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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我对香港是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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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9-16-2019 22:56: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不喜欢孤单一个
14小时前 提问
问题价值:¥2500.00

教官,你对香港是什么看法?

黄章晋ster
3小时前 回答
正在赶书稿,有点焦头烂额,抽空摸个鱼吧。

2001年夏,我有次去《中国青年报》做客,其实就是去评论部找李方。他到一楼前台接我时,墙角两个衣衫褴褛背着大口袋的人站了起来,为首者拿着厚厚一摞纸,李方扫了一眼说,你们请等一下,然后转身拨通电话,对着话筒说:跃刚吗?你家亲戚在前台找你。

挂断电话,李方和我立在门外抽烟,刚点着烟,楼上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大汉,花格衬衫牛仔裤,宽肩细腰长头发,直走过去握住那两人的手,然后凑在角落聊了起来。

李方见我发愣,解释道,这是卢跃刚啊,我们现在碰到来上访的,都直接推给卢跃刚。

其实,我第一次去中青报蹭饭时就见到过卢跃刚,当时正排队,卢跃刚在食堂出现,周围都和他打招呼,问他是不是刚出差回来,李方就在背后指给我看,说这就是卢跃刚,是真的大侠啊。

李方指给我看的那一刻,你很难不产生大丈夫当如是的感慨。不过,我是后来才知道,大家都喜欢把上访者推给卢跃刚,是因为陕西农妇武芳硫酸毁容案,卢跃刚持续不懈地帮助这位上访者,还写了一本书。这事还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关于武芳硫酸毁容案,下面划线的几百字你可直接跳过去,对主题毫无影响。

武芳系陕西礼泉县人,因与丈夫不睦离家出走,1988 年被村干部和民警找到,获安全保证后回村,在村招待所拒绝劝和后,面部,胸部,腹部被丈夫浇上浓硫酸。案发三年后,在咸阳人大干预下方审理判决,武的丈夫获死刑,协助作案的小叔子获刑十三年。武芳不服,继续上访。

1996 年8 月卢跃刚的“蹊跷的特大毁容案”提到,武芳案迟迟未决,与该村老当家人有关(可参考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该村五十年代后是一直屹立不倒的旗帜,老当家曾任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案发时是咸阳市副市长。另,案发时,老当家的儿子(省人大代表)就在现场,武芳指控是他关了房间里的灯。

文章见报半个月后,中青报和卢跃刚被诉侵犯名誉权,中青报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几经周折,2000 年11 月,陕西咸阳中院终审判决,裁定中青报向原告书面道歉。

当时我刚进媒体,差不多一天24小时都处于摩拳擦掌状态,似乎没什么新鲜东西是我不关心的,但是,我对访民这个话题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要知道,那几年媒体急速扩张,卢跃刚对同行其实是一个重大启发: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切痛苦和典型社会矛盾,都可以在上访者那里找到。

很多刚踏上社会的记者是因为这个途径,才知道有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事,很难不唤起正义感和使命感。不夸张地说,我入行之后的有几年,有些记者只要找不到选题了,就会去找访民,根本不用愁没有好选题。

当时的社会和今天不同,人们不像今天这么理性,冷静,有大局观,人们对弱者只有纯粹的同情和关切,对不公和不义只有简单的愤怒,不会考虑会不会因此积累负能量,自己会不会被人利用等等。

为什么我不关心上访问题,我当时可以说,我不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中国负能量的事我见得多了,可能会说,我是做评论的,这种事只能交给调查记者才能帮助他们,而且,中国这么大,个案你永远报道不完,所以我更关心的是个案背后普遍的问题。

但要我今天以诛心之论来分析,我对访民提不起兴趣的动机,其实是因为职业生态位的自我期许,简单地说,你想成为卢跃刚这种地位的人,就绝对不应该与已经成名成家的人直接竞争,把精力浪费在访民这种话题上。

调查记者就先不用去说了,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有没有机会的问题。正义,良知,热血这个记者生态位,挤满了无数前辈和同辈。即使是时事评论,当时成名英雄里,慷慨激昂流,泼辣刻薄流,悲悯沉痛流,俏皮精明流......当时受欢迎的风格类型差不多都有了,我这种后来者可能的机会空档,大概是走技术路线,理中客流。

所以,尽管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正直勇敢的人,但刚入行时,我觉得自己在聪明博学上更擅长,比别人更容易理性中立客观,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自觉地看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之类的偏门工具书。

上访这个问题上,理中客几乎完全插不上嘴,所以,在这个话题最热的那几年里,我会努力认为它根本就不重要,热爱报道访民的记者虽然更容易获得社会声望,但我能用自我感觉良好的智力优越感来平衡它。

当年有个做评论的同事,看他论坛上的文章,感觉他业余时间全花在访民的嘘寒问暖上,他坐我对面永远是一脸白岩松,没见他笑过,搞得我一度担心他长期被圣徒附体,会三十岁就不再晨勃。显然我这是瞎担心,聪明人转型快得狠。

当然,这都是我今天已能脱离利害关系,作为平静第三方时的观察,在当时,我只是很纯粹地认为,这一切仅仅是我在智力上显著优于他人的结果。

确实如我最初所愿,访民和记者很容易互相失望。记者和大众不但喜新厌旧,而且同情心的阈值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改善很快,记者搜集到的故事,苦难性在迅速降低。最简单的例子是拆迁,一开始大众一边倒地支持钉子户,没过几年舆论就逐渐倒转了过来。

其实,有些上访故事一开始就与惨烈悲情冤屈毫不沾边,甚至带有喜剧色彩。有一次我骑车到正义路那边,有个院落外一群旗甲鲜明的大姐在那喊口号,带头大姐拖长音调喊「X总理」,大家跟着齐喊「YY(某东北城市名)不听您的话!」

我的印象里,同行们由关注单个访民的主张为其伸冤,很快过度到关注访民群体的遭遇,以及后来越来越抽风的截访现象,很少有人愿意像卢跃刚那样,只要是个访民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会接待。

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有个外媒记者朋友,她是那种善良到你不忍心说她傻,也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国的人。有次她很晚接到电话,只听了几句,就伸直手臂,让手机离得远远的,皱着眉头在那自言自语,一问,是访民的求助电话。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驻京西方记者的联系方式,资深访民人手一份。 即使是她这么善良的人,同情心也都被耗竭了。

其实我有自己的意见。一位叫洪世宏的朋友,早年给我详细讲过为何从认识论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种错误观念,某种程度上,它是上访现象的观念支柱之一。对上访这事,我最直截了当的态度是,信访制度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访民要学会的是止损。

我虽然持此看法,但并未刻意拒绝接触这类信息,事实上,许多年下来,我业余积累的各式各样案例的采访,从官民矛盾,地域矛盾,族裔冲突,仅就案例的类型而言,我相信大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的教授,不可能会有人可与我相比。

我觉得重要的收获是如下几条:

第一,人们很难区分哪些事实是真实发生的,哪些只是自己的想象;

第二,对已发生的事实,其性质和程度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

第三,事实一经叙述,便会发生扭曲固化;

第四,处境越是逼仄的人,描述事实就越为扭曲;

第五,共情程度与经历的相似性成正比;

上面每个字谁都看得懂,但我不相信有几个人真能理解它的意思,如果有一天环境允许再细说,所以这段可自行跳过。

不过,我对同行有段时间热衷于帮助访民,基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说出来的腹诽,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对上访有如下归纳总结:

访民积郁的愤怒,仇恨和对事实的扭曲程度,与他们上访投入的时间精力正相关,与他们是否理性,冷静,和平无关,与他们最初的冤屈也只是弱相关。

所有上访者投入的时间精力,都远远超过了预期,也就是说,最初的冤屈感或不平感,远不足以提供长时间的动力,他们必须不断自我说服和催眠,不断积累愤怒和仇恨,这样才能坚持下去。

所以,无论最初的要求是多少,访民的要价必然会随时间水涨船高,它不仅仅是机会成本的计算,事实上,每个访民都知道上访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有多大。

所以,无论你是一个多理性平和冷静的人,一旦被迫上访,前方等待你的,就是一个不断强化仇恨的心路历程,它几乎就是毁灭性的。因为你能获得及时而公正裁决的概率为零。

一般来说,访民找到记者时,多半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能够获得记者帮忙的概率极低,就算是帮上忙,它也远不足以补偿上访者的损失,很大可能,受此鼓舞的访民会卷土重来。

我的这些看法没有机会,也很难光明正大地讲出来,所以不难想象,强烈的智力自负加上同行相轻,谈到这类话题,我有时会展现出一种可怕的嘴脸感。

大概是2011年前后的一天,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当时我们正在开会,突然有人敲门进来说:邓飞在吗?楼下几个上访的人要找邓飞,说十分钟之内如果不下来,他们就喝农药!

当时邓飞并不在,大家楞了一下,我第一个恢复镇定,问:那几个来上访的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自问自答道,如果那几个说要喝农药的人是女的,那说不准他们会真喝,如果是男的,那可就得另说了。

会议室里气氛活泼起来,但是,五分钟不到,门砰一下被人推开,一位物业管理人员冲进来大喊:你们赶紧下去,院子里四个人喝了农药,都躺那儿口吐白沫了。

大家哗地站起来纷纷跑出去,我坐在那里不动,感觉自己脚下被踏空了。

其实,我以前作为理中客就被直接震撼过一次。

大概是2003年,我有次正骑车,突然发现马路两边密密麻麻都是人,好些人胸前挂着牌子或是手上举着牌子。那好像是一个下午,当时正好办完事一身轻松,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访民,忍不住好奇起来。

大部分访民我都是瞄一眼就过,但有两三个老太太,我像被电在那里走不动。她们情况都差不多。我记得有一个是儿子举报领导,然后被抓审讯,然后跳楼自杀。看到低着头的老太太,看到她胸前牌子上,她儿子灿烂的笑容,我瞬间被击溃,眼泪鼻涕一起下,忍不住浑身发抖。

是的,这和今天你拿着手机刷微博时,无意中看到湖南新晃教师邓世平举报校领导,结果在学校操场埋尸十六年的新闻,两者在情感上的冲击力完全不同。

邓世平邓世平

​你完全可以嘲笑我当时内心戏太过丰富,自己想多了,但我当时就是心里不断暗念:一定一定不能逞英雄,一定一定要该认怂认怂,你自己死了便死了,可是,你妈妈会脖子上挂个牌子,天天站在这里等待同情,这太残忍了。

好些年后,有次和一位朋友聊天,他有句话瞬间就唤起了那个下午的记忆,他那句话的大意是:我渴望未来有个更美好社会的精神源泉,来自对家人的爱和责任,而我内心的恐惧和怯懦,同样来自对家人深切的爱和责任。

当然,那次我突然涕泪俱下,其实还有个小故事。我那会儿刚引荐一个叫殷雨声的朋友到北京当记者。雨声是河南洛阳人,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和他网上认识的了。我动员他辞职当记者,是因为我看了他自费做的一个采访写的非常扎实。

那是一个好些年前发生的惨烈故事:一个小伙子被刑讯而死,但涉案者却未受任何处罚,即使陈尸诉冤亦无人受理,母亲遂割下儿子的首级赴京上访,终于引起上面重视,涉案者被批捕判决。但死者的母亲对赔偿和处罚异议,一直未放弃上访。

雨声问得很细,如果你有足够阅历,能从老太太粗略而跳跃的描述中,大致想象她何以会变得如此疯狂决绝。我曾和同事段宇宏无意中谈起过,我们其实见到过父辈为了一点点微小而正当的需求,曾怎样卑贱可耻过,只是这种丑陋而残忍的片段不符合我们心灵的需求,我们会不自觉地删除这些记忆。至少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中国底层老百姓要满足极其正常的需求,会遭遇到何种刁难屈辱,其实是毫不陌生的。我们父辈身上今天一些扭曲的行为和观念,其实正是对环境挣扎适应的产物。

顺带说一句,后来认识了罗永浩,我每每会忍不住想,这种同样是小地方来的人,身上的轴劲天生就是上访的命或让爹妈上访的命,他的蛋蛋居然没被社会敲掉砸碎,而是一路叮咣地蹦跶到现在,这是何等的幸运,或者是最应该拿来证明罗其实是官二代的证据啊。

那天四个人在办公室楼下集体喝农药之前,其实已有多起访民喝农药事件。那些喝农药的人,其实都知道喝农药有多痛苦,而我首先注意的是所有喝农药的都被抢救了过来。人的自作聪明,很容易就聪明到忘掉基本常识和善良的程度。按今天的说法,我的理中客,始终是以完美上访者的要求来审视上访者而不自知。

2008年奥运会后,我曾搜过各地应对上访的官方材料,那时百度文库审查并不严,你很难不被世界运转方式的荒谬所震惊,它原本就不该有如此之多的痛苦。

有些案例后世无法理解,挑些最轻松好玩的吧。

中国民间一直就有两类取用不竭的智力资源,一类是自然科学界的,比如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成功预测地震,发现人是外星人与黑猩猩杂交的后代之类,一类战略思想界的,比如拟定攻台决战决胜方略,建立中俄印伊四国反西方轴心,论证中国必须迁都湖南娄底,河南信阳之类。不知何时起,这两类散落民间的遗珠,赴京时很容易被当成访民拦截,一来二去,他们就真成了访民。

很长时间里,我对信访体制这头大象视而不见,却对访民身上的发现沾沾自喜。现在想一想都会被自己曾经的深刻而震惊,

如果我在2009年年就上微博,我会不会因为理中客而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去看著名五毛吴法天的微博,他在2010年12月以前,是个靠谱的理中客型二线公知,吴法天公知变五毛的转折点,是12月25日的钱运会案,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吴法天却摆出一副理中客姿态,居然质疑钱运会是被谋杀,即使不是五毛也生生会被骂成五毛。

幸亏当时我没有注册微博,否则大概率会被汹涌的口水淹没,因为我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蠢的谋杀案,这是个智力问题不是是非问题,与同事同行争论时,我用语之刻薄恶毒,导致一位多年朋友彻底翻脸。

微博上的李子旸我认识差不多快二十年了,他曾是我心中最优秀的作者之一。在我看来,他变成今天的样子,完全是因为愚蠢的自负。当年我对他的喜欢,正是因为他的观念明显别于当时主流公知的声音——当然,所谓的主流公知,其实是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捏合想象出来的靶子。

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只要你努力与一个想象中的傻逼靶子持续作战,你一定会如愿变成一个纯正的傻逼。

我们很难意识到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和塑造,所以一定要牢记领袖的谆谆教导:不忘初心。

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卢跃刚当年的作品就像iphone4的一样,只有放在特定时代的语境下,你才会觉得惊艳。但是,他只要听到访民来找,毫无迟疑厌倦,这种事我是年岁越长越觉得了不起。

另外,多年来我一直好奇,卢跃刚接待过这么多访民,难道他就没意识到,记者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么?譬如武芳硫酸毁容案,耗费如此之多的精力,最后获得的,恐怕至多是没人再去威胁武芳罢了。

最近几年,卢跃刚在老家四川雅安埋头着书,2017年年,我去做客拜访,终于有机会当面讨教种种疑问。

卢跃刚说,他每次接待访民,帮人仔细分析利弊得失后,基本上都是劝人回家,避免他们越陷越深。之所以愿意接待访民,是因为他觉得既然大家认他这个牌子,自己就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

他有句话我印象很深,访民大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越是同情就越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最残忍的事,莫过于让人误以为有希望。

对了,殷雨声刚来北京时,我们交往还算频繁,我好几次提醒暗示他,注意和那些社会最黑暗的素材保持距离,避免自己掉下去。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心灵正常的人,过度接触这类题材,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定会被强烈扭曲,很难继续正常的生活轨道。

或许他是更容易被正义感激励,驱动的人,很难听得进我这番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劝告,总之,我们关注的东西差异越来越大,职业和人生轨迹也截然不同,我们的往来自然几乎就断了。

后来,我依稀听说他也有过和访民一样的遭遇 ——在我看来,这一点不意外,他努力的方向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大概是2012年,那时我还没有辞职创业,有一天他来找我,希望能做调查记者,我说,为了不连累我们,你肯定愿意努力收敛自己,但我不相信你能做到这点。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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