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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国者非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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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28-2018 07:11: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窃国者非死不可

原创: 石若萧 荆文静  AI财经社  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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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对社交网络习以为常的我们,早就接受了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技术是中立的,它可以作恶,也可以行善,但它本身是无罪的。我们以为无论技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也不会偏离轨道太远。但威利揭露的Facebook的故事告诉我们,技术可以使权力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少数几个人,他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操纵大众心理,甚至是美国大选。技术绝不仅仅只是中立那么简单。

作者 | 石若萧 荆文静
编辑 | 金赫
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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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已经跟科技巨头Facebook纠缠了2年。这个28岁的数据分析师有一头粉红色的头发。他看上去像是个简单的技术宅,但在谈话中,他同时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大师,聪明、有趣、深刻、引人注目。

过去两年,Facebook一直试图叫他删除一些敏感数据,并且希望他闭嘴。当扎克伯格2016年访问中国,在北京的雾霾天气中跑步时,他也一直没有解决威利这个麻烦。那时,他还在渴望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所有人面前,他都把Facebook形容成一种简单的社交工具,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政治不该干涉技术。

Facebook就像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但威利告诉我们,这是谎言。

3月18日,《卫报》的报道证明,在美国,Facebook干预了大选结果。那段时间,技术分析师威利亲眼目睹特朗普被送上总统宝座,向所有人讲述他的THINK BIG,就像是看了一场龙卷风的聚会。因为他知道,这背后有一只隐形的手正在操纵美国人的心理。

一家名为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公司窃取了5000万Facebook用户资料,根据每个用户的日常喜好、性格特点、教育水平,预测他们的政治倾向,进行新闻的精准推送,达到洗脑的目的,间接促成了特朗普的当选。


威利向媒体讲述他知道的秘密。图片来源于网路

威利曾是这家公司的员工。他掌握着大量数据,从加拿大飞往伦敦,找到英国专栏作家卡德瓦拉德,把这件事情讲述出来。两个人已经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但当他们两个人见面时,卡德瓦拉德仍然不敢相信,这个在美国大选中可能举足轻重的人物并不神秘,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而,他已经不再年轻。他28岁了。

威利是加拿大人,童年时被检查出多动症和阅读困难症,因此他在16岁时就不得不辍学,什么学位也没有拿到。但出人意料的是,威利在对互联网的理解上却有着出众的天赋。19岁时,他开始自学编程。20岁时,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录取,修读法学。

课余,威利开始在英国自由民主党兼职,做和选民有关的大数据分析。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思考用户行为特征和选票之间的关系,并且被剑桥分析公司的前身——一个叫SCL(SCL social limited) 的组织注意到。后来成为剑桥分析CEO的尼克斯决定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让他尽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

加入SCL之后,威利开始为SCL的客户——英国和美国的国防部门——做事,主要职责是打舆论信息战。同时,他还成功开发出了一套心理学分析系统,并将之用在了全世界的民主选举。

当时,班农还只是美国一家极右翼新闻网站的编辑,负责领导特朗普的选举活动,还没有成为特朗普的首席幕僚。他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小组织的战略意义。顺理成章地,班农成了威利的老板,他们又一起请来了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科根,一起合作开发了一个性格测试的小程序,从Facebook上扒下来一些数据,用来分析美国的选民。

2014年,威利离开了剑桥分析,他在2016年向Facebook通报了老东家数据滥用的事情,但出乎他意料的是,Facebook对这件事兴趣缺缺,“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行动。”

一年前,威利就开始了与卡德瓦拉德的合作,决定公开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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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利第一次知道这个软件被用来使用时,他快被吓到了。那时,班农已成为特朗普的首席策略师。剑桥分析公司的前身SCL赢得了美国国务院的合同,“这是疯了,”他说,“这家公司掌握了2.3亿美国人的心理概况。现在他们想与五角大楼合作?”

班农的想法很简单,将大数据和社交媒体引入既定的军事方法“信息操作” ,然后将其转向美国选民。

威利提供了一系列文件,列出了剑桥分析公司背后的秘密工作。该公司还向维基解密“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在2016年分发希拉里?克林顿的被盗电子邮件。然后,它成为俄罗斯可能在美国大选中进行勾结调查的证据。

“我们搞垮了Facebook。”他说。

剑桥分析公司的员工的电子邮件显示,一年多以来,关于剑桥分析公司为特朗普所做的报告全围绕“心理特征”这个问题展开,威利说:“所有事情都是建立在数据分析的背后。模型,算法,以及所有的一切。那么,为什么不将其用在重大的选举活动中呢?”

2016年8月,在美国大选前不久,Facebook的律师致信威利,并告诉他这些数据是非法获得的,他必须立即删除它。他已经于2014年离开了剑桥分析公司。

“我已经删除了,”威利称,“对于我来说,只是勾选并按几个键的事情,但Facebook不遗余力地要求这些数据返回。”他们试图掩盖。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扎克伯格。@视觉中国

威利的藏匿处还有其他更劲爆的文件。其中还包括由剑桥分析社向俄罗斯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卢克石油公司制造的一个文档。在2014年7月17日关于美国总统初选的电子邮件中,剑桥分析公司CEO尼克斯写信给威利称,他们被要求向这家公司写一份文件,向他们解释如何运用它们的服务来应用到石油公司的石油业务。

“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威利说,“为什么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想要瞄准美国选民的信息?”

这次丑闻爆出后,Facebook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在大众面前沉默了约4天之久。这些天,Facebook的股价下跌了500亿美元。第五天,Facebook才发表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官方声明,声明称,CEO扎克伯格和COO桑德伯格两人正在争分夺秒地采取行动,并称“公司上下都感到十分愤怒,感到被欺骗了。”“将会采取一切行动保护用户信息。”

正在1年前,扎克伯格面临Facebook被指责操纵美国大选时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那时,他还可以穿着灰T恤牛仔裤,展示最平易近人的科技风格。但现在,仿佛毫无情绪波澜的扎克伯格有些坐不住了。自从硅谷接过华尔街的棒,成为美国的象征以来,从来没有哪一个互联网公司面临过如此猛烈的公关危机。

在这份声明中,Facebook将自身置在了一个无辜者的位置,但这种说法显然无法服众。如果Facebook不是主动对剑桥分析公司开放了接口,剑桥分析公司无论如何也不能抓取到这些数据。

科根的身份也被扒出。媒体发现,科根出生于东欧国家,在俄罗斯生活过,在圣彼得堡大学,任过教职,还拿过俄罗斯政府的资助做数据分析研究,有俄罗斯和美国双重国籍。但在来到美国后,他没在履历中显示自己的俄罗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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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关于Facebook被劫持成为谍战片的战场:它是如何成为政治操纵的平台?但事实上,这件事情的影响更加广泛。

在中国,大数据是科技公司关注的焦点。内容行业巨头今日头条,就是靠着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内容推送的。抖音、快手在流量之争的背后,也是不可见的可怕的权力。而掌握用户数据最多的无疑是淘宝和微信,它们对用户的画像最为精准。

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对社交网络已经习以为常的我们,早就接受了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技术是中立的,它可以作恶,也可以行善,但它本身是无罪的。我们以为无论技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也不会偏离轨道太远。而那些生活在硅谷、北京的科技公司大佬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只是关注金钱和美好生活。

但威利的故事告诉我们,技术可以使权力前所未有的集中在少数几个人,他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操纵大众心理,甚至是美国大选。技术绝不仅仅只是中立那么简单。因为技术从一开始就宣布“中立”,这使它不必为各种思潮的后果负责。但是一个不需要对后果负责的“中立”,却占据了引起争端的位置,这意味着它就像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


《卫报》的报道证明了,扎克伯格所说的技术是中立的,是一套谎言。图片来源于网络

媒体已经向Facebook发出了几个诘问:Facebook应该做些什么,才能确保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Facebook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技术是否是中立的?政府与Facebook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而这些问题同时也可以向所有的技术公司提出。

“虽然政治就像暴民,”威利说,“但你永远不会离开。”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威利曾认为政治是他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当威利将他的注意力全部转化为某种东西时——他的战略大脑,他对细节的关注,他计划前进12步的能力 ,有时会有些恐怖。甚至是那些爱他的人,都称他为“马基雅维利”。

“他是你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一位从20岁起就认识威利的资深政治家评价他,“有时这是一种祝福,有时这是一种诅咒。”

后来,威利改变了他的想法,他选择向媒体举报。这次事件之后,他的父亲给他发了一个卡通漫画。 里边有两个人都悬挂在悬崖上,一个人说,坚持下去。 另一个好像在说,fuck you。

“哪一个是你?”

“我觉得两个都是。”


和威利一起揭露这一事件的英国女记者卡德瓦拉德。图片来源于网络

几个月之后,卡德瓦拉德才知道,童年的一段黑暗的、糟糕记忆或许是威利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他决定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6岁的时候,他被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虐待。学校试图掩盖它,并指责他的父母,随后他们开始了长时间的法庭斗争。威利的童年和学校生涯一直处在这种阴影中。威利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他们非常棒,”威利说,“他们清楚了解一般遭受过这种状况的人的生活轨迹。”他伴随着和心理医生的讨论长大。因此,当技术开始支配我们的心理时,威利最终选择站出来。

他告诉卡德瓦拉德:“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实验,因为你在未经他们的同意或意识的情况下玩弄了整个国家的心理。”

(文中部分内容根据编译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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