

两亿多人,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占比不算小,就这样沉默地被忽略了。

他们被忽略,他们留在老家的孩子就被忽略。那些孩子们自然不可能懂得这一切的政治经济原理,也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从小被遗落在老家,更不知道长大后出去打工意味着什么。他们就这样一代又一代陷入贫困,再传给下一代。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呢?很多改革都在做,但真的发生实质性改变,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

十年二十年,又是一代人的时间。工程师期待的根本性方案固然好,但是孩子等不起,十年过去,他们就又要出去打工了。







方案:公益教育作为过渡必不可少

所以,在贫困留守儿童问题得不到政策解决的时期,公益教育必不可少。我们替代不了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我们也无法解决所有孩子未来的出路,但我们可以尽自己一点点努力,争取让他们也接受良好的教育,让他们的认知发展与城市缩小一点差距,为未来学习打下一点好的基础。

这一次童行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尝试用新的内容和科技方式,给毕节的孩子们带一点改变。

山村幼儿园是基金会2009年开始做的项目,在毕节从2015年开始筹备,2016年落地。山村幼儿园给偏远山区所有孩子上幼儿园的机会,现在290个村子里开办,总共355个班,容纳了超过15000山村孩子。在此之前,毕节的幼儿园只在县和镇开办,村里没有幼儿园,村里的孩子上小学之前都没接受过启蒙。如果是留守儿童,家里的老人疏于照顾,如果没有幼儿园,孩子长年在野地里自己游荡,不仅危险,而且得不到任何认知社交启蒙。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建立的山村幼儿园。)



目前,山村幼儿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贫困村里的孩子,但是山村幼儿园的老师们也只是幼教中专毕业,幼儿园缺少优质课程,老师们也缺乏自己研发课程的理念和能力。

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发现老师们对孩子很温和,也能努力关心孩子的心情,对孩子态度远好于前几日臭名昭著的某大城市公司托儿所。幼儿园老师会从网上去找教学的课程视频,模仿。她们很愿意学习,但是学识和经验有限,课堂内容较单一,素材也少,还有的只是机械模仿小学教学。她们觉得,书籍、材料和课程是她们目前最急需的。



这次童行要在毕节开展的,是一项社会试验。我们会给山村提供优质课程,尝试为山村幼儿园的教师赋能,看能不能带给幼儿园的孩子认知发展上的帮助。我们会选择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一年跟踪,通过测试看这样的教育干预是否能帮到孩子。







我们具体会带给老师们的是:

1)50本童行书单的优秀童书:我们相信,通过图书打开眼界,本身就是最好的早教;

2)围绕每本童书,可以给孩子开展的课程,包括知识、互动、游戏等;

3)给教师进行教学方法的远程培训,传递教学示范视频;

4)通过线上交流平台,让专业志愿者和山村幼儿园教师定点交流,给予反馈提升。

总体而言,我们希望用优质内容+远程辅导的方式,帮助山村幼儿园的老师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方法,适合幼儿年龄,又能给孩子打开眼界、锻炼大脑思维。我们希望远程辅导和定点帮扶能给当地的老师良好的学习路径。

我们相信,比起直接给孩子上课,若能提升当地老师的能力,是更长久的办法。如果能给教师赋能,帮助她们提升教学,就可以帮助一代又一代当地的孩子。

这个项目会从2017年12月开始,经过一年的试验期,如果有效,我们会想办法扩大到基金会开办的1800家贫困山村幼儿园,进而扩展到更多更多的村子。







未来:将技术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这样的试验,十年之前做不了,五年之前做不了,只是到了这两年,手机普及了,移动信号进了村子,山村学校也有了电脑,我们才可能借助技术进行尝试。

科技发展给一切带来了可能性。科技对人世间的改变永远是双刃剑,科技是中性的,原子能可以造原子弹,也可以造核电站。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给精英家庭带来越来越大的优势,从而把弱势群体甩得越来越远,但也可以尝试弥合人群的差距,让弱势群体的孩子也有机会平等地接触知识。这一切都看人怎样应用科技。

童行是一个小小的火种,我们能做的不多,只是希望用科技的方式,把更好的教育内容带给所有孩子。我们希望有更多专家、达人、志愿者加入,通过互联网的连接,与贫困山区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连接,帮助我们完善课程教研,帮山村的老师改善教学,看他们成长,为他们赋能。

如果你有幼儿教育或儿童心理的背景和经验,有意愿加入童行的“山村教师赋能”计划,并保证在未来一年内的线上沟通时间,请给这个邮箱发邮件,每一封认真的信,我们都会认真地看:

volunteer@weplanets.com







我至今仍然记得,当初小学时候去英国,看到很多中国人放弃国内的工作、起早贪黑刷盘子,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后来才懂得,他们只想留在英国大城市,以便让孩子在英国接受教育。而如今,在我们同一个国度里,那些起早贪黑为我们刷盘子的同胞们,我们却对他们的孩子没有一点宽容和接纳。这合理吗?

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很难过。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国家,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点什么。不是吗?

我希望与你一起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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