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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趟欧洲,他才发现中国的“仇富传统”是个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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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15-2019 00:38: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去了趟欧洲,他才发现中国的“仇富传统”是个坏东西 | 短史记

原创: 谌旭彬  短史记  2018-08-20
文 | 谌旭彬

1889年初,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刘瑞芬三年任期已满,调回国内任广东巡抚,其缺由薛福成接替。1890年1月,薛福成自上海出洋,1894年7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

清廷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需将在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告给国内。薛福成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留下了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

这些日记,留下了一位洋务派干将,思想转变的轨迹。


图: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封面

亲至欧洲,始信郭嵩焘之说

薛福成早年曾入曾国藩之幕,是一个资深的“洋务派”。曾国藩对他青眼有加,薛也非常钦服曾,为学为文,效仿曾国藩的迹象相当明显。和曾国藩一样,薛福成对“传统经世之学”,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曾国藩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进入幕府,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1884年,薛正式进入官场,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时值中法战争,薛负责防守的镇海未被法舰攻陷。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一份关于海防建设的意见书《筹洋刍议》,名噪一时,成为了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

不过,薛福成并不以自己的意见为定论,“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这种不自信,多少与他从未去过西方,自觉对“洋务”的了解多属隔靴搔痒有关。故此,薛很希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有过三次出使西方的机会,却因种种缘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计时不足五年之际,出使欧洲、深入接触近代文明的机会才终于来到。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个标准的洋务派——倡导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同时,仍坚持以中国的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但到了欧洲之后,薛福成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薛在日记中写道: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

1876年,郭嵩焘(字筠仙)出使欧洲,亲眼见到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之后,屡言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使其成为了国内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行副使刘锡鸿亦称呼郭乃“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

薛福成虽不至于将郭嵩焘视作汉奸,却也是怀疑他言过其词的士大夫中的一员。亲至欧洲,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福成相信郭嵩焘当年所言不虚。


图:薛福成

比如议院。薛福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国议会现场观摩,后又多方搜集相关资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薛在日记中写道: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

这段话,对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上、下议院互相牵制、议院与君权互相牵制的情形,已有一定的认知。

再如学堂。薛福成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国家教育的鼎盛,尤其对义务教育、女子教育极感兴趣,在日记中写道: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记)

西方近代学堂的种种设备——“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让薛福成感慨万千:

“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记)

1872年,薛福成送陈兰彬携幼童赴美时,曾将洋人形容为“朋淫、腥膻”的异类,认为留学生到了国外,须坚持温习“三纲五常”,否则难免“沦于异族”。

整整20年过去后,薛福成亲自置身于欧风美雨之中,终于承认: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文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真文明。

不过,薛福成终究曾服膺于“中国传统经世之学”,这种文明的归属感,让他很难调适面对另一种文明时的巨大心理落差。于是乎,使欧期间,薛也曾致力于论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不但试图证明西方的工艺、数学来自中国,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曾在薛的“严密考证”下,变成了中国的发明。

这样的事情,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也曾做过。不同的是,刘锡鸿认为西方只学到“中国圣教”的皮毛,清廷无需向其学习,亦无需改革。薛福成则不然,他以这种荒诞的方式,重构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之后,仍坚持认为清廷需要“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


图:薛福成日记内页

呼吁经济改革

探究近代国家富强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最重要的考察命题。

1874年,薛福成在“应诏陈言”(回应朝廷的求贤求策)里,曾希望朝廷改变“重农轻商”的落后观念,保护工商业,要“体恤商情,曲加调护”,洋商船只在内河来去自如、华商船只报税过关反遭勒索留难,这类情形绝对不可再有。

1885年的《筹洋刍议》里,薛福成又说:

“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

赴欧途中,目睹香港、新加坡依赖工商业,从荒凉之地发展成为繁荣巨埠,薛福成对自己的判断更具信念。

他甚至说出了“商为四民之纲”这样的惊骇之论:

“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一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按传统的“士农工商”之说,商居末位。薛福成将商业提升到“四民之纲”的高度,在当时是鲜见的。


图:薛福成日记

抵达欧洲之后,“工商强国”这种观念,再次得到了强化。薛氏在日记里写道: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四日记)

在日记里,薛福成还详细列举了他自所见所闻里总结的二十一条“养民”之策:

“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

这二十一条“养民”措施,归结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须充分利用近代技术文明成果,为中国的工商业服务;这些成果,包括各种制造业机器、铁路、电报等等;与工商业发展相配套的近代关税体系、近代银行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商务局)等,也须及时筹备。

这是薛福成详细考察了欧洲的工商业体系之后,得出的结论。

由此,薛福成转而成了洋务运动的批判者:

“……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记)

在他看来,洋务运动误入歧途,中国的富强之路,需要的是一次经济体制改革(摒弃以农立国,转向工商立国;具体而言就是二十一条“养民教民”之策),而非止于技术的学些和枪炮船械的购入。


图:薛福成《庸庵文编》书影

呼吁政治改革

出使欧洲,带给薛福成的最大改变,是对政治改革有了新的认知。

出国之前,薛的文章几乎不涉及政治改革问题。他的《筹洋刍议》里,通篇谈论工商、矿业、火车、兵制……毫不涉及政治改革。到了欧洲,对郭嵩焘当年所谓的“君民兼主国政”有了切身体验,薛福成的政治理念也发生了巨变。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评论了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优劣。薛认为:

民主之国的长处,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顺应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众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亦能防止官员仗势欺人贪污腐化。弊端则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伤害国家利益。

君主之国的长处,在于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倘若得到圣贤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弊端则在于:权力上重下轻,劳役民众有如牛马,民情不通,公论难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国,误事不可胜数。

末了,薛福成总结道,君主制与民主制互有利弊,关键取决于“得人”:

“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

这种结论,无疑是在和稀泥。考虑到日记需提交给朝廷,薛福成在结论上如此和稀泥,是可以理解的。


图:薛福成手迹

三天后,薛福成在日记中,进一步讨论了“清廷该实行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问题。薛认为:

中国在尧舜时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天下,才开启了君主制。秦汉之后,全部是君主制。夏、商、周之际,虽然君位世袭,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还深入民心,犹如今日之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君民共主政体”。

最后,薛得出结论:

“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将夏、商、周三代解读为“君民共主政体”,既有规避政治风险的目的,也有“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谓“君民共主”,实是指近代政治文明中的君主立宪。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福成再次论及西洋富强的本原,共总结了“五大端”。与此前的论述有所不同,这一次,“工商立国”被放置在了末位,诸多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内容,被提到了前面。

“五大端”的原文如下:

“ 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实查户版生死婚嫁,靡弗详记,无一夫不得其所,则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则居官无贪墨、临阵无退缩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艺,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也。

“四曰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罪止于绞及远戍、苦工,其余监禁、罚款而已;监狱清洁无比,又教以诵读,课以工艺,济以医药,无拘挛,无鞭挞,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几于道不拾遗;父母不怒责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雍然秩然;男女杂坐,谈笑而不及淫乱,皆养耻之效也。

“五曰阜民财:其藏富于民者三要,一、尽地力,谓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二、.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三、尽财力,有公司及银号,而锱铢之积,均得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有钞票及金银钱以便转运,则一可抵十矣。”

“阜民财”,相当于薛福成早年倡导的“工商立国”。前四条“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则已广泛涉及到了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如自由选举、议会制度、言论自由、社会保障、公民财产权、公民的受教育权等等。薛将它们视为“西国富强之源”,放置在“阜民财”之前,是其目光高于时代之处。

“工商强国”与“君民共主”,实是薛福成政治思想中的一体两面,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前者又有巩固后者之效。

在欧洲期间,薛福成观察到,“西洋各国议院员绅”的候选人资格中,“以家道殷实为第一要义”,亦即有财产方面的要求,需要是“体面人”。薛认为这种规定很好,有益于政治清明。

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薛在日记中批判了中国鄙视富人的痼疾: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垄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选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实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

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薛福成能在1893年意识到中国的“仇富传统”要不得,实在是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许多年——毕竟,中国人迄今也未能摆脱这种“仇富传统”。


图:薛福成《筹洋刍议》书影

(完)

(参考资料:钟叔河主编《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薛福成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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