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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钱的大锅饭时代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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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1-2010 19:26: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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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姓倪的同龄人,中饭吃得太多,撑得难过,坐在自己家的房檐下,伸直两脚,垂下双手歇着,慢慢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看太阳就知道上学迟到了。这时教导处刘老师正在找他,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答曰:吃得太多,走不动了,坐在家里休息,困着了。


来源:《档案春秋》2007年第03期 作者:张振国


大家去吃大锅饭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大概是七月或者是八月的某一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今天要快点吃晚饭,吃完晚饭快点洗碗洗锅子,然后把灶沿敲掉,把汤罐扔在门外,再把一个小的和三个大锅子来个底朝大,明天早晨用不着我们自己烧早饭了。明天要早一点起来,到万人食堂,去晚了早饭要被人家吃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家大小跟着母亲赶到食堂。食堂设在浦东我们倪家村后来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倪鸿福的家里。正客堂里摆了八桌,客堂廊檐下摆了两桌,两面朝东的厢房里也摆上了几桌,面朝两的两间厢房里不知什么时候砌上一排大灶,最南面的灶披间是仓库,天井里搭了帐篷,也放了几张八仙桌。我们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吃早饭了,是几个陌生人。八仙桌上放着两叠碗,一把筷,一盆黑色的大头菜、一盆红色的腐乳、还有榨菜和白里透黄的萝卜干,一米粥自己盛,要吃十碗也没人管,尽管吃。“待会儿吃饭也在这里,早点来,不要死吞吞,晚了可能找不到座位。”

  中午,孩子们都听父母的话,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往食堂跑。大多数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坐不下的才和别人家拼一桌。坐满八个人就上菜。菜很多,红烧肉、红烧鱼、红烧鸡块、炒猪肝、红烧百叶结、冷咸肉、烤大肠、猪肚、肉皮汤,按照我们浦东人的习惯,八菜一汤,荤菜不能添,饭和汤有的是,尽管添。开饭的时候,人头济济,热气腾腾,人声喧哗,小饭桶在头上传来传去,似乎是排球比赛。大饭桶安放在¨口,厨房间的人不断地往饭桶里装饭,饭桌上的人不断地将饭盛进小饭桶,方便大家添饭。有人穿梭其间,为大家添蔬菜加汤。这就是有饭大家吃,撑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大干社会主义,实现大跃进,处处放卫星的共产主义。我们自然是很高兴,不用自己淘米烧饭,不用洗碗洗筷,放学路上跳进河里光着屁股游泳。回到家里,三五一群丢砖头,比输赢;玩香烟牌子。


  纯农户吃饭不要钱


  当时专管烧饭的老阿婆说,那时的食堂一律称“万人食堂”,是大办起来的。

和我们在同一食堂吃饭的有三个自然村的农民家庭,绝大多数是纯农业户。光荣爸爸、光荣妈妈们身后跟着一串活蹦乱跳的小光头、羊角辫;大黑狗小黄狗闯前跳后,跑跑停停,在拐弯处举起后腿撒尿。当然还有扶老携幼的、多手多脚的,如一队散兵游走在通往食堂的小道上。纯农户吃饭不要钱,劳动力少,老人多的、兄弟姐妹多的人家,生活的担子轻了不少。还有非纯农户的人家,按一个农村劳动力可以带2个孩子或者丧失劳动力的人吃饭,不要花钱。如果一家八口,只有一个农村劳动力的,那么其余五个吃大锅饭,要按比例收伙食费。还有其他劳动者,如小学老师也来食堂吃饭;商店里的职工也来食堂吃饭,这是因为他们的厨工合并给了食堂。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老师、工人们付过饭钱。后来听说不是种地的吃饭是要自己花一点钱的。过路人随时可以进食堂吃饭,他们只要交一张红旗人民公社统一印发的就餐券就可以享受了。

  吃饭吃出矛盾来

  早晨五点半,工人可以受照顾先吃早饭,因为他们要到厂里上班。上中学的,学校离家远,也必须提前供应早饭。农民在出早工,七点半收工后才能去吃早饭。有幅宣传画,画着一个青年农民揪着太阳的耳朵说: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你睡懒觉迟迟起,天下就你老面皮。就是说农民起得很早,在斗天斗地,大放卫星,争取亩产一百万斤粮。他们放不下的是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记得头头是道。食堂上午十点钟开始供应中饭,一直延续到中午十二点半,都可以去吃饭。对上三班制的工人更是照顾有加。后来有些农民就想不通,为什么农民的食堂要让工人、商人先吃早饭?问题很简单,只是心里有疙瘩。早晨,一大锅粥里的粥油被先批掉了,米烧粥被吃掉不少,后来者只能开水泡米饭,好菜让他们先拣走,好肉被他们先吃掉了,阔带鱼被他们吃掉了,鸡头鸡脚的留给后来人。矛盾在慢慢形成中。

  有的人该吃的时候吃不下,饥饿的时候没东西吃,征得同意后,有胃病的人可以带一点米饭回去,有的将米饭装进热水瓶,加热成热粥。按需分配的农村共产主义出现了新问题,有的说我们自己有饭吃了,家里那几只鸡鸭没有吃的了怎么办?公社有了养猪场、养牛场,鸡鸭怎么办?小问题酿成大问题,大家把泔脚一桶一桶地带回家养鸡鸭,大灶都拆了,还养鸡鸭做啥?轻轻回答,托人卖掉,换钱。个别工人户的家庭捷足先登,他们把食堂里的菜悄悄带回去,甚至与万人食堂疏通关系,寻找各种理由,将鸡蛋等带回家去,在电炉上加热,用来为孩子开小灶。

 有个姓倪的同龄人,中饭吃得太多,撑得难过,坐在自己家的房檐下,伸直两脚,垂下双手歇着,慢慢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看太阳就知道上学迟到了。这时教导处刘老师正在找他,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答曰:吃得太多,走不动了,坐在家里休息,困着了。这个消息是在学校晨会课上刘老师亲口公开的,告诉同学不要吃得太饱,太饱了有害健康,影响学习。无独有偶,他的堂叔因为吃得太多,弯不下腰,出不了工,只能在家里呆着。一般的男劳力喝上十一二小碗米粥是司空见惯的。

  有的人吃得太饱了,撑得难过,只能是出工不出力。有句顺口溜:春天出工懒洋洋,夏天出工寻风凉,秋天爱听秋虫唱,冬天出工晒太阳。这是听人讲的,没有亲见。

  万人食堂难以为继

  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迫使加强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免费限量发放饭票,按劳动力大小分,谁家浪费大就少发谁家的免费饭票,算是一种简单的惩戒措施。虽然议论纷纷,说是共产主义到头了,但是这么一做起码节省了烧一锅粥的米。可惜还不是长效管理机制,没几天,免费的饭票失去了作用。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没有饭吃,问题大;有饭吃,问题也大,提早到来的共产主义被简单的吃饭不要钱代替,鱼肉荤腥吃掉了不少,白花花的大米一麻袋一麻袋地拉进万人食堂。饭吃饱了,人变得懒散了,甚至更自私了。

  为了节约粮食,烧饭要讲究出饭率。负责烧饭的大妈先用大淘箩淘米,然后把米倒进大铁锅的沸水里。每一锅子90-110斤米不等,烧开后就把米捞起来放进大木桶做成的饭桶里继续蒸,据说这样烧法,米饭蓬松,出饭率高,我们常在那里等着,等着米饭蓬松出笼。猪羊鸡鸭来不及长,菜蔬来不及种,浦东42道全荤菜肴缺少来源,轮番不上,终于老干(草头干)豆瓣汤、老干土豆汤也快吃不上了。

  万人食堂的大锅饭吃了不到两个月,被迫改用有价饭票,定人定量,伙食费由红旗公社承担,节余归己,可以继续使用;不足部分自己负责,饭菜票十天一卖,食堂进入有序管理阶段,但是危机也潜伏在那里。连头搭尾巴食堂开了2年多,真正属于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只办了两个月不到。就在这两个月里,大家都热衷在自己地段的万人食堂里用餐。(本文图片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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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99.18.0.0]




※ 修改:.jprp 于 Feb  1 22:28:49 修改本文.[FROM: 99.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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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1-2010 19:33:14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不要钱的大锅饭时代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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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自天涯

1960年饥饿的北京

  核心提示: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人们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还算比较优厚......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记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学一次相约在一位同学家相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了粮票和菜票,交给主人买菜做饭。

图为1958年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这个主意看起来相当简单,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柜台前挤满了购买高价点心和糖果的顾客。我也赶到百货大楼,买了几斤糖果和点心。我记得,奶糖六元一斤,点心五元一斤。我买了几斤,送一半给我那位得肝炎的亲戚,一半寄给我在东北抚顺矿区中学当教师的妹妹。她那里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连酱油和咸菜都要凭票供应。

  我也想到高价饭店去观光一下。我不知不觉,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时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实在繁荣。人民日报对面的东单三条一条胡同里,就有两家饭店、一家西餐厅和一家小吃店。那时刚实行薪金制。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约为一百元左右,按那时的物价计算,不算低了。我们的食堂办得也很不错,所有的菜都是单炒,一份荤菜不过两三角钱。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勺的师傅还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艺不高,炒出来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鸡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无几,我们就送了个“菜无二味”的雅号。食堂的菜吃腻了,便去光顾小饭馆。
我们最常去的是一家上海饭馆,就在东单三条进去不远的地方。一间半门面,放了七八张桌子,后面便是厨房。老板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听说他原是北京铁路局的留用人员,提前退休开了这个饭馆,生意十分兴隆。

  老板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瘦削的瓜子脸,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的是额前有道刀疤,虽有刘海也遮盖不住。我怀疑她的出身恐怕不是良家妇女,很有点上海滩上“白相人嫂嫂”的味道。

  老板不当职员而来开这个小饭馆,很可能出自她的主意。她坐在进门处一张三屉桌后面,职掌收钱的大权。老板则走出走进,和店员一起端菜、收盘子。我们常常要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米饭。菜也不错,多半是炒肉丝、红烧鱼块、溜肝尖或香肠炒油菜等,汤是鸡蛋汤或豆腐汤。一份客饭四角钱,吃得很饱了。最贵的菜如炒鳝鱼丝、红烧鲫鱼或清炒虾仁,也不过一元钱左右。

  我一个人吃,很少吃这种高级菜。客饭的菜虽和食堂的差不多,但味道好些,吃得满意些。在那个上海饭馆,常常碰到报社的同事。有时我们把几份客饭合起来吃,便可同时吃三四样菜。

  有时换换口味,去吃一顿西餐。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面包,一杯红茶,一份果酱,也不过七角钱。到小吃店去吃更便宜了。二两奶油炸糕,一碗红豆粥,不过两角多钱。多走几步,到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去,吃一碗三鲜馄饨加二两春卷,也只要三角多钱。一盘什锦炒饭加一碗蛋花汤,也是三角多钱。到北方饭馆去,一份猪肝、肉丝炒面或炒饼,或是三两水饺,也不过三角多钱。一星期,我平均在外面吃三四顿饭,花不了两元钱。加上食堂的伙食费,一个月十五元到二十元,吃得很好了,而且花样翻新,食不重味。


  我是南方人,报社南方籍的同志颇多,北方籍的同志常常笑我们“南蛮子”嘴馋,讲究饮食。他们多半在食堂吃饭,一个月伙食费只要十二三元。我们比他们每月多花七八元钱,但吃的花样和质量高得多。就是这样吃,伙食费不过占工资六分之一左右,手头还很宽裕。我还常常招待外地来北京的老同学或朋友吃饭。两三个人吃饭,两元钱吃得很好了。同事之间也常常互相请客。今天你请我吃烧麦,明天我请你吃小笼包子,花费不多,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吃饭时的一席闲谈,往往比同坐办公室一年半载了解得深得多。
结婚成家了,家里的伙食也不错。活鲫鱼、排骨、猪肝,随便买。一斤鲫鱼不过三四角钱。一斤螃蟹也不过三四角钱。我每月给母亲一百元生活费,家用已绰绰有余。我的工资,供应两个孩子、母亲、保姆和我的生活费,赵宝桐的工资添置衣服、家具、文娱费用等等,每月还有节余。那时候,我和老赵每月工资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讲的,上街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为生活开支操心。当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画公开出售,每幅不过八十~一百元左右。我当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属于中上水平,比一般干部高。比起普通工人、农民来,自然更高许多。但我留心观察,大多数干部生活安定,困难户很少,至少,在报社编辑部没有听说要申请困难补助的。我本以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愈来愈好。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一边向北京饭店走去,一边回想着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这情景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有个姓倪的同龄人,中饭吃得太多,撑得难过,坐在自己家的房檐下,伸直两脚,垂下双手歇着,慢慢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看太阳就知道上学迟到了。这时教导处刘老师正在找他,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答曰:吃得太多,走不动了,坐在家里休息,困着了。
: 来源:《档案春秋》2007年第03期 作者:张振国
: 大家去吃大锅饭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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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6-2011 02:16:31 | 显示全部楼层

Re: 不要钱的大锅饭时代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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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个混蛋,狗屁不通,祸害人民

【 在 jprp (极品人品)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转自天涯
: 1960年饥饿的北京
:   核心提示: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人们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还算比较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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