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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秦二世不清洗官吏集团,“天下苦秦久矣”并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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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3-2019 21:57: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如果秦二世不清洗官吏集团,“天下苦秦久矣”并不是问题
  文 | 谌旭彬

  关于秦的灭亡,贾谊有一句总结,叫做“仁义不施”;《史记.陈涉世家》里,陈胜也有一句总结,叫做“天下苦秦久矣”。

  这些其实都是套话。对老百姓不好,把他们当成纯粹的资源,战时是前线送死的炮灰,平时是供薅羊毛的绵羊,这是帝制国家的常态。炮灰和绵羊急了,自然也会想要咬人,但咬人和镇压咬人也是帝制国家的常态,且相比咬人者,镇压者往往更有经验。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镇压者的经验,突然不管用了?

  “天下苦秦久矣”是常态

  先说一下“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事。

  《史记.陈涉世家》里,与“天下苦秦久矣”之说相关联,还有另一个说法,叫做“失期法皆斩”,也是陈胜说的。

  陈胜这拨人耽误了服徭役的报到期限,究竟会不会被斩首?

  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秦律里没有这种规定。根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法律问答》,“征发徭役时如不报到,处罚应该是笞打”,“征发徭役时不报到,但在一年内被捕获,只是以游荡罪再行笞打”;根据另一份秦简《徭役》,服徭役迟到三五天的,“谇”,骂一顿;迟到6天至一旬的,“赀一盾”,罚向朝廷缴纳一面盾;迟到超过十天,“赀一甲”,罚向朝廷缴纳一副战甲;逃避服徭役的,“赀二甲”,罚向朝廷缴纳两副战甲。(于敬民,《“失期,法皆斩”质疑》,《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不过,这种争议,并不影响秦律导致“天下苦秦久矣”。

  因为秦律真正的残暴之处在于“繁杂细密”,而不在具体条文的内容如何严酷。

  秦帝国所追求的的,是一种凡事“皆有法式”的治国之道,也就是《盐铁论》后来所总结的“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法适合你。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也证实了秦律的“繁杂细密”。

  按现代人的常识,只要具体条文充分考虑了事理与人情,法律细密是件好事。但对秦民而言,他们生活在一个识字率极低的专制时代,越是繁杂细密的法律,越会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动辄得咎的困境——他们无法确知法典里有些什么样的条文,无法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也无法评估官吏针对自己的执法是否真的“合法”,更无法如现代人一般寻求律师的法律援助。

  朝廷一方面致力于让所有秦民都变成文盲(商鞅设计的理想秦制,必须造就一种“民不贵学问”的社会风气)、且制定繁密的法律框住秦民日常生活的各处角落,以维持秦制的稳定;一方面又不希望官吏利用繁杂细密的法律,将秦民逼到急了咬人的地步,那会增大秦制的不稳定。所以,《商君书》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制度设计:

  凡吏民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须如实解答,并留存档案(符)。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档案(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档案(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吏民执法、守法情况的依据。

  这制度设计听起来很不错。但自己监督自己,同时做裁判员和运动员,其结果如何,是毋庸赘言的。

  正是因为繁杂细密的秦律,将不识字(无法自救)、原子化(无法他救)的秦民推入了“动辄触法”的困境之中,才有了刘邦入咸阳时与父老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当然,待到天下底定,为了秦制稳定,“三章”是必须抛弃的,取而代之的是萧何采择秦法“作律九章”。)

  所以,陈胜说“失期法皆斩”,或许确无秦律条文可以对应,但他说“天下苦秦久矣”,刘邦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那都是事实。

  但仅仅是“天下苦秦久矣”,并不会必然导致秦帝国的覆灭。

  “久矣”二字已经点明这种“苦”,乃是一种存在了许多年的常态——自商鞅时代开始,秦民即已深受“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治国理念之害,被捆绑于耕战的马车,挣扎于贫困线上下。至秦二世即位,“天下(秦民)苦秦久矣”的状态,已持续了百年有余。

  如果不是出现了另外两个致命的变量,秦帝国的伟业,必将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轨道上,继续稳定运作、乃至发展壮大。

  第一个变量:官吏苦秦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登基。

  他引入了第一个变量:内部利益集团的分裂。

  胡亥上台后,施政重点放在了两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是担忧“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担心天下人(主要是指六国之地的新秦民)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

  所以,刚刚登基,胡亥就带着李斯“东行郡县”,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向六国之地的新秦民挥拳头、亮肌肉。结果自然是没什么用,本文后面还会再说到。

  第二件事是担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担心朝中大臣与地方官员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

  这与胡亥年轻、得位不正、在军队与官场都没有亲信力量,有直接关系。按赵高的说法,“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始皇帝时代的那些大臣,富贵世代相传,权势盘根错节——比如李斯,史载其家族中,“长男(李)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些人自不可能如敬畏始皇帝那般敬畏胡亥,甚至还有可能与胡亥的其他兄弟(诸公子)勾结,对胡亥的地位构成挑战。

  怎么办?赵高给胡亥出的主意是:“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对地方官员(郡县守尉)实施大清洗;“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对朝中大臣和皇族子嗣进行大屠杀,全换成胡亥的亲信。

  于是,“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如此做的后果,是在秦帝国的官僚体系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正所谓:“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敢提意见就会被定成诽谤之罪,人人只求取悦胡亥保住俸禄;“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官吏人人自危,草民穷困潦倒。

  胡亥的官场大清洗,也不是没有遭遇阻力。作为始皇帝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斯就很不满胡亥的做法。“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之际,李斯多次进谏抗议,反被二世责备:帝王富有天下,我想“长享天下而无害”,我希望天天纵欲享乐还不会亡国,“为之奈何?”你来想办法,让我实现这个愿望。同时,二世还以李由(李斯长子)抵御陈胜义军不力为由,威胁要整垮李斯家族(诮让斯居三公位)。

  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李斯只好拿出法家在秦制研究方面的看家本领,迎合二世的想法,献上那篇著名的《行督责术》。

  所谓“督责术”,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如何完全控制臣属,让他们为帝王做牛做马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敢有半句怨言(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的权术。具体的做法,主要是两条:(1)“深督轻罪”——有一点过错就往死了整;(2)摒弃“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烈士死节之行”,官僚体系只用坏人、不用好人。

  史载,二世读了《行督责术》后很高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杀人众者为忠臣。”——对官僚系统的整顿更加严酷了,盘剥手段厉害的、杀人多的,才是朝廷眼里的好官,路上到处是受刑之人,市中被杀者堆积成山。当然,二世也没有忘记将李斯腰斩,灭其三族。(以上资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

  毕竟,李斯不除,所谓的“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的目标,就算不得真正完成。

  秦帝国奉行“以吏治国”,官吏集团是它的统治基础。二世从中央到地方对官吏集团的这场大清洗,相当于破坏了“利益共同体”,严重地动摇了秦帝国的根基。

  所以,在中央,大清洗之后,二世选择遇事与赵高独断,“公卿希得朝见”,朝臣沦为虚设;在地方郡县,陈胜起事,先是“薛地降楚”,“陈守令皆不在”,后又有会稽守殷通找来项梁商议响应起兵,发出“天亡秦之时”之语;武臣北伐,范阳令开城投降,赵地“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在最基层,刘邦起事,其核心团队也有许多人是沛县当地之“吏”。

  不过,如果没有第二个变量的存在,二世应该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赵高所说的——“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自上而下重新构筑一个亲胡亥的新官吏集团。

  第二个变量:六国“新秦民”

  其实,胡亥是知道第二个变量的存在的。

  如前文所说,登基的第一年,因为担忧“黔首未集附”,担心天下人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胡亥就带着李斯,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东行郡县”——显然,他想要威慑的对象,主要是原六国之地的新秦民。更具体说来,是想要威慑原六国之“豪杰”。

  这些“新秦民”,和荀子约三、四十年前所见过的那些“老秦民”,是不同的。

  据荀子的描述,“老秦民”的基本特征是:

  “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

  很愚昧,害怕官府,相当顺从。

  这是逾半个世纪驯化的结果(自商鞅变法至荀子入秦,约相差80年)。

  但“新秦民”不是这样子。他们被纳入秦制的时日尚浅,他们见过昔日的美好时光,体验过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记忆还没有被完全消除。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6年,陷燕都;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秦只用了短短9年时间,就消灭了六国。

  这是令人惊叹的速度。但这种速度,也使得始皇帝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将施加在旧秦地旧秦民身上的、以贫民弱民原子化所有民众为宗旨的那套驭民体系,全面移植到新秦地新秦民身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摧毁新秦地上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进而使所有民众以原子化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六国之地造就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所以,当陈胜于公元前209年,也就是楚国灭亡后的第14个年头,于楚地起事时,他得到了诸多昔日“豪杰”的响应。其中就包括了春申君门下的游侠周文、信陵君门下的游侠张耳等人。从《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里,不难看出张耳这样的人物,尽管在入秦之后,已经失去了效仿信陵君广纳门客的现实条件,甚至落魄到做“里监门”而被“里吏”鞭笞的地步,但他并不是一个原子化的存在,以兄事张耳的陈馀自称“尝游赵,知其豪桀及地形”,即是这些人社会活动能量犹在的明证。

  刘邦起事前的经历,也显示了旧秦地的驭民体系,尚未能够在新秦地完全铺开。刘邦年轻时做游侠,曾是张耳的门客。公元前225年,秦军水灌大梁城,灭了魏国,门主张耳成为秦的通缉犯,不得不出逃他乡。门客刘邦也只能结束游侠生活,返回故里。次年,秦军攻楚,尽收淮北之地,刘邦从楚人变成了秦民,但他早年作为游侠所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能量,却并未因此而消散。体制内,可以得到萧何、曹参这些沛县之吏的维护;体制外,则有樊哙这样的爪牙(史载“与高祖俱隐”)。其与“善沛令,避仇从之客”(显然亦非平民)的吕公结姻的过程,也是典型的游侠的行为模式(名义上以万钱作为贺礼,实则不带一钱)。

  刘邦至咸阳见始皇帝而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于会稽见始皇帝而豪言“彼可取而代也”。“新秦民”中非原子化、有社会活动能量的六国旧贵族与豪杰游侠们的这种心态,远不是一场东巡可以消灭的。始皇帝不能,二世胡亥自然更不能了。

  简言之,当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10年登基,他所面临的现实是:

  秦已消灭六国,但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六国残余的贵族、士人(包括游侠和文士,文士群体中有鲁地之儒持孔氏礼器投奔陈胜可为代表)和宗族势力,尚未将它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

  而“天下苦秦久矣”是自商鞅时代开始,已延续了130余年的一种常态。

  这个时候,二世因为得位不正,开始清洗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吏集团。

  于是,亡国,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最后,再重复一下笔者的总结:

  中国帝制王朝真正的亡国原因,无非三条:(1)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2)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3)底层存在非原子化状态、有组织的力量。

  秦亡于后两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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