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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民国记者怎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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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15-2009 16:17: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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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民国之2

    我曾将当今记者比作妓女,媒体比作妓院,CCAV尤其实至名归。自己做记者的时候,也自嘲为“京城名妓”、“一代名妓”。后来觉得此比喻甚为不妥,把记者 比作妓女,着实玷污了妓女。

    妓女者,或为生活所困,或为贪图享受,去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卖一卖又何妨?而记者呢,占有公共资源,然后又出卖公共资源以谋取私利,实 乃禽兽不如。

    妓女拿顾客当上帝,用服务让顾客身体愉悦放松;记者拿受众当白痴,用无耻的虚假报道,给受众添堵。双方职业道德的差距,显而易见。

    出卖肉体的妓女,远比出卖灵魂的记者(以及其他政客),要高尚得多。所以,广大妓女群众坚决拒绝与记者政客为伍。

    记者有出卖灵魂的传统。同时,也有一些记者,坚守道德底线,守望理想,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民国时期,就有许多这样的媒体人。其他时期有没有 这样的媒体人,我不大清楚。

    且看历史记载下的光荣与梦想:



1,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收买

    梁启超不但是维新运动先驱、大思想家、大学者,也是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先后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1915年,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章,并令各地政 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一旦发现反袁报纸与书刊,立即没收。梁启超对袁氏淫威不屑一顾,写下明确反对袁氏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袁氏得知后,马上派人 带着20万大洋找到梁启超,要求他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袁总统采用收买而非高压 手段,令我对他产生极大好感),如果不发,立即送上20万,以后还可以再加。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的利诱,文章如期在上海《大中华》月刊 发表,《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甚至有人评价说:“梁启超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2,北京各界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

  1922年10月,北京各界发起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公推蔡元培等 十一人为代表。《晨报》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向他们提供舆论阵地,先是发表他们的请愿书,严正指出:“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被《治安警察条例》与《出 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不久,北京新闻界成立“言 论 自 由期成会”,《晨报》又发表其会章,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会以向国会情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 论自 由条例,实现言 论 自 由为宗旨”。
  到了1925年,争取言 论 自 由运动再次风起云涌。北京新闻界要求段祺瑞政 府撤销刚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因为该条例“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容”。 上海新闻界则联合上书,要求北京政府废止《出版法》等法令,指斥袁世凯“擅自公布《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中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 经合法国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继京沪之后,各地新闻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与社 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臭名昭著的《出版法》终于在新闻界长期的抗争下寿终正寝。

3,邵飘萍:让政府听命于民意

  邵飘萍素有“新闻救国”之志。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 报》,因撰文讥讽袁世凯,三年内三次被捕。1918年10月,创办《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他明确提出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为激励报社同人,他取明代义士杨椒山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意,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馆内。但他将 “妙”字改为“辣”,其意十分明 确,即《京报》要突出“辛辣”的特色。
  邵飘萍对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集团毫无好感,极尽讽刺挖 苦之能事。1921年元旦,《京报》特刊刊出奉系军阀头目照片,并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 昌”等。1925年底,《京报》又推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张作霖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
  为了使邵飘萍和《京报》能为己所用,张作霖先是汇款30 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义正词严地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恼怒的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 萍。
  1926年4月,“狗肉将军”张宗昌率军入京,诱捕了 避居在苏联使馆的邵飘萍,并查封《京报》。消息传开后,北京各界立即组织营救,但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各方奔走均告无效。一代报人邵飘萍遂从容赴死,年仅 40岁。



4,林白水: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

  林白水自1916年起,先后在京沪创办《公言报》、《平和日 报》、《新社会日报》,宣称要“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他在《新社会日报》上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导致报纸于翌年被查 封,他本人入狱三个月。出狱后,他将《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再遭封闭,他又一次入狱。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6年4月,奉军入京。林白水斥道:“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庐 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不久,他又评论说:“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 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做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
  政客潘与奉系军阀早有渊源,曾任张宗昌督署总参议,诡计多端,被称之 张宗昌的“智囊”。 林白水对之极为蔑视,在许多场合对他大加讽刺。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把这个“智囊”称之为“肾囊”,并揭露潘复与张宗 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
  潘复当晚看到这篇文章,气得七窍生烟,先是给林白水打 电话,要他在报纸上更正并请罪,林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而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拿着报纸在张宗昌面前哭诉,要求立刻捕杀林白水。
  张宗昌1925年督鲁时就在青岛杀害了 《公民报》记者胡信之,他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他对林白水早 就心怀不满,因为林曾讽刺他为鱼肉百姓的“狗肉将军”、遇上敌人就跑的“长腿将军”。这次,他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第二天,张宗昌命令北京宪兵司令逮捕林白水,未经审 讯,就以“通敌有证”的罪名,将林白水杀害于北京天桥。此时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 时人悲叹为“萍水相逢百日间”。两位著名报人皆因不肯向强权低头而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悲怆的一幕。




5,史量才:报纸是民众喉舌

  史量才1912年接手上海《申报》,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 住脚。”在遭暗算前,他还说起他的办报原则,“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在他的引领下,《申报》以“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 众痛苦”为己任,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巨的报纸之一。
  1932年,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送《申报》。史量才被迫 接手国民党提出的前两个条件,一是《申报》必须改变态度,而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但他断然拒绝了“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社指导”的条件,宁 愿停刊,也不让那些党棍来干涉自己的办报自由。蒋介石毕竟对《申报》的影响有所顾忌,三十五天的禁邮后,他终于同意解禁。
  蒋介石一直希望拉拢《申报》,为己所用。他曾找史量才谈话,威胁说: “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代报 业巨子为自己的办报理想献出了生命。




6,邹韬奋:头可杀,言论 自 由不屈服

  邹韬奋一生办过六刊一报,十四年中一次入狱,三度逃亡,为言 论 自 由奋斗了一生。他说:“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 我的言论 自 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
  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身为执行委员 之一的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多方传闻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将被查封,邹韬奋被迫出国暂避。
  年底,国民党政 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等罪名封杀《生活》。 最后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表示“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和读者在实际方面“共谋中华民族的 独立与解放”。周刊同人也发表《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 意识上的联系。”
  1938年,针对国民党政 府制定的一系列扼杀言 论 自 由的法律与条例,如《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邹韬奋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文章。生活书店和其它书局发表宣言,要求 取消一切压制言论 自 由的法令。最终,各界人士的抗议汇成“拒检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独 裁政 府的书报审查制度。




7,王芸生:有独立人格才能说真话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大公报》,以“永为中国公民 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为理想,定下“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原则。张季鸾自称“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 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作为一份不依附于任何势力集团的民间报纸,《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而且不允许国 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录用新人也必须无党无派。
  1929年,应张季鸾之邀,王芸生加盟《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王芸生于1945年 12月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说:
  中国历史上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来讲, 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 也一样高居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不见百姓起,人 民永远做被宰制者。
  张季鸾与王芸生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文人论政的典型,在 两党的对垒中,他们以中立的态度发表独立客观的言论。《大公报》曾揭露孔氏在香港沦陷之际抢运洋狗的丑闻、批评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抗议查封《新民 报》等,也曾发表《质中共》、《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等。正如王芸生所言:“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我才 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8,成舍我:对抗行政院长能胜利

  “世界”报系创办人成舍我,一向嫉恶如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以大 量篇幅在《世界日报》上刊登了有关惨案的新闻和照片,并发表署名“舍我”的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在谴责军阀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提出段祺 瑞政 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三项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
  1928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 5月,《民生报》记者采访到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某贪污渎职的劣迹。当时汪担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权势很大,彭又是是成夫人的亲戚,因此 有些亲友劝成舍我不要刊登相关报道。但他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还是义无反顾地在报上公开揭露。汪精卫大怒,让彭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报》损 害名誉。开庭之日成亲自出庭答辩,慷慨陈词,终于迫使对方撤诉。但汪精卫怀恨在心,借故将成舍我逮捕并关押了40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
  成舍我出狱后,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记者总是失 败的,不如与汪院长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定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列举的“四大理由”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的主张,保持 自己的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结果,《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被禁止在南京用其 他名义办报,并不得以本名或笔名发表批评政 府的文字。
  次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它仍坚持“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 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 主,严惩贪污”的宣传宗旨,销量超过二十万份,打破了中国自有日报以来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9,陈铭德: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陈铭德于1929年9月在南京创办《新民报》,经他和夫人邓季惺 惨淡经营,终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1946年5月,《新民报晚刊》在上海创刊,陈邓夫妇通过发刊词表达了自己的办报理念:“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当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 刊词中说:
  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 主自由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应大多数人人群的意见和要求, 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尽快结束。……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为出发点,以主观之良 心判断,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
  1947年5月,《新民报》晚刊被查封,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 颠覆政 府”。陈铭德委曲求全,在接受当局条件后,报纸才得以复刊。
  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作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 定。停刊令一出,各界哗然。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予以声援。曹聚仁等24位各界知名人士在《大公报》发表《反对政府 维宪摧残新 闻 自 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陈铭德夫妇也请章士钊等六位名律师代撰万言“诉愿书”。所有抗争都归于无效,《新民报》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落幕。



10,彭子冈先讽宋美龄,后做“右派”

  彭子冈1938年进入《大公报》,其后的十多年里,发表了大量鲜活生动、有棱有角的通 讯,与《新民报》的女记者浦熙修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记者。
  1943年3月7日,彭子冈《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重 庆的低喟》,毫不客气地讥讽宋美龄在美国的言论。
  同年,在一次推进“节约储金运动”的记者会上,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说: “今天讲节约储金,所以准备的茶点也很节约,只是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各位说明,这种维他饼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做成的。……各位吃了维他饼, 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
  他的话还没说完,彭子冈当场就向他发难:“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 战,后方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豆面有菜色,惟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 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
  一番话问得孔祥熙瞠目结舌,只得“哈哈”两声,匆匆宣布散会。
  1957年,彭子冈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 月发30元生活费。文革期间,她和丈夫徐盈一起,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从事重体力劳动。1979年,她获得平反。不久,她突患脑血栓,从此半身瘫痪,在 轮椅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8年。




11,恽逸群反对新闻检查制度

  恽逸群1935年进入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的《立报》,不久,就与其 他七十名记者联名发出《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 论 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剥夺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提出两点主张:
  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
  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 不受检查!
  1936年,恽逸群应邹韬奋之邀,到香港协助创办《生活日报》和《生 活星期刊》,继续抨击新闻检查制度,呼吁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争取言论 自 由。在《真实消息与报纸》一文中,他说:
  在严密的检查下,报纸不敢讲话,不敢记载真实的新闻,纸面上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人民肃然迫切地有看报的需要,可是报纸不能供给他们以 要看的东西,这种报纸又有谁要看呢?
  1945年抗战胜利后,恽逸群去华中解放区,先后出任新华社华中分社 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等职,成为中共新闻系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新闻学讲话》成为那一时期共产 党指导新闻工作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在书中对资产阶级新 闻 自 由的否定,对“新闻政治性”的提倡,都完全符合党的要求。当年为言 论 自 由大声疾呼的他,完全转变为新闻工具论、阶级论与喉舌论者,为共产 党新闻观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后,恽逸群历任《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 大学新闻系主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要职。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1955年因“潘扬案件”被捕入狱,蒙冤20余载。 1965年到苏北阜宁中学任图书管理员。1978年8月由中央组织部安排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1978年12月在南京病逝。1982年恢复党 籍,1984年4月获得平反。

12,陈翰伯任意诋毁国民党,最后坐飞机礼送出境
    当国共双方签下“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即将圆满结束之时,山城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轿车,在撞伤路边的国军士兵后,继续往 前开,带队的班长一怒之下,端起步枪,就扣动了扳机。
    李少石的突然遇难,中共方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政治暗杀。当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十分悲切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 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
    在宣传基调上,《新民报》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总编辑陈翰伯接到记者发回的新闻稿,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就写下这样一行谴责性的标题: “墨迹未干,特务行凶”,比《新华日报》的标题《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更有力。
    这位陈副总编辑,真实身份其实是地下党。战斗在白色恐怖中,他并不怎么隐蔽自己。抗战期间,他在孔祥熙主办的《时事新报》当主任,有记者写了篇延安归来的 反共新闻稿,他只把写风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给发表了,“精华”部分则全部删掉。还有一次,他和《大公报》、《扫荡报》的记者一起去鄂西前线,由国民党中央通 讯社湖北分社一位徐主任出面接待。虽然,陈翰伯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个徐主任实际上是来监视他们的,但这句话是不是也算任意诋毁?俺不敢确定,俺只看到他在 前线采访时,一时兴起,高唱国际歌,丝毫不怕同行去告密,也丝毫不怕身边的国军士兵把他当场逮捕。
    由于陈翰伯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与国民党唱反调,《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生怕他再惹祸,连累到报馆生存,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重庆至上海的飞机票,将他礼送出 境了。(http://news.ifeng.com/history/zl/xz/wangyong/200906/0624_5762_1217247.shtml)

13,龚记者手持双枪,喝退国军名将
    张发奎、薛岳,一个是北伐时期的“铁军”军长,一个是八年抗战的第九战区司令官,要枪有枪,要兵有兵,想摆平几个文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不过,民国时 代,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居然也有把这两位三星上将都震住的记者。
    这位记者,就是龚德柏。
    龚德柏,湖南人,号称“龚大炮”,凡是看不惯的,他都要骂一顿才解气。要骂人,就得办报纸,有一块舆论阵地。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骂自己想骂的人。于是, 192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日报、《世界日报》、《申报》从事新闻工作,以泼辣的作风针刺时弊、鞭挞权贵。对此,他曾不 无得意地评价自己:“胆大狂妄四个字,生是我的美评,死是我的嘉谥。”
    当年,龚德柏打小报告,说史量才拿日元,又鞭尸邵飘萍,说他拿卢布,还只是小菜一碟,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他主办《救国日报》,更是口无遮拦,以公开表示不 怕上雨花台的胆量,架起大炮,您意抨击国民党最高当局,甚至拿下三滥的事情去调戏孙科,这就是本文要讲的故事:两员战将,搞不定一个龚德柏。
    1948年,民国选总统,龚德柏作为湖南人,力捧程潜,猛轰行政院长孙科,指名道姓地说他贪污、行贿。刚开始,孙科还沉得住气,作为中山先生的长子,这点 风度还是有的,反倒是龚德柏沉不住气了,连轰几炮后,见对手没动静,便玩起最毒的一招,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捏造事实,揭发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招待外宾,被 孙中山拳打脚踢。
    这封信一经曝光,果然激怒了孙科和广东代表团,张发奎、薛岳拍案而起: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说着,挽起袖子,亲率60多名国大代表,分乘两辆红 色交通车,直扑《救国日报》,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而报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一时间椅子、棍子、墨水、浆糊、排字盘满天飞。其中,有一个名 叫王德全的国大代表,一拳打到玻璃上,弄得自己鲜血直流。
    擒贼先擒王,征战一生的高级将领,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张发奎、薛岳正想冲上楼,打进总编室,活捉龚德柏,却不料迎面遇上两把双枪,只得乖乖止步。原来,龚 德柏早已拔出平时护身用的家伙,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之一拚。于是,铁军名将和抗日名将 只好跟妇人似的隔着楼梯,与龚大炮对骂一阵,然后愤愤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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