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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星:身为一名调查记者,我是如何躲过栽赃嫁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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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27-2019 22:35: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身为一名调查记者,我是如何躲过栽赃嫁祸的

原创: 南风窗记者 韦星  南风窗  2018-11-23



记者荣光暗淡一分,社会阴暗就增加十分。




财新女记者在泉州调查碳九泄漏事故时,遭遇警察深夜“精准查房”。事件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泉州市公安局党委责成泉港公安分局副局长、山腰派出所所长陈宾阳向市公安局党委作深刻检讨。责令泉港公安分局山腰派出所民警陈华山停职检查。

事件没有就此平息,因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这起事件的根源不在警察,警察不过是被授意行使和承担了“精准查房”这一粗暴的行为和不良后果。

警察背后的力量和因素,更值得关注。

今天,我们关注和追问媒体和调查记者的从业生态与处境,并不是出于对自身和同行的偏爱和倚重,而是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少不了媒体和记者来守护和监督。

如果媒体处境越来越糟糕,如果调查记者不断被逼走,媒体守护社会公义和良知的底线,将步步被突破,最终也将影响到社会的健康运转。

因为记者的荣光每暗淡一分,社会的阴暗就会增加十分,甚至更多。这点毫无疑问。



  他们,为什么声援记者?  

财新女记者被“精准查房”前,《浙江日报》记者在今年8月就因报道景区的厕所问题,而被景区的人移出工作微信群。《浙江日报》头版对此提出批评。

这回,财新女记者讲述自身采访遭遇,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央视等诸多媒体的“声援”。

为什么?

这不是出于对同行的特别关爱,而是因为媒体即公器,舆论监督是宪法、人民和党赋予新闻媒体光荣的职责和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党和国家也一再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现在,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充当了记者调查报道的反对者先锋,这令人遗憾和寒心。以至于,越来越多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感到了空前的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在外采访时,独自一人、深入他乡而诱发的孤独与寂寞,而是因为采访处境遭遇不被理解,甚至被处处提防和排斥而诱发的孤独。



做记者不易,做一名人民的好记者,更是难上有难。

我们知道,包括警察在内,很多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目标非常明确,对可能遭遇的黑恶势力的反扑也内心明了,但记者的揭露性报道,面对的不只是被采访个人、企业的反扑,还面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个别领导的抵制、要挟和下套,这让人防不胜防,如果记者没有足够定力、毅力和精准判断力,很可能出意外,也容易成为舆论场上“千夫所指”所指的对象。这无论对记者个人,还是对于其所服务的媒体者而言,都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正因如此,媒体和记者才需要被关爱,这种关爱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和爱护,而只是吁求着法律明确了的、本该享有的正常作业生态。

如果一些地方或部门的主要领导也将调查记者视为“找茬的”,并试图通过警察利用“精准查房”等方式,不断威胁或给记者下套,将记者推到了制度的对立面,甚至认为调查记者就是体制的叛逆者,这将加速这个群体的流失,而遭遇不公又缺乏发声渠道的民众,有可能诉诸极端的暴力行为,进而诱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这绝对不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

因此,地方领导者和主要部门的领导,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媒体的监督其实可以帮助自身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促进工作做得更好。



  职业的荣光,向来艰辛

记者的职业获得更多人理解和支持,诚然是好事。但记者自身或以这个职业作为终身追求的人来说,也一定要清楚:职业的荣光,向来艰辛。理想的征程,从来不易。

当然,要相信,每次职业生涯所遭遇的艰难处境和挑战,对你而言,都是人生旅程的一段全新开始,也会在你的努力和有作为的坚持下,再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记者一定要清楚,采访的安全,不能把太多希望寄托在外在的“给予”上,而要学会自我保护,得学会讲究技巧和策略。比如采访的地点,不能选择在酒店房间等封闭场所。

有次,我到中部某地采访,那天周五,我来到县教体局采访时,办公室张主任说,已预约局长次日(周六)上午接受采访。之后,张主任表示,局领导将到我居住酒店的房间回答我的问题。

我当时很警惕,提出到他们办公室采访。但他称,“拿大门钥匙的人离局里较远”,我认为,局领导接受采访,即便是周末,让一个“拿钥匙的”开门,应不是什么问题。

但此时,我心里有了准备。第二天,我早早起床退房,并到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坐着等候。当对方来到时发现我已退房,声称要开房聊,我说“就在大堂聊吧”。对方来了几个人,只好就我的问题进行回答。

采访结束,我即离开酒店前往火车站,张主任执意开车送我,执拗不过,只好听之任之,但我的背包,我一直抱着。在车上,张主任和我闲聊后,也聊到了我家庭,之后他朝坐在后排的我塞来一个厚厚信封,说“给咱老母亲买点东西”。

我当即将信封推回去,与此同时,点了手机录音(当然,他不知道我在录音),之后,就他给送我红包的问题,我批评了他,他改口说,“我想给老母亲买点东西,也没想那么多”。

当晚,一个媒体同行给我打来电话,声称教体局局长是他亲戚,看能不能通过订杂志、给广告等方式,把稿子压下来。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录音保存。

再后来,稿子刊发出来了,他们通过当地县委宣传部盖章发函到广东省委宣传部,主要说我稿子失实,要求处理记者,但没指出哪里失实。

事实上,稿件每句话都有源头,关键数据和人物采访,我也都有录音、相片或书面材料为证。



这些证据,我至今保存。

我把情况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后,直接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主要警告对方:“说文章失实要讲证据,不能诬陷记者,否则,你给我送钱的录音,将很快在网上公之于众。”

从此,对方没敢再纠缠。

我对自己的保护意识,源自同行的教训。之前有个媒体朋友,受访对象来到他的房间接受采访,出门时,对方偷偷在床角“落下”两个厚厚的信封——里面的金额,足以给这名记者定罪、坐几年牢,这个记者没留意,结果,人家一出门就报警了……这些信封里的钱就成为他受贿的“证据”了。

因此,记者在外,只有“不收钱”的初心、经得住诱惑的定力和毅力,还不够,还要提高警惕,采访时,自己的背包、外套等,一定不要随意丢弃或离开你的视线,否则,有可能让别人顺手插入一笔巨款,这将成为定罪你的重要证据。

类似套路很多,好的新闻报道除要付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之外,定力、毅力和判断力,也很关键。

媒体人多少有种英雄主义和时代侠客的情结。所以,浩荡天地间,多少清风明月的夜晚里,多少虫鸣鸟叫声的清晨中,

多少无人问津的高山深谷里,我们还能看到记者孤身一人、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地现身事故第一现场。

很多勇闯天涯的调查记者,真不是为了一口饭在工作,他们坚定前行的脚步背后,是在守护和追寻一份未曾褪色的新闻理想。唯愿记者采访的征程上,“套路”少一些、压力小一些。毕竟,只有全社会共同呵护职业记者的理想之光,才能让身处困境的弱者,也有被关注和被倾听的机会。弱者也因此找到继续存活和奋斗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届时,我们的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美好,而不是相反。




作者 | 南风窗主笔 韦星 wx@nfcmag.com
编辑 | 蒙洁华 mjh@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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