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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府买了本有意思的书 《孔府档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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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11-2010 20:18: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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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府买了本有意思的书
  2008年3月17日 10:06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伊人
    一



    2007年初夏,作协散文组到泰安开笔会,除了登泰山之外,曲阜当然是必去的。我是第一回赴孔子故里,很惭愧,竟没有一点“朝圣”的激动心情。跟着导游进孔府,观孔庙,访孔林,一个直接而肤浅的感觉是:真大。用文诌诌的话来说是:三孔气象大矣哉!大无疑是必须的——历朝历代,时有皇帝驾临,卿相拜谒,祭祀盛典更有皇皇八佾之舞,不大如何显尊贵、壮观瞻?而况如鲁迅所说:“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弗大更何以沫圣荫、享尊荣?古书上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夫子之泽竟能绵延两千多年,承露传衍至七十七世(孔德成),这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了。



    这回游三孔,要说个人感受中最不堪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就是“这是乾隆的……”、“那是乾隆的……”了。这个大搞“文字狱”、虐杀文人庶民令秦始皇都望尘莫及的爱新觉罗弘历,曾经多次“驾幸”曲阜,在“圣人之乡”做诗啦,题词啦,大过其“风雅”之瘾,几乎到处可见其“御制”遗迹。此外还留下一些肉麻当有趣的所谓轶闻,比如有棵歪树,说是因为乾隆倚靠了一下,那树皮便化作了龙鳞——“你们看,像不像呵?”导游用小旗指着那歪树问。我想说声“无聊”,可还是忍了。芳龄二十的导游小姐说这个,不过是给游客添趣助兴而已,这是她的活儿,也不容易。



    要说此番游历的收获,也有,就是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



    这本书名为《孔府档案选》,是在孔府里买到的。



    进入孔府,见两旁设有几个书摊,卖的大多是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读物,于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摊摊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我却一眼盯住了封面灰暗的《孔府档案选》,拿起翻了翻,里面选录的是孔府原始档案,都是真材实料,不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什么“心得”。我喜欢真实的东西,就未加犹豫地买下了。



    二


    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而在孔府里面买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档案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教授,潜心研究孔子及儒学凡五十年。这本书的前身是他参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3册),曾获国家级图书奖。据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的颜世镛先生,是孔子爱徒颜回的七十七代嫡孙。这本《孔府档案选》的封面书名,则是由颜回的七十八代孙颜廷淦题写的。



    而《孔府档案选》向世人展示的,却不是“圣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阴暗和耻辱。但它绝不是什么“谤书”,因为书中所陈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笔墨所写的真实记录。



    翻阅着这本书,让我说什么好呢?我只能一个“唉”接着一个“唉”。



    我实在不能不“唉”。且看——



    1644年清军入关,几乎兵不血刃地入主北京。九月初一,孔府衍圣公就奉上了《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什么“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咸歌圣帝”啦,“山河与日月交辉”啦;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云云。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献忠输诚,不能不令人吃惊。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们“圣裔”,实在是不薄呵!当年朱元璋称帝伊始,就赐给孔府祭田两千大顷(合六十万市亩),并配拨耕种祭田的大量佃户。朱元璋还让孔府衍圣公位列朝班文臣之首,又特赐龙头藤杖给孔氏族长,令其“主理家政”。崇祯时衍圣公孔衍植晋封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可以说,明王朝对孔府“圣裔”真正是优礼有加,皇恩浩荡。我们且不说什么“民族气节”,不要求“圣裔”们效法顾炎武、史可法、刘宗周、张煌言等抗清志士;单以“知恩图报”的旧道德而言,“圣裔”们对刚刚覆亡的旧朝也理应深怀哀念,至少不必那么急不可待,抢在“第一时间”向“新朝”进表献忠吧。尤其具讽刺意味的是,急切进表的衍圣公,就是“旧朝”的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孔衍植。



    投桃报李,孔府的献忠“进表”极快得到了回报——九月初四日,清廷就下旨:“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道之意。”恩准孔府圣裔仍将享有既有的一切优渥特权。“新朝”顺治帝福临当时只有六岁,因此,这个优礼孔府的圣旨,其实是摄政王多尔衮和降清的范文程等大臣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



    第二年(1645年)闰六月,孔府圣裔又以实际行动,向“新朝”表示彻底归顺的忠心。这本档案选中有一篇《上剃头奏稿》,该奏稿称:臣(衍圣公)齐集上下众人,于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俱各剃头讫。……臣不胜惶悚战慄之至,为此具本奏闻”云云。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江南的嘉定、松江、昆山、江阴等地,千百万士人和民众正在为抗拒野蛮的“剃发令”而殊死斗争;从这年的闰六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三日,江阴民众浴血抵抗了整整八十三天!当时有个在华的洋教士就曾为“中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而感佩不已。当然,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先圣祖训,和面对“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现实之间,孔府圣裔可以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也不一定要像那些江南人为了头发而不惜丢掉脑袋。时势所迫,性命攸关,剃发就剃发吧,但有必要“不胜惶悚战慄之至”地上奏朝廷吗?用“奴相”一词来形容,或许有人觉得刻薄,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比“奴相”更为适合。



    二百七十年后,已是民国时代,在两次不大不小的闹剧中,孔府圣裔又有不甘寂寞的表演。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次年即为“洪宪”元年。《孔府档案选》里载有衍圣公孔令贻贺袁世凯称帝电文:

    “皇帝陛下圣鉴:窃维俯顺舆情,允国民之拥戴;仰承天命,建皇权之谟猷。……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懽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



    欢欣之色溢于言表。短短十多天里,袁世凯就四次召见孔令贻,并封其为“郡王”。档案选中还有一封族兄给孔令贻的信,族兄喜形于色地写道:



    “新帝待遇优隆,迭膺荣典,超越前代。……我邑自我弟晋封王爵,族中亲友,人人欢欣鼓舞,屡向兄讨要喜酒吃。”



    可惜,袁的称帝闹剧仅八十多天就黯然收场,衍圣公的“郡王”梦当然也随之破灭。



    一年多后,“辫帅”张勋帅兵入京,解散国会,拥戴溥仪复辟。孔府圣裔又急忙给张勋致电敬贺,称“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庆”云云。这场闹剧更短命,只十来天就玩完了。圣裔们又空欢喜一场。

    在我们看来那都是闹剧,而孔府圣裔当然不这么认为,在其心目中,那可是“守先圣尊王之意”的头等大事。孔令贻在给袁世凯的劝进电中明言“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唯有“建皇权之谟猷”。游览孔府,至今可见到的对联中,有一句透出了“精义”所在:“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此所谓“国”就是皇权帝制之“国”,孔府圣裔赖此而安富尊荣。至于那“国”的皇帝,姓赵,姓孛儿只斤,姓朱,姓爱新觉罗,姓袁……都无所谓,他们很懂得与“氏”(不同姓氏的皇帝)俱进。



    三



    前面引到鲁迅的话:孔府圣裔“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确实是如此。孔府圣裔享有的种种特权,也是中国旧时的官宦士绅自愧弗如,望尘莫及的。



    比如,孔府有公开卖官的特权。在中国古代,卖官称为“捐纳”,早在秦始皇时代,“捐纳”就成为朝廷集资筹款的一种举措,到乾隆时“捐纳”更成为常例,作为一宗正项的财政收入。一般来说,“捐纳”是国家(朝廷)行为,当然,也有些握有相当权力的官僚,通过捐纳来中饱私囊,但这毕竟是不宜张扬的“灰色收入”。而孔府却堂而皇之明码标价地公开卖官,这本档案选中载录一份以衍圣公名义开列的“捐例清单”,里面列出官衔最高的,是正四品“林庙守卫司百户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正局级吧),其价码是实职一千二百两(银子),虚衔三百两。最低的是正九品书写官,实职二百两,虚衔二十两。其中官衔高的,还详细写明享有什么样的顶戴服饰,以及相应级别的排场,乃至妻子的封诰等等,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不过,只有花银子多的实职,才能享受那些风光和待遇,虚衔的就都免了。



    从《孔府档案选》中,没有看到朝廷对孔府捐官之举加以干预的材料,相反倒有赐予孔府职官名额的“圣旨”,如雍正特赐孔庙增设执事官四十名:“三品三人,四品四人,五品五人,七品八人,八品、九品各十人。各按品级,给与章服。”朝廷象征性地给每人俸银二十两。而孔府正可以将这些职官标价卖出,进账不少白花花的银子。还有“自产自销”的捐官,即不待朝廷赐予官额,孔府自行设置职官,自定价码以鬻,这也是屡试不爽的常例。档案选中有一篇孔氏族人告发族长孔传堉的诉状,其中有一条就是“私设职官,擅开捐例”。



    孔府所拥有的“恒产”——土地,恐怕是朝廷最有权势的大官都不敢望其项背的。据孔府管家孔令儁称述:“历代帝王封赠孔氏奉祀祭田共大顷三千六百顷,每顷一百大亩。”即合一百零八万市亩。此外孔府还有自置的田产,加起来更是不计其数。档案选中有孔府对其田产的分布、坐落、亩数等较为详细的记录。



    拥有了如此多的田产,孔府竟然还要强取、圈占民田,受害乡民万般无奈,只得告之以官府。有点蹊跷的是,受害乡民的诉状也存留在孔府的档案里,不过我们由此便得以一窥当时孔府的威势和受害者的悲愤。诉状中写道:强占民田者“遍插‘圣公府’三字旗帜,多带器械……居民莫敢仰视。”“豪恶逼处,柔懦远逃,满目凄凉,嗷嗷何依!”另一诉状告称:孔府将数百余顷尼山民田“霸为钦赐祭田……民有不与丈量者,即作荒地论,收去另招佃种,致小民片时即贫,捶胸呼天。”



    据书中所录的孔氏文献记载,明洪武时赐祭田两千大顷,便规定“岁收其租入,以供庙祀,余悉为衍圣公廪禄”。就是说,祭田所收入的租粮和租银,除了部分用于祭祀开销之外,其余的都归孔府衍圣公所有。在祭田上耕种的佃农是世袭的,他们比一般的佃户有更甚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世袭佃农由于土地狭窄、贫瘠,靠耕种实在难以度日,便带着家小出外谋生,但他们仍然必须交纳承种的租粮或租银。“田不种了,地不要了,租也不交了。”他们没有这样的自由。



    孔府的佃农除了交纳地租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种种年例、贡纳,诸如:年鸡、年猪、祭羊、宰过肥犬、磨细白面、鸭蛋、布花、租炭、蜡烛、花炮……这本档案选中,载有孔府诸如此类的催交告示,其口气严厉,多有“不许迟误,如违重究”、“猾户违延,即锁来重治”之类严词凶语。此外还有杂差费、年例供用银等等。孔府里死了老太太,佃户、庙户也要捐款,而且还都得为死者戴孝,“百日内不嫁娶,不音乐,不宴会”。



    孔府有所谓“伴当”,即府内的仆役,他们或由佃农兼任,或从佃户、庙户的子女中征选,这一般都是硬性的,根本谈不上什么“自愿”。档案选中就有一份拘征未成年人充当孔府伴当、仆役的严厉指令:



    着老家人张月,即拘各户幼丁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岁以下人丁,通开具花名手本,定限四月初一辰时,俱赴府投递,听候拣选。敢有隐瞒亲丁或雇觅秃瘸瞎病之人搪塞充点,查出定将本役重责四十枷号。如张月通同作弊,扶同了事,亦重责三十。如有违限后到的,一并处治,决不轻宥。



    佃户、庙户疼爱自家孩子,不忍心让他们小小年纪去充当仆役,这是人之常情。孔府圣裔却全然不顾,强令征选,声言谁敢隐瞒或搪塞,则施以重责四十棍棒,加上戴枷示众的刑罚,即使迟了一点也要加以刑治。那个老家人张月当然不敢有丝毫的同情心,因为“重责三十”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佃户、庙户和伴当、仆役滥施私刑,在孔府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还施诸不属于孔府的平民。这本档案选里就载有几宗案例。例如,泗水县民户之子张小常,被孔府差役捉到林庙百户官衙门,逼迫他承认“漏丁”(瞒漏为孔庙服役的人丁),“张小常不服,被百户杖责而死”。打死了人还不算完,仍然威逼张家“出丁”,张家“势出无奈,只得将残废幼子俱已上丁”。顺治年间,孔府酿成一宗人命案,竟还引起朝廷的关注。书中有两份关于此案的档案,一份是吏部发给孔府的咨文。据咨文所述,家在京城的刘国栋到曲阜孔府看望弟弟刘国梁,后者向衍圣公孔兴燮请求,要跟其兄上京看家,却遭到拒绝;刘国栋于是去跟孔兴燮讲道理,孔氏大为恼怒,命令管家将刘国栋拿下打了一百棍,然后又用自家的“龙边索命银牌木铡”将刘铡死;刘国梁为其兄无端遇害哀痛不已,遂自缢而亡。刘氏兄弟的亲属想必到京城告了“御状”,以至于惊动顺治皇帝亲自垂问。另一份存档的材料如此记述:



    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因刘国栋一事,奉自行回奏。亲赉奏本,蒙朝廷面谕。赐茶毕。谕:“刘国栋因人命关天,天下皆知。事干国法,朕不得不行。朕读你祖书,朕有不谓(为)你的?你祖怎么周流天下来?今后多读书,作(做)好人,行好事。你今年多大年纪?你有几个儿子?”又赐茶毕。着内阁麻儿吉送出他去。“他不常在朕前,恐孔圣人害怕。”



    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年轻的顺治皇帝对犯了命案的孔兴燮仅仅是“微责”而已,丝毫没有追究刑治的意思。“朕读你祖书,朕有不为你的?”夫子之书能豁免其“衍圣”嗣孙的杀人之罪,不知夫子的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那最后一句更显出皇帝的呵护备至,生怕吓着了“孔圣人”(“衍圣公”竟也成了“孔圣人”?!)。贵为“圣裔”真是有福啊!



    至于刘氏兄弟,死了也就死了,他们的亲属能得到一点丧葬费之类的赔偿,就算不错了。说不定因这宗命案获“圣上”垂顾,他们还不知怎么感激涕零呢。

    在曲阜“圣人之乡”,并非凡是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荣”。事实上,孔氏中也有不少无权无势的贫苦者,他们的命运并不比外姓的穷人好到哪里去。孔府族规中有一条:“孔氏嗣孙非常人也,男不敢为奴,女不敢为婢。”但在孔府内上千的仆人中,确有原本姓孔的族人,只是他(她)们一旦进孔府为奴为婢,首先被剥夺的就是姓“孔”的权利。



    孔姓农民按说也是“圣裔”,然而孔府“圣裔”向他们征收租税钱粮,却从来也不含糊,谁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强卖掉土地以充租税。档案选所录的孔府账单中,就记有孔姓佃户的一笔笔交租数额。在一份账册里记道:“饿死地户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直到饿死了,还欠着孔府的租银,于此可见孔姓贫苦佃农的悲惨命运。乾隆年间,佃户孔毓举、孔万辂不堪盘剥而抗租,并且“在市集处所,倡言阻挠,以致众户观望抗延(交租)”;孔府衍圣公恨之入骨,斥之为“圣裔中之败类”,并发文到他县府衙要其配合,将两个抗租的佃户拘拿归案,严加惩治。——收录在档案选里的这份缉拿文本,让我们见识孔府对贫苦族人的盘剥、压迫之甚。



    孔氏的下层族人深受族权的宰制,动辄受到严酷的惩处。这本档案选中有一份文件,指称族人孔胤让骑驴过“神桥”,孔尚爵詈骂孔庭族长,犯了“欺祖灭伦”之罪,将他们“重责二十板,罚跪大成门一月”尚嫌不够,还要移送到官府严加刑治。光绪年间,曲阜农民孔继成在自家田地里挖出一块石头,硬被孔府指控破坏了孔族地脉,将他关押了半年多,逼得他家卖掉仅有的五亩地,才把人赎出来。孔继成不久就含愤而死,而他比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整整高出七辈,称得上是后者的“族祖”了。但辈份高又有什么用呢?孔府族权的整治是没得商量的。



    读着《孔府档案选》中诸如此类的材料,想起孔夫子说的“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此语由子夏转述)等至善懿言,不能不令人沮丧:一脉嫡传的孔府圣裔,衍传其先圣祖训的表现不过尔尔!夫子当然不能为其后代嗣孙们的行为负责。不过,孔府圣裔之所以恣意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就是因为有普天下独一无二的“圣荫”赖以凭持、庇佑。这维系千年不坠的“圣荫”是历代帝王树植、培育起来的,他们以优礼“圣裔”来显示对孔圣人的尊崇。明太祖朱元璋召见衍圣公孔希学时说:“尔祖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一语道破了帝王和权势者们尊圣人、树“圣荫”的真谛。



    在当下谈说《孔府档案选》这本书,可能有点煞风景,不合时宜吧。我不是趋时附势的聪明人。我做不来装腔作势的“布道者”,也不会做诱人却可疑的“心灵鸡汤”。我想做的仅仅是:回归历史,回归真实。就这么简单。
  转自:http://pinglun.eastday.com/p/20080317/u1a3471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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