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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20世纪的三个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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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11-2018 16:43: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里有 20 世纪的三个回忆 | 2017 年度图书推荐②
王前 好奇心日报1 月 1 日
974
关于 20 世纪的三个回忆,这里推荐了三本新书,《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这就是奥斯维辛》、《动荡》。还有几本旧书。
严格地说,它们并非以“年度最佳图书”的严谨推荐给读者。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这些在 2017 年出版的书,恰好有助于我们思考。

我们以人文社科(除小说)、商业和科技、生活美学、小说作品四个维度推荐。

前三类候选书目来自于:20 几家专业出版机构的推荐;《好奇心日报》编辑、记者、特约作者的推荐。小说部分,我们综合了作家、译者、学者、书评人、图书编辑、文学批评家的意见,向他们约稿完成。其它部分由《好奇心日报》的编辑和特约作者完成。

我们尽量读完了这些书,“真诚地认为它们的确不错”——与去年一样,这是我们推荐之前应尽的本分。



这是人文社科类年度图书推荐的第二部分。

它包括三本新书,《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这就是奥斯维辛》、《动荡》,其中《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的书评作者为王前,他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が読んだ現代思想》(中国是如何阅读现代西方思想的?)(2011),合著《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2014),《現代中国と市民社会》(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2017)等。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

欲了解二十世纪,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东京大学 王前

如果想通过书本去了解二十世纪是怎么样一个世纪,却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去阅读大量书籍,那么笔者就毫不犹豫地推荐一本法国哲人的自传。这位哲人堪称二十世纪重量级思想家里错得最少的一位,比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萨特的政治判断力要靠谱得多:他就是雷蒙·阿隆(1905-1983)。

对阿隆无比景仰的当代史学大家托尼·朱特称阿隆那一代人是 Golden generation 。的确如此,那是大师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时代,阿隆、梅洛·庞蒂和萨特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阿隆虽然不如老同学萨特文采斐然,但也是著作等身、活跃于象牙塔内外,在西方政界也是人脉惊人,如基辛格那样的外交天才也尊他为师。阿隆经历了二十世纪最主要的事件,除了对他影响甚大的二战外,冷战他也基本上经历了,知识分子的论战他也经验丰富。以研究法国大革命著称的法国史学大师F.孚雷称阿隆是法国大学里最伟大的教授,他对欧洲主要文化大洋两岸的思潮也都熟悉,这样的思想家写起自传来,怎么会不精彩呢?所以读他的自传几乎就是阅读一部浓缩了的二十世纪史,既有政治外交史,也有文化思想史,收获多少,端看读的人了。

中译本雷蒙·阿隆回忆录厚达一千多页(法文最新版也逾千页),但我敢说一旦开读就会放不下来。我第一次读时对他讲自己如何成长为哲学家的那个过程饶有兴趣。他提到自己如何掌握不好读与写之间的关系,他如何读了康德的著作而受益匪浅,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哲人的精神成长史。里面当然谈到他跟众多一流人物的交往,如戴高乐、萨特和基辛格等人,你也可以读到他对如今在国内很有名的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和俄裔法国哲人科耶夫等同时代思想家的评价,还有他对终生研究不辍的马克思的阐释与评价,真可以说是卓见纷呈。跟迷恋乌托邦而不能自拔的老同学萨特不一样,阿隆是个极为重视经验的哲人,他为了搞清工业社会的特点,自学了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问,力争使自己的发言靠谱,而不是像哲学才子文学明星那样指点江山:因为他知道那样太容易误人子弟,那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正因为他特立独行,他在左翼知识分子成堆的祖国长时间受到排斥,甚至有人刻薄地说“宁跟萨特一起错,也不要跟阿隆一起正确”:说这话的人肯定最后也看到了是阿隆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在他晚年法国知识分子终于明白了谁是谁非:真可谓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说“《回忆录》是阿隆留给他的学生和读者最伟大的遗产,它教育他们如何思考历史,如何思考政治,如何思考社会。于我而言,阿隆就是世上之盐”。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判断。在一个复杂而动荡的世界生活,本来就需要高度的洞察力与判断力。阿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这个人类史上最极端的世纪的哲人,他在那样纷纭复杂的世界里竟然能够做到对当下及历史有清晰而精准的判断,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答案都在这本回想录里了。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五十年的政治反思”,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基本上都有笔墨涉及,阿隆的叙述与论断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不久的那个极端世纪。

当今世界也颇有些知识分子走在前往叙拉古的道上,如果能读一点阿隆的著作,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很好的解毒剂。而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读此书是进入阿隆的精神世界的最好途径,在书中阿隆对自己的重要著作也都有说明。在后冷战时期世界依旧不太平,如今民粹主义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阿隆也可以提供不少睿见。等你读完了,肯定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也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世界了。朱特说“现在阅读阿隆可以提醒我们在二十世纪的重大冲突中究竟是什么面临了危险,同时知道为何它是那么重要”:读完这本回忆录你就能明白为何朱特这样说,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萨特(左)和阿隆(右),来自:20minutes
《这就是奥斯维辛》

“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

好奇心日报

普里莫·莱维每隔几年的纪念日都会发表文章,回忆,提醒公众不要忘了奥斯维辛。

作为最著名的奥斯维辛记录者,莱维之所以还有机会回忆,是一系列巧合组成的:

首先,他一向吃得少,所以集中营里定量供应的食物,尽管对他来说也不充足,但不像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少得可怕,远远不足以维持身体的需要;

另外,他早先经受过山里生活的磨炼,所以他更能抵御寒冷;

他懂一点德语,“单凭猜测要弄懂别人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比如,一阵拳打脚踢突然把你们打翻在地,就只是因为你们穿的上衣有四颗或六颗纽扣,而不是五颗;或是因为寒冬腊月里,他们看见你头上戴着帽子就躺在床上了”;

德语又让他在最冷的 1944 年的冬天,不用从事过分艰辛的劳动。;

巧合还在于他在整整一年中几乎没有得病,而在 1945 年 1 月 10 日,就在听得见苏联人的隆隆炮声之际,他患上了猩红热,住进了营地的医务室;

而这个时候,幸存的奥斯维辛囚犯——有 15 万人之多——被强迫迁移,活下来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留下来的病人本来是要全部处决的,但苏军空袭把党卫军赶跑了;

最后的十天里,他们找到了一点土豆;

即使这样,在苏联人到之前还是有一半人饿死或病死;

而莱维挺过来了。


奥斯维辛没有记忆才是正常的。

莱维说,他所在的莫诺维茨是幸运的——它的人均生存时间可以长达 3 个月,因为这是一个给法本提供劳务的劳动营,而奥斯维辛其他集中营的人均存活时间可能只有一到两周。也就是说,可以记忆的人死绝了。

集中营的管理者当然不会记忆。齐泽克在《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中说,“目击奥斯维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纳粹有一个著名的犬儒式论点:“我们对犹太人的处置实在是恐怖至极,它是如此的难以言表,以至于即便有人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那些没有集中营待过的人也不会相信他说过的话。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宣布,他撒谎,或他有精神病!”

记忆是一个多么值得珍惜的东西!

我们对记忆很多时候是粗暴的。我曾经遇到过一些亲身经历过 1980 年代末的事件而不能走出的人,我自己的疑问就是:他们一辈子跟别人讲这段往事,沉浸于此,不能自已,值得吗?一生就这么被一件事羁绊?

莱维自己也恐惧这样的生活。“如今,谈论集中营是粗俗之举。往最好的方面设想,会被人指责为弘扬牺牲精神,或是偏执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议题;往最坏的方面设想,会被人指责只不过是纯粹的谎言,甚至是对廉耻的亵渎。”

所以,与他同时进入奥斯维辛,又同时幸运获救的贝内代蒂医生去世之后不久,他自己也坠楼自尽了。

这位叫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医生是《这就是奥斯维辛》的合著者。这本在中国最新出版的莱维作品是他们从 1945 年到 1986 年的 40 年间各种证词的合集。与以往莱维作品不同之处在于,这本书更多在于“作证”,而且是重复的作证——到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有法西斯分子的女儿质疑的时候,纳粹分子即将受审的时候,人们即将忘记的时候……


因此,你会反复看到那一串数字:

600 万犹太人死于大屠杀;

350 万人死于奥斯维辛;

莱维所在的那列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上有 650 人,其中除了 96 名男子和 29 名女子被编入莫诺维茨劳动营,其余人都直接送往毒气室;

96 名男子最后幸存 15人,29 名女子幸存 8 个,只有 23 个幸存者,存活率是 3.5%。

……

记忆的好处,或者说拒绝遗忘的价值,除了让人记住人类所存在的罪恶,更在于这罪恶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漫延的。人类何以至此?

这甚至不能完全记在纳粹德国头上。从一个受害者角度,莱维在获救 16 年后的 1961 年,反省中包括了自己和意大利犹太人当年的处境:“那是一种装聋作哑和视而不见的气氛”——它让整个人类陷入到悲剧命运当中,而不仅仅是“恶人”行恶,好人蒙难这么寻常。

种族主义的法令颁布时,我 19 岁。当时我在都灵大学读化学专业一年级。……应该承认,在当时大学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我过得还不坏。大学生中激进的法西斯分子为数甚少,而且一般也不是危险分子。面对那些新的法令,他们也感到相当困惑,那些法令从一开始实行就显得是愚蠢之举,无非是效仿德国人的那些更为凶残的法律;不过,当时抱一种怀疑主义态度的人占上风,我本人也受其感染:那是一种装聋作哑和视而不见的气氛,人人都顺应着这种气氛,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教授,无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反法西斯分子,抑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人们感到战争正要来临,而战争也真的来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并没有发生很多变化。我在大大小小法令的欺压、蹂躏之下,继续我的学业,不过,找到躲避的途径并不难。

有一点我得承认,在那些岁月里,无论是我,还是跟我处境相同的年轻人,脑海里都不曾掠过一种积极对抗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是卓有成效的: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法西斯主义曾经炫耀自己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尚和人的品行,而实际上,它促使人们产生一种严重的懈怠,一种精神上普遍的、隐秘的空缺。我们当初自称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但与追求民主精神的前辈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割断了。我们得过且过的学习、工作、开展政治讨论——经院式学术性的讨论,它们是贫乏的、充满空想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加害于人的纳粹德国——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谋者的普通德国人来说,一个更大的人类悲剧也越发清晰。在莱维的另一本著作《再度觉醒》中,他控诉了德国人的角色:

尽管信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因为,事实上,他们希望不去了解。当然,国家恐怖主义肯定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非常难以抵抗的武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没有尝试抵抗。一条特殊准则普遍存在于希特勒的德国:那些知道的人不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不问,那些问的人得不到答案。通过这种方式,典型的德国公民赢得并捍卫了他的无知。而他的无知,似乎让他对纳粹主义的支持有了充分的理由。闭紧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不知道”的错觉,并借为发生在他门口的罪行而洗刷了自己的同谋罪。

没有记忆,不但发生在 70 几年前的人类丑行会淡漠消失,而且产生这丑行的悲剧根源也会视而不见。很多时候我们都与莱维在大悲剧酝酿之初一样——想到会有坏事情发生,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坏。

这才是我们强调记忆和真相的价值的本意。

记忆本身当然是艰苦而且很有可能是让人讨厌的,但如莱维在 10 周年时所说:“忘却是不容许的,沉默是不容许的。如果我们都沉默了,那谁站出来说话?当然不是那些罪人和他们的同伙。倘若没有我们的证据,当初纳粹分子的残暴兽行,由于它们本身的异乎寻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弃置在传说之中了。因此,需要站出来说话。”

事件在过去了 30 年之后,疲惫的孤独的普里奥·莱维还没有放弃,“现在我们已减少成几十个人。也许我们人数太少,以至于没有人聆听我们说话了;另外,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令人厌烦的讲述者。有时甚至在眼前出现一种象征性的梦,好奇怪,那是在我们被囚禁期间夜里经常做的梦:对话者不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懂,心不在焉的,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们自己孤零零的。”

我们还需要多说什么呢?

已经有那么大的悲剧发生过,用 600 万人的生命代价换来的,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它在另外的空间里,比如苏联的大清洗,比如中国的大跃进,它用另外的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记忆,我们不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普里莫·莱维,来自:yalebooksblog
《动荡》

亲爱的,你做这一切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

好奇心日报

80 多岁的恩岑斯贝格尔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发现若干本笔记,记录中那些曾经遇见过的人已经变得陌生,记录中他自己看起来也像是另外一个人。“我认为只有用唯一的一个方法去接近他”:一种与他的分身对话的形式,“他就像是我的弟弟,而我很长时间没有想到过他。我想问个究竟。但是,我既不想审讯,也不想忏悔。我并不在意,当时这位快 40 岁的人是否处在内疚或尴尬的境况,他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这是他自己应该想明白的事。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他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亲爱的,你做这一切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一直还满喜欢左派人士的文字,虽然我对他们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人生选择充满困惑。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左派是指那群生活在欧美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对苏俄和共产主义有过至少一段时间的迷恋,有些饱含热情地去了,然后目瞪口呆地回来了,有些去了之后依旧不改初心,左派依旧。

喜欢看他们的文章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够跌宕,语言饱满,快意恩仇,还有懵懂不谙世事的纯真,出人意表,往往还是个戏精,用另一位贴着马克思主义标签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话说,足够 interesting。中文版把霍布斯鲍姆的自传翻译成“趣味横生的 20 世纪”,也不能说不好——左派的 interesting,也是要重新琢磨一下的。

恩岑斯贝格尔的提问应该没有 80 来岁的老者责备 40 来岁年轻人的意思。首先分解这一句话,你要先理解“你做这一切”的含义。

“这一切”可比我们的生活丰富多了。

恩岑斯贝格尔在这本小书里随便讲起个故事感觉都大有来历:在古巴跟卡斯特罗掰掉;爱上法捷耶夫的女儿(成为冷战时期最轰动一时的跨国恋。法捷耶夫是《青年近卫军》的作者,苏联作家协会主席,1956 年自杀了);看聂鲁达如何因为错失诺贝尔奖而沮丧到晕倒;看西哈努克亲王如何犬儒如何吐槽(他对我说:“虽然我是国家元首,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只是想要拯救一个没有朋友的国家。”);听安娜·阿赫玛托娃朗读诗……


这里可以插一段左派写作的迷人之处:

……这与几年前在同一个讲台上,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出场无法相比。我没有忘记她出场的样子。75 岁的她是以怎样的姿态登上讲台,一个骄傲自豪的美女,她的诗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之后战胜了她的仇敌斯大林!她曾经熟背这些诗歌,并烧毁了它:“手,火柴,烟灰缸——美丽而痛苦的仪式。”
意大利人终于例外地以他们老式的排场,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两年后,这位俄罗斯诗歌的不可接近、从未退位的女王在多莫杰多沃去世。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做几年左派。如果没有左派身份,大概恩岑斯贝格尔也没有这么漫长而回肠荡气的青春期:哈瓦那,柏林,莫斯科,当然也有美国,英国……如果这世界有一些地方充满了斗争和斗争的其乐无穷让人心向往之,他又打心眼里藐视平庸的中产阶级世界,不做个左派,难道要做导游吗?

而霍布斯鲍姆,简直赶上了一个左派的所有好运气:他出生的地方和时间,恰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的时候;然后去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也是正在崩溃中,见证了一点“千年帝国”的 12 年很短的一部分。

在英国过了大半生,眼见这个殖民帝国消失了。

信了一辈子共产主义,苏俄帝国也消失了。

在他晚年写传记的时候,他笃定地试图与人打赌,美国世纪在他的现在读者的有生之年肯定也是要结束的。

(他有可能说对了。


他的炫耀方式是这样的:

“我一生中面对的情况多半就是这副模样:出生于埃及而被烙印标签,可是埃及与我一生的历史并无实际关联,我就像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我曾经依附于一些国家并觉得宾至如归,还在其他许多国度实地看见了不少事情。然而在我待过的所有地方,甚至在我生而拥有国籍的那个国家,我虽然未必是外人,却都并非纯正的当地人——置身于中欧人之间的英国人,英国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不管到哪里都是犹太人(而且在以色列特别如此),专家世界之中的反专家,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世界人,一个将政治撰述与学术著作奉献给非知识分子的学术人。尤有甚者,我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共产党员当中的异数,而共产党员在我了解的那些国家又一向是政治上的少数。这一切都让我的私人生活变得复杂,却是历史学家这个行业的宝贵资产。 ”  

接下来再分解的就是那个句子的后半部分,“你到底在想什么”。

左派们当年对苏俄和共产主义不管不顾的爱,尤其是这其中还包括了很多睿智的头脑,萨特什么的就不说了,霍布斯鲍姆这种通透的人也是如此。“到底在想什么?”

恩岑斯贝格尔有一句话倒不掩饰:“在目前的宪法中,左派是极其依赖他们的基本理论的,他们甚至宁愿否认证据,而不愿将他们固有的想法或习惯扔进废纸篓。有时‘解放’是穿着一件紧身胸衣走来的。”

这句话貌似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通俗点说就是嘴硬。这种解释方式虽然简单粗暴,但可能是真的。当然,左派们作为理想主义者,眼见得你们搞民主的搞自由的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没试过,已经证明你们错了,那我们用左派的方式试试怎么了?自由派不争气,难免让左派心猿意马——左派诞生于三百年来的启蒙大潮流当中,这个千真万确。(再多说一句,在法国的那些左派知识分子看来,美国那种功利的资本主义是违背启蒙精神的,与欧洲的传统价值观渐行渐远,不值一哂,苏俄的共产主义实验才是与姆们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一脉相承的。)


恩岑斯贝格尔,来自:维基百科
而且,理想主义者多多少少有点急性子,怎么让理想快点实现——霍布斯鲍姆在左派的方法论上给出了一个答案: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秘诀,并不在于梦想自己将站在街头障碍物后面进行抗争,甚至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那可用两个用语加以总结:“决策必须贯彻执行”,以及“党的纪律高于一切”。霍布斯鲍姆说,“共产党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完成别人办不到的事情”。

我得说,当苏联的波将金把全世界都唬住的时候,当中国分分钟就煤改气,天就蓝起来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不是一般的诱惑。

当然了,这其中的负产出——有的时候左派们可能根本就没看到,有的时候被“宁愿否认”掉了,他们在对此表达认可的时候,不管怎样,他们似乎都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表达认可。就连布莱希特都不例外。

恩岑斯贝格尔在《动荡》这本书中虚拟了他和年轻时候的他的对话:

——( 80 岁版本的恩岑斯贝格尔 )你没有什么更多的事要对我说吗?

——(40 岁的恩岑斯贝格尔)没有了。1968 年,现在只是一个虚构的年份数字,一些混乱的回忆,自我欺骗,经验的总结和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在某个地方的投影。那些经验被埋葬在媒体、档案材料、专题讨论以及已经不可想像的老兵的经验程式的粪堆下。

——(80)你是不愿提供一份简历的吧?

——(40)我亲爱的老伙计,你和我一样清楚,动荡从未结束。它只是在其他地方继续着,在摩加迪沙、在大马士革,在拉各斯和在基辅,幸运的是,我们并不在那里生活。这只是一个视角问题。

——(80)似乎你是不记仇的。

——(40)但愿不是。我并不愿像你那样,很幸运,我们两个根本没有相似之处。

——(80)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达成一种共识。
《动荡》


题图为电影《劫后余生》剧照和雷蒙·阿隆,来自:豆瓣、paginaindom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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