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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学家王年一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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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3-2009 13:35: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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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著名文革史学家王年一老师因病逝世,从此中国史学界痛失一位标志性人物。


为纪念这位《往事》的老朋友,我们将他的一次谈话摘录登出。遗憾的是,王老虽已谢世,我们对他的言论也只能“摘录”——这就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环境,王老在天有灵,当能谅之。

在本次谈话中,王老涉及到两个启发性的问题,一是理论何以成立,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他敏锐地抓住了理论的本源问题:“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这不但触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前者是思辩的,第二者是实证的,后者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乌托邦。

问题在于,如何从资本主义积累中推论出剩余价值学说?如何从私有制的运行中推论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何从资本主义矛盾中推论出实行共产主义的未来?

黑格尔曾说,密纳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晚才开始飞翔。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才能有对历史的哲学陈述。也就是说,哲学只提供解释。
但马克思却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于是,事后的解释变成了预先的设计。
正如王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


从经验到超验的一跃仍在书斋之内,而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跃,却如同从哲学的魔瓶里放出一个巨大的幽灵。从此它四处游荡,给世界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其创始人的理论不仅存在差距,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到现在也弄不清楚。王老引证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王老在谈到曾被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时说:“不要以为有多少大道理在里边。”他是在恢复常识,恢复被各式各样的宏大叙事和伟人神话淆乱的视听。他是在提醒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不能只想到“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率性而为的个性,的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王老的去世,使我们再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但他的著述仍会被引用,他提出的问题仍会被探讨。他活在历史中,他的生命,比压抑他的权力更久远。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今年(指2006年),香港一个刊物要我的文章,我开始拒绝了。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文革发动40周年,一点都不表态不好,就想和朋友一起写一篇。可前天我们单位发了一本文件,送到家里,上面印了官方的好多指示,大意讲:不许给国外境外新闻机构写稿,不许在国外境外出书,不许与国外境外的人交往。尽管我不满意,不同意,也没用,我还要遵守,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邓小平讲了很多次,我们没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后天失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受苏联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抓住两条:一条是计划经济,一条是公有制。在这两条上做文章。

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又碰到了这么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弱点,自负。他非常自负,非常自信。他对经济理论不感兴趣,承认不懂经济,可是死不认输,所以他用后一个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王若水指出来的)。他的错误不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他清醒的很,他是故意的,为了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并不是不知道刘少奇没有搞资本主义,并不是误解。不,他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并不是先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先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为了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重要,来制造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是这么一个次序。


建国以后,本来毛主席很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根据司马璐的回忆(《中共历史的见证》),他到延安的时候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小青年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就要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小汽车。”他要让大家过好日子,这个愿望不能否认,延安时代就有这个愿望,这个不是假的。

毛泽东有一个毛病,往往他缺什么就提倡什么,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正是骄傲的时候他才说这话。


建国以后他就跟刘少奇闹矛盾,就是山西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工会问题等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本来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说中国缺资本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走不到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的。从战争年代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进了北京城以后,刘少奇还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他在天津对资本家说你们多开几个工厂,剥削有功嘛,大家有饭吃,工人有工做,中国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二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批刘少奇,批周恩来,特别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过口号“巩固新民主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发火了:不但搞资本主义而且还要巩固资本主义?

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提纲》,胡乔木他们搞的。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反复的修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他在《论联合政府》里分析的中国工业多少,农业多少,这些东西都没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改变了旧社会的面貌,毛泽东不满意:“太慢。”


到了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了一个叫赶超战略,超英国赶美国。赫鲁晓夫要在多少年之内赶上美国,毛泽东兴之所至啊:我们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后来又急了,十五年改成十年,十年改成八年,最后变成三年。有些老同志也在当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比如说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部长),三年赶上英国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同意了的。


第二年就提出三面红旗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老人家说了很多胡话,渺视这个,渺视那个,“对马克思也不要崇拜”。在北戴河作的《建设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了”!有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渴望,已经对社会主义不满足了,要搞共产主义。吃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啊,都是他老人家欣赏的,赞成的。根据各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长期陷入乌托邦的迷梦里,怪圈里,他从年轻时代就崇拜这个东西,还亲自搞过实验。


刘少奇讲了很多话,对毛刺激很大。刘少奇到家乡做调查,看到老百姓生活这么困难,就动感情地说:“老乡们啊,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没有饭吃!要把这个教训刻在石头上,让老百姓永远记住。”


饿死人的问题。我现在看到的资料,非正常死亡最多的说七千万,最少是一千万,根据人口统计的推算要远远超过一千万,是四千万。就象王若水讲的,这本帐躲不掉的。刘少奇说了句很精彩的话,“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给毛泽东敲了警钟:你现在不要得意,将来历史会写上一笔的。


你得承认毛主席的权谋是第一流,权术大师,他有的是办法——发起和苏联论战。不是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赫鲁晓夫骂我们,说我们没有裤子穿——我和你论战。论战又不要粮食,不要钢铁,要些秀才(王力、姚臻、吴冷西这些人)就行了。

现在关于跟苏联的那场论战党内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邓小平说法:总结教训,外国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多管,到后来是不会有好处的。这话是很客观的,老实说也是很偏心的,是不讲是非的。还有一种说法,吴冷西的,完全是“客观主义”,哪一年开会,哪一年怎么怎么样,没有自己的任何观点,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连邓小平说的话他都没有,还认为我们正确。老的新华社社长啊,就是这种修养。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多的,网上的说法: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错了。怎么错了?毛泽东要抢苏联共产国际领袖的大旗啊。中国开始论战的时候提出“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你提总路线干什么?提总路线的意思就是你们大家拥护我的总路线,在我的旗下。老人家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啊,觉得他是后辈啊。这一打打了十年,怎么样?没有成功,失败了。怎么失败了?各国共产党还拥护苏联,我们没有几家拥护,虽然我们给了些钱、东西、粮食啊。相反的,我们把各国共产党搞的一分为二,你比如说巴西共产党,一家一半,一半拥护我们的,小党,我们给加个括弧——马列;不拥护我们的——老党,好象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1966年7月8日毛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论战事实上也不会成功,因为好多地方讲蛮理,比如批“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有什么原则性错误啊?还有“九评”中好几评讲过:要肯定个人崇拜,否定个人崇拜那是否定领袖的作用。


论战不成功怎么办呢。再来一个运动,改变大家的视线,改变大家的印象,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想了几年想出来这么个主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呢?算总帐。凡是反对过他主张的人,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都要清算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过生日的那天跟王力、江青讲了一些话,说这场斗争是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的,一个要搞社会主义,一个要搞资本主义,这种斗争一直到今天(他给他的政敌加个帽子,叫“搞资本主义”,说自己要搞社会主义)。六六年他73岁,要考虑自己的后事了,后事如何,百年之后的名声究竟怎么样?他讲趁他现在还没死,把建国以来的帐统统算一算,究竟哪个对,哪个错。这种想法说的不大好听就是非常狂妄的,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曾经有两个人经过中央批准访问汪东兴。汪是推脱的,说这个问题中央档案馆有你们可以去查,这个问题啊呀记不得了,那个问题当时我就不知道,但是汪东兴说了句真话,他说:“毛主席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独立见解,独立人格。”很显然他讲这话是有个人用意的,因为外面盛传毛受汪支配,所以他讲这话是摘开他自己,说毛主席不受任何人支配,当然也不受我汪东兴支配了。但我认为这句话讲的很对。毛是何等人物啊?他是不会上当受骗的。所以说江青想骗毛主席那是不可能的,林彪想骗毛主席也是不可能的。放心,他的部署是非常严密的。现在《决议》说他被这个利用,被那个利用都是不可能的。凡是文革大事我们都经过,内情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大体都了解。比如搞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开始林彪还勉勉强强的,不大愿意,还和江青吵了一架,江青最终说出来了,“是毛主席叫我来的,请尊神”,现在档案都在。那个座谈会纪要是毛本人修改过的,重要的地方是他改的。再比如夺权,那是他和谁商量的?和林彪商量的啊?没证据。号召夺权是老人家的意思。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可能没大注意: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大会。天安门的动员大会是毛主席决定要开的,毛穿上了军装。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话是陈伯达起草的,经过毛审阅的,毛提出让林彪在大会上念念,表示军队支持搞文化大革命了。再根据《晚年周恩来》等等回忆,林彪打报告要辞职不干,多次讲过他做接班人不合适,能力不够,随时准备让给别人。这些文献上都有,他多次这样讲,叫人不要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有位朋友提过一个很好的命题。他说:“一九六六年刘少奇和邓小平搞镇压学生那一段很可以拿来研究,这又是反右派,打击面之广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题目很有水平,没有人研究过,因为看在刘、邓的面子上不好研究。其实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编了一本书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很厚一本。在那本书上资料非常的全,他在那个学校讲,这个学校讲,确实是杀气腾腾,所以后来毛那么愤怒也是有来由的。不少人都打了反革命。不拥护党委的,说党委坏话的打成反革命,思想作风上有问题的,也是反革命,后来为什么一解放了大家很高兴,很拥护毛主席?打成反革命以后又把他们解放了,当然他们拥护了。


毛想把中共党的历史清理一下,是非整理一下,究竟谁对谁错。他想通过这个实践建立一个比人民公社更大的新世界,工农兵学商,五七指示,按照那个纲领搞。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号给林彪的批示不是偶然的,不是即兴的,是深思熟虑的。八月一号《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学校”,阐发了他的意见——当然不会成功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越乱,后来只好真正借重于军队了,支左、支工、支农啊。这样子军队坐大,革委会当头儿的都是军队的了,中央各部委头头也是军人,总后二级部的部长都调到中央当了部长,担任军代表,他还有一个军委办事组,等等。这样军队力量相当的大。所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苏联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可见他对军队是非常敏感的,说的不好听为非作歹就仗着手上有军队,把军权当作他的命根子。他对这一点非常之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定了一条,凡是调动一个排以上军队的命令要军委主席批准。


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不听他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听他的话,他的话你摸不清楚。毛老人家诡计多端,大事小事他都有计,所以弄不清哪个是计哪个不是计。而且他也不许你弄清楚,谁弄清楚谁倒霉(他自己说《二十四史》看了十四遍。久浸其中,必受影响。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批判吴晗,耍了多少花招啊?)。五个常委四个主张设国家主席,一个主张不设,主张不设的是毛泽东,主张设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四个常委。


毛主席最早对林彪有意见是一九六七年七二零事件。他发现省军区、人武部都支持保守派。他满肚子火,做了指示:要武装左派,要发一百万支枪。当时上海没发,北航红旗发了,人民日报报道的。他的理论是右派有枪左派没枪那不是吃亏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示给江青。结果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搞不通,他让黄永胜顶中央文革,讲:对中央文革要软顶,不能硬顶。


邱会作说,我一生犯了很多错误,什么错误我都可以承认,就有一条错误我不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奋斗一生,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我颠覆它干吗?”

毛跟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闹分裂。林要发展生产,十大报告说林、陈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报告。


毛在讲江青的时候说她是过渡性人物,因为她有好多优点,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不动摇,有她的原则性。他是说过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结果一直拖下去了。现在给了另样解释——可见毛的决心之大:横竖都要解决。真是人嘴两张皮,随你怎么说。


毛主席有时候胡思乱想。人老了嘛,跟我们现在的脑子差不多,想这个想那个,另外一天这么长时间也没事,没事看看古书,《二十四史》,再没事就找几个女友来玩玩,打打闹闹的,再没事就算计人,该算计谁啦?“拥护以聂荣臻为代表的……”,拥护你,不拥护我啊?有的书上说他有多疑症、妄想症。处于这样的高位,一点儿也不奇怪。有时候不要以为有那么多大道理在里边。因为都是人,人犯的错他们都会犯。我们心平气和地讲,周恩来是伟大人物吧?可他也做过苟且的事,他昧着良心做苟且的事!他知道事情是怎样的,他偏要那样做。他不知道卜占亚是怎么样的人啊?为了顺从毛的意志不得不这么做,他不这么做自己倒霉。这里并没有多大的道理,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


文化大革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假如他老人家不去世还结束不了。毛从好的愿望走到愿望的反面,可以讲他不会愿意把中国搞坏吧,不一定吧?可是最后他搞成这个样子,造成的后果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长征中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密电) 根据历史的考证,说张国焘这个电报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谁也没见到过,是闹了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沈阳军区空军有个副司令吕黎平,写了一篇回忆录,登在《解放军报》。说他在长征途中(他是作战参谋),没事,散步,走着走着走到机要室,遇到战友了,看到他们正在收电报。收到一份什么电报呢?收到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让他们武力消灭中央。他说他把电报送给叶帅,叶帅送给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夸赞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我看到这个回忆录以后,大吃一惊: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解放军五十年代搞建军三十年征文,全军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还出了好几本丛书,《星火燎原》等,你怎么不投稿啊?


第二个,我怀疑了,就开始查各种档案。什么档案呢?《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答记者问(披露张国焘的罪行),共产国际批判张国焘的电文,新华社社论,《解放日报》的社论等等,都没有这个记载。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请教吕黎平同志:何以这么多历史文献里面一个字都没有记载?你一个作战参谋散步怎么散步到机要室去了?我们都是部队的同志,机要室是能随便散步的吗?文章发表在历史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内容我忘记了),我又回了一篇。朱玉帮了大忙,他找到了左路军的电台台长、右路军的电台台长,两位台长写了书面证明:在我任上没有见到张国焘叫徐向前、陈昌浩武力消灭中央的电报,谁要发电报必须经过我台长的手,是指定专人翻译的,所以我们的证明是权威的。右路军电报台的台长叫宋侃夫,是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他说:“从来没看到过这份电报。”


还有一个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我是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现的。他参加了这个会议,说张国焘主持会议,让发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大家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所以最后电报没发成。这人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人物。


文章发表后,平静了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放了个风:电报还在,就在我这儿,你们要看就来看。我们党史教研室的主任说:“这个老帅不像话了,这个电报怎么放在你个人身上?这么几十年了还放在个人身上啊,这不合党的规矩。”(现在这个老同志也去世了,也是老红军。)

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有关单位集体给叶剑英打报告:我们要看那份电报。于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浩浩荡荡,十个人左右吧,到叶帅那儿去了。大家行礼如仪,秘书进去报告,叶帅出来,坐在客厅当中,“大家来看电报的啊?”等了一会儿,大家不能老等啊,快把电报拿出来啊?老帅一会儿掏掏掏,掏出来了,说:“在这儿呢。”大家一看,是吕黎平回忆录,从《解放军报》剪下的这么一块。大家当时想笑也不敢笑:这人老了爱开玩笑啊?你说“电报还在”,这是电报吗?


后来这件事只好作了记录,存档。这是在叶帅去世前一两年。



事情还没有完。给叶帅写传记的某人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怎么没有呢?明明就是有嘛。没有毛主席怎么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谁呀,叶帅,说的什么事啊,就是这份秘密电报。



这两句话,毛泽东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档案可查。有前言有后语,大意是这样的:叶剑英同志对批判彭德怀是很积极的,最近编了一本书,批彭德怀批的很好,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怎么能安到秘密电报上去?


我们在第二篇文章中披露了,毛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延安批判张国焘的时候有一段话,讲到长征当中的事情,说张国焘要南下彻底解决路线问题,开展党内斗争。是说他要“南下开展党内斗争”,没有说“武力解决中央”。这是第二个证据。



第三个证据,本来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一个注解,说:张国焘有电报,要武力解决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得早,五十年代初,五三年左右)。到后来我们论战开始以后,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把这个注释撤消了,不要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那是简单的啊?说取消就取消了?

总之,我们研究历史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含含糊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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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22-2010 10:13:29 | 显示全部楼层

Re: 文革史学家王年一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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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里面有否定张国焘下令杀人,叶剑英谎称有电报的猛料

很有意思


【 在 jprp (极品人品) 的大作中提到: 】
: 编者的话:著名文革史学家王年一老师因病逝世,从此中国史学界痛失一位标志性人物。
: 为纪念这位《往事》的老朋友,我们将他的一次谈话摘录登出。遗憾的是,王老虽已谢世,我们对他的言论也只能“摘录”——这就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环境,王老在天有灵,当能谅之。
: 在本次谈话中,王老涉及到两个启发性的问题,一是理论何以成立,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他敏锐地抓住了理论的本源问题:“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这不但触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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