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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蕃:不扫一屋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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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8-2009 09:52:3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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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启风 | 评论(0) | 标签:历史, 东汉, 陈蕃, 正义

少年陈蕃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15岁时,他曾独处一院,发奋读书。一天,他父亲的老朋友薛勤到陈家串门,看见陈蕃院子里面脏乱不堪,就问道:“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慨然应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与通常所传版本不同,范晔《后汉书》中并没有提及客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的反问,而是说薛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对少年陈蕃颇为赞赏。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话在《世说新语》和《资治通鉴》等书中同样也无迹可寻,因此上述言辞很可能系出后人杜撰。这一杜撰不要紧,教育孩子从小事做起的目的达到了,可陈蕃那“不扫一屋扫天下” 的壮举却也为世人所忽略。

一身都是胆

东汉自第三任元首章帝以后,小皇帝就一位接着一位,即位时年龄最小的殇帝才出生3个月,最大的桓帝也不过15岁。小皇帝登基,照例由姥爷或者舅舅出来代理朝政;等小皇帝懂事了,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傀儡时,就开始利用身边的奴才去打击母族,让宦官取代外戚,执掌大权。东汉皇帝又往往短命,这样一来,继承皇位的将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毛头,历史从而不断重演,造成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的恶性循环。

延熹二年(159年),汉桓帝依靠宦官势力,一举铲除了梁冀的外戚集团,宦官就此得势,东汉朝政也随之日趋黑暗。吕思勉先生在其所著通史中说,“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对于争斗的双方,相较之下,显然士大夫们更为清正贤明;但事实上,我们很难简单地用正义与非正义来划分阵营。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好在本文的重点并不在此,我们只不过是要从双方的争斗中看一看陈蕃的表现。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东汉名臣,年轻时初入仕途,就以与众不同的表现为世人所惊异。他在乐安当太守的时候,遇到了后来与他关联一生的李膺,这个人以刚直著称,当时正要到他所在的青州做刺史,负责监察官员。州里那些个平日里鱼肉百姓的官员闻讯后,都弃官逃命。结果唯有陈蕃自信清廉,静待李膺就任,正是---不做亏心事,不怕李膺来。事实上,陈蕃这一辈子,可能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怕。刘皇叔曾称赞赵子龙“一身都是胆”,我看这话放在陈蕃身上也完全适用。

东汉顺、桓二帝时,大将军梁冀权倾朝野,飞扬跋扈。梁冀曾托陈蕃帮他办事。作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能有机会巴结到当朝权臣,在常人正是求之不得,可陈蕃不是“常人”,为梁冀送信的使者愣是被他拒之门外!最后逼得使者不行,只得假称大将军到来,要求面见陈蕃,后者震怒之下,竟将使者鞭笞致死。陈蕃因此开罪梁冀,被贬为修武县令。

陈蕃不只敢驳大将军的面子,对皇帝更是敢于犯颜直谏,和魏征相比,也绝不逊色。然而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连给唐太宗提鞋都不配的汉桓帝。任尚书时,他针对朝廷在民变发生时,“诏下州郡,一切皆得举孝廉、茂才”的政策,提出对官员应“择善而授之,简恶而去之”,才能抚平民怨。因而得罪朝中官员,被外放为豫章太守。此后他回朝任大鸿胪,又因为直谏的白马令李云说情,而被免官。再后,陈蕃又得任光禄勋,仍旧敢于直谏,无所畏惧。陈蕃以其正直不阿,数次沉浮,赢得了“不畏强御陈仲举”的美名,在士大夫中树立起崇高威信。

士人楷模

在士大夫眼中,外戚和宦官都是祸国元凶,而后者尤其可恶。自桓帝清除外戚实力,重用宦官后,士大夫的斗争矛头便指向了专权的宦官。在此有一点可能需要说明,宦官并不等同于太监,有官职的太监,才被称之为“宦官”(太监出任官职时,要在官名前加一“中”字,以示区别)。因此士大夫们说“铲除宦官”,反对的其实是太监任职参政。

延熹八年(165年),陈蕃出任太尉。此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宦官利用皇权这根“魔棒”,诬陷排挤朝中的正直大臣、惩治地方上的正义官吏。在此值得说明的是,说他们“正直”也好、“正义”也罢,都不过是士大夫自己的看法而已。那些地方上抱着忠良之心的太守们,在“打击宦官”的名义下,行事也多有失当。柏杨先生曾对此列举道,“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 ○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

即便士大夫们有共同信守的准则,有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在一些士大夫触怒宦官,以致下狱待死的时候,更多的大臣也还是出于对宦官权势的畏惧,选择了沉默。陈蕃则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的忠君原则,独自一人上书死谏。

这是陈蕃与宦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结果陈蕃失利,没能保住一些专与宦官作对的士大夫。而宦官们虽然由此憎恨陈蕃,但顾及到陈蕃名望过大,对他也是“不敢加害”。梁子已然结下,宦官们不会善罢甘休,陈蕃们更决意奋战到底,那么新的冲突也就必不可免。

很快,到了延熹九年(166年),一场政治风暴就席卷而来,将士大夫与宦官的争斗推上了高潮。河内方士张成纵子杀人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这个张成与宦官交往素来密切,且曾为桓帝算卦,颇为灵验。据说张成推算出朝廷将举行大赦(他应是从宦官处获悉了这一消息),于是唆使儿子行凶杀人。张成之子被河南尹李膺逮捕后不久,朝廷果然就颁布了大赦令。李膺当初既能把一州的官员吓得落荒而逃,那“刚直”可是吹出来的?这会儿哪里还管什么大赦不大赦,一声令下,让凶手人头落了地,大快人心。但客观地讲,李膺的做法确实是无视法纪,一意孤行,士大夫这样“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柏杨《中国人史纲》),虽是伸张正义,却也有违公理。

李膺的意气之举,为宦官扳倒士大夫集团提供了机会,后者指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桓帝,说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结成党羽,以“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见书大怒,下令布告天下,逮捕李膺“同谋”,无论是朝中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凡是牵连上的,一律称之为“党人”。

岂料诏令送达太尉陈蕃手中,竟然被拒绝签署、执行。陈蕃认为,李膺等名士都是“忧国忠公之臣”,怎能在还未定罪的情形下便抓捕他们?桓帝愈发愤怒,索性不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直接将李膺关进了黄门北寺狱(宦官所设私狱)。此案牵连到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名士200多人,是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陈蕃见桓帝大举抓捕党人,再次表现出非凡的胆量,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力谏桓帝,以营救“党人”。他在上书中说,前代明君都能知人善任,只有君臣一体,才能使国家兴盛。现在李膺等人“正身无玷,死心社稷”,却“以忠忤旨”,以至获罪入狱,将使天下人都不再敢言,那甚至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无异。这一次,陈蕃不仅得罪了宦官,更激怒了皇帝,被桓帝安了一个“辟召非其人”的罪名,免职回家去了。

牢里的李膺也不是书呆子,没有坐以待毙,积极“自救”。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意胡乱供出一些宦官子弟,说他们同为党人。宦官们惧怕之下,对桓帝说 “天时宜赦”,再加上窦武(皇后之父)等为党人上书说情,终使桓帝下诏大赦,党人这才得以获释。党人们平时视大赦令为儿戏,没想到这一次还是要靠大赦才得以重获自由。

此后,名士们可以说是正式结党,他们被根据德行排以座次,依此称之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和“八厨”,陈蕃与窦武、刘淑并称为“三君”,因为他们可以为“一世之所宗”,是天下人学习的榜样。李膺则为“八俊”之首,落在了昔日下属陈蕃之后;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汉末风云人物刘表也是“八俊”之一。

重整朝纲

说来也巧,永康元年(167年)的夏天汉桓帝开释党人,到冬天便死了。次年,窦武迎立章帝玄孙刘宏即位,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主政。当初桓帝本是打算立宠妃田贵人为后,在陈蕃的一再坚持下,窦氏才最终成为皇后。一方面,陈蕃“忠清直亮”,在朝在野都深孚众望;另一方面也是因其早有恩于窦家,所以在窦太后掌权后,陈蕃立刻被任命为太傅、录尚书事,与大将军窦武一同执掌朝政。

窦太后可能觉得只让陈蕃做大官,还不足感激他的恩情,接着又封他为高阳乡侯。难能可贵的是,陈蕃并不居功自傲,他认为自己还不配享受这封侯的殊荣,于是效仿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的古风,上书辞谢。窦太后既然要报答陈蕃,自然不准,可后者一连上书十次,就是不肯受封。太后没办法,也只得依了陈蕃。

在陈蕃再被重用的同时,李膺、杜密等党人也被重新起用。史书上说,此时“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大家把拯救东汉王朝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陈蕃诸人身上。

当时宦官势力仍然强大,他们不仅自己干预朝政,还纵容亲属在民间为非作歹,有良知的士大夫们对此痛心疾首。前两次与宦官对阵,陈蕃都未能取胜,现在他已年过古稀,时日无多,如果还不能将宦官一党扫除出朝,那就只有抱憾而终,赍志而没了!所以,这是陈蕃最后一次机会,他必须抓住,必须抓住!所以他要联合外戚窦武,实现夙愿,百折不回!

于是陈蕃私下里和窦武交换意见,说:“曹节、王甫这些人从先帝时就操控权,搞的天下大乱。如果现在不趁早诛杀他们,以后事情可就难办了。”陈蕃在看到窦武点头赞同后,高兴地用手一撑席子,猛然站了起来 ---“扫除天下”的宏愿终于有望实现了,我陈蕃这就要为天下人锄奸!

事隔不久,恰巧赶上日食,两人借此上书太后,要求诛杀宦官曹节等人,以应天象。但由于中常侍曹节、王甫和灵帝乳母赵娆勾结,先行一步,用谄媚的手段,及时取得了窦太后信任,同时太后也认为自元帝时就有宦官参政,本是常事,所以陈、窦几次建议诛杀曹节等人,都未被太后采纳,只是处死了平常为恶的宦官管霸、苏康。按理说,杀了这两人,第一次“党锢之祸”的仇,士大夫也算是报了,也该及时收手了,可他们不行,偏要“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宦官为求自保,也就只能孤注一掷,绝地反击了。

最后一搏

这个时候,老天又现异象----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精通天文的刘瑜见状大惊,一面上书窦太后,说“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请太后“急防之”;一面又赶忙致书陈蕃、窦武,因“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催促他们“速断大计”。陈、窦二人见请太后诛杀曹节等人已成万难,当即决定放手一搏,自行清除宦官。接下来,他们发布一些列人事任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变;与此同时,对宦官集团的打击业已展开 ,长乐尚书郑飒被收押入狱。

可就在这个当口,士大夫集团对铲除宦官的方案竟然产生分歧:陈蕃认为,对于宦官及其党羽,可直接“收杀”,不必审讯;窦武则主张通过审讯郑飒,使其指证宦官罪行,名正言顺地诛灭宦官一党。陈蕃的策略无疑更合乎形势,虽有蔑视法纪之嫌,但在那非常之时快刀斩乱麻,却可使主动权掌握在士大夫之手,尽早取得事变的成功(因士大夫本身就是“清明”“正义”的象征,所以即便如此,也很容易被舆论所认可)。但是陈蕃终究要听从于大将军窦武,结果真的是夜长梦多。

窦武实在不是做大事的人,以郑飒口供,参奏宦官的上书,那么重要,那么机密的东西,竟然被他随手放在了办公桌上!建宁元年(168年)九月初七,当他出宫回家,过双休日(轮休)的时候,这封上书被宦官轻易偷到,从而获知了士大夫们的计划。生死攸关之际,宦官们迅速团结在一起,歃血为盟,当即决定发动宫廷政变。宦官们哄骗灵帝,让其持剑开路,作他们的挡箭牌,然后关闭宫门,胁迫尚书起草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格杀亲士大夫的宦官数人;同时挟持太后,夺得玉玺,矫诏逮捕窦武等人。窦武知诏书有假,拒不奉诏,率兵反抗。因为他的一误再误,使宦官抢得先机,给士大夫集团以沉重一击。

陈蕃这个老斗士,当时已年界八旬,闻知有变后,非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二话不说,当即率领属下官员和太学生80余人,持枪执棒,冲进宫门(可能是打算“劫持”皇帝,以稳定局势),同时振臂高呼:“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 不巧,宦官王甫正率军来到,听闻陈蕃言语,大声反驳,斥责窦武不道,陈蕃助纣为虐。最终寡不敌众,陈蕃被俘,关入黄门北寺狱。负责看守的宦官用脚踢着陈蕃,骂道:“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当天陈蕃即被杀害。不久,窦武也兵败自杀。

窦武的宗亲、姻亲和宾客被尽数诛杀;窦太后被软禁南宫;窦武的家属被流放日南(今属越南)许多大臣被牵连治罪;陈蕃、窦武所举荐的人,以及他们的门生故吏,也全部被免官禁锢。围绕陈窦冤案,此后又掀起第二次“党锢之祸”。

陈蕃平时不怎么爱交际,“性方峻,不接宾客,士民亦畏其高”,所以朋友肯定不多。可这样的人,没有朋友则已,有的话,八成就是可以托妻献子的刎颈之交,朱震就是其中之一。陈蕃遇难后,其好友朱震,不仅偷偷将尸身收敛安葬,还为陈蕃之子陈逸提供了藏身之处。不料这事被人告发,致使朱震全家身陷囹圄。朱震在狱中饱受酷刑拷打,但始终不肯吐露陈逸行踪,这才使陈逸得以脱险。窦武同样的幸运在于他有一位好员工。他自杀后,属下胡腾因为其收尸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当时只有两岁,被胡腾冒认为儿子,藏匿在零陵,也得以幸免于难。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去世,董卓废少帝,改立献帝,同时派人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东汉政府才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盖棺定论

陈蕃对人才的尊重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到豫章(今江西南昌)赴任时,一到地方,就打听名士徐稚(字孺子)的住所,想前去拜访。主簿禀告他说:“大家都希望您先到府衙歇息。”陈蕃认为根本没有那个 必要,说:“当年武王伐纣成功后,立刻便去亲访贤人,我现在要学习古人礼贤下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徐稚才华横溢,淡泊名利,朝廷多次征召,都被他回绝,人称“南州高士”。陈蕃平时从不接待宾客,但却特意在家中为徐稚准备了一张卧榻,徐稚来访时便打开,两人坐下来高谈阔论;徐稚告辞后就悬挂起来,别人是不能坐的。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说的就是这个典故。陈蕃竭诚礼贤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

所谓“人无完人”,陈蕃做过的某些事情也很值得商榷。乐安郡中有个叫赵宣的人,父母死后二十多年,他都住在未封闭的墓道中守孝,在附近十里八乡很有些名气。时任太守的陈蕃自然要去看望一下,可询问后方才知道,赵宣还有五个儿子,而且全是在他服丧期间所生。陈蕃大怒,以“诳时惑觽,诬污鬼神”的名义,将赵宣治罪。赵宣沽名钓誉固然不对,但他也并没有违法乱纪。陈蕃以儒家道德代替法律、惩治赵宣的做法,显然不应提倡。不过,汉朝政府一贯标榜“以孝治天下”,对违背儒家孝道者的施以刑罚,的确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陈蕃的院落最终究竟扫,还是没扫,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但1800年来,他“扫除天下”的壮举却是明载史册。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已然是大厦将倾,风雨飘摇。陈蕃虽身处危局,但仍竭尽所能,希望能够力挽狂澜。在地方,他勤政爱民,政绩斐然;在中央,他直言敢谏,勇斗奸邪,置生死于度外,正所谓“志宁社稷,方直不回”,无愧于《世说新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评语。陈蕃以其壮烈的一生,为历史谱写下华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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