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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驼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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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4-2011 14:51: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本刊特约主笔 素一 图/大理驼峰客栈

  我必须要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才能让笔尖得以安宁。——本文作者

  序:

  故事的时间,从1937年到2011年,延绵74年。

  故事的地点,从中国云南苍山的小山村,到西班牙的古老城堡和美国的小镇,跨越三大洲。

  故事的主角,有中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从精通四国语言的MBA,到目不识丁的山民。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关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即使略有人知,也是被误读的历史。

  故事背后的真相,远比故事本身更悲壮。




  一个“鬼故事”引来的不速之客

  9月的一天,正是高原地区日照最强的时候,60岁的查勇民正在自家院子里晒玉米,儿子领进家门三个彪形大汉,其中两个还是金发碧眼的老外。

  来人是因为听说了查勇民给儿子讲过的一个“鬼故事”,而找上门来的。

  查勇民给儿子讲的“历史”,也就是自己从父亲和爷爷那里听来的鬼故事,他没想到,自己会因此成为某段历史的见证者。

  来人要进山“找飞机”。

  飞机,这是他给儿子讲的各种鬼故事里的其中一个:

  有一天,到山上采药的父亲慌慌张张地跑回家,告诉他,不要一个人上山,他采药时,看见一架飞机撞到了山峰,接着深山里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浓烟滚滚。

  一家人以为是日本鬼子打进这深山老林了,惶恐了几日,频繁听见秃鹫(当地一种吃腐肉的老鸦,相当于藏区的天鸟)在山间叫。

  一定是死人了。秃鹫是专吃尸体的。

  躲了一段时间,并没见到日本鬼子进村,父亲又偷偷摸到当时看见撞机的地方,结果只有一堆白骨和飞机碎片,骨头比当地人要长的多。

  父亲采药那年代,正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虽然位于滇西抗战的前沿,但石门关的这个村子,是苍山半山腰上唯一能住人的地方。往上,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峡谷、悬崖峭壁、深山丛林;往下,除了翻山越岭,找不到一条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至于石门关内,就更是无路。进入21世纪,这里被作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开发后,才修了一条窄窄的栈道入关。

  因为地理位置,查勇民世代在这深山里采药种地打猎为生,倒也平安无事。但他所在的村子里,几乎男女老幼都知道美国“飞虎队”的故事。

  查勇民儿时就知道,美国人开着飞机在天上打日本鬼子,天上的飞机比乌鸦还要多。但不知道,他家所在的苍山上空,其实是“二战”期间世界航空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空中生命线——“驼峰航线”。而村里几乎家喻户晓的美国“飞虎队”的故事,其实是一段在中国和美国都鲜为人知——即使略有人知也是误读的历史。他更不知道,刚刚走进他家的三位彪形大汉,是让这段历史的真相得以传承的关键人物。

  来人究竟是谁

  来人分别是美国人克莱恩、西班牙人迭戈、中国人孙海波。他们的人生,起初并无交集,但是,因为“中毒”于同一段的驼峰历史,他们成了一起犯傻、并肩同行的兄弟。

  驼峰是有毒的。

  驼峰历史是有毒的。

  驼峰历史的真相是有毒的。

  无意中接触到这段历史被淹没的真相以后,他们都无一例外的“中毒”了,人生因此而被改写。中国人戈叔亚、刘小童、孙海波,美国人克莱恩、西班牙人迭戈、印度人阿荣……



  【戈叔亚】

  戈叔亚1983年在腾冲当兵时,“发现这段历史太精彩,一段伟大的历史在当代需要重新寻找”,从此,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一门心思只研究二战中的滇缅战史,跑遍了中国远征军的所到之处,寻访故人旧土。

  如今已经58岁的戈叔亚,随着《中国远征军》在各大电视台的热播,以滇缅抗战史专家的身份,现在成为这方面的座上宾,但是,在此前,他却因为发掘滇缅抗战历史,而被警察查捕,至少3次被迫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



  【刘小童】

  《驼峰航线》一书的作者。14岁时第一次看到驼峰资料,从此放不下。成年后,离家来到成都,一边当记者,一边倾其所有,历时7年,自费采访当事人,访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散居在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北美、澳洲、南美等中航的中方员工和参与驼峰航线的亲历者,为此欠下18万的债务。



  【孙海波】

  分别设在昆明和大理的两家驼峰国际青年旅社,经常汇聚世界各地对二战史、滇缅抗战史、史迪威公路、驼峰航线等沉迷的探险家、研究者,迭戈和戈叔亚都是那里的常客。

  36岁的孙海波,就是这里的老板。因为沉迷于驼峰历史,孙海波干过最疯癫的事,就是昆交会时,自费雇佣了十几个不同国籍的老外,啥也不干,就是泡在昆交会上,用他们本国的语言,逢人就讲“驼峰航线”。



  【克莱恩】

  51岁的克莱恩(Clayton Kuhles),曾在美国陆军服兵役4年,退役后经营一家企业。因为喜欢军事历史,特别是CBI(印度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便开始了对坠毁于缅甸北部一架C-47战斗机的寻找。结果,他发现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5000人丧生在中国——缅甸——印度的山脉中,至今尸骨仍未被找到。

  于是,当年美国亚利桑那州某个西装革履总出入于大型Office的企业主,成了一个常年只与丛林野兽为伴的探险者,泡在印度和缅甸之间的喜马拉雅山系,寻找当年驼峰航线失事飞机,已经历时10年。

  如今,他是唯一一名搜寻二战驼峰航线中飞机遗骸和飞行员遗体的探险家。找飞机10年来,没有任何官方或民间机构的赞助,几乎全是自费进行。迄今为止,已在印度、缅甸搜寻到182具飞行员遗体和19架飞机的遗骸。



  【迭戈】

  51岁的西班牙人迭戈·库赛克,曾经是小有名气的纪录片导演,大有前途的MBA,西班牙古城堡的继承人,但现在,他在中国,只做着唯一一份工作,不拿一分钱工资、还花光了所有遗产的工作——CNAC在中国的亲善大使。迄今为止,每个月四五千元的医药费还需要家人从西班牙接济。

  他的父亲,史蒂夫•库赛克(Steve Kusak),前美国飞虎队成员之一,曾于1943年飞越驼峰航线。

  1945年二战结束后,原飞虎队的一些队员仍留在中国继续飞行。1949年后,大多数转去台湾继续飞行。当战后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就厌倦了飞行。迭戈的父亲也选择了停飞,他来到西班牙找女友成婚。在这次行程中,他听说了一个机会,可以在西班牙买到一座拥有大片领域的古老城堡,他们就和几个飞虎队成员买下了一座。并把城堡改造成一个旅馆,还建了个高尔夫球场。几个队友也在此安家落户,他们把房子盖在了山坡的小路旁,大人孩子总是聚在一起。

  这一片,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飞虎队队员聚居的地方。1966年,飞虎队和中航老队友以及后裔们的聚会庆典,就在这里举行。

  从小听着飞虎队和中航的故事长大,迭戈想在父亲死之前,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于是开始筹备拍摄后来让他在圈内小有名气的独立纪录片《闭嘴》。随着越来越多的故事被细读,迭戈发现,搜遍书籍和电影,真正了解并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太少了,他开始萌发一种冲动,想要告诉每一个人这段真实的故事。

  他决定来中国,并开始从事跟父亲事迹相关的工作。

  5年前,迭戈来到中国,开始的8个月,呆在大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沙溪。他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买了电脑和扫描仪,雇了个人,开始扫描整理父亲的东西——在父亲死后,母亲让他接手了父亲的收藏。父亲把所有他从1941年开始收藏的东西,都从中国带回了西班牙。

  后来,迭戈意识到,如果要在中国推广父辈们的故事,必须呆在大城市。他搬到了昆明,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昆明。最近几年,昆明有关驼峰历史的官方活动——中航驼峰飞行图片展、为在片马地区失事的53号飞机筹建展览馆、邀请被誉为“驼峰航线”上“最伟大运输机飞行员”之一的陈文宽以及19位中航会员从美国重回云南等,背后都有迭戈的奔走呼号。



  【阿荣】

  阿荣(Arun Veembur),印度人,二战史研究专家,因为迷恋研究雷多公路(The Ledo Road,国内叫史迪威公路),放着在班加罗尔的《Mid-Day》报社记者的工作不干,4年前沿着史迪威公路做战争遗迹考察旅行,骑摩托、搭车、步行,从印度走到中国,找到孙海波,一起用民间力量来搜集整理驼峰史料,联络和协助世界各国的驼峰航线研究者、探险家。2009年11月10日,深入苍山,不幸失足遇难,年仅28岁。

  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使他们中了“毒”

  “我在中国生活五年了,很难过地说,我想我能用我的手指数清有多少中国人知道真正全部的故事,而在美国则是没有人知道的”,迭戈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中国,才发现,不光是西班牙,不光是美国,就是在事件发生地的中国昆明,也鲜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驼峰航线飞行员

  【飞虎队】

  “飞虎队”创始人是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在美国的飞行教官陈纳德,1937年7月来中国担任空军顾问。中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返回美国,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参战。1941年8月1日,以跟随陈纳德回到中国的53名飞行员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英文简称AVG),陈纳德任指挥官。1941年12月20日,在昆明首次迎战入侵日机,击落敌机6架,志愿队无一损失。初战告捷,昆明各报竞相报导,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志愿队就被中国老百姓叫成了“飞虎队”。

  此后的7个月内,飞虎队一共参加了40多次对日空战,共击落日机300多架,开始了日寇“空军全部覆灭的厄运”。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被称为“飞虎将军”。

  但是,这支让日军飞行员胆战心惊的飞虎队,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从1941年8月1日到1942年7月3日。

  1942年7月4日,美军正式对日宣战,陈纳德根据命令,解散飞虎队,重新组建了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

  迭戈在大理,专门做了一场讲座,讲述飞虎队解散后的故事:5名飞虎队员跟着陈纳德一起加入了军方的第23大队,23名飞虎队员因为不满美军歧视他们是“老百姓”,而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当时的中国航空公司,其余则返回美国。



CNAC老飞机

  【CNAC】

  “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英文缩写是“CNAC”,1930年8月1日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合资企业,中国持股55%,美国柯蒂斯•怀特公司持股45%,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

  中航虽然只是一个民用航空公司,飞行客货两用航班,但在战时,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航一度停航。1938年春,中航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恢复营运。原有的航线因领土被占领而停运,新开辟的航线以香港为中心,但屡次遭遇日军战斗机袭击,只能在天气不好的夜晚进出香港。

  日军侵占武汉和广州后,国内两条主要通道被迫中断。因为担心香港也会落入日军之手,中航开始寻找新的航线——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驼峰航线,当时,这是一个民用航空公司的商业决定,而不是军事决定。

  1941年11月30日,中航第一次驼峰载客飞行成功,8天后,香港沦陷。一个月以后的12月20日,陈纳德率领的志愿队才开始对日军的首战告捷,“飞虎队”才一战成名。

  原是中航机械师的梁鹤英老人土生土长在香港,他说,日本人打进香港那一天,他还在上班呐,就看九龙那边坐着小艇过来几个日本兵,“乒乒乓乓”放了一阵枪,几下就把英政府雇佣的满脸络腮胡的印度兵给打跑了,天刚刚黑下来,整个香港就都是日本兵了。而他所在的中航香港基地,也被摧残殆尽,大部分飞机和设备被炸毁。

  但很快,中航复航。随后抗战进入惨烈的胶合期,中航开始在驼峰上空为战时中国输送战略物资的同时为美军飞行,付出惨重代价,飞机和机组人员损失超过一半。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回到香港基地,抓住发展的良机,借着美军撤退的时机,大规模收购飞机,招募飞行员,渐渐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

  1945年,中航主力团队和机组回到内地,但那时大陆并未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买机票要凭介绍信,这注定坐飞机者除了干部外,势必乘客寥寥,原有飞行人员就被分散到全国各地。文革时,彻底解体。



驼峰航线图

  【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被称为“上帝的弃地”,是“二战”期间三条著名国际航线中(另两条为阿拉斯加航线、北大西洋航线)最具危险性的一条。航线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平均海拔达7000米,往返于印度汀江至中国昆明之间,有南线与北线之分,南线820公里,北线1150公里。

  飞越驼峰,对于飞行人员而言是近乎自杀式的航程。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航线,集合了世界上最凶险的地形:世界降雨量最大的地区,雨季的飓风能把飞机翻个个儿;严重的结冰,经常是整个飞机都被冰层包住;而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等,则是家常便饭,使飞机随时面临坠毁、撞山和机身结冰等危险,还会遭到日军战斗机的袭击。

  1943年10月13日,日本战斗机拦截并击落没有武装的民航货运飞机中航72号飞机,当日起,所有飞越“驼峰”的飞机,一律改飞北线,并实行夜间航班及后来的24小时换机不换人的飞行。

  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后,驼峰航线即成为战时中国唯一的“生命之路”。除中航以外,美国空军也加入驼峰飞行。同期,美军也成立了一个空运司令部,把中航、美军航空大队、印度和英国联邦部队、中国航空大队等所有参与驼峰飞行的各方力量,统一协调,后由陈纳德负责总指挥。

  在3年多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共空运到中国80多万吨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医药及医疗器材、车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军用被服等。

  当时各种运输机载重量分别为4吨、6吨和8吨,这意味着,平均每天都必须有100多架飞机在驼峰上空飞越穿梭,不计成本、不算代价、不分昼夜、24小时换人不换机地飞行,坠毁就坠毁,被日机击落就击落,谁能过去就过去。一架飞机,一直要飞到最后的坠毁。据昆明机场总站站长郭汉庭回忆:高峰时,巫家坝机场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飞机还没停稳,就开始装卸货物。

  另外,在缅甸战役中败退的中英军和难民,从中国云南到印度接受军训的中国军队,从印度到缅北、英帕尔参加战斗的中美英军,从印度、缅甸和云南到湖南芷江等地参加战斗的中国军队,美军第20航空队移师成都,第14航空队在中印间往返、由中国和美军共同组建的中美混合团赴美培训的去回,国民政府要员出访、国际友人来华访问,无不经过“驼峰航线”接送。

  在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航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美军损失飞机1500架,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二战时期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长官阿诺德将军说,“驼峰”航线上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

  刘小童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当时一位中航飞行员的妻子,她说,飞行员在昆明这边的餐厅吃早饭,飞到印度吃午饭,晚饭回昆明吃。往往早晨还有一圈人围着桌子坐,晚上回来,桌子就坐不满了,就像饼子被咬了一口一样……





装卸货物

  一段被怎样误读了的历史

  无数人的鲜血,谱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史上一段悲壮的历史,到底被怎样地误读了呢?

  【中航才是驼峰飞行的主力】

  在被误读的历史里,至关重要的一个点是:后人常常混淆“驼峰航线”的飞行员就是“飞虎队”。

  历史上,中航和飞虎队确实有着一起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早在1941年飞虎队刚从美国来到中国参战时,中航就为驻扎在昆明的飞虎队运输汽油和弹药;1942年飞虎队解散后,主力飞虎队队员转而加入了中航;1943年3月,又与当时参与驼峰飞行的各方,一起归陈纳德领导。

  但是,与飞虎队后来有口皆碑的盛名相比,中航却寂寞地慢慢被人们所遗忘。

  迭戈抱病在中国做CNAC亲善大使,不但不拿一分钱工资,甚至贴光了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他说:“中航在1937年到1941年这段历史,至今没有被任何政府所承认,我必须讲述他们的故事。”

  喜欢制作表格的他,还把当时收集的战事数据,做了详细的分析,以说服人们相信他的观点:“在美国空军飞越驼峰时,中航早已经成功飞越驼峰航线了。事实上,中航才是当时驼峰航线上的重要力量,从1942年4月到1945年9月期间,中航飞越驼峰8万次以上,载运了5万吨货物到中国,运出将近2.5万吨货物,还空运了7000多名中国远征军赴印度受训,以及无数难民。”

  戈叔亚则拿出更翔实的资料:早在1940年11月,中航就对驼峰航线做了探测性飞行,第一次定期航班是在1941年11月22日。飞行“驼峰航线”的第一人,就是曾经担任中航的首席飞行员查尔斯•夏普,而飞越驼峰次数最多的,也是中航的机长陈•哈罗德•邰。

  【飞虎队的主力队员都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了中航,但他们的贡献不被承认】

  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以后,曾经出生入死的飞虎队员就此散落在各地。他们当中,除了继续留在美军空军服役的,其余的,无论是回国,还是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航公司,那一段曾经浴血奋战的贡献,始终没有被官方承认,有些客死他乡,也没有得到过表彰。

  1950年,飞虎队和中航的成员们自己组织聚会。后来,为了使队友及家眷们能够保证每年聚会一次,他们成立了飞虎队协会(英文简称AVG)。1956年,中航协会(英文简称CNAC)成立,就从飞虎队协会中分离出来。但是,两家协会的聚会,还是经常在一起。

  迭戈说,最初成立CNAC协会,只是为了促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队友们能够每年聚会一次,最近几年,出于这段历史逐渐被淹没和曲解,他们的目的,开始转为“让中航和中航在战时的贡献,不被历史所遗忘。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曾经志在当一名纪录片导演的迭戈,虽然在自己年轻时,因为导演过一部名为《闭嘴》的纪录片,而在独立电影圈内崭露头角,但他还是放弃了导演梦。不过,他把自己的导演才华,用到了挽留历史上。

  多年来,他耗光了所有继承的遗产,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老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后裔手里,搜集了2000多张当年队员们自己拍摄的老照片、老视频。生长在一个富商家族的迭戈说,那是他人生中最贫困的时间,但是,自从有人得知他在收集照片以后,陆续收到邮件,大多数是父亲那些失去联系的老朋友,有些是已经逝去的飞行员的家属,这让他很高兴。钱并不能让人快乐,而寻找某些人去世的父亲或祖父的照片,并发给他们,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迭戈用这些资料,自费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自己拿出去,在小礼堂、酒吧、客栈等愿意接纳他的地方,一场一场的放给人们看:“让人悲伤的是,大多数人都相信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而不相信我说的,关于我父亲和真正的飞虎队故事。”

  虽然令人沮丧,但迭戈并不放弃,他给报刊撰稿,继续以己所能,来讲述真正的飞虎队。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观点,但这就是我从小听说和真正相信的历史。当初跟随陈纳德,从美国以志愿者身份来到中国的53名飞行员,才是真正的飞虎队。解散后,23人加入了CNAC,继续作为志愿者飞越驼峰航线的队员,也是真正的飞虎队。CNAC拥有最多的飞虎队成员,比美军部队要多,美军中自称是飞虎队的已经不是美国志愿大队(AVG)了。

  这些真正的飞虎队员(AVG),他们来到中国是作为志愿者来的,不是因为他们接到美国军方上级的命令。他们来到昆明,加入抗日战斗,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其他后来抵达的美国军队,是因为接到上级命令,这是有天壤之别的。



  当年,他们是“一批一批的没了”

  “都是二十一二岁、满脸稚气的孩子,刚从航校出来,从美国本土来到印度,第二天就飞‘驼峰’。航线本身险恶,老飞行员都胆战心惊地飞,他们没经验,而且是刚学会驾驶单引擎飞机,根本就掌握不了两个发动机的飞机,惨,太惨了,一批一批地上去了,就没再回来,再上、再没回来……”

  时隔几十年之后,说起那一段的地狱飞行经历,幸存下来的老飞行员还是忍不住哽咽。

  记忆究竟有多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后人,只能唏嘘。

  时年23岁的美国小伙子詹姆斯•布朗,就不幸是这些“一批一批地没了”的一个。

  5年前,一家美国报纸上刊登出这样一则简短的消息:“詹姆斯•布朗和其他两位飞行员,驾驶C47型飞机飞越驼峰时,在中国云南省境内失踪。现在,一位退休的银行家希望找到他们的尸骨和残骸。”

  这位“退休的银行家”鲍勃•威利特,还找到了克莱恩,希望得到帮助。

  詹姆斯•布朗,1942年4月加入中航,飞越驼峰航线。7个月以后的11月17日,驾驶着编号为EC60型号的中航运输飞机,在云南大理附近失事,同时阵亡的有约翰•丹尼和中国话务员KLYANG。

  辗转找到一份英文版的当年CNAC电台记录,上面记载:EC60飞机是从中国昆明到印度汀江的例行飞行,飞越驼峰时失踪,没有机组人员和飞机被发现。

  迭戈联系到詹姆斯•布朗在美国的堂弟,多次核实资料,也证实,詹姆斯•布朗是最早跟随陈纳德来中国的飞虎队成员之一,同样因为不喜欢美国军方对待他们的领导人陈纳德的方式,加入中航,有记载说,他曾击落过三架日本飞机。但是,因为美国军方非常反感CNAC和加入其中的美国飞行员,所以当詹姆斯•布朗驾驶CNAC飞机坠毁时,美国军方没有救援、没有搜索、没有承认。迄今为止,他在美国的身份,还是个失踪人员。

  3年前,克莱恩根据史料,搜索到飞机坠亡的区域在云南片马,1年前,他们把区域缩小到苍山的西面,现在的大理州漾濞县。

  克莱恩找飞机10年来,一直在印度和缅甸的深山里出入,还从没有来中国找过飞机,这一次,他打算来中国,搜寻EC60号中航飞机。

  刘小童此时也参与进来,他提供了在EC60号飞机上殉职的中国话务员KLYANG的信息,中文名字应该叫杨光鎏(繁体字),或杨光浏(简体字),英文名字应该是Kwang Liu Yang或者是Kwong Liu Yang。在《驼峰航线》一书附录的“中航驼峰飞行牺牲人员名单(1942年—1945年)”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杨光浏,飞行报务员,牺牲于1942年11月17日、机号EC60。”

  刘小童曾经采访过当年与杨光浏同在CNAC的徐承基老人,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在刘小童扫描后发邮件过来的一页书稿里,有这样的记载:

  11月17日,由机长詹姆斯•布朗、副驾驶约翰•丹尼、报务员杨光浏执飞的中航60号在从昆明起飞一个小时后,还向地面发来了一切正常、即将跨越横断山脉的电报,之后,就再也杳无音讯。

  后来查到,设在云南驿的导航台曾收到杨光浏最后一封电报,称之遇到恶劣天气,飞机被强气流往下压,正在打开舱门抛卸……电波戛然中断。

  另一封写自2004年的英文信上,则是这样说的:这架飞机是CNAC第一架装有高气压装置的飞机,当时他们出发时,昆明天气非常好,现在能确认飞机坠毁在怒江的东面,猜测飞机可能因高气压装置起火而爆炸。

  在资料研究长达7年以后,信息越来越精准。克莱恩准备来中国了。





  70多年前,EC60号飞机在这里毁于爆炸

  2011年9月16日,克莱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云南,他去当地找向导时,却被村民开价一百万的向导费吓跑了,几乎绝望时,克莱恩找到了迭戈。7年前,他们在AVG和CNAC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后,为了寻找60号飞机一直有邮件往来。

  在苍山无人区寻找一驾70年前的失事飞机,没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帮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迭戈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孙海波。但他一直在念叨:要是阿荣在,就更好了。

  克莱恩、迭戈、孙海波,本是天各一方的几个人,因为驼峰航线而迅速汇聚成了一股力量。这力量,也许依然微弱,但它确实在推动着驼峰历史上又一次悲壮的志愿者行动:没有设备,没有人员,没有官方支持,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深入无人区搜寻驼峰失事飞机——他们,除了自掏腰包,还冒着生命危险。

  迭戈说,据他所了解,在美国、印度、缅甸、中国,像这次这样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搜索行动,只有20世纪90年代在云南片马地区搜索过中航53号飞机。

  孙海波当然二话不说。他跑遍了苍山西面石门关附近的几个村子打探情况,不但自掏腰包去请了三位村民当向导,还找了四个既熟悉苍山地形、又英文流利的资深户外攀岩人士,协助克莱恩一起上山,其中,同为美国人的Adam,已在大理安家,在大理拥有一个户外攀岩俱乐部,非常熟悉苍山地形,而湖南人孙鳌,则是大理驼峰客栈的摄影师。

  第一次搜索,七个人进山两天后,因为山上暴雨不停,唯一一条进山的路可能因为河水涨满而趟不过去,搜索队不得不无功而返。

  此时的孙海波,继续泡在石门关的村子里和村民们聊天。这些平时可能在山上如履平地的山民们,完全搞不懂克莱恩所希望知道的经度、纬度之类的要求,孙海波就蹲在地上,用玉米棒、石块比划着和村民聊,收集到越来越多有用的信息。

  其中,查勇民给儿子讲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关于飞机的“鬼故事”,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这一点跟克莱恩的经验很吻合,他在印度找飞机时,也是听当地人说,看见过有尸骨残骸,骨头比当地人长得多——这是欧美人的典型体型。

  于是,克莱恩、迭戈、孙海波这三个彪形大汉就突兀的出现在查勇民家里。

  绕了一个大圈子,历史就在这个普通山民的家里,落下注脚。

  第二天,查勇民穿着从“街天”(当地赶集的日子)地摊上花49元买来的一套军绿色迷彩服,和亲家公、二儿子一起,带着搜索队员上山了。山上的某个石洞里,还藏着他几年前放在那里的被子呢,应该只用带些吃的东西就行了。

  第二次搜索,可能走得更远,待的时间更长,孙海波为第二次进山的搜索队,挑选了更得力的人员。随行的驼峰客栈摄影师兼翻译兼报务员孙鳌,更是备用了十几块电池,以及手摇发电机。

  但是,第二次进山的搜索队,在上山第三天以后,还是与地面失去联系了。

  苦等。

  焦灼的孙海波,带上驼峰客栈的工作人员和其它地面服务人员,专门爬到苍山的山神庙祭拜,祈祷搜索队平安归来。

  老人们说,苍山是有山神的。

  有神灵的苍山,会保佑这些为了人类的历史而生死度外的人们,平安归来。

  他们搜索的,不是遗失的飞机,而是遗忘的历史。

  他们坚守的,不是残缺的真相,而是稀缺的精神。

  在失去联系长达30多小时后,终于联系上搜索队,他们已到达失事地方,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已经嵌在岩石上的生铁。

  在这样的无人区,出现生铁,而且又经年累月地长到了石头里,这更加坚定了搜索队的判断:EC60号飞机可能是毁于爆炸,那么,现场应该不会残留大的飞机残骸,而以碎片为主。70年里,苍山经过地震和风化,这些碎片也许会嵌进石头里。

  但是,搜索队都是徒手上山,连上山的路,都是用砍刀走一步砍一步砍出来的,根本没有金属探测仪之类的设备,没有力量再继续挖掘。

  此时,他们用刀砍出来的路,也已走到了尽头,而且队员们因为攀爬悬崖峭壁、徒步穿过河谷溪流,已经个个伤痕累累,连常年泡在荒野的克莱恩,都险些失足。他们只好把徒手挖掘的东西,能带走的全带走,然后下山。

  这一次,他们经过了5天4夜。

  克莱恩说,村民的信息以及这次考察的结果,与他在美国和印度的研究全部符合,他能百分之百确定,这就是EC60号飞机的坠落点。



53号飞机

  53号飞机的故事

  其实,这是迭戈的家族,第二次参与在中国寻找中航的失事飞机。

  原来,早在70年前,当时还是中航飞行员的迭戈父亲,就在1944年,进入云南的片马地区搜索过中航的53号失事飞机,那也是一次私人行动。迭戈的父亲几乎死在那次搜索中。

  那是一次更艰辛的民间搜索行动。

  1943年3月11日,中航53号C-53型运输机和该公司另外3架运输机由昆明飞往印度汀江,53号机处于第三架的位置。在飞越横断山的途中,飞在最后面的运输机机长彼得,还为飞行中的53号飞机拍摄了一张照片。大约15分钟后,53号机失事。飞机坠落在位于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山脊附近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的丛林里。

  根据事后多次的空中观察,飞机机体基本完好,没有发生起火爆炸,这意味着机组人员有幸存的可能性。

  身为53号飞机机长杰米•福克斯童年时最好的朋友,也是飞行员的雷德•霍尔姆斯,为了寻找儿时伙伴的遗体来到中国,可惜当时失事地点是日占区,不能进入。

  1944年,中国夺回那片区域,雷德就又想办法去片马山区寻找好友的遗骸。那时,同在中航飞行的迭戈父亲——斯蒂芬•库赛克,正在休假,决定一起上山。另一位飞行员,弗莱茄·汉克斯(Fletcher Hanks)也加入搜寻。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只在空中知道片马方位的飞行员们,徒步进入到异国几乎荒无人烟的片马深山中,寻找儿时朋友的踪迹,其艰险难以想象。

  参与1997年的最后一次搜索并成功找到53号飞机残骸的戈叔亚,跟当年上山搜索的弗莱茄·汉克斯(Fletcher Hanks)一直来往密切,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并提供的长篇报告中的细节,转述了被弗莱茄•汉克斯定义为自己一生中“最悲壮”、“最悲惨”的冒险经历:

  当年那支民间搜索队,有包括迭戈父亲在内的三名美国飞行员,以及数十名中国士兵和民工。

  搜索队在片马的原始森林,与风雪、野兽、荆棘、缺氧、迷路、缺水和饥饿搏斗了9天9夜。最后,迭戈父亲得了急性疟疾,生命垂危,甚至队伍里面还发生了“未遂叛乱(实际上就是有些民工不愿意继续再找,中途打退堂鼓)”等一系列事件后,搜索队不得不无功而返。后来得知,当时距离53号坠机只有不到一英里的距离。

  这不到一英里的距离,在53年后,才走到。1997年,越境打猎的山民发现了一架飞机残骸,报告给官方,恰逢戈叔亚等人也正在为53号坠机进行新一轮的搜索。

  2007年,53号飞机已经被搬出了深山,并为这架迄今为止在驼峰航线上发现的最完整的坠机建立了“驼峰航线纪念馆”。

  面具之下,有人看到真相,有人看到伤痕

  此时,故事应该结束了吧。

  其实,故事到此时,才刚刚开始。

  第三次搜索,需要专业的探测设备和挖掘设备,以及更专业的勘探人员。这,已经超出了个人所能给予的力量。

  来不及喘息,大家商量后,分头行动。

  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迭戈来承担。他联系到詹姆斯•布朗远在美国的堂弟,因为需要征得家属的同意,才能开始挖掘工作。同时还在昆明筹备新闻发布会,争取官方支持,以促使专业设备和人员加入第三次搜索。

  刘小童则得到了中国话务员杨光浏的更多信息,得知当时另一个话务员唐先生——杨光浏最好的朋友,目前还在世,也许通过他,能找到杨光浏的亲属。

  历史,此时又一次戴上了同样的面具:官方总是在健忘,而民间总是在挽留。

  依靠个人之力,在艰难而顽强地抢救着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壮,他们是前赴后继的刘小童们、迭戈们、克莱恩们……也许最终他们的名字也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他们用一己之力所抢救的历史,无论是否会继续被新的一代人遗忘,都曾经存在过。

  今天,到底该怎样看待历史?

  昨天丢弃的,今天会有人捡起来。

  今天捡起来的,明天一定还会有人丢弃。

  历史,就这样在岁月里丢丢捡捡,拼拼凑凑,呈现给后人一张看似完整但破碎的面具。

  面具之下,有人看到真相,有人看到伤痕。

  克莱恩,抛家弃业用10年时间去捡起历史的碎片,却只发掘了500多架失事飞机中得19驾。迭戈,一个家族的两代人,上一代用鲜血去谱写,下一代用汗水去述说。刘小童,负债累累奔波7年写成的书,拿到的稿费,连还债都不够。

  ……

  记住历史,就必须正视伤痕。

  迭戈讲过一个例子: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一批CNAC飞行员被美国政府承认,在驼峰飞行50年之后,迭戈的父亲终于等来了美国空军颁发的勋章和证书。而他的叔叔,却至死都没有等来那一纸证书。

  一天,迭戈在昆明得知了自己的叔叔去世的消息。叔叔在那座飞虎队队员聚居的西班牙城堡里,与迭戈一家是邻居。1941年飞虎队在昆明首战成名那场空战,迭戈的叔叔就是参与的飞行员之一。那一天,叔叔驾驶了他的13号飞机,与他的队友一起,在空中第一次成功击败了日军。那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战,这一战,第一次给屡战屡败的中国人以希望,原来日军是可以被打败的。

  2009年,沿着史迪威公路从印度跑到中国的阿荣,在苍山失足遇难时,印度媒体做了大幅的报道,但是,迭戈参加过首次对日空战大捷的叔叔在西班牙去世时,在中国云南,却没有人理会,没有人记得他的贡献。

  迭戈很伤感,这更激发了他的使命感。他学习中文,写东西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给那些想知道的人。三年前,最后一个幸存的CNAC飞行员邀请他担任CNAC的亲善形象大使。尽管没有一分钱收入,但有超越工作以外的意义,他愿意花自己的钱去做这些事情。

  刘小童,用7年时间捡起来的历史写成了一本书,但未能发表的内容里,还有一段这样的——碎片或伤痕:

  中航有个官方数据:飞越“驼峰”的飞机平均寿命只有120多天。也就是说,平均只要连飞4个月,一架飞机就会在“驼峰”上消失。

  那些每天都在鬼门关前转来转去却幸存下来的英雄们,却并未能分享到胜利的果实。

  驼峰飞行记录达900多次的机长潘国定,曾是世界华人飞行圈子里的一号人物,“文革”前几年被停飞,当时40岁出头,正值飞行“黄金期”的他,只能看着曾在“驼峰”上空吹过的萨克斯管发呆。

  1967年的一天,上边突然又通知他,执行专机任务。听到又让他飞,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拎着飞行箱早早坐到飞机上等,结果冲过来一些人,说他是准备“驾机叛国”,一阵拳打脚踢,就给捆走了。

  这一去就是几年,谁都不知道他被弄到哪儿。到了1972年,才知道给弄到江西奉新,肋骨被打断三根……后来放出来了,回到北京,也总是往机场跑,坐在地上,就那么痴迷地看飞机起降,一坐就是半天……

  战时在香港,潘国定住的是别墅、开的是跑车,一个月工资是2000多美元。文革后的1979年,老人在美国的侄女回中国看他,只能在狭小的家中打地铺。

  想为当年的“飞虎队”建个博物馆

  如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尔哈特镇——53号机机长福克斯的家乡,已找不到福克斯的痕迹。作为独子的福克斯遇难后,这个家族就中断了。在他就读的学校,有块阵亡毕业生的纪念碑,上面没有福克斯的名字,因为他属于失踪人员。

  从1997年发现53号飞机残骸,到2007年为其建立博物馆,10年间,依然是那些看起来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们,在默默推着人们去关注这段历史,并最终如愿促使博物馆建立。

  迭戈就在此间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甚至在弗莱茄•汉克斯去世以后,也接过了他的接力棒。

  那之后,很多美国人怀疑被展览的那架飞机,并不是当初在片马山区找到的飞机。为了去证明这架飞机是真的,迭戈用上了大学时学习的声像计算机技能,这成了迭戈在中国5年来最幸福的时刻。接着,为了让这驾飞机被CNAC飞行员所承认和证明,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说服了尚且健在的CNAC“最伟大的运输机飞行员”陈文宽,在97岁高龄时,从美国来到中国,去云南片马亲眼证实博物馆展览的那架飞机。

  迭戈说,建立博物馆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是为了记录CNAC和驼峰航线最真实的历史。

  出于这个目的,迭戈一直在为另一个博物馆而奔波:“我有我爸爸、我叔叔他们这些最早的飞虎队成员的珍贵资料,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一个人来帮助,也没有选好地点。”

  这个梦想中的博物馆,关于那些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加入驼峰航线的人,有AVG(飞虎队)和CNAC飞行员,也有参与志愿飞行的其它别国人。这个博物馆,他想建在昆明。

  在中国昆明,他已经倾注了太多感情。

  迭戈珍藏了两张父亲的照片,一张是父亲刚刚加入驼峰飞行时在飞机前拍的照片,一张是抗战胜利后父亲在街头沸腾的人群里拍的照片——两张照片的拍摄地点,都在中国昆明。

  同“中毒”于驼峰飞行历史一样,迭戈承认自己也“中毒”于中国。在西班牙城堡里长大的他,从小的生活就非常中国化,因为家里,还有周围邻居家里,都是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物品。迭戈的妈妈,曾在台湾学习做中国菜,其他飞虎队员的妻子,也能做非常好吃的中国菜,所以,在那个飞虎队队员聚居的西班牙城堡里,其实像是一个中国城,每周要吃3-4次中国餐。

  迭戈说,妈妈做的春卷最好吃,来中国五年了,至今没有找到比妈妈做得更好吃的春卷。



  【延伸阅读】

  这是一位美国母亲,在1945年写下的诗,她的儿子约瑟夫•达纳韦与其它14人所在的B-25号飞机,于1945年7月4日坠毁于驼峰航线。(只翻译了一部分)

  我的儿子在哪里?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愿意付出我所有去知道。

  他是否带着满腔的使命长眠于地下?

  他是否伫立于和平的大地畅饮清泉?

  或者,

  他仍然是一个游子,穿行在驼峰的荒山丛林?

  哦,主啊!如果他那里,在那天堂般的地方。

  如果我可以只偷偷看一眼,看到他的笑脸。

  他如同天上的星星,悬挂在天际,

  现在是银色的,还是变成金色的呢?

  那天他走时,很快越过潮水的样子,还历历在眼前。

  他努力让自己面带笑容,让我试图隐藏的泪水如溃堤般涌出。

  他经常给我们来信。每一个字母都带着祝福。

  然而,

  那可怕的电报却到了,写着“你的儿子失踪了。”

  这是7月4日下午2时30分。

  ……

  (附注:1.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本文部分人名和地名,使用化名。2.大理驼峰客栈的工作人员丁丁、大神、孙鳌等,为此次采访提供了外文资料翻译服务。3.本文选用的所有老照片,均为西班牙人迭戈•库赛克提供。4.两次深入苍山搜索EC60飞机途中的照片,均为随队摄影师孙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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