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义和团的土壤，在庙堂不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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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土壤，在庙堂不在江湖 | 短史记
原创： 谌旭彬  短史记  1月17日

图注：1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文 | 谌旭彬

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是一群面目模糊之人。有人觉得他们可恨，也有人觉得他们可怜。

他们到底是谁？

政府的不作为与反作为

在今天，义和团已被牢牢地贴上了“盲目排外”的标签。

但义和团的产生，并不能说是“盲目排外”的心理所致——在1900年之前，义和团的前身，无论是“大刀会”、“梅花拳”还是“义和拳”等等，其出现与存在，都是为了具体的现实利益，而非抽象的“盲目排外”。

这种现实利益层面的诉求，主要存在于教民和非教民之间。

德国学者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认为，相比做慈善事业：

“天主教传教士倾向采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预词讼，以该方皈依为代价。……这种富有争议的皈依策略被证明在传统冲突盛行的区域取得了成功。”①

七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也有类似的描述：

“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洗入教的，就连马天恩神父也承认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②

这样的做法，自然会使教民和平民，蜕变为两个权力相差悬殊的阶层。

很难说教民之中，究竟有多少良民，有多少不法之徒。但不法之徒大量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认为：

“通过这种方法（干预诉讼）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③

狄德满坚持认为传教士干预诉讼只是为了保护信徒不受中国官府迫害，但他所举的例子——山东单县赵家庄和曹县郭堂村，两个当时臭名昭著土匪巢穴，在官府前来剿匪时，因传教士的介入，而安然成为教会的重要堂口——显然并不能支持他的论断。④

相蓝欣则利用西方史料，判定鲁南教区的主持者安治泰，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胡作非为：

“安治泰不会放过一个教案的机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勒索，……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洋’谐音。一场混战之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⑤

更糟糕的是，很多民间非法组织如白莲教，为寻求庇护也加入了教会，传教士们来者不拒，认为“白莲教的成员多是乡村中的好人，是农村人口中的优秀分子”。⑥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教民和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制约，本不难和睦共处。奈何晚清并不正常，敌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在教案中无力平等依法裁决，只好转过头来压逼自己的百姓。

整个1890年代，朝廷下发了大量的文件，要求地方官严防死守，绝不可让教案发生，并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若事发突然，地方官降一级留任；若保护不力，地方官降两级留任。

这等于将地方官推入了一个无解之局：不能挑战传教士的特权，就只能偏袒教民，无法在诉讼中保持公正；偏袒了教民，则必然引起非教民的不满，这些不满者，又往往会去寻求“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的帮助，来和教民对抗；这种对抗，又势必增加教案的发生机率。

所以，1890年代的山东，自巡抚而下，很多地方官员在颤颤巍巍地走钢丝——为保住乌纱，他们对“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采取两手策略。一手鼓励，希望“大刀会”等能展示实力，让传教士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一手杀戮，在冲突激化时，把“大刀会”等组织的领袖抓起来，给传教士一个交待，以消弭教案。⑦

如果说这种两手策略，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无作为”的话，那么，1899年春朝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则是明显的“反作为”。

朝廷的本意，是想甩锅，把处理教案的权力和义务，全都甩给地方官，这样就可以回避列强动辄把教案捅到京城，上升为外交事件。

但该文件同时规定，传教士中，总主教、主教相当于督抚级别，可就教民问题随时面见督抚；其他依次递减，与中国地方官员的级别一一对应。这等于再度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威，也使得传教士干预诉讼更加名正言顺。当政府不再有能力充当民众正当利益的保护者和利益纠纷的公正仲裁者时，教民选择投身教会，非教民选择加入“大刀会”、“梅花拳”，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⑧

1890年代，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在强调，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山东动荡不安的根源，没有人把焦点放在文化“排外”上——当然，也没有人敢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动荡是自中央而下各级政府的失职所造成。⑨

1950-1980年代山东大学的田野口述调查，佐证了山东巡抚们当年的说法——被调查的老人们口中的教民、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全都关系到具体的物质利益，鲜有人提及“文化侵略”。⑩

如今，虽然能够知道教民中有很多不法分子，所有的山东巡抚以及所有被访问的老人，也都对冲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态度，但考虑到那些躲避官府、豪族盘剥的平民也有可能选择入教寻求保护，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是非曲直，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

惟这种冲突，是政府的不作为与反作为的后果，则属毋庸置疑。


图注：日军绘制的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之情景

清廷刻意引导其成为排外暴民

早期的梅花拳、大刀会，在与教民冲突时，所争的往往是归属有分歧的物质利益。

1896年，江苏砀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荩臣争夺一块名叫“东湍”的土地的所有权（因黄河改道造成产权不明），刘荩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对抗。

1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袖赵三多，介入到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之中，也只是为了从教民手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

1899-1900年的北方大旱，使事情发生了变化。许多年轻人无事可干，且生活陷入困境。无赖教民恶意制造与非教民的官司，无赖非教民加入义和拳抢掠教民合法私产，渐成常见之事。义和拳、大刀会的领导者，其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家有业的士绅渐渐失去对拳会的控制权——他们不愿意离乡，不乐衷抢掠，灾荒使加入拳会寻求救济者增多，也使这些士绅感觉负担过重——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样的无业游民，逐渐取代士绅富户，成为拳会的新领袖。（11）

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兴清灭洋”这类口号，不过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因朱同时自称明朝皇室后代，仍遭到了官府的围剿）。

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说：

“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12）

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决不会置之不理；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他们也不感兴趣。

这种“理性”确实带来了好处。当袁世凯于1899年底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本省义和团时，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酿成民变。

不过，袁世凯率军上任，公开指责义和团的历史源头乃是反朝廷秘密组织，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们扛着“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继续他们的打砸抢活动。不久，他们又获允涌入了京城，其排外暴民式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此不赘述。（13）

朝廷之所以纵容这些打砸抢分子，与慈禧反西方的个人情绪有关。如秦晖所言，戊戌政变后，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帝，却遭到了列强的阻挠：

“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义和团正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14）

“庚子西狩”后，为了与列强议和，慈禧选择了抛弃这些打砸抢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躲避朝廷的惩罚，转而又入了教。

综上略言之，反思义和团的关键，在于根除产生义和团的土壤。这土壤，在清廷不在民间，在庙堂不在江湖。


图注：西方媒体绘制的义和团形象——残忍屠杀教民、传教士

注释
①（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P167。②李希霍芬，《山东及其门户—胶州》，第六章。收录于《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P63-67。③（美）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收录于《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年》（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P598-599。④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 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P174-175。⑤相蓝欣（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55。⑥George M.Stenz, Life of Father Richard Henle, P38-39.转引自：（韩）李银子，《19世纪后半期鲁西民间宗教结社与拳会的动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⑦曹县大刀会领袖刘士端，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刘士端曾协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而获官方认同（岳二米子为自保入了教），但当1896年4、5月间大刀会与教民冲突激化时，曹县地方官选择了以宴会的形式对刘士端进行诱捕，随后将之杀死。⑧1898年山东巡抚张汝梅曾上奏朝廷，希望以办团练的名义，把义和拳、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收编，将其纳入政府控制范围，以最大限度消除其与教民的冲突。可知参加义和拳、梅花拳已成为当时非教民对抗教民的主要手段。⑨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的奏折，参见《义和团资料丛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P171-176。袁世凯的奏折，参见《近代史资料专刊·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P157。⑩参见：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11）姚文起四处流浪为生，一再鼓动赵三多举旗，赵因为介入梨园屯事件，感觉进退皆不得解脱，倾向于举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业的领袖人物，俱不赞同，要求赵另立名号，不许使用梅花拳的名义，赵遂改用“义和拳”。朱红灯“家无亲属，只身游荡”。心诚和尚自幼因贫出家，四处游方。于清水家中仅二亩半地，以给人扛活为生。曹福田“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张德成以操舟为生。见《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 》，P891-893，等。（12）柯文，《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P48。（13）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P111-118。（14）秦晖，《“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