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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回忆《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产生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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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3-2011 18:4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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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關鋒和穆欣

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

中国“阶级斗争”的风声日紧一日。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文革”的开场锣鼓。

彭真力图把姚文元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1966年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王力也出席了会议。

王力回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组成。这个小组一直叫‘五人小组’。可是,在《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时,觉得‘五人小组’这个名字不明确,是姚溱临时加上了‘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现在有些文章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成在1964年就那么叫,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当时,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以便发给全党。王力记得,他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找王力一起来写这篇“大文章”,写出了初稿,据王力回忆,后来《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初稿中没有。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那是康生加的。

康生认为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个附件,即《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这么一来,“文章”越做越大,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

王力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据王力回忆,“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

《通知》起草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这时,当年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共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王力记得,当《通知》即将定稿,毛泽东还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说是要再加一段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补入《通知》。

紧锣密鼓,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本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王力列席了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王力说,《五·一六通知》中不少措词尖锐的话,是毛泽东加上去的。最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的《五·一六通知》是用同一种字体排印的,看不出哪些话是毛泽东加的,后来,《五·一六通知》在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加上去的话用黑体字标出来了——那就是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一次次添加的话,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提到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意识到打击面太大才改为“一小撮”)。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体现。王力参与起草这样的“纲领性文件”,作为“秀才”,笔不由己,不能不听命于最高领袖、况且他的思想也相当“左”,与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合拍的……诚如他对笔者所言:“当然‘左’的时候,我也‘左’。”

一年之后——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打电话给王力和陈伯达,说是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临时想到的主意。

毛泽东的一句话,把王力和陈伯达忙得团团转,一面斟酌《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要不要作文字上的改动,一面考虑配发一篇社论。

一切均由毛泽东拍板:《五·一六通知》照原文公开发表,只把原文中“彭真同志”的“同志”两字删去;至于社论,毛泽东也意识到临时已赶不上,说“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

江青建议附件不要公开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就这样,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此文由四个“秀才”——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连夜赶写,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见报。

“中央文革”的成立经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出世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

作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是这样谈的: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在通知中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天,《通知》刚通过,尚未印发,大会还没开完,文革小组名单还没确定。

“到了5月26日左右,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才决定了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这有档案可查,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因为要每个大区有一个人参加,有的大区还没有提出人选。”

王力说,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毛泽东主席的。江青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副组长只有三个,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是江青提名张春桥为副组长。

据关锋告诉笔者,“中央文革”成员名单上,最初没有姚文元。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饭店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江青都在上海,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从北京去上海开会。王力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留在北京。据关锋回忆,刚开始时,姚文元没有参加会议。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增加为中央文革成员。

王力说,上海会议结束之后,在6月20日,他接到通知,得悉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在组员之中,唯王力长期在钓鱼台工作,参加中央一系列文件的起草,是个“老人”。

据说,在老的钓鱼台“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之中,曾考虑过在吴冷西、王力两人里选一个,最后选定了王力,排除了吴冷西。

“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时,共18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他们四人因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的工作。据王力回忆,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最初的名单上曾有陈亚丁,后来换成谢镗忠。王任重、张春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南局和华东局。

“中央文革”设立了办公室,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为戚本禹、穆欣、曹轶欧。曹轶欧即康生之妻。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没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军报》的宋琼当主任。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王光宇负责。后来,改由肖力(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纳)负责。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钓鱼台八号楼,这时仍住那里。康生也是“老钓鱼台”,一直住8号楼。

陈伯达、尹达、关锋在十四号楼,那里成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改在十六号楼开碰头会,“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办公室设在那里。

江青住在十一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十一楼”,那时一说“十一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在一片打倒声中,陶铸倒了,王任重倒了,刘志坚倒了……“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后来,当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组员只剩姚文元一人,全组只剩五人。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

摘自:叶永烈著《文革名人风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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