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驼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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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特约主笔 素一 图/大理驼峰客栈

　　我必须要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才能让笔尖得以安宁。——本文作者

　　序：

　　故事的时间，从1937年到2011年，延绵74年。

　　故事的地点，从中国云南苍山的小山村，到西班牙的古老城堡和美国的小镇，跨越三大洲。

　　故事的主角，有中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从精通四国语言的MBA，到目不识丁的山民。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关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即使略有人知，也是被误读的历史。

　　故事背后的真相，远比故事本身更悲壮。




　　一个“鬼故事”引来的不速之客

　　9月的一天，正是高原地区日照最强的时候，60岁的查勇民正在自家院子里晒玉米，儿子领进家门三个彪形大汉，其中两个还是金发碧眼的老外。

　　来人是因为听说了查勇民给儿子讲过的一个“鬼故事”，而找上门来的。

　　查勇民给儿子讲的“历史”，也就是自己从父亲和爷爷那里听来的鬼故事，他没想到，自己会因此成为某段历史的见证者。

　　来人要进山“找飞机”。

　　飞机，这是他给儿子讲的各种鬼故事里的其中一个：

　　有一天，到山上采药的父亲慌慌张张地跑回家，告诉他，不要一个人上山，他采药时，看见一架飞机撞到了山峰，接着深山里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浓烟滚滚。

　　一家人以为是日本鬼子打进这深山老林了，惶恐了几日，频繁听见秃鹫（当地一种吃腐肉的老鸦，相当于藏区的天鸟）在山间叫。

　　一定是死人了。秃鹫是专吃尸体的。

　　躲了一段时间，并没见到日本鬼子进村，父亲又偷偷摸到当时看见撞机的地方，结果只有一堆白骨和飞机碎片，骨头比当地人要长的多。

　　父亲采药那年代，正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虽然位于滇西抗战的前沿，但石门关的这个村子，是苍山半山腰上唯一能住人的地方。往上，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峡谷、悬崖峭壁、深山丛林；往下，除了翻山越岭，找不到一条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至于石门关内，就更是无路。进入21世纪，这里被作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开发后，才修了一条窄窄的栈道入关。

　　因为地理位置，查勇民世代在这深山里采药种地打猎为生，倒也平安无事。但他所在的村子里，几乎男女老幼都知道美国“飞虎队”的故事。

　　查勇民儿时就知道，美国人开着飞机在天上打日本鬼子，天上的飞机比乌鸦还要多。但不知道，他家所在的苍山上空，其实是“二战”期间世界航空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空中生命线——“驼峰航线”。而村里几乎家喻户晓的美国“飞虎队”的故事，其实是一段在中国和美国都鲜为人知——即使略有人知也是误读的历史。他更不知道，刚刚走进他家的三位彪形大汉，是让这段历史的真相得以传承的关键人物。

　　来人究竟是谁

　　来人分别是美国人克莱恩、西班牙人迭戈、中国人孙海波。他们的人生，起初并无交集，但是，因为“中毒”于同一段的驼峰历史，他们成了一起犯傻、并肩同行的兄弟。

　　驼峰是有毒的。

　　驼峰历史是有毒的。

　　驼峰历史的真相是有毒的。

　　无意中接触到这段历史被淹没的真相以后，他们都无一例外的“中毒”了，人生因此而被改写。中国人戈叔亚、刘小童、孙海波，美国人克莱恩、西班牙人迭戈、印度人阿荣……



　　【戈叔亚】

　　戈叔亚1983年在腾冲当兵时，“发现这段历史太精彩，一段伟大的历史在当代需要重新寻找”，从此，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一门心思只研究二战中的滇缅战史，跑遍了中国远征军的所到之处，寻访故人旧土。

　　如今已经58岁的戈叔亚，随着《中国远征军》在各大电视台的热播，以滇缅抗战史专家的身份，现在成为这方面的座上宾，但是，在此前，他却因为发掘滇缅抗战历史，而被警察查捕，至少3次被迫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



　　【刘小童】

　　《驼峰航线》一书的作者。14岁时第一次看到驼峰资料，从此放不下。成年后，离家来到成都，一边当记者，一边倾其所有，历时7年，自费采访当事人，访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散居在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北美、澳洲、南美等中航的中方员工和参与驼峰航线的亲历者，为此欠下18万的债务。



　　【孙海波】

　　分别设在昆明和大理的两家驼峰国际青年旅社，经常汇聚世界各地对二战史、滇缅抗战史、史迪威公路、驼峰航线等沉迷的探险家、研究者，迭戈和戈叔亚都是那里的常客。

　　36岁的孙海波，就是这里的老板。因为沉迷于驼峰历史，孙海波干过最疯癫的事，就是昆交会时，自费雇佣了十几个不同国籍的老外，啥也不干，就是泡在昆交会上，用他们本国的语言，逢人就讲“驼峰航线”。



　　【克莱恩】

　　51岁的克莱恩（Clayton Kuhles），曾在美国陆军服兵役4年，退役后经营一家企业。因为喜欢军事历史，特别是CBI（印度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便开始了对坠毁于缅甸北部一架C-47战斗机的寻找。结果，他发现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5000人丧生在中国——缅甸——印度的山脉中，至今尸骨仍未被找到。

　　于是，当年美国亚利桑那州某个西装革履总出入于大型Office的企业主，成了一个常年只与丛林野兽为伴的探险者，泡在印度和缅甸之间的喜马拉雅山系，寻找当年驼峰航线失事飞机，已经历时10年。

　　如今，他是唯一一名搜寻二战驼峰航线中飞机遗骸和飞行员遗体的探险家。找飞机10年来，没有任何官方或民间机构的赞助，几乎全是自费进行。迄今为止，已在印度、缅甸搜寻到182具飞行员遗体和19架飞机的遗骸。



　　【迭戈】

　　51岁的西班牙人迭戈·库赛克，曾经是小有名气的纪录片导演，大有前途的MBA，西班牙古城堡的继承人，但现在，他在中国，只做着唯一一份工作，不拿一分钱工资、还花光了所有遗产的工作——CNAC在中国的亲善大使。迄今为止，每个月四五千元的医药费还需要家人从西班牙接济。

　　他的父亲，史蒂夫•库赛克（Steve Kusak），前美国飞虎队成员之一，曾于1943年飞越驼峰航线。

　　1945年二战结束后，原飞虎队的一些队员仍留在中国继续飞行。1949年后，大多数转去台湾继续飞行。当战后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就厌倦了飞行。迭戈的父亲也选择了停飞，他来到西班牙找女友成婚。在这次行程中，他听说了一个机会，可以在西班牙买到一座拥有大片领域的古老城堡，他们就和几个飞虎队成员买下了一座。并把城堡改造成一个旅馆，还建了个高尔夫球场。几个队友也在此安家落户，他们把房子盖在了山坡的小路旁，大人孩子总是聚在一起。

　　这一片，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飞虎队队员聚居的地方。1966年，飞虎队和中航老队友以及后裔们的聚会庆典，就在这里举行。

　　从小听着飞虎队和中航的故事长大，迭戈想在父亲死之前，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于是开始筹备拍摄后来让他在圈内小有名气的独立纪录片《闭嘴》。随着越来越多的故事被细读，迭戈发现，搜遍书籍和电影，真正了解并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太少了，他开始萌发一种冲动，想要告诉每一个人这段真实的故事。

　　他决定来中国，并开始从事跟父亲事迹相关的工作。

　　5年前，迭戈来到中国，开始的8个月，呆在大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沙溪。他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买了电脑和扫描仪，雇了个人，开始扫描整理父亲的东西——在父亲死后，母亲让他接手了父亲的收藏。父亲把所有他从1941年开始收藏的东西，都从中国带回了西班牙。

　　后来，迭戈意识到，如果要在中国推广父辈们的故事，必须呆在大城市。他搬到了昆明，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昆明。最近几年，昆明有关驼峰历史的官方活动——中航驼峰飞行图片展、为在片马地区失事的53号飞机筹建展览馆、邀请被誉为“驼峰航线”上“最伟大运输机飞行员”之一的陈文宽以及19位中航会员从美国重回云南等，背后都有迭戈的奔走呼号。



　　【阿荣】

　　阿荣（Arun Veembur），印度人，二战史研究专家，因为迷恋研究雷多公路（The Ledo Road，国内叫史迪威公路），放着在班加罗尔的《Mid-Day》报社记者的工作不干，4年前沿着史迪威公路做战争遗迹考察旅行，骑摩托、搭车、步行，从印度走到中国，找到孙海波，一起用民间力量来搜集整理驼峰史料，联络和协助世界各国的驼峰航线研究者、探险家。2009年11月10日，深入苍山，不幸失足遇难，年仅28岁。

　　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使他们中了“毒”

　　“我在中国生活五年了，很难过地说，我想我能用我的手指数清有多少中国人知道真正全部的故事，而在美国则是没有人知道的”，迭戈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中国，才发现，不光是西班牙，不光是美国，就是在事件发生地的中国昆明，也鲜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驼峰航线飞行员

　　【飞虎队】

　　“飞虎队”创始人是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在美国的飞行教官陈纳德，1937年7月来中国担任空军顾问。中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返回美国，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参战。1941年8月1日，以跟随陈纳德回到中国的53名飞行员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英文简称AVG），陈纳德任指挥官。1941年12月20日，在昆明首次迎战入侵日机，击落敌机6架，志愿队无一损失。初战告捷，昆明各报竞相报导，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志愿队就被中国老百姓叫成了“飞虎队”。

　　此后的7个月内，飞虎队一共参加了40多次对日空战，共击落日机300多架，开始了日寇“空军全部覆灭的厄运”。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被称为“飞虎将军”。

　　但是，这支让日军飞行员胆战心惊的飞虎队，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从1941年8月1日到1942年7月3日。

　　1942年7月4日，美军正式对日宣战，陈纳德根据命令，解散飞虎队，重新组建了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

　　迭戈在大理，专门做了一场讲座，讲述飞虎队解散后的故事：5名飞虎队员跟着陈纳德一起加入了军方的第23大队，23名飞虎队员因为不满美军歧视他们是“老百姓”，而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当时的中国航空公司，其余则返回美国。



CNAC老飞机

　　【CNAC】

　　“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英文缩写是“CNAC”，1930年8月1日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合资企业，中国持股55%，美国柯蒂斯•怀特公司持股45%，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

　　中航虽然只是一个民用航空公司，飞行客货两用航班，但在战时，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航一度停航。1938年春，中航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恢复营运。原有的航线因领土被占领而停运，新开辟的航线以香港为中心，但屡次遭遇日军战斗机袭击，只能在天气不好的夜晚进出香港。

　　日军侵占武汉和广州后，国内两条主要通道被迫中断。因为担心香港也会落入日军之手，中航开始寻找新的航线——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驼峰航线，当时，这是一个民用航空公司的商业决定，而不是军事决定。

　　1941年11月30日，中航第一次驼峰载客飞行成功，8天后，香港沦陷。一个月以后的12月20日，陈纳德率领的志愿队才开始对日军的首战告捷，“飞虎队”才一战成名。

　　原是中航机械师的梁鹤英老人土生土长在香港，他说，日本人打进香港那一天，他还在上班呐，就看九龙那边坐着小艇过来几个日本兵，“乒乒乓乓”放了一阵枪，几下就把英政府雇佣的满脸络腮胡的印度兵给打跑了，天刚刚黑下来，整个香港就都是日本兵了。而他所在的中航香港基地，也被摧残殆尽，大部分飞机和设备被炸毁。

　　但很快，中航复航。随后抗战进入惨烈的胶合期，中航开始在驼峰上空为战时中国输送战略物资的同时为美军飞行，付出惨重代价，飞机和机组人员损失超过一半。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回到香港基地，抓住发展的良机，借着美军撤退的时机，大规模收购飞机，招募飞行员，渐渐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

　　1945年，中航主力团队和机组回到内地，但那时大陆并未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买机票要凭介绍信，这注定坐飞机者除了干部外，势必乘客寥寥，原有飞行人员就被分散到全国各地。文革时，彻底解体。



驼峰航线图

　　【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被称为“上帝的弃地”，是“二战”期间三条著名国际航线中（另两条为阿拉斯加航线、北大西洋航线）最具危险性的一条。航线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平均海拔达7000米，往返于印度汀江至中国昆明之间，有南线与北线之分，南线820公里，北线1150公里。

　　飞越驼峰，对于飞行人员而言是近乎自杀式的航程。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航线，集合了世界上最凶险的地形：世界降雨量最大的地区，雨季的飓风能把飞机翻个个儿；严重的结冰，经常是整个飞机都被冰层包住；而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等，则是家常便饭，使飞机随时面临坠毁、撞山和机身结冰等危险，还会遭到日军战斗机的袭击。

　　1943年10月13日，日本战斗机拦截并击落没有武装的民航货运飞机中航72号飞机，当日起，所有飞越“驼峰”的飞机，一律改飞北线，并实行夜间航班及后来的24小时换机不换人的飞行。

　　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后，驼峰航线即成为战时中国唯一的“生命之路”。除中航以外，美国空军也加入驼峰飞行。同期，美军也成立了一个空运司令部，把中航、美军航空大队、印度和英国联邦部队、中国航空大队等所有参与驼峰飞行的各方力量，统一协调，后由陈纳德负责总指挥。

　　在3年多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共空运到中国80多万吨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医药及医疗器材、车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军用被服等。

　　当时各种运输机载重量分别为4吨、6吨和8吨，这意味着，平均每天都必须有100多架飞机在驼峰上空飞越穿梭，不计成本、不算代价、不分昼夜、24小时换人不换机地飞行，坠毁就坠毁，被日机击落就击落，谁能过去就过去。一架飞机，一直要飞到最后的坠毁。据昆明机场总站站长郭汉庭回忆：高峰时，巫家坝机场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飞机还没停稳，就开始装卸货物。

　　另外，在缅甸战役中败退的中英军和难民，从中国云南到印度接受军训的中国军队，从印度到缅北、英帕尔参加战斗的中美英军，从印度、缅甸和云南到湖南芷江等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美军第20航空队移师成都，第14航空队在中印间往返、由中国和美军共同组建的中美混合团赴美培训的去回，国民政府要员出访、国际友人来华访问，无不经过“驼峰航线”接送。

　　在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航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美军损失飞机1500架，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二战时期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长官阿诺德将军说，“驼峰”航线上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

　　刘小童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当时一位中航飞行员的妻子，她说，飞行员在昆明这边的餐厅吃早饭，飞到印度吃午饭，晚饭回昆明吃。往往早晨还有一圈人围着桌子坐，晚上回来，桌子就坐不满了，就像饼子被咬了一口一样……





装卸货物

　　一段被怎样误读了的历史

　　无数人的鲜血，谱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史上一段悲壮的历史，到底被怎样地误读了呢?

　　【中航才是驼峰飞行的主力】

　　在被误读的历史里，至关重要的一个点是：后人常常混淆“驼峰航线”的飞行员就是“飞虎队”。

　　历史上，中航和飞虎队确实有着一起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早在1941年飞虎队刚从美国来到中国参战时，中航就为驻扎在昆明的飞虎队运输汽油和弹药；1942年飞虎队解散后，主力飞虎队队员转而加入了中航；1943年3月，又与当时参与驼峰飞行的各方，一起归陈纳德领导。

　　但是，与飞虎队后来有口皆碑的盛名相比，中航却寂寞地慢慢被人们所遗忘。

　　迭戈抱病在中国做CNAC亲善大使，不但不拿一分钱工资，甚至贴光了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他说：“中航在1937年到1941年这段历史，至今没有被任何政府所承认，我必须讲述他们的故事。”

　　喜欢制作表格的他，还把当时收集的战事数据，做了详细的分析，以说服人们相信他的观点：“在美国空军飞越驼峰时，中航早已经成功飞越驼峰航线了。事实上，中航才是当时驼峰航线上的重要力量，从1942年4月到1945年9月期间，中航飞越驼峰8万次以上，载运了5万吨货物到中国，运出将近2.5万吨货物，还空运了7000多名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受训，以及无数难民。”

　　戈叔亚则拿出更翔实的资料：早在1940年11月，中航就对驼峰航线做了探测性飞行，第一次定期航班是在1941年11月22日。飞行“驼峰航线”的第一人，就是曾经担任中航的首席飞行员查尔斯•夏普，而飞越驼峰次数最多的，也是中航的机长陈•哈罗德•邰。

　　【飞虎队的主力队员都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了中航，但他们的贡献不被承认】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以后，曾经出生入死的飞虎队员就此散落在各地。他们当中，除了继续留在美军空军服役的，其余的，无论是回国，还是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航公司，那一段曾经浴血奋战的贡献，始终没有被官方承认，有些客死他乡，也没有得到过表彰。

　　1950年，飞虎队和中航的成员们自己组织聚会。后来，为了使队友及家眷们能够保证每年聚会一次，他们成立了飞虎队协会（英文简称AVG）。1956年，中航协会（英文简称CNAC）成立，就从飞虎队协会中分离出来。但是，两家协会的聚会，还是经常在一起。

　　迭戈说，最初成立CNAC协会，只是为了促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队友们能够每年聚会一次，最近几年，出于这段历史逐渐被淹没和曲解，他们的目的，开始转为“让中航和中航在战时的贡献，不被历史所遗忘。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曾经志在当一名纪录片导演的迭戈，虽然在自己年轻时，因为导演过一部名为《闭嘴》的纪录片，而在独立电影圈内崭露头角，但他还是放弃了导演梦。不过，他把自己的导演才华，用到了挽留历史上。

　　多年来，他耗光了所有继承的遗产，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后裔手里，搜集了2000多张当年队员们自己拍摄的老照片、老视频。生长在一个富商家族的迭戈说，那是他人生中最贫困的时间，但是，自从有人得知他在收集照片以后，陆续收到邮件，大多数是父亲那些失去联系的老朋友，有些是已经逝去的飞行员的家属，这让他很高兴。钱并不能让人快乐，而寻找某些人去世的父亲或祖父的照片，并发给他们，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迭戈用这些资料，自费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自己拿出去，在小礼堂、酒吧、客栈等愿意接纳他的地方，一场一场的放给人们看：“让人悲伤的是，大多数人都相信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而不相信我说的，关于我父亲和真正的飞虎队故事。”

　　虽然令人沮丧，但迭戈并不放弃，他给报刊撰稿，继续以己所能，来讲述真正的飞虎队。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观点，但这就是我从小听说和真正相信的历史。当初跟随陈纳德，从美国以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的53名飞行员，才是真正的飞虎队。解散后，23人加入了CNAC，继续作为志愿者飞越驼峰航线的队员，也是真正的飞虎队。CNAC拥有最多的飞虎队成员，比美军部队要多，美军中自称是飞虎队的已经不是美国志愿大队（AVG）了。

　　这些真正的飞虎队员（AVG），他们来到中国是作为志愿者来的，不是因为他们接到美国军方上级的命令。他们来到昆明，加入抗日战斗，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其他后来抵达的美国军队，是因为接到上级命令，这是有天壤之别的。



　　当年，他们是“一批一批的没了”

　　“都是二十一二岁、满脸稚气的孩子，刚从航校出来，从美国本土来到印度，第二天就飞‘驼峰’。航线本身险恶，老飞行员都胆战心惊地飞，他们没经验，而且是刚学会驾驶单引擎飞机，根本就掌握不了两个发动机的飞机，惨，太惨了，一批一批地上去了，就没再回来，再上、再没回来……”

　　时隔几十年之后，说起那一段的地狱飞行经历，幸存下来的老飞行员还是忍不住哽咽。

　　记忆究竟有多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后人，只能唏嘘。

　　时年23岁的美国小伙子詹姆斯•布朗，就不幸是这些“一批一批地没了”的一个。

　　5年前，一家美国报纸上刊登出这样一则简短的消息：“詹姆斯•布朗和其他两位飞行员，驾驶C47型飞机飞越驼峰时，在中国云南省境内失踪。现在，一位退休的银行家希望找到他们的尸骨和残骸。”

　　这位“退休的银行家”鲍勃•威利特，还找到了克莱恩，希望得到帮助。

　　詹姆斯•布朗，1942年4月加入中航，飞越驼峰航线。7个月以后的11月17日，驾驶着编号为EC60型号的中航运输飞机，在云南大理附近失事，同时阵亡的有约翰•丹尼和中国话务员KLYANG。

　　辗转找到一份英文版的当年CNAC电台记录，上面记载：EC60飞机是从中国昆明到印度汀江的例行飞行，飞越驼峰时失踪，没有机组人员和飞机被发现。

　　迭戈联系到詹姆斯•布朗在美国的堂弟，多次核实资料，也证实，詹姆斯•布朗是最早跟随陈纳德来中国的飞虎队成员之一，同样因为不喜欢美国军方对待他们的领导人陈纳德的方式，加入中航，有记载说，他曾击落过三架日本飞机。但是，因为美国军方非常反感CNAC和加入其中的美国飞行员，所以当詹姆斯•布朗驾驶CNAC飞机坠毁时，美国军方没有救援、没有搜索、没有承认。迄今为止，他在美国的身份，还是个失踪人员。

　　3年前，克莱恩根据史料，搜索到飞机坠亡的区域在云南片马，1年前，他们把区域缩小到苍山的西面，现在的大理州漾濞县。

　　克莱恩找飞机10年来，一直在印度和缅甸的深山里出入，还从没有来中国找过飞机，这一次，他打算来中国，搜寻EC60号中航飞机。

　　刘小童此时也参与进来，他提供了在EC60号飞机上殉职的中国话务员KLYANG的信息，中文名字应该叫杨光鎏（繁体字），或杨光浏（简体字），英文名字应该是Kwang Liu Yang或者是Kwong Liu Yang。在《驼峰航线》一书附录的“中航驼峰飞行牺牲人员名单（1942年—1945年）”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杨光浏，飞行报务员，牺牲于1942年11月17日、机号EC60。”

　　刘小童曾经采访过当年与杨光浏同在CNAC的徐承基老人，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在刘小童扫描后发邮件过来的一页书稿里，有这样的记载：

　　11月17日，由机长詹姆斯•布朗、副驾驶约翰•丹尼、报务员杨光浏执飞的中航60号在从昆明起飞一个小时后，还向地面发来了一切正常、即将跨越横断山脉的电报，之后，就再也杳无音讯。

　　后来查到，设在云南驿的导航台曾收到杨光浏最后一封电报，称之遇到恶劣天气，飞机被强气流往下压，正在打开舱门抛卸……电波戛然中断。

　　另一封写自2004年的英文信上，则是这样说的：这架飞机是CNAC第一架装有高气压装置的飞机，当时他们出发时，昆明天气非常好，现在能确认飞机坠毁在怒江的东面，猜测飞机可能因高气压装置起火而爆炸。

　　在资料研究长达7年以后，信息越来越精准。克莱恩准备来中国了。





　　70多年前，EC60号飞机在这里毁于爆炸

　　2011年9月16日，克莱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云南，他去当地找向导时，却被村民开价一百万的向导费吓跑了，几乎绝望时，克莱恩找到了迭戈。7年前，他们在AVG和CNAC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后，为了寻找60号飞机一直有邮件往来。

　　在苍山无人区寻找一驾70年前的失事飞机，没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帮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迭戈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孙海波。但他一直在念叨：要是阿荣在，就更好了。

　　克莱恩、迭戈、孙海波，本是天各一方的几个人，因为驼峰航线而迅速汇聚成了一股力量。这力量，也许依然微弱，但它确实在推动着驼峰历史上又一次悲壮的志愿者行动：没有设备，没有人员，没有官方支持，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深入无人区搜寻驼峰失事飞机——他们，除了自掏腰包，还冒着生命危险。

　　迭戈说，据他所了解，在美国、印度、缅甸、中国，像这次这样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搜索行动，只有20世纪90年代在云南片马地区搜索过中航53号飞机。

　　孙海波当然二话不说。他跑遍了苍山西面石门关附近的几个村子打探情况，不但自掏腰包去请了三位村民当向导，还找了四个既熟悉苍山地形、又英文流利的资深户外攀岩人士，协助克莱恩一起上山，其中，同为美国人的Adam，已在大理安家，在大理拥有一个户外攀岩俱乐部，非常熟悉苍山地形，而湖南人孙鳌，则是大理驼峰客栈的摄影师。

　　第一次搜索，七个人进山两天后，因为山上暴雨不停，唯一一条进山的路可能因为河水涨满而趟不过去，搜索队不得不无功而返。

　　此时的孙海波，继续泡在石门关的村子里和村民们聊天。这些平时可能在山上如履平地的山民们，完全搞不懂克莱恩所希望知道的经度、纬度之类的要求，孙海波就蹲在地上，用玉米棒、石块比划着和村民聊，收集到越来越多有用的信息。

　　其中，查勇民给儿子讲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关于飞机的“鬼故事”，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这一点跟克莱恩的经验很吻合，他在印度找飞机时，也是听当地人说，看见过有尸骨残骸，骨头比当地人长得多——这是欧美人的典型体型。

　　于是，克莱恩、迭戈、孙海波这三个彪形大汉就突兀的出现在查勇民家里。

　　绕了一个大圈子，历史就在这个普通山民的家里，落下注脚。

　　第二天，查勇民穿着从“街天”（当地赶集的日子）地摊上花49元买来的一套军绿色迷彩服，和亲家公、二儿子一起，带着搜索队员上山了。山上的某个石洞里，还藏着他几年前放在那里的被子呢，应该只用带些吃的东西就行了。

　　第二次搜索，可能走得更远，待的时间更长，孙海波为第二次进山的搜索队，挑选了更得力的人员。随行的驼峰客栈摄影师兼翻译兼报务员孙鳌，更是备用了十几块电池，以及手摇发电机。

　　但是，第二次进山的搜索队，在上山第三天以后，还是与地面失去联系了。

　　苦等。

　　焦灼的孙海波，带上驼峰客栈的工作人员和其它地面服务人员，专门爬到苍山的山神庙祭拜，祈祷搜索队平安归来。

　　老人们说，苍山是有山神的。

　　有神灵的苍山，会保佑这些为了人类的历史而生死度外的人们，平安归来。

　　他们搜索的，不是遗失的飞机，而是遗忘的历史。

　　他们坚守的，不是残缺的真相，而是稀缺的精神。

　　在失去联系长达30多小时后，终于联系上搜索队，他们已到达失事地方，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已经嵌在岩石上的生铁。

　　在这样的无人区，出现生铁，而且又经年累月地长到了石头里，这更加坚定了搜索队的判断：EC60号飞机可能是毁于爆炸，那么，现场应该不会残留大的飞机残骸，而以碎片为主。70年里，苍山经过地震和风化，这些碎片也许会嵌进石头里。

　　但是，搜索队都是徒手上山，连上山的路，都是用砍刀走一步砍一步砍出来的，根本没有金属探测仪之类的设备，没有力量再继续挖掘。

　　此时，他们用刀砍出来的路，也已走到了尽头，而且队员们因为攀爬悬崖峭壁、徒步穿过河谷溪流，已经个个伤痕累累，连常年泡在荒野的克莱恩，都险些失足。他们只好把徒手挖掘的东西，能带走的全带走，然后下山。

　　这一次，他们经过了5天4夜。

　　克莱恩说，村民的信息以及这次考察的结果，与他在美国和印度的研究全部符合，他能百分之百确定，这就是EC60号飞机的坠落点。



53号飞机

　　53号飞机的故事

　　其实，这是迭戈的家族，第二次参与在中国寻找中航的失事飞机。

　　原来，早在70年前，当时还是中航飞行员的迭戈父亲，就在1944年，进入云南的片马地区搜索过中航的53号失事飞机，那也是一次私人行动。迭戈的父亲几乎死在那次搜索中。

　　那是一次更艰辛的民间搜索行动。

　　1943年3月11日，中航53号C-53型运输机和该公司另外3架运输机由昆明飞往印度汀江，53号机处于第三架的位置。在飞越横断山的途中，飞在最后面的运输机机长彼得，还为飞行中的53号飞机拍摄了一张照片。大约15分钟后，53号机失事。飞机坠落在位于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山脊附近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的丛林里。

　　根据事后多次的空中观察，飞机机体基本完好，没有发生起火爆炸，这意味着机组人员有幸存的可能性。

　　身为53号飞机机长杰米•福克斯童年时最好的朋友，也是飞行员的雷德•霍尔姆斯，为了寻找儿时伙伴的遗体来到中国，可惜当时失事地点是日占区，不能进入。

　　1944年，中国夺回那片区域，雷德就又想办法去片马山区寻找好友的遗骸。那时，同在中航飞行的迭戈父亲——斯蒂芬•库赛克，正在休假，决定一起上山。另一位飞行员，弗莱茄·汉克斯（Fletcher Hanks）也加入搜寻。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只在空中知道片马方位的飞行员们，徒步进入到异国几乎荒无人烟的片马深山中，寻找儿时朋友的踪迹，其艰险难以想象。

　　参与1997年的最后一次搜索并成功找到53号飞机残骸的戈叔亚，跟当年上山搜索的弗莱茄·汉克斯（Fletcher Hanks）一直来往密切，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并提供的长篇报告中的细节，转述了被弗莱茄•汉克斯定义为自己一生中“最悲壮”、“最悲惨”的冒险经历：

　　当年那支民间搜索队，有包括迭戈父亲在内的三名美国飞行员，以及数十名中国士兵和民工。

　　搜索队在片马的原始森林，与风雪、野兽、荆棘、缺氧、迷路、缺水和饥饿搏斗了9天9夜。最后，迭戈父亲得了急性疟疾，生命垂危，甚至队伍里面还发生了“未遂叛乱（实际上就是有些民工不愿意继续再找，中途打退堂鼓）”等一系列事件后，搜索队不得不无功而返。后来得知，当时距离53号坠机只有不到一英里的距离。

　　这不到一英里的距离，在53年后，才走到。1997年，越境打猎的山民发现了一架飞机残骸，报告给官方，恰逢戈叔亚等人也正在为53号坠机进行新一轮的搜索。

　　2007年，53号飞机已经被搬出了深山，并为这架迄今为止在驼峰航线上发现的最完整的坠机建立了“驼峰航线纪念馆”。

　　面具之下，有人看到真相，有人看到伤痕

　　此时，故事应该结束了吧。

　　其实，故事到此时，才刚刚开始。

　　第三次搜索，需要专业的探测设备和挖掘设备，以及更专业的勘探人员。这，已经超出了个人所能给予的力量。

　　来不及喘息，大家商量后，分头行动。

　　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迭戈来承担。他联系到詹姆斯•布朗远在美国的堂弟，因为需要征得家属的同意，才能开始挖掘工作。同时还在昆明筹备新闻发布会，争取官方支持，以促使专业设备和人员加入第三次搜索。

　　刘小童则得到了中国话务员杨光浏的更多信息，得知当时另一个话务员唐先生——杨光浏最好的朋友，目前还在世，也许通过他，能找到杨光浏的亲属。

　　历史，此时又一次戴上了同样的面具：官方总是在健忘，而民间总是在挽留。

　　依靠个人之力，在艰难而顽强地抢救着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壮，他们是前赴后继的刘小童们、迭戈们、克莱恩们……也许最终他们的名字也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他们用一己之力所抢救的历史，无论是否会继续被新的一代人遗忘，都曾经存在过。

　　今天，到底该怎样看待历史?

　　昨天丢弃的，今天会有人捡起来。

　　今天捡起来的，明天一定还会有人丢弃。

　　历史，就这样在岁月里丢丢捡捡，拼拼凑凑，呈现给后人一张看似完整但破碎的面具。

　　面具之下，有人看到真相，有人看到伤痕。

　　克莱恩，抛家弃业用10年时间去捡起历史的碎片，却只发掘了500多架失事飞机中得19驾。迭戈，一个家族的两代人，上一代用鲜血去谱写，下一代用汗水去述说。刘小童，负债累累奔波7年写成的书，拿到的稿费，连还债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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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历史，就必须正视伤痕。

　　迭戈讲过一个例子：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一批CNAC飞行员被美国政府承认，在驼峰飞行50年之后，迭戈的父亲终于等来了美国空军颁发的勋章和证书。而他的叔叔，却至死都没有等来那一纸证书。

　　一天，迭戈在昆明得知了自己的叔叔去世的消息。叔叔在那座飞虎队队员聚居的西班牙城堡里，与迭戈一家是邻居。1941年飞虎队在昆明首战成名那场空战，迭戈的叔叔就是参与的飞行员之一。那一天，叔叔驾驶了他的13号飞机，与他的队友一起，在空中第一次成功击败了日军。那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战，这一战，第一次给屡战屡败的中国人以希望，原来日军是可以被打败的。

　　2009年，沿着史迪威公路从印度跑到中国的阿荣，在苍山失足遇难时，印度媒体做了大幅的报道，但是，迭戈参加过首次对日空战大捷的叔叔在西班牙去世时，在中国云南，却没有人理会，没有人记得他的贡献。

　　迭戈很伤感，这更激发了他的使命感。他学习中文，写东西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给那些想知道的人。三年前，最后一个幸存的CNAC飞行员邀请他担任CNAC的亲善形象大使。尽管没有一分钱收入，但有超越工作以外的意义，他愿意花自己的钱去做这些事情。

　　刘小童，用7年时间捡起来的历史写成了一本书，但未能发表的内容里，还有一段这样的——碎片或伤痕：

　　中航有个官方数据：飞越“驼峰”的飞机平均寿命只有120多天。也就是说，平均只要连飞4个月，一架飞机就会在“驼峰”上消失。

　　那些每天都在鬼门关前转来转去却幸存下来的英雄们，却并未能分享到胜利的果实。

　　驼峰飞行记录达900多次的机长潘国定，曾是世界华人飞行圈子里的一号人物，“文革”前几年被停飞，当时40岁出头，正值飞行“黄金期”的他，只能看着曾在“驼峰”上空吹过的萨克斯管发呆。

　　1967年的一天，上边突然又通知他，执行专机任务。听到又让他飞，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拎着飞行箱早早坐到飞机上等，结果冲过来一些人，说他是准备“驾机叛国”，一阵拳打脚踢，就给捆走了。

　　这一去就是几年，谁都不知道他被弄到哪儿。到了1972年，才知道给弄到江西奉新，肋骨被打断三根……后来放出来了，回到北京，也总是往机场跑，坐在地上，就那么痴迷地看飞机起降，一坐就是半天……

　　战时在香港，潘国定住的是别墅、开的是跑车，一个月工资是2000多美元。文革后的1979年，老人在美国的侄女回中国看他，只能在狭小的家中打地铺。

　　想为当年的“飞虎队”建个博物馆

　　如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尔哈特镇——53号机机长福克斯的家乡，已找不到福克斯的痕迹。作为独子的福克斯遇难后，这个家族就中断了。在他就读的学校，有块阵亡毕业生的纪念碑，上面没有福克斯的名字，因为他属于失踪人员。

　　从1997年发现53号飞机残骸，到2007年为其建立博物馆，10年间，依然是那些看起来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们，在默默推着人们去关注这段历史，并最终如愿促使博物馆建立。

　　迭戈就在此间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甚至在弗莱茄•汉克斯去世以后，也接过了他的接力棒。

　　那之后，很多美国人怀疑被展览的那架飞机，并不是当初在片马山区找到的飞机。为了去证明这架飞机是真的，迭戈用上了大学时学习的声像计算机技能，这成了迭戈在中国5年来最幸福的时刻。接着，为了让这驾飞机被CNAC飞行员所承认和证明，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说服了尚且健在的CNAC“最伟大的运输机飞行员”陈文宽，在97岁高龄时，从美国来到中国，去云南片马亲眼证实博物馆展览的那架飞机。

　　迭戈说，建立博物馆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是为了记录CNAC和驼峰航线最真实的历史。

　　出于这个目的，迭戈一直在为另一个博物馆而奔波：“我有我爸爸、我叔叔他们这些最早的飞虎队成员的珍贵资料，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一个人来帮助，也没有选好地点。”

　　这个梦想中的博物馆，关于那些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加入驼峰航线的人，有AVG（飞虎队）和CNAC飞行员，也有参与志愿飞行的其它别国人。这个博物馆，他想建在昆明。

　　在中国昆明，他已经倾注了太多感情。

　　迭戈珍藏了两张父亲的照片，一张是父亲刚刚加入驼峰飞行时在飞机前拍的照片，一张是抗战胜利后父亲在街头沸腾的人群里拍的照片——两张照片的拍摄地点，都在中国昆明。

　　同“中毒”于驼峰飞行历史一样，迭戈承认自己也“中毒”于中国。在西班牙城堡里长大的他，从小的生活就非常中国化，因为家里，还有周围邻居家里，都是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物品。迭戈的妈妈，曾在台湾学习做中国菜，其他飞虎队员的妻子，也能做非常好吃的中国菜，所以，在那个飞虎队队员聚居的西班牙城堡里，其实像是一个中国城，每周要吃3-4次中国餐。

　　迭戈说，妈妈做的春卷最好吃，来中国五年了，至今没有找到比妈妈做得更好吃的春卷。



　　【延伸阅读】

　　这是一位美国母亲，在1945年写下的诗，她的儿子约瑟夫•达纳韦与其它14人所在的B-25号飞机，于1945年7月4日坠毁于驼峰航线。（只翻译了一部分）

　　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愿意付出我所有去知道。

　　他是否带着满腔的使命长眠于地下?

　　他是否伫立于和平的大地畅饮清泉?

　　或者，

　　他仍然是一个游子，穿行在驼峰的荒山丛林?

　　哦，主啊!如果他那里，在那天堂般的地方。

　　如果我可以只偷偷看一眼，看到他的笑脸。

　　他如同天上的星星，悬挂在天际，

　　现在是银色的，还是变成金色的呢?

　　那天他走时，很快越过潮水的样子，还历历在眼前。

　　他努力让自己面带笑容，让我试图隐藏的泪水如溃堤般涌出。

　　他经常给我们来信。每一个字母都带着祝福。

　　然而，

　　那可怕的电报却到了，写着“你的儿子失踪了。”

　　这是7月4日下午2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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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1.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本文部分人名和地名，使用化名。2.大理驼峰客栈的工作人员丁丁、大神、孙鳌等，为此次采访提供了外文资料翻译服务。3.本文选用的所有老照片，均为西班牙人迭戈•库赛克提供。4.两次深入苍山搜索EC60飞机途中的照片，均为随队摄影师孙鳌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