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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只是他的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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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1-2019 23:14: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问:教科书里说康有为在甲午年,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但也有说法称,康有为没有领导过公车上书。哪种说法是真的?

  文 | 谌旭彬

  关于此事,茅海建教授已有极详尽的研究,本文略作一点介绍。

  自晚清以来,谈到“公车上书”(公车,举子的代称),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

  其记述如下: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为方便阅读,笔者对原文略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康的这段记载,长期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

  考之史料,这番自述却有颇多作伪之处。

  事实上,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并没有付诸实施,他们并没有去都察院递交万言书。

  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也都曾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是难以置信的。

  康有为还说,四月八日去投递时,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代递自己组织的公车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

  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8~23页)

  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并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

  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梁启超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公车上书记》一书,对此事有所交代:

  “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

  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众人觉得事情已成定局,遂四散而去,并没有前往都察院上书。



  图:康党1895年在上海策划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

  在《我史》里,康有为还虚构了一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

  康说:

  “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翰林院编修黄(注:原文缺)曾,是孙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黄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他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许多人于是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举子们的上书不满,自不然理解。但说孙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档案,结果发现: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5~16页)

  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压力。康有为所谓的“飞言恐吓”,其实并不存在。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对举子们实施威胁恐吓,他能吓住举子们吗?

  并不能。

  朝中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也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上奏反对和议有没有政治风险,谁会比他们更清楚呢?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实可谓最有力的榜样。再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三月二十九日签字反对议和,四月三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四月十五日,王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并未影响他的仕途,这对举子们而言,也是很有力的榜样。

  显然,康有为对当日政治氛围的描述,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都察院这类机构,到孙毓汶这类个体,并不存在。



  图:曾任四川提督的宋庆,宋庆是1895年上书赞同和议的极少数人

  在《我史》中,康有为还说,自己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据康的描述,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随后响应,康、梁又进一步联络朝中官员,最终有了18省举人发愤联名上书的结果。

  这同样不是史实。

  康有为及康党,日后撰写了大量有关公车上书的文章,但对当年具体如何鼓动各省举人、具体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官员,并无说明。并无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实是夸大的。康有为在当时,并不具备领袖18省举人上书的声望。

  这一点,略作对比即不难看出。

  康有为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此次上书,有广东举人80余人签名,梁启超领衔,康门弟子麦孟华签名第5位。虽然康本人没有签名,但说康有为策划领导了这次联名上书,是不为过的,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

  大略同期,广东举人还在陈景华的领导下,组织了另一次联名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共有289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给了朝廷,在本次上书中,麦孟华签名排在第63位,梁启超排在第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签名来看,此次活动与康党的领导显然没有什么关系。

  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是广东人。康党组织的上书,只能获得80人签名;陈景华则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289人的联名上书。

  1895年,各省举人均在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举行过多次。如果康有为真是本年上书的领袖,本年的上书大潮真是由他鼓动、联络朝中官员发起,那么,这些在各省联名上书的举子,肯定也会乐意参与康有为亲自组织的在松筠庵的上书。但是,在康有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签名名单里,只有湖南举人4人,而在没有康有为领导的情况下,湖南举人前后3次、共121人参与上书。(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4~27页)

  这样的数据,如何体现康有为的领袖地位呢?

  1895年夏天,康门弟子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附有署名为“哀时老人未还氏”(梁启超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序文》。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这大概才是事实的真相——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党尚不敢过分歪曲事实。多年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



  图:表现松筠庵“公车聚会”的绘画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一集、二集),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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