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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记者黄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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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9-2009 10:27:1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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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2008, 年度记者, 黄玉浩

2008,年度记者黄玉浩

张耀杰

年末岁初,大陆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半真半假地总结自己的年度成绩和年度人物,对于如此这般的无聊事体,本人一向不予理睬。只是由于今天在自己的网络博客中张贴《吃信访饭的冷血官僚张严》一文,忽然联想到了黄玉浩发表在《新京报》2008年12月8日的深度报道《山东新泰多名欲进京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连同于建嵘教授给出的评语:“2008年最重要的新闻报道不是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而是山东新泰的送上访者进精神病院。因为前者揭露的只是食品产业链的败坏,后者揭露的却是整个社会生态链特别是政治生态链的败坏。(大意)”

于建嵘教授的评语,让我想出了本文的标题:2008,年度记者黄玉浩。

初识黄玉浩

我与黄玉浩只见过一次面,时间是2008年7月29日下午,是我主动约他和另一位记者朋友谭翊飞见面聊天的。印象中觉得他的赴约有些勉强。

这一点我很是理解。因为他确实很忙,也因为我当时对于他完全是个陌生人。尽管他在安徽阜阳整整22天的采访经历,以及他2008年6月23日发表的深度报道《新京报对话阜阳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对于我来说已经烂熟于心。

作为一名民间维权者,几年来经常有或陌生或熟悉的信访人约我见面,陌生的我要了解相关情况才会见面,熟悉的能拒绝我就一概拒绝。因为我为信访人服务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更多的时候还要情不自禁地倒贴钱。作为个人,我没有能力也没义务为同一个人两次或多次提供义务服务,除非对方的个案具有足够的典型价值。

我约黄玉浩和谭翊飞见面聊天,是为了印证自己第一次赴安徽阜阳调查的初步印象。印证的结果是我们三个人对于安徽阜阳的黑社会官场的认知基本一致。只是为了不给这两位相对年轻的优秀调查记者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在接下来写作的《大/陆官/场黑社/会——安徽/阜/阳黑/恶传奇》一书中,我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权钉子户”只是引用了他们两个人公开刊登的相关文字。这其中最为真实也最为感人的,是黄玉浩发表在《新京报》2008年7月5日的《采访“白宫”的22天》。

据黄玉浩笔下的“当地朋友”张俊源介绍,黄玉浩在采访“白宫”的22天里,所遭遇的不仅仅是恐怖跟踪,另外还有金钱贿赂:黄玉浩在直接给张治安发去要求当面采访的手机短信后,跟随张治安整整10年的贴身秘书,于2008年5月19日晚上约见黄玉浩。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豪爽的北方人”,两个人在酒桌上各自喝了一瓶当地产的46度白酒“金种子”。随后,在中京大酒店五楼的8510房间,这名秘书带领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北京企业家送来5万元现金,连同隐藏杀机的死亡威胁。黄玉浩坚决予以拒绝,并于第二天完成采访后匆匆退房。《南方都市报》的调查记者鲍小东,也曾经有过类似经历。

向黄玉浩致敬

《新京报》2008年12月8日的深度报道《山东新泰多名欲进京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是黄玉浩最具新闻震撼力也最具政治风险的成名之作。这篇文章的大概内容是:57岁的新泰农民孙法武因镇上长期开采煤矿导致地面塌陷庄稼没法种,房屋也出现斑裂,经多次和镇政府交涉未果就进京上访,于10月19日早8时许在泰安长途汽车站被抓,送进新泰精神病院。根据因上访被宣布为精神病的84岁的时亨生统计,这样的情况在该院还有18个,他们都称自己没有精神病,也没得到任何医疗机构鉴定,但镇政府宣布他们就是有精神病,上访就是精神病,并强行喂药打针,或被殴打。孙法武的母亲病逝前想念儿子,请求放他出去见最后一面,却遭到拒绝。后因孙妻向干部下跪,加上老孙按照要求写下了“我有精神病,以后再不上访”的保证书,才得以走出精神病院,但是,孙母这时候已经去世,没有能够见儿子最后一面。

黄玉浩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连岳给出的评语是:“今天新京报的这篇上访者被强送精神病院,证明打压媒体基本上无效。我认为这新闻的重要性不亚于孙志刚事件,它展示了更为荒谬冷血的一面。……新京报的这新闻在于告诉读者,精神病院在中国,可能正在成为政府的暴力机器;而政府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正在把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

潘采夫给出的评语是:“12月8日见报这篇深度报道,令我对新京报的把关人肃然起敬。这不仅是中国媒体今年最杰出深度报道,而且必将留在中国新闻史中,其意义不下于孙志刚被殴打致死报道。尤其在万马齐喑的媒体环境中,能出现这篇报道,堪称石破天惊。此篇报道作者为记者黄玉浩,一位一心要写出大报道,成为名记者的新人记者,正走在成为大记者的大道上。”

十年砍柴给出的评语是:“向《新京报》及黄玉浩记者致敬,这篇报道的影响将不亚于《孙志刚之死》。那些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强行关进疯人院的访民,如果说他们有病,那得的也是‘愚病’,他们真以为皇帝圣明地方官奸恶,真以为循进京告状的传统路数能寻求到正义。”

司徒北辰在他的天涯博客中写道:“依照中国的政治逻辑,这桩被曝光的丑闻肯定会引起中南海重视。与罗昌平湖南嘉禾拆迁案、刘炳路保定定州血案的报道一样,此报道也将写入光荣的新京报报史,尽管它照样不会被官方的中国新闻奖所承认——还是让官方的新闻大奖统统见鬼去吧,只要中国媒体的使命仍被某些势力扼杀在牢笼里一天。新京报每年能拿出一篇类似报道,就足以抵消我们对其平时的种种苛责和不满。真的不要再骂他们了,说再也不看某某报了——包括南方周末,即使再委曲求全,南方报业骨子里的气质也让其它很多风花雪月的媒体远远难以望其项背。……为此向承受了巨大压力的王跃春总编辑、戴自更社长等致敬,更要向写这篇报道的黄玉浩、摄影张涛,以及深度报道部主编刘炳路致以深深的敬意,是他们集体捍卫了中国媒体人的尊严,更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

在司徒北辰的天涯博客后面,另有一位《新京报》记者的的匿名跟贴:“昨天也看到这篇文章,猛然间觉得报纸又活过来了;等到晚上被毙了稿,开始觉得白天的想法是错觉;对自己供职的这个报纸,感觉其实也很复杂:有时候自豪,有时候沮丧;有时候积极,有时候倦怠;有时候爱,有时候哀。但是。她成长的日子里,也揉着我们的青春年华啊。”

在好评如潮的同时,自然有政府当局的疯狂反扑。新泰信访局的回应是,《新京报》纯属造谣:“今天,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在内的多家网站,转载了一篇来自《新京报》的文章,文章说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多名进京上访者,被当地政府强制送往精神病院收治。齐鲁电视台的记者今天专门就此事电话采访了此次事件的当事者—新泰市信访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他们口中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网上转载的这些报道,但绝对与事实不符。’(电话采访)新泰市信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存在,政府这种行为不可能存在,先有精神病,我们才把它们送到精神病院的,他们都是常年上访的,精神偏执,我们正在和有关媒体对接,越解释越不清楚,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些小媒体记者向我们施压,在了解很少的情况下,不符合实际就采访,报道的太偏了。’”

据知情人透露,山东方面把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当事人秘密关押,国家信访局方面向最高当局控告这是一篇给海外反华势力提供人权伪证的假新闻。只是慑于网络民意过于强大,中X部才不得不承认黄玉浩的深度报道符合事实。

安徽泗县的穷孩子

通过网络搜索,看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网记者邢杰冉、燕少行采访黄玉浩的文章《“闯”出来的黄玉浩》,其中的相关介绍,与黄玉浩曾经当面向我提供的自我介绍基本一致,摘录如下:

黄玉浩,我校03级新闻传播学院学生,《记者观察》杂志社的正式记者,他是03级新闻专业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别人玩的时候我在学习,别人学习时我在实践,别人实践时我已经有了实践的成果。”

黄玉浩来自安徽省泗县,他说:“我家里穷,没钱供我上大学。我只在大学入学时从家里带走了一万块钱,还是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从大一开始我就开始打工,基本上什幺都干过。我卖过电话卡,手机卡,还发过传单……还跟几个同学一块成立过一个广告公司,为商家设计传单。再加上学校的助学贷款,基本能解决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面对“我看了许多你的文章,大多是揭黑的负面报道,不怕有危险吗?”的记者提问,黄玉浩回答说:“确实有很多危险,我选择的这条路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是我一直奉行一句话‘胆大心细不要脸’,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新闻。而且采访不是英雄行为,一定要有周密的准备,预想到突发事件与应急措施。”

黄玉浩的女朋友补充说:“他不是胆大心细不要脸,是胆大心细不要命。上次去采访山西黑煤窑,怎么都联系不到他,我都快急疯了,心想:这下完了!”

2008年的大陆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好报刊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敢于说真话的好报人,也同样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里,80后的黄玉浩,创造了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所有中国良心记者的职业辉煌。

作为一名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和朋友,我是宁愿黄玉浩“胆大心细不要脸”而不要“胆大心细不要命”的。真诚祝福黄玉浩在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中一路好走!!

2009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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