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章：城市人口调控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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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调控的谱系
短章 短章 2017-11-28 15:29:45

为了回应Beep兄在别处提的问题，我在飞机上写下了这篇文字。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控制城市人口的政策演变和理念根源。有一些数据细节没来得及查证，先分享出来，日后再完善吧。

咱们从这个思路的根源说起。在十九世纪中叶，当恩格斯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心痛地发现贫民窟的出现和城市的扩张密切相关，因此把罪责也顺手归到了城市身上。在进一步的讨论里，他把城乡矛盾视作资本主义结下的恶果之一，因而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可以克服——克服的表现就是实现人口在全国范围的平均分布。关于这个理念的细节，可以参考拙文《不在海边的曼彻斯特》（今年三月的日记）。

这种反城市主义的乌托邦后来之所以在中国具有持续影响力，端赖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为了大规模迅速实现工业化，农业部门和人口经受长久剥夺，其表现不仅体现在对农产品的低价统购，还体现在对迁徙自由的剥夺。城市消费和建成环境被视为不具生产性的行为，因此规模被压缩至最小，这就需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尽量保证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对工业化有用。

建国之后的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可以视作这一理念的制度化形态。这一制度和控制城市规模本质上是一体两面。在工业扩张亟需劳动工人的时候，制度的实施就可以放宽，比如1957至1959年大跃进时期。一旦工业生产发展缓慢或停滞，劳动力大量剩余，我们的做法就是严格压缩城市人口，把和农村依然有联系的工人全部遣送回乡，这是在1960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的事。

当时还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国家为了甩担子，甚至压缩了对城镇的认定标准，要求所有非农就业人口未达到75%的城市郊区或镇全部改为农村属性（数字待核实），造成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骤降，从而大幅减轻粮食供应等方面的压力。

这样的故事后来又多次发生，比如上山下乡，受影响的则是整整一代青年人。只是有的人的因此开始反思制度，有些人却变得更加热衷。

八十年代之后，我们常常以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运动式治理的逻辑没有变，把城市人口尤其是其中的流动人口视作负担的思维方式没有变。当时放宽人口迁徙限制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商品流通（包括粮食供应）迅速发展，城市开始具有除工业生产基地之外的别的属性，这一方面免除了国家供应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大量人口去推进。

但是放宽限制不代表没有限制。正是因为把流动人口视作（潜在的）流民、可能会爆发的不稳定因素，我们国家的收容遣送制度一直持续到2003年。如果大家去询问在八九十年代就已落脚京沪等城市的人，会发现“暂住证”、联防队一类的存在给他们带去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城市规划层面，浓厚的计划思维和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之间爆发了持久的矛盾，构成了此次拆迁清理的理念和政策基础。1980年中央书记处批复了北京城市规划应该具有的新理念：第一，去重工业化，治理污染；第二，国际化，成为国际交往的中心；第三，保持人口规模，防止“大城市病”。我记不太清当时具体的人口定额是多少了，但肯定延续了1958年总体规划对人口上限的远景判断（市区500万人，市域1000万人）。

到了1992年总规修编，明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远超一千万，规划的目标人口规模竟还是设成了一千万。这背后体现的理念不仅是视人口为负担，还有强大的计划思维方式——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不计代价不计后果地完成目标，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在计划之内。但是一千万是怎么来的呢？我查过不少五十年代的城建档案，归纳起来一句话：拍脑袋来的——毕竟那时候还没有诸如环境承载力这样的话语体系，可以通过被构建的知识合理化长官意志。

1995年的浙江村清理可以看作高层是对人口调控和社会稳定两个关切相叠加的产物。但当时毕竟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行政调控的手段再也没法对市场力量赶尽杀绝。浙江商人们去燕郊游击几个月之后便回到了北京。他们有的人集资盖起了珠江帝景，从经营服装转行炒楼；有的则向南迁移，到红星农场，到旧宫，到西红门，到有工厂大院或者可以盖出租大院的地方。

到了2004年，当北京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的时候，总体规划也被打脸打得不得再次修编。这次规划不再用1958年的拍脑袋数据，而是拿环境承载力说事，尤其是水资源承载力。经过所谓专家们的反复测算，2300万人被确定为北京新的人口调控目标——这也是此次人口调控者及其上峰口中最常提及的那个数据。关于环境承载力这个概念的合理性、科学性，我记得澎湃市政厅有过一些不错的讨论文章，大家可以去查阅参考。

就是这个数据，在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让你我的生活变得愈发艰难。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因为他们落脚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子常常在不知什么来头的“运动”、“整治”、奥运会、园博会、APEC峰会来临前就莫名消失。（有本地户口的）村民们因为拆迁一夜致富，但是出租屋里真正的居民却只能像蜂鸟一样迁移。最后的结果，便是结合部从三四环外扩到五六环，出现《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这样的文艺现象。

但是别以为人口真的有低端和高端之分。这十多年日益收紧的落户政策一样系于这个数字之上，而不断减少的进京指标、应届生落户指标是否影响了你自己的人生选择？比如找工作只去国企、事业单位或者考公务员？在我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和人口调控、城市规划有什么关系。其实，在系统性的歧视面前，人人平等——除非你是赵家人（而他们大概也不差一个北京户口）。

最近的人口调控之所以变本加厉起来，除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个解释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北京最新版城市规划前两个月刚刚获批，要求北京总人口在2020年达到2300万之后，“长期保持这一水平”。而现实是此时此刻北京的人口已经接近2200万。考虑到过去二十年里北京的人口增加了超过一千万，突破2300万只是迟早的事。

于是便会把调控人口的压力层层分解给各区县，设定每年乃至每季度的工作任务——对共和国史比较熟悉的人可能已经发现，这些手段完全不新鲜，全都是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的倡议/规定，并且指导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1960-70年代的很多运动。最近一年的整治“开墙打洞”是否有驱赶人口的考量？我还没来得及做调查，但这样的可能性应该蛮高的，对于城四区尤其如此。欢迎了解情况的朋友留言介绍。

最后要讨论一下规范性命题：“超大规模城市的人口是否应该调控？”这是Beep兄给我出的题目，我也大致能猜到他想表达的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个应然的表达建立在两个并不稳固的实然观察之上。第一，人口的涌入被认定为“超大城市”现象（或者说问题）的根源——这是倒果为因；第二，人口调控被认为是解决问题（如果这真的是一个问题的话）的唯一手段——这是把人视作计划对象的固有思维。

超大规模城市的出现，症结在于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正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资源、机会、收入差距过大，才会有这么多人有持续长距离迁徙的意愿。具体到北京案例，不均衡的根源在于其政治属性和地位。作为首都，它长期垄断性占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资源，从官厅水库的水到原属天津的经济中心定位，再到数不胜数的教科文卫机构，其他城市难有匹敌者。这一方面造就了环京津贫困带，另一方面也使北京自身产生强大的人口虹吸效应。类似这样的后果，也可以在里约、圣保罗、墨西哥城、圣地亚哥等地看到，着实不算新鲜。

诸君都知道被黑洞吸纳的物质便再无可能逃脱，我们还不知道黑洞如何能发挥能动性把物质赶出去。把城市膨胀的后果归咎于流动人口，就好比责怪被黑洞吸收的物质让黑洞变得更强大。而把人口调控和驱逐视为解决“大城市病”的手段，就和让黑洞主动释放物质一样困难。更何况，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所以我们应该改变提问的方式：现在的城市及其空间，需要进行哪些变革，来更好地服务于生活于其间的人？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论阐释感兴趣，欢迎阅览列斐伏尔的《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城市空间只是纯形式，它变成什么样，是由其中的人（和人与人的关系）决定的。面对所谓“大城市病”，我们应该整治的是这座城市和及其赖以为生的种种不均衡、不正义，而不是里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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