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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顾顺章遗孀张永琴、女儿顾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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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4-2018 13:5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专访顾顺章遗孀张永琴、女儿顾利群
水煮历史 1月15日


来源|【凤凰卫视曹景行】专访顾顺章女儿顾利群


▲ 1948年前后的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和女婿祝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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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曹景行


讲述人:顾利群(顾顺章幸存的女儿,年近80)

              张永琴(顾顺章的第二任妻子95岁,原名张萍)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顾顺章是一个谜:在观众面前,他是手法精奇的易容高手,声明在外的魔术大师;对于工人劳苦大众来说,他是北伐时期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在江湖当中,他是青帮洪帮许多大爷的座上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看来,他是“红队”那一群亡命刺客的首脑;在中共党内,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特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保卫组织“特科”的负责人。正是因为顾顺章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当他投靠国民党之后,他也被称作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1983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来到上海特地约见了一对身世坎坷的母女。在那次见面当中,他们谈起了半个世纪前的“爱棠村事件”,谈起了那个遥远的名字——顾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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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中)和儿子(右)来访者曹景行(左)


顾利群:“在1983年,李强到上海来接见我的母亲,就是张萍(张永琴)女士跟我。一道到国际饭店,他跟我们谈了一些话。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强是中共中央秘密保卫机构“特科”第四科的科长。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在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将陈庚。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他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李强作为四科的科长,曾经与顾顺章共事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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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外贸部部长时的李强同志


顾利群:“李强和顾顺章是上下级关系。‘我今天请你们来,是因为我同顾顺章是故旧故旧’,不是以工作的身份,以什么组织身份,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看看我们。看看顾顺章留下的唯一的女儿、后来娶的妻子。


顾利群家里一直保存着一张贺卡,是见面后李强寄给她们的。那次见面对于顾利群来说,虽然了解了一些真相,但是仍然有太多的谜团得不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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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每一年都给顾顺章女儿写贺年卡


顾利群的父亲顾顺章1904年生于上海郊区,在烟草公司当工人的时候,顾顺章就因为在工人运动当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顾顺章与陈庚等人一起被秘密派往苏联学习特工技术》回国不久,他就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指挥。


特科成立之后,特科领导红队铲除叛徒特务,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海滩。顾顺章的才能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赏识,他本人也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当时,江西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党内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顾利群:“我认为我父亲短暂的一生,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自己很有点聪明的,样样事都会干。所以他在1931年5月份以前,他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国民党驻武汉特务机构的负责人蔡孟坚后来说,抓获顾顺章是有可能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事件,他认为,如果一切顺利,顾顺章将帮助他们彻底击溃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蔡孟坚回忆说,被捕后不久,顾顺章就主动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谈国共两党的合作”,虽然有资料表示,顾顺章一再提醒蔡孟坚不要把他被捕的消息通知南京方面,但是蔡孟坚的回忆当中对这一切却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因顾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因此照正常方式与南京中央党部不断通电,正式注明顾顺章自首。蔡孟坚发往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六封绝密电报全部被隐藏在那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且设法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


顾利群:“他(顾顺章)的心里面不是说马上就想到国民党那里工作,他想有机会还是想快点脱离,但是机会没有。他跟他们讲,你们如果要想真正送我到南京去的话,不要用兵舰,用飞机快一点,我可以争取时间,但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讲,到了南京以后我会再讲。但是武汉方面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两天之后的4月27日,蔡孟坚专门派了一艘小火轮和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赴南京。到了南京之后,顾顺章得知钱壮飞已经离开,当时就向蔡孟坚说,如果钱壮飞逃到上少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必然艰险。就在当天,顾顺章被带进了蒋介石的官邸,但是蒋介石对他非常冷淡,三言两语之后径自离开。蔡孟坚回忆说,顾顺章知道自己已经是阶下囚了,立刻把一个重要情报告诉蔡孟坚,那就是中共领袖恽(yun4)代英已经被捕,但是由于身份尚未暴露即将获得释放。因为的顾顺章的出卖,恽代英在两天后就遭到了枪杀。与此同时,上海对于共产党人的大搜捕也立即展开。然而中共的许多秘密联络点此时已经人去楼空,其中也包括顾顺章在上海的家。


顾利群:“国民党马上就派了很多人到上海来,结果扑了几个点都扑空了。顾顺章已经知道完了,‘我上海的家眷怎么样?’”


顾顺章曾经对后来的妻子张永琴说过,在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有两个机关,一个设在顾顺章和妻子张杏华家,一个在顾顺章的哥嫂家,两处都有顾家的人和亲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顾顺章被捕之后,他的家人忽然失踪。


顾利群:“我舅舅(张长庚)在松江读中学,住校的,一个星期才回来一趟。他有一天回家一看,家里门反锁在那里,没人。他又跑到姐姐姐夫家里,也是。他很奇怪,家里人都哪里去了。”


张长庚后来得知姐夫顾顺章的下落和表弟叶其蓁一起来到南京,见到了顾顺章。


顾利群:“顾顺章那时候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关在那里。就说‘你们找到这儿来,真好,我心里很急。你们两个人赶快回到上海,在马路上多转转,能不能找到老早你所认识的共产党方面的人呢。’我那个表舅(叶其蓁)就跟我舅舅(张长庚)回上海天天在马路上转。结果有一天看见王世德。王世德也是地下党。当时上海的巡捕房暗地里也跟随叶其蓁跟张长庚,在马路上看他发现什么目标吧。就把王世德请到南京去了。”


王世德是红队的成员,过去顾顺章的部下。王世德后来叛变,并且告诉顾顺章,他的家人已经被杀。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恩来》当中,提到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顾顺章的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红队杀死的。死者包括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几个亲戚,一共九人。他们当时大多在从事地下党的一些基层工作。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在他们家里打麻将的三两个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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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上海众多报刊如《申报》、《时报》等对此案件有详细连续报道,这是《民国日报》的现场采访报道


顾利群:“我自己的亲属九口人被当时的地下党的红队,就是顾顺章自己领导的人,反而被他们弄掉了,他们怎么弄掉的,不能开枪的,勒毙。这个也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勒毙过程当中,两个小孩,就是我跟堂弟顾益群。我三岁,我弟弟两岁。他们就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讲,两个小孩,你们想办法给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寄养吧。所以,当时把我送到吴淞不知道什么乡村里面去,把我弟弟送到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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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诉顾顺章他家人的死讯之后,王世德带领着顾顺章的妻弟张长庚以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人员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爱棠村11号一处空房的庭院里,挖出了深埋地下的9具尸体。当时的上海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称之为“爱棠村事件”。顾利群说,1979年,她的舅舅张长庚遇到了曾经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洪扬生亲手杀死了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又把顾利群送到了乡下。


顾利群:“(张长庚)把(洪扬生)领到我家里来的。洪扬生讲的,周恩来当时,晓得把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两个孩子已经送到农村,但是他也叹息过,他从来不抽烟,但是问他们要了一根烟,抽了一半,他讲,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样评价我。”


主持人:有没有问洪扬生细节的事情?


顾利群:“我也不敢多问。他看见我,他首先就哭,老泪纵横。具体的细节,他不肯透露。因为他自己是,讲句不好听的话是个刽子手,也是其中之一了,他怎么好讲。”


对于顾顺章家人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叛变之后不久,为了在危急之中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红队痛下杀手。还有一种说法是,顾顺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来,几个月之后才被杀死。


主持人:顾顺章跟你讲过他家里的人给杀掉这个事情吗?怎么回事情?


张永琴:“讲过。啊呀,这笔账啊。我对你讲,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是他们传来传去,是吧?我要瞎说要负责的。这个毛毛的妈妈怎么了?其实你也晓得这个事情,对吧?你现在叫我讲出来,我也不敢讲。也没有讲清楚,怎么好随便讲。这个事情是这样。”


1931年12月1日,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叫做《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要求苏区各级政府、红军、赤卫队以及全国的工农群众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通缉令上说,在“苏区”如果有人遇到顾顺章应当把他交给革命法庭,如果在“白区”遇到了顾顺章,每一个战士和工农都有责任将他“扑灭”。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发出这种“通缉令”是相当罕见的。


1932年,19岁的张永琴是南京的一个高中生,一个小业主家庭的女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她和26岁的顾顺章走到了一起。张永琴说,那个年代相亲时一般都是由双方家长陪同,年轻男女在公园那种公共场合见个面。而顾顺章却直接来到了她的家里。


张永琴:“我现在想想才知道,他好像是一个危险人物,害怕嘛,到人家家里来嘛,他了解情况,他就上来了。(第一印象)能说会道。”


几个月后,顾顺章与张永琴在南京中央饭店结婚。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负责人徐恩曾亲自到场祝贺。蒋介石也派人送来礼金1000元。婚后,顾顺章与张永琴住在南京细柳巷的一处二层楼房里。在此之前,顾顺章已经把女儿顾利群、侄子顾益群接到了南京。


张永琴:“(顾在家里)勤快倒是蛮勤快的,喜欢扫扫弄弄,倒不是做老爷。(主持人:他会变戏法是吧?)小玩意儿,这点方面很聪明,小聪明。”


顾利群:“南京那因为家里地方比较大,也有平台,他在平台上变魔术。这个时候大概我有五六岁左右,我也做他的小助手。”


顾顺章留存至今的照片极少,唯一一张他的照片还是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后的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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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利群:“(印象中父亲的外貌)中等身材,人长得很结实的,眼睛也蛮大,鼻梁也很高的。我的母亲讲,你父亲眼睛都能说话,他眼睛怎么样一来,他手下人全部知道的。而且我的父亲化妆的手法很高明,一经化妆,人家认不出他来的。好象有一次他从家里后门出去,前门有保卫——国民党派来名义上保护他,暗里面也就是监视他的举动——他前面讲,我要找某人,他们就带他进去,进去后,我跟我母亲在客厅里面。他们说,找顾顺章,我妈妈说,你等一下吧。叫毛毛叫爸爸。怎么我进去以后呢,出来,我说爸爸没在里面,到啥地方去了?结果这个来的人把眼镜拿掉,把假胡子拿掉,假牙齿拿掉,是我父亲。我跟我母亲大笑,怎么是侬嘛。”


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后来成为著名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它的负责人徐恩曾后来回忆说,顾顺章成为他的下属之后,他们在全国各地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尤其在破获很多大城市的中共地下组织的过程中顾顺章的作用很大。徐恩曾说,他好象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共在许多城市中的组织都遭到破坏,有些组织长期不能恢复。顾顺章还组织过特务训练班,并编写过有关特务工作的书籍。许恩曾在回忆录中说,他很遗憾,顾顺章并没有与他们合作到底。


主持人:“他跟徐恩曾两个人好不好?”


张永琴:“不好,不怎么好。他们不会吵架的,顶多不听指挥,就是这样子。不过他很苦闷,总之他们不怎么合作,一直别别扭扭。”


顾利群:“我就看见父亲,他一个人把手背在后面在那里来回踱步,好像在想心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敢打扰他。”


张永琴:“顾顺章这个人很矛盾,他要做好事,他又做不出来。”


顾顺章的生活条件很优越,但是住在家里的秘书、保镖都是徐恩曾的眼线,这一点彼此心照不宣。据说军统头目戴笠对顾顺章本领非常欣赏。一次顾顺章给戴笠寄信,这件事被顾顺章的保镖告诉了徐恩曾,这使徐恩曾大为不满,同时,徐恩曾还怀疑顾顺章杀了他手下的一个重要特工。


顾利群:“中央党部请我父亲去开过好几次会,他手枪带在大衣口袋里,在开会当中一个姓顾的,叫顾建中就把手枪摆台上,他讲,怎么样,你再不好好地干,不跟我们干,我要你的命,手枪拿出来。顾顺章这个时候,你拿手枪,我也拔手枪。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对顾顺章下手,人家放他回来。他回来以后,当晚就跟张永琴讲了,我今天很危险啊,如果我不带这把手枪,可能我已经回不来了。”


此后顾顺章一直称病在家休养。张永琴说,顾顺章经常与一些境遇相同的共产党变节分子一起聊天,发泄不满。顾顺章还收藏了一些古董,他准备获得自由之后就脱离政治开古董店维生。不久之后,女作家丁玲和她当时的太远冯达也被关押在顾顺章的家中。徐恩曾要求顾顺章看管丁玲夫妇。


张永琴:“我很同情她(丁玲),我总帮助她的。他们把她关起来,我偷偷地把他们带出去买东西。所以我们的感情蛮好。他(顾顺章)对他们也同情,所以就由我去带他们出去买东西。这个风险蛮大的。丁玲逃掉,他交不了差了。是吧?所以他也很矛盾。”


顾利群:“他已经跟徐恩曾提了辞呈,想离开。但是还在挽留他。他的辞呈写好以后,叫我妈妈去拿给丁玲看,叫丁玲再修改一下。丁玲有没有给他修改,也不晓得。”


1933年初,顾顺章又一次在上海出现。所说,这是他在1931年被捕之后第一次回到上海。两年之前,他还是一位在共产党内受到尊敬令敌人心存畏惧的顶级特工,而两年之后他变成了共产党人一定要除之而后快的大叛徒,又是被国民党特务密切监视着的“异类”。


顾利群:“他曾经跟继母带我一起到吴淞扫过墓,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坟,坟里面大概埋着九口棺木了。”


顾利群说,顾顺章在上海瞒着国民党方面秘密托付家人把一份藏匿起来的中共绝密文件加以销毁。


顾利群:“顾顺章在离开上海,扫好墓离开,特地叫张长庚同叶奇蓁,问他,我托你们,叫你们办的办好没有?千万要。我们一起亲眼看见他取出来全部烧掉了。我说虽然顾顺章在南京为国民党办事,但是他心里面也想到共产党很多机密。”


主持人:“这件事你是听谁讲的?”


顾利群:“我舅舅也讲过,我的这个继母也讲过。”


1933年、1934年,顾顺章奉命两次搬家。一家人住进了小房子。1934年春天,顾顺章以养病的名义远赴日本。他在1934年9月下旬回到了国内,在10月2日就遭到逮捕。


顾利群:“我记得是10月份是秋天了,外面下了蒙蒙的小雨。有部黑色的小汽车停在门口,好象请他上车去开会。我在那里玩,我就看见父亲从里面出来,夹的大衣还有礼帽戴的,在门口朝我看看,摸摸我头,他讲,你等会儿进去吃饭了,我要跑出去开会。我就讲,好的,爸爸再见。他就走了,一辆黑色汽车把他带走。是1934年10月份,那一天他离开家以后,从此没有回来。”


徐恩曾后来回忆说,他发现顾顺章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徐恩曾的手下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些中统内部文件,后来“证实”是顾顺章传出去的。不久又有顾顺章的部下向徐恩曾告密说,顾顺章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徐恩曾说自己在经办的几十起“自新转变案件”当中,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也有资料显示,当时顾顺章有意在共产党变节分子当中筹组一个“新共产党”,由此引来了杀身之祸。


顾利群:“我的母亲非常担心,就怕他们无情地把我父亲弄死,所以经常要去找他们。找徐恩曾啊,顾顺章怎么一回事?(他说)顾顺章他不听我们的话,不肯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工作。他大概好像还想私下里要营党结派吧,好象要跟我们对着干。这种人,好像是我们现在已经对他不感兴趣。”


1934年10月6日,顾顺章被捕的4天之后,张永琴的母亲被看管她们的特务开枪射杀,就倒在张永琴的眼前。


顾利群:“我母亲也上南京的最高法院打官司,把家里一系列情况都端到南京地方法院去,法院不敢受理,因为这个是中央的事情,你要告到中央去看,我们专门是民事官司的机构了,我们没有办法告到中央。我母亲当然心里很愤愤不平,丈夫被你们关押去了,母亲又死掉了,而且我外公为此马上就中风,后来总算抢救过来,但是嘴巴总归有一点歪。”


1934年底,徐恩曾同意张永琴去苏州反省院看望顾顺章,张永琴当时收到了一个顾顺章托人送来的字条,要她“千万勿来”。


顾利群:“大概这个时候是1935年,春天的时候,等到我母亲到了苏州反省院,他们已经把他转移了,把顾顺章转到镇江看守所去了,我的母亲就扑了个空。在苏州反省院,他们就不放她回来,就被送到反省院去反省。一反省就是一年半多的时间。”


张永琴:“他那有什么理讲呢,我不听他的,他就揍我嘛。”


与此同时,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也被关进了杭州反省院。大约在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半夜,曾经当过顾顺章秘书的王思成把张永琴叫起来谈话,他告诉张永琴说,她的丈夫顾顺章已经在镇江遭到了枪决。


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当中的名气很大,人们传说他不仅精通易容、魔术,而且还会催眠术和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用铁链穿在顾顺章的琵琶骨上,以镇其“邪术”。


顾利群:“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杀掉,司机把车子开到那里的,顾顺章知道,今天是已经完了,他仍旧很冷静。他在镇江反省院事先做好准备了。他把纸条塞到了帽子里头,临刑以前,他把帽子送给司机,他讲我感谢你好像,把我帽子送给你。你把帽子检查一下,好不好戴。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后来司机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就把这个纸条送给我母亲了。”


1936年秋天,张永琴在被关押了22个月之后获得了释放。她的家里被特务机关抄走了许多东西,对方陪了几百元钱,张永琴用来安葬了顾顺章。


张永琴:“他死在镇江,我(把他)葬在镇江。本来想迁回吴淞的,没有力量。”


顾利群:“我母亲很善良的,她跟长庚讲,你到吴淞去,把那个大墓里头你姐姐的棺木取出来,跟你姐夫合葬吧。所以那个墓里不但有我父亲,还有我的生母张杏华。一直在镇江。”


抗战暴发之后,张永琴和顾顺章的亲生女儿顾济群死于疾病。张永琴后来改名叫做张萍,她将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和侄儿顾益群抚养长大。在文革当中,张永琴受到顾顺章问题的株连,遭到了迫害,在文革之后她获得平反。


顾利群在少女时代便改姓张,在1949年之后,她一直以孤儿自称,不曾透露父亲的身份,平安地渡过了历次运动。


张永琴:“我和顾顺章的结合,是一桩错误的结合。我是一个小市民,不认不得他,我高攀不上。为什么弄一个错误的结合。跟你讲,阴差阳错。顾顺章笨蛋,不聪明。小聪明,在大的方面政治修养基础太差,聪明反被简明误。”


顾利群说,继续张永琴过去经常和她一起谈起顾顺章曲折的经历,她们都觉得,顾顺章早年投身地下党斗争,对于共产党的事业有过贡献。可惜的是,他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具破坏力、最具危险性的头号叛徒”。对于父亲顾顺章的一生,顾利群自己很难评价,只是想起“爱棠村事件”当中的无辜生命,她常常夜不能寐。


顾利群:“虽然外面众说纷纭,但是我怎么样说呢。我对我亲生父亲,我觉得他本事很大,为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我对那些莫名其妙株连的九个亲属呢,我心里一直是有一种愤懑,有一种不平的感觉。他们又没有出卖过革命,应该为这个无辜的受牵连的几个人昭雪平反,可是没有。他们从来没有提起,完全消失掉了。也没有人再谈起当年那些很悲惨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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