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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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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20-2018 07:41: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中国新闻周刊 04-21 18:10  大
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的审查。”

本刊记者/杨敏

1966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接到总政通知,要求派出一名副处长,参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12月29日,时任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42岁的张英华被总政保卫部副部长郝苏找去谈话。此前,张英华曾多次参与对干部的政治审查,还曾参加过“黄克诚专案组”,属于“党最信任的那类人”。

“郝副部长说,让我参加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座门’报到,接受新任务。”在国防大学第一干休所,今年九十高龄的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英华瘦高的个头,浓重的河北口音,多年的保卫工作训练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用户,多年来,习惯于每天晨起浏览新闻、回复邮件。

回首这次特殊任务,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他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进专案组

12月30日,张英华一早就到俗称“三座门”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报到。

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副秘书长肖华主持,参加者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瀚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以及张英华,共7人。

肖华首先讲话。他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

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片纸只字不能带出;会议和外调记录一律记在保密手册上,有页码有编号,用完上交;专案之间不能串通,等等。

专案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防部大楼的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对外称“肖办秘书”。

专案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以及1966年4月公安部揭发、全军批判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根据搜集的这些材料,专案组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不突出政治”“抢班夺权”等几类。之后,又以1949年划线,将审查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包括个人政治历史)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队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由于专案组缺乏公安系统的人员,1967年5月起,又从公安部陆续调进5个人,其中就有公安部二局一处的副科长汪春耀。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罗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审查。”在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官园支部活动室,84岁的汪春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然还是觉得有点荣誉感的。凡是抽调进专案组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赴川外调

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主要负责审查罗瑞卿1929年以前的历史。

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为此,专案组决定派张英华到广州调查。

1967年6月,张英华赴广州。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大标语“打倒广老谭”,后来他才知道,“广老谭”就是黄永胜,意为“广州的谭震林”。

到广州第二天晚上,张英华见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不时说几句玩笑话。他没想到,一年后,黄接替杨成武当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黄永胜说,1927年时他并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当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他自己则是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27年7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组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张英华等人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如:关于罗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同。

1967年7月和10月,王亚志和汪春耀两次入川,向所涉及的几位证人进行调查。汪春耀觉得王志亚军事知识非常渊博,暗自佩服,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彭德怀的秘书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调查发现,罗瑞卿所填的三个入党介绍人中,陈刚秉和任伯芳都已过世,只剩潘先知。经过四处寻访,他们终于打听到,潘先知当时在四川合川县政协担任秘书长。

他们连夜去合川统战部查阅了潘的档案。在其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多处写到他与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甚笃”等。但是,没有发现潘曾经介绍他加入中共的只言片语。

第二天,他们找潘先知谈话。潘大讲与罗的关系如何密切,但他承认,在得知罗担任了公安部长后,给罗写过信,没有回音。

“我们推想,这可能就是罗把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伯芳的原因。”汪春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张英华等人在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等地也展开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两组人员将材料仔细核对后,基本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

1927年底,罗瑞卿离开汉口四川会馆到湘西常德,在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当了一名“上尉宣传员”。不到半年,罗去了长沙,正赶上长沙“马日事变”,立刻乘轮船赴南京,于1928年7、8月份间到了上海。

在上海,罗瑞卿遇见同乡任伯芳,两人相处甚好。任伯芳刚刚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罗向其请教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自己在武汉黄埔军校时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证明人为任伯芳。

当时大革命失败,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纷纷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罗的信送上去没几天,就收到通知,让他在外滩公园手持报纸,等人来接头。

来人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告诉罗组织关系已经恢复,以后与一位陈姓同志联系。

就这样,罗瑞卿入党了。

“二办”成立

1967年夏,风云变幻。

8月11日,造反派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肖华倒台。8月17日,“军委办事组”成立,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9月下旬,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据杨成武后来在《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中回忆,罗瑞卿专案组代号为507,成立之初负责人是周恩来。1967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指示清理专案,以便让没有问题的老同志参加初步定于1968年举行的中共“九大”。

会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大厅召集会议,作出部署:原来由谢富治主管的专案办公室,改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中央党政机关审查对象划归“一办”。军事系统审查对象则划归“二办”,由杨成武负责,下设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10个组。一办的后勤保障、办公费用等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二办”由军委办公厅负责。

10月25日,杨成武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二办”正式开张。会上确定,二炮政委李天焕、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三人兼任“二办”副主任。

为了充实力量,二办先从驻京的总参、总政等机关选调干部,随后又向北京、广州等军区发电,要求报送“政治思想品质好、历史清楚、懂政策、守纪律、工作能力强、没有参加群众造反组织的比较优秀的干部”。到1967年底,陆续有100多名干部调来“二办”,但仍未按计划调齐。

“二办”成立后,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许心荣担任了罗瑞卿组副组长,又从海军、空军和各大军区调来6人,原来的人员部分退回原单位。办公地点从肖华办公室搬到翠微路的总参招待所。

张英华成了留用人员。“他们既不放心我,但又离不开我。因为在组内我了解案情,熟悉公安业务,属于业务骨干。”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月后,张英华被增补为副组长。

审问罗瑞卿

外调回来后,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三人到罗道庄审问了罗瑞卿。

当时,罗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一个连队的院子里。与罗瑞卿一同关押在此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谭政、刘仁、万里等人。每人一间斗室,走廊上设哨兵。室内一张木床,一桌一凳,窗户上糊着纸。

审讯间在一座小平房里,大概十二三平方米,摆设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个暖水瓶。

为了这次“交锋”,事先他们作了充分准备。怎么提问、什么时候举证都做了设想,对可能遇到的情况都预想了应对的办法。

穿一身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神色平静,但透着机警。

待罗瑞卿坐下后,张英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入过团吗?”他注意到,罗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作交代,我没入过。”罗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中所写的,1926年在四川南充中学时由一个老师介绍加入共青团,不是事实。

张英华有点意外,很快又问:“你入过党吗?”罗瑞卿沉默下来,好一阵不说话。

“诸位,今天就不要再问了,我讲吧。”罗瑞卿抬起头来,“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

张英华和王亚志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给他纸笔,让他写了一份简要材料。在结尾,他写上了“认罪”二字。写的时候,他一反往常的平静神态,显得有点激动,手略微发抖。字比较大,共写了两页纸,200字左右。

张英华将这份“认罪书”上报至军委办事组。在罗案久攻不下时,这显然属于“阶段性硕果”。

几天之后,11月19日,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部队高级干部会议。张英华记得,主持会议的吴法宪称:“杨代总长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威力之大,就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的堡垒轰出缺口了,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了。”

但在张英华和王亚志等人看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罗瑞卿却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找党,实属难能可贵,应当认定为“因入党心切,而手续并不完备”。

“特务”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特务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时的老婆拱平是特务,现在在南京。当月,张英华等四人去南京,将在一所中学工作的拱平带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押。此后的两三个月,张英华等人几乎每天去审问拱平。

据专案组了解,在延安时期,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罗瑞卿与抗大学员拱平结婚。不久,拱平称有病要去西安治疗,之后一直未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的《黄埔日报》当记者,与《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结婚。但经调查,没有发现拱平曾从事过特务工作。

年底,从“二办”又转来一份揭发材料。上海监狱中在押的一名老中统特务称,上海刚解放时,他曾在街上遇到另一个中统特务杨宝昌,杨偷偷告诉他:“公安部的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

随后,杨宝昌被押解来京,由专案组负责审讯。但调查显示,杨根本没有可能与罗瑞卿相识。

11月,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股颈骨折旧伤。1968年2月9日,专案组给杨成武、李天焕写了一份报告,称如让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里,对审讯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认罪,为了突击审讯其特务问题,我们建议立即出院。”2月11日,在专案组的命令下,罗瑞卿被迫出院。

“那份报告是李天焕亲自到专案组授意的。我们当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写成了那份报告。这就是那份报告出笼的全过程。”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月16日,专案组在《关于对前段工作的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特务问题”经过45次审讯,仍未突破。“我们决定树立必胜信心,连续审讯,开展强大攻势,从政治上把他打倒。”

27日,在由张英华担任主审的一次讯问中,对于罗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间所担任的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上尉宣传员的性质,办案人员和罗瑞卿发生了激烈冲突。

办案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属于反革命历史,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时,有的办案人员辱骂罗为“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平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什么办法?逼着我写我就写吧,写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还要申诉,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认定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任国民党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后没有对他的这段经历做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被撵出专案组

1968年3月,中国政坛再起波澜,“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接任“二办”负责人。

罗瑞卿专案组人员又一次进行了大调整。汪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海军航空兵后勤部政委张晓山调任常务副组长。许心荣、张英华仍为副组长。办公室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了京西宾馆九层。

5月,专案组写了一份报告,称没有发现拱平是特务的有力证据,建议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单位继续审查。“实际上就是把她放了,她没问题。”对于杨宝昌,专案组也做出了结论:罗瑞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10月底,在专案组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有人提出:“在专案组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想,有的人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批判。”理由是,许心荣、张英华和王亚志等几人多次写报告,要求给不够逮捕条件的审查对象降格,改为拘留、监护,或送回原单位审查;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给审查对象送“毛选”、订《人民日报》;送老花镜和生活用品等。为此,三人被批判为“包庇敌人”“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王亚志因曾当过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就更被怀疑为安插到专案组内的“坐探”和“钉子”。

11月27日,三人被撵出了专案组。许心荣回总参,后被发配到新疆军区工作;张英华回已被“军管”的总政,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亚志被押送回总参,后发配“五七干校”劳动。

对罗瑞卿的审讯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获准入院治疗,做了截肢手术。1973年,被解除“监护”。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三次审查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办案人员经历了多次异常严格的政治审查。

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组成了“七号办公室”,以审查曾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和“三办”(1968年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干部)搞过专案的人员。对张英华的审查结果为:没有问题,可不做结论。

1982年至1984年张英华任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院务部副政委期间,根据中央对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的指示,军事学院党委组成调查小组,对张英华在罗案组的问题进行审查。最后认定,张英华在专案组期间表现良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的通知》。由总参牵头,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各大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耗时、耗资之巨,远超前两次。

在这次调查中,对张英华所做的结论依然是“没有问题,不做文字结论”。不过,他被认为对1968年2月27日那次审讯(对罗瑞卿使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言辞)“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84年整党期间,公安部举办“一、二、三办专案人员轮训班”,共283人参加。汪春耀成为该部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中,少数几个没有进轮训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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