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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我不喜欢那些“贬低革命、抬高改良”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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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19-2019 20:48: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谌旭彬:我不喜欢那些“贬低革命、抬高改良”的声音
2019-01-21 09:25:06
来源: 史料搬运工(微信公号) 作者: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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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有关于改良的动静,都来自内部利益集团的分裂与对抗;对抗越严重,改良的幅度就可能越大(仅仅是可能,有可能大幅度“改良”,也有可能大幅度“改恶”),反之,改良的幅度就必然越小。
  在最近一、二十年里,言及晚清史,贬低革命、抬高改良,几乎成了中文知识界的一种“政治正确”(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之说)。

  这种褒贬,非常地诡异。

  回到晚清的真实历史情境当中,无论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多么卖力地在舆论上抬高改良,他们也从来都不是改良的驱动力,从来不曾拥有过选择改良的权利。

  所有改良,究其本质,都是在谋求利益的重新分配(要么释放政策利好做大蛋糕,要么改变蛋糕的分配方式)。只有那些有能力重新分蛋糕、有欲望重新分蛋糕的个人或者集团,才有选择改良的权利,才是改良真正的驱动力。

  换言之,在晚清这样的秦制国家,所有关于改良的动静,都来自内部利益集团的分裂与对抗;对抗越严重,改良的幅度就可能越大(仅仅是可能,有可能大幅度“改良”,也有可能大幅度“改恶”),反之,改良的幅度就必然越小。

  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晚清历次改良(恶)的驱动力。

  就从中法战争说起吧。1884年底,也就是战争断断续续的第二年,两广总督张树声站了出来,要做改良的驱动力。

  他在临终之际鼓足勇气,用遗折的方式,上奏朝廷呼吁开设议院。张说,如果我们“论政于议院”,就可以做到“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国家就可以昌盛。

  张树声的这个“议院”,与当代民主政治体系下的议院不是一码事。按他奏折里的描述,这个“议院”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高层集体决策机制”,张树声想要用它来取代现存的“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高层决策模式。

  中法战争期间,出身淮军的张树声,因为清廷最高决策层、也就是慈禧个人的“和战不定”(以游移而误事、以浮议而隳功,所责备者正在于此),自身利益蒙受了重大损失。

  他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受到了伤害,所以他想要改革。但他在利益集团内部的比重很有限,所以他又只敢在临终之际,上一道遗折。

  遗折递上去,毫无反响。

  到了戊戌年,改良的驱动力,变成了光绪皇帝。

  戊戌变法的核心,仍是改革“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最高决策机制,这是是“维新”的首要目标——造铁路、办工矿企业、翻译书籍、创办报刊、训练新式海陆军这些诉求,洋务自强运动期间已然着手,并不需要启动一场新的改革来推动。

  戊戌年的动静闹得大了一些,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分裂变大了。

  光绪想要名副其实地亲政,势必就要瓜分慈禧既有的蛋糕。

  康有为和光绪,孜孜不倦搞制度局、开懋勤殿,想要由光绪帝、康党乃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组成新的最高决策团队,将朝廷六部变为执行机构,其目的正在于此。

  而当和平手段(改良)无法达成这一目的时,康党铤而走险迈向革命(此节,光绪倒并不知情),计划围园杀后。

  康党是一群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利益集团内部的分裂,他们把“维新”两个字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会。康有为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戊戌年公开鼓吹光绪英明神武,鼓吹有这样英明神武的皇帝,中国不需要兴民权开议会。

  但在戊戌年,利益集团的分裂还不够严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些地方督抚,虽然也对“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最高决策机制不满,但他们无意加入到康有为的阵营。

  地方督抚们不拒绝“维新”,但他们拒绝参加要与慈禧翻脸的“维新”——老太后的力量还很稳固,参与这种事风险太大。他们也拒绝参加由康党包办主持的“维新”——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改革之后,权力与利益更多地落入康党之手,他们也没必要参加这样的改革。

  所以,仅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和一群缺乏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戊戌年的“改革”,驱动力远远不足,无论怎么看,都没有成功的希望。

  到了庚子年,改良终于真正地加速了。

  加速的原因,是老太后的力量被削弱(脑子发热,引来八国联军攻陷了紫禁城,带着光绪皇帝一路逃至西安,个人威望一落千丈),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无视慈禧“北上勤王”的命令,与联军签订“东南互保”章程,势力得到扩张)。

  京城陷落的巨大灾难,将“慈禧与二三人独断于深宫”的最高决策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力量的此消彼长,则给了地方督抚要求变更最高决策模式的勇气。

  所以,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在他的设想里,“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议院”拥有国家政务的决策权,“政府”拥有的是执行权。他实际上是在要求用一种新的“集体决策机制”,来取代旧的“慈禧与二三人独断于深宫”。

  这和当年张树声遗折里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不同的是,时代变了,利益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也变了。

  慈禧当年可以不理会张树声的遗折,但现在,她不能不理会陶模们的主张。她的威望与力量,已远不如往昔。即便她一再抵制,到了1905年,帝国的8位总督当中,已有5位明确上奏,要求朝廷“立宪”。

  1906年,慈禧终于宣布“预备立宪”。

  当然,要老太后交出既有的蛋糕,终究不是易事。慈禧想玩日式立宪,借立宪之名,把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建立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所以,与“预备立宪”想配套的,是旨在剥夺地方督抚的财权和人事权的“丙午官制改革”。

  力量上升了的督抚们,也不是易与之辈。张之洞、袁世凯一干人等,不但集体抵制“丙午官制改革”,还嚷嚷要改革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比如变军机处为内阁总理),逼得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诏书——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等到慈禧死了,利益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再度发生变化,改良也就成了更大的政治运动。

  1910年,各省谘议局士绅组织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请愿书中,明确表达了士绅们必欲参与立法、要求政府将“立法之权利”还给“人民”的诉求,且威胁朝廷,若不满足这种诉求,则他日大变,民众惟有坐视朝廷宗社沦为废墟。

  站在这些谘议局士绅背后的,是地方督抚。他们希望效仿英式立宪(其实也并非完整的英式立宪),通过谘议局(相当于省议会)这样的机构,将自己手中的财权、兵权和人事权合法化,并通过资政院(相当于国会)这类机构,扩张自己在中央决策层的影响力。

  1909年的《钦定宪法大纲》里,各种权力“操之君上”,各种“议院不得干预”。对此,地方督抚们是不满意的,是不接受的。

  改良改到这个程度——要求爱新觉罗放弃秦制,其实已经与革命殊途同归。剩下的,只是武力推翻抑或和平妥协的区别。

  可惜的是,爱新觉罗的选择是死硬到底,他们严词拒绝了1910年的四次“速开国会请愿”。然后,就有了地方督抚们在1911年的纷纷独立,清廷土崩瓦解。

  从1884,到1911,在清廷这种秦制国家,“改良”这种事情,永远只会发生在利益集团内部出现分裂的状况之下,只有利益集团自身,才拥有“改良”或者“改恶”的选择权。

  知识分子和普通草民,只能坐观他们“改良改恶”,或者加入他们的“改良改恶”,成为一颗螺丝钉。

  或者让我换一种说法:再怎么抬高改良,改良的选择权,也不在“户口减半”的那些汉武帝时代被牺牲的草民手里;再怎么贬低革命,革命也是陈胜吴广们唯一的选择——即便选择了革命,他们也还要求助于利益集团的内部分裂,他们“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不把利益集团的内部分裂挑明挑大,他们的革命也没有希望。

  (完)

  注:蒙羽戈兄垂青,昨晚参加了他的新书《激进之踵》的交流会。上面这些,是在交流会上的一些胡思乱想。

  这里推荐一下《激进之踵》这本书,我个人相当喜欢。理由有二。一是书中对激进之革命与温和之改良的论述,跳出了既往中文知识界流行的“贬低革命推崇改良”的俗套,有许多真知灼见。二是羽戈兄在书中坦言,自己对康有为的认知,经历了“正(因教科书灌输而肯定康)-反(接触到更多史实而厌恶康)-正(重新对康怀有一种理解之同情)”这样三个阶段(括号内的注释是我依据理解所概括,非原文),而我也恰恰经历了同样的认知过程,且在七、八年前处于“反”这个阶段时,写过不少今天看来很惭愧的文章,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非常亲切。

  总之,《激进之踵》是本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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